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州文革往事[11-20]

文革往事（十一）
(2012-12-24 18:43:47)

1967年2月初，北京南下的军内“造反派”和工总，二司，九.一三等强行占领汉口红旗大楼，接管设在大楼内的长江号报社，2月8号，造反派在《长江号报》上发表了《关于武汉地区当前局势的声明》（即《二八声明》）提出：“全武汉、全湖北要大乱、特乱、乱深、乱透……”。这个声明明显批判持其他不同观点的造反派。挑起了造反派内部的斗争，起到了武汉乃至湖北地区长达十年的派性斗争的导火索。
2月8号是大年三十，67年的春节就是在这种革命的气氛中度过的，这是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我记忆犹新。由于横扫四旧，鞭炮没了，对联没了，年夜饭没了，那时没有电视，更没有春节联欢晚会。三十，初一，都有人在街上贴大字报，游行。传统的春节也被革命了几年，直到70年后才有所恢复。
围绕“2.8”声明，原本就一盘散沙的造反派,形成了支持和反对“ 二八声明”的“香花派”和“毒草派”. 这两大派造反组织,陷入了无休止的争吵中.当时,工总,二司和九一三为首的“香花派”受到北航红旗,哈军工造反团和西军电文革临委会的支持. 三新,三司和工造总司为首的“毒草派”则受到清华井冈山,地院东方红和北京三司等外地造反派的青睐. 武汉三镇的”夺权风暴”,一时陷入僵局。
    黄州街头这时也是贴满了标语和大字报。如“2.8声明是香花，香！香！香！香飘万里，香遍湖北，香遍黄冈”，“2.8声明是大毒草，毒遍全中国”等。有的还在大字报上画一堆牛粪，上面长出一棵草，喻为“2.8声明”。很好笑的。
对造反派的这些做法，中央的一些老干部早就看不顺眼，67年2月，一些军队的老干部在怀仁堂开会，对文革提出了质疑，这就是所谓的“大闹怀仁堂”事件，关于这个事件，流传的版本很多，我只知道“二月逆流”这个名词那时就已经在黄州街头巷尾到处看得到。公开的报道是，2月17号，《人民号报》发表社论《坚决捍卫“三结合”的正确方针》。2月18号，《解放军报》发表社论《彻底粉碎反革命逆流》，这两篇社论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这便是著名的被称作镇压造反派的“二月逆流”。也是叶剑英等军队帅级人物大闹怀仁堂事件的反映。
与此同时，武汉军区党委也在2月18号发表《严正声明》，批判《二·八声明》，并且指出：军区派部队去红旗大楼，是为了维持秩序，防止武斗，决不是支持《二·八声明》；至于军内造反派组织在《二·八声明》上签字，只能代表他们自己，不能代表武汉部队，更不能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时，武汉军区派出部队，把红旗大楼里的造反派全部赶出去，重新夺回对报社的控制。
武汉军区非常重视2.18声明，派出直升机和军车在湖北各地散发。那时我第一次见到直升机，飞到黄州的上空，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机上坐着的军人，一把一把的撒传单。传单上就是2.18声明。在武汉，还听说有部队上街武装游行，对当时的造反派一边倒的局面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事隔多年，我想这肯定是事出有因。武汉军区也没有那么大的胆子敢这样做。在中央是有人发话了，才会这样来支持一派压另一派。事实上，67年一月，中央就发出了人民解放军要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组织的号召。问题是，谁是革命的左派，搞不清，大家都说自了。  
      二、三月间正是春耕生产的大好季节，不把这个季节抓住，一年的收成就完了。武汉军区把老干部韩宁夫、姜一请出来，成立省抓革命促生产办公室，管一管当时的乱摊子。黄州也成立了相应的机构，也有老干部出来组织生产。当时也确有恢复生产的气象。
可是造反派不依不饶，继续在围绕夺权问题上做文章，并且冲击一些机关，甚至是军事机关。中央军委早在67年1月28号发布了八条命令，严令不准冲击军队机关。八条命令发布后，在偏远的青海省发生了2.23事件。这是文革中第一起军队和地方造反派发生冲突的事件。后面附这个事件的详情。据说林彪、叶剑英对此事是支持的，但后来查无实证。武汉军区在这个事件的推动下，也开始了对造反派的镇压。
军委命令（军委八条）（1967）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进入全面阶级斗争的新阶段，军队必须改变过去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的规定。为了适应两个阶级、两条路线斗爭发展的新形势，特规定如下：
　　一、必须坚决支援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結大多数，坚決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決采取专政措施。
　　二、一切指战员、政治工作人员、勤务、医疗、科研和机要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
　　三、军队內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內部矛盾，不允許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許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
　　四、一切外出串联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
　　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別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
　　六、军队內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联。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的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
　　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师、团、营、连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針，以利于加強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八、各级干部，特別是高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教育他们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与工农相结合，拜工农为师，参加劳动锻炼，改造世界观，爭取作无产阶级革命派。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給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給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
　　以上规定，从公布之号起，立即生效，全体指战员、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同志，必须严格遵守，违者要受纪律处理。
　　　　　　　　　　                              　　　　　　　　　　　　　　　　　       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号
这个八条命令，用现在的眼光看，本身就是很矛盾的，如一方面要“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另一方面又要“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有些概念是模糊的，如文中的右派、左派是指哪些人或哪些组织，到了下面是无法执行的。就这样的八条命令，给了军队一个尚方宝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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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往事（十二）(2012-12-25 18:42:52)
青海于是就发生了镇压造反派的流血事件。

青海2.23事件回顾：

1967年1月，党中央、毛主席发出“人民解放军应当积极支持革命的左派群众”的号召。1月22号，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因召开省军区常委会，讨论支持西宁地区群众组织“八一八”的问题，而受到另一派群众组织“捍卫队”的围攻批斗。
　　刘贤权迫于无奈，于24号凌晨又召开常委会议，研究如何稳定局势、扭转混乱局面的问题。大家一致认为，现在无论表态支持哪一派都难以稳定局面，于是决定，把原来支持“八一八”的提法改为支持一切真正的革命左派，考虑这样提法笼统些，比明确支持某一派更好解释。
　　这个新的决定，并没有使各派群众组织满意，相反，事态越发严重，1967年1月25号，身为青海军区副司令员的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在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的拥戴下，赵永夫取得各部队的支持。赵把青海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架空，最后禁闭起来。
　　当时，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两派，一派拥刘反赵，称西宁八.一八红卫战斗队。一派拥赵反刘，称捍卫队。

青海省委也发生了分裂。文革初期在西宁地区，围绕着倒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保第二书记王昭和保杨倒王的斗争，西宁的群众组织分成了“捍卫队”和“八一八”两大派，对立情绪非常大。省委第二书记王昭到外地治病，多数省委领导仍和他通气，策划支持捍卫队夺权。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则召开了几次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1月29号，八.一八一举夺了省委、省人委的大权。

西宁八.一八自1月12号开始就占领了青海号报社。并封闭报社，造成号报停刊。

2月14号，赵永夫等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名义发布公告称：《青海日报》在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的操纵下，歪曲事实，制造谣言，进行虚假的宣传报道，欺骗中央，欺骗青海省广大革命群众，对青海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起了严重的破坏作用。决定自即号起，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是号，部队包围了报社，要求报社中的造反派组织撤离，遭到拒绝，此时报社里的造反派有两千人之多。双方僵持九天九夜。

　2月23号上午八时，西宁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司令部发布通令：

　　一、自即号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

发布通令后，当天，报社被部队占领。发生了流血事件。

关于这天开枪事件，现在有好几个版本的说法。

说法1：文革后青海省委的说法。

２月２３号这天下午，报社内外的人越来越多，在局势异常混乱的情况下，部队战士不慎枪支走火，误伤了自己的战士数人，误认为是占据报社的‘八·一八造反派先对外开枪射击，遂导致了部队开枪。部队现场指挥所的负责人虽未下令开枪，但在部队开枪后，没有采取果断制止措施，以至酿成‘2.23’流血事件（注：死伤群众347人，其中：亡169人，伤178人。军队死4人，伤46人。）

