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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超凡领袖的挫败—文化大革命在武汉(连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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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13-04-16
第十章 1969—1973年间的派别斗争

1969年派性再度复苏

  到1969年初,作为一场喧嚣的、革命的、暴烈的剧变,文化大革命似乎已在武汉终结。难以驾驭的令人头疼的学生们已被下放到农村。自发的群众组织已被解散,各单位都已建立了革委会。按照《人民日报》的提法,文化大革命正在进入“斗批改阶段”。然而,在平静的表面之下,另一场风暴正在酝酿。
  
  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在武汉兴起不久,造反派就开始指责运动代表了一种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被称为“保守队”,而军代表则被叫做“保守派的同情者”。他们被控准备帮助前保守派卷土重来。然而,这种少数人的怨言并不能逆转看似不可抗的运动的方向。
  
  一些造反派设法在不同的前造反派组织之间克服交流障碍。1969年1月初,他们试图恢复造反派之间的跨组织联系。不久,许多地下组织系统建成,同时,令人振奋的谣言也开始在武汉流传。其中一条谣言说,新的中央指示已经对清理阶级队伍进行批评,指出其大方向的错误。据称,北京已下令对在此次运动中被错误打击的造反派予以平反。还有一种传言说上海没有军代表,而且上海的造反派正在煽动武汉的造反派起来反对“复旧活动”。这种看似鼓舞人心的消息使一些造反派胆量大增,而采取更多的实际行动。一些仍在革委会中占有权位的造反派开始在单位里对军代表公开挑衅。另一些人走的更远,他们公开宣称,“尽管我们的组织已经被解散了,但工代会仍在。它是我们的领导核心。你们军代表算老几?你们傀儡革委会算老几?”
  
  1969年1月下旬和2月初,许多已经下乡的高中毕业生为过春节返回武汉与家人团聚。他们当中的死硬造反派很快就和工人造反派设立的秘密组织系统重新建立了联系。那些学生造反派真是无畏且好斗,他们在街上张贴大字报,宣布春节后他们要找保守派算帐。这种举动再次显示了造反派的力量。学生们的行动鼓舞了其它部门造反派的士气。在一些单位中,他们开始公开要求撤销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军代表对他们或他们的同伴所下的结论。当时甚至有重建造反派组织的尝试。但直到4月,他们的抗议活动才得以公开进行。
  
  4月初,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是九大的口号。许多中国人认为九大将成为文化大革命正式结束的标志。
  
  正当毛在北京尽力制造团结气氛的时候,一场新的动乱在武汉爆发了。这场风暴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4月,就在当地领导人到北京参加九大的时候,它终于到来。
  
  在毛努力创造稳定局面的同时,一些被削弱的造反派准备再次造反夺权。有以下四个因素使他们敢于铤而走险。首先,如果说他们在过去的三年中学到了什么东西,那就是倒霉决不会持续太长时间。1967年4月和1968年4月造反派曾两次侥幸逃脱,并随后上演了强势的卷土重来。他们相信1969年4月将是他们的另一个幸运月。其次,公开的派别斗争已在几个省持续进行。其它省份的派别斗争使武汉的造反派确信再多一个暴动不会让他们付出太多代价。
  
  第三,从其它地方传来的消息是令造反派们振奋的。有一种谣传称,张春桥已经号召上海造反派对所谓的“复旧”进行反击。北京传来的一份报告也谴责了复旧趋势。胡厚民从山东带回了最鼓舞人心的消息。胡曾在1968年9月受到公开的严厉批评,并且他一直都在寻找合适的方法卷土重来。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在1969年初去了山东。和武汉的同道一样,山东的造反派也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遭到镇压。山东省革委会的主任王效禹给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发起了一场反复旧斗争。胡所讲述的发生在山东的事情,提高了武汉造反派的士气。
  
  第四,造反派仍拥有一些能使他们重新崛起的政治资源。尽管一些造反派已经挨了整,但大多数造反派只是受到抑制而没有遭到正式迫害。一些造反派在革委会仍然保有职位,哪怕仅在名义上。在一些单位,造反派仍占上风。由于许多从前并肩战斗的同伴被打成“牛鬼蛇神”,他们害怕否定所有造反派的倾向将毁掉自己的政治前途。对他们来说有两个选择:要么进行最后的战斗,要么辞职后销声匿迹。因此,许多造反派感到他们不能坐视自己仅存的政治资源被夺走。此外,市一级的工代会和红代会尽管受到削弱,却依然存在,并且仍然能够提供必要的领导以动员那些心怀不满的人。
  
  动乱开始于某些无组织的行动。4月中旬,在九大仍在进行之际,武汉的工代会就活跃起来。为了将不成熟的抵抗活动转变成有组织的抗议运动,武汉工代会于4月18日发布了一个声明,它对城里未经工代会批准而声势日益扩大的罢工表示支持。此外,它还号召基层的工代会来领导针对复旧活动的斗争,并督促造反派在原处重建那些已被解散的工代会。之所以强调工代会的作用,是因为它与革委会不同(造反派充其量是与军人和党政干部分享权力),工代会是造反派的独有领域。为确保没有其它力量介入这一领域,4月18日声明进一步指出,“基层工代会必须接受来自同级革委会和上级工代会的双重领导。”这是对毛提出的原则的大胆修正,这一原则发表于《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日报》1969年元旦社论中:“革命委员会要实行一元化的领导。”事实上,“双重领导”只是个幌子,声明作者真正想要的也是“一元化领导”,但必须由工代会来实行。
  
  在4月余下的日子和5月间,武汉再次陷入混乱。《武汉工人》(武汉市工代会的喉舌),在1月1日到4月23日的四个月内仅发行了八期,而在4月23日到5月25日的一个月内却发行了九期。不仅出版频率得以增加,其内容也经历了重大的转变。从1968年9月26日起,《武汉工人》除了跟着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调子走,自身则无所作为。然而在1969年4月中旬以后,《武汉工人》变得吹毛求疵和激进起来,直接对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以及它们背后的军事当局进行攻击。例如,4月23日出版的那期上刊载了一篇题为《复旧倾向的十种表现》的文章,认为复旧有如下主要表现:
  
  (1)所有群众组织被解散,致使省、市革委会中的造反派代表的权力基础被严重削弱。
  
  (2)两级革委会中一大批支持造反派的“革命干部”(即那些始终支持造反派的干部),被打成“罪恶的幕后操纵者”或“老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并被赶出了决策层。
  
  (3)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期间,许多造反派被打成“阴谋家”、“野心家”、“反革命分子”或“牛鬼蛇神”,而且许多造反派被说成运动中的“绊脚石”和“障碍”。
  
  (4)以“防止派性腐蚀新生的红色政权”为借口,许多单位的造反派被禁止在革委会中担任职务。
  
  (5)打着“现在是改组时期”的幌子,前保守派份子得以保留下来,而前当权派也被重新解放。
  
  (6)那些造反派有广泛影响的革委会常常受到怀疑,而且被“抓革命促生产的领导小组”或“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领导小组”所取代。
  
  文章总结说,当时的形势是:
  
  造反派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昨日的革命闯将,今日的罪魁祸首。两年多的文化大革命转了一个图又回到了老地方。
  
  为把“颠倒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文章宣称造反派必须团结一致,夺回被“资产阶级”(也就是前保守派、前当权派和军人)篡夺的权力。
  
  在近几个月遭受了相同的痛苦经历之后,不同派系的造反派联合了起来。胡厚民解释了造反派团结一致的必要性:
  
  从很多方面来看,现在的情况都和1967年初“二八声明”发表之后的情况很类似。我们都是造反派,不管从前属于哪一派,我们的命运都是相同的。如果我们不消除派别成见,联合起来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我们都会被消灭。
  
  朱鸿霞、李湘玉和吴焱金分别是工总、九•一三兵团和工造总司的头头,他们发表了一个联合声明,号召造反派“反复旧,反倒退、反复辟,彻底粉碎新老二月逆流”。
  
  联合声明印成大字报和传单在武汉张贴散发,一夜之间家喻户晓,成了造反派的总动员令。4月27日,当武汉工代会在汉口举行大型群众集会的时候,据报导有五十万人参加。当然,不是每个在场的人都是造反派,也不是每个造反派都在场。不过,如此多的参加人数表明三大造反派头头的努力已经起了作用。集会在“庆祝九大胜利闭幕”的主题之下举行,但是“团结”的主题仅限于造反派内部,这很显然与毛泽东所指的“团结”意义不合。集会的真正目的是将造反派召集在一起来证明他们的力量、团结以及赢回他们已经失去的权力和威信的决心。在演讲中,朱鸿霞称:“有[周]总理、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张]春桥(后五人是中央文革小组的核心成员)等中央首长支持我们,我们是有力量”赢得这场战斗的。然而,这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朱和他的听众不知道在九大的一次会议中,曾思玉向毛汇报了武汉的造反派们正意欲何为之后,主席指示他稳定形势,对造反派不要心慈手软。
  
  自1968年末,从大多数大学生和高中生不是分配了工作就是被送去下乡之后,红代会除名称外已不复存在。比方说,红代会的大多数常委已经离开了武汉。然而,其组织仍在4月30日召开了一个常委会扩大会议,并发表了一个“会议纪要”,纪要的题目是“反复辟、反复旧,为争取更大胜利而战斗”。按照这个决议,“复旧”体现在旧权力结构的恢复和重新实行旧的工作方式上面。为了反复旧,纪要宣称应对以下的“谬论”进行批驳:
  
  (1)路线斗争熄灭论:说“现在不存在路线斗争了,也根本不存在革与保,只有公与私的斗争,大家都是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了”。
  
  (2)反动血统论:清队中说“造反派内的牛鬼蛇神多,清理阶级队伍首先就要从造反派中开刀”。在这些舆论鼓动下,对老造反派的头头和一般的群众进行内查外调,查他的祖宗八代的历史。只要找到与他有一点关系的东西,就说是阶级异己分子,赶出革委会。
  
  (3)秋后算账论:说“造反派造反动机不纯,是私字的膨胀,是由个人野心的”;“什么造反派,光搞打、砸、抢”;“造反派不行了,运动后期都抢了枪,现在该要算你们的账了”。
  
  (4)不见得论:说“造反派掌权不行,运动后期掌权不是犯了错误吗?以前要你们上台是革命的需要,不见得总是你们在台上。现在下台是革命形势的发展”。
  
  工宣队是学生造反派在校园中煽动造反行动的主要障碍,因此决议强调反对个别工宣队不应解释为是反对工人阶级。
  
  5月7日,工代会和红代会共同举行集会以庆祝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四周年。据报导,集会吸引了大约二十万人参加。事实上,这次集会与五•七指示毫无关系,它其实是鼓动群众支持造反派事业的誓师大会。就在同一天,工代会和红代会发表了致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措词强硬的公开信。公开信中称,从1968年秋开始,两个权力机构中的“一些主要领导”已经犯了一系列重大错误。
  
  首先,这两个革委会已经变成少数几个最高领导的玩物。造反派代表和“革命干部”只不过是傀儡而已,基本上已被排除在决策之外。在重大事项上的决策,不经过两个革委会的大多数成员,就由一个领导小组自行决定。举出的事例包括: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指导方针、派遣工宣队进驻学校的计划、对任爱生的批评、对胡厚民的公开批评,以及对彭祖龙的羁押。
  
  其次,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都在相当程度上进行了扩大和改组。市革委会原定工作人员96人,这时已达1,100人;省革委会原定98人,这时已突破千字大关,若加上临时工作人员和秘书之类,数目还要大。更糟糕的是,这些新增加的工作人员绝大多数是前保守派。
  
  第三,省、市革委会通过当地的官方报纸《长江日报》和《湖北日报》,以批判“多中心论”为名,污蔑和诋毁造反派。
  
  基于以上指责,公开信提出了七项要求:
  
  (1)抓紧对各方面干部的两条路线斗争教育,特别是让工人阶级[造反派]对犯走资派错误的干部进行两条路线斗争的再教育。
  
  (2)彻底批判“秋后算账论”、“不见得论”、“反动的血统论”、“造反派里牛鬼蛇神多论”。
  
  (3)省、市革委会中个别负责人对前一段的错误,不仅要允许群众讲,而且要自己主动讲,作出公开的、认真严肃的自我检查,把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并采取措施彻底改正之。
  
  (4)健全三代会(工代会、红代会、贫代会)、首先是工代会各级组织;发挥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的革命作用;支持三代会的工作。
  
  (5)彻底改变“造反者被造反,夺权者被夺权”的复旧局面,对于整错了的造反派和革命群众应立即公开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应用的权力和工作。
  
  (6)省、市革委会必须站在这一场反复旧斗争的前面。
  
  (7)派出以产业工人为主体、以工人造反派和贫下中农造反派战士为骨干的工宣队和贫宣队,并将工宣队、贫宣队各级指挥部置于武汉地区革命工代会、贫代会的监督之下。
  
  总而言之,这些要求彻底否定了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在前半年所做的一切。公开信发布四天后,造反派用行动表明了他们对省市当局的轻蔑:超过一百辆卡车的造反派冲击了省、市革委会的办公大楼。
  
  造反派的反复旧斗争使武汉再次陷入混乱。但造反派已不再是一支仍在发展壮大的力量,它正在走向衰落。几乎所有大学和高中的学生都已从城市下放到农村,这就消除了造反派最具活力的部分。而留在学校的中学生由于年龄太小而对政治兴趣不大。同时,在毛的支持下,在教育文化机构的工宣队和军宣队的高压政策已经有效地打击了学校教师和其它类型知识分子中造反派的士气。因而在4月和5月的骚乱中,社会上其它的部门被煽动起来的时候,先前已被造反派所主导的教育、文化和科研机构却表现得相当平静。党政机关一般也较为平静,这不仅是因为造反派从未控制过这些机构,还因为这些机构的大多数领导,尤其是造反派,已经被送到农村“执行斗批改任务”。
  
  即使在工商业领域,大多数前造反派对反复旧运动也无动于衷。
  
  有些人是因为厌恶政治而采取了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有些人是因有历史问题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挨整而被吓坏了。尽管造反派整体卜在最近几个月受到压制,但也有例外。在一些单位,特别是在文革初期造反派反对工作组而WL当权派的单位里,造反派还保持优势。因为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没有成为运动对象,在这些单位的造反派没什么理由为别人的利益而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因此,他们往往不参与以前的同伴正在进行的战斗,尽管他们可能也对自己的一派持同情态度。只有那些根正苗红、且相信参加新的造反行动代价少受益多的造反派,才会积极主动地参加运动。那些在革委会中有正式职位却没什么实权的人也属于这类人,他们希望运动可以对提高自己的权力地位起到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在反复旧的斗争中,有四个单位的作用特别显著,即“三局一行”(邮局、电信局、供电局和银行)。尽管这四个单位都带有沉闷的“局”或“行”的字样,但它们并不属于行政机关,其职员也不是政府官员。但是由于军事当局对地方事务不太了解,这四个单位被错误划入行政机关一类,结果,这四个单位的大批职员,包括邮递员、接线员、供电系统的维修工和银行出纳都被送到乡下进行“斗批改”。这些人与家人分离,还在乡下受苦,都希望尽快回城。反复旧运动为他们回城提供了机会。供电局的造反派发表了一个声明,断言“强迫工人在农村进行斗批改是反毛泽东思想的”;邮局和电信局的造反派则宣称,因为城市中缺少邮递员和接线员,本已品质低下的邮递和电信服务将会变得更糟。许多人打着参加反复旧斗争的招牌回到了武汉。有意思的是,四个单位中一些前保守派此时也加入了造反派对手的行列。和造反派一样,这些前保守派并不关心反复旧运动,他们真正关心的是与家人团众。在这四个单位中,还是那些害怕被踢出权力机构的造反派头头才真正热心地支持运动。
  
  总之,所有那些在1969年春仍积极活跃的造反派,都依赖曼库尔.奥尔森所说的“选择性激励”来使他们继续战斗。因为他们估计,继续保持激进的个人获益仍大于可能付出的代价。他们确信,继续从事过去两年半来一直为之战斗的事业是值得的。然而,大多数的前造反派已经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心灰意冷了。尽管造反派的群众基础已经萎缩,但他们的成员却更加精干、更加执着、更具有战斗力。因此,尽管他们在数量上减少了,他们机动能力却提高了,在4月末和5月间,他们仍然能够在武汉兴风作浪。总共有736个造反派组织在城市中再度出现;而且,它们夺取了180个单位革委会的权力。造反派的行动在5月17日达到顶点,当天一个所谓的工人调查团强行进入武汉市革委会大楼。工代会组建了这个代表团,其任务是确定武汉市革委会搞了多少复旧。这对武汉市革委会而言是莫大的耻辱。如果容许任何反市政府的民众团体凌驾于这个政府之上,那里将既没有权威也没有秩序。造反派本可以在文革早期这样做,因为毛那时支持他们。在决定派出代表团进入武汉市革委会时,武汉工代会必定认为自己能再次得到毛泽东的支持或者至少能得到他的容忍。但是,毛现在的想法已不同于往日了。
  
