湖北黄州文革往事[31-40]

文革往事（三十一）

新华工：全称为新华工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红色造反司令部。华工的全称是华中工学院。1967年1月21日成立，主要领导人有张立国、聂年生、郭保安等。

张立国：1945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曾任新华工副司令。他不是新华工的一号人物，可他在1967年底出任新华工革委会主任，继而出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团湖北省委副书记，省农办副主任。这里面有一个“郭聂之争，张三上台”的笑话。原来早在67年1月新华工红色造反司令部成立时，原来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华工革命造反司令部，因人数之优（在华工学生中占90%以上），因而，除一号头头郭保安任新华工司令之外，还安排了最后一个副司令，这就是张立国。新华工另一个造反派组织红反团虽然人数很少，仅192人，但因其成员造反早，在武汉市影响大，故其头头聂年生被推为新华工第一副司令。到了1967年冬，新华工成立革委会时，革委会主任之争就成了郭聂之争，其他人都不敢出面相争，郭保安的拥护者写出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坚决拥护郭保安当革委会主任！而红反团的人自然也不示弱，虽然人数少，但活动能力强，且当时红反团的人回班后大都是系里或班上的头头，都另有一批拥护者。于是也相应的写出了不少的大字报和大标语：坚决拥护聂年生当革委会主任！而当时原红反团武装部长吴国芳手下还有一个外围组织——新华工红色暴动营，主要是华工附中的学生。虽然“营”比“团”小，但他们的人数却有好几百人，比整个红反团的人还要多，特别是拥有据说是可以装备一个团的武器。他们每天开着几部吉普车，全副武装地在华工校园游行支持聂年生。每辆车都敞开车盖，站着几个学生，腰插手枪，身上挎着冲锋枪，手上端着轻机枪，不时地对着天上打出一梭子弹。声势更为浩大的就是“钢工总”和“钢九一三”的工人，每天安排几个厂的工人，开上几十辆汽车，满载工人在新华工校园内游行，坚决支持聂年生当革委会主任。就这样双方相持不下。这时，司令部的宣传部长、原红反团的柳书论找到了郭保安原来的女秘书，以她当秘书的亲身经历写出了一张大字报：郭保安是一个大流氓！此大字报一出，原来支持郭保安当革委会主任的都改调了，改为：坚决不同意聂年生当革委会主任。在这种情况下，张立国积极争取郭保安这一边的人支持他。因为原来是同一个组织的，郭上不了，自然就改为支持张了。而同时又积极拉拢柳书论等红反团的人，表示如他当上主任，一定会站在红反团这一边。对此，聂年生、赵延昌等是坚决反对的，甚至还提出张立国比郭保安更坏。但由于红反团内的多数人都认为，既然聂年生上不去，不如就让张立国当算了，聂年生因涉及自己，也就不好多说了。于是张立国就这样当上了新华工革委会主任。而在成立省革委会时，就顺理成章地成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后来，新华工的人就都把此事称之为“郭聂相争，张三上台”。

张立国当了省革委会副主任后，直到76年为止，没有和武汉地区的造反派有过来往，更不用说组织什么活动了。76年底，他被隔离审查，77年11月28号批捕。1982年被判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 张立国出狱后，省里先是把他分配到随县（现为随州市）的湖北齿轮厂工作，张立国去了几天就回到了武汉，向省委提出要去武汉柴油机厂，因为文革中张体学（文革前为湖北省省长、代理省委第一书记，文革中为省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湖北省委书记）曾批示将张立国借调到武汉柴油机厂去拿工资。但是武柴不愿接受张立国，说张立国的关系当时并没调到厂里。湖北齿轮厂也提出张立国原来的关系在省农办，不愿接这个包袱。省农办也不愿接受，说省农办没有张立国的档案。省里又将张立国安排到武汉市的一个工厂，张立国不愿意去。他写了个报告给省里，表示要自谋生路，不找省委麻烦。后来张立国在长江大桥武昌桥头下边卖衣服，后来据说赚了些钱，生活过得比较好。

聂年生：1943 年生，湖南岳阳人，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工第一副司令，他所组织的红反团是新华工造反派中的最老团队，一百多人，能量很大，他本人也是武汉地区造反派的中坚人物。曾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68年底毕业分配到湖北恩施来凤县，1973年在张体学的关照下，调回武汉无线电元件厂，1974年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他从73年到76年一直在为武汉的造反派翻案，参加了反潮流，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活动。1976 年底被关押，4 年后释放回厂，1993 年死于脑溢血。

郭保安：1944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华工司令、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分配到河南，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留党察看二年，后成为一个大企业的厂长和总工程师，现退休。  

王富山：1942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红司新华工勤务组三号勤务员、华中工学院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分配到新疆塔城。

新华工中红反团四大金刚：赵延昌（69年办学习班时跳楼身亡）、柳书论、吴国芳、贺光宇（文革前是大三学生与赵、吴是同班同学。现在著有回忆录）。

文革中华中工学院出了个名人叫鲁礼安。因为他，搅得湖北多少人不得安宁。

鲁礼安：1946年生，华中工学院学生，文革中为新华工一个叫敢死队的组织头头。从67年开始，他对文革的思考超出了一般人的范围。于是，他组织成立了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联络站（简称“决派”）”等组织，并办了一个名叫“扬子江评论”的刊物。这个组织只有25人参加。但因其观点过于激进，被当时的曾刘首长当成反革命组织镇压。1968年5月，在黄石铁山被黄石新派的人抓住，后交给新华工，最后转武汉警备司令部关押。1968年9月正式逮捕。当年文革时期湖北和武汉地区因“北决杨”大冤案而受牵连的人数以万计。1979年10月，中共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经省委批复同意的《关于处理“北、决、扬”一案的请示报告》指出，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因此，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予起诉，先后释放。出狱后，鲁礼安曾顶父亲职到湖北阳逻船厂工作，八十年代末进入外商公司，九十年代开始写作《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2006年4月留下遗书，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

“北、决、扬”的第二号人物冯天艾，第三号人物程林，骆益鸣等人现状不详。

文革往事（三十二）

新华农：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新华农总部，华农是华中农学院。简称“新华农”，与新华工、新湖大一起被中央指名为“三新”。主要领导人高玉泽、魏梅森等。

高玉泽：1945年生，华中农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华农东方红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中共九大代表、共青团湖北省委副书记，文革后判刑5年。

新湖大：全称为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湖大是湖北大学的简称。当年的湖北大学不是现在的湖北大学，是现在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简称“新湖大”。主要领导人龙铭鑫、彭勋、梅子惠、张维荣、谢邦柱等。

龙铭鑫：1942年生，湖北大学“新湖大”（新湖大革命造反临时委员会）负责人，湖北大学革委会主任，中共党员 ，68年曾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

彭勋，1934年生，“文革”前为中共党员，湖北大学政治系教师，“文革”中为新湖大宣传部长，“文革”后被开除党籍；

梅子惠：1946年出生，湖北大学学生，文革中为新湖大“红八月”一号勤务员，湖北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后分到英山工作。

谢邦柱：1945年生，湖北大学学生，文革中为新湖大临委会常委、湖北大学革委会副主任。

张维荣：文革前为湖北大学教师，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湖大勤务组成员之一、武汉市革委会常委，1974年后精神失常，于1984年在珠江溺水身亡

工造总司：全称是毛泽东思想红色造反者武汉地区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后称“武汉地区工人造反总司令部”， 简称“工造总司”，与“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共同组成新派。1966年12月8日成立。工造总司勤务组有吴焱金、戴鹏、王明扬、王锦铭、胡重远、潘宏斌、阎志斌、彭祖龙、郑兆鳌等人。
    武汉市的五大城区都设有“工造总司”的司令部。江岸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胡国文（武汉市邮政局），江汉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为陈以荣（武汉市物资局）、二号头头是周德刚、硚口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是欧阳东（湖北省水利厅修理厂），汉阳区司令部的头头是一位女的，武昌区司令部的一号头头叫毛志龙（武汉胶管厂）。
   工造总司下面有个组织叫“工造铁军”，主要担负保卫任务。由胜阳餐馆工人熊官清任一号头头，铁军的政委由勤务组成员、工造总司宣传部长彭祖龙兼任。  