说法2:  当时兰州军区领导冼恒汉的回忆：

23号下午1时，赵永夫下令部队向阻拦的群众开枪，这样，一场流血惨案终于发生。在十几分钟的时间内，打死打伤群众三百余人，现场惨不忍睹。报社内惊恐的群众四处躲藏，没有死伤的抓到就投入监狱。这就是曾经震惊全国的1967年青海“2.23”流血事件。

说法3：造反派的说法：
　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兵站部政委陈郁、205部队副军长张晓川指挥调动了13个连围攻报社。11时10分，军队枪击八.一八的广播站，所有喇叭登时全哑。下午2时，宾馆（赵永夫的指挥所）和报社后门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十几分钟，几百人就倒在了血泊中。

　　守卫报社前门大院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3人首先倒下，一人当场死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手高声朗诵：“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枪声中第一排工人倒下了，20几人仅三人幸免。第二排岿然不动，继续朗诵。第二排倒下了，第三排仍然不动。一瞬间，64名工人死在枪口下。

　　二十几分钟，战斗结束，部队轻松地占领了两千多人守卫的报社大院。接下来是这样一幕：

雪地里到处是横七竖八的尸体，有的堆成了三层，皮帽子、棉帽子在风里滚动；在老报社（即印刷厂），火堆上也有尸体，有的大腿或是胳膊已经烧焦。。。。。。。　　

。。。。。。。。。。。

周恩来：“到底打死了多少人？”

赵永夫：“死伤二百六。”（实际群众死一百六十九人，伤一百七十八人；军队死四人，伤四十六人。）
   在这多种说法中，关于死伤人数是一致的。这就说明是死了那么多的人，不管怎样，在和平年代，死伤这么多人也是一次骇人听闻的事件。

事后，赵永夫还抓了很多八.一八组织的人员。直到中央处理青海问题后，才放出来。
　　 ３月11号，毛泽东、林彪分别批示，要求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缘由据说是听了中央文革的反映。据称，毛的批示是：“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３月13号、21号、23号及24号，中央有关负责人四次接见青海党、政、军有关领导及群众组织代表以调查了解基本情况，其中又以后两次规格最高，后两次，周恩来均出席。

请看当时的会议纪要：
　　在3月24号晚至25号凌晨２时半的会议上，在周恩来等的严厉质问之下，又再查清了“二·二三”当天的一些细节。
　　１、谁决定武装镇压？
　　康生：你们的指挥部（注：指驻西宁地区部队联合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晓川：２月18号。（注：张晓川时任驻西宁的总后青藏办事处［代号后字２０５部队，军级单位］副主任，联合指挥部成员，据康生了解，组织指挥部是张先找赵永夫及驻西宁的陆军第五十五师。）
　　周恩来：嗯？
　　张晓川：是1月18号。
　　康生：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１月18号就组织了。
　　周恩来：23号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晓川：讨论通过了。
　　２、现场谁指挥？
　　周恩来：谁指挥？
　　张晓川：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周恩来：现场上谁指挥？
　　张晓川：赵副司令员、陈师长。（注：指赵永夫、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师长陈明友。）
　　３、报社内的八·一八有没有枪支？
　　周恩来：你们就是想找借口镇压，镇压时下那么大的毒手。报社有枪，赵永夫你有什么证据？
　　赵永夫：……
　　周恩来：简单点，你的报告上都有。
　　赵永夫：以前了解有枪。
　　周恩来等：现场有没有？
　　赵永夫：……（回答文不对题）。
　　康生：你就回答有枪没有？
　　陈伯达：就说有、没有。
　　赵永夫：当时没搜出来。
　　……
　　周恩来：全部把他们包围起来了，你还没搜出来！（周愤怒地站起来），除非你伪造假枪！（注：原文如此，似应为伪造假象。）谎报军情，欺骗中央！
　　４、赵永夫有没有下令开枪？
　　赵永夫：不叫打，但管不住。
　　５、赵曾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
　　叶群：前几天在京西宾馆介绍经验是你，有声有色，全部功劳都是你的，现在怎么都没你的事？推得光光的。白纸黑字，不知道？
　　会议最后由周恩来宣布结束调查，并当场宣布了青海问题的处理办法。处理办法能够当场迅速宣读，可见中央（包括毛、林）在这一次会议前已形成了统一的框架性意见。周并命令卫戍区人员将被宣布隔离受审的赵永夫、隔离反省的张晓川、王昭三人押出会场。
　　周恩来宣布并于当天形成正式文件的《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称：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号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号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号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
　　（七）赵永夫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附赵永夫介绍：

赵永夫，1915年生，河北省正定县人。1937年12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排长、连长、副营长、团长、副师长、坦克基地司令员。参加了淮阳、锦州等战役。1966年5月任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 1967年青海“二.二三”事件入狱，72年获释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顾问，后以正军职干部离休，于1987年10月18号病逝。

从赵永夫72年能获释重新工作来看，这件事最后也没有当反革命事件处理。

文革往事（十三）(2012-12-26 18:22:25)
  
回头再说武汉：

3月17号，武汉军区和公安机关根据中央军委八条命令以及其他军区执行八条命令的做法，开始逮捕极左的造反派。各专县也是如此，武汉和湖北各地逮捕约上千人。3月17号的捉人，是晚上进行的，第二天一早社会上就已经晓得了，黄州、团风两地的造反派大小头目全部被抓到黄州看守所关起来，连单位上的头头也被抓了，一个都没跑掉，捉人是由独立连进行的，可见无产阶级专政的力量和效率是多高。
    3月21号，武汉军区又发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通告》（史称3.21通告）、《“武汉地区工人总部”中反革命分子的罪行(及图片)》，《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部队告人民群众书》。宣布解散毛泽东思想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即钢工总）及其所属组织，该组织是武汉地区最大的一个工人组织，拥有48万之众。《通告》称：“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成立以来，在少数反革命分子操纵下，与湖北省委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互相勾结，干尽了坏事”，“实行反革命复辟”，“大搞反革命经济主义”，“宣布从即号起，武汉地区工人总部及其所属组织机构一律解散。
    在《通告》的压力下，钢工总、钢九·一三、红工兵、红教工、八一七等组织被解散，黄州也解散了28个群众组织，黄石市有30个组织被宣布解散，天门县拥有70余万人的造反组织遭解散。

这次，军区没有派直升机来撒传单。而是在3月21号这天，各地区所在地统一开大会的形式来宣布。这天一早，我和CJH同学来到学校，学校通知要去人民广场开大会，小学生也参加。CJH他两个哥哥在黄高，都是造反派。受他哥哥影响，他也是偏向造反派这边。我呢，因为父亲挨整，也没有怎么参加学校的活动，属于逍遥派。（那年除了造反派、保皇派外，还出现了逍遥派。从中学生到小学生到社会上的工人，农民，凡是不关心运动的人都称之为逍遥派。文革最早打倒的牛鬼蛇神这时没人管了，也属于逍遥派。其实真正意义上的逍遥派是没有的，或多或少都有自己的观点）。

CJH对我说：“这个会有个鬼开头，我们不去，上街玩”。我说好。这样，我们两个就没有随学校的队伍进入人民广场，在胜利街上到处闲逛。在街上走了几圈，发现气氛有点不对，怎么街上一个人也看不到。我和他感到奇怪，就来到人民广场看热闹。可能是黄州城里的人全被弄到广场来开会了，广场里挤满了人。独立连的军人荷枪实弹，从广场的西面魏街到胜利街，把广场围住。广场的对面老邮电局楼上，机关枪架起，对准广场中央。有点杀气腾腾的味道。我们进不去广场，也没有想进去，就在外面听讲话的广播。讲话的是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名字不记得了。其他内容我不记得，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说：“老子革命革了几十年，你们小狗日的造反造到老子头上来了，老子一个命令，一晚上把你们全抓起来。”事实也是一个晚上全抓起来了。