  反复旧斗争偏离了毛所设想的轨道。在九大会议上,他号召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但在武汉和其它几个地方,派性却再度出现。派性损害了地方权力机构,扰乱了公共秩序,使生产瘫痪。文化大革命过去两年半的历程已经表明,派性是一种难以治愈却易于传播的传染性社会疾病。因此,一经发现就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非常关键。5月中旬,北京将一批造反派头头召到首都,并且命令他们停止行动,希望以此来阻止武汉的派性向其它地方蔓延。北京方面于5月27日发布了一项特别针对武汉形势的指示,即“五二七指示”。指示宣布,反复旧斗争的大方向是错误的。造反派头头被迫在中央领导和地方军队领导面前做出自我批评。这样一来,他们在武汉的追随者除了撤退别无选择。继续进行一场必输无疑的战斗毫无意义。到了6月初,曾在4-5月间显而易见的紧张气氛开始松弛下来。工代会和红代会的报纸被查封,有组织的造反派力量被解散,街上又恢复了平静。因此,反复旧的短暂斗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镇压造反派
  
  1969年下半年,北京作出了一系列努力来宣扬团结这个主题。6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社论,宣布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已不再存在任何区别。这样就剥夺了造反派所拥有的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在7月和8月间,北京颁布了两条命令,授权地方军队可以用武力镇压任何顽固地继续进行派性活动的个人和组织。与此同时,所有宣传机器都开动起来,对“团结”、“权威”和“纪律”等新观念进行大力宣传。
  
  但派性很难根除,至少在武汉是这样的。尽管所有公开的派别组织已经消失,但是无形的联系依然存在。一些顽固的造反派为使其秘密系统继续运转而转入了地下。然而,当北京在1969年9月27日发布了一个关于武汉的“北斗星学会”、“决派”和《扬子江论坛》(通常被简写为“北决扬”,即每个名称的第一个字)的指示,它最终宣告了武汉造反派的末日。“北斗星学会”和“决派”两个名称实为一个团体,《扬子江论坛》是其喉舌。这个小团体只有二十多人,主要由大学生和高中生组成,其中有这个城市里最杰出的造反派理论家。这一指示的公布对当地政治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到9月27日指示发布时,这个团体的两个头头已被监禁一年多。因此,“北决扬”并没有影响武汉形势的稳定。9月27日指示将“北决扬”选作首要的打击目标,是因为北京别有企图(后面我们将会看到)。9月27日指示认为,“北决扬”是个“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大杂烩”,所以应该对其头头和积极分子进行无情打击。指示所传递出来的另一个重要信息是北京将很快召集武汉“有关各方”到首都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事先就知道北京要发布这项指示。因此在指示发布前一周,指示中所提到的“北决扬”的头头及骨干分子共十二人就被逮捕了。
  
  9月27日指示不仅敲响了“北决扬”的丧钟,也敲响了整个武汉造反派的丧钟。一周后,湖北省革委会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持续了大约一个月。与会者包括湖北省革委会与武汉市革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工代会和红代会成员,以及某些大型企事业单位和大学的革委会成员。这次会议标志着一个为期两年的批判造反派运动的开始。当地的造反派头头成为众矢之的。重压之下,一些造反派头头屈服了。他们尽力让人们相信他们愿意与当局合作。例如,朱鸿霞就交代了他的同伴胡厚民曾鼓吹的所谓“三个长期斗争”论,即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的长期斗争、革委会内部新老同志之间的长期斗争、“新派”和“钢派”之间的长期斗争。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种合作姿态也无法使朱免遭严厉的批判,当局警告他和其它造反派头头不要妄图耍什么花招,还告诉他们“谁也不许在这时候找借口蒙混过关”。工代会和红代会也受到批评,指责这两个机构一直保护“北决扬”反动分子。
    
  *关于“北决扬”及其兴衰史,请参阅鲁礼安:《仰天长啸:一个单监十一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
  
  
  会议结束时,曾思玉宣布:
  
  从揭发的大量事实看,有的单位领导班子是不纯的。权掌握在什么人手上,值得研究。有的就是坏人掌权,好人受气。我们要遵照毛主席批示“照办”的《中共中央关于增补、调动、撤换各级革命委员会成员的通知》,逐步地解决这个问题。
  
  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议结束一周之后,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在北京举办。来自武汉的大约六百个知名造反派被召来参加这个学习班。虽然叫“湖北班”,但它并不包括湖北省其它地区的造反派。学员被分为五个“连”,每个连再分成“排”和“班”。一个连只包括大学生;其它四个连由来自其它部门的人组成。武汉警备区政委张昭剑为首的党委领导学习班。学员的行动受到严格的限制。例如,尽管所有的学员都住在空军学院,但禁止不同连队的人互相接触。这个措施是为了防止学员共谋串供。事实上,这个学习班的真正目的是迫使这些学员承认自己的罪行并揭发他人。然而,几乎没有学员自愿上钩。当调查到他们自己的错误时,他们往往避重就轻;当被问及他人的错误时他们也总是支吾搪塞,给出的回答模棱两可。为克服学员们的消极抵抗,党委会采取了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他们挑动“钢派”和“新派”成员彼此揭发。一些造反派将此看成一个算旧帐的机会,很快就中计了。他们彼此指责对方挑起武斗,参与“打砸抢”以及支持“北决扬”。党委会用这种方法逐渐搜集到针对每个学员的“证据”。
  
  最初,学习班缺乏连贯的主题。任何对造反派个人和造反派整体不利的东西都是受欢迎的。但是,并不清楚对收集到的情况做出何种解释,也不知道对相关的人应采取什么样的措施。1970年1月,北京提供了一个主题,即清查“五•一六兵团”成员。
  
  “五•一六兵团”是北京一个很小的激进组织,在1967年秋冒头时已经被取缔了。严惩一个早已销声匿迹、名不见经传的小组织,此决定可以被解释成北京需要一个借口来除掉顽固而且难以控制的造反派。通过发动一场全国性的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的运动,北京制造了一个假象:“五•一六兵团”是一个全国性的组织,而且在全国各省内都有大批的个人和组织与其有秘密联系。以造反派是这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秘密成员为理由,就能顺理成章地大规模整肃造反派了。没有这样一种标准,只能批评造反派,但不能使其脱离组织,因为批判派性还不足以从政治上清算他们。
  
  从1970年1月开始,“深挖五•一六分子”已经变成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的主题。据称“北决扬”是“五•一六”集团的分支机构,拥有大批成员。为了找出当地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成员,在北京的“五•一六”反革命集团与其在武汉的附属机构之间建立假定的关联是必要的。武汉测绘学院学生李立曾经是二司的情报组长,他被确定为这两个组织的联络人,因为他近几年来在北京和武汉之间频繁往来。李断然拒绝承认这项指控。然而,在逐渐增强的压力下,武汉水电学院学生雷志茂和李苏民(两个曾任二司驻京联络办负责人的年轻人)做了伪供,他们承认曾经帮助“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和武汉的一些知名造反派,如胡厚民和杨道远等人牵线搭桥。雷和李的口供不仅证实了党委会关于“五•一六”反革命集团已经渗透到武汉的假设,同时还为寻找这个秘密团体在当地的其它成员提供了线索。
  
  第一批少数几个嫌疑人被迫提供了一个他们虚构的被发展人员的名单。因此,嫌疑人的名单像滚雪球一样扩大了。许多嫌疑人承认他们曾加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或者其外围组织“北决扬”。他们之所以屈服,一方面是因为政府“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起了作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们发现,认罪可能是免受无休止审讯的唯一出路。然而,有些人无论承受多大的压力,都不肯屈服。但是,坚称自己无罪并没有帮助他们洗脱嫌疑。相反,比起那些相对懦弱的同伴,他们被当成死硬分子而经常遭受更多的折磨。
  
  正当那些知名的造反派在京受审的时候,他们在武汉的下级也被置于高压之下。几个运动同时展开。在所有的运动中,前造反派最容易成为目标。除了那些很久之前就完全脱离政治的前造反派,没几个造反派能逃脱这样或那样的严重指控。
  
  与文革早期混乱和随心所欲的运动不同,1969年末和1970年的运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领导之下始终按照北京专门制定的指导方针有序进行。
  
  这些指导方针体现在由毛泽东的8341警卫部队所制定“六厂二校经验”中。在1969和1970年,8341部队至少将43个报导编纂成小册子在全国分发,而这些小册子被当成是指导广大基层群众运动的指南。大部分报导是关于如何挖出潜藏的阶级敌人的方法。湖北省革委会仿效北京的做法,也挑了几个单位作为当地的典型,被称为湖北的“六厂一校”。
  
  有中央和当地树立的榜样做指导,武汉的每个单位都设立了专案组对单位的所有嫌疑人进行审查。受审对象一般被关押在“学习班”或者“牛棚”里,他们不得离开大院,不能见来访者,不能写信或者打电话。除了他们被监禁在自己的单位而不是国家监狱这一点外,怎么看他们都是囚犯。
  
  体罚是被禁止的。大多数情况下,这一禁令得到了很好的遵守。同样被禁止使用的方法还有逼供和诱供,但实际上这是常见的做法。各种方法都会被用到。其中,最常用的是车轮战(为使其筋疲力尽,几个人轮流审讯一个嫌疑人)和精神战(通过暗示他已经被其它人尤其是最亲密的人揭发而使嫌疑人招认)。许多人承认了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因为他们再也不能承受巨大的压力,也可能他们被“胡萝卜加大棒”的口号,即“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所吸引。
  
  任何一个认罪的人,尤其被怀疑是“五•一六集团”成员或“北决扬”分子的人,都得交代同谋的名字。军代表认为这两个秘密组织有一个成员花名册。重压之下,有些人开始提供凭空捏造的名单,因而被冤枉的人数迅速增加。
  
  或许在1970年和1971年两年,被控有罪的人的数量之多,超过了武汉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仅仅一打三反运动就在城市中指控35,461人有罪,其中一大批人都是前造反派。此外,33,659人要么被戴上了“五•一六”分子的帽子,要么被划为“北决扬”成员。武汉市电信局是一个职员不超过1,000人的单位,却有136名男女被说成是这两个秘密组织的成员。武汉歌舞剧院的情况更糟,400个演员中就有200人被检举。所有被怀疑为“五•一六”和“北决扬”的人都是造反派。事实上,在武汉没有一个单位的人可以幸免。造成这种过火行为的因素可能有两个。第一,军代表们明白,如果他们必须做出选择,对他们来说冤枉一个无辜的人要比允许一个可能的阶级敌人逃脱要安全得多。第二,许多保守派和干部正在抓紧机会向造反派报复。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一大批前造反派的悲惨境遇。
  
  1970年6月初,湖北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终于结束。经中央批准,工总的灵魂人物胡厚民、二司的第一号人物杨道远和九•一三的主要负责人李湘玉,均被免去他们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的职务并被收监。此外,任爱生这位惟一的曾支持过造反派的副主任(共有八个副主任),被扣上“‘北决扬’的主要后台老板”的帽子,并被软禁起来。
  
  北京学习班的其它参加者被分成两类:那些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任职的人立刻被转到由湖北省革委会在武汉开办的学习班,而其余的人被分派到许多由下级革委会举办的学习班。一大批基层造反派头头加入了后者。当地的学习班与北京的不同。其中,每个造反派都有几个来自他本单位的同事做“动力”。“动力”无一例外地都是前保守派,其作用就是确定造反派的错误,对其进行批评,强迫其坦白交代以及监视他的一举一动。由湖北省革委会开办的学习班持续了大约一年,其它的学习班为期从两个月到六个月不等。当那些学习班结束后,参加者被送回本单位或被重新分配到其它单位。不论是哪种情况,他们通常都是被迫在群众的监督下做繁重的体力劳动。据后来有关材料披露,作为结束那些学习班的计划的一部分,军方曾考虑对84个知名的造反派宣判死刑。然而,因为某种不明原因,这个计划没有被执行。直到1971年末,深挖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才宣告结束。那时,林彪成了新的群众运动的批判对象。
  
旧权力关系的恢复
  
  1969年末到1972年间的政治发展,从内容上而非形式上改变了中国省级及省级以下(包括武汉)的权力结构。大多数造反派从革委会的领导位置上被赶下去。有些造反派幸运的保住了位子,如前工总头头朱鸿霞、前工造总司头头吴焱金和新华工头头张立国,但他们丧失了实权。例如,没人宣布免去他们在湖北省革委会或武汉市革委会里的职务,但禁止他们进入这两个革委会的大楼。仅在有限的几个单位里,造反派能够保住他们的位子,这是因为在文革初期,为对付工作组,造反派与这些单位的当权者曾经结成过同盟。
  
  造反派不仅被剥夺了权力,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受到歧视。那些被划为“机要部门”的单位开始驱逐造反派。例如,在1970年电信局招入了800个复员军人,同时将相同数目的造反派职工转调到了其它单位。已经下乡的造反派学生也发现他们被当成二等公民。1970年,工厂和军队开始在农村对知青招工、征兵,但对前造反派通常不予考虑。甚至造反派的家属和亲戚通常也失去了改善处境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70年代初,“造反派”像“右派”以及“坏分子”一样使人惟恐避之不及。
  
  就在造反派销声匿迹之时,新的社会秩序形成了。党组织逐渐在广大群众当中恢复了威信。在1971年初,新的武汉市委和湖北省委出现了。
  
  通过为原党员干部恢复名誉,党组织的重建呈现出一派新气象。到1972年末,武汉大约95%的老党员干部已经得到“平反”,他们当中90%以上的人官复原职。文革前的权力分配模式基本上得到恢复。换句话说,在武汉,运动的组织基础基本上被瓦解了。
  
  1971年末,林彪之死对武汉地方政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经查证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一号和二号人物都与林彪集团的阴谋有牵连。湖北省委第二书记刘丰,作为林彪的“死党”被打倒。武汉市委第二书记张昭剑受到惩罚。尽管湖北省第一书记曾思玉和武汉市委第一书记方鸣,还能够保住位子,但要接受省委和市委成员的批评。因而,他们的权力地位和威信也受到了极大的削弱。
  
  以上四个人都是军队领导。随着他们势力的削弱,这两个决策机构里地方官员的势力大增。林彪之死也为提拔基层地方干部铺平了描路。在1972年末,军代表终于奉命从所有地方机关撤出,地方干部因此又恢复了他们失去已久的威信。
  
  其次,前保守派认为林彪和刘丰应对利用武汉事件迫害“百万雄师”负责。尽管从1969年起,前保守派就取得了对前造反派的胜利,侗是,1967年的武汉事件一直没有被正式翻案。只要这个案子得不到纠正,它就始终是前保守派在政治斗争中的软肋。林、刘之死,为他们推动给武汉事件翻案提供了机会。
  
  1972年3月,八位“百万雄师”的领导人被释放出狱,他们从1967年8月起就被监禁。他们被释放后不久,一个非正式的联络系统在“百万雄师”不同级别的头头之间建立。1972年中,武汉事件的两个“首犯”:陈再道将军和钟汉华将军,再次出现在公众场合,并且在别的省担任要职。对前保守派来说,这无疑表明了北京承认武汉事件是一个冤案。因此,他们开始为这个事件的正式翻案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
  
  第三,在过去两年来一直遭受迫害的前造反派从林彪之死看到了一线曙光:情况可能会发生对他们有利的转变。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的突然停止,就是一个好兆头。很快,湖北省革委会领导的“北决扬”专案组被解散。同时,还有传言说,有些省份释放了一直被羁押的造反派。这些表面看来的孤立事件,在一些绝望的造反派眼里,却看作形势可能发生逆转的征兆。
  
  事实上,毛泽东已经批评了曾思玉,说在他的领导下,武汉的清查五•一六分子运动错误地迫害了许多无辜者。因此,要求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对武汉所有关于五•一六集团和“北决扬”嫌疑人的案件进行复查。复查从1972年3月持续到1973年2月,并且最终得出结论:在33,659名嫌疑人当中仅有177人被证实曾经加入过“北决扬”,也就是说,大约有95%的案子是毫无根据的。在复查的过程中,一些前造反派密切关注每一个新动向,并且为交换信息开始重建跨单位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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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13-04-16
第十一章 1974—1976年间的派别斗争
  
1974年派性的兴衰
  
  复查运动正要结束之时,对林彪的批判突然变得对造反派有利起来。在林彪死后的第一年里,他被当作极左分子加以批判。但是在反对极左运动的过程中,毛泽东感到持续地批判极左思潮可能会从根本上否定文化大革命。1972年12月,毛泽东得出结论,对极左思潮的批判太过头了。因此,林彪罪行被重新定性为极右。当时,毛确信右倾思潮盛行,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就需要一股能够对右翼势力形成制衡的社会力量。他又想起了运动的拥护者一一前造反派。于是各省开始接到指示,允许那些原先在当地革委会担任领导职务的造反派复职,并且任命另外一些人到正在被重新组建的官方群众组织中任职,例如工会、共青团和妇联。此外,最近被调到中央任职的上海著名造反派头头王洪文被派到一些省份视察,目的是会见当地的前造反派头头。
  