吴焱金：194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革命委员会主任、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曾参加69年的反复旧，74年的反潮流，76年的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1月被隔离审查。1977年6月在隔离审查时跳楼致残，1983年1月被判刑8年。宣判后，因考虑伤残，提前两年保外就医。84年9月，又因保外就医期间不服判决再次收监，85年3月13日刑满释放。

吴炎金的妻子胡瑞玲：1944 年生，武汉市工艺美术学校1966 届毕业生，文革中为中学红联新美校革司勤务组 成员。1968 年秋毕业分配到武汉市美术设计公司任设计员，1969 年元月与吴焱金结婚。1993 年6 月患抑郁症自杀身亡。　　

吴炎金出狱后由于身残病重，丧失了劳动能力，为了生存，只得到老部下、老熟人那里去打工。先后当过民营企业的秘书、出纳、会计，每月最高拿到过100元工资。
    1988年，吴成立了民办科研机构武汉市金鹰电子机械研究所，土法上马生产热敏电阻，因产品无销路，研究所不得不接受破产的命运。

研究所办垮后，吴炎金与没有分文收入的八旬老母住在一起，相依为命，在家门口摆起台球桌，苦度余生。
    原造反派顾建棠、胡国基等人从2001年开始与省委交涉“两案”人员(两案指林彪、江青两个案件)的生活费用问题，到04年底由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从2005年起，解决湖北武汉部分“两案”人员“养老生活费”。至此，吴炎金开始有了生活费来源。现今吴炎金也时常写有文革的回忆文章在网上发表。由其口述，钟逸整理的《四十三年 望中犹记》已经出版。

戴鹏：1940年生，文革前为市物资局人民仓库会计、共青团员，1966年12月参加工造，为工造总司二号勤务员，1967年6月10日被绑架，6月12日被百万雄师关押时致死。

王明扬：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肉类联合加工厂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员兼联络部副部长，1967年6月24日在百万雄师攻打工造总司司令部时身亡。

王锦铭：武汉低压锅炉厂工人，文革中任工造总司勤务组成员兼联络部长。

胡重远：1935年生，武汉市江岸区邮局工人，文革初为工造总司勤务组勤务员，1967年4月，带领六七万人成立新工造总司，并加入百万雄师联络站，自此脱离造反派。七二○后被批斗，仍回原单位当工人，直至病逝。

潘宏斌：193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市第六紧固件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77年起被关押5年，后免予起诉，2002年病逝。

阎志斌：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胶管厂技术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保卫部长，六二四血案中负伤，文革后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九十年代当选为武昌区人民代表。

彭祖龙：1937年生，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组宣传部长、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彭祖龙出狱后，凭借其化工技术，拿到了工程师职称，在武汉市科委编外的一个部门里办搜集科技情报的杂志。以后又跑遍湖北农村去支援乡镇企业，以此糊口。1987年彭祖龙办起了民办科研所，后来发展为公司，并以此为平台开始了他的小康之路。他跑到内蒙古,找到时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王群（湖北新洲人，1926年生，新四军老战士，1978年至1987年曾任武汉市委书记），王群帮助彭祖龙在内蒙古打开了产品的销路，彭祖龙由此成为企业家。 他著有《撒向人间都是怨武汉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史 纲要实录》等文章在网上发表。

周德刚：1942年生，武汉电机厂工人，文革中参加工造总司，任江汉区司令部的二号头头，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后为个体企业家。

龙梅生：1940年生，武汉胶管厂锅炉工，后调武汉染料厂当工人，文革中任工造总司政参部长、工造总司驻北京联络站站长、新生《湖北日报》总编辑，“杜则进”写作小组组长兼主笔。文革后因组织“杜则进”写作小组问题被判劳教3年，八十年代因患胃癌去世。

黄友堂：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三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国棉三厂头头，厂革命委员会常委，文革后被判刑6年。

陈大华：1942年生，文革前为武汉汽车配件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新汽配联司”头头，文革后被判刑15年。

孙建春：1941年生，文革前为省水利厅机械厂工人，工造总司政参部工作人员，1986年因加入东湖智力开发公司，被以“诈骗罪”判刑6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2005年因肝癌去世。

林子忠：1941年生，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武昌造船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三年。1986年以“诈骗罪”判刑5年，1992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予以平反。

工造总司还有一个女的，后来出名成了中央候补委员。她叫谢望春。她并不是造反派头头，而是一个普通工人。把她选成中央候补委员完全是文革的杰作。

1930年出生的谢望春，女，童工出身。她1946年从汉川农村来到汉口，在国民党的被服厂做军衣，1949年4月到申新纱厂（解放后改为武汉国棉三厂）细纱车间做挡车工。谢望春没有读过书，解放后扫盲读过夜校，认得一些字。谢望春1957年入党，一直在车间当工人。曾被武汉国棉三厂推荐，当选为市劳动模范。文革中，一些学生到工厂串联，她参加了造反派组织工造总司。

因参加了造反派，1968年被选派参加北京国庆观礼。据谢望春回忆：“我当上九大代表以后，原来军代表打算让百万雄师成员、国棉一厂的女工陈爱娥当中央委员，没料到陈爱娥的名字上了九大主席团名单以后，武汉造反派搞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复旧’运动，陈爱娥的代表身份被质疑。如果选陈爱娥当中央委员，武汉造反派肯定会继续闹事。这样才有夏邦银和我当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夏邦银后来告诉我，他和王屏参加了九大小范围的会议，毛泽东问朱鸿霞为什么没来，曾思玉说，朱鸿霞不是党员。毛泽东说：你们要照顾一下。张春桥说，要是我就会选王屏当中央委员。” 九大代表沈复礼多次对人讲过：群众组织的九大中央委员，曾、刘起先只推荐了董明会一位候选人，沈复礼联合了湖北的几位九大代表向中央反映，沈复礼等人在会上的“造反”，使出席九大的湖北代表团不得不补上夏邦银，为了平衡武汉的钢、新两派，又补上了谢望春。
    谢望春被军代表指定当选为中共九大代表后，在小组讨论中，张体学问谢望春多大年龄，谢望春回答说自己已经39岁，又没有文化，中央委员应该选有文化、有贡献的。谢望春说，后来九大主席团出简报还表扬了我，说我很谦虚。周总理当着我的面要曾思玉、刘丰、张体学等对我多关心、多帮助。

谢望春，女，1930年生，“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三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普通成员，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妇联副主任、武汉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

文革往事（三十三）
  
武汉地区还有一些造反派组织，比较有名的几个:

新一冶：全称为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简称新一冶。主要头头有曹承义、于湛东、桂大庆、杨连洲、徐正全、谢建生、徐彪、黄家祥等人。

曹承义：1937年生，1955年毕业于武昌钢铁工业学校，毕业后先后在鞍山钢铁公司、酒泉钢铁公司、洛阳冶金建设公司、武汉钢铁公司工作，64年调入第一冶金建设公司施工处任技术员。文革中为“新一冶”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命委员会委员、武汉市工代会常委、湖北省总工会委员。曹承义是武汉市“文革”风云人物之一。经历过很多重大事件。“文革”结束后被捕，1981年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曹承义出狱后从摆地摊开始，生意逐渐做大。现在深圳居住。曹承义回顾“文革”经历，写出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后经钟逸整理，自费印行了《悲欣交集话文革》一书，分赠亲友和“文革”研究学者。

于湛东：一冶房产处工程队工人，新一冶总部二号头头。

徐正全：1946年生。四川遂宁人。1959年进技校学习，61年参加工作。64年9月到一冶重庆工地工作，65年底调到武汉。文革中先加入工总造反，66年还去北京告状。他组织成立了一冶工安公司毛泽东思想野战兵团，后合并到新一冶，徐是新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一号头头，后任一冶工业安装公司革委会主任。在7.20事件后，他所在的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造反派打死了一个名叫王荣炎的百万雄师成员，因此事牵连，徐正全于68年12月进学习班审查，70年2月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72年改判无期。80年改判12年，从改判之日算起，经过减刑，1989年10月释放。释放后在武汉牢友开的机械厂里做事，92年结婚。后又到朋友开的宾馆当老总。他著有《雪地足迹 一个文革死刑犯的人生记忆》。