人抓了，通告也发了。黄州安静了两三个月。保守派红卫军、工农联盟占据上风，各单位都成立“一抓三促”办公室，好像认真抓生产了。这个时候，学校还是不上课，我们有时去一下看看有什么事没有，其余时间就在外面玩。我住的考棚街附近的赤卫小学，同样也是没有上课。这个学校奇怪，它不上课不说，还把很多教室的课桌集中到一个教室里，叠的很高，把门锁上。我们发现这是个好玩的地方，于是就从教室的天窗翻进去，把里面的桌子稍移一下，腾出一块空位，成为我们经常来往玩的地盘。我那时留有一副扑克牌，这可是宝贝啊，那时扫四旧，这些东西都没有了，街上也无处可买。我们一个院子里的小孩几乎天天翻进这间教室，躲在里面打升级，打争上游。时间长了，扑克牌的边起毛了。隔壁的大毛想了好主意，他家里正在油脚盆，有桐油。那时黄州人用的盆啊，桶啊，好多是木头的。需要用桐油反复涂搽，这样才不漏水。他说，把扑克涂上桐油就硬了，不会坏了。这真是个好办法。于是当天晚上，就把扑克交给他。他拿回去，偷偷的放在他家里的桐油桶里，第二天早上去取时，才发现桐油全被扑克吸干了。原来扑克是纸做的，当然吸油，我们小孩子哪懂这些，这下闯下大祸，他父亲把他按在地上一阵好打。我们在旁边偷着乐。哈哈，挨打归挨打。我们有了一副打不坏的扑克牌，伴我们度过了几个月的光阴。最近我在网上看到一个黄州考棚街的老同学也写了一篇关于67年赤卫小学教室里的故事，题目叫《赤卫小学里的地道战》。说明当时在这里玩的不止我们。只是年代久远，大家记不得互相的姓名了。

黄州这几个月相对平静，武汉可热闹了。
   从3月中旬起，北京中央文革开始大规模反击 “二月逆流”。青海事件也在3月24号得到处理，赵永夫等人被抓。在事实上给军队敲了一个警钟。
   4月2号，《人民号报》发表《正确地对待革命小将》的社论。

   4月6号，中央军委颁发10条命令，强调军队爱民。

一篇当时的军报社论是这样说的：

“人民和军队，军队和人民，要永远肩并肩，心连心，坚决执行中央军委一月二十八号的八条命令和四月六号的十条命令。八条命令，主要方面是讲群众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人民解放军，人民要拥护子弟兵。十条命令，主要方面是讲人民解放军应当怎样正确地对待群众，人民军队要爱人民。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的精神，是一致的。把十条命令和八条命令对立起来，是不对的，绝不要利用十条命令去破坏八条命令。如果用十条命令去破坏八条命令，那就错了。人民群众对军队有什么批评和建议，可以善意地用适当的方式提出来，绝不能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人民解放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战役。我们依靠广大的革命群众，依靠强大的人民解放军，依靠大多数的革命干部，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什么障碍，能够阻挡我们继续胜利前进吗？我们将赢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这是肯定了的，毫无疑义的。”

从以上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出，中央内部实际上是斗争激烈，到四月份，是中央文革占了上风。

文革往事（十四）(2012-12-27 18:40:00)

有了这些上面的风声，本来就不服气的造反派马上就来精神了，在10条命令公布的当天，武汉的造反派就到军区支左办张贴大字报。接着，学生们杀向社会，上街示威游行，提出粉碎武汉地区的“二月黑风”、“三月逆流”，揪出“武老谭”（武汉的谭震林），为工总翻案等口号，甚至出现了“打倒陈再道，枪毙钟汉华”的标语。

在中央军委10条命令下达之后，武汉军区也连忙放人，除朱鸿霞、胡厚民等少数人仍在押以外，大部分原先被捕的造反派均获得释放。黄州、团风的都放了。朱鸿霞、胡厚民直到7.19那天才被放出来。
    那时，工总虽然被武汉军区解散了，但二司、三新等学生造反派组织并没有被解散。可能因为是学生吧，相对宽松一点。四月，武汉地区各个群众组织已经分化为两大派。军区支左方向的正确与否，是争论的焦点所在。

一派是三钢（钢工总、钢九·一三、钢二司）、三新（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东方红）、三司革联（三司革命造反联络站）、工造总司等组织以及一些南下的学生，他们认为武汉军区是支保不支左。他们坚决要求为工总翻案。要武汉军区释放朱洪霞、胡厚民等人。
    另一派就是红武兵、红卫兵等组织，他们是坚定的支持武汉军区的一切行动。这两派在武汉形成旗帜鲜明的两大阵营。街上的标语大字报都散发着火热的斗争气氛。

为了形成更大的组织威力，红武兵、红卫兵等组织联合成立了百万雄师。在“七.二０事件”发生前，该组织已拥有120余万人，其中党员人数占全市党员总数的85%以上。而那时武汉的总人数是200多万。可见百万雄师在武汉的地位。“百万雄师”的成立大会1967年5月16号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在江汉区委党校（江汉公园旁边）办公，6月4号搬到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办公，市委一百多位老干部集体亮相支持“百万雄师”。中央6.26电报后，6月26号下午搬到硚口3506工厂。武汉军区许多部队都是公开支持百万雄师的。

选一些当时街头标语，看看当时的火药味：

百万雄师：

“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注：武昌是造反派的地盘，故称过大江。）

“大猪（指朱鸿霞）在坐牢，小猪满街跑！”

“二癞子（指二司），你莫喜，真正的保皇就是你。保刘真，保张华，保你的干爹朱鸿霞！”（①刘真：1903 年生，文革前任中共湖北省委副秘书长，文革中支持造反派。 　　②张华：文革前中共湖北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文革中支持造反派。　　

“不许工总翻案！”

“踏平黑工总，镇压反革命！”

“要想工总翻案，除非公鸡下蛋。”

造反派：

“打倒武老谭，粉碎二月逆流”（注：谭指谭震林，当时是二月逆流的主要代表人物。）

“打倒武老谭，为工总翻案！”

“打倒陈再道，解放全中原！”  （注：武汉军区管辖湖北，河南，湖南等地，故称中原）。

“油炸陈再道，火烧钟汉华！”

“陈大麻子算老几,老子今天要揪你,抽你的筋,扒你的皮,把你踢到阴沟里， 揪出你的后台刘少奇！”（注：陈再道脸上有长麻子的痕迹）

“下定决心，为工总翻案!”

“工总起来，武老谭完蛋!”

“工总好、二司钢；百匪坏，三司康。”

“打倒百匪，镇压反革命!”

从这些口号中就可以想象出当时武汉三镇的气氛是多么紧张。从4月份开始，武汉就陆续有武斗的事件发生。到了6月份，进入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黄州在67年这段时间没有发生武斗，相对平静。

先讲讲文革的武斗由来。最开始的武斗是为贴大字报，街道上谁的大字报多，就证明谁的气势大。所以各派都在最显眼的地方贴上自己的标语，字越大越好，纸越大越好。但是街上的显眼的地方只有那么多，前面的刚贴上去，后面的另一派人来了，不服气，就给他又贴上一层。这样，你前面贴，他后面盖。当然就会起冲突了。于是就互相撕大字报。有时，撕掉的大字报，把一些标语从中断掉，会形成断章取义的意思，那是个政治的年代，非常容易上纲上线。两派就互相攻击对方是反革命。进而由争吵变为拉扯再升级为打架。哪边在场的人多，就占便宜，打赢了。打输的一方，回去后，再组织人马来打。就这样，武斗慢慢升级了。

两派的组织分别占据一些大楼，作为据点。那时基本上是按单位来占。单位里哪派的人多，就把另一派赶出去，这个楼就成了他的据点。百万雄师有名的据点是，汉口的工艺大楼，江汉公园，武胜路的电车公司。造反派有名的据点是六渡桥的民众乐园，还有汉口大智路友益街16号市文化局大楼工造总司的司令部。武昌这边的湖北大学，华中工学院，武汉测绘学院，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等都是造反派的大本营。两派都在据点里住人，多的要住几百上千人。有很多是被单位的另一派赶出来，没地方去，就住到武斗的据点里。据点还有一个用途，就是用来关押被俘的对方人员，这点黄州后来也学会了，对待俘虏的办法与国民党对待共产党的办法差不多。