  最初,北京调门的改变在武汉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在1973年1月,当地居民注意到一些前造反派头头再次出现在公共场所。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夏帮银和董明会再次出现。这两个人在1969年4月曾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但之后就从公众生活中消失了。
  
  当造反派们从各自的消息管道得知王洪文的巡视之后,他们意识到对林彪问题重新定性的重要意义。2月末,对五•一六集团和“北决扬”嫌疑人案件复查的结论刚一做出,朱鸿霞和吴焱金领导的一群前造反派就计划在汉口市区举行一次集会,要求让造反派头头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内恢复原职。当地政府获悉了这个计划并设法阻止其施行,但是也做出了一些让步。武汉居民于5月1日惊奇地发现,朱鸿霞及其它一些前造反派头头被邀请参加了官方的劳动节庆祝活动,并把他们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中的职务头衔介绍给公众。这是他们自1969年中期以来,在公众场合的第一次露面。前造反派在5月中旬又看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迹象:新成立的湖北省共青团委的六个书记当中,有两个是前学生造反派的头头。
  
  前造反派要人的高调复职引起了一些基层造反派的注意。他们将地方当局对前造反派领导人态度的转变,理解成形势正在朝着有利于他们的方向发展的标志。为了重整旗鼓,秘密的造反派系统计划在5月26日举行集会。5月26日是个星期六,市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同一天召开。造反派精心挑选了这天,就是为了和这次会议赶在一起。通常,本市周六的交通异常繁忙,因此集会将引起广泛的关注。此外,在这一天举行集会将向地方当局传达出一条明确的信息:造反派想在未来的市工会委员会中占有一席之地。然而,计划外泄了,5月26日那天,街上部署了大约2,000名警察,集会的计划没有实现。虽然如此,但是造反派还是有所斩获,武汉在5月31日成立工会委员会时,董明会会被任命为工会主席,吴焱金成为六名副主席当中的一个。
  
  湖北省工会委员会于6月28日成立。前造反派领导占据了十位副主席当中的四个席位:他们是董明会、夏帮银、朱鸿霞、平毅。湖北省妇联于7月11日成立。二司前领导人王彩珠被选中,成为九位副主席当中的一个。
  
  总之,在1973年中期,地方当局追于北京方面的压力,再次让武汉的一些前造反派头头担任了领导职位。与过去数年的情势相比,这是一个重大的改变。但是,造反派在省市级所取得的胜利还没有蔓延到基层。在工厂、学校、政府机关和其它机构,造反派仍普遍被排除在官方的群众组织领导层之外。那些已经从革委会领导位置上被免职的前造反派,仍然被拒绝予以复职。
  
  就在此时,清查五•一六集团和“北决扬”分子运动(通常被称为双清运动)的大多数受害者已经接到通知,说不再将他们视为嫌疑人了。尽管没有收到任何形式的道歉,许多人对于摘掉了嫌犯的帽子还是感到非常满意。毕竟没有这种受人歧视帽子的生活会好过得多。然而,对另一些人而言,仅仅摘帽是远远不够的。“北决扬分子”的帽子实际上已经毁了他们的事业和生活。一些人被降级,一些人失去了工作,还有些人连同其家属一起被送到农村。所以他们觉得他们有资格得到一些补偿。那些在远离武汉的地方已经分配了工作的大学生也想返回城市,但是这些向单位领导申请补偿的要求基本上都被拒绝了。因此,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成了湖北省委或武汉市委信访中心的常客(信访中心的职责就是处理当地居民对上级领导的举报事宜)。
  
  在信访中心,这些来自不同单位的前造反派很快就彼此熟悉起来。此刻,他们不再追求任何泛泛的所谓“公益”。相反,现在他们的目标是个人自由。但是,他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一起行动:首先,一个人努力的结果可能会对其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例如,如果一个前造反派因为他过去遭受的痛苦而给予了补偿,他的案例可能被其它人在提出自己申请的时候引为先例。此外,一致行动使他们对当地政府施加了更大的压力,这样做比他们各自为战的胜算要大。谁是第一个受到补偿的人并不重要,因为所有的人都会从最初的胜利当中获益。
  
  其次,共同行动也会减少个人行为的风险,从而提高他们努力的有效性。那些不怕冒险的人首先是因为反正他们已经几乎失去了一切,再次造反也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他们是“狗急了还会跳墙”。不管怎么说,一致行动好过单独行动。没有协同动作,那些前造反派可能选择不同的日子分别到信访中心:如果信访中心每天只有几个造反派,可能没人去理他们或者他们很容易就被打发了。相反,如果中心每天都出现一大批人,政府只扣留一个或几个造反派就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因此,如果相当数量的人加入到这支力量当中,参与者个人可能面对的风险就会相应地减少,而且他们的努力也没那么容易被置之不理了。10
  
  再次,对他们至关重要的信息少之又少而且零零星星,因此,如果他们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某种形式的信息交换。信息具有一种特性:当它的所有者和别人共享之后,对于原有者来说,信息的价值不会必然降低。因此,当人们彼此交换信息时,每个人都带着更多
  
  的信息走开了。当然,信息交换不是没有代价的。对于那些对交换信息感兴趣的人来说,降低交易成本的一个方法就是联合起来。不管县通过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方式,这种联合促进了信息的传播并且使成本内化。此外,比较有能力的组织成员能够帮助能力较弱的成员更饵地理解他们汇集到一起的信息,还可以更有效地利用它们。或许出静这三个方面的考虑,造反派们逐渐建立了几个非正式的信息交流系统,由前造反派几位小名人负责。这些信息交流系统之间也有联系,总共有大约一百人在其中积极活动。
  
  其中一个信息交流系统特别值得一提,因为它在下边要提到的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个系统的领导者是聂年生、刘汉武、方保林、谢妙福和王华珍。聂、刘和方在文革的巅峰时期是知名的大学牛造反派组织的领导人,而王和谢只是普通工人造反派,过去在造反派阵营里默默无闻。他们五个人组成了一个很好的团队。大学生们对政府路线方针的微妙变化很敏感,具有丰富的策略思想,也很擅长宣传和煽动,更不用说他们在市里造反派名人中有广泛的关系网了。尽管王和谢都头脑简单,行事鲁莽,但另一方面他们又天不怕地不怕,具有旺盛的精力,并且一旦认准方向就会一股劲儿做到底。
  
  1973年8月28日,几个造反派秘密系统的积极组织者被捕,同日,中共十大在北京闭幕。整个会议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由毛泽东提出的口号:“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这使造反派想起了毛的另一句名言:“造反有理。”一些造反派决定把这个口号化为实际行动。9月5日,一张题为V为什么我们要重新造反>的大字报出现在汉口街头。这是自1969年中以来,这个城市里第一次见到的造反派的大宇报。针对这种行为,政府的反应是逮捕谢妙福。尽管一连串的逮捕使造反派抗议者的活动又转入了地下,但并没有吓倒他们。他们贴出了更多的大字报,要求释放谢和其它被拘留的人,这又在市里引起了混乱。
  
  这些自诩的“反潮流战士”仍然占少数。当他们在9月中旬发动第一次游行时,只有大约一百人参加。然而,他们决心已定,无所畏惧。在1973的最后三个月里,包括聂年生在内的更多造反者被逮捕。但是他们继续进行宣传和煽动,希望因此而得到更多的支持。他们的坚决努力有了成效,武汉的气氛逐渐变得狂热起来。在1966g01968年间,各类派别用来展示大字报和交换信息的那些场所再次变得人头攒动。每天都有大量的大字报出现。
  
  然而,尽管这些“反潮流战士”的影响日渐扩大,但由他们所发动的抵抗活动在1974年之前大部分仍处于秘密状态。白天,他们通常按兵不动。一旦夜幕降临,他们有的单独行动,有的成群而出,到处张贴大字报。有时,他们会举行一个集会或组织一次游行,当警察接到报告赶到现场时,他们就溜之大吉。为了避免被一纲打尽,秘密系统组织的核心成员通常分散在几个队伍里。他们希望,即使再有几个核心成员被捕,也始终还会有另外几个人能够发挥领导作用。
  
  经过相对平静的四年之后,大部分人已经习惯于服从政府的命令,看到少数前造反派再次起来挑战省市政府的权威,他们感到很震惊。当然,前保守派痛恨这些造反者的行为,因此希望能尽快把他们镇压下去。前造反派可能和新造反者一样怀有怨恨之情,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觉得参加到战斗中过于冒险。尤其是那些最近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中已经恢复职务和在官方群众组织中得到任命的造反派头头,他们害怕危及自己的政治前途因而非常谨慎。他们的最佳策略是小心驶得万年船。例如,朱鸿霞和夏帮银都尽量同街头造反者保持距离。朱和夏与大多数秘密系统的领导人都是旧相识,他们私下里甚至力劝他们不要再生事端。然而,这些努力都白费了。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对于形势的估计过于保守了。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有两个原因促使政治气氛发生改变。首先,一个新的群众运动一一批林批孔运动于1973年秋在中国全面展开。这个新运动是由北京激进的中央领导人所发动的一次进攻,攻击对象是北京的对手。但是大多数中国人没能洞悉批判这两个死者的现实意义何在。武汉的“反潮流战士”们也不例外。直到1973年底,这一运动仍被普遍认为是一次理论辩争,或者顶多是一次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激进的中央领导人要想点燃群众对这个运动的热情,就必须使运动本身与其未来支持者所关心的问题联系起来。1974年1月,他们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动员运动。他们现在告诉群众,目前运动的真正
  
  目标不是林彪和孔夫子,而是任何敌视文化大革命的人。他们敦促群众废除所有旧的规章制度,并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此外,还警告各级官员不要去打击广大群众参加运动的热情。从许多方面看,1974年1月的事件都让人想起1966年10月所发生的那些事情。事实上,王洪文也宣称,“批林批孔运动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促使政治气候发生变化的第二个原因是当时武汉领导层的大改组。1972年以来一直担任湖北省委第二书记的张体学,于1973年9月死于癌症。三个月后,毛决定对八大军区的领导人进行重新改组,改组结果之一是杨得志取代曾思玉成为武汉军区司令。曾思玉在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的位置则由来自北京的高级干部赵辛初所取代。
  
  面对日益激进的环境,新上任的省领导在1974年新年的第一个举动就是释放被捕的“反潮流战士”。这给那些造反派们发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即形势正在变得对他们有利。1月6日,聂年生在汉口的一个群众集会上重新露面。聂声称,曾思玉的调任证明他已经犯了严重的错误。聂指出,如果一直负责武汉双清工作的两位省领导,即曾思玉和刘丰都犯了错误,那么双清运动的方向就不可能是正确的。聂的这一诡辩对其追随者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因此“反潮流战士”们立刻发动了一轮更猛烈的攻势,要求省政府和市政府处理他们的案子。
  
  1月末,董明会在北京参加完一个由王洪文主持的中央学习班之后返回武汉。回来后,他首先会见了几个有领导职位的前造反派,并向他们传达了王洪文在中央学习班上的讲话。其中,王洪文强调了两点。首先,王谴责了许多省对造反派的镇压行为。其次,王建议应该有更多的“年轻干部”,即那些崭露头角的造反派成员,被提拔到更重要的职位上去。过去,那些造反派本可以满足于他们基本上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官职。现在,他们突然意识到,他们能够赢得更重要的、可以让他们掌握实权的职位.在不久前的十大上,王洪文被任命为党的副主席,这被造反派视为有这种可能性的一个实例。最近几个月,那些造反派人物曾对“反潮流”有些犹豫。现在,有党的副主席的支持,他们可以指望从一个新的造反运动中得到更多好处而不必担心其代价了。他们对从各种各样的行为选择中能获得的好处重新进行了估算,结果使他们抛开顾虑,又义无反顾地投入到新的派性斗争中去。
  
  就在前造反派领袖们决定转而支持“反潮流战士”们的时候,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收到了来自北京的指示,命令他们停止对造反派的迫害。来自上面和下面的双重压力迫使湖北省委对造反派作出了一些让步。在1974年春节长假期间,湖北省委邀请了许多造反派要人参加一个座谈会,并请他们就政府工作提出建议和看法。除了现在掌权的造反派外,湖北省委也邀请了一些在1966-1968年间在主要造反派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但1969年之后就默默无闻的前造反派头头,以及从1973年夏天以来领导“反潮流”运动的一些造反派(如聂年生和王华珍)。在座谈会上,他们都借机表达了在过去四年当中积聚的不平之情。座谈会之后,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召开了一系列的动员大会,号召人们参加到批林批孔运动中来。同时,工会、共青团和妇联的省市级领导都发起了无数的群众集会来推进武汉的运动。通过做出这种姿态,当地政府想要达到一石三鸟的目的。首先是要向北京表示他们正在紧跟中央的路线。其次,是要对当地潜在的挑战者表明,他们愿意与之做交易。第三个目的更重要,就是要使正在展开的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处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他们相信,如果他们能够赢得北京的信任并讨得当地潜在的挑战者的欢心,第三个目标也是可以达到的。
  
  有两个原因决定了第三个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首先,前造反派所提出的要求太高,当地政府是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予以满足的。第二,即使当地政府愿意也有能力满足造反派的要求,他们对造反派的姑息政策也会激起前保守派的巨大愤怒。
  
  前造反派的目标是要改变在过去四年中已经固定下来的权力关系。他们的最小目标是要证明,他们是无辜的,近年来所有加诸于他们的指控都是没有根据的。这样做的话,他们就要全面否认双清运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而不是如“反潮流战士”所做的那样,仅仅试图纠正个案。如果他们能够达到这个最小目标,他们就可以结束二等公民的生活了。但是有些前造反派不满足于这个最小目标,他们有一个中级目标,那就是报复那些曾经使他们遭受痛苦的人。还有一小部分连这个中级目标也不能满足的造反派,他们主要是各个级别的前造反派领导人,他们的最大目标是重新获得失去的权力。
  
  对于前保守派,尤其是那些在清查五•一六集团和“北决扬”分子运动中的积极分子而言,造反派的这些目标他们一个都不能接受。前造反派和前保守派的利益是完全对立的。结果,在前造反派开始恢复力量不久之后,造反派和保守派之间旧的派性仇恨再次浮出水面。2月初,两个基本阵营冠以新名号重新露面。前造反派自称是“革命群众”,前保守派则自称为“工农兵”。两派之间的冲突使武汉陷入新的混乱之中。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贴满再次出现的大字报,每天都有喧闹的群众集会,城市的公共秩序变得岌岌可危。
  
  2月中旬,“革命群众”组织了一次游行,并且在武汉市公安局办公楼前静坐示威,要求从监狱中释放胡厚民、李湘玉、杨道远和任爱生。1967年4月为工总平反而斗争时,造反派曾成功地运用了这个策略。在武汉的双清运动中,这四人是最为人熟知的受害者。如果能推翻对他们的判决,那么整个双清运动的正确性就可能受到否定;而否定了整个双清运动的正确性,那么运动中所有受害者的名誉就应该得到恢复。这个策略显然要比逐一纠正个案的方法要高明。如果造反派个人要求为其平反,假如他失败的话,他就有受到惩罚的危险。然而,如果他参加的是全市范围的行动,那么他的身分是隐蔽的。即使行动失败,他个人也不会冒风险。这个策略很合那些行事谨慎的造反派的胃口,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在本单位内都很低调,但出了他们保守派同事的视线,他们就会积极地投入到造反派的活动中。在此以前,已经有几个省释放了若干从1969年起就被逮捕的造反派头头,并给其恢复了名誉。既然已经有了先例,武汉的造反派当然有理由相信他们也能赢得这场战役。
  
  3月2日,胡厚民和李湘玉获得释放。他们出狱后,受到了“革命群众”的热烈欢迎。造反派初战告捷,迫使当地政府作出了让步,这证明了两件事:他们自身强大的发展能力和政府的软弱无能,这些都增加了未来集体行动将会战果累累的可能性。第一次集体行动的成功极大地提升了那些不那么热心的造反派的士气,他们当中有些人本来一直都不愿公开站到“革命群众”的队伍里来,而在行动成功后,这些人都丢掉了顾虑。因此,“革命群众”在3月3日能够举行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游行:游行队伍包括满载支持者的几百辆卡车。然而,当时大部分恢复活力的造反派只在单位外活动,他们不想让自己的上司和保守派同事知道自己的派别身分。因为他们对造反派的事业将取得最终的胜利仍持怀疑态度,万一造反派的事业失败了,他们不想给人留下于己不利的把柄。如果他们参加到由“革命群众”组织的行动中来,可以对迫使省政府否定双清运动有所助益,以后他们就可以找本单位的对手算总帐了。
  
  3月4日,湖北省委发布了“七条”,其中湖北省委第一次正式承认双清运动确实冤枉了很多无辜的人。它同时也作出保证,要恢复所有受害者的名誉。至于应由谁来对这么多人所遭受的痛苦负责,“七条”的说法是:
  
