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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发云:《迷冬》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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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近年,某种熟悉的气息愈渐浓厚,一个幽灵,又一次朝我们悄然走来,它的迷人之处依然在诱惑着人们,特别是今天那些对文革几乎一无所知的青少年。
四年前,我决定动笔,以我熟悉的这一批人及他们家人,友人,和能接触到的各种社会人的命运,写一个十年文革的故事。我知道,无论如何,该写了。
在文革被遮蔽、被变造、被涂改数十年后,当我再次面对这个遥远又切近的话题时,我对自己只有一个最高要求:我的经历,我的见闻,我的感受,我的思考。让我笔下的一切,经受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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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nt=ˎ̥, serif]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中国社科院多年来致力于文革研究的学者徐友渔先生约我写一篇回忆文章,纪实性的。我便以自己的一段经历,给他写了一篇《红鲁艺》(现在网上还可以找到),讲文革初期,一批因家庭或个人的种种问题,被排除在时代洪流之外的少男少女,在一个特殊时期,自行组建了一支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的往事。这篇一万多字的散文,收进友渔主编的那本《[font=ˎ̥, serif]1966:我们那一代的回忆》。那时候,文革依然是写作的禁区,那本书,费了不少周折,最后得以面世。
一动笔,三十年前的一切,都栩栩如生地回来了,那年冬天的酷寒,炉火的煤烟味,排练时乐器的音响,一个个节目的旋律和画面,食堂打来的饭菜气息[font=ˎ̥, serif],一个个队友们的音容笑貌以及其后的风风雨雨日日夜夜……恍然如昨。当然,更多被记忆起来的,是那一批孤独,迷茫,历尽磨难,受尽屈辱,有的甚至想过了结自己年轻生命的伙伴们,在一个新的团体中,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找到了温暖,友情,生的希望,甚至初恋的激越。他们不懂政治,因为出身背景,也没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只希望得到理解与认同,得到亲近与爱,并将这些也给予对方。随着演出的成功,运动的变化,与社会广泛的接触,这个曾被革命粗暴地排除在外的特殊群体以特殊的方式,进入了文革,进入了一个他们自己从未料到的命运。
在《红鲁艺》最后一段文字中,有如下几句话:
在我准备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竟鬼使神差地来了两个“红鲁艺”的女生。我们多年没见了。她们现在一个做了经理,一个在武汉大学教经济。我们一开口,话题便是我们当年的‘红鲁艺’。她们说,真是难以忘怀。 
  告别时,我们决定近期举行一次聚会,邀请所有能寻到的原‘红鲁艺’的成员参加。到那时,或许又可以写一篇续集了。

我想,她们的难以忘怀,并不是怀念文革本身,而是感慨于那样苦难的时刻,竟意外收获了青春的温暖与友情、并得以与自己钟爱的艺术亲近——尽管那些艺术,包装着一层坚硬又荒唐的外壳。
不久之后,上述聚会如愿举行了。当年一批初中生,高中生,已经齐刷刷进入中年,有的已经当了婆婆。许多人认得出面相,却叫不出名字了。大家说着各自三十年来的故事,各自走过的漫漫长路。
几次密集的聚会,连身在海外的队员也闻声赶回来了。旧情难了,旧事难忘,于是又催生了一个老年版的“红鲁艺”——老知青艺术团,这又是另一个长长的故事。
革命,总有它的迷人之处。乌托邦主义煽动下的大革命,尤其如此。所以,古今中外,永远都会有络绎不绝飞蛾扑火的投身者。就像我多次说过的那样,文革初起,亿万民众,特别是青少年,都是以狂欢般的激情拥抱了这一次后来被称之为“十年浩劫”的社会运动,兴高采烈地放弃了学业,放弃了高考,放弃了按部就班的日子,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家庭、亲人。踏上一条毁灭一切、也毁灭自己的不归路。狂欢与炼狱,是革命的宿命。
 