两派都开始准备武斗的武器。百万雄师是武装基干民兵组织的，手中有枪，但67年6、7月份没有真正用枪搞武斗，不像重庆一样，动用枪炮等重武器。他们用建筑工人用的安全帽（一种用藤条做的帽子）当头盔。用铁水管前面打扁或焊上一个尖头做长矛，还有木棍等，造反派也是如此办理。当然少不了匕首，刀之类的东西。据点里存放石头、乱砖头、石灰粉、六六六粉作为防守的武器。百万雄师在6月份横扫武汉时，还把单位上的解放牌汽车在车头前加焊钢板，做成土装甲车，作为进攻的武器。你莫说，这个窍还真的管用。那时各个单位和大街之间都是用砖做的围墙，进攻某一个单位时，里面的人依托围墙大门和楼房来抵抗，可是用这种土装甲车一撞，那围墙顿时就垮了，一会儿功夫就被打败了。

文革往事（十五）

百万雄师当时占据了汉阳的绝大多数单位，武昌基本上是钢二司，三新的地盘。青山是钢九.一三的地盘。汉口是犬牙交错，互有地盘。当时有句儿谣：上有古田，下有肉联，中间有个霸王鞭。说的是百万雄师在汉口的据点，汉口以长江的流向为上下。古田就是指硚口区古田一路到东西湖那一带，肉联是指江岸到谌家矶一带，这两个地区的工厂最多，也是百万雄师最强的地方。中间有个霸王鞭，说的是硚口武胜路的电车公司，这是百万雄师在汉口的中间堡垒。硚口3506工厂是百万雄师的总部。百万雄师有个特点，就是它的头头姓名是保密的，不象钢工总的朱鸿霞，全省都家喻户晓。直到7.20后百万雄师垮台，武汉的老百姓都不知道他的头头是谁。我也是写这篇东西时，才搜到百万雄师的头头名单。

   在没讲武斗前，先把当时唱的造反歌，武斗歌拿出来欣赏一下：

    其一：

    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毛主席语录）

其二：

在需要牺牲的时候，要敢于牺牲，包括牺牲自己在内，完蛋就完蛋！完蛋就完蛋！枪一响，上战场，老子下定决心，今天就死在战场上了！（林彪语录）

其三：

革命的站过来，不革命的滚开！砸乱那旧世界，我们自己安排！一斗二批三改革，革命的重担挑起来！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把牛鬼蛇神脚下踩！脚下踩！

其四：

活着紧跟毛泽东，死了去见马克思!
　　只要中国不变色，老子死了也值得!

其五：

血！
   革命造反壮与烈，
   头可断，
   真理不可灭！

   血！
   燃起战火遍原野。
   熊熊火，
   黑暗要烧绝！

   血！
   斑斑写下不朽业。
   染江山，
   万年不变色。

   血！
   浇开红花满世界，
   春永驻，
   环球同凉热。

其六：当时最著名的怀念武斗烈士的诗歌

请松一松手
   ——献给死难的烈士
   （朗 诵 诗）

   请松一松手，松一松手啊，
   亲爱的战友，
   交给我吧，您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按住滴血的伤口，
   朝着北方，你英勇地倒下了……
   鲜艳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袖章，
   已被滚烫的热血浸透！
   你好像还望着胸前，
   望着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啊，
   唱着“大海航行靠舵手！”

   昨天，你还举着钢二司的战旗，
   在江城的大街上战斗，
   可是今天，白色的花圈和挽联，
   已经摆满了你的坟头！
   倾倒三江五湖水啊，
   也说不尽千丈悲哀，万丈冤仇！

   请松一松手，松一松手啊，
   亲爱的战友！
   交给我吧，您手中的这本《毛主席语录》！

   你亲爱的妈妈，一滴眼泪也没有流，
   她咬着不屈的嘴唇，
   和我们一起游行示威，
   ——抬着她儿子的尸首，
   迎着晚霞，走在最前头……

   他们在光天化日下杀害了你，
   一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你的咽喉！
   他们以为真的杀死了你，
   不，摇头否认吧，
   怒涛滚滚的江流！
   摇头否认吧，
   永不熄灭的星球！
   革命造反派的精神绝不会死，
   你的精神将照亮长江两岸的万代千秋！

   你看哪，太阳已经冲出了云层，
   红日，就要照遍全武汉的城头！
  “九•一三战斗兵团”已经杀出火山口，
   工总的大旗正在腥风血雨中搏斗！
  你天天唱的那支为工总翻案的歌，
  已经响遍了大江南北，四海九州！

   安息吧，亲爱的战友！
   让我们给你盖上一面钢二司的红旗，
   最后握一握你冰凉的手，
   到明天，红日高照，云涛怒吼，
   托春风，带去同志们的问候，
   等欢庆胜利的那一天，
   我们再来看你，
   愿红花年年开放在你的墓前，
   愿青松四季长在你的坟头！

   永别了，我们的好战友！
   战士的心，永远不会分开，
   我们将永远在一起战斗！！

其七：这首诗是钢二司新华农红卫兵吴克华所作，它和白桦的《我也曾有过你们这样的青春》是当时传颂一时的佳作。


放开我，妈妈！

   面对着武老谭的大屠杀，
   妈妈拉着我，不让我到
   学校去，怕我被“百匪”
   杀害，我对妈妈说：
   放开我，妈妈！
   别为孩儿担心受怕，
   我们的战友遍天下，
  “百匪”的长矛算得了啥！
   我绝不做绕梁呢喃的乳燕，
   终日徘徊在屋檐下；
   我要作迎风破浪的海燕，
   去迎接暴风雨的冲刷！

   放开我，妈妈！
   你可记得哥哥和爸爸？！
   为无产阶级的胜利，
   二十年前，爸爸牺牲在蒋该死的屠刀下。
   人民政府的奠基石啊，
   洒满了革命先烈的血花。
   而今天，今天
   在两个阶级决战的关键时刻，
   哥哥高举工人战斗队的战旗，
   在殷红的血泊中倒下。
   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他迸射出了生命的万丈光华。

   想一想吧，妈妈，
   活着的人应该干些啥，
   难道父兄的鲜血能够白流吗？！
   难道能够让武老谭把革命造反派屠杀？！
   难倒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不要捍卫？！
   难道能让资产阶级重新统治我们的国家？！
   革命者头颅从来不低下，
    顶天立地的英雄从来不怕水龙、皮鞭和屠杀！

   我走了，妈妈，
   告诉隔壁的受蒙蔽的马大哈，
   叫他别再为武老谭卖命，
   五块钱的贿赂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叫他转告“百万雄师”操纵者，
   人类的罪犯决然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刽子手的痉挛，
   暴露出病入膏肓的虚弱，
   魔鬼的疯狂，
   是最后的垂死挣扎。
   光辉的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革命造反派永远杀不尽也打不垮！

   再见了，妈妈，
   我们的最高统帅毛主席
   催令我整装待发，
   阶级斗争的疆场任我驰骋，
   门厅梨院怎能跑马？
   等着我们胜利的捷报吧，
   让我们欢聚在红旗下！
   不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儿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



   现在所能看到的这些造反歌，没有多少是百万雄师的，这是因为他们多半是工人，而三新，钢二司大多是大学的学生，自然会写的人才不少。我发这些并不是赞许它，而是让现在的年轻人看看那时的年轻人在干什么。我曾在7.20事件后，在硚口区礼堂看过钢二司的文艺演出，当时那些红卫兵就是唱着、朗诵着上面的这些，台下的人哭声一片，很受感染。钢二司最会唱歌的那个女红卫兵，才十几岁，一副天生的亮嗓子，可惜后来在黄州被打死了。

文革往事（十六）(2012-12-30 10:20:46)

