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黄州文革往事[1-10]

文革往事（一）
　　
蓝天白云/(2012-12-07 20:20:40)

　　我的少年时代，经历了三年文化大革命时期。现在讲文革，都说是十年。而在我们的心里，真正的文革就是66、67、68那三年。那三年学生不上学，全国闹派性，搞武斗，是最乱的三年。69年后全国除了少数地区以外，都恢复了正常社会秩序，我们也回到了学校。所以，在我的眼里，文革始终就只有三年。我想写文革，写从一个儿童的眼里所看到的一切，很早就有这个念头。可是，文革留给我们的是痛苦的伤感，想起来就很心痛，并且这个话题非常敏感，那时代的人都还健在，搞不好，不是得罪这一边，就是得罪那一边，就象网络中的WM和JY之争一样。在这黄州人的版块里，我还是下定决心，写写我所经历的文革。为了避免麻烦，文中除了已经定性的人外，对普通人一律不写人名，用化名代替。具体的时间有可能记不大清，不要当历史对待。叙述的角度是从一个儿童的眼光看社会，不加以任何评价，是非让历史去分辨。我写的文革中的黄州，也不是黄州的文革史，只是通过一些事件的回忆，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个当年的画面片段。
　　
　　1966年5月间，我当时在附小上小学五年级。随着国家的运动开展，小学生从这时起也开始参加文化大革命了。学校还是正常上课，期终考试也如期举行。我们参加文革的形式就是写作文，批判“三家村”，批判吴晗、邓拓、廖沫沙。那时黄州街上是平静的，可能都和学校一样，开开会，写写发言稿，跟跟形势而已。记得，我写的一篇批判三家村的稿子被中国少年报采用了，还在学校开大会宣讲。其实，我们那时还小，才11岁，哪里知道什么吴晗是谁，他写的什么海瑞罢官，我哪里看过，只是照老师所讲的抄抄而已，由老师推荐给报社的。那时，学校组织有宣传队，一个C老师带队，我从65年就在学校参加文艺节目演出，故理所当然的是宣传队的成员。我们排练一些时兴的节目，如用主席语录编的歌曲，舞蹈，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男生，一个女生，装成老两口，来学毛选，这个节目当年是家喻户晓，人人都会。我们经常到街头演出，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胜利街上新华书店对面的专合办门前高台上。到了街上，把锣一打，鼓一敲，马上就围过来一群人，节目就开始了。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是某某学校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为人民演出现在开始。哈哈，少年之乐也。
　　
　　黄州真正有点火药味了是在66年8月份开始。黄州真正搞城市建设也是从66年6、7月开始。这两件事是不是很矛盾？其实，66年，对于黄州来说，还是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做了很多事情。胜利街、考棚街、青云街是那时修的，把青石板掀掉，街面扩宽，铺上石子，铺上柏油路面。不过，修路的人群里有很多运动中挨整的地富反坏右分子，66年，黄州第一批挨整的不是当权派，而是在解放后历次运动中都挨整的“死老虎”（即明的成分不好的人），在清扫牛鬼蛇神的口号下，把他们再次请出来。我看到，他们天天在街上敲石子，那时修路没有那么多机器，石子是用铁锤一点一点敲碎的，有的人年龄还蛮大的，在我们看来是老爹爹，老婆婆，都在太阳下面带个草帽，满头汗水的敲。黄州的第一次路面改造留下了牛鬼蛇神的印记。那年，还把考棚街的牌坊，把清源门，一字门等老城门，老城墙全拆了。在六月份时，我父亲感觉到，批判他的可能性越来越大了，怕我们子女受到影响，而且他当时也以为这个运动也就是三两个月就过去了，就到学校和老师商量，能不能让我和两个弟弟先离开学校，那时学校还没放暑假。老师和学校同意了，父亲就把我们送到乡下一个远房亲戚那里避避。我们哪里知道大人的时，只知道第一次去的乡下太好玩了，又可以游泳，又可以有各种瓜果吃，玩的不亦乐乎。等8月下旬，父亲看到运动结束遥遥无期，不得已把我们从乡下接回来时，黄州已经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满城的红色。红色的标语，红色的旗帜，红色的横幅，红色的袖章。就连我母亲也带了个红色的袖章在织毛衣。街上的人也比平时多了许多，游行的，开会的，宣传的，看热闹的，熙熙攘攘。修马路还没结束，五类分子还在那里劳动。增加了很多人挑水上龙王山浇树。那年，黄州大旱，地委组织抗旱。除了坏分子外，普通机关干部也上山浇水，为黄州人留下了青山一座。这是文革初期的黄州。北京已经开始接见红卫兵了，黄州当时去北京接受主席检阅的，主要是黄师，一中，黄高的学生。前两次是有组织的去的，各学校的领导带队，学生中选代表参加。去了的人回来讲起外面的情况，大城市毕竟比小城市走的快，于是，黄州的学生也学起了大串联，不用组织了，能去的全去。外地的学生也到黄州来，去的最多的是黄冈县回龙林家大湾，那是林的故乡。我开始进六年级了，9月还是正常开学，大串联没有我们的份。中学从9月起就不上课了，学生全部闹革命，大串联。最有意思的是66年小学毕业进初中的那届学生，那年9月，他们进了学校，可是中学不上课，他们在学校，一天课都没有上。但他们算中学生，可以去串联。我的一些邻居的孩子比我大一岁，都出去串联了，呵呵，很搞笑的。后来这届学生到68年，不算中学生，又退回小学，从69年开始再读中学，71年底，就让他们毕业了。
　　
　　转自蓝天白云的博客，原文链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84168a8f0101c3vj.html

文革往事（二）
　　
(2012-12-08 20:31:32)