黄家祥：一冶筑炉公司工人，红学员的头头

徐彪：一冶特种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

谢建生：一冶机装公司工人，红卫军头头。



三司革联：全称三司革命造反联络站，简称“三司革联”，从偏向保守派的学生组织“三司”分化出来， 1967年4月5日成立。与“三钢”“三新”等组织结成联盟。7.20事件前也是为工总翻案的主力。主要领导人谢华之、雪湘明、徐筱芳、雷庆元等。

雪湘明：武汉师范学院中文系学生，三司革联负责人，武汉革委会常委。68年后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毕业分配到湖北谷城石花高中当教师。76年后，被隔离审查。80年后到武汉第二聋哑学校任美术教师。有一篇报告文学《太阳为证——记武汉第二聋哑学校教师雪湘明》中写了他的坎坷经历。

谢华之：1947年生，武汉大学外语系学生，文革中任三司革联负责人，武汉大学革委会常委，省革委会常委。

徐筱芳：文革前为武汉医学院学生，文革中为三司革联勤务组成员，中共党员，武汉市革委会委员，1977年在隔离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还有几个单位的造反派组织，不一一列举。

长办联司：武汉有一个中央级单位是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为长办，长办里成立的造反派就叫长办联司，其负责人顾建棠、郑兆鳌、严常

顾建棠：1932年生，文革前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中共党员，文革中为“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常委，1983年被判刑 7年。出狱后自谋生路，01年开始为养老金之事曾反复找省委申诉，最后于04年底由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一共解决了几十名“两案”人员的养老金问题。其妻子梁丹心是武汉协和医院医生，夫妻两人还于1991年申请了人造皮肤的专利。

郑兆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行政处汽车队实习司机，文革中为长办联司勤务组成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

严常：1939年生， 文革前为长江工程大学学生、共青团员， 文革中为长办联司勤务组成员、长办革命委员会常委， 文革后被判刑7年， 1968年被省委以 “诈骗罪” 判刑6年， 1992 年省高级人民法院撤销判决、 予以平反。2005年因肝癌去世。

傅廉：1928年生，文革前为湖北省航运管理局科长、中共党员，文革中为省”交通联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省交通厅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文革后被判刑四年。

刘祖平：1934年生，文革前为武汉铁路公安处预审员、党员，文革中参加“公安联司”，任武汉铁路公安处革命领导小组成员，文革后被判刑4年。

要想把武汉、黄州的两派组织的头头都写出来，实在是太难了。年代久远，仅凭记忆恐怕有偏差。想上网搜，有些人根本没有留下任何记录。特别是黄州这个小地方的人，我所知道的两派头头胡学界、王思泰、张开厂、邓振武还有地委、行署的领导石川、武英才、蔡群、萧良凯、邹一清等，都在网上查不到记录，在黄冈各单位的历史上也没有留下痕迹，如黄州中学，黄冈中学等学校在网上公布的校史中，对两派组织的人物以及事件一点记录都没有，这种无视历史的做法只会让历史变得苍白。我在写武汉两派头头的近况时，参考了网上的很多武汉当事人的回忆文章。很可惜，我们黄州的此类文章很少。当年的风流人物现在也都七八十岁了，如果没有人写的话，再往后就无人知晓了。

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我接触到很多熟悉的人名，如曾在湖北武汉任职的领导人曾思玉（曾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湖北省第一任革委会主任）、方铭（十五军军长、武汉市第一任革委会主任）、张体学、任爱生、刘真、张华、王群、李迎希、张广才、赵修、赵辛初、王克文、宋侃夫、刘惠农、邓垦（邓小平的同父异母弟弟，曾任武汉市副市长）、梁仁魁、赵兰田、王步青、张纯青、孟夫唐、姜一、陈丕显、饶兴礼、丁凤英等，如武汉地区的派性头头吴恒春、王军、李莉、徐鸿彩、李乾、徐筱芳、二.八声明的起草者雷志茂、工总的创始人之一的李承弘等，如北京的五大造反派领袖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等，如北京南下湖北把湖北弄的一团乱的赵桂林等，太多太多，实在是无能为力把他们一一诉述。

文革往事（三十四）(2013-01-26 20:51:23)

不过，与湖北有关的人有两个还是值得一书的。第一个是一个笑话。据说是在我党的历史中，只有两个人在选举中央委员时得过全票，一个是毛，另一个就是湖北大名鼎鼎的饶兴礼。

饶兴礼，1925年生，湖北黄冈浠水县望城人，中共党员。1952年春，他带头组织本地12户农民成立湖北省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饶兴礼农业生产合作社，1952年4月19日，参加我国农民访苏代表团到苏联访问学习。1955年为纪念苏联十月革命，把他的合作社更名为十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公社化后，为十月大队。浠水十月大队是闻名全国的农业先进典型。1975年我在插队下放时，也去过十月大队参观，十月离县城很近，步行即可到达。当时给我的感觉确实不错，我当时还想，如果全国的农村都建成像十月那样的，社会主义也就建成了。后来才知道，浠水是尽全县之力来帮十月大队，那当然不一般了。饶兴礼1955年获全国农业劳动模范称号，1966年1月至1972年11月任省贫协会副主席，68年初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贫协会主席、党组书记，中共湖北省浠水县委第一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常委，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2000年去世。他在文革中没有参加造反派。

在九大中央全会进行选举的时候，中央委员中出现了两个全票当选的人，一个是毛泽东，另一个是饶兴礼，引起中央委员大哗，不少人把此事当作笑谈。原来饶兴礼和毛泽东一样自己投了自己一票。实际上他确实是搞不清楚，并不是有意而为之。不过，也给中国政坛留下个先例，为什么不能自己投自己一票？

另一个人叫周泉缨。他因是毛泽东点过名的“理论家”而闻名全国。他是清华大学动力农机系66届的毕业生。“文化大革命”中是清华井冈山兵团内与蒯大富的“团派”对立的“四一四”派的总部委员，是一个智囊人物。当年清华井冈山的头头蒯大富领头造反，后来井冈山兵团分裂成“团”派和“四”派。“四”派因成立之日是67年4月14日而命名为“四一四”，简称“四”派。已退的胡哥当年也是“四”派的成员，只是没有当头罢了。

周泉缨在文革中最具震撼力的行动主要有两件事，第一是在1967年8月发表《四一四思潮必胜》一文，可谓是轰动全国、震惊朝野。“必胜”一文以文革前的17年历史来怀疑文革的正确性，提出了“无产阶级（当时指清华大学的团派）只能打天下，不能坐天下”的观点。第二则是1967年9月14日和9月17日，贴出《炮打陈伯达之一》和《炮打陈伯达之二》两张大字报，名义上炮打陈伯达，其攻击的真正目标乃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江青。随即被投进监狱关押整整一年。是毛泽东的一席话把他放出来。毛在1968年7月28日召见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韩爱晶、聂元梓、谭厚兰、王大宾、蒯大富时谈及周泉缨和他的文章《四一四思潮必胜》，毛泽东说：“你们这五大将我们都是护你们的，包括蒯大富骂你们黑手的，我也是偏向你们这一边，你们回去一讲，我们有偏向，井冈山四一四兵团，就会对我有意见。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嘛？”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温玉成立即起身，打电话叫卫戍区把周泉缨放出来。

周于68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成安县农机厂当工人。1977年7月，因为在北京张贴《论资产阶级就在共产党内》等大字报再次坐牢。两年半后被释放。后来在胡耀邦之子胡德平的支持下，周泉缨得以入党、提干，先当农机厂的厂长，再当成安县经委副主任。他本来与湖北一点关系都没有，都是胡德平惹的祸。1984年初，胡耀邦让他的长子，时任中央统战部港澳台事务局局长，同时在中央整党领导小组任职的胡德平到湖北来搞改革试点。在胡德平的倡导和支持下，1984年6月，经国务院批准，武汉108所大专院校联合组建中国东湖智力开发有限公司（简称“东湖公司”）。由那时的湖北省长黄知真兼公司董事长，武汉水利电力学院教授叶念国是不脱产的总司理。公司冠名中有“中国”字样，并获得国务院批准，是很不简单的，目的是以东湖周边的众多高等院校为基础，搞出适用的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逐渐搞成科、工、贸同步成长的改革型实业公司。这实际上就是现在的光谷之初机。为此，胡德平专门找到他的老朋友周泉缨来出任常务副总经理。负责人事、财务和对外联络。