67年4月、5月的武斗只是小打小闹，有造反派的人到保守派的单位附近贴标语什么的，楼房里的人向下面扔玻璃瓶、砖头之类的东西，把头打破等等。而造反派在这时组织了声势浩大的静坐、绝食示威。最著名的是新公校绝食事件。1967年5月10号，公安局江汉分局出动公安干警百余人到武汉公安学校支持保守派， 他们贴大字报时，覆盖了新公校（公安学校造反派的简称）造反派刚贴出的大字报，新公校造反派上前阻挡，发生严重武斗。造反派被打伤二十三人，其中四人受重伤。新公校红司学生向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提出四条要求，未得答复，旋即于5月13号在汉口一元路武汉市公安局门前发动绝食斗争，以示抗议。武汉中学红联积极支持，新一中更是直接参加并组织了全市性声势浩大的绝食斗争。一时间，武汉三镇支持并参加绝食静坐的人数以万计，汉口一元路以及六渡桥一带参加静坐绝食的群众人山人海。而带头组织绝食的新公校头头张兴旺等人则被公安机关军管会关了起来。　　

为声援新公校绝食，二司杨道远、新华工聂年生、新湖大张维荣等人组成火线指挥部，与武汉部队领导人交涉。由于武汉军区对声势浩大的新公校绝食态度不明朗，公安机关军管会既不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也不释放被关押的头头，使静坐绝食旷号持 久，现场不少人晕倒、病危，有造反派的医疗队在绝食现场抢救绝食学生。造反派头头怕出人命，动员绝食的群众由绝食斗争的 方式改为静坐，有的人表示同意，有的人表示不同意，所以在现场参加绝食和参加静坐的人都有。

1967年5月19号，新一中和新湖大造反派冲进武汉军区，将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半请半劫的弄到武昌阅马场的湖北大学（即现在的中南财经大学）。经过谈判，钟汉华同意放人并答应新公校提出的条件。当时张维荣、彭勋坚决要求钟汉华写出书面 文字，钟汉华不同意写，他说：“我以人格担保说话算话。”造反派不相信，要钟汉华到现场和群众说清楚，于是造反派就将钟汉华带到汉口一元路市公安局门口的绝食现场，由钟汉华当着群众的面，承诺将关押的新公校红司头头张兴旺等放出，答应新公校提出的全部条件。于是造反派便大声宣布静坐绝食斗争胜利结束，呼吁广大群众保重身体，立即回家。同时把钟汉华送回军区。

中央在5月份一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要搞革命的三结合。跟4月的十条命令时口气又点不同了。武汉军区鉴于4、5两个月的混乱局面，各个组织占据楼房，不回本单位搞生产，搞革命，决定对此现象进行清理。于6月4号发布武汉军区公告，史称6.4公告。指出当前社会上“牛鬼蛇神纷纷出笼，兴风作浪，趁火打劫”，重申“工人总部不能恢复”，不得把矛头指向解放军。

6.4公告后，“百万雄师”配合武汉军区提出的撤销据点，工人回厂上班，学生回校上课，业余闹革命的要求，在全市开始行动。首先，将在公安局静坐学生驱赶走，将在军区门前示威群众驱赶走，将强占的公共据点（如机关、宾馆、剧院、广播站）驱赶走。这个过程，中，百万雄师和“工造铁军”及已解散的“工人总部”散兵游勇（时称“钢八师”）发生了多次小型武斗。

6月5号，百万雄师清除汉阳轧钢厂的造反派，同时清除汉阳最繁华地段钟家村汉阳商场顶层的“三中红岩”广播站。当百万雄师冲上去的时候，武汉水利电力学院学生、二司红卫兵吕涛高举三中红岩大旗从七楼纵身跳下身亡，震惊了江城。

6月6号，汉阳发生武斗。

    6月6号，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通令》，严令制止打、砸、抢、抄、抓等武斗歪风。可是武汉的武斗没有得到制止。　　

6月8号，武昌二机床厂发生武斗。

6月10号，武昌华中师范学院发生武斗。

6月12号，位于汉口宗关的武汉汽车配件厂发生武斗。

从6月5号至15号，十天中，武汉小型武斗不断升级，规模越来越大。经十天驱赶，汉阳全部、汉口大部都被“百万雄师“广播站占领，还有九个造反派大据点，（1）汽配、（2）武柴、（3）国棉三厂、（4）省新华印刷厂、（5）武汉橡胶厂、（6）中原无线电厂、（7）长办、（8）工造总司（市文化局大楼）、（9）民众乐园，这些单位人多势众，百万雄师一时拿不下。

6月17号，汉口六渡桥发生了一次大型武斗。武斗双方对此说法不一，直到四十多年后，此次武斗由谁挑起，还是个迷。我简单综合两方的说法，为大家描述一下武斗的经过。场面过于血腥的去掉。

当时，汉口方面大部份被“百万雄师”占下，造反派工人不敢上班，而在造反派九大据点中，保皇派的工人也不敢回厂上班。特别是市中心区“民众乐园”被“钢八师”占领（钢八师是工人总部被取缔后的队员，他们自称八小时上班，八小时外闹革命，没有头头，所以叫钢八师，实际上占据民众乐园，也没有去上班），这些乌合之众没有头头，凡武汉市造反派观点的人都可以去，大广播天天在六渡桥播造反派的东西，对百万雄师影响极大，那时江汉区委、区政府为“百万雄师”占领，旁边的江汉公园为“百万雄师”武斗人员、汽车、战备物资供应集中地。当年，江汉区政府办公地点不够，将清芬路上一座大楼作为财政、贸易部门办公点，所以叫“财贸大楼”，财贸大楼内有区财政局、商业局、手管局、饮食服务公司等办公地点，楼下是德华酒楼，文革期间，大楼内办公照常进行，两派都照常在此上班。

“百万雄师”总部研究决定，先派人员进驻财贸大楼作为宣传点，然后再派人员进驻汉口工艺大楼，对民众乐园形成两面夹攻，迫使造反派滚蛋。谁也未想到最后会闹成大血案。

文革往事（十七）(2013-01-02 10:04:20)

6月17号中午，230余名“百万雄师”保卫人员由汽车送入清芬路口，当时，民众乐园里的造反派并不知道这边有武装人员进驻，所以，没有反应。但不知怎么的，两边街道上的持造反派观点的群众，以为百万雄师要来进攻民众乐园，纷纷跑到屋顶上揭瓦片砸下来，如大雨一般，很快，百万雄师队员有人受伤，这时，民众乐园的造反派得到消息冲了出来，把百万雄师的人员包围，百万雄师的人少，于是退到财贸大楼内抵抗，在这个阶段，百万雄师是吃亏的，有些人被造反派抓住拖到民众乐园里去了，最后被打死两个。部队的宣传车和战士很快赶到现场，把武斗双方的人员隔开。六渡桥的地形去过武汉的人都知道，围绕铜人像，有好几条路口，到江边的民族路，民权路都是百万雄师的人，穿着一色的蓝色工装，头戴柳条帽，队伍比较整齐。被部队隔在这里。从三民路过去就是中山大道。这里是个十字路口，转过去才是民众乐园。造反派的人就守在这个十字路口。现场很混乱，看热闹的人，武斗的人，分不太清，连房顶上都是人。退进德华酒楼（财贸大楼）的百万雄师的人也跑到房顶平台上。当兵的手挽手组成人墙，把造反派死死拦住，不让他们进攻财贸大楼。

民众乐园当时情况虽是人多势众，但是都是些散兵游勇，未经训练，指挥不力，但“百万雄师”人员毕竟较少，双方形成僵持。部队在现场做工作，但双方都不退让。都打电话要求增援。

最先赶到现场增援的是从青山开车过来的造反派。他们不了解现场处于僵持的情况，本来从武昌经中山大道到六渡桥，直走就是民众乐园，这里当时实际没有人打。可他们在六渡桥拐弯，两部车朝铜人像冲去，重大惨案就在这时发生了。两部车一靠近铜人像，就被百万雄师的人逼停，司机也不敢朝人压过去。车一停，不等车上的人下来，两边的百万雄师武斗队员一涌而上，手持长矛乱戳，造反派当场死12人，伤21人，后医治无效死5人。仅仅几分钟，就造成了武汉武斗以来第一次重大伤亡事件。百万雄师的人一看，打赢了，马上就跑了。剩下造反派的人在现场哭的哭，喊的喊。部队的人一直在现场维持，财贸大楼里的百万雄师的人到晚上全部撤出来，武斗就结束了。

