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往事(三十六) (2013-01-29 19:59:43)
讲一个当代笑话听听:
原武汉某厂一工人当年是“百万雄师”某区联络站的小头头,曾经风光过几天。如今,工厂早已倒闭,本人下岗失业多年,为生活计,在汉口大街上开了个小卖部倒卖啤酒。新世纪的某一天,一个刑满释放的当年造反派头头某某某来找他批发啤酒——当然也是为了活命。二人聊了起来,结果“久仰大名,相见恨晚”。
一个说:“老弟辛苦了!在里面待了几年?”
“不多,整10年。”
“现在哪里发财?”
“出来就一身病了,老婆早嫁人了。没有工作,在家门口摆了个小摊,卖点烟和啤酒,凑合着活吧!老兄你们应当不错吧?”!
“不错个屁!我们‘百万雄师’的许多老工人都下岗失业了,早知道如此,老子当年绝对不参加‘百万雄师’。现在看来,当年你们对了,你们拥护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了。如果再搞文革,老子一定跟着你们当造反派。”
实际上,两派都没有对,两派的幸存者进入新世纪后,都在为自己的利益争取政策。造反派是为坐牢出来后的养老待遇。保守派是为了文革时的伤残费用和下岗后的养老待遇。
原百万雄师头头章迪杰说:“40年后看“七·二零”,我们认为这是反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为邓小平复出创造了条件。是我们一生中做的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们在这场斗争中作出了重大的牺牲。我家庭是妻离子散的,到现在沦为城市贫民。我们坐牢的6位常委中有2人属企业退休待遇,经济条件我最差,老俞(指俞文斌)退休每月4000多元,我每月800多元,我现在住的建筑面积57平方的一室一厅的房子是1995年单位分配的,但我拿不出2万多元买断产权,还在每月交房租。老干部工资高,还有许多东西不要钱,老百姓拿的钱少,任何东西都要钱。现在社会分配不公,“百万雄师”基层的群众都在企业,最遭孽。他们把我们当了利用品,当了奴隶。“百万雄师”的老职工病死的不少。武汉轻型汽车厂厂办主任周万清,医生要他检查身体,要交600元检查费,他找厂里借600元,厂里没钱借,第二天找同屋的借了条绳子,吊死在厂门口。武重的××吊死在梨园医院,武锅的工程师吊死在职工医院。”
“从2003年到今天(指说话时的07年),我们反复向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提出四项要求:
第一、落实原市委发文同意的因文革致伤致残按工伤处理的政策。我们原来治病、治残是实报实销的,自从医改后,全部要由个人承担,要求恢复原来的政策。文革是党发动,是国家要我们搞的,不是我们的个人行为,文革的后果不能由我们个人负责。
第二、要求落实住房补贴政策。1998年国务院发文停止福利分房,住房成为商品,省人民政府2004年29号文件规定,实行住房货币化分配政策,实行房改以后对无房和住房不达标的职工实行货币化补贴。而且规定2007年兑现到位。现在公务员、事业单位都按文件给了钱,企业的职工一分钱也没给。
第三、要求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报上宣传连续3年为企业退休职工增加养老金,2005年每月增加45元,2006年每月增加80元,2007年每月增加64元,平均人均3年每月增加200元。但事业单位2006年最低的一次性每月就增加了480元,现在不仅没有缩小,还在扩大差距。
第四、要求增加医保门诊的医疗费用。前几年报上公开承认,中国的医疗制度改革是失败的。造成的恶果是,不少的老劳模、老先进生产者、厂红旗标兵因无钱看病,跳楼上吊,自杀身亡。我知道的就有十几人。”
实际上,上述四个要求只是第一个反映百万雄师的独特要求,其他三个要求都是反应了现在社会普遍性的工人地位下降,无法从现行政策上给予满足。武汉市的官员们在政治上很成熟,没有因为章迪杰等这些组织者年纪老迈丧失攻击能力而掉以轻心,
章迪杰说:“从2003年开始,市、区公安局、稳定办开始对我的住宅进行监控录像,对我的出行进行跟踪钉梢,社区干部也频频上门找我谈话,说我非法集会,破坏稳定,有问题应该按组织程序反映,不应越级上告。”
2007年7月,原百万雄师的部分成员计划在中山公园举行聚会。武汉市方面先下手为强,采取了“斩首行动”,把章迪杰等最高层次的人在七月十八日“请”到黄陂木兰山去“避暑”。据参加聚会的彭先生介绍,官方的“斩首行动”未能全面奏效,底下的头头仍然如期到达了中山公园,结果他们发现原来约定的聚会地点茶馆,所有的座位都被便衣警察占满了,他们只好转到一片空地上继续进行,但是那些茶馆里的“客人”跟踪追击,也转移到空地上来,还“不小心”地与百万雄师头头发生了纠葛,那些“客人”在纠葛发生之后第一时间打“110”报警,结果迅速就来了上千警察,几个人“伺侯”一个,把头头们分割开来无法议事,然后,迅速通知各头头的原单位,要求单位来人把他们领走,没有单位的由所在居委会派人领人。
2007年的7月是7.20事件40周年纪念。有好事者,把40年前斗的你死我活的两派组织幸存的头头撮合在一起聚会。2007年7月6日和29日,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几位代表人物,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几位幸存的领袖,齐聚一堂。40年前,这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正是风华正茂的青春壮年,率领各自数万、数十万人的组织为“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而与对方斗得不亦乐乎。此时,都已白发苍苍,甚至垂垂老矣,相见握手,自报姓名,都不胜唏嘘。两度聚会恳谈,畅叙历史恩怨。据悉,这是文革40年来,中国唯一见到的文革两大派头头的接触。
7月6日中午的聚会在汉口亢龙太子酒店举行,参加的有原百万雄师方面的俞文斌、章迪杰、汪士奇、刘天喜等四人,造反派方面的谢望春、杨道远、吴炎金、顾建堂、彭勋、彭祖龙、朱爱华(朱鸿霞的妻子)、胡秀娟(胡厚民的姐姐)等八人。由原造反派买单。
7月29日中午,俞文斌等人在汉口三阳路湖锦酒楼回请对方。这次原百万雄师方面参加的有五人,除俞文斌、章迪杰、汪士奇三人外,还有沈邦安、叶长明(即前文中提到的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的儿子,文革中为武汉工学院学生,校“文革”主任。驻香港某中资公司党委书记,现住香港。)造反派方面参加的朱爱华、胡秀娟、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彭祖龙、柳英发、林子忠等九人。
武汉地区“文革”中的两大派负责人 2007年7月29日 聚会合影
前排左起:胡秀娟、汪士奇、朱爱华、章迪杰、柳英发,后排:彭祖龙、沈邦安、彭勋、俞文斌、林子忠、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
40年在历史上是弹指一挥间,而在人生中几乎就是一生的凝结。40年的风风雨雨使这些风云人物不可避免的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们是否能在总结个人经历和探寻历史真相的过程中,重新认识这个社会呢?我们又能从他们的经历中认识到什么呢??? 问号后面还是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