周因此和湖北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东湖”公司的创办过程中录用了一批原来的造反派，其中有一个子公司名叫“山友实业公司”，主要由武汉的造反派人物领头。湖北省委关广富注意到这个“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开始搜集材料，整这些造反派。先是把杨道远抓了，1985年，杨道远被捕后，《长江日报》和《武汉晚报》整版发表揭批杨道远的长文《秋后蚂蚱的最后一跳》，文中写道：“造反派在政治上被打垮了，就想在经济上捞一把，这是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

杨道远因为三万元的小费判了十五年，和现在的腐败案动则上亿元来说，当年确实有点小题大作了，可是谁让他是政治敌人呢？湖北省委组织一百多人组成的专案组进驻东湖公司查账。当时的说法是”山友，山友，梁山上的朋友，造反派上梁山了，不整不行了”。把山友公司的头头孙建春、严常、林子忠、陈实等人逮捕，先后判刑（后由湖北高院平反）。周泉缨当时没查出经济问题，但作为政治问题被撤职，调离湖北。1989年胡耀邦去世后，又开始查周泉缨，终于在东湖公司案里查出了四万五千元钱的问题，再次由湖北省委开除周的党籍和公职，他成为了一个社会游民。

    这个周泉缨在理论探索和反思文革上是非常执着的。由于被毛泽东称为“理论家”，他自认为自己确实是块搞理论研究的料，几十年来，他不论在逆境下还是在顺境下，都痴情地执着地进行理论思索和探求关于文革的问题。1997年，他自称在佛祖“缘起说”思想启迪下，顿悟创生了“统一论哲学”和“阶级合作理论”。2005年发表专著《现代佛学（统一论哲学）》。他还在香港出版了好几本关于文革的专著。他在自己的名片上印有三个自封的头衔：佛学家、哲学家、政治理论家，这最后一个他认为是毛封的，而且中国只此一人。可谓中国之怪人也。　

文革往事（三十五） (2013-01-28 19:20:17)
  
1967年10月10日，周恩来陪同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到武汉访问之后回北京前，在王家墩机场与武汉地区的军队干部与群众组织负责人进行了两个小时的座谈，会后在机场合影留念。（括号内为其身份或所属群众组织）　　前排左起：曾思玉（武汉军区司令员）、龙铭鑫（新湖大）、邓金福（钢九一三）、李想玉（钢九一三）、郑军（省直红司）、徐筱芳（三司革联）、方保林（钢二司）、王彩珠（钢二司）、×××（公安联司）、周恩来、张立国（新华工）、朱鸿霞（钢工总）、丁家显（钢二司）、李向阳（钢工总）、×××（三司革联）、彭祖龙（工造总司）、刘丰（武汉军区政委）。　　第二排左起：×××（三司革联）、杨道远（钢二司）、谢华之（三司革联）、沈复礼（钢工总）、彭勋（新湖大）、高玉泽（新华农）、张兴旺（公安联司）、杨联成（钢九一三）、 ×××（公安联司）、吴焱金（工造总司）、李××（38军军长）、蔡大强（工造总司）、向成国（三司革联）、孙德枢（黄石市委书记）、张玉华（武汉军区第一副政委）。　　第三排左起：×××（刘丰的秘书）、夏邦银（钢工总）、×××（新华社记者）、史灼华（中学红联）、陈文汉（中学红联）、×××、×××、×××（新华社记者）、徐剑（军区三办）、×××、×××、王晨秀（陆军总医院护士长）、史福柱（曾刘首长办公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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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事件后，湖北武汉的形势急转直下，保守派是闻风而散，造反派是鸡犬升天。不过，说个实话，7.20后，街上的活跃气氛比7.20时的那种紧张气氛要好多了，街上重新回到了文革初期那种火热的气氛。我从武汉回到了黄州，看见黄州的造反派也全都活了。地直总部把它的办公地点搬到了考棚街赤卫小学里的一间教室里。这里到我住的大院只有一墙之隔。这里也成了我们的一个好玩的地方了。

7.20后，造反派为了一吐之前受压的怨气，对保守派的头头乃至成员进行了打击报复。这种报复也是残酷的。据我所知，不少的保守派成员，被关押或挨打。甚至活活打死的例子也有。文革后，因打死百万雄师的人被判死缓的新一冶造反派头头徐正全回忆说，他在狱中知道因打死百万雄师的人而坐牢的有一冶的四人，徐正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李武超无期徒刑，张治能有期徒刑八年，伍贵阳有期徒刑五年。还有湖北柴油机厂的陈汉寿、武汉铁路技校的董恒松、国棉一厂的董光清、省戏校的李希安、武汉轻工业机械厂的一造反派等五人。

据陈再道80年代初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载《中国老年》杂志总1-5期）一文中说：“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七二〇事件’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万四千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六百多人。” 这个数字是来源于湖北省革委会主任曾思玉的一个讲话。现在看来，这个数字很不准确，有夸大之嫌。不过，也表明那段时间内，造反派的打击报复确实是非常过分。

黄州也是一样的打击报复保守派。黄州的保守派“工农联盟”、“红卫军”并没有象武汉的百万雄师那样组织武斗，也没有抓过造反派。抓造反派是黄冈军分区的事。但造反派不可能去找军分区的人报复，只有找群众来出气。我知道的，地区医院就有一个保守派的头头挨整后，自杀身亡。他的妻子后来又嫁给了一个工厂的副厂长。

那段时间各个单位的造反派都私设牢房，关押不同观点的群众。我父亲是黄师的教导处主任，文革一开始就被当成黄师的“三家村”挨整，到了67年初，文革初期挨整的人都成了逍遥派，所谓“逍遥派”就是任何组织不参加，躲在旁边玩的人，这样的人各单位都有，没有事做就学木匠，学缝纫，自己做家具，做衣服，装收音机等。我父亲当时就是个逍遥派，文革中没有参加派性组织。逍遥派这些人如果能坚持到底，文革后期中就不会受到打击。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逍遥派也躲不过挨打。有一天，黄师的造反派学生没事做，就把我父亲找去，问不出所以原，就打他，出来时，头被打破了。那时，我弟兄几个对那些打人的家伙恨之入骨，只可惜人太小，没有力量去还击。其中有一个学生后来因“两案”而被判刑，其余学生都回老家去了。可想而知，假如有能力还击的话，我们也许就会加入另一派组织，来借派性的力量报复对方。这种事情那时太多了。平时的怨恨，都在保卫毛泽东的口号下放大来乘机报复。

文革时的派性斗争至此全面展开，一直延续到80年代基本上结束，有些甚至到现在都没有完全消失。那时就像毛67年7、8、9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中所说的一样，“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再有几个月的时间，整个形势将会变得更好。”毛认为，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父子之间，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分成了不同的派别，大家都投身到文革中来了。毛把派性斗争看成是形势大好，看成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的标志。可惜呀可惜，这种派性斗争给中国社会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啊。

我有三个舅舅在武汉，住在江汉桥下的汉正街。三个舅舅都是驾船的出身，属于湖北省内河航运局。他们在解放前历经千辛万苦赚点钱，然后在汉正街建了一栋自己的房屋，三个家庭就在里面居住。文革时，大舅是保守派百万雄师的，他家里的儿子姑娘也都是持保守派观点的或在学校是老保。二舅是持造反派观点的，那么他家里的孩子理所当然的都是老造，其中老大已经参加工作，是他们工厂里的工总头头，老二是中学生，就成了钢二司的头头。三舅一家是中间偏向造反派。这一大家子可热闹了，我67年，68年经常去武汉玩，时常听见他们几家吵架。为了文革，三个舅舅家结下了怨恨，导致69年后，二舅忿然全家搬出去住，离开了汉正街这个热闹的地方。他们几家的这种怨恨直到80年后才有所缓和。其影响持续到了两代甚至三代人身上。

文革往事（三十六） (2013-01-29 19:59:43)

讲一个当代笑话听听：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新世纪的某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某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相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实际上，两派都没有对，两派的幸存者进入新世纪后，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政策。造反派是为坐牢出来后的养老待遇。保守派是为了文革时的伤残费用和下岗后的养老待遇。

