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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东平:回忆“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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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文革”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佚名


  1968年的3月6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长春人像过年一样,按照那个特殊年代的惯例,顶着料峭的春 寒,高举着标语牌、红宝书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年初以来,两派的大联合解除了派系间明火执仗的对垒,枪炮 声被锣鼓声、鞭炮声取代。看热闹的老头老太太们心情 格外好,倚在院墙上叨咕:“这下子可消停了,上街买菜啥的,用不着担心枪子儿崩着了”。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上一年的8月初,本院邻居老曾就被流弹击中肩膀,如果错出一米,恐怕就击在我身上了,因为当时我们正围成个圈儿闲聊,伴着骤起的枪声,消磨炎夏的傍晚。
  表面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有些人的日子可就不好 过了。邻居家的张博文,一个吃饱了饭爱哼两段京剧的老张头,那几天没有了动静,问他儿子才知道,他爸进学习班(实际上被隔离审查)了。过了二十来天,老张头回来了,脑门上贴着纱布。那脸就没开过晴,常把他的两个儿子(有一个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打得鬼哭狼嚎。打那以后,再没听他唱过京剧。
  后来,亚宾他爸也被省物资局系统隔离审查,开除了党籍,听说是隐瞒了历史问题,被查了出来。
  不久,有人来抄蔡大胡子家了。蔡大胡子是转业军人,上过朝鲜战场,是电台技师,转业后分到本市无线电某厂。蔡大胡脾气暴,军人性格不改,技术好,又傲气,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结果得罪了一些造反派,运动来了,哪有他的好果子吃,就给他定了个“特嫌”,怀疑他在电台上干过,与“朝修特务”有联系。老蔡哪里受过这个,结果没少挨揍,腿都打折了,也没服软。接着就是上门抄家,恨不得抄出个“密电码、发报机”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抄出来,拉走了一个汽油桶,说是“公家”的。蔡大胡子被关了一年多,回来时,还拄着双拐。
  看着左邻右舍忧心忡忡的家长们,真为家里摊上事的伙伴们发愁,担心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这一年,我对“清理阶级队伍”的印象深刻,因为它所波及的家庭,所涉及的人和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一 个个熟悉的人接二连三地出了事,甚至我的老师也成了“中统特务”。在那些饱受隔离审查、关押打骂之苦的当事人看来,更是一场令人惊惧不已的噩梦。
  长春人民大街与解放大路交会的地方,曾有一座伪满时期的建筑。解放后,一直是省军区的干部轮训队,60年代初,我还在那里看过一部叫做《铁窗烈火》的电影。前些年,这里是市政协的办公楼,现已拆除。而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的1968年,曾一度成为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所在。
  记得那年夏天,在市图书馆的东侧,由几位“执勤” 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群众称为“群专队员”)押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说是在公园里搞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被执勤者发现,因此把他们扭送群众专政指挥 部。在扭送的路上,沿街群众不知从哪里来的“义愤”,拳脚相加,一直打到那个“群专”的大楼前。
  那个时候,只要提起“群众专政”,就会想到那些身穿黄军装、手拎铜头皮带的男男女女,那皮带不是用来扎腰的,而是用来打人的。
  长春市的公检法机关在1976年初被“砸烂”后,长春市公安局成了两派争夺领导权的焦点。为了防止更大的动乱发生,在那年的4月17日,驻长部队对公安局实行了“军事管制”。军管会代表的第一次讲话就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声称和其中的一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结查酿成了“六一五”冲击公安局军管会事件。后来,“清队”运动兴起,市公安局军管会把全市的公安干警都集中到了公主岭办“学习班”,这时,全市大大小小的单位,街道居委会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再后来,毛主席一声令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机关、学校,管起了“上层建筑”。长春市的“清队工作”,就是靠一些解放军、工宣队员和群专人员来进行的。
  我家当年居住的大院,紧邻着东北人大的东篱笆墙,西去约一里开外,即是东北人大关押牛鬼蛇神的“专 政楼”,时常看见“群专”人员押着那些黑帮们出去“劳动改造”。居委主任和我妈说,这样的“专政楼”现在每个单位几乎都有,街道的老于头也被揪出来,隔离审查了。
  一天,街道居委会押来一个糟老头,说是被罢了官的某副省长的哥哥,弄到居民点上批斗。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老于头,是原来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为了造成声势,把邻居王锡久也拉去陪斗。老王头是地主出身,在军区曾当过招待所长,据说是有点经济问题,戴过坏分子的帽子,一有运动,就要拿他去“闯堆儿”(充数)。