这次武斗，造反派死17人，百万雄师死2人，是被抓进民众乐园打死的。伤60余人。有些被砖瓦打伤的不计其数。

当时，双方打死的尸首都放在民众乐园，人多手杂，后来尸首已分不清是那一方的，最后，由民众乐园指挥部，将另几个已投降的“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共5人找来，由他们辨认谁是百万雄师的尸首，并要他们用板车将这打死的二人送回“江汉公园”（百万雄师的据点），拖尸首时，被误认为是三人，所以拖出三个尸首，民众乐园派专人将这5个百万雄师的人员安全护送到铜人像民族路口，因为那边是“百万雄师”领地，这五个人当时很听话，当保护人员撤离后，他们不知是怕被杀，还是什么原因，全跑了，所以三个尸首就遗弃在铜人像附近放了几天，双方不知什么原因都不肯收尸，武汉的六月天气很热，尸体腐烂，发出阵阵臭味，过往人等均捂鼻而过。后来还是殡仪馆的人用铲子把尸体铲走。我那时在黄州也听说此事，真是奇闻天下。可怜死者的家属！

6月17号的武斗只能算是一场遭遇战。后面的武斗就是正规战了。6月17号过后，武汉安静了几天。到了6月24号，一场更大的武斗又开始了。

起因在6月23号这天。这天发生了两件事，一是百万雄师与工造总司发生冲突。工造总司在汉口的总部隔壁是武汉无线电厂，这是百万雄师的地盘，双方先是广播战，然后是互扔砖头瓦片，都没有吃大亏，但种下了种子。第二件事是，百万雄师的政参部长蔡俊善，二七区一号头头张文、《雄师报》编辑陈秀华他们三人到铁四院，回来时被造反派绑架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百万雄师总站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交涉放人未果。这两件事为第二天的大型武斗制造了借口。

6月23号晚上，百万雄师为了救出被造反派抓走的三个人，出动了有组织的武斗人员，从陆上水上包围了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水运在武昌杨园长江边上），从晚上攻到次号早上。造反派死一人，伤多人。学院被攻占。这次武斗的现场在7.20事件后被用来参观。我也曾去看过，其惨烈场面从现场就能看出。一个办公楼，一楼的房间，每一间都被打一个大洞，据说当时是进攻的人从外墙打一个洞，然后一间一间的打通后，逐间的占领，最后攻到楼顶，造反派的人无处可逃，有的投降，有的跳下楼房，楼房后面是长江，跳下去也被百万雄师抓走。

百万雄师可能打顺手了，于是又调兵遣将，攻打在汉口大智路的工造总司总部。工造总司的一号头头吴焱金一早被叫到民众乐园开会，躲过一劫。宣传部长彭祖龙及总部内的200多人被围在里面。百万雄师为了防止造反派增援，用汽车把周围的路口全堵上。到下午两点多，大楼被攻破，当场打死28人，其余全被抓走。有一个叫魏东的造反派死不投降，从楼顶跳下身亡。有一个叫朱庆芳的女中学生，才15岁，是工造总司的广播员，也被打死。这次武斗是武汉一次死人最多的武斗。百万雄师无一伤亡。

6月24号这天，还发生了百万雄师围攻汉阳轧钢厂等多场武斗。

6月24号攻打工造总司的武斗真的震慑了武汉的造反派。

6月25号，民众乐园等九个据点全部撤出汉口城区，武昌大部份也被百万雄师占领，造反派唯一能活动的范围只剩下武昌几所大学，武昌各高校路口也设有路障。

6月26号，百万雄师围攻湖北大学，汉口长办联司等地。

中央文革、军委文革对武汉发生的武斗感到忧虑，于6月26号给武汉军区发来电报。

电报全文如下：



武汉军区：

　　最近，武汉市发生的大规模武斗，是极不正常的，希武汉军区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制止武斗。

　　《百万雄师》一些人对若干学校和工厂的围攻，应立即停止。杀害革命群众的凶手，应按照中央《六·六》通令严肃处理。不久之后，中央将请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的代表来京汇报。

                               中央文革办事组   全军文革办公室

                              1967年6月26号



“6.26”电报后，百万雄师为避开中央的批评，暂无大型武斗发生。

这个平静也是表面的，有些小冲突只是没有死人而已。

文革往事（十八）(2013-01-03 18:33:43)

6月26号到7月14号，武汉平静了二十天。其实，从现在的资料看，毛和周在这段时间里已经定下要解决武汉问题的调调。7.20事件的大幕从这时已经拉开。

有些看官会说，这段时间黄州怎么样，真的别说，黄州这个小城，在7.20以前是一次武斗都没有发生。保守派占据绝对优势，造反派敢怒不敢言，再加上小城的人纯朴，没有什么事件发生。我记得，7.20以前，黄州的政治空气很沉闷，没有多少值得说的。我们小孩子也只顾得到处玩，天热了，到水库里去游泳去了。

再来细说7.20这个震惊中外，改变文革历史的重大事件。关于这个事件的传奇式的说法在网上有很多，多半是带有派性观点的写法（包括事件的经历者和文革史的研究者）。要想真正说清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恐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尽量做到按时间先后顺序来叙述，只讲事实，不加形容词。目的是让黄州的年轻人知道，45年前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的事。

前面已经说了，武汉地区乃至湖北省2月到7月的两派斗争的情况，这些情况不可能不传到中央去，中央也不可能不管。事实上，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政委钟汉华在4月下旬就被召到北京，中央文革成员包括江青在内向他们了解情况，那时百万雄师没有成立，武汉的武斗也不厉害，对陈钟二人虽然不满意，但也无太多指责。只是不让他们参加五一庆祝活动，回到武汉而已。

到了5、6两个月，不光是武汉，其他省市的两派武斗都很激烈。毛、周和中央文革为了解决问题，派出中央代表团到云南、贵州、重庆等地做工作。代表团由国务院副总理谢富治为团长，成员有空军政委余立金，中央文革成员王力，中央文革办事组的张根成，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还有北航红旗四个红卫兵，井岗山、尹聚平、胡慧娟、吴介之，这是周亲自点名安排进代表团的，另外还有《人民号报》、《文汇报》记者等人。

代表团到云南等地的情况不表。单说6月26号中央文革发给武汉军区的电报实际上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央对百万雄师的一些做法不满。电报中直接点名要百万雄师停止武斗，提出要武汉军区和各群众组织代表到北京汇报。武汉军区即按此要求把赴京的代表组织好了，只等赴京的通知。就在这时，接到北京通知，武汉问题就地解决。

原来是毛主席想来武汉游泳。毛主席于1966年7月16号在武汉畅游长江，给全世界一个惊奇。67年的7月16号又快到了，老人家又想在世人面前展示自己的健康的身体。可是，67年不等同于66年。武汉已经乱的一团糟。

毛、周于7月初已经在商议南巡和解决武汉问题；7月7号周恩来和毛泽东、林彪一起接见出席解放军会议的代表，在6号和9号，周恩来连续到毛泽东处开会，毛泽东提出要到南方走一走，周在10号立即通知陈再道：可以不到北京汇报了，毛主席就要到武汉，在武汉解决问题。

　1967年7月13号下午，北京。毛泽东召集林彪、周恩来、萧华、杨成武和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开会，谈了文化大革命的总体设想，说一年开张，二年看眉目，打下基础，三年收尾，这就叫文化大革命，并对全国各地运动形势进行了具体分析，提出要到长沙、武汉去看看，准备在武汉游泳。与会者不赞成他去游泳；林彪说：武汉的武斗严重，安全没有保障。但毛的决心已下，其余人等是说服不了他的。周恩来决定派三军负责人随同前往。会后，周恩来自己于13号深夜飞抵武汉，为毛打前站。又电令13号刚到四川重庆的谢富治带中央代表团全体成员于14号赶到武汉“负责主席安全”。除了谢当时身为副总理、公安部长外，也由于武汉地区驻军的一部分，原为解放战争期间陈（赓）、谢（富治）兵团的老班底。老陈、谢兵团的9纵，1949年改编为第15军，也即1967年在应对武汉非常事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空（降兵）15军。