原百万雄师头头章迪杰说：“40年后看“七·二零”，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是我们一生中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我家庭是妻离子散的，到现在沦为城市贫民。我们坐牢的6位常委中有2人属企业退休待遇，经济条件我最差，老俞（指俞文斌）退休每月4000多元，我每月800多元，我现在住的建筑面积57平方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是1995年单位分配的，但我拿不出2万多元买断产权，还在每月交房租。老干部工资高，还有许多东西不要钱，老百姓拿的钱少，任何东西都要钱。现在社会分配不公，“百万雄师”基层的群众都在企业，最遭孽。他们把我们当了利用品，当了奴隶。“百万雄师”的老职工病死的不少。武汉轻型汽车厂厂办主任周万清，医生要他检查身体，要交600元检查费，他找厂里借600元，厂里没钱借，第二天找同屋的借了条绳子，吊死在厂门口。武重的××吊死在梨园医院，武锅的工程师吊死在职工医院。”

“从2003年到今天（指说话时的07年），我们反复向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提出四项要求：

第一、落实原市委发文同意的因文革致伤致残按工伤处理的政策。我们原来治病、治残是实报实销的，自从医改后，全部要由个人承担，要求恢复原来的政策。文革是党发动，是国家要我们搞的，不是我们的个人行为，文革的后果不能由我们个人负责。

第二、要求落实住房补贴政策。1998年国务院发文停止福利分房，住房成为商品，省人民政府2004年29号文件规定，实行住房货币化分配政策，实行房改以后对无房和住房不达标的职工实行货币化补贴。而且规定2007年兑现到位。现在公务员、事业单位都按文件给了钱，企业的职工一分钱也没给。

第三、要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报上宣传连续3年为企业退休职工增加养老金，2005年每月增加45元，2006年每月增加80元，2007年每月增加64元，平均人均3年每月增加200元。但事业单位2006年最低的一次性每月就增加了480元，现在不仅没有缩小，还在扩大差距。

第四、要求增加医保门诊的医疗费用。前几年报上公开承认，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是失败的。造成的恶果是，不少的老劳模、老先进生产者、厂红旗标兵因无钱看病，跳楼上吊，自杀身亡。我知道的就有十几人。”

实际上，上述四个要求只是第一个反映百万雄师的独特要求，其他三个要求都是反应了现在社会普遍性的工人地位下降，无法从现行政策上给予满足。武汉市的官员们在政治上很成熟，没有因为章迪杰等这些组织者年纪老迈丧失攻击能力而掉以轻心，

章迪杰说：“从2003年开始，市、区公安局、稳定办开始对我的住宅进行监控录像，对我的出行进行跟踪钉梢，社区干部也频频上门找我谈话，说我非法集会，破坏稳定，有问题应该按组织程序反映，不应越级上告。”

2007年7月，原百万雄师的部分成员计划在中山公园举行聚会。武汉市方面先下手为强，采取了“斩首行动”，把章迪杰等最高层次的人在七月十八日“请”到黄陂木兰山去“避暑”。据参加聚会的彭先生介绍，官方的“斩首行动”未能全面奏效，底下的头头仍然如期到达了中山公园，结果他们发现原来约定的聚会地点茶馆，所有的座位都被便衣警察占满了，他们只好转到一片空地上继续进行，但是那些茶馆里的“客人”跟踪追击，也转移到空地上来，还“不小心”地与百万雄师头头发生了纠葛，那些“客人”在纠葛发生之后第一时间打“110”报警，结果迅速就来了上千警察，几个人“伺侯”一个，把头头们分割开来无法议事，然后，迅速通知各头头的原单位，要求单位来人把他们领走，没有单位的由所在居委会派人领人。

2007年的7月是7.20事件40周年纪念。有好事者，把40年前斗的你死我活的两派组织幸存的头头撮合在一起聚会。2007年7月6日和29日，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几位代表人物，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几位幸存的领袖，齐聚一堂。40年前，这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正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壮年，率领各自数万、数十万人的组织为“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而与对方斗得不亦乐乎。此时，都已白发苍苍，甚至垂垂老矣，相见握手，自报姓名，都不胜唏嘘。两度聚会恳谈，畅叙历史恩怨。据悉，这是文革40年来，中国唯一见到的文革两大派头头的接触。

7月6日中午的聚会在汉口亢龙太子酒店举行，参加的有原百万雄师方面的俞文斌、章迪杰、汪士奇、刘天喜等四人，造反派方面的谢望春、杨道远、吴炎金、顾建堂、彭勋、彭祖龙、朱爱华（朱鸿霞的妻子）、胡秀娟（胡厚民的姐姐）等八人。由原造反派买单。

7月29日中午，俞文斌等人在汉口三阳路湖锦酒楼回请对方。这次原百万雄师方面参加的有五人，除俞文斌、章迪杰、汪士奇三人外，还有沈邦安、叶长明（即前文中提到的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的儿子，文革中为武汉工学院学生，校“文革”主任。驻香港某中资公司党委书记，现住香港。）造反派方面参加的朱爱华、胡秀娟、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彭祖龙、柳英发、林子忠等九人。

武汉地区“文革”中的两大派负责人　2007年7月29日　聚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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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排左起：胡秀娟、汪士奇、朱爱华、章迪杰、柳英发，后排：彭祖龙、沈邦安、彭勋、俞文斌、林子忠、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

40年在历史上是弹指一挥间，而在人生中几乎就是一生的凝结。40年的风风雨雨使这些风云人物不可避免的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们是否能在总结个人经历和探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这个社会呢？我们又能从他们的经历中认识到什么呢？？？ 问号后面还是问号。

文革往事（三十七）(2013-02-02 19:48:28)

进入67年8月后，造反派干了文革以来的第三件事，这就是抢枪。抢枪从武汉开始。

　8月8日，有小道消息说，百万雄师的红武兵是民兵组织，枪全部在他们手上，要造反派赶快把人武部中民兵的枪搞过来，防止他们狗急跳墙，反扑，这一消息，一下子触动了胜利后造反派的神经，胜利者已经利令智昏，也不仔细思考这消息的来源是真是假，就急切到各自上级武装部门要求将枪交他们管理，此时，有些部门把枪交给了造反派，有些部门拒交，拒交的人武部门，就遭到了造反派强夺，一时间，抢枪成风，一些未能枪到人武部枪弹的造反派，开始抢军区的枪，并发展到全国，给支持造反派的毛泽东不好下台，这消息是怎么制造出来的至今还是个迷。

另一种说法是，当年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发表社论提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于是就引发武汉造反派抢枪。这种说法不大可信，因为无产阶级指的是谁，难道是指你武汉造反派吗，无产阶级是中国共产党的自称，那中国人民解放军手里的枪杆子就不是无产阶级手里的枪杆子吗？非得抢到造反派手中才算是无产阶级牢牢掌握枪杆子吗，我觉得前一种说法可信。就是造反派害怕保守派又东山再起来打他，故组织抢枪的。有些造反派到现在也不承认是抢枪，说是军区发给他们的。鬼才相信这话。

黄州的抢枪也是从这时开始的。黄州的民兵枪械库在宝塔下的安国寺。这里当时是偏僻的郊外。自从抢枪开始，这里就热闹了。隔三差五的就有造反派光顾。先是黄州本地的造反派近水楼台先得月，把能用的枪都搬走了。所谓能用，是指民兵的杂牌枪，品种太多，如一战时的老套筒、汉阳造、英七七、马克沁水冷式重机枪等，二战时的苏制冲锋枪、苏制莫辛•纳甘步枪、捷克式轻机枪、日本三八大盖、美制卡宾枪、汤姆枪等，手枪有德国造的快慢机，小巧的勃朗宁手枪，大号的左轮枪、马牌橹子、日本南部式手枪、美国的柯尔特左轮枪、加拿大手枪等，这些枪部队是不用的，放到仓库，年久失修，有些还缺胳膊少腿的，抢枪时先来的赶好的、全的拿。后来的就连没枪栓的也拿走了，子弹、手榴弹、刺刀全抢，还有日本人的东洋刀，国民党刻有蒋中正字样的匕首也见到了。地直总部，战校，新黄高都到安国寺来抢，县总司就到县人武部去抢，一时间，黄州的造反派全武装起来了。街上经常看见斜背着子弹袋，腰别着驳壳枪的造反派。抢了枪，要打枪啊，又不能见人就打，造反派就跑到军分区的靶场去练枪法。