  那时,我已经休学在家一年时间,集体大厨房临时变成批斗现场,里面坐满了老头儿老太太和一些家庭妇 女。我进去时,几个小学生正在给挨斗的老头上“政治课”,念毛主席语录。这些老头老太太和家庭妇女们,多是来看热闹的,又不知道老于头是犯了啥罪,还有不少和老于头过去打过照面,对已经是“阶级敌人”的老于头恨不起来,结果闹得嘻嘻哈哈,很不严肃。坐在前面的老张头生气了,走上前去,照着老于头就是两个耳光,说:“你过去吃香的,喝辣的,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过去的老地主,把杨白劳都逼死了,就是你这号的人。你到底认不认罪?”人群里一片哄笑,有人说,那是电影吧。老张头瞪了那个人一眼,继续发威风。老于头低着头,支支吾吾地念叨:“我,没犯啥罪哟!”老张头狠狠地按他的头,说:“妈拉巴子,你没罪,也得认罪!”老于头恨不得把脑袋塞到裤裆里,连声地说:“我认罪,我认罪!”最后大家振臂高呼:“打倒老于头!打倒老王头!”算是取得了批斗大会的圆满成功。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居委会“清队”批斗会的场面,
  这大概是当年清队时最“文明”的一幕了。更多的被“专政” 对象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随时要准备去参加各种批斗会,挨打受骂就成了家常便饭。
  “清理阶级队伍”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危害大,究竟牵涉多少人,他们后来的结果怎样,那些丧失人性的加害者又都是怎样的下场?难以作一个准确的分析。
  仅就“清队”运动发生的背景而言,笔者从当年的有关资料和公开报道中引述与整理了一段文字,或许能够描摹一个大致的轮廓。
  1967年的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阐述了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为掀起“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理论根据。
  11月27日,江青在出席首都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一个月后,“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
  1968年2月,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相继接见了吉林省群众组织代表、专案组部分人员和军队代表。康生说:“要提高你们的敌情观念,这一点,东北的同志要特别注意,你们想想,你们面临着苏修、朝修,苏修的特务活动,朝修的特务活动,在你们那个地方有长期的基础。这一点要引起你们很大的警惕。”
  三四月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 产 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5月15日,《吉林日报》发表社论,称“革命大批判深入下去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把炮口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准他们庇护下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就是把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他的帮凶、爪牙、喽罗们的反革命罪行联系起来,深刻地进行批判”。
  5月19日,毛主席在看了姚文元送来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作了批示,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68)74号文件转发了毛主席批示和这个经验材料,号召全国各地根据毛主席 批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此后,中共中央把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入这些单位的军宣队由8341部队组成)作为“斗、批、改”(毛主席提出的“文革”三大任务)的样板。
  5月31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51号文件,要求省内各地按照毛主席批示和中央通知精神,“遵照毛主席一贯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隐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7月8日,《吉林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号召全省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深入有力地开展下去”。省革委会仿效北京“六厂二校”对敌斗争的经验,在省内推广了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长春制药厂、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学校等单位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先进经验。(见1968年7月8日至7月13日《吉林日报》)。社论指出:“他们(指省内“三厂二校”)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深入有力地开展下去,必须把深批和深挖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车间、班级开展革命大批判,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重要途径。车间、班级范围小,对揪出来的敌人看得见、识得透,靶子离得近,流毒肃得清,容易把上下敌人穿成串,把上下反动观点连成线,做到上挂下连,批透批臭。这样的革命大批判,就能越搞越深入,越搞越扎实,彻底把阶级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这些背景资料中,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采取军、工宣队进驻的办法,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大清查;“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