据中央警卫团当事人回忆道：“还是在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之前，我们就知道了毛主席要外出，并就外出的警卫工作进行了一系列准备。汪东兴同志在向我们传达布置任务时就指出……这次又是文革以来毛主席第一次外出，他要大家要有足够的认识与准备，……他还特别指出，要我多带些部队……足见这次任务非同往常，有可能遇到艰难和危险。”看得出，毛主席是有这种估计的，而且也是做了准备的。

14号凌晨，周恩来、李作鹏（时任海军政委）离京，乘坐军用飞机抵达汉口王家墩空军机场。同机的还有总参、海、空军的作战部长。武汉空军刘丰副司令员、萧前政委前往机场迎接。周到武汉，不通知军区陈再道、钟汉华，而是让空军迎接，本来存在疑问。接机后，车队急驶向武空司令部。周抵武空司令部后，叫刘丰通知武汉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去空司。陈再道事先不知道消息，由空军先行接了总理，心里十分纳闷，很不高兴。周恩来一见到陈再道和政委钟汉华，就向他们告知对于武汉情况的态度；钟汉华后来检查说：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武汉的一个群众组织）一边。陈再道也证实过这一事实。
　　周恩来指定刘丰负责安全，而不是让大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负责毛主席安全。又把东湖宾馆内梅岭一、二号（毛住所）的8201（湖北省军区独立师）警卫，换成中央警卫团的警卫，这一举措本来属于规范惯例，但独立师政委蔡炳臣不满意，北京来人发现，他几天都在嘟嘟囔囔的，把东湖客舍警卫换了，好像不相信他们。

8201部队在1962年以前叫湖北省公安大队，62年改为公安部队，1965年6月取消军衔时，改成中国人民解放军编制，为独立第一师，负责武汉市城防、保卫大桥等。当年的师长是牛怀龙，政委是蔡炳臣。在67年上半年武汉部队支左中，公、检、法军管会，很多重要单位的军管会，派往各校的军训团和支左小组都是8201的人。在当年武汉人的心目中，8201部队的战斗力是一种神话，我到武汉去玩，武汉的亲戚告诉我说，8201的人武功高强，空手夺刃，空手从楼房外面爬上去等等，武汉的流氓最怕8201，只要听见说8201来了，顿作鸟兽散。8201部队在7.20事件中冲在最前面，后来整支部队被取消番号改编。

文革往事（十九）(2013-01-04 19:32:27)
  
14号中午，谢富治、王力等中央代表团成员自重庆飞抵汉口（贵州省革委会主任李再含没来），海军政委李作鹏接机，一行人到东湖客舍，安排住进了“百花二号”，上午到达的周等人住在“百花一号”。周恩来立即接见了他们。周同大家一一握手，并特别询问了北航红旗四个人的名字、年龄、哪里人等情况，然后说：“主席今晚到武汉，他老人家一定要来游长江。叫你们来主要是协助保卫主席安全。武汉驻军过去是你谢富治的部队嘛！”谢富治说：“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周哈哈大笑，后来一查，果然如此。当时，周根本未说要就地解决武汉文革问题。下午，周召集东湖警卫队队长、招待处处长和招待处两派群众负责人开会，提出：1，东湖宾馆两派群众组织要求同存异，要联合；2，一律不得与外界来往，遵守纪律，保守秘密；3，东湖招待处从现在起不准增加一个人，如果增加人，需经周批准。同时，也把宾馆的工作人员做了调整，原来工作人员主要是“百万雄师”的，换成“钢工总”的。

毛泽东每年都要到长江里游泳。北京有游泳池，有水库，也可以游泳，但毛泽东不过瘾，他认为只有到大江大河大风大浪中游泳才过瘾。他说过，长江水深，水宽，是游泳的好地方。另外武汉长江里有武昌鱼，那是他最爱吃的。
　　当然，毛泽东以70多岁高龄游长江，绝不仅仅是游山玩水，这里还有政治。大国元首的身体状况属于绝对机密。毛泽东身体健康与否，这是中国的大事，也是全世界的大事，这就是最大的政治。
　　事后才知，毛泽东这次来武汉，不仅是为了向全国、全世界显示自己的健美泳姿，他要亲自来解决武汉问题。

但是今年，毛泽东来的却不是时候。火炉般的武汉有好戏等着他。
　　临行前，毛泽东让杨成武（代总参谋长）、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把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拉上了专列，他要在火车上同郑维山谈论华北的问题。

7月14号晚上九时，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到达武汉，代总长杨成武、中办主任汪东兴和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陪同毛泽东同时到达。为保密和其他原因，周总理未让谢富治、王力、余立金和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陈再道等人去接毛，而仅让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刘丰陪他去接毛。

尽管中央在北京从未正式谈论武汉问题，但毛泽东和周恩来对武汉形势心中有数，抵汉之前，已经有一个基本倾向和态度。

　随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到达武汉的三军领导，带来了三军作战部长和其他工作人员，为毛泽东的微行南巡，架设了电台，建立了“前指”。
    毛泽东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住进了东湖宾馆“梅岭一号”，周的随行人员和杨成武等人住在“百花一号”。

从东湖宾馆看，虽然警卫有所调整，但是整个宾馆大院仍由8201部队负责保卫，大门由他们看守，并没有调换警卫人员，中央警卫团的一个中队仅仅密切控制了毛泽东和8341驻扎的梅岭1、2、3号一片建筑和附近树林、要道。15号，军区保卫科王振英科长和孔庆德副司令提出建议，即用8199部队来加强宾馆警卫，但钟汉华政委没有同意。

14号深夜，谢富治看呆在东湖客舍没什么事，就带着王力一行到街上看大字报，不料被群众认出。消息迅速传开。两派组织都贴出欢迎标语。其中造反派的反应更为热情，他们一直把中央文革当后盾，在百万雄师把他们赶的到处跑的时候，看见中央有人来，当然是喜出望外。各学校高音喇叭播放出歌曲《毛主席派人来》。谢富治、王力回来后报告了周，问怎么向群众说明，周听说消息业已传出，当机立断说“这也有好处，群众正在乱猜为什么东湖宾馆的灯亮了，现在就说谢、王、余来了，倒可以掩护主席”；并布置通知军区支左办公室，谢、王也公开打出中央代表团的旗号。

15号这天的事要分两部分描述。武汉街头和东湖客舍。

先说武汉街头。7月16号是毛主席66年畅游长江纪念号，武汉两派群众都想在这一天组织横渡长江的活动。武汉军区害怕两派的人集中在一起会发生武斗，就在两派中做工作。军区副政委叶明说服百万雄师提前一天即在7月15号组织渡江，而造反派在16号组织渡江。

7月15号，百万雄师的主要注意力放在组织渡江活动。它也怕出事，调动许多人马在下水的武昌桥头汉阳门，起岸的汉口滨江公园两个地方守卫。当天渡江顺利进行，共800人渡过长江。

造反派14号深夜知道中央文革来人到汉，于是想乘百万雄师在渡长江之际，无暇顾及他们之时，组织人马到他们多天没有去的汉口去游行，一来宣传中央来人，二来体现自己的实力，为汉口的造反派群众打气。标语口号是“热烈欢迎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派来的“亲人”谢副总理和王力来武汉”、“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打倒陈再道”、“工总翻案，老保完蛋”、“造反派永立江城” 的口号。

游行队伍从关山华中工学院出发步行到汉口，全长二十余公里，包括返回，共40公里，80华里。7月15号，是武汉最热天气，气温高达40度，游行的人们顶着烈日游行，游行队伍全长三公里。