  使这么多清白无辜的人受到冤枉的罪魁祸首是刘丰。那些在运动中办过案的人对此没有责任,更不用说那些参加过运动的群众了。
  
  很显然,这一方面是在试图安抚日益嚣张的造反派,另一方面则试图使焦虑的保守派平静下来。事实证明,这种试图取悦两方的如意算盘是打错了。
  
  造反派认为,“七条”是“一株大毒草”,他们不同意刘丰应独自为他们的不幸负责的说法。相反,造反派坚持所有那些曾经迫害过造反派的人都必须付出代价。只有这样,他们才有借口,合法地向保守派及党内干部复仇。为了给自己追逐权力找个合适的理由,造反派需要表明那些当权者曾经犯过严重的政治错误。造反派认为,如果他们能够使党的干部和保守派背上误导清查五•一六集团和“北决扬”分子运动的罪名,未来他们要求掌握权力时就可以占据有利地位。出于这些考虑,在“七条”公布后,“革命群众”加大了对当地政府的压力。
  
  释放胡厚民和李湘玉已经在前保守派当中引起极大的敌意和怨恨。“七条”进一步激怒了他们。在他们看来,双清运动没什么错误。镇压潜藏在造反派队伍中的“牛鬼蛇神”是正确的,也是合理的。错的是1967年7月的武汉事件还没有得到正式平反,这件事使前保守派和干部动不动就受到批评,即使自1969年之后他们的地位日益上升也概不能免。面对当地政府在应对造反派时的软弱姿态,保守派尤其被激怒了。他们认为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对造反派如此顺从,是因为造反
  
  派的好战和强硬。为了努力防止当地政府对造反派作出更多的让步,“工农兵”决定自己也要变得更加好战和强硬起来。这样一来,武汉市政府和湖北省政府开始腹背受敌。
  
  在对造反派有利的政治大气候中,当地政府发现抵挡造反派的压力,要比抵住来自其它方向的压力更加困难。在3月的前半月,当地政府对“革命群众”作出了更多的让步。政府在人事安排中,任命了更多的造反派担任政府官员,后来这被称为“补台”。例如,有四位造反派被增补为省工会委员会的副主席,同时有五个造反派到市工会委员会担任同样的职务。几乎所有在1969年被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罢免的造反派都官复原职,包括刚刚出狱的胡厚民和李湘玉。恢复了胡在湖北省革委会里的常委职务,而李仍然担任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一些造反派也开始因为他们在双清运动中所遭受到的损失而得到补偿。
  
  3月16日,湖北省委修改了“七条”,而代之以“六条”,删掉的就是免除那些在双清运动中案件处理人的责任这一条款。省委做出这一修改有两层含义。其直接含义是,造反派可能会对他们的上级或保守派同事以牙还牙。而间接含义则是,某一派对当地政府施加的压力越大,他们得到的让步就越多。
  
  “六条”进一步助长了造反派的气焰。随着市里造反派的士气普遍高涨,一些前造反派最后决定,应当在他们本单位给对手点颜色看看了。造反派在很多单位开始贴大字报,点名攻击他们的上级领导和保守派同事。在一些单位里,造反派甚至企图强迫他们的领导和保守派同事向他们正式道歉。
  
  基层的主要问题也是权力。当时的一个流行口号是,“一切权力归造反派”。对那些曾经在革委会任职的造反派来说,事情要相对容易些,他们所要做的就是要求复职。但是对那些以前从未担任过官方职务的人来说,就要多一点想象力了。这一时期造反派的一个创意,就是设立所谓“批林批孔办公室”。3月,这类办公室在武汉的工厂、学校、行政机关等单位遍地开花,造反派还强迫各单位党委承认这些办公室在当前运动中的领导作用。在很多单位里,这些“办公室”几乎取代了党委的领导。
  
  当然,保守派被这些事态的发展激怒了。如果造反派可以因为他们的个人损失受到补偿,并且造反派要人能够得到官方机构领导职务的任命,他们觉得自己至少也应得到相同的待遇。因此,“工农兵”开始要求政府为武汉事件平反,对他们在武汉事件之后遭受的损失进行补偿,并任命保守派要人到省市级政府机关的重要岗位上担任领导职务。在他们的强烈要求下,省领导和“工农兵”主要头头之间进行了一个为期两天的谈判。但是,保守派从省领导那里除了得到严厉批评之外一无所获。3月19日,当两个省领导赵辛初和赵修正在武汉钢铁厂参加会议的时候,一群气急败坏的保守派绑架了他们,并且要求他们作出解释:为什么省政府对造反派作出那么多让步,保守派却什么都得不到。尽管二赵没受什么罪,并且在几个小时后就得到了释放,这个事件还是被一位新华社驻汉特派记者上报给北京。3月21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了关于武汉局势的三点指示,宣布:“绑架赵辛初和赵修同志是错误的,不许为1967年7月武汉事件翻案。”
  
  工农兵对三点指示失望之极。然而,他们除了防守之外别无选择。相反,造反派认为三点指示是北京支持他们为自由而战的一个明确的信号。结果,他们变得更加桀骜不驯了。
  
  3月23日,一群刚从农村回到武汉的学生造反派在沿武汉主要街道的墙壁上贴出大字报,要求从狱中释放二司的原领导人杨道远。省政府拒绝释放杨道远,理由是与胡厚民和李湘玉的案件不同,杨被判监禁是由周恩来亲自批准的。两天后,一群工人造反派封锁一个十字路口长达三小时,京广铁路和武汉的一条繁忙道路在此交汇。造反派这一激烈的举动是为了对当地政府施加压力,以迫使当局释放因刑事罪被判刑的年轻工人造反派罗小毛。事件使京广线这条国家经济大动脉中断了多日。
  
  3月26日,革命群众袭击了武汉军区司令部大院里的武汉军区第三办公室(简称“三办”)。他们得到内部消息说,这个办公室里有大量对造反派不利的黑材料。他们抢走了有关双清运动的大量个人档案、会议记录和文件。的确,在众多的材料当中,袭击者被其中一个有84个造反派头头的名单震惊了,省领导曾经计划将这些人判处死刑。这个发现令造反派尤其是那些列在名单上的造反派得出结论,现在的战斗是真正的生死之战,他们除了拼到底之外别无它选。占领三办引发了一轮对军队的攻击,许多造反派强行将前军代表带回本单位,迫他们在那里接受质问、批评和侮辱。
  
  在躁动不安的气氛中,武汉市委再次失去了对其机关报《长江日报》的控制。《长江日报》刊载了敌视省市政府的报导,并且发表了大量的社论和文章攻击“工农兵”。因此报纸实际上变成了造反派的独家论坛。
  当地政府甚至开始失去对其本机构的控制权。在3月的最后几天里,省和市政府几乎各个部委都天天举行群众集会,但主导这些集会的是造反派的头头而不是这些机构的领导人。尽管所有的集会都叫“批林批孔大会”,但对林孔几乎只字不提。相反,所有讲话者的矛头都指向当地政府。省市领导经常被请去参加这种其实是造反派借机侮辱他们的会议。4月1日,湖北省委自己举行了一个批林批孔的群众大会,然而,会议又受到造反派的袭扰。接下来的那个星期里,造反派以两个早在1969年就不复存在的团体一一工代会和红代会的名义,举行了几个大型的示威活动。造反派表现得就像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
  
  甚至一些省领导也开始考虑加入造反派。例如,湖北省委的一个书记赵修,开始变成湖北省委内部人所共知的造反派的同情者。由于赵是在武汉双清运动后才担任目前的职务的,所以他并不担心造反派攻击湖北省委。这样的攻击不但不会对他造成任何损失,反而会通过整掉他的一些对手而增加他升官的机会。3月末,他在第一冶金公司发表了一个强烈支持造反派的讲话。这个讲话强迫公司党委做出特别的姿态来证明其对造反派的支持:公司宣布它要成为一个“造反党委”。没人知道“造反党委”到底是什么意思,也没人关心这个问题。但是,其它单位困惑而焦虑的领导干部则把这件事看成一个不祥之兆。他们对1966年发生的事仍然记忆犹新。如果他们不表现出支持造反派的姿态,就可能在第二次文革当中再次被打倒。他们认为,要想平安渡过危机,除了仿效第一冶金公司之外别无他法。因此,4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几百个单位的党委纷纷发表“造反宣言”。因为这些事不过是象征性的表态,所以那些政府组织都极力扩大其影响。接连几天,武汉的主要街道挤满了他们的游行卡车。生产和交通陷入瘫痪状态。
  
  没有人真正相信这些党组织会真心支持造反派,但是,他们的行为确实起到了提升造反派士气、打击保守派精神的作用。尽管造反派知道党员干部对他们的敌意并没有真正减少,他们对这一事态还是兴高采烈。只要那些当权者认输并听从他们的指挥,他们的行为是不是自愿没有多大关系。另一方面,保守派则抵制这种发展态势。为了尽量减少损失,“工农兵”命令它的成员去秘密访问尽可能多的领导干部,他们建议党员干部避免做出任何支持造反派的举动。这一策略仅起到有限的作用。很多干部称病没有出席政治集会,但是他们到不到场并没有什么区别。武汉的整体气氛变得越来越有利于造反派。
  
  在这种胜利的气氛当中,4月5日,一群造反派绑架了武汉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个副院长和五个法官。同时,法院收到了一个要求释放所有在押造反派的最后通牒,其中包括那些犯有谋杀、纵火、抢劫、强奸和其它罪行的造反派。1974年前三个月里,随着公共机构逐渐陷入瘫痪,流氓行为在武汉变得非常猖獗。据报导,在公共场合已经发生了32起性强奸、103起斗殴和28起抢劫事件。一天晚上,当“革命群众”在汉口一个繁忙的十字路口举行一个大型群众集会时,一群流氓突然袭击了一些妇女并当众强奸了一个女孩。这是自1949年以来这个城市所见证过的最恶劣的犯罪。如果公共机构对造反派的要求屈服而释放了那些罪犯,这个城市将陷入全面的混乱。
  
  无政府状态绝不是武汉的独有状态。到4月初为止,浙江、河北、河南、江苏、四川、江西、广东、山西和山东都陷入混乱之中。其它省也都或多或少地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之中。其它各省的动荡与武汉动荡的原因一样,都根源于派性的死灰复燃。全国的工业生产受到严重的干扰。这种混乱状态一定令毛回想起1967年夏和1968年夏的混乱,那时局面已经完全失控。允许这种灾难再次上演,肯定不符合毛泽东的最佳利益。要想让公共权力避免崩溃的命运,北京必须采取行动遏制各省重现的自发派性。
  
  武汉是北京态度转变所影响的第一个城市。4月7日,湖北省委接到了中央的一系列指示。在过去两周内,几乎造反派所做的和所支持的每一件事都遭到了批评。造反派被勒令释放中院的副院长和五位法官、从武汉军区司令部撤出,并归还所有从三办抢走的材料。指示列举的错误还有:试图推翻对杨道远的判决、占领办公楼以建立宣传站,抢夺卡车,举行示威和攻击前军代表等。这些指示使造反派感到迷惑,却使很久以来垂头丧气的保守派再次高兴起来。几天后,当了解到北京最新的十二号文件的内容之后,造反派变得更加困惑起来。发布于1974年4月11日的第十二号文件指出,批林批孔运动的贯彻执行在一些省影响了工业生产。为了阻止这一危险的趋势,文件规定:
  
  批林批孔运动必须在各级党委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不准建立战斗队,不准进行跨单位跨地区的串联。
  
  和前些年里曾见到的情况一样,党的最高领导地位的重新确立,通常已经成为北京打算从混乱中恢复正常秩序的第一个标志。十二号文件使武汉政府免于政治上的惨败。有了北京的支持,当地政府准备结束已经失控的运动,拉住这匹脱缰的野马。政府敦促各级领导干部更加关注生产和加强党的领导;告诫“革命群众”和“工农兵”解散“联络站”、“上访团”、“广播站”和其它有形的组织,并返回其原单位;劝告已经由农村返回武汉的前学生造反派返回农村。那些抓住运动提供的机会而提出经济要求的入受到了批评,并被迫归还了他们已经得到的补偿。文件同时下令警察对过去几个月中猖獗的歹徒采取强硬手段。
  
  “工农兵”和保守派群众热烈欢呼十二号文件,都松了口气。他们在全市范围内张贴了无数的大字报表示拥护这个文件,这种行为与毫无反应的造反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保守派很肯定地认为,文件将会确立他们对造反派的优势地位,因此他们召开群众集会庆祝胜利。然而,对于一些在一周或一周前被迫声明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而言,这个转变好得他们都有点不敢相信了。回想起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总是反复无常,他们非常谨慎,没有因为看到最初的有利信号就对未来的发展过于自信。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4月余下的时间里,许多领导干部发表文章为造反派歌功颂德,并且许诺要比过去提拔更多的“新生力量”到领导岗位上来。“工农兵”指责《长江日报》发表了这些文章。为了表示抗议,他们于5月5日冲击了报社的办公室并拿走了那天的印刷版,致使报社停印了两天的报纸。
  
  造反派被十二号文件所带来的变化惊得瞠目结舌,他们不能理解形势怎么会急转直下。找出变化的原因和应对方法的惟一办法是派些代表去北京,在那儿可以了解到更多的情况。然而,还有一件事对要前往首都的造反派来说也是个不小的刺激。4月,北京已针对河南和山东的派性冲突作出了一些决定。接着又传出谣言,说北京很快要对武汉动手。4月中旬,为了尝试影响北京对武汉的决定,朱鸿霞、胡厚民和其它一些造反派头头离开武汉前往北京。
  
  这些造反派要人的离开引起人们的猜测,说北京正在考虑将一些造反派领导放到更重要的领导岗位上。这一猜测使“工农兵”和一些不知名的造反派都感到不安。前者感到不安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看到造反派身居官位;而后者则是害怕到瓜分战利品的时候,他们会被撇下。结果,更多的人涌向北京。
  
  这些代表在北京一直待到5月初或5月中旬。4月末,一些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人也到了北京。但是,在中央和湖北的领导人讨论武汉未来的时候,居然不准任何派别的代表参加。
  
  与1974年前四个月相比,武汉的5月相对平静。其实,此时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各方都在等待北京的裁决。在这种关键时刻,没有一个派别会鲁莽行事,因为任何不谨慎的行为都可能毁掉他们的政治前途。自从批林批孔运动开始以来,相互争斗的派别第一次开始张贴批林批孔的大字报。一个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后来证实:“那时没人对批林批孔感兴趣。我们的确出了大字报批判他们,但所有的大字报都是从那时铺天盖地的政府报纸和刊物上抄的。我们有时这么干是为了糊弄北京,好像我们真的坚定地响应她的号召。”文化大革命的参与者使用毛泽东词语为自己的目的服务,这又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例证。
  
  5月24日,湖北省和武汉市的领导人终于从首都返回武汉。北京的决定对造反派极为不利。北京方面决定:
  
  1.清查“五•一六”和“北决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
  
  2.曾思玉与其他省级主要领导可能确实犯过某些小错误,但总的来说还是好干部。
  
  3.可能有必要补充领导,但不能在牺牲老干部的前途下进行。而且,不能过于草率地处理这件事。
  
  4.所有非正式的群众组织必须立即解散。
  
  5月26日,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举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集会,会议同时通过有线广播网被转播到市里的每一个单位。在集会上宣读了北京的决议之后,湖北省委第一书记赵辛初,武汉军区司令杨得志和政委王六生都作了措词严厉的发言,他们警告说,不应该把旧的怨恨带到目前的运动中。换句话说,不容许反对双清运动。5月28日,政府又召集了另一个群众集会。有二十一个人因为在最近几个多事之月犯罪而被宣判死刑或被捕入狱。这一事件也通过有线广播做了现场直播。所有事件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清楚:公共秩序必须得到恢复。
  
  但是,那些要求还没有得到满足的造反派们害怕一旦形势恢复正常,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使自己的冤案得到平反了。因此,他们不愿结束运动,尽管他们当中的所有人都公开表示服从决议,但在私下里,“革命群众”感到失望和沮丧。焦虑的下属要求彭祖龙(工造总司前二号人物)对决议作出评论时,他指出:“这个决议本身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现在重要的是我们和我们的对手如何解释它。”此外,一些造反派怀疑决议有多大的权威性,因为它不是由毛本人亲自签署的。
  
  6月,湖北省政府和武汉市政府为恢复公共秩序共同作出了努力。他们召开了许多会议,强调生产、团结、纪律和秩序的重要性。当地的官方报纸发表了一系列社论,呼吁广大干群坚决贯彻北京的指示。然而,派性活动并没有干息。6月中旬,狂热的气氛在武汉又开始形成,到了6月底,城市再次陷入混乱。繁华市区又建立了宣传站,宣传车重新出现在街头。对立派别又开始张贴大字报彼此进行攻击。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游行和集会。更糟的是,“革命群众”和“工农兵”开始诉诸暴力。例如,6月的最后一天就发生了两起流血冲突事件。看来,如果不采取坚决措施,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
  