  长春市区的“清队”,是1968年内全面铺开的,自上而下,遍地开花,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这一年四五月间,东北人民大学的校园“乍暖还寒”,两处不大的水泡已经解冻,常能捞出一些枪支零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子弹,这显然是那些参与武斗的造反派偷偷抛弃的。我家后院一个学生还在树趟子里拾到一支“五一式”手枪,上缴给居委会。这些情况表明,接踵而来的运动已经在那些与“清队”有牵扯的人群中引起了恐慌。
  一天早上,亚宾叫我同去人大校园里抓觅食的“老野”(野鸽子)。跑到人大校园时,老远即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棉大衣的人,像是站在一个高岗上,低着头,四周围满了人。那里紧靠着一块用铁丝网圈起的荒地,有一个破旧的地窨子,常年挂着“勿靠近,生命危险”的木牌,大概是一处贮藏放射性物质的地方吧。我们走近时才看清楚,原来是一个人吊死在杨树上。
  尸体是由公安人员解下来的,法医对尸体进行了例行检查,然后用车拉走。后来听说上吊者是某设计院的 技术员,在刚刚开始的“清队”运动中受到触及,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终结生命。
  这一年,“畏罪”自杀者好像特别多,红卫兵组织出版的大报、小报或谓之“抗拒思想改造,罪有应得”,或斥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张巨光,在无休止的交代问题和批斗之后卧轨自杀,时年39岁。在他短暂的十几年电影艺术生涯中,曾参加了《平原游击队》(饰老勤爷)、《画中人》(饰老渔翁)、《刘三姐》(饰阿牛爹)、《上甘岭》、《兵临城下》等30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地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他还为70多部外国影片配音,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1968年5月3日,长春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的干警们,被集中于公主岭办学习班,揭公安局的“阶级斗争盖子”。主管政治侦查工作的副局长安彬,被诬为“里通外国”、“资敌通敌”,大会批判,小会围攻,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由不得你据理争辩,最后,又被加以顽固不化的罪名,蒙冤而逝。 自杀者试图寻求一种解脱,但绝不会得到专政机关的些许同情。许多群众专政组织关于“清队”政策的条文中有这样的解释:“自杀就是叛变。凡自杀人员及家属一律没有抚养费(应为抚恤金——笔者注),自杀人员中党员、团员、工会会员的处分,到运动后期处理。”
  笔者刚好看到了吉林省某设计院——那个吊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的一份材料,当年是作为“清队”的经验材 料推广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紧依靠群众,坚持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冗长的题目下面,是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阶级敌人最怕广大人民群众。不管多么狡猾、多么顽固的敌人,不论“卡壳”、“顶牛”或什么老大难问题,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 起来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都能把它解决了。事实就是这样,今年五月,专案组审讯胡XX日特问题时,他既不供身份,也不供活动,非常顽固,非常狡猾。后来通过发动群众,经过十余次中型群众审讯批斗会,由群众审讯\批判、斗争,穷追猛打,反复较量,终于迫使他供认了特务身份和罪恶活动。例如在追问他给大特务XXX送情报时,他耍熊装死躺在地下,以身体支持不住、脑袋迷糊为借口,拒绝交代问题。这时群众当场揭露他“你吃面条时精 神那么足,吃好几大碗,现在装什么病?”“你老婆给你送饭时,你还通过往家里捎《毛泽东选集》中间夹密信,搞攻守同盟,那你怎么不糊涂?”狠揭猛批他的顽固狡猾态度。随后一面将胡xX调出审讯室交代政策,一面开“诸葛亮”会,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对策,群策群力,以情报信为突破口,炸开了他搜集情报罪恶活动的碉堡。下面是群众审问:
  问:“胡XX,你交代XXX给你的情报信!”
  供:“不是情报信。”
  问:“是什么信?”
  供:“是买卖信。”
  问:“内容?”
  供:“告诉我千万别把买卖做黄了。”
  问:“你和XXX是买卖人吗?”
  供:“不是!”
  这时,群众连续追问:“那么买卖是什么?货是什么?”
  这时,胡无言可答,紧张万分,直打哆嗦。在这面对面的白刃战中,广大革命群众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审、批、斗紧密结合