　　
　　66年9月开学后，也没有正经上过什么课，经常是学习政治的课，开会到是很多。北京每接见一次红卫兵，黄州就开一次大会，会后就游行，在那以前，每年的国庆节，也要开会游行。黄州开大会的地方就在胜利街的人民广场。游行的路线是从人民广场出来向东，沿着胜利街，走到考棚街，再走到十字街，转向沙街，最后沿沙街回到出发的人民广场门前结束。文革时的游行也是这样的路线，到后来，就走到东门来，沿黄州中学外面，转到八一路上来，到十字街结束。那时游行是家常便饭，几乎每天都有，游行时还要放鞭炮，这才是我们小孩子的关心。只要大人一丢手，立刻就有小孩子冲上前去用脚踩熄它。然后自己一个一个的放，“啪”，“啪”，一会儿一个，一会儿又一个，游行的队伍也变得弯曲起来。哈哈，童真之乐。
　　
　　那个夏天，是翻天覆地的夏天，一切都在变。在横扫四旧的口号下，人们穿的衣服变了，花的，西式的不能穿，要穿草绿色的军装，带军帽，带红色的袖章。头发变了，女生的长辫子都剪成短发，向伟大的旗手学习。生活方式变了，扑克、麻将、军旗、象棋几乎所有的娱乐都禁止了，每天晚上都要到单位学习两个小时，好像没有星期天的概念，人们除了革命以外，没有其他事可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变了，以前很和蔼的老人，忽然变成了坏人，以前学校的老师怎么就变成了国民党的特务，以前单位的书记领导，一夜间变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靠边站了。就连人们见面打招呼的问候语也从吃了吗变成了今天要去斗哪个？
　　
　　10月份，附小的书记也到北京串联了一趟。回来就把学校的名给改了，改成红卫小学，又是开会游行热闹一番。黄州一下子成了风，隔壁的考棚街小学，也改成了赤卫小学。很多商店都改了名，再后来就改到街道名，地名上面了，反正天天都在变，都在改，一斗二批三改革，好像就是这个理。
　　
　　到了11月，我们六年级的学生也坐不住了，人家到处串联，我们也要串联，也要搞革命。大家天天跟老师吵，老师校长给吵的没法，让我们出去吧，又怕孩子小，出了事不好向家长交代，不让我们出去吧，又怕担负破坏文化大革命的帽子。苦思冥想，终于给他们想出了一个高招。于是，有一天，通知我们六年级的学生，明天早上全部带上被子，衣服和洗漱用品（那时，这些是串联的必用品），到学校集合。我们那个高兴啊，蹦啊，跳啊，我们终于可以串联了。第二天，我们早早地来的学校，一个也不拉。一声口令，全体都有了，向右转，我们踏着整齐的步伐走到了轮渡，上了船。那时，到武汉是出去的第一步，坐船是到武汉的必由之路啊，没有一个人怀疑此行的目的地。大家在船上有说有笑，各班还拉起了歌，唱语录歌。坐了两个小时，船停下来了，到了，下船。不对了，我的老家是武汉，我去过武汉，哪里两个小时就能到啊。我们下船一看，一个房子看不到，是在一片沙滩上，大家问老师，这是哪里，老师说，是南湖。哦，到了南湖，我们可爱的老师把我们拖到南湖来了，那时，我们还小，很多人是第一次离开黄州，也不知道南湖在哪里，离黄州有多远。没有办法，只好跟着老师来到了南湖耕师，那时叫耕读师范，好像学生是半耕办读性质。我们心中的大串联就这样串到了南湖来劳动来了。
　　
　　南湖劳动。到了南湖，走也没办法走，只有住下来。南湖的秋天还是很美的，田野是一番收获的气氛，对于很少走出黄州的小孩子来说，到处都是好奇，只一会儿，就把串联串到南湖来的坏心情忘的干干净净。我们住在耕师学生的宿舍里，后来，我们才知道，耕师的学生全跑去串联去了，地里的红苕，花生没有人收。就把我们小学生搞来给他们收花生、红苕。我们白天在地里帮大人们捡花生，捡红苕。用牛把地耕泡，翻起来的花生就捡起来，堆在地头，再用板车拉回去。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烤花生吃，日子到过的很快，十几天后，老师又搞条船，把我们送回了黄州，我们的串联就这样结束了，不过，这也为后来整老师埋下了伏笔。
　　

文革往事（三）
　　
(2012-12-09 19:50:05)

　　
　　第二次串联
　　
　　回到黄州，学校也没怎么上课，老师在那个政治背景下也没有什么心思上课。他们也要面对文革啊。低年级的学生干脆放假了，我们每天还是习惯性的到学校去，看看有什么事没有。11月的一天，早上我和wu同学到学校，听老师讲，这几天不用来了，他们要去武汉参观学习。我们一听，就吵着要老师带我们去，因为我和wu都在武汉有亲戚，我们也想到武汉去串联一把。老师哪里肯，我们七说八说，当时不知是怎么把老师说动了，就松口道，你们要去可以，到了武汉，我们就不管你们了。哈哈，我们要的就是这句话。我和wu迅速跑回家准备东西。我跑回家里，母亲正在天井处洗衣服。我跑过去，很快的跟她说，学校要我们去串联，我回来拿钱。我母亲还没搞清什么事情，我就从她的裤袋里摸出5元钱，跑进房里拿了个黄色背包，文革中最时兴的军用背包，装了个杯子在里面，就往学校跑去。我和wu跟着老师寸步不离，坐轮渡，到鄂城火车站，坐火车到武昌，生怕他们把我们甩了。说老实话，武汉虽然是我老家，以前每年过年都回去。可那是跟着父母亲一起的。真叫一个人走，还不知道东南西北呢。心里老在打趴拉鼓，这到了武汉，不知怎么办，海口已经夸出去了，收也收不回。火车到武昌，天也黑了，大约是六点多钟。老师开始问我们，要去武汉哪里，我和wu的亲戚都在武昌这边，他说在小东门，我说在司门口，老师说，这好走，跟着我们走。他们要去洪山。那时都没有公交车坐。从武昌火车站走到大东门，老师指着小东门方向说，沿着这条路下去，就是小东门，我们要往那边走了。于是，我们和老师分开，独自去串联去了。
　　
　　我和wu背着包，在夜幕下的大东门往北走。那时，武昌哪有现在的灯火辉煌，只有沿街几盏昏暗的路灯。我们走到小东门，他隐约记得起大概的方向了，慢慢走到他亲戚家，大人都很惊奇，你们是怎么跑来的？等等审问了一番。我也在他亲戚家住一个晚上，一来天已晚了，二来我也说不出我家亲戚的具体门牌号码。第二天一早，我就朝大桥方向走了，因为，只要走到长江大桥，我就能找到亲戚家。长江大桥那时是中国人的骄傲，我回武汉时，总是要到大桥上去玩，从桥上走过去，走过来，在桥头堡的电梯里上上下下，对那里实在是太熟悉了。我找到了亲戚家。在武汉住了十几天。我表哥在关山一家工厂上班。他听说我想看看武汉的文革情况，找了很多红卫兵的传单给我看。还带我到他工厂去玩。那时工厂天天上班，但生产不是很忙。有时，我就一个人跑到司门口大桥下面，看人家撒传单，也抢传单。红卫兵的传单是用抢的，而小报是要钱买的，一分钱一张。我不是出来时拿了家里的5元钱吗，路费没用完，买了一大叠小报带回去作接礼。
　　
　　呵呵。就这样，我在武汉三镇（汉阳、汉口也有亲戚）玩了十几天，也没有和wu同学联系，也没和老师联系，因那时根本没有现代通信方式。更没有和黄州家里联系，少年不知愁啊，我哪里会想到因为我跑出来父母亲的那种焦急的心情。我走的时候，没有和母亲说清楚怎么回事，家里不知我到哪里去了，跑到学校去问，也问不出个所以原，他们也还镇静，没有报警，报警也没有用。写信到武汉，信件来回七八天，终于知道我在武汉，父母亲才放下心来。过了几天，父亲单位有个人到武汉办事，托他去找，一起坐船回到黄州。回来后，算是没挨打，父母亲只是骂了一顿。Wu同学早被亲戚送回黄州。第二次串联梦就这样了结了。