游行队伍一路顺利。但当游行队伍返回武昌经过汉口武胜路电车公司门口时，队伍尾部与电车公司的百万雄师人员发生口角。应该是百万雄师的人员对游行队伍喊的口号不满，突然电车公司内“百万雄师”“闪电兵”武斗队冲入游行队伍，说队伍中混有“黑工总反革命份子”，一时队伍大乱，实际上被指的这个“黑工总反革命份子”是华工校工王兴武，并不是工总人员，可能游行队伍中都是学生，他年龄较大，看起来像工人，百万雄师对学生还不怎么的，但对工总人员是不放过的。“百万雄师”“闪电兵”硬要强行将他抓走，自然游行同学不同意，一时拉拉扯扯开始，那天，百万雄师的人大部分在江边，电车公司只有五十几个人，游行学生人多，学生中大个子、大块头组成的保卫人员在队长李长亮的带领下，赶到现场，上前围起王兴武不让拉走，双方发生武斗，

此时队伍已大乱，男同学冲在前面，双方用拳头打斗，电车公司的人少，打不过，最后，电车公司内“闪电兵”拿出长矛、大刀赶来，一时同学害怕，到处逃窜。当时，电车公司对面是宿舍区，学生为保命纷纷逃到居民楼，要求避难。

半小时后，从汉口滨江公园赶来的十几车“百万雄师”武斗人员，将周围街道全部封锁，到处抓没有地方躲的学生，另一些就挨家挨户搜查，共抓到200多名学生，全集中到电车公司。这次武斗，据说打死5个人。

这次武斗是毛、周等人到达武汉后发生的。“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这些造反派的标语相信毛泽东也能知道，毛泽东并不是吃干饭的，他的秘密人员说不定就在游行现场，那时凡是新华社记者都肩负向中央报告的责任。这里说个当时很流行的笑话，有一个新华社记者到百万雄师的一个大楼去采访，门口岗哨问他是哪里的，他说话慢，一字一字的说，“我是新。。。华。。。，”刚说到华字，那个岗哨就一嘴巴抽上去，把记者的眼镜也打落在地，口里还骂，“你新华工的还敢跑到老子这里来”，等到那个记者说出社字，才知道打错了，哈哈哈哈，乐一乐。其实，百万雄师的一言一行，毛泽东都了如指掌，所以7月15号的武斗对百万雄师极为不利。

7月16号，武汉造反派组织了横渡长江的活动。活动很顺利，百万雄师的广播站还播出“向革命小将学习”的口号，显示友好态度，可惜已经迟了。

文革往事（二十）(2013-01-05 21:01:13)
  
再说东湖客舍。7月15号一早，毛便让谢富治、王力汇报西南情况，主要由谢富治汇报，王力补充。一个令人不可想象的事实是，谈了半天，毛才想起周恩来也在武汉，立即叫周恩来、杨成武、余立金、李作鹏、汪东兴也来一起听汇报。就在这天上午，毛才说，他要坐镇武汉，就地解决武汉问题。并要中央代表团作好有关准备。周原定15号当天要赶回北京。王力见此有点着急，因为他们一直不知道中央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就提出请求，能否让周留下。毛先问周的意见，周同意留下。毛提出了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要先从部队解决。并同意由周亲自解决大军区（武汉军区）的问题。

7 月15号下午开始，周恩来在百花一号楼召集武汉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负责人会议，听取情况汇报，谢富治、王力、余立金等代表团成员参加。周恩来和谢、王等都是上午在毛泽东处汇报，下午，听取军区领导和师以上支左单位汇报。会议一直开到18号。

15号后，杨成武、李作鹏、余立金等和军区领导曾反复去江边踏勘，策划游泳事宜，可见当时毛还是想游泳，后来由于形势迅速恶化，才没有游成。

16号，毛泽东明确“工人总部”要平反，先把几个被军区抓捕的头头释放。对“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次号上午，毛泽东再次听取汇报，研究武汉问题。谈到造反派要打倒陈再道时，毛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误还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都不要打倒”。“‘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刑事犯罪另案处理”；“军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

在连日的汇报会议上，武汉军区的领导对中央定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方针很不理解。实际上，周代表毛提出的方针就是要武汉军区承认支左的大方向错了，要为工总平反。当有军队干部汇报了造反派“工人总部”的“十大罪状”，“百万雄师”的“十大好处”时，就有中央首长插话希望部队同志要以两条路线斗争为纲，抓住事物的本质，提高路线觉悟。陈再道对于周恩来讲的基本意向十分不通，虽然周在17号已建议毛泽东次日接见军区领导，当晚又与陈、钟二人单独谈话做工作，可是陈再道并不知周恩来的讲话原则正是毛泽东指示的精神，而且毛泽东正在东湖亲自指导处理武汉问题。他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对要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表示不服气。周恩来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支左办公室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说让他支持“三钢”“三新”“三司革联”，他是想不通的；他还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陈再道直接冲撞周恩来，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甚至指着周在18号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周恩来气的对陈再道说，你不要以为我们拿你没有办法。

陈再道自己在1967年12月的检查，也谈到：“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他后来回忆：“汇报会的第二天，我和钟汉华同志商量，认为他们一定是带着框框下来的，解决武汉问题的盘子早已经定好了，汇不汇报都是一个样……”。

15号当晚，谢富治、王力到喻家山华中工学院看“新华工”大字报，和学生、工人座谈；要求群众组织都离开据点回本单位，不许武斗，要求收缴武器。谢说：“王力同志向你们领导人提了两个建议。第一个建议就是要文斗，不要武斗。……第二个建议，我们坐下来学习，学习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现阶段一系列政策，首先特别是学习毛主席在十年前的著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一篇伟大的光辉著作……要运用这部光辉著作中提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方式，尤其是自我批评。我们今天把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问候和关心带给你们，同时带来了两点要求……”。王力接着讲话，强调：“我们时时刻刻不能忘掉主流是什么，不能够抓不住主流，不能让支流牵着我们鼻子走。这就希望武汉地区现在的三派，同志们统统能够接受我们的建议。第一条立即停止武斗。根据中央的六条能够达成一个协议，武汉地区人民解放军应该保证执行这个六条。所有的群众组织都应该达成这个六条的协议，停止武斗，停止煽动人心的宣传，撤除所有的工事，消除所有的武器，保证四大民主能够正常地进行！使得我们武汉地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沿着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前进！”

7月16号深夜，谢富治、王力前往硚口区3506工厂“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做百万雄师的工作。“百万雄师”的在场人员对中央代表团的态度十分冷淡，可能是他们已经猜到中央文革会支持武汉的造反派。谢劝诫他们要好好学习文化革命的基本知识，弄清文革是怎么一回事；要求收缴武斗器械，立即停止武斗；停止煽动性宣传，撤销所有的工事，保证不同观点的人有“四大”的权利。谢富治要“百万雄师”负责人俞文斌写一张百万雄师的头头名单，俞写给他了。后来就是按这个名单抓人。王力批评说：“你们在据点里，集中起来搞武斗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向他解释道：“我们有厂不能回，有家不能归，是被逼得这样的，一回去就挨打。现在中央代表团叫回去，‘百万雄师’同意，但希望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集两派组织谈谈，订几条规矩，由中央派人监督，大家一起回去……”。王力说：“你提这个问题就是错误的！你们管你们自己，不要管人家嘛！你们怎么管得了人家呢？”“百万雄师”头头顶嘴道：“叫我们单方面回去，等于叫我们投降。举手投降的事我们不干！各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平等对待！”王力态度强硬地说：“现在，首先要制止武斗，我们要求你们必须做到几点：1.立即停止武斗；2.停止煽动性的宣传；3.撤除所有的工事；4.不准用交通生产工具武斗；5.不准挑动农民进城；6.不准拦车，所有岗哨必须撤除；7.保证不同观点有四大权利。”说完不欢而散，在场的“百万雄师”头头和骨干，对谢、王的态度与话语十分不满。

18号凌晨，谢、王前往位于武汉测绘学院的钢二司司令部，与学生座谈，要求收缴武斗器械，制造和平气氛，为解决问题创造条件；要坐下来学习，分清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