龙王山后有一个原军分区的打靶场。在两个小山包之间的山涧平地上挖出一条濠沟，壕沟旁竖着木头做的靶子，沟里作为验靶人藏身之地，一百米开外，就是射击人匍匐的平台。以前是独立连和民兵训练用的。这时就成了造反派练枪法的好地方。每天枪声不断。有些人也练出了好枪法，可惜没有用武之地。有些人也到这里来投手榴弹，没有人教，无师自通。甚至还有高射机枪也拿来过瘾。那时还是夏天，我们在七一水库里玩水，听见山那边“啪”“啪”的枪声，听多了，也能分辨出三八大盖发出的那种特别的在空中带有哨声的声音。

我们自小就经常听老红军讲万里长征的故事，心里时常在幻想自己手里拿着一杆枪，对着反动派，“啪”，“啪”，“一枪消灭一个仇敌”。这种场面，67年就看见了，那么多的普通人手里都拿着枪。多过瘾的事啊。我们这些半泼子伢心里蠢蠢欲动起来，尝试着去接近枪——这种让我们心动的东西。那时候，根本就不懂害怕，好像不知道枪是杀人的武器，只知道好玩。

有一天，我们在赤卫小学里的地直总部办公的教室外玩，看见里面有几个人在开会，门开着，窗户也敞着。教室是平房，地上没有水泥地面，就是土面。门外还有条走廊，用木柱支撑着，可能是遮挡风雨的。我们在教室外的空地上玩，眼尖的细毛一下子发现了窗台上竟放着几颗手榴弹。屋里的人在开会，没有人注意到外面玩的小孩。我们几个人就商量去抢，我们想几个人慢慢的走过去，等到了窗户边上，一人拿一个，拿了就跑。可是细毛的胆大，不等我们商量完，他就一个箭步冲过去，拿起一颗手榴弹就跑，我们见势不敢上去了，顾不上剩下的那几颗，全都跑了，赤卫小学才多大点地方，一出门就是考棚街。屋里的大人造反派急忙追出来，可我们早跑的无影无踪。我们跑到无人的地方，和细毛回合，就迫不及待的研究起手榴弹来。这是我们第一次近距离的看到手榴弹。木柄，铁头，后面还真有个盖。不敢打开盖看，怕弄响了。每个人看了一番，才想起应该如何处理它了。拿回家，又怕父母亲怪罪。不拿回家，又能放哪里呢？想了半天，还是先回家再说吧。我们就住在赤卫小学旁的考棚街上一个老式院子里。等我们回来，造反派早等在这里了，原来他们知道我们就是住在这附近的孩子，守株待兔把我们抓到了。手榴弹自然上交了，刚过了一会儿瘾，转眼就没了。呵呵，现在想起来，我们要那个手榴弹干什么，又不能吃，又不能喝，要是弄响了，我也活不到现在了。不过，少年的乐趣也就在这不知天高地厚的顽皮中吧。

文革往事（三十八）(2013-02-21 18:48:30)
  
黄州的造反派过了枪瘾，下面县里的也要过啊。离黄州最近的就是浠水巴河和江对面的鄂城。他们也跑到黄州来抢枪。67年8月的一天上午，我在赤卫小学玩，那时不上学啊，赤卫小学是离我家最近的空场子，又有地直总部在里面，经常可以看见背着各种枪的造反派，是个好玩的地方。玩着玩着，就听见电话铃声大作，那时的电话就是摇把电话，旁边还需要很大的干电池作能量。接电话的人很大声，只听见他说：

“喂，我是地直总部，什么？鄂城的人来抢枪了? 好的，好的，我们马上就到”。

我听见抢枪两个字，兴趣就来了，连忙跑上前看个端详。只见那个人，手拿电话机，一阵急摇，然后说：

“喂，喂，是农校吗？我是地直总部，鄂城的人来军分区抢枪了，请你们马上派一百人跑步赶到军分区！要快！”

原来，他在往各单位打电话要求增援。农校当时在城外农科所那里。离城里还有一段路。城里的机关单位肯定没有战斗力，只有调学生来。他打了几个电话后，也组织了一队人马，带上枪，准备出发了。小孩子的好奇心让我也跟着他们往军分区跑去。当时只是奇怪，黄州的抢枪，没有人管，为什么鄂城人来抢，地直总部要管呢？可能是地域观点作怪，我的地盘你们怎么能随便来抢呢？

刚跑到考棚街与胜利街的路口，就听见很整齐的跑步声和口号声传来，“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一队人马从东门方向跑来，身上背着枪，枪上还装着刺刀，一边跑，一边在喊毛主席语录。煞是威风。我当时觉得，从农校过来，这么快啊。现在回忆，应该不是农校的，也可能是黄师或战校的，呵呵。赶紧跟上去吧。我随着人流跑进了军分区。

军分区的大门这么多年来都没有变过。一直在七一路靠近胜利街的西边。我是第一次进军分区这种神秘的地方。进去后，人流还在往里跑，原来这外面只是个大门，想到那神秘的地方还要进一个门，在走过一排军人宿舍后，最里面的一个两层楼房下，开一个过道，设岗哨，听说里面是军分区司令部。那天，人很多，岗哨也没了，跑到里面，一看，没有鄂城的人，原来人家听说有黄州的造反派来，已经往江边撤退了。有些造反派就回头往江边跑。我们小孩子对司令部这个地方好奇的很，舍不得走，好不容易进来，就参观一下吧。司令部不大，就一个两层楼房。对开几个房间，走廊在之间的那种最老式的房屋。我一间一间的进去看，地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纸张，书本，没有看到什么武器之类的东西。跑进一间屋子，说是参谋室，房间稍大一点，中间是会议桌，墙上拉着布，哈哈，这就是电影里演的作战地图吧。我把布拉开一看，果然不错，就是一副很大的黄冈地区地图，看不出什么军事部署。每个房间参观完，我觉得军分区也就这个样了，没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这时，记起来，鄂城的人还在江边，还有一场热闹没看。连忙从军分区出来，向沙街方向奔去。

我和另外几个看热闹的孩子跑到了沙街口的大码头堤边。那时的江堤是土筑的，没有现在这么高，也没有石头护坡。夏天的江水能涨到堤边。堤外是一排杨柳，树枝下垂到江水中，挡住了人的视野。按军事上来说，这里不是一个好打仗的地方。我们来到江堤上，只见堤上匍匐卧倒着一大排人，他们把手中的枪口指向江边停着的一条船上。我们见状，也赶忙学着趴在地上，从垂下的树枝缝里往船上看。这是一条从黄州到鄂城的轮渡，船不大，也没停在大码头，而是停在码头外的江堤边，用一个揽索系在岸边一棵柳树上。船上看不见一个人，人都躲在船舱里。只听见旁边的造反派在说，说鄂城的人在军分区没有抢到枪，司令部里也没有枪，而且黄州的造反派反应快，所以他们也没有时间找，就跑回船上了。船是黄州的人开的，这会儿看见黄州的人撵来，没有人敢开，但黄州的人也不敢上船，怕他们开枪。双方就这样对峙了半个多小时吧。可能头头们讲和了，说没有抢到枪，算了，放他们走吧。黄州的造反派起身撤了。船过了一会儿，也拉响汽笛，慢慢向鄂城开去。我们没看见打仗，有点不甘心，但也无可奈何。溜达溜达也就回家转。

有一次，是个清晨，听说巴河一司的人来宝塔安国寺抢枪，因为太远，我没有去看。只听见，响了“嘭”的一声，据说是，巴河的人被黄州的人撵跑了，跑远了后，丢了一颗手榴弹，还好，没有伤到人。父母亲知道我去看这些热闹，骂我不该去。我在家里是老大，我往外跑，底下几个弟弟也跟着跑。当时还是答应的蛮好，说再不去看了，可是，到了一定的时候，还是禁不住要去的。