文革往事（四）
　　
(2012-12-10 20:43:40)

　　
　　这时候，黄州“破四旧，立四新”的风越刮越猛，连家里过年贴的门神画，小孩子玩的洋画，香烟盒子，打的珠子都成了一扫光的对象。文革前的小孩子，主要是男孩，喜欢玩洋画和用香烟盒叠成的鸡雀（黄州土话），洋画是比现在的名片小一半的画片，一版一版的卖，一版有三四十张。印有中国古书上的人物，比如水浒、三国、西游记、隋唐演义、封神榜等里面的人物，一版就是一个传记。在我们不识字的时候，就先认识了古代的人物，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对普及中国历史是莫大的好事，不是有句话说要从孩子抓起吗。呵呵。玩洋画的方法是，两个人分别把洋画贴在墙上，然后用手一放，看谁的飘的更远，远者就赢了，这张画就归赢者所有。在不比的时候，大家就拿出各自的洋画来看上面的人像，讲所知道的故事，会讲的孩子周围经常围着一群人听。
　　
　　香烟盒上面也是印有各种图案，当时是很吸引小朋友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收藏者。如上海的大前门，武汉的园球，新华，贵州的黄果树等，全国各地的我都收集了一大叠。那时只要是遇到外地来的人，第一件事就是问人家要烟盒。烟盒除了收藏，也可以拿来输赢，我们把烟盒叠成三角形，弄的硬硬的，然后把它放在地面，另一个人就用手中的鸡雀去打地上的那个，如果把它掀翻面，就赢了，如果没有打翻过来，另一个人捡起自己的鸡雀继续打，这样轮换，直到分出输赢为止。一般小孩子不会拿自己心爱的烟盒来打，都是用自己有两张以上的烟盒来赢自己没有的那种牌子的烟盒。也很奇怪，越贵的香烟牌子的盒子也越硬，很难打翻，这就叫做王。每个人手里都有几个王牌，叫板，不到万不得已，板是不拿出来的打的，万一输了，就是人家的了。但是，只要用板，赢的概率就会大，因为它硬。
　　
　　打珠子，不知现在的年轻人懂吗，用玻璃做成的圆圆的珠子，里面有花纹。男生用来玩，在墙上一磕，让它自由滚，谁的珠子滚的远，谁就是第一个打，用手夹住珠子，瞄准对方的珠子，大拇指一弹，啪的一声，打中了，就赢了。珠子归对方。如果没打中，让珠子自由滚，停在那里，第二个人继续打。谁的手有力，谁打的准，谁就是赢家。这些都是儿时黄州儿童玩的东西。经常为玩这些分派系，打架什么的。那时，小孩子打架是非常正常的事，大人们从来不为小孩打架而两家吵架，或者到学校闹的。有一个伟人说过，小孩子打架是勇敢的表现，只要不把眼睛打瞎，就让他们打吧。呵呵，那个年头我们就是在这种教育氛围下长大，谁知道，后来，勇敢就变成了武斗，不打瞎眼睛，就打死人了。
　　
　　扫四旧时，家家都对这些属于四旧的东西进行清理，卖的卖掉，丢的丢掉。我的洋画和烟盒实在是舍不得，怎么办，细伢有细伢的办法。我学那些儿童连环画上的地下工作者的做法，用油布把我心爱的洋画、烟盒、扑克牌、珠子等玩物包起来，里三层外三层包好。和弟弟一起，来到龙王山后，估计是果园场或是七一大队的地界，找到一棵果树下，挖一个坑埋了下去，为了以后记得这个地方，当时还做了记号。可惜啊，可惜，就这样，也没有保存下来，我过了几年再去找，根本不知道埋在何处，在那块地方挖来挖去，也找不到，就这样把我的心爱的宝贝弄丢了。那些东西如果能留到今天，算是历经劫难的见证吧。
　　
　　66年11月我从武汉回来后，也带回了好多武汉的革命形势。和一起玩的孩子们吹吹牛，讲武汉的红卫兵是怎样的游行，是怎样的撒传单，是怎样的贴大字报，讲表哥的工厂怎样大，工人每天吃冰棒不要钱，那时孩子最喜欢是吃冰棒，虽然当时是冬天，没有冰棒卖，可到了夏天，冰棒要3分钱一根，雪糕要5分钱一根。听到冰棒不要钱，个个人都伸出了舌头，象是要吃一样。黄州也有革命组织到街上撒传单了，我们觉得很好玩，一个人在前面撒，后面跟着一群人捡。和电影里演的三四十年代搞地下斗争一样，就是后面没有吹哨子的警察跟着追。至于那传单上写的是什么，有的人看，也有的人不看。反正天天有，看不完。那时，不知道那些纸要不要钱买。传单是用最原始的钢板刻字，用油墨印刷的，中学的红卫兵，字写的好的，这时发挥了特长，每天用刻字的铁笔在钢板上一个一个的写，我也试过，这个活不好做，亏那些红卫兵，为了保卫最高统帅，每天苦行僧似的在那里练字。告诉大家，还真有人从这里面把字写出水平了，地区医院有一个图书管理员，是个女的，她是哑巴，那时，图书室肯定是没有事做，各个组织不管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找她抄大字报，抄着抄着，她竟然练出了一手好毛笔字，后来，医院里要写的什么，都是她来写了。她的儿子后来为黄州出了名，在世界奥林匹克数学竞赛中获奖。这是后话。我们看着红卫兵天天撒传单很好玩，我们想，把那些传单捡多点，我们也可以去撒传单啊。哈哈，这是个好主意。于是，我们考棚街的半泼子伢白天就在街上到处抢传单，晚上，我们把一叠叠的各种各样的传单，拿到百货的楼上平台上，往下撒，百货和副食那个十字路口，那时有霓虹灯，是黄州晚上最热闹的地方，传单一撒下去，好多人都在抢，在捡，还以为是最新版的传单，哪里知道是我们的二手货，里面造反派的也有，保守派的也有，捡到的人都奇怪，这是一个什么组织啊，怎么两派的传单都撒。哈哈，只要是考棚街住过的细伢，都记得这个好笑的趣事。大人闹革命，细伢跟着玩。
　　
　　还有一个好玩的事。那时开始时兴带毛主席像章了，大人小孩都带。66年下半年的像章样式还不多，基本上是从北京串联的人带会的那种，尺寸很小，圆圆的。我们考棚街的伢晚上习惯在电影院外面的空场子上玩，玩着玩着，不知是谁带的头，开始抢像章了。只要有比我们小的孩子走到这个区域里来，就有一个人悄悄的走到他身边，先开始是问，把你的像章给我看看，还假装很欣赏他的像章的样子，然后趁看像章的时候，把像章的后面扣针一解开，拿着就跑，那个小孩就大声地哭着追，那里小巷子一穿人就不见了，哪里去找。我们也抢人家的，也怕人家抢我们，所以后来晚上出门就不带像章。