  正当武汉当局徒劳地与来势汹汹的派性做斗争的时候,对于国民经济持续不断恶化的状况,中央领导层也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国家计委于6月18日提交给政治局的一份报告显示,与1973年同期相比,
  
  二十九个省市中有十一个省在1974年前五个月的工业产值大幅度下降。
  
  7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号召广大群众结束派性动乱,专心生产,遵守纪律。通知特别强调,凡是不遵循北京指示的人,都将受到严肃的处理。武汉作为全国最不安定的地区之一受到点名,这促使当地政府下决心竭其所能,尽快恢复秩序。
  
  在北京发出通知的同一天,谢妙福带领三十多个造反派冲击了湖北省委办公大楼。袭击者当即被逮捕。为了表示抗议,7月3日谢手下的另外一批人更猛烈地攻击了省委领导经常召开重要会议的场所一一省委第一招待所。政府向武汉居民传达北京7月1日通知的时候,这两件事被当成反面教材。通知的贯彻比传达关于武汉问题的5月通知要顺利得多,因为没人敢挑战由毛泽东亲自签发的中央指示的权威。
  
  7月13日,“工农兵”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集会宣布该组织解散。这个政治姿态既表示“工农兵”正在响应北京的号召,同时也是对战胜“革命群众”的一个庆祝仪式。集会的主席团包括几乎所有前“百万雄师”的市、区和部门各级头头。由此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很明确:尽管“工农兵”现在自动解散了,但一旦有需要的话,组织可以随时建立起来。事实上,集会之后,保守派势力之间非正式的联系依然存在。
  
  “革命群众”从未正式宣布其组织解散,因为它是一个松散的联盟,没有统一的领导。不过,到了7月末,武汉的派性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有效控制。
  
  在8、9月份之际,“团结”成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一系列社论的中心话题。同年10月,毛泽东提议让曾经被戴上“中国第二大走资派”帽子的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由于周恩来自6月以后一直住院治病,邓小平担负起整顿批林批孔运动导致的混乱局面的任务。为了使邓的工作能够顺利进行,毛泽东又进一步发布了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这个讲话说出了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声,因为他们对无政府和混乱感到疲惫,渴望安定和团结。所以,这一时期大众媒体的主题,就是安定和团结。
  
  安定的局面在武汉产生了明显的影响。武汉市的工业产值在1974年下半年大幅度增长:从7月到12月,每月总产值增长率分别达到2.1%、10.4%、2l.1%、11.9%、14.9%和5.9%。但是,由于上半年的工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全年总产量与上年相比下降了24.3%,这次下滑比1967年的下滑还要严重,仅比1968年的情况稍好一点。不过,稳定政策的成功还是不容否认。除了发生极少数的派性冲突事件以外,城市又恢复了正常秩序。被任命了官方职务的造反派要人们仍然保有他们的职位。但是,他们目前在决策过程中不仅没有实际的影响力,而且还必须想方设法保住至少是名义上的官衔。
  
  在1974年即将过去的时候,武汉的批林批孔也悄悄地划上了句号。
  
旧派性的新特色
  
  1973到1974年所发生的派性斗争,源于1966-1969年间发生的事件。但是,旧的派性活动表现出了新的特色。
  
  最显著的区别,就是1973-1974年参加派性斗争的人数比1966-1969年要少得多。造反派阵营就是一个实例。1966年,学生对于推动造反派的事业起到了先锋作用,而在1974年,大学生和高中生一般都对政治漠不关心。在1974年3-4月间新的激进主义达到顶峰的时候,许多前造反派回到他们的母校,想要说服他们的低年级校友为造反派的事业而战。令他们感到极度失望的是,这些低年级校友对他们的呼吁置若罔闻。这些人对政治冷漠的原因很简单:在1960年代中期使学生们分化的问题如今已不复存在,而当前所争论的问题与这些学生却毫不相关。
  
  在1966-1969年间,诸如学校、医院、科研机构和文艺部门这种拥有大批知识分子职工的单位,基本上都是造反派的基地。然而,到了1974年,这些单位却表现得相当平静,并不是因为知识分子们改变了看法,而是因为他们不敢表达他们对“革命群众”的同情。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比其它人更加老练。因此,在政治运动出现的时候,他们往往更加谨慎地反复权衡利弊。经历了1966-1968年的起起落落以及之后的艰难困苦,他们再也不想卷进派性斗争中去了。
  
  此外,大部分知识分子的家庭出身不是中等就是很差。如果说他们从文化大革命当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任何和他们一样的人想要发泄自己对社会的不满之情,最终必然会引火烧身。在他们的记忆当中,“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仍然恍如隔日,因此对他们而言,在政治运动中还是小心为妙。更重要的是,造反派知识分子对文革和文革当中产生的一些“新生事物”(例如,工宣队、五七干校、教育改革、赤脚医生、样板戏等等)的态度越来越矛盾。一方面,他们有兴趣与其它造反派一起同1969年之后出现的“复辟逆流”作斗争,但作为造反派,他们也因此经历了很多磨难。但他们又意识到,扭转复辟逆流会进一步催生“新生事物”,而这些“新生事物”似乎都违背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其它部门里,人们身上也缺乏激进主义。而在文革早期尤其是1966-1967年间,激进主义在绝大多数人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在1967年底1968年初就退出政治舞台的造反派们,往往疏离于当前的政治运动。那些在双清运动中未受多少苦或批判过造反派头头的前造反派们,也可能与“革命群众”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们实在看不出新的造反运动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好处。
  
  只有那些将批林批孔运动当作向上爬机会的造反派,才表现积极,敢说敢做。如前所述,那些迅速采取造反行动的人,几乎毫无例外地都是些绝望的造反派。他们已经处于社会底层,没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像王华珍这样的人才会迅速搭上“反潮流”的战车。之后,更多的造反派投身到这场战斗中。他们大多是各级前造反派头头,曾在1967-1968年间尝到了权力的甜头。他们正努力争取在“补台”时被补进去,或者得到另外的官方任命。这些“愤愤不平者”和“向上爬者”加起来,也只占前造反派中很小的一部分,更不必说在城市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了。例如,武汉牛羊加工厂有500多名工人,其中只有约20人参加了“反潮流”运动。大多数单位的情况也大致如此。
  
  “工农兵”阵营也主要由“百万雄师”各级前头头们构成。这并不是说,那些不积极参加派系政治斗争的人对此漠不关心,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在心里选择了自己支持的阵营。一般说来,前造反派对“革命群众”予以同情,而前保守派则同情“工农兵”,但是,他们从没想过为派别斗争再次献身。
  
  尽管派别斗士的群众基础比以往薄弱得多,但他们以高昂的士气、坚强的个性和高超的技巧,给城市政治施加了与其人数极不相称的影响力。在大约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制造了紧张而变幻莫测的政治气氛,使武汉市领导实际上显得软弱无能。
  
  尽管造反的“革命群众”高喊着许多由中央激进领导人在这个时期提出的激进口号,但他们决不是后者盲目的追随者。除了少数几个造反派头头如胡厚民以外,多数“革命群众”既没有意识到中央的稳健派领导人才是激进派领导人想要给予狠狠打击的真正目标,也没有意识到其中根本无利可图。他们鼠目寸光,只看到了眼前利益。一个“革命群众”的积极分子后来证实:“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的前两年里,我们造反派还一直下意识地用激进的中央领导人提出的口号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话,那么在1974年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所反复高喊的激进口号只是些陈词滥调,它们的唯一作用就是掩盖我们自己的利益。”
  
  造反派对私利的追求不仅破坏了武汉造反派与其北京支持者之间表面上的从属关系,也分化了造反派的阵营。“革命群众”分成了八个小圈子,归属两大派:主流派和非主流派。主流派在夏帮银、朱鸿霞、胡厚民这样的前造反派头头带领下,关注补台的名额,他们所要做的就是给当地政府施压,使一些著名的造反派得到官方任命,掌握实权。非主流派由那些对官位无所求的造反派构成,他们对个人物质损失补偿的关注程度超过对补台名额的关注。
  
  主流派和非主流派内部又按照另外两个因素进行细分:偏好的策略和前派系从属关系。两个派别中都有喜欢与当地政府做策略性周旋的人,也有喜欢直接采取街头行动的人.前者被称为“策略派”,而后者被称为“街头派”。此外,“钢派”和“新派”之间的传统差别仍然是造反派内部团结的障碍。例如,前工业总司头头吴焱金创建了一个写作班子,名为“杜则进”(在武汉方言里,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像当时的一个流行口号:“斗则进”)。它成为前“新派”造反派的代言人。但另一个有影响的写作班子叫做“邵正茂”(与孔子的政治对手“少正卯”的名字谐音,这成了造反派的象征),这个班子由朱鸿霞、胡厚民和其它工总的前领导人控制。
  
  所有这八个小圈子的利益具有共同之处。然而,他们之间利益、策略和前派系归属的区别却令他们经常彼此猜疑。由于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因此“革命群众”充其量是一个松散的联盟,环境比较有利时,这种形式可能会使他们显得很强大,但是当政治气候改变时,要想渡过难关就没那么容易了。
  
  “工农兵”也不是铁板一块。保守派阵营内部分为两个派别:正统派和行动派。正统派由前“百万雄师”的领导人负责指挥,规模巨大、组织良好、其高效的联络网遍及全市每个角落。一个正统派头头说,只要一声令下,就可以通过联络网立刻动员起“一支强大的保守派力量”。但是,行动派却经常与其领导层发生争执。由一小撮年轻的好战分子组成的行动派喜欢采取极端行动。行动派认为,“百万雄师”的前领导人在处理与当地政府和造反派的关系时,往往过于谨慎。而在正统派看来,行动派则行事过于幼稚,没有策略,且不计后果。到7月中旬“工农兵”宣布解散时,两派仍不能就其分歧达成妥协。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但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喜剧出现的。”尽管所谓的第二次文革确实给人以这是1966-1969年那一时期翻版的印象,实际上,1974年的派别斗争与从前的派别斗争有着本质的不同。有了在1966-1969年动乱岁月里锻炼出来的动员和组织才能,1974年间派性斗士在政治技巧上普遍地更加成熟。但与从前相比,新派别斗争的群众基础大幅缩水、更加世俗化并且支离破碎。鉴于新派性斗争的特质,造反派们对北京的指示往往置之不理,或用与指示意图完全相反的思路对其加以阐述,就毫不令人感到吃惊。毛泽东将这个激进主义运动发动数月后就使其草草结束,这或许就是原因之一。
  
1975年镇压派系斗争

  
  邓小平于1974年初开始整顿工作之时,武汉还没有安静下来。尽管7月之后武汉的派性暴力冲突逐渐消失,但“革命群众”和“工农兵”行动派的街头队伍仍随时可见。在1974年最后的四个月里,他们仍偶尔聚集在街上,但没有制造什么麻烦。而在1975年初,造反派的街头派试图煽风点火,制造新的混乱。1月13日,第四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一个自称“革造民兵”的组织当天在武汉成立。“革造民兵”的成员不超过一百人,其中大多数人都是谢妙福的嫡系,后来据他们自己交待,他们当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有犯罪记录或者被处分过。“革造民兵”把这样的人招至旗下,只能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更具破坏性。
  
  1月15日,“革造民兵”仅成立两天后,他们就无视北京安定团结的号召,在汉口举行了誓师大会,引起了六个月以来的第一次交通堵寒。1月18日,第四届全国人大闭幕。如果说这次会议有什么地方吸引了“革造民兵”的注意力,那肯定不是周恩来关于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而是大会通过并写入新宪法的公民罢工权力。“革造民兵”想率先使用一下这个权力。
  
  然而,大约就在此时,政府向当地居民传达了某些中央领导与朱鸿霞、张立国、马学礼和杨道安(后两人在文革前是有名的模范工人,在前一年与“工农兵”组织挂上了钩)的谈话记录。中央领导们(主要是副总理李先念)谴责了造反派在1974年的所作所为,并严厉批评了那些仍在市里继续闹事的造反派。当然,这个消息激怒了“革造民兵”。他们把谈话记录称作“便谈纪要”,企图极力贬低中央领导人谈话的重要性,并且抗议当地政府企图从中捞取好处。然而,他们的抗议被省市政府对这个文件紧锣密鼓的宣传给淹没了。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他们的观点,“革造民兵”决定在汉口建立一个宣传站。2月13日,他们占领了位于一个交叉路口的中南旅馆,其地理位置与曼哈顿的时代广场类似。他们把旅馆的职员和客人都赶了出来,公然无视公安局的警告装了八个扩音器并开始广播。在接下来的三天里,地方政府一直在劝说“革造民兵”撤出旅馆,都无功而返。2月17日凌晨,派去强迫他们离开的警察不仅没有成功,最终双方展开了近身肉搏。“革造民兵”对警察的介入感到非常愤怒,他们把一个废弃卡车堵在旅馆前面的十字路口长达11天。结果汉口三分之一的主要道路堵塞,大部分交通系统陷于瘫痪,城市的生产和日常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2月份武汉的工业产值与上个月相比,下降了28.7%。
  
  在交通阻塞的十一天里,省市政府再三命令“革造民兵”清除路障,但他们却置若罔闻。他们坚持,要想让他们清除路障,除非省市政府做出公开道歉。此外,他们还威胁说要封锁连接汉口、汉阳、武昌三地的汉水大桥。他们预计,一旦整个城市堵死了,北京可能会出面命令当地政府和他们进行谈判,就像1966—1968年间经常出现的情况一样。当然,“策略派”非常愿意见到省市政府陷入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局面。但是,尽管他们和街头派一样敌视7月以来的发展状态,却始终保持沉默。例如,朱鸿霞曾私下里对朋友说:“中南旅馆事件是个好事。不管他们(革造民兵)能不能达到目的,我们(策略派)都是绝对的胜利者。”朱鸿霞的意思是,如果北京下令让当地政府屈服,街头派可以从政府对造反派的妥协中受益,策略派同样可以从中受益。但如果中央对街头派进行了批判,那么街头派的无法无天反倒能衬托出策略派的遵纪守法。
  
  “革造民兵”对形势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2月26日,北京下发了一道指示,命令湖北省委“严厉处置堵塞汉口重要交通枢纽的肇事者”。当地政府一旦得到了北京的坚决支持,立刻就摆脱了往日的优柔寡断。第二天,湖北省委下达了一个命令,要求“革造民兵”立即清除路障。随后几天,几乎所有“革造民兵”的积极分子都被逮捕,共有大约100名男女被收监。这个行动完全清除了造反派的街头派势力。这一事件之后,派别斗争在武汉销声匿迹了。
  
  策略派造反派也打错了算盘。3月,朱鸿霞、夏帮银、张立国和其它一些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任职的造反派要人被送往农村。他们被告知将在那儿接受“锻炼”,作为最终提拔的前提条件。但是没人知道这个过程要进行多长时间。当地政府完全可以借口说他们不合格,从而将其永远留在农村。由于策略派造反派的领导不是被收监就是被送往别处,其组织也分崩离析了。
  
  同时,邓小平3月5日的讲话和中央《关于整顿铁路工作的决定》,引发了全国范围内对“资产阶级派性”的猛攻。4月,包括万里和谷牧在内的邓小平的几个副手频繁发表讲话,谴责顽固的派性分子和派性的恶劣影响。北京对派性日益坚决的反对,使派性好战分子陷入恐慌甚至绝望之中。许多造反派害怕,在1969—1972年间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会再次重演。谢妙福的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武齐驿,因中南旅馆事件被捕,并于4月24日在狱中畏罪自杀。
  
  5月,谢妙福成为武汉的重点批判对象。政府收集整理了他的犯罪证据并且下发到各单位。6月,谢被判七年监禁,他的许多“革造民兵”同伙被判五年监禁到一年劳改不等。审判公开进行,市里每个单位都被要求派一名代表观看。这种安排的目的很明显:当地领导想让公众知道,那些胆敢与政府对抗的人最终不会有好下场。
  
  对派性的批判到6月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并在随后的三个月里达到高潮。从1973年下半年表现得多少有点软弱无能的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再次开始变得积极、坚决和高效起来。地方政府的积极领导,使对派性的批判活动得以有序展开。从6月到9月的四个月里,所有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围攻派性,并宣布运动的目的是要铲除派性滋生发育的土壤,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较之1969-1971年的同类运动,1975年的反派性运动在范围和方法上都有很大不同。确实,一些造反派(例如谢妙福)被收监,另一些(如朱鸿霞)被调到其它地方;但运动没有对所有的造反派积极分子搞人人过关。正当那些在1974年再次表现积极的造反派忧心忡忡的时候,政府没有建立专案组对“革命群众”的基层积极分子提出指控,也几乎没有举行任何斗争他们的批判大会。
  