67年7月，我们应该小学毕业了，到了9月，就应该进中学的。可是那年，没有这回事，小学不让毕业，中学不让进。比我们高一届的，也就是66年毕业的，又进了中学，进了中学的就是大人了，尽管只比我们大一岁，可以参加造反派，可以玩枪，我们那个羡慕啊，心想爸妈为什么不早生我一年。我还在想，要是在广济不到黄州来，我也上中学了，因为我在武穴读的是实验小学，五年制就毕业。黄州战校的一个造反派头头就是66届进去的初中生，大约记得是叫江兵，67年下半年，他回到附小来，在城墙边上的那排教室里安营扎寨，搞一些人住在里面，称之总部。又是枪，又是刀，着实威风了一时。

我眼见这些，也在动脑筋想办法。我那个很要好的同学CJH，也住在考棚街，他的两个哥哥都在黄高造反派里，我和他商议，去找他哥哥，就说，我们红卫小学（附小）的学生也要造反，请他们支持。我和他找到黄高，找到了他哥哥，把我的想法和他一说，哈哈，他满口答应。马上就叫人发了十把刺刀给我们，叫我们回去成立一个叫红小兵的组织。没有弄到枪，有点扫兴。但拿回十把刺刀，也好过没有啊。我和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回到了考棚街。第二天，我们就拉起了自己的队伍。CJH功劳最大，他就是一号头头，我也弄个三号头头当当。我们一共找了十个人，刚好一人一把刺刀。在考棚街上也耀武扬威起来。

光玩不行，要造反，要有实际行动。我又跑到地直总部向他们要纸，要笔墨。他们也是满口答应，看来在革命的帽子下，小学生的要求也能得到大人的理解。弄到了纸张笔墨，找一些我7.20时从武汉带回的造反派传单，照上面抄，比如“王力脱险记”呀，比如“六。二四水运大惨案”呀，等等。抄完了，等到拿去贴时，才发现没有浆糊，浆糊就不好搞了，那时粮食是要粮票买的，造反派都是从军分区批的。他们都不够用，哪有多的给我们。我围着考棚街转了半天，看人家是怎么贴的，发现有人用黄泥巴调水，也能将就贴。于是，我们浩浩荡荡来到龙王山，找到黄泥巴，挖回来，做土浆糊。这样的东西最多糊弄个几天，风一吹，就掉了。管不了那么多了，能够管一天也好，让大人们也见识一下我们红小兵的气派。

那时，我们为了革命，想了好多窍，比如，写标语，不用墨，用考棚街染房里的染衣服的水，有蓝色的，有黄色的，又不要钱，随便我们去拿，可以写成彩色标语。比如我们要贴标语，贴大字报，就拿在手上，在街上转悠，一旦看见有造反派出来贴大字报，马上跟上去，说，我们也要贴几张，把浆糊给我们用用吧，一般，大人看见这样的学生，也就让我们贴，这样也解决了浆糊的问题。隔壁的大毛，没有参加我们这一帮。他爸爸是地直总部的造反派，老在屋里骂他，说：“伢呢，莫光顾得玩啦，你看隔壁的某某（指我），还有点样子，你学一点啦，伢呢”。呵呵，我还成了学习的榜样。

这样的日子是短暂的，我们天天挂着刺刀在街上玩，没过多久，CJH的哥哥就来要刺刀了，说是要收回去，可能是看我们太张扬了，怕出事，小孩的自制能力差，要是打架用这个，那算是完了。CJH跟我一说，他是一号头头，又是他哥哥说的，没有办法，只有交回去。前后也就一两个月的功夫，我们的造反梦也做熄了火。

文革往事（三十九）(2013-02-24 11:35:29)

67年的10月，我又去了趟武汉玩。反正那时不上学，武汉黄州两头玩。10月的武汉，也是满街都是带枪的造反派，一群一群的。我有个表哥在关山的武汉汽发工作。这个厂是关山地区最大的一个厂。是58年为了建设二汽而设的一个基地，以此为基础来建设二汽。三年困难时期，二汽下马，这个厂也黄在那里没动。到了65年，经济形势好转，国家又想重新恢复二汽项目，这个厂也改名为武汉汽车发动机厂（七十年代，把二汽搞到山里面后，这个厂就改成汽轮发电机厂），重新开张。我表哥是65年底招工进厂的，那时国家已经开始搞合同工的试点，我表哥就是以合同工的身份进去的。合同工与国家正式工人有很多福利上的区别，这个就成了文革时期独特的合同工造反的理由。前文中讲到的新一冶头头徐正全就是个合同工造反的特例。没有想到三十年后，中国工人全成了合同制工人。我表哥因合同工身份也参加了造反，不过没有当头头而已，造反的结果就是取消了全国的合同工试点，全部成为正式工人。

那年10月，他时常带我到他厂里去玩。早上从他家（武昌解放路火巷）走到司门口过去赶15路到关山，一路上要一两个小时。我算是体会到了武汉人上下班的辛苦。早上上班的人多，公交车次少，每一趟车来，都挤满了人，车子起步了，还有些人吊在车门外，用手拉住车门，不肯松手，等车走出老远，司机才打开门，让人挤进去。我表哥天天这样跑月票，早练出了一身抢车的好本事。原来抢车有个诀窍，不能正对着车门，那样只会越挤离车门越远，要紧贴着车身，从旁边一挤，就到了车门边，插插就上去了。那时没有自动售票，前门中门都可以上，可怜的是那些售票员，从前挤到后，一个一个的卖票。武汉公交车上的故事也就是这个城市的缩影。我那时就想，长大了不能到武汉来工作，每天挤车累死了，在黄州多舒服，住处离单位近，早上还可以睡懒觉。没想到成人后，真的就在黄州团风工作了。

我和表哥进了工厂，进厂门时跟门卫说声，这是我表弟，来玩的，就进去了。那时工厂上下班也是要管的，但不严，上了班以后，就没有多少事做。他带我到各个车间转了一圈。当时的感觉就是太大了，好像和黄州的街道差不多大，车间之间的马路就和黄州的胜利街一样宽。厂内有铁路，直接从长春用火车拉汽车底盘过来，然后在厂里装上车厢，就成了自卸货车。表哥说，汽车发动机还没能生产，先是用一汽的底盘做些改装车。厂内的锻压、铸造设备在当时的中国还算是先进的。每个车间都走了一圈，就到了吃中饭的时间了。一上午也没见人干活。厂内就有食堂，不用出厂。饭菜都要饭票、菜票的，不像我现在工作的工厂，中午可以是工作餐。吃过饭，就听见厂内喇叭响了，“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各车间钢工总成员马上到大门口集合，有紧急任务，有紧急任务。”我表哥看见我在这里，不好去参加，就和车间的头头请个假。我们也走到厂门口看热闹，只见一队队的工人从各车间跑到大门口，爬上早已停在门口的敞篷汽车，一辆接一辆的驶出厂门。我问表哥，这是干什么，他说是到武昌县纸坊去抢枪。武昌纸坊是军区的军火库，另外汉阳兵工厂65年搬到重庆后，有一部分也搬到了纸坊。所以，武汉的造反派就到纸坊去抢枪。哦，原来是去抢枪。这次因为我在，表哥没有去，不然的话，他是肯定跑不脱要参加的。

后来听他说，那天，厂里的人去抢了不少的枪支弹药，回来的路上，就高兴的朝天开枪，把路上的人吓坏了。他还说，厂后面有些农民，老是说厂里占了他们的地，经常找厂里麻烦。这次有了枪，厂里的一些年轻人（指住厂宿舍的外地工人），晚上就带枪跑到农民家里，一家一家的问，谁还有意见，看老子怎么收拾你们，农民一个个吓的话都说不出，彻底的服了。呵呵，这也就是枪杆子底下出政权的一个佐证。回忆到这里，感觉到自建国以来可能都存在对农民的强征强拆问题。