文革往事（五）
　　
(2012-12-11 20:15:36)

　　
　　到了12月，黄州人越来越紧张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开始有分裂了。最开始，文革是整三家村，整保护三家村的北京市委，然后每个省都找自己的三家村，从学校开刀，上上下下，到处揪三家村，其实就是一些老学术传威，成了第一批挨整的人，这些人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在新社会没有多少人保护他们，所以，社会的方向是统一的，红卫兵的队伍也蛮团结。到8月份“我的一张大字报”出来后，文革的矛头就对向了原来的学校党委成员和保护他们的地方党委，这样，老百姓就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要打倒党委闹革命，以北大的LYZ等人为代表。而原党委成员的子女，如LD他们的子女，不愿意看到自己的老革命长辈挨整，就以保卫MAO为理由，也成立了红卫兵组织，这就是67年，68年派性武斗的由来，说到底，还是为了各自的利益，用MAO做挡箭牌。
　　
　　那时，就开始了各自成立红卫兵，各搞各的运动。8月25号，北京四中、六中、八中、师大女附中等西城区31所中学的红卫兵组织在师大女附中集会，决定成立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简称“西纠”）。其后又有西城区19个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加入了“西纠”。“西纠”成立后，陆续发出了13个通令，对保卫中央党政机关，保护老干部，保卫国家机密，维护首都社会秩序，反对批斗、抄家中的武斗、体罚等方面作了具体详尽的规定。这些通令流传全国，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北京四中，当时有很多中央首长子女在那里上学。可是，后来，被整的伤心，看：66年12月16号， 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上，江青讲话提出要对“西纠”“毫不留情地坚决镇压”。她还当众点了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孔原、许明五个人的名，诬指他们为指使“西纠”“干坏事”的后台。在此之后，“西纠”遭到镇压，“西纠”负责人董良翮、粟寒生、孔丹等被投入监狱。
　　
　　这里给大家看一个西纠当年的通令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
　　
　　毛主席语录
　　
　　人民靠我们去组织。中国的反动分子，靠我们组织起人民去把他打倒。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为了捍卫毛泽东思想，为了支持广大红卫兵造资产阶级的反，为了更好地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广大工农兵群众赋予我们的光荣职责，为了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首都红卫兵纠察队》宣告成立。
　　
　　这个决定是八月二十五号，西城区三十一个学校的红卫兵讨论通过的。
　　
　　纠察队是红卫兵自己的组织，他的成员是红卫兵的优秀分子，中坚力量。
　　
　　纠察队是革命的造反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
　　
　　纠察队是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队。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的成立是我们全体红卫兵的大喜事，它再一次表明我们的红卫兵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的红色革命组织。既是敢想，敢说，敢革命，敢造反的先锋队，又是坚决执行党的政策，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的战斗队。
　　
　　我们的职责和权力：
　　
　　1．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忠实执行毛泽东思想，热情宣传毛泽东思想，勇敢捍卫毛泽东思想。
　　
　　2．坚决地协助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
　　
　　3．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和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
　　
　　4．有权撤销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品和禁令。
　　
　　5．有权检查各学校，各机关，各工厂，各单位的红组织。
　　
　　6．有权扣押假红卫兵和流氓。
　　
　　7．在其他各区纠察队未成立之前，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
　　
　　此令八月二十六号十时实行。
　　
　　我们要求广大工农兵群众和各地区公安机关协助我们工作。
　　
　　口号略
　　
　　北京三中红卫兵
　　
　　红大附中（北京女一中）红卫兵
　　
　　北京四中红卫兵
　　
　　北京女三中红卫兵
　　
　　北京六中红卫兵
　　
　　北京女六中红卫兵
　　
　　北京七中红卫兵
　　
　　北京女八中红卫兵
　　
　　北京八中红卫兵
　　
　　红色要武中学（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东方红中学（北京二十八中）红卫兵红旗
　　
　　北京女十中红卫兵
　　
　　北京二十九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
　　
　　东方红四中（华嘉寺中学）“七一”赤卫队
　　
　　北京三十中红卫兵、八？一八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三十一中红卫兵
　　
　　红二七中学（铁三中）红卫兵
　　
　　北京三十三中红卫兵
　　
　　空军红鹰红卫兵
　　
　　北京三十五中红卫兵
　　
　　北京建筑工程学校红卫兵
　　
　　北京三十九中红卫兵、二七战斗队
　　
　　抗大附中（北京十三中）红卫兵
　　
　　抗大四中
　　
　　二龙路中学
　　
　　月坛中学
　　
　　抗大战校（北京四十一中学）红卫兵
　　
　　抗大附中（北京三十四中）红卫兵
　　
　　太平桥中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北京四十中红卫兵
　　
　　首都井冈山中学（北京九十八中）红卫兵
　　
　　北京一百一十中学红卫兵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五号
　　
　　董良翮知道是谁吗?黄冈的名人董必武的儿子。粟寒生知道吗？粟裕大将的次子。孔丹是周总理的秘书许明的儿子，他父亲是原中央调查部长，母亲66年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孔丹现在是中信集团董事长。西纠就是由这些红色后代成立的组织，他们的口气多大，“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京部队的亲密战友。”“有权这个，有权那个”“一些重要国家机关和主要街道，暂由西城分队代行保卫职权。”，呵呵，可是，还是被文革的浪潮给吞没了。
　　