  到1975年秋,武汉的局面似乎已基本稳定。随着生活恢复正常,经济再次繁荣起来。例如,从3月到11月武汉的工业生产以11%到17%的速度增长。
  
文化大革命派性终结的开端
  
  1975年11月,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一个激进的中央领导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即后来的“四人帮”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到1976年2月,它又演变成“批邓”的运动。然而,到1976年2月为止,这个运动并未在武汉掀起多大风浪,只有一小部分当地居民回应了北京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战斗口号。但是,大多数人开始觉察到,政治气氛再次变得沉闷起来。1975年邓小平注重实效的工作路线所带来的稳定,与1966-1968以及1973-1974年间中央激进派领导的煽动性政策所引起的混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甚至很多前造反派对邓小平的看法也很好。人们普遍担心,对邓小平的攻击将会再次把国家拖入混乱之中。尤其是广大干部都处于焦虑之中。“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这种提法通过官方媒体再次流行起来,这让他们感到紧张无比,因为“走资派”的帽子曾让他们在文革前三年吃尽苦头,他们害怕悲剧可能再次上演。一些人决定提前申请退休;另一些人决定保持安静以免招惹不必要的麻烦。所有的人都对运动只表示口头上的拥护,而不采取实际行动响应官方号召。
  
  大多数前造反派的普通成员现在都变得对政治毫不关心。在各省的运动中,四人帮惟一可以倚重的人,就是那些认为这个激进运动的结果和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休戚相关而准备孤注一掷的人。他们大多是前造反派头头,但这些人只占人口比例的很小一部分,至少武汉的情况如此。他们热切地希望与激进的中央领导共命运,并不是因为他们欣赏四人帮所鼓吹的激进政策,而是因为过去的经验教训使他们懂得,有北京的江青和张春桥等实权人物的支持,是他们主导当地政治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武汉最精明的造反派军师胡厚民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这件事的实质:“我们脸上已经打上了造反派的烙印,不管我们干什么,别人都把我们看成造反派,并这样对待我们。或是在战斗中得胜或是被打死,我们没有第三种选择。”
  
  为了增加获胜的可能性,那些造反派必须支持中央的激进派领导。由于周恩来在这年的1月8日逝世,而毛泽东也随时都有去世的可能,因此1976年北京激进的文革领导人和稳健派领导人间的权力斗争,通常被看成是最后的决战。如果中央的激进派领导人最终失败,那么武汉的前造反派头头也将最终被清出政治舞台。出于这些原因,尽管造反派的力量已严重萎缩,他们还是准备背水一战。大约就在这一时期,吴焱金扬言:“这次看准了,不能失去机会”,“大闹才能大翻身”。
  
  1976年2月,朱鸿霞、夏帮银和张立国觉察到政治风向正在发生变化,于是从农村返回武汉。他们着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旧部。为此,他们举行了一系列的秘密会议。其中一个会议之后,据说夏帮银发誓将“要脱了膀子斗”。张立国说得更加直截了当:“这一次我们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要么赢尽,要么输光,捞到了就做大宫,捞不到就坐大牢。”
  
  2月23日,在做了大量准备工作后,十七位在湖北省革委会或在武汉市革委会任职的造反派名人发表了一封致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公开信。公开信批评了武汉从省到基层的各级党委,指责他们未能紧跟中央的战略部署。公开信特别指出,许多干部对文革前三年里别人对他们的批判耿耿于怀,长期以来伺机报复。公开信称那些干部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并且号召将所有死不悔改的走资派赶下台。
  
  公开信发表之后不久,造反派建立了一个“核心小组”,来承担起武汉所有造反派力量领导中心的职责。他的七名成员夏帮银、谢望春、朱鸿霞、胡厚民、顾建棠(原“长办联司”头目)、李湘玉和吴焱金实际上都是武汉最有影响的造反派头头。前两人是中共中央委员会成员,中间三人和最后两人分别在湖北省革委会和武汉市革委会担任要职。“核心小组”由一个写作班子和六个部门支持运转,它们分别负责策略谋划、宣传、后勤、联络、行政和保卫事务。此外,“核心小组”还试图在武汉每个市级行政局和每个区建立分部。七位核心小组成员自认为是个“影子内阁”,万一发生危急情况,它能够代替市领导中心行使权力。
  
  3月2日,江青和王洪文在北京会见了包括湖北省在内的12个省的军政领导人。当江青问湖北省委的书记董明会,作为一个前造反派在武汉是否一直受到压制,董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利用董明会的回答,江青申斥了湖北省委的第一书记赵辛初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指责他们对造反派施行暴政。随后王洪文质问赵和杨,为什么湖北政府在未经北京允许的情况下于1975年将夏帮银、朱鸿霞和张立国下放到农村。最后,他得出结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湖北领导班子的构成没有体现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就”。赵和杨被责令回到武汉后向造反派道歉。
  
  江青和王洪文对省领导做出批评的消息很快在武汉传播开来。就在第二天,武汉市的造反派要人发表了另外一封公开信,催促省市两级政府调整领导班子。10几天后,当湖北省委召开常委会扩大会议时,一群造反派在朱鸿霞和吴焱金的带领下对会议进行了两次干扰。正在参加会议的夏帮银则与干扰者里应外合。3月19日,同一伙人袭击了湖北省委办公厅和组织部,在场的几个干部受到了人身攻击。第二天,这批人强行占领了湖北省委的第一招待所并且发布了一个最后通牒,威胁说,如果省市两级政府不作出让步,就将制造更多的暴力事件。
  
  用胡厚民的话说,胜败攸关的问题是权力。他宣称:“从政治上讲,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但从组织上而言,这个运动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的,现在必须解决组织问题。”夏帮银讲得更加露骨。他说:“是的,我们正在想方设法夺权。为什么不?如果我们手中有权,世上还有谁敢对我们说半个‘不’字?”“核心小组”甚至起草了一个计划,准备从省级到基层对现有权力分配模式进行根本变革,其变革的重点在高层。按照这个计划,将有八个造反派进入湖北省委常委会,其中四个成为书记。尽管省工会委员会已经有其11l个成员,但“核心小组”计划再塞入120个造反派。“核心小组”同时还企图安插九个人到工会下设的各个部门担任副职。湖北共青团省委是造反派想要控制的另一个机构。有人提议除了已经被造反派占据的一个书记和六个副书记的职位外,应该有更多的造反派担任副书记。这个主张荒谬可笑,因为由造反派推荐的七个候选人当中有四个既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青团员,并且年纪都太大,不符合加入共青团的条件。造反派在市级政府也提出了类似的要求。
  
  此外,造反派头面人物还提出了个人要求。例如,每次湖北省委常委会开会时,夏帮银都会催促老干部任命他当省委书记。尽管董明会已经是担任了武汉市委的一个书记,仍然渴望成为湖北省委的书记之一。张立国认为自己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表面上,他与其它的知名造反派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他与那些鲁莽的同伙一样对权力怀有强烈的渴望,他也希望成为湖北省委的书记之一。他与其它知名造反派之间最显著的区别是,他宁愿与老干部在会议桌前讨价还价,而不采取直接行动对政府施压。朱鸿霞的例子更加有趣。他不是党员,却渴望成为湖北省委书记。根据中国共产党党章,他要想加入中国共产党,必须得到他所在工作单位党支部的批准。他本人很清楚,申请不会得到本单位的批准,于是他通过直接给王洪文写信,请求这位中共副主席授予他一个党员身分,从而绕开这个程序障碍。
  
  不那么出名的造反派效仿头头们,也在低一级政府闹着要官。如果造反派提出的所有要求都得到满足的话,不但老干部们要受到排挤,还将动摇整个政权的基础。
  
  然而,尽管造反派极具攻击性,但力量并不太强大。1976年春,武汉顶多有几千名造反派仍在积极活动。造反派阵营里最具暴力倾向的人物,比如谢妙福及其同伙仍在监狱中。尽管造反派要求把他们释放出来,但没有采取行动。而且,即使把他们从狱中释放出来,人们也有理由怀疑他们是否还会卷入新的造反行动中,因为他们在监狱外的大多数同伙们已经对政治感到疲惫了。这种冷漠是可以理解的。1976年的政治运动与那些在文革之前,文革初期、双清运动或者1975年的反对派性运动中挨过整的人的命运无关。阶级背景不好的人已经意识到,得到与那些出身良好的人同等社会地位对他们来说是不可企及的目标。对从前的落后分子来说,不服从管教已经使他们享受到一些短期回报,但这并不能改变不断复制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之间的鸿沟的政权结构。此外,还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不管是先进分子还是落后分子,只要他们努力推动解决自己的问题,其行为就会招致巨大的反作用力。既然“反抗”(voice)已被证明无效且代价高昂,“急流勇退”(exit)就变成一个越来越有吸引力的选择。因此,到1976年为止,大约有90%的前造反派已经丧失了斗志,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1976年的激进主义气氛没能在武汉或在全国其它地区掀起真正的政治激进主义狂潮。虽然街上还贴着大字报,偶尔也举行一些集会,但已经没什么人去注意它们了。这与1974年和1966-1968年间发生的情况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长期以来充当造反派据点的许多单位里,造反派的活动根本召集不起来。许多前造反派积极分子现在都倾向于退出派别政治争夺。
  
  4月初,一场群众运动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到包括武汉的全国各地,并在北京天安门事件时达到顶峰。然而,群众运动的目标所指不是邓小平而是四人帮,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是针对毛泽东本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毛泽东的政权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直接的挑战。尽管反抗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这一事件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终结的开端。
  
  对天安门事件的镇压,虽然令大多数中国人感到压抑,却使武汉的造反派们欢呼雀跃。当地政府未能制止武汉的反对四人帮活动,这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机会,以迫使政府作出更多的让步。
  
  4月8日,湖北省委勉强组织了一个群众集会来做出谴责天安门事件的姿态。集会结束前,一群造反派在朱鸿霞和吴焱金的带领下冲进会场,并绑架了几个省领导。随后带他们游街,并押到由造反派召集的另一个群众集会上,强迫他们向造反派公开保证,将彻底改变态度并且与文革中兴起的新生力量并肩作战。
  
  令造反派吃惊的是,北京第二天就谴责了他们的这一行为。造反派领导很快就从他们的信息管道了解到,他们之所以被批评不是因为他们的要求不合理,而是因为他们行动方式与当前四人帮提倡的策略不协调。四人帮更愿意选择一个“内紧外松”的策略,也就是说要制造一种既可以让各省造反派对保守的当地政权不断施压又可以避免扰乱公共秩序的局面。四人帮之所以采取这一策略,是因为他们已经从过去的经验中认识到,只要国家由于激进运动而陷入混乱,毛就会让稳健派领导人来收拾烂摊子。四人帮希望这个新策略能带来在他们看来没有任何副作用的积极效果。
  
  1976年4月中旬,武汉的造反派开始运用这一策略。于是他们作出了一些相应的调整。首先,中共中央委员会的两个委员夏帮银和谢望春退居幕后,而朱鸿霞和其它几个“核心小组”成员出任造反派总指挥。其次,他们决定造反派应尽量避免给人留下派性斗士的形象。用吴焱金的话说:“我们现在不需要为自己的力量拉大旗,也不需要树招牌。”再次,由“核心小组”直接控制、自从1976年2月以来定期在汉口闹市区出现的大字报(所谓《水塔版》)将不再办下去。造反派领导层建议过去负责大字报的写作班子给《长江日报》写稿。夏帮银对班子成员说,“形势在发展,斗争在继续,要求斗争的手法也要随着形势的发展而转变。《水塔版》暂时停下来,收一下,由街头转向《长江日报》”,“《长江日报》比《水塔版》作用更大,每天十万份,全市都能看到”。
  
  此后,街头行动大大减少。但是造反派暗中加强了他们对当地政府施加的压力,以期得到更多的权力。
  
  面对来自北京和武汉的双重压力,省市两级政府在5月末对造反派做出让步:胡厚民和其它四个造反派成为湖北省革委会或武汉市革委会的专职官员,成为脱产干部。对当地政府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让步。允许五个造反派进入这两个权力机构,不仅改变了他们的个人社会地位,使他们从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变成一个高级干部;而且极大地增强了造反派干预省市政府决策的能力。然而,对造反派来说,这仅仅是初步的胜利。胡厚民对他的同伴们说,他们的下个目标是得到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专职委员,那才是具有真正核心权力的职位。他说:“先省市、后地县,上面做个样子,下面照着办。要由五个到五百、五千、到五万。”
  
  值得重视的是,大约在此时,王洪文又给武汉造反派一个有力的鼓舞。6月初,在一个湖北省主要领导参加的会议上,王洪文宣布,按照造反派在各级领导中所占的名额来看,湖北省在29个省当中排名最后。他再次督促湖北省的主要领导做出彻底的自我批评,扭转其对造反派的态度。6月19日,赵辛初代表湖北省委勉强作出自我批评。但是造反派不为所动,指责其不够真诚。在王洪文亲自干预武汉事务的激励下,造反派认为,现在应对政府施加更大的压力,以迫使其做出更多妥协。此后,“核心小组”拟订了一个十六字战略:“上下夹击,软硬兼施,脚踏实地,独立自主”。从此,这些策略变成了造反派的行动指南。
  
  造反派在省级和市级层面提出了四点要求:
  
  (1)湖北的所有中央委员(指夏帮银、董明会和谢望春)必须被任命为省委书记。
  
  (2)另外一大批造反派必须被安置到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中去,或是担任书记,或是担任常委。
  
  (3)省委和市委下属的组织部、宣传部和办公厅必须由造反派负责。
  
  (4)省委和市委中的工作人员必须包括很大一部分造反派分子。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造反派对省市主要领导软硬兼施。一方面,造反派反复警告在职领导说,任何歧视“文革中崛起的新生力量”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试图以此胁迫在职领导将他们作为“新鲜血液”吸纳进权力机关。另一方面,他们列举出所谓的“上海经验”。据说在上海,一大批自愿提前退休的老同志现在过着安逸而舒适的生活。造反派鼓励当地的老同志也这么做。造反派保证,一旦他们将位子让给“新干部”,造反派将停止骚扰他们。
  
  在较低级层面,造反派的行为比他们在省市级的同伙更加激进。“核心小组”认为,要想迫使省市政府向他们屈服,必须自下而上地颠覆现有的权力结构。在那些可以集合起足够多数量造反派的单位,则鼓动造反派夺取权力,而不是仅仅与老同志分享权力。从6月开始,造反派宣布要在三十一个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和十四个行政局恢复“真正的革委会”,他们说的是在1967—1968年间短暂存在过的革委会。造反派宣布现在的革委会非法。因此,在那些单位当中,每个单位都有了两个革委会,两个都声称自己是本单位惟一的权力机构。结果,这些单位的生产即使没有完全停顿也受到了严重干扰。在其它一些单位,尽管造反派没有足够的力量恢复所谓真正的革委会,他们也采取造反行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现存权力机构。
  
  但是无论在哪个单位,造反派试图夺权的企图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抵制。占绝对多数的广大群众对造反派感到非常厌恶,不仅省市领导讨厌他们,基层干部也对他们极度不满。在这些人当中,通常有很大一部分是他们从前的战友,而现在这些人也对他们的行为采取敌视的态度,更不用说前保守派了。据说一个造反派哀叹道,“看来现在至少有80%的人是邓小平修正主义路线的社会基础。”
  
  由于造反派失去了群众的普遍支持,他们选择将未来的赌注押在四人帮在北京的篡党夺权之上。他们把所有拒绝与他们合作的人看成是他们追逐权力的障碍。那时,邓小平被中央宣传部门批判为所谓资产阶级还乡团的总头目。武汉造反派积极分子也接过这个贬损的比喻,说“还乡团”不仅有“团长”,还有“营长”、“连长”和“还乡团员”。他们这样说,实际上是为想攻击谁就攻击谁制造借口。在一些单位里,造反派开始整那些他们所定的“邓小平还乡团的营连长和团员”。
  
  他们警告与他们有私怨的人,一旦他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将会杀一批、关一批、清查一批、下放一批、并给一批人戴上“走资派”或“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的帽子。甚至一些已经远离政治的前造反派积极公子也受到恐吓,造反派警告他们说,除非他们再次投身到战斗中,否则造反派最终获胜之后会将他们当成“投降分子”而严惩。
  
  造反派对不合作者的威胁确实吓到了一些人,但是也使更多的人感到愤怒。6月中旬,保守派的力量再次集结起来,这次是打着“革命工人”的旗号。这个组织实际上是由1974—1975年的“工农兵”组织的同一批人构成。具有讽刺意义的是,“革命工人”对省市政府的批评一点都不比造反派少。造反派批评这两级政府一直不让造反派掌握权力,而“革命工人”则谴责他们对造反派谄媚拍马。“革命工人”的目的是防止政府对他们的造反派对手作出更多的让步。为了显示他们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力和对省市政府施加压力,“革命工人”在许多工厂进行消极怠工:尤其是在那些造反派已提出领导权要求的工厂。结果,武汉的生产在夏天又陷入停顿。
  