67年10月，武汉有一件事可以记入史册。阿尔巴利亚的总理谢胡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到武汉访问。66年下半年开始到67年，中国的外交活动基本停止。66年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怪事，就是到中国来参加国庆观礼的一个非洲外宾，好像还是人家国家的总统之类的高官，被一个中国人手拿菜刀砍伤了，住院治疗，当时还上了报纸。这个中国人据说是外省人，对文革有意见，心存报复，于是坐车到北京，买了两把菜刀，学习贺龙，来一个两把菜刀闹革命，没想到弄出轰动全世界的事来，这个人在天安门开的宣判会，枪毙了。67年，在一些造反派的鼓噪下，中国又干出了违背外交规矩的怪事，外交部的造反派把英国驻中国代办处（那时中英没有建交）放火烧掉了，让中国外交官在国际上下不了台。一时间，世界各国视中国为洪水猛兽，谁还敢到中国来。只有少数几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如阿尔巴利亚、越南还和中国来往。就连朝鲜当时也把中国志愿军的墓园给破坏了。所以，谢胡到中国来参加国庆节活动，是很隆重的事情。正巧，武汉前不久发生了7.20事件，全世界都知道毛、周等人在汉的处境。周恩来就想利用谢胡到武汉的机会，向全世界展现一下武汉乃至中国的面貌或者说是真相，说明中国还是很稳固的。

我记得，武汉当局很重视这次谢胡的到访。那时，武汉机场在王家墩，离航空路很近。从航空路经江汉桥、长江大桥到武昌的关山，这条主干道左右两边的楼房平房全部不准把衣服晒出来。以前武汉人晒衣服，就是用竹篙子穿起来，住楼房的就放在窗外，住平房的就用竹架子撑起来晒，满城都看的见各家各户的衣服。这次为了在国际友人面前露脸，武汉警备区下命令，不准晒。特别是当他们的汽车经过的时候不准晒。还真管用，那天，这条当时称为武汉大道的两旁，就没有一件衣服看的见。武汉还提前于全国，放阿尔比利亚的电影《海岸风雷》，文革时，只有纪录片看，哪有电影看。《海岸风雷》的放映给武汉人民带来了极大的革命热情。满街都在议论谢胡。那时毛称阿尔巴利亚是亚得里亚海岸的一座社会主义明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国堂堂七亿人口的大国给一个区区两百万人口的小国玩的团团转，同志加兄弟的感情，要什么给什么，到最后也就落下个被赶回国的下场。

很奇怪的事，谢胡是外国人，周还要他参加了武汉造反派的接见活动，接见时，还讲了大量的武汉造反派的大联合以及7.20事件等有关内政事情。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可见当时，周完全是把谢胡当成自己家里人一样对待。过了好多年，霍查（阿尔比利亚的老大）把谢胡给毙了，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也不知当年武汉的内幕有没有透漏给美国。

文革往事（四十）(2013-02-25 19:13:39)

在武昌住了几天，我又跑到汉口汉正街大通巷舅舅家玩。这里比武昌热闹。我二舅家的老二，在钢二司汉口总部工作。总部设在航空路与解放大道的十字路口的武汉饭店里。我也跟着他到总部去参观参观。总部到没有什么好玩，只是些人来人往。不过，他弄到了在硚口区委礼堂演出的票让我去看。硚口区委礼堂不大，约能坐几百人吧。我去的时候，人已经满了，看造反派演出并不是象现在看明星演出一样，还要认座次，去晚了的，位置就没了，站在过道里看。在过道里看也过瘾啊，黄州哪有这种演出看啊。台上是由钢二司的一支中学生宣传队在表演，演的都是反映文革的一些节目。有快板、三句半、歌舞等形式，水平还蛮高的，那时的学生好像个个都能歌善舞，包括我在内，哈哈哈，有点自吹啊。

三句半这种表演形式现在没有了，那是文革时期独特的表演形式，也很好玩的，我小时候都上台演过。四个人在台上，手里敲着锣鼓，转着圈，锣鼓一停，前面三个人一人说一句话，最后那个人把锣一敲，说两个字，如“坏蛋”，“要得”之类，做个怪相，逗得台下的人哄笑一番，他的任务就完成了，前面三句加后面半句就称之三句半。快板都是带讽刺、诙谐的味道。当年看的节目，我到如今仍然记得一些，大家看时要用武汉方言看，才能看出味道，比如批判刘少奇的：

“竹板那个一响，

就别的都不提，

单表那个刘少奇

是访问印尼。

。。。。。。，

这一天，

刚刚是个礼拜一，

雅加达的机场上是喳喳叽叽，

有的牵着狗来，

是有的抱着鸡，

还有个记者手里拎了个照相机

。。。。。。”。

65年，刘少奇到印尼访问过，文革时成了他的一大罪状。

如批判陈再道的：

“打竹板，听我咵（武汉方言，说的意思），

单表那个武汉地区

有个陈大麻（陈再道是个麻子），

。。。。。

你说的他长的怪来，

就有人把他爱，

三字兵，

黑乌龟（红武兵），

是铁杆保皇派呀

。。。。。。”。

再比如批判地主分子的：

“打竹板，听我说，

我说那个地主分子真恶作（武汉方言，意指比较坏），

把（给的意思）你吃，

把（给）你喝，

高帽子戴到你的后脑壳。

。。。。。。。。。。。

搞得你昏昏沉沉，

沉沉昏昏，

弄不清蓝，

弄不清白，

弄不清哪是蟮鱼哪是蛇，

哪是韭菜哪是麦，

哪是包菜哪是黄洋白。”

台上的人是绘声绘色的演，台下是哈哈的笑声一片。我的模仿能力很强，当时就记得，回黄州后还表演给小伙伴们听。二十多年后，我们同事聚会时，表演文革节目还是我的拿手好戏之一。

那天还表演了歌舞节目，除了毛主席语录歌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林副主席的语录歌，因为我是第一次听到。就是那首“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这首歌，我后来也学会唱，如今还能一字不拉的唱出来。唱的时候，林彪那种不怕死的军人精神油然涌入心头。

有些歌颂毛的歌，比如怀念毛泽东的《远方的大雁》。

“远方的大雁，请你快快飞哎，哎。。。。。。，

捎个信儿到北京啦啊

革命的造反派，

想念恩人毛主席

。。。。。。。。。。。。。。”

还有一首：

“抬头望见北斗星，

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

苦难时想你有方向，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黑夜里想你，照路程。

井冈山，你燃起火炬通天亮，

照耀我们闹革命，

。。。。。。。。。。。。。。”

最感人的是武汉造反派自己编的歌，都是些抒情的歌曲，配上舞蹈，很是感人。

“读着毛主席语录想起了你，

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那天我们一同去战斗，

战场上失去了你，

我们的好同志。

。。。。。。。。。。。，

唱起了造反歌就想起了你，

亲爱的战友你在哪里？

面对百匪举起的屠刀，

战场上失去了你，

可爱的好同志

。。。。。。。。。”。

一个小姑娘在台上亦歌亦舞，台下的人不禁抽泣起来。好像真的在怀念自己的战友。这首歌的曲子我现在还会哼，只是歌词记不全了。

文革时谁说没有抒情的歌曲？没有抒情的舞蹈？只是那时抒的是战友之情，是同志之情，没有男女之情而已。

我向表哥要了一些钢二司宣传队的歌单子，油印的那种。准备带回黄州去学着唱。

在汉口玩，每天要走好多路，我一个人出去不爱坐公交车，都是走去走回。往上走到水厂高头，到另一个表哥当头头的武汉煤球四厂去玩。往下走到江汉路水塔去看大字报。汉正街从硚口到四官殿，是走过来走过去。有时甚至从江汉桥走过大桥到武昌去。呵呵，养成一个习惯，以后每到一个城市，不坐车，逛大街，走走就把陌生的城市东南西北都搞清楚了。

武汉这时钢新两派的斗争日益激化。前几个月在7.20事件中结下的感情，这时已荡然无存，双方都想在未来的省市革命委员会中取得更多的话语权。武汉的钢新两派没有组织大规模的武斗，虽然抢了枪，只是吓唬人用，没有真正的用于武斗。这点和重庆的造反派大不相同。双方都是进行宣传战，口水战。北京的中央文革，武汉军区的支左部队都在做双方的工作，希望能大联合。包括周恩来10月份到武汉来，也在做双方的工作，还在东湖宾馆请造反派双方的头头参加招待阿尔比利亚谢胡的国宴，最后走的时候，在王家墩机场和他们合影留念。经过讨价还价，各造反派基本上同意大联合了，湖北省及武汉市的革委会开始筹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