文革往事（六）
　　
(2012-12-12 19:34:28)

　　
　　那时还有一个很有名的争论，就是一些成分好的年轻人提出“唯成分论”的观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这就是当年的口号。黄州这时也刮起了讲成分的风，从小学生开始都分得很清，如果成分不好的学生，开会不让参加，组织不让参加，叫靠边站。我也是靠边站的人，我父亲那时已经挨整了，天天被批判，天天去劳动。记得我们班上有个女同学，名字中有学思，意思是学习马克思。可她父亲是被镇压的反革命，再怎么学习马克思也没用，成分不好，在班上没有人理她，很孤单。现在想起来好可怜，小小年龄就被分成了三六九等。
　　
　　再发一个当年很有名的人，谭力夫写的大字报，讲成分论的。
　　
　　名字是：
　　
　　论对联
　　
　　北京工业大学三系 刘京、谭力夫
　　
　　“对联也成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武器，这也是人民群众在革命运动中的发明创造。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
　　
　　这幅对联一出来，就几乎震撼了所有人的心弦。大长好汉们的志气，大灭混蛋们的威风。在修正主义长期统治下的工大这一颗火星燃起了熊熊烈火。
　　
　　有人说它“糟得很”；有人虽然稍加赞许，但也不能全然否认一个“糟”字，在“但是”后面大做文章；而我们却要大声疾呼“好得很！”
　　
　　有人说：“上联不利于出身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下联不利于团结大多数。”　　修正主义大讲所谓重在表现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出身不好的同学思想改造”；修正主义用“红色包袱”把广大工农革干子弟压得抬不起头来时，你们也没有出来说“这不利于团结大多数”何其不公正啊！
　　
　　什么是大多数呢？在修正主义办的大学里，“自来红”们暂时是少数，但就全国和世界来讲，他们是绝对的大多数！即便在大学里也终将会成为真正的大多数，请你们放心，我们会用我们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我们的大学！就眼前来讲，混蛋们也绝非大多数，中农、职员、自由职业者、普通知识分子、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子弟们，请你们不要痴心，你们的老子大多数不属于反动之列。即便是黑五类的子弟，你们也可以想想，虽然老子反动，你们是否是混蛋？我们热烈希望你们做“基本如此”之外的人。
　　
　　“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说明我们是有成份论者，“基本如此”说明我们是不唯成份论者――这已经再清楚不过了。
　　
　　有的同志讲“上联不全面，下联不策略”我们觉得还是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后来又产生一幅对联“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应该如此”――，这两幅对联配合使用，意思就比较完全了。
　　
　　第一幅对联描绘了一个基本状况，是讲唯物主义的，第二幅对联指出了发展前途是讲辩证法的。“基本如此”加上一个“应该如此”就是辩证唯物主义了。
　　
　　这两幅对联的的确确触动了某些人的灵魂，有的同志加上三个字“鬼见愁”或“鬼见仇”很有意思。有的同志不敢触及某些人灵魂深处的那个小王国，老不疼不痒马马虎虎，以求得“和平共处”。岂不知，哄来的孩子，终究不是自家的孩子，“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否则貌似爱之，实则害之！　　 有人写了另两幅对联和前两幅对联唱对台戏，一曰：　　“我父革命我光荣，娘胎里是自来红，他父反动他倒霉，天生永是自来黑――形而上学”。
　　
　　这对“红五类子弟是多么可恶的戏弄。对黑五类子弟又是多么卑鄙的挑拨。”　　 二曰：“老子革命儿应继承，老子反动儿应造反，――重在表现
　　
　　在这里红与黑半斤对八两，“不偏不向”都叫做重在表现，阶级分析的影子一点也没有了。这简直是彭真言论的翻版！四幅对联这样针锋相对，难道不发人深思吗？ 有人问我们：“你们说党在学校的阶级路线是什么？”
　　
　　我们说：“我理解就是坚决依靠革命左派去牢固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象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烈士、革命知识分子子弟和一切革命师生，就是左派的主力军。”
　　
　　又有人问：“哪一个文件哪一条这样写了？”
　　
　　我们说：马列主义教导我们，毛主席教导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我们尊重唯物主义，尊重辩证法，什么意思呢？就是尊重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尊重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和首创精神。我们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进行实践，进行创造。对阶级路线的这个理解就是在进行创造，就是一部分革命同志的创造。我们过去的实践证明了出身好的绝大多数是革命的左派，而大多数出身不好的是愿意革命的，而且是可以革命的，但是，他们中真正背叛了家庭的确实不多！不信也请你们到实践中去检验！
　　
　　我们的想法，如果有一些道理，那么就可以被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如果不对，我们将在实践中修正”
　　
　　引自红卫兵大字报
　　
　　

文革往事（七）
　　
(2012-12-17 20:11:22)