  “革命工人”的另一个目标是《长江日报》。他们批评这个报纸“完全是一份派性传单”。这是实情。从4月中旬开始,武汉市委的官方喉舌《长江日报》就变成造反派发表他们观点的重要工具。一些造反派要人,例如夏帮银和朱鸿霞在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还有更多的文章正在写作过程中。但是保守派却得不到这个特权。为了表示抗议,“革命工人”在6月26日冲进了报纸的办公大楼,并且要求武汉市委立刻对其编辑部进行改组。早就失去对其喉舌控制能力的武汉市委当然没有异议。相反,武汉市委还暗中希望这一事件能给激进的编辑施加足够的压力,限制一下他们的激进主义。后来,武汉市委做出了一个中立的姿态,并说,“工农兵评报是一个新事物”。
  
  看起来还是造反派在政治斗争中技高一筹,他们发现可以利用这个事件来反击政府及保守派的“革命工人”。6月27日清晨,夏帮银通过电话向王洪文汇报了这个事件。他指责说,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内部的“一小撮走资派”策划了这一事件。同时,造反派头头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会议决定,《长江日报》应暂时停止发行,以使这件事引起北京的关注。尽管省市政府作出了干预,但从6月27日到30日,报纸还是完全停刊。正像造反派所期望的那样,北京干预了此事并偏袒了造反派。“革命工人”的五名积极分子被拘留了十五天。更重要的是,省市政府行政管理的信誉又遭到了破坏。这个事件使造反派有了很大的收获。
  
  1976年7月和8月,武汉的造反派变得更加积极活跃和盛气凌人。《长江日报》也不必在派性斗争中假装中立了。7月22日,为了庆祝1967年武汉事件九周年,《长江日报》用了四分之一的版面重印了造反派于1967年写作并流传的“抗暴诗篇”。这种煽动性的“抗暴诗篇”再次激起了保守派群众对《长江日报》和整个造反派的愤怒。不久,抗议该报纸派性倾向的大字报再次出现在全市。然而,《长江日报》却对群众的愤怒视若无睹。8月,它继续刊载了更多的由胡厚民等造反派头头所写的煽动性文章。
  
  同时,造反派继续向省市政府施压,要求给予他们更多的权力。7月,造反派头头两次秘密会面,讨论在市里夺权的可能性。会上,最足智多谋的造反派战略家胡厚民提出了一个初步计划,这一计划得到其它与会者的认可,而定为造反派的行动纲领。之后,造反派开始竭力实施这一纲领。7月和8月间,为了避免被武汉造反派所骚扰,湖北省委在湖北西北部两个偏远的县里举行了两次会议。会议原本计划讨论工业生产问题,但夏帮银、董明会、朱鸿霞和其它造反派与会者不断提出权力再分配问题。他们抗议说,出席会议的造反派人数太少。他们还进一步抱怨说,在所有权力机关任职的造反派远远少于他们应该达到的人数。造反派强烈要求湖北省委率先将更多的造反派提拔到领导岗位上,这样就能为下面的各级老干部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到1976年初秋时分,武汉的造反派似乎终于踏上了通向权力的坦途。
  
  然而,在国家动荡不定的氛围里,毛泽东于1976年9月9日去世了,享年83岁。毛死后不到一个月,北京发生了一次政变,四人帮被逮捕。这个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横行十年的激进帮派,终于走到了它们的末日。
  
  消息很快传到了武汉。一夜之间,大街小巷的墙上贴满了成千上万张声讨四人帮的大字报。人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激动和不满,像愤怒的火山一样进发出来。在整个10月里,武汉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充满了欢乐的气氛。许多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高兴过了。
  
  但是,有少数人因为四人帮的倒台而感到灰心丧气。直到10月8日,武汉的造反派虽然人数不多,却还是如日中天。现在,随着他们后台老板的倒台,他们在武汉掌权的希望就彻底破灭了。尽管有些人计划撤退到山里打游击,但大多数人认为这种想法太不现实。胡厚民的建议是,要假装支持新政权。在他看来,造反派在年龄上比当权的老干部有优势。“让我们与那些老朽比一比,看谁会在二十年内取得最后的胜利”。
  
  然而,此时此刻,他们不得不准备好吃苦头。11月初,朱鸿霞、夏帮银、胡厚民和其它造反派头头被勒令参加一个学习班。从12月起,作为全国批判“四人帮在各省帮派体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成了群众的批判对象。群众批判持续了整整一年,其间举行了无数声讨他们的公开批斗大会。当地报纸发表了无数的文章,控诉他们在过去的十年间所犯下的“罪行”。1977年末,夏帮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董明会、李湘玉、吴焱金及其它一大批造反派头头被正式逮捕,并且被判处两到十五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1977年8月12日,毛泽东的接班人华国锋担任中国共产党主席,他在党的第十一届代表大会上做的报告中宣布,“‘四人帮’的垮台标志着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结束”。1978年11月2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推翻了关于1967年7月武汉事件的“不公正判决”。对于武汉的老干部和前保守派来说,文化大革命终于落下了帷幕。但是,对那些已经因为他们在过去十年的行为而被判刑,要在铁窗后面渡过多年的造反派来说,运动还远远没有结束。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2楼 发表于: 2013-04-16
第十二章 超凡领袖的挫败
  
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毛泽东在1966年6月8日杭州会议时告诉与会者,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将持续大约三个月。那时,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个运动会拖上十年之久,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事实上,到1966年7月末,情况已经很清楚,三个月的时间对运动而言根本不够。毛泽东对那时运动的状态非常不满(见第三章)。因此,他认为再增加三个月是十分必要的,于是,通知在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暂时停课半年,这样他们就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运动中去。直到10月初,周恩来仍然坚决主张,应按照毛泽东的原计划,学校在来年2月重新开课。然而,10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发现大多数党的领导人仍然不理解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因此,他提出将运动再延长几个月。不过,那时他的计划仍然是到1967年2月是结束“运动的第一阶段”。在1966年的最后两个月里,公共权力迅速瓦解,派别斗争趁势兴起。在这样一种不稳定的形势下,文化大革命运动不大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内就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见第四、五章)因此,毛泽东在1966年底得出结论:文化大革命运动可能需要再花上一年的时间,才能够取得他所期望的决定性胜利。
  
  1967年2月初,毛泽东会见阿尔巴尼亚来访者时说,决定性的战役还没有结束,但到了5月,哪一方会胜利就很清楚了。然而,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出现了两个突发事件。首先,在计划不周的一月夺权之后,毛泽东试图使用军队来稳定混乱局面,结果军队却在各省镇压造反派。其次,当他试图通过限制人民解放军的权力来恢复文革的发展势头时,这一社会秩序的最后支柱却开始坍塌。1967年夏,中国几乎处于完全无政府的边缘(见第六、七章)。
  
  1967年秋,尽管为调整文革运动做了大量工作,其结果依然远不能令人满意。首先,另建一个新的权力结构要比毛泽东原本的预计要慢得多。10月,毛泽东将来年2月设为二十九个省市成立革委会的最后期限,但是到1967年底,只有十一个省成立了革委会(见第八章)。缓慢的发展速度令毛感到失望,他不得不再次修正时间表。1968年,“两报一刊”(《人民日报》、《红旗》和《解放军报》)元旦社论预计还需要1968年一整年的时间,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完全的胜利。1968年,更多的革委会成立了,但这并不是毛泽东支持夺权时设想的新政权形式。由军入主导的革委会只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形式,而非进行革命变革的工具.1968年春,毛泽东试图通过发动对“右倾思潮”的新一轮战役,来促使新的权力机构重新激进化,结果导致派别之间发生更大范围的武斗,使社会秩序混乱不堪,生产陷入瘫痪。1968年夏,中国几乎再次陷入全面内战之中。目睹了自己激进计划的灾难性后果之后,毛泽东不得不做出调整。当他将整个中国置于军队的控制之下后,全国的形势才终于开始稳定。(见第九章)
  
  毛在1968年10月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向与会者保证,文化大革命将在1969年夏天胜利告终。但在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的时候,毛又调整了计划,声称要取得完全的胜利仍需一年的时间。然而到了1970年,他看到的却是林彪、江青两大集团之间激烈的夺权斗争,并最终导致1971年9月林彪的外逃坠机事件。那时,对毛而言情况已经很明显,对他所发起的运动何时终止的问题,根本无从作出准确预测。1970年,他不再对文化大革命的终结日期做出任何估计。
  
  在1969-1973年间,文革前的权力分配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恢复。运动开始以来所改变的,仅仅是政治的形式和词藻,而不是政治的本质和内容,当时还存在一股否定1966-1968年间发生的一切的倾向。(见第十章)毛有理由怀疑在他死后,他的激进政策能否继续下.去。为了使文革免于失败的命运,毛在1973年末再次掀起运动浪潮,
  
  以期扭转文革的颓势。然而,所有这些努力在1974年春天混乱的局势中草草收场,毛被迫接受了这样一个方针:“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1976年初,在临终的病床上,毛还制定了继续推进激进路线的全新行动方案。(见第十一章)但是,他也越来越无法确定,文革最终会以胜利告终,还是会以失败收场。在人生最后的时刻,他感叹道:“我死后会发生什么事,只有天知道。”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如何结束的问题,留给了他的继任者。
  
参与者的理性行为
  
  一个原本计划持续三个月的运动却持续了十年之久,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证明,毛作为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其个人作用其实是很有限的。这一研究表明,对毛的权力最有效的限制是人民大众的行为。尽管毛独具超凡魅力,而且中国人民对他忠心耿耿,但是,参与到运动中的人绝不是他的盲目追随者。恰恰相反,他们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在前面的章节中,有大量的证据支持这一结论。
  
  进入
  
  在人们的习惯印象中,只要毛一发出号召,所有的中国人都会狂热地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去。但事实恰恰相反,中国的成年人对投入政治运动其实是极其谨慎的。政治上幼稚的学生率先采取了行动,因为一方面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去判断他们行为的潜在危险性,另一方面,在当时浓重的革命氛围当中,他们对自己将要获得的好处寄予厚望,因此他们常常忽视了集体行动所要付出的潜在代价。然而,每当面对可能会遭到镇压或报复的情况时,成年人往往会站在一边袖手旁观。正因为如此,直到毛泽东及其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已经使当地政府的社会管理功能基本瘫痪后,武汉才出现了真正的自发群众性组织。此外,直到政治企业家帮助人们克服免费搭车的心理后,众多对运动不太热心的人才最终受到激励而参与集体行动。(见第三、四章)。因此,中国人狂热地投入到文化大革命中不仅不是对毛盲目信仰的证明,相反,它是千百万参加者仔细衡量风险和代价的结果。
  
  对立团体的形成
  
  自发群众组织形成之时,造反派组织主要从那些对现政权心怀不满的社会群体中招募成员,而保守派主要吸收那些从维持现状中能得到很大利益的人,因此,二者的攻击对象截然不同。造反派通常都不会去注意那些党外的行政管理者和专家,他们的矛头直指自己工作和生活地区及单位的党的核心领导机构。而保守派则往往将矛头指向专业干部,尤其是那些阶级背景和个人历史可疑的人.如果他们批斗的党内干部曾经是他们的领导,批斗通常会以比较温和礼貌的方式进行,这一分歧也是文革前社会冲突结构的直接后果。(见第二、五章)
  
  即便是逍遥派也很有理由袖手旁观。对那些阶级出身极差的人来说,站到派别斗争的任何一边都是极其冒险的事;而对那些中不溜秋的工人来说,参加那些看起来无原则的武斗就更加无利可图。
  
  运动中不同派别参加者的这种分布,表明他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同的利益所在。
  
  行为模式
  
  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的相对权力位置不同,因此,两派的行为表现也就大相径庭了。在大多数情况下,作为少数,造反派喜欢在他们的工作单位以外行动,遍布全市范围的组织使他们在单位内部同保守派的斗争中显得比实际上要强大。相反,保守派则更愿意同造反派在单位内部争斗,因为他们不仅在单位里是主流,而且还拥有征服政敌的现成手段(例如,阶级成分标签)。理性的权衡能够最好地解释这种行为差异。
  
  组织的团结程度
  
  曼库尔.奥尔森认为,人们只是在得到选择性激励时才参加集体行动,这一观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文革中不同的对立派别间,团结程度各不相同这一现象。
  
  造反派组织总是比保守派组织更加团结,原因很简单,在努力推翻当权派(二元性公害)的过程中,造反派力图得到社会的认可,并跻身于社会的更高阶层当中。仅仅通过个人的努力去改变强加给他们的不良的政治标签,希望就十分渺茫。同时对他们来说,不付出任何个人努力也不能改变自己的政治劣势。由于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什么差别,可以说造反派都具有参加集体行动的选择性激励。
  
  尽管相对来说保守派组织规模很大,但总是表现得相当迟钝和软弱,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一直在试图捍卫一种公益一一现存的权力分配模式。只要这种公益在起作用,那么,不管他们是否为这项公益贡献力量,每一个保守派都能从中受益。因此,保守派总是希望由别人去做贡献,其结果就是其组织远不如造反派组织士气高昂。然而,每当造反派的挑战成为严重威胁,足以打破权力结构乎衡的时候,保守派的成员们总是能够克服免费搭车的心理诱惑。造反派的挑战带来的压力越大,保守派就变得越团结,因为现在要紧的不仅仅是现有权力结构的生存问题,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结构中个人既得利益能否延续的问题。(见第六、七章)
  
  因此,个人对集体行为价值的权衡,看来是组织团结程度的决定因素。
  
  联盟的凝聚力
  
  虽然保守派成员不像造反派成员那样喜欢参加集体行动,但保守派组织的联盟总是比造反派组织的联盟更有凝众力。正如第六章至第九章已经表明的那样,联盟的凝众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联盟伙伴正在追求的目标。保守派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更有凝聚力的联盟,是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仅仅是维持现状,他们并不担心联盟会变得太大,是因为即使胜利了,也没什么战利品可以瓜分。因此,他们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一个最大化的取胜联盟来满足。
  
  造反派的联盟就不像保守派那么容易产生了,因为除了摧毁现政权以外,造反派还希望能从文革当中获得一些实实在在的个人利益,包括获取物质性利益和更高的社会政治地位,也包括掌握权力。由于资源有限不允许他们进行利益均分,造反派要想获得优势地位,就不得不在分配任何有可能得到的战利品时,进行相互争夺。因此,他们虽然完全知道组建一个有效的取胜联盟十分必要,但会刻意使联盟的规模最小化。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造反派组织总是彼此防范,将其它造反派组织视为潜在的竞争者,甚至在并肩对保守派作战时也不例外。这一切都削弱了造反派联盟的凝聚力。(见第六至九章)
  
  策略
  
  第三章至第十章所阐述的是,为实现预期目标,个人和组织的行动要有策略。在1967年1、2月以及1967年9月至1968年1月两个关键时期里,由各类造反组织所进行的政治博弈,是说明这一观点的最好例证。在这两个时期里,武汉的中心问题是,如何在两个主要造反派别之间分配未来权力机关中的席位。两派都想主导未来的权力机构,因此,在政治博弈的每一步,他们都想表现得比对方高明。正如第六、第八和第九章所描述的那样,两派几乎对每一次行动和反击都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如果我们假设那些参加者的行为是无目标、非理性的,就会无法理解那些政治博弈了。
  
  由于在这两个时期里武汉两派玩的正是囚徒困境游戏,而理性行为者都会如此,所以两派都选择不合作作为主要策略(见第八、九章)。中央领导者千方百计地进行了多方努力,希望能使两派修好。尽管两派都自以为忠诚于毛主席,但他们还是令伟大舵手失望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理性的精打细算,使其对超凡魅力领袖的忠诚黯然失色。
  
  武斗
  
  鉴于一个派别运用集体暴力无论是赢是输,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所以人们通常用人类的非理性来解释为什么文革参与者有时会诉诸暴力.然而第七、第十章表明,只有在公共权力缺失或即使存在也微弱到不足以维持社会秩序的时候,武斗才会出现。(例如,在1967年5月至7月以及1968年5月N6月就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些情况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政治参与者当中,不存在利益的自动调节。在正常情况下,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一般不会被当作策略来考虑,因为垄断暴力的国家机器会惩罚那些未经授权而对他人使用暴力的组织和个人。然而,在无政府的状态下,当法律与执法者缺位时,以武力解决冲突的
  
  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换句话说,在社会冲突中,人们是否会诉诸暴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将选择暴力策略的边际收益与选择其它策略的收获进行精心的比较。因此,暴力行为应被理解成一种应受谴责、却仍具理性特征的行为方式。
  
  退出
  
  人们对其组织事业所做出的奉献是随着他们对进一步集体行动所带来的预期利益的大小而不断变化的。成功达到既定共同目标之后,这种奉献会相应减弱。因为组织的要求大体上得到满足之后,其余的要求也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结果,许多积极分子可能会褪去狂热转而退出,成为新的逍遥派。然而,对各级派别头头而言,还有一些选择性的激励:如果他们获得胜利,其个人地位还有上升的可能,诸如个人事业进步(例如在革委会中获得领导位置)。因此,继续参与集体行动对他们是合算的(见第八、九章)。
  