只要文革没有说清,它就应该是一个永远的话题。
九十年代中期,我在一个座谈会上说过:我们在1978年匆匆忙忙把“文革”打了个包,束之高阁,包里面是什么东西,谁都不要看了,也不要清点…… “文革”在某种意义上说,它并没有结束,它在政治上、组织上、意识形态上,依然制约着我们对“文革”的正常表述或思考。还有一批隐匿者,就是今天依然在台上的一部分官员,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依然是不可言说的。
文革就像一头巨大的怪兽,有人看见了头,有人看见了尾,有人看见了一鳞半爪,有人看到的是它巍峨的身影。有人受了它的惠,有人遭过它的罪,有人在此时当过打手,在彼时又做了阶下囚,有人一直顺风顺水左右逢源一直到今天……有人说,那是一次上层的权斗,有人说那是一场民间的造反,有人说那是突如其来的大劫难,也有人说这场劫难早已开始,文革只是把它推往极致,有人说,物极必反,没有文革,说不定今天就是一个大北韩……其实,文革是一个极其漫长、极其复杂的过程。从路线的分歧,理念的冲突,派系的倾轧,阶级的博弈,到私人的过结,利益的选择,历史的恩怨,文化的差异,贫富的悬殊,官民的对立……都成为文革的底色与背景。空洞地说肯定文革或否定文革,等于什么也没说。
“文革”是亿万人投入的一次社会运动,它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它又提供了巨大的资源,如果我们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又不利用这种资源,那就比付出代价本身还要可悲了。不管文革延伸出什么样的意义,它本质上是一场恶。
这些话一说又是近二十年。直至近年,某种熟悉的气息愈渐浓厚,一个幽灵,又一次朝我们悄然走来,它的迷人之处依然在诱惑着人们,特别是今天那些对文革几乎一无所知的青少年。
四年前,我决定动笔,以我熟悉的这一批人及他们家人,友人,和能接触到的各种社会人的命运,写一个十年文革的故事。我知道,无论如何,该写了。
在文革被遮蔽、被变造、被涂改数十年后,当我再次面对这个遥远又切近的话题时,我对自己只有一个最高要求:我的经历,我的见闻,我的感受,我的思考。让我笔下的一切,经受历史的检验。
这部《迷冬》,只写了短短的一年——从[font=ˎ̥, serif]1966[font=ˎ̥, serif]1967。在其后漫长的十年中,这一批人的命运也发生着种种变化,他们以自己的生命经历,记录了他们的文革。他们的心灵,他们的情感,他们的人性,他们对于美与爱的向往……人类千万年来的生活中,恰恰是这样一些最柔弱的东西,消解着革命的刚硬,粗鄙和凶残。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这部小说似乎没完。是的,哪会完呢?
《迷冬》只是“青春的狂欢与炼狱”三部曲之一,就像它最后一节说的那样“不是尾声”,所以很多人,很多故事没有结尾,也无法结尾。多多,舅舅,父亲,夏小布,黄为仪,老铁和羊子,还有那可爱的舒叶、舒蕙姐俩以及独立寒秋那数十号性格各异命运迥然的青年男女,在其后漫漫十年中,还有多少跌宕起伏生生死死呢?
后面的两部将写到这一群人以及继续加入进来的各种角色在[font=ˎ̥, serif]1967——[font=ˎ̥, serif]1971[font=ˎ̥, serif]1971——[font=ˎ̥, serif]1978这两个时段的故事,希望能尽早与读者见面,也希望读者——特别是过来人,在读完这一部之后,将你们的思考和批评告诉我。
 
8月,写完《迷冬》,发人文社,随即启程赴欧,和一批朋友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荷、德、奥、匈、捷、斯之旅。前三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后三是前社会主义国家,现在他们成了一家,都姓欧盟,四千多公里自驾逰,畅行无阻,不知各自的边界设在何处。一路景色如画,一路天空如洗,一路宁静平和,很快让我从那数十万灰暗、怅惘,沉重的文字解脱出来。一路上和那里的市民,农民,传教者和学者们都有或深或浅的交道。一次,在奥地利的一个小乡村里,和一个叫莎宾娜的女学者聊天——我对她说,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个名字,是读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她说,是,那里面也有一个莎宾娜。她忧虑地说,西方人,西方知识分子,现在精神上有很多问题,他们的生活太平静、太舒适,太有保障了,没有什么可以唤起他们的激情,也没有什么大的痛苦。对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了解也不关心,作家们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题材可写了……
我说,近年欧洲文学产生了世界影响的,恰恰是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作家作品,他们可以写的,远比战后大半个世纪以来,过得富裕又安宁的西方作家多得多。
我想起中国古圣贤的一句话:国家不幸诗家幸。
诗家所以幸,是他能写出国家的不幸,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一起来改变人性,防止国家的不幸。
我对她说了这个意思。但是我又说,我宁愿国家幸,百姓幸,希望再也没有像文革这样的题材让我写了。我真正担忧的是,国家不幸,诗家也不幸。
感谢人文社,能让这样一部作品问世。


原文地址: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4e30dd010161l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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