　　
　　唯成分论的争论，后来演变成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斗争。前面说了，66年8月以后，开始冲击各级党委，运动的性质有点变味了，原来根红苗正的革干子弟、工农子弟对此相当不服气，纷纷成立组织，保卫各级党委。实际上就是保护他们的父母亲。社会上一些对党有朴素感情的劳模或工人、农民也都参加到保守派的阵营里。学生中比较典型的，北京武汉的我就不说了，黄冈的漆林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父亲漆先庭，母亲林二姐，是黄州家喻户晓的老革命，他家和李先念、张体学等从大别山打出来的老首长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66年下半年，武汉的红卫兵冲击省委，批判张体学。漆林第一个站出来保张体学。他当时是湖北大学法律系学生，也是湖北省委组织成立的武汉红卫兵司令部的政委（简称三字兵，又称一司，和后面成立的二司、三司以视区别），他在66年8月到67年元月这段时间里，组织湖北大学和武昌地区的红卫兵，抵制北京来武汉串联的赵桂林等人冲击湖北省委的行为，其间发生了很多故事，现在在万能的百度上也搜不出来，只有留在当事人的心中。
　　
　　有几个漆林当时的发言和大字报的题目，从中可以看出些端倪。
　　
　　66.08.31《反革命的串联我们绝不答应》（湖北大学），难道党中央和毛主席是叫你们来煽动这样的风，点如此之火吗？
　　
　　66.08.31《紧急呼吁》（湖北大学）：自8月25号以来，北京二十多所学校的师生相继来到我校串连。他们人数虽少，但影响很大，流毒甚广，实在令人不能容忍。
　　
　　66.09.03紧急通告——致北京市革命师生：这群来武汉的人一下车就当官老爷，不问青红皂白就给省委贴了许多大字报。
　　
　　66.09.06致北京、武汉革命同学的公开信（之一、二）》：现在北京南下串连的同学中有一部分人要打倒湖北省委，我们坚决反对！
　　
　　66.09.16《致全国各兄弟院校革命师生一封信》（湖北大学）：湖北省委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革命好省委！
　　
　　66.09.17《戳穿所谓“革命串联大会”的阴谋》（湖北大学）：赵桂林策划的“革命串联大会”，恶毒攻击湖北省委和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
　　
　　66.09.17《漆林同志在湖北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第32次全体（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对于革命的湖北省委，我们认为不能炮打。
　　
　　说到这里，讲一个小插曲。湖北大学在66年发生了“张体学万万岁”的事件。有一个北京的红卫兵回忆道：66年8月，他们北京红卫兵受中央文革的派遣到全国各地扇风点火（估计和赵桂林是一同来武汉的），有一天，他们来到湖北大学，学校的造反派交给他们一个串联的学生写的意见本，其中有一页上，竟然有学生写着“毛主席万岁！张体学万万岁！”。湖北大学的造反派意图是让北京的学生带回去交给中央文革。这个事非同小可，湖北大学的保守派立刻把北京的学生包围了，不让他们走，要他们交出本子。他们不交，后来，湖北大学的造反派冲了进来，把北京的学生保护起来，形成了僵持状态，直到天黑，湖北省委派人来做保守派的工作， 让北京的学生离开。后来，这个本子他们北京学生也不知道弄到哪里去了，他回忆说，这个东西肯定没有交给中央文革，早就被红卫兵的头头扔到哪一个犄角旮旯里去了。这件事与漆林有没有关系，只有他自己知道哟。
　　
　　漆林当时是湖北大学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一号头头，钱运录是湖北大学大专院校红卫兵的三号头头。钱是湖北大悟人，出生贫寒。文革时保张体学有功，有一次，造反派批斗张，钱等人护送张回家，张体学的爱人林少南记住了这个名字。文革时这种事情多呢，黄冈地委书记石川，被黄师的一个炊事员救了一下，文革后，把他从黄师调到其他地方去了，可惜，这个人一个字不识，不能当官。
　　
　　唯成分论是一个开始。从66年8月起，文革走出了校门，杀向社会。社会上的工农兵也分成两派，一派是老干部，老工人，农民，解放军，他们对各级党委都是持支持保护态度，这一派史称保守派，在各地的代表人物有北京的时传祥，武汉的夏菊花。另一派就是一些出身不太好，在历次运动中挨过整，对单位领导有这种意见，那种意见的人，他们是巴不得把那些领导打倒，他们构成了造反派的主流，有一个造反派人物叫王洪文，他很特殊的一个人，农村出身，当过兵，当过工人，当年称之为集工农兵与一身，MAO就是这样看中他，最后提到了中央副主席的位置上。造反派中还有一种人，就是从58年开始到65年这些年中从城市下放农村的知识青年，他们为了回城安排工作，也加入到造反派中，黄州64年下放一批知青到上巴河，其中就有一位成为了造反派的领军人物。这种斗争历时十年，反反复复，一派起来，另一派下去，不知有多少人为之坐过牢，付出生命，两派的人都有今年翻身解放当主人，明年又被残酷镇压的命运。没有谁对谁错，直到76年大结局，80年真正得到解脱为止，两派的代表人物都被带上派性的尾巴不能站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了。有些人后来在经济领域里发了大财。但我相信，这种仇恨到现在还没有完结。只是希望中国永远不要再搞这些事了。

文革往事（八）
　　
(2012-12-18 19:06:57)

　　
　　黄州也不例外。从66年下半年，各单位的领导都靠边站。当然时间有先有后，先没有被整的领导，都是把别人抛出来，让造反派有对象斗，就斗不到自己身上。没料到，造反派并不满足揪出来的那一部分人，他们是要整个打倒当权派。于是，今天揪一个，明天揪一个，谁也别想跑脱。全部都整到了。我们当时小，不太懂得是什么回事，但我们识字啊，也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了。满街的大字报，我们从头到尾的看，也知道了，谁谁谁在解放前干什么事，谁谁谁和谁谁谁有生活作风问题，等等。说一个笑话，我父亲养了我们弟兄四个，65年的一天，同事开玩笑，说美帝要是打到中国来，你家到好，有四个儿子。我父亲有点自豪的说，四个儿子一个角守一个，保护我。哈哈，就这样的玩笑话，文革时也被当时在场的人揭发出来，成了反动言行，到处批判。可见当时，是怎么一种混乱局面。只要是能整人的，全都拿出来了。人与人之间还敢讲真话吗？最著名的是刘少奇的女儿写了揭发刘少奇的大字报，把他父亲平时在家里说的关心她的话全说成是反动的话，如，叫她吃好点，穿暖点，因为她是刘少奇前妻生的，不常在他身边生活。就这样的话，也变成了破坏工农子弟，分裂阶级队伍的罪行。后来，她自己也被挨整，才知道是上当了。
　　
　　黄师附小也不太平了。学校的书记YGX，女校长DGF都被斗倒了。我记得有三个人在文革时的附小出了名。一个是当时的体育老师D，小孩子都叫他DBD。他个子不高，男性，因为是学体操的，身体到是很结实，手臂上的肌肉与现在的健美人士差不多，他的跟斗翻的好，小学生对他很崇拜。他是学校少年体校的负责人。就在文庙里带学生做体操。曾经带队得过省里的名次。文革开始后，他是附小造反派的头头，不知他是为何原因造反，反正在我的印象中，他造反出了名。他有名的一件事是带人爬到文庙的屋顶上，想把文庙拆掉。只拆了几块屋顶上的瓦，就下来了。要是他真把文庙全部拆了，黄州现在不知到哪里去找他。他后来还当了地区革委会的副主任。最后被判刑，现在如果还在也有70岁左右。他是广济黄梅那边的人。
　　
　　附小还有一个老师，叫WDY，男性，保守派。他与D是两派，他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67年春节前后那几天，不知是什么原因，他用自己的鲜血写下血书，“誓死保卫毛主席”，在附小的外墙上贴出来，还一个人手拿血书到地委伸冤，可能是把他批斗了，他不服气吧。后来，听说这个老师受不了，自杀了。
　　
　　女校长留给我们的最深印象就是，被学生批斗时，把她头发烧着了，差点弄出人命。那时，附小的地委三大院的孩子都仗着根红苗正出身好，在学校里耀武扬威，动不动就拿军用皮带打同学，有些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经常被他们欺负。后来，在学校批斗老师，也多半是他们所为。他们的父辈被批斗是67年下半年的事情。那天，他们把女校长弄到办公室批斗，实际上是打她，一个学生把一些油泼到她头上，用火柴点着，校长赶快往外跑，还算及时弄熄了，但她头发烧光了，头上烧起泡。她的几个儿子为此恨之入骨。她有一个儿子在黄州工作，直到现在。其他几个到北京去了。她是黄州教育界的老人，也当过一中的校长，文革时受此大难，遭孽啊，遭孽。
　　
　　附小的老师有好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三个人。我的班主任，在69年清理阶级队伍时被下放回新洲老家，直到77年后，才又回到黄州。