  与此相反,遭遇失利也可能阻止人们积极参与政治运动。失败之所以会降低集体行动的价值,是因为失败令很多人觉得他们的目标是达不到的;即使能达到,也要付出很大的代价。既然“抗议”(Voice)不能带来预期的后果,许多人就会选择“急流勇退”(exit)。然而,因为先前在集体的事业中投入太多,派别头头们从某种程度上说已被困在这种运动结构之中,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要他们从中脱离,不仅是不情愿的也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对自己曾尽力投入过的事业幻想破灭,这些派别的头头们仍常常发现,由于付出和回报是平衡的,让他们很难做出终止参与运动的决定(见第六、七、十、十一章)。
  
  无论如何,当进一步的合作和集体行动的边际效用开始减少时,人们往往会选择退出。这个结论可以用来解释文化大革命中派性激进主义的逐渐衰落。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在不断起伏中进行的运动。激进主义的爆发期过后,随之而来的总是相对平静的保守期。由于胜利和失败都会减弱进一步集体行动的意义,运动的起起落落往往会使积极的参与者越来越少。因此,对派别的头头们而言,如何在每次运动转折关头重新召集溃败的前激进分子归队,则是一个周期性的挑战。正如第六章至第十一章所表明的那样,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任务。这些政治冒险家们有可能让一些前激进分子再萌斗志,但大多数已选择退出的人去意尸定,再也无法重新凝聚他们的派性激进主义了。经历了理想的幻灭后,这些人基本上对从集体行动中获取回报的可能性嗤之以鼻。因此,很难让他们相信,进一步参与行动是有利可图的,其结果就是越来越多的人任凭运动怎么发展都选择退出。到文革渐入尾声的时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的数目仅占武汉人口的极小一部分了。

  基层造反派和北京激进领导人之间的关系
  
  与许多精英和大众互相对抗的社会运动不同的是,文革有一个显著的特征:即在精英和大众各自的内部都处于分裂状态,而激进派和保守派的分歧则消弭了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界限。如果认为基层造反派和保守派都是因为听从中央召唤而投身于运动,就把复杂的运动过分简单化了。以造反派为例,尽管造反的群众高喊着由激进的中央领导人创造出来的口号,但他们的目标与中央激进领导有着本质的不同。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基本目标是使上层建筑革命化、把中国人改造成“新人”,并清除他的政敌;而其他激进中央领导人的目的则是打败对手以提高他们在党中央领导层的权力地位。但大多数投身运动的造反派是为了情感发泄和提升自己的社会政治地位,他们都攻击现政权,但原因却各不相同。实际上,他们攻击的是现政权的不同部分。在某种意义上,激进的中央领导和基层的造反派都在为权力的重新分配而战,但即使从这个角度讲,二者的目标也不同:前者专注于最高层的权力分配,而后者则沉迷于当地权力的再分配。中央的激进派领袖之所以关注各省的政治情况,很大程度上是想获得来自基层的支持,以便给在中央领导层的对手施加压力。对造反派来说,他们并不关心造成中央分歧的问题,这就是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和林彪极少激起他们热情的缘由。
  
  乔治•勒菲伯(Georges Lefcbvre)在其对法国大革命著名的研究中,提出了“并行的革命”的概念。与此相同,我们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不是单一的运动,而是一系列平行的运动。中央和地方激进派的利益是平行的,也就是说方向一致但不会交叉。
  
  现在看来,这一点应该很清楚了,即文化大革命的参加者是理性的政治行为者。正是由于他们在个人和集体行动中追求独立的目标,才最终导致了毛的文化大革命的失败。
  
  然而,为了解释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为什么会屡屡受挫,还需要解开两个小小的疑问。一、超凡魅力领袖的真正信徒怎么可能会理性地采取行动呢?二、为什么大多数当年文革参与者至今仍然坚持说,他们在文革时期是非理性的?前面的章节已经表明,文革期间武汉的毛泽东真正信徒的行为是理性的。以下的段落则试图解释,为什么对毛的崇拜没能影响毛的追随者理性地采取行动。首先我要讨论的是被马克斯.韦伯所忽视的超凡魅力关系中的理性方面,然后再来探究为什么理性行为者并不总是能够理解自身的行为和动机。
  
超凡魅力和理性的真正信徒
  
  超凡魅力关系应该从情感和认知两个层面来检视。毫无疑问,一个独具魅力的领袖能够使他的追随者产生诸如忠诚、敬畏和崇敬的情感。按照这个界定,在超凡魅力关系中,由于对领袖带有强烈的情感色彩,所以追随者在不同程度上会丧失做出理性决定的能力。然而,超凡魅力关系绝不仅仅是情感投入那么简单。情感方面可能的确很重要,但永远不能取代或超越认知方面。认知层面所涉及的是,追随者们必须理解他们从领袖处获得的信息,并用这种的理解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在这里,领袖成为其追随者观察和理解的对象。韦伯式的超凡魅力概念可能过度强调情感层面,因而没能对认知层面的重要性做出适当的评价,而这恰恰是这种魅力关系的基础。
  
  个人崇拜关系的两个层面对追随者的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情感层面更多地影响领袖与其追随者的关系,而认知层面更多地影响追随者之间、以及追随者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尽管追随者们可能对共同的领袖有同样的、情感上的依恋,但他们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却未必相同,行为表现也因此会千差万别。关键的是,追随者对领袖情感上的忠诚并不必然能帮助他们准确理解来自偶像的信息,所以,在领袖与其追随者之间出现误解几乎是难以避免的。
  
  在超凡魅力关系当中,追随者总是想从领袖那里找到与自身生活相关的信息。然而,信息不是一种孤立自在的客体,它不可能对每一位信息接受者显露相同的面目。实际上,毋宁说信息是一种事件,发生在信息接受者身上,同时也将信息接收者卷入其中的事件。换言之,信息是需要解释的。
  
  解释在超凡魅力关系中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普通的面对面互动中,关系双方可以互相提问,以确定自己的理解是否偏离了对方的本意。与此不同,一个魅力型领袖有千千万万个追随者,他不可能与每一位追随者近距离接触。例如,文化大革命期间,虽然在运动开始的头半年里,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了l,100多万红卫兵,但其后他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也从未发表公开讲话。他与红卫兵个人面对面的谈话也仅有一次,那是在1968年夏,也就是他做出遣散红卫兵组织决定之后,与北京所谓“五大领袖”的会面。毛泽东与其追随者之间的遥远距离,使他的追随者不可能要求他清楚阐明自己每句话的微言大义,他也没有为此做过任何努力。詹姆斯•戴维斯(James Davics)曾经说过“距离产生美”,诚哉斯言,因为实际上“至交眼中无完人”。不过可以确定的是,超凡领袖与追随者之间距离使解释变得极其必要。
  
  既然在超凡魅力关系中,追随者面对的所有抉择皆有赖于对领袖指示的解释,所以有些行为方案(如明显与领袖指示相抵触的行为)必须被排除在外。显然,如果人们不被领袖魅力所迷惑,追求其自身利益来也许更加有效。在这个意义上,超凡魅力关系中的追随者的确有点非理性。此外,在超凡魅力关系中,还要一层限制,即在解释领袖的信息时,追随者对信息内容的引申程度也会有个限度,不可能无限引申。然而基于两个原因,超凡领袖所发出的信息含义通常是模棱两可的。其一,信息的正确性可以由事实来证明或证伪。显然,一个信息越清晰具体,就越容易被推翻。因此,超凡领袖们往往会故意发出意义含糊的信息。其二,追随者形形色色,使超凡领袖很难发出对所有人都密切相关的信息。因此,高高在上的超凡领袖所发出的信息必定带有某种程度的模糊性。这样,尽管存在前边提到的限制,魅力型领袖发出的模糊信息还是为解释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这就使追随者可以在很大范围内做出理性的选择。
  
  例如,在文革期间,毛泽东所谓的“最高指示”往往非常零碎,并且模棱两可。例如,毛泽东将运动界定为“阶级斗争”,但他没有界定“阶级”的概念。同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官方确定的文化大革命的斗争对象,但从来没有人对这个概念给出一个清晰的定义。两个关键概念的意义如此含糊不清造成这样一种局面,即一种解释可能与另一种解释意义绝然相反,在运动过程中造成极大的混乱。
  
  解释并不完全是被动的行为;恰恰相反,它往往是一个建设性的行为。当人们对领袖的指示作出解释时,他们所做的实际上不是发现信息所蕴藏的真实含义,而是按照自我理解来重新构建“指示”的意义。追随者们的自身经历和其它各种特质(包括能力)都会影响意义的重建。既然如此,我们可以预期,追随者们会找到一些对所获信息的解读方法,使之与追求自身利益不仅不矛盾,反倒成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正当理由。因此,超凡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关系,就不仅仅是追随者被动接受领袖信息的单向过程;相反,这是一种动态关系,其中追随者总是使用对他们而言最有利的方式来解释收到的信息,并以此与领袖进行积极的双向互动。
  
  当追随者以一贯的方式来解释领袖的信息时,他就创造了领袖的某种形象(image)。在与超凡领袖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往往把自己创造出来的领袖形象与领袖本人混为一谈。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不应该把客体的形象等同于这个客体本身。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理解,当追随者自认为他们正在追随一位领袖时,他们实际上追随的可能是这位领袖的形象。这个形象正是追随者自己的作品,而且在作品中寄予了他们自己的希望。
  
  魅力型领袖的形象既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产品,因为人们关于领袖的形象是在一定的环境里形成的。人们是作为特定社会群体的成员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的,因此,如果一个魅力型领袖拥有来自不同社会群体的追随者,那么每个群体都可能有一个相对一致的领袖形象,并且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有不同的领袖形象。
  
  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来自于不同社会群体的人们变成了毛泽东的信徒时,他们之间彼此冲突的利益和愿望并没有因此而消失。相反,在潜意识中,他们将自己的愿望融入各自塑造的毛的形象中。换言
  
  之,一个追随者自愿遵循毛泽东的指示,这不仅仅是对毛盲目崇拜的结果;也是他对毛的指示理解的产物。他认为毛泽东的指示将提供解决其个人问题的方法。当然,追随者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
  
  领袖形象的追随者总是会构想出一种情景,在这种情景中,他所塑造的形象会让他去做他本来就想做的事。正如前面的章节中所展现的那样,在文革中,一些中国人将毛泽东视为国家政权的象征,但被另一些人视为攻击国家政权的、造反派的最高统帅.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在文革前社会中的地位决定了他在运动中会选择毛泽东的哪一种形象。相互冲突形象的同时存在表明,毛泽东的追随者们最终在他们的偶像身上找到了他们自己注入这个形象那些东西。他们追随毛,因为他们相信毛在代言他们的愤怒、希望,以及他们对社会的构想。说得更明白些,他们认为自己正在追随毛本人,但实际上他们追随的是自己心目中的毛的形象,否则,很难想象社会背景不同,并加入了相互对立派别的人们会拥护同一个毛泽东。他们所拥护的只能是他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毛的形象。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文化大革命的参加者不是毛泽东的真正信徒,而是他们自己心目中毛的形象的真正信徒。尽管他们都听从毛泽东的教导,呼喊相同的流行口号,但实际上他们表达的是不同的、甚至有时是对立的情绪。这样的行为可以被称为意识层面的非理性和下意识的理性,也就是说,在意识层面上,参与者对毛有着盲目的信仰;但在潜意识层面上,他们正在追求自我利益.这样一来,毛的真正信徒就可以在派别冲突中非常理性地行动了。
  
  形象一经建立,就独立于领袖本人了,也具有自己的生命了。所以,一群追随者有可能会发现,他们敬爱领袖发出的某些信息与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形象背道而驰,这种偶尔出现的矛盾可能会使他们感到迷惑和不安。然而,如果这种分歧持续存在,可能会导致追随者们质疑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其结果就会削弱他们对领袖本人的支持,并使他们表现出来的热情越来越像一种表演。文革期间,武汉的保守派在四个时期里感到非常困惑,即1966年和1967年相交的那个冬季、1967年七.二。事件之后、1974年春,以及1976年的前三个季度,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作为“劳动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什么会支持“牛鬼蛇神”。而造反派则在三个不同的时期不知所措,即1967年的“二月逆流”、从1968年下半年到1973年,以及1975年,因为毛主席这位“造反派的红司令”的立场似乎站到了现政权一边。在这些时段里,毛的一些追随者发现,当时的官方路线与他们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理解背道而驰。官方路线的左右摇摆逐渐削弱了毛泽东的权威,使他的领袖魅力在文革后期的几年里慢慢失去了神圣性。
  
  如果上述关于个人崇拜关系的分析是合理的,我们或许应该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参加者称为“理性的真正信徒”,原因是他们确实将毛泽东视为“具有超自然能力的天生奇人,或者至少是天赋禀异的人”,他们愿意全身心投入到毛的事业中,而不管这个事业是什么样的事业。至少在运动早期,他们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说他们“理性”,则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对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孜孜以求。他们接过毛泽东宣导的口号,但改变了这些口号的内容,使之比毛口号的原意更加符合自己的利益。正是参加者行为中的理性因素,常常使毛泽东感到纵虎容易控虎难,不能做到收放自如。文化大革命刚开始的时候,毛原本希望利用群众对他的个人崇拜,可以有效地操纵运动。但即使有他的领袖魅力存在,毛泽东和他自己设定的目标之间永远横亘着人们对自身利益的狂热追逐。显然,毛误读了群众表现出来的热情。
  
  如果文化大革命的参加者果真是“理性的真正信徒”,而不仅仅是最高领袖的被动工具,那么韦伯关于领袖魅力的概念一定在什么地方出了错。以上对超凡魅力关系的详细检视表明,韦伯的魅力理论有其致命的缺陷,他忽视了魅力型领袖及其信徒之间的认知层面。
  
理性的行为者和合理化

  剩下来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多数文革的参加者仍然坚持说,他们是受到毛泽东的愚弄才参加运动的?他们到底是为毛泽东而战,还是为他们自己而战?
  
  一个可能的解释是,那些文革的参与者不愿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今天,中国人有一个共识,即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灾难。每一个文
  
  革参与者,不管是干部、保守派、造反派,还是逍遥派,都声称自己是这场持久运动的受害者。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游戏,这是事实。人们都觉得自己是牺牲品,因为在十年文革中,他们都在不断“翻烧饼”的过程中有这样那样的遭遇。然而,大多数受到过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在某个时期不公正地对待过别人,这也是事实。对他们来说,将罪名推给他们的上级,并最终推给毛,实在是件很方便的事。
  
  然而,这个解释仍不能令人信服的,因为多数坚持说自己被愚弄的人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判断。为什么理性的行为者坚持声称自己是不理性的呢?
  
  这是因为参加者未必了解促成自己行为的全部要素。在文革那种特定的环境下,人们必须将自己的行为与流行的意识形态口号挂钩,并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手段披上高尚的外衣。社会冲突各方用具有正当性的理想和价值来包装自己的目标、计划和行动,这在当时是很常见.的现象。“当他们的愿望与社会可接受的规范发生强烈冲突时,这样做就显得尤为必要。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某种形式的合理化,他们才能将那些低俗的愿望加以粉饰,使之看起来是合理的,甚至是高尚的。”在传统的中国,公众利益一直占据绝对优先地位;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只有穿上公众利益的外衣才不会遭遇被弃之如敝屣的下场。文化大革命强化了中国的公众利益概念。个人利益和小团体利益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思想,大公无私得到提倡并被当成普世的价值观。“斗私批修”的口号典型地反映了当时的舆论环境。当然,即使在那个年代里,个人和小团体利益并未消失。人们只是将他们的目标略作包装,然后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继续追逐之。毛泽东语义的暧昧,使文革参与者得以在利他主义的旗帜下追求他们的自身利益。正如前面章节所示,运动的参加者正是用这种方式追求他们的个人和小团体利益,但在潜意识中,他们却往往将自己的真实动机与对这些动机的合理化混淆在一起,使得他们最终确信自己是在无私地为伟大领袖而战。
  
  然而,参加者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真实动机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这种动机。即使他们认为自己是真诚的,但他们仍可能没有意识到真相或者歪曲了真相,因为在他们意识层面发生的事并不是真相的全部。
  
  在这里,理性存在于潜意识层面,而很少存在于意识层面。参加者可能否认对他们行为和动机的解释,他们甚至可能认为自己遭到诬昆。有这种反应十分正常,正如拉萨尔•哈丁(Russell Hardin)曾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很可能每一种值得思考的理论都违反了参与者对自己行为和动机的理解”。对于那些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自己行为的人来说,拒绝理解或者不能够理解这里所提供的关于他们行为的理性解释,是毫不令人惊奇的。不管文革参与者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真实的动机,他们都是理性的战士,而不是被人愚弄的炮灰或机器人。从1966-1976年的整整十年中,他们一直在互相争夺有限的政治资源和影响力,正是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追逐干扰了毛泽东对运动的部署,因而最终导致这位伟大舵手的最后社会变革试验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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