文革往事（九）(2012-12-19 19:57:58)

时光来到了67年，这年我12岁。这年武汉发生了震惊中外的7.20事件。这个事件几乎成了文革的分水岭。为了描述这年所发生的事情，必须要写写当时的政治背景，也必须写到黄州的省会武汉，篇幅很长。所写到的全是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文献记载的，只讲时间，地点，人物，不做任何评价。

进入67年，黄州人成立了好多组织。比较有名的造反派组织是地直总部，县总司。保守派组织叫红卫军、工农联盟。这两大阵营发生了很多故事。地直总部的头头HXJ、WST等人都是地直机关的小干部，文革时带头造反，是当时黄州响当当的人物，几次坐牢，几次翻身。地直总部包括了地区机关、工厂、医院、邮电局等单位的人员，各单位的都叫分部。有好多单位都是工人当头头，如驾驶员，理发员等。

保守派红卫军、工农联盟主要由各单位的保护党委的那帮人组成，它的势力在农村大，黄州沿江一带的农民多半是红卫军的拥护者。工农联盟只存在几个月的时间，从67年上半年到7.20事件后就基本垮台，红卫军在农村里的组织坚持到68年初，也烟消云散了。地直总部和县总司在67年上半年是战友，到了下半年就成了敌人，到68年整个黄州就以这两个组织为界分成两大派，搞了好几场武斗。地直总部包括地区的单位和战校，黄高几个学校。县总司包括县里的单位，主要势力在团风，但黄师是个例外，它是地直学校，却成了县总司的盟友。

   那时全省的文革看武汉，武汉的一举一动都受到黄州人的关心。武汉的造反派主要有工人总部，九.一三，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后来在他们的名字前都加上一个钢字，变成钢工总，钢二司，钢九.一三，简称三钢。还有新华工，新湖大，新华农，简称三新，还有三司革联，工造，中学红联，新一冶等。红卫兵组织很有意思，最早成立的红卫兵在袖章上就红卫兵三个字，简称三字兵，武汉的三字兵是正宗的铁杆保皇派，也就是保守派。后来的红卫兵为了区别他们，就在红卫兵的前面加上毛泽东思想几个字，多了几个字，就不是三字兵了。先成立的叫第一司令部，以后的按顺序排，成了二司，三司什么的。他们的头头很多，如钢工总的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钢九·一三的李湘玉、邓锦福、钟锡钢；工造的吴炎金、潘洪斌；钢二司的杨道远、方保林；新华工的张立国、郭保安；新湖大的龙铭鑫；三司革联的谢华之等，这些组织的头头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任命，都是自发的站出来当头，但是手下的人都听他的。一个组织少的有几千人，多的有几十万人。单从这一点看，这些人都是些有本事有能耐的人。如朱洪霞文革前就是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作家，很会写文章。三钢和三新同黄州的地直总部，县总司  一样，在7.20事件前是战友，7.20后为了利益分成两派，钢派和新派。

武汉的保守派最著名的是“百万雄师”，它是由武汉的红卫兵（三字兵）和工厂企业的保守派红武兵联合成立的，红武兵由俞文斌组建，他本人是武汉一机局武装部副部长，“红武兵”就是红色武装基干民兵的意思。这个组织得到了武汉市全市武装部门的支持，没几天就发展到27万人。百万雄师只存活了几个月的时间，可它的影响震惊中外，可以说改变了文化大革命的命运，直到今天。百万雄师后来在7.20事件后正式垮台。它的几个头头俞文斌、杨道安、孙运东、纪登清、谢敏华、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蔡俊善、汤忠云、刘敬胜等都是武汉当时机关工厂的干部工人，刘敬胜是刘华清的侄子，是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当年武汉三大武斗事件都有他的身影。当时号称13个常委。7.20后有8个人被捉进牢里，关到72年3月才放出来。到78年才平反。

黄州工农联盟当时有个头头叫DZW，是县直机关的一个小干部。他是北方人，当兵转业来到黄州。这个人很怪，他最先是造反的，怎么后来又成了工农联盟的人呢，我不是很明白。他有一件事，上了年龄的黄州人都知道。1967年的1月1号，他把当时的黄冈县委书记王汝才从县委大院里揪出来，在王的头上罩一个痰盂，就是黄州人夜里用来接尿的东西，现在有卫生间，很少有人用这个东西了。DZW把王用一根绳子拉着，他在前面敲锣，王顶着痰盂在后面走，两个人在街上游行。真的只有他们两个人，从胜利街的西头游到考棚街，一边走，还一边让王喊，我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该死等等。周围是一些小孩子围着看热闹。他可能是黄州第一个把县级干部弄出来游行的人。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文革往事（十）
  
66年底到67年元月，黄州的造反派还比较有势力，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抢档案。现在想起来，为什么文化大革命最开始的造反是抢档案呢，这是中国国情所注定的，每个单位都有档案室，历次搞运动，都会整一些人的材料，运动结束后，就放到个人档案里，以后提干，搞运动都以这些为参考。有的人一生就是被档案害惨了。所以，造反运动一起，第一件事就是冲击单位档案室，把自己的档案给烧掉。

造反派做的第二件事是夺权。这是MAO支持的。夺权最早是从上海发起的。1966年11月6号，以王洪文、潘国平、黄金海等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头头召集会议，策划“集中目标攻上海市委”、“造上海市委的反”，并决定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那时中央有明文规定，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上海市委根据《十六条》的精神和周恩来一再强调的关于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规定，决定对“工总司”持 “不赞成、不支持，不参加”的三不态度。

为达到造反组织合法化的政治目的，“工总司”11月10号率队赴京告状。潘国平率一千人登上去北京的特快列车，王洪文率一千人登上驶往郑州的69次特快（运行中被改为602次慢车）。先后被保守派阻于南京和安亭两个地方不能北进。当号中午12点“工总司”将另外一辆进京的14次特快列车拦阻于安亭站，卧轨拦车，企图以扩大事态，迫使中央解决问题。事件造成沪宁铁路中断。沪宁铁路全线客货运输中断30多个小时，上海站36趟列车不能发出，开往上海的近百趟空货列车被迫停在沿线各站，造成建国后铁路运输线上最严重的第三次阻塞。事件当即令北京高度关注，外国媒体亦广为报道。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安亭事件”

中共华东局第三书记韩哲一、上海副市长李干成11号到安亭劝说。同时陈伯达发来电报：“你们的这次行动，不单影响本单位的生产，而且大大影响全国的交通”，希望“立即回到上海去，有问题就地解决”。张春桥11号深夜乘专机抵沪，与“工总司”负责人接触，允诺回上海解决他们提出的各项要求。12号下午大部分造反队员回沪。

11月13号下午，张春桥与“工总司”的会谈中，在工总司“承认组织合法、承认上京告状是革命行动、告状后果由上海市委负责、曹荻秋公开检查、对工总司提供各方面条件”的五项条件上签字，并被印成传单全市散发。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获悉消息后迅速同意了这一处理意见。11月16号毛泽东说“可以先斩后奏。总是先有事实，后有概念。”不能组织跨行业的地区性工人群众组织的禁令由此废除，学生红卫兵与工人造反派合流。这一事件成了全面炮打上海市委，导致后来轰动全国的夺权“一月革命”的导火索、转折点。

上海在67年一月成功的夺取了旧市委市政府的权，成立了上海公社，后改名革命委员会。原来的造反派进了革委会，当上了地方官。这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武汉的、黄州的造反派都开始做斗权的梦。

可这时，中国的经济却因66年下半年的大串联给弄的半瘫痪了。有一个资料介绍，67年元月，武汉的燃料煤最紧张的时候只够用四天了。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国务院于67年1月宣布停止大串联，学生就地闹革命。大串联那种坐车不要钱，吃饭打欠条的做法，很多学生当成是免费旅游，真正去闹革命的又有几个。我的几个表哥这样告诉我，以前没有去过的，好玩的城市，就是串联的目标；到一个城市，坐上公交车就不下来，围着城市到处看，反正不要钱；没有钱用，到当地的串联接待站去借，只要在欠条上写上学校名和自己的姓名就可以了，当然也不可能借多。文革后期68年，复课闹革命了，各地还组织人马收这笔欠条钱，老实的学生，写上真名的还真还了，写假名的就无从收起。这样的串联，六十年代的中国经济当然支撑不起。国务院从66年11月开始，就不断地要求各地要抓革命，促生产。后来加上促工作，促战备，变成一抓三促。造反派要夺权，国家要促生产。很矛盾的两件事，搅到一起来了，在各地，引起了更大的派性斗争。

67年1月1号，也就是元旦这天，工总，二司，九一三兵团，华工，工造总司，红侨兵等组织，共十万群众，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集会，批斗原省委书记，中南区委第一书记，原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

自此，湖北省委、武汉市委陷入瘫痪。湖北处于无政府状态。

67年1月4号 ，造反派第二次批斗王任重。

67年1月23号，根据中央关于军队支左的指示，武汉军区支左办公室成立，军区党委代替原湖北省委领导湖北工作。从现代眼光看，应该是解决无政府状态的手段。军队介入地方政府，自此开始，直到78年才完全退出。

67年1月25号，各造反派的总部大楼都派据荷枪的解放军战士站岗。据说是保卫。各重要部门如公、检、法部门都由部队军管。

67年1月26号，武汉地区的造反派搞了一次夺权的尝试。他们冲进湖北省委，把省委的公章抢到了。但由于造反派内部权利之争的矛盾, 夺权没有成功。身为”左派”的二司不承认立场中间偏左的三司为”造反派”。 全武汉最大的造反派组织, 有48万战斗队员和一千多个总部的工总,容不得有29万人马的工造总司。两派在夺权的会上吵的不亦乐乎，夺权就流产了。

67年1月29号，武汉造反派召开五万人大会。批斗省长张体学。

67年1月30号，武汉造反组织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举行数万人大会斗争王任重、张体学、宋侃夫（时任武汉市委书记）。

至此，全省各专区党委书记，专员，县委书记，县长全部被斗。

黄州当时的地委书记石川等大小官员都被批斗。各单位党委都名存实亡。黄州当时的官员队伍有两大派系，一个是随刘邓大军南下的山西派，这个以姜一（当时已调省里），石川为代表，一个是鄂豫皖苏区和新四军五师的本地干部，如Caiqun、梅白等。在文革前，两派就有矛盾，山西派一直占上风。文革中，这些矛盾也反映到了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来。两派群众各有自己的保护对象和打击对象。不一一列举。有一个从山西来的副专员王谦文，66年的冬天，被逼跳井身亡。黄冈县的吴县长在团风的群众批斗会上被斗死。这是我记得的两个事例。

在67年，黄州的文革完全是武汉的翻版。武汉军区对地方支左。黄冈军分区也开始支左，对重要部门军管。军分区实际上是黄州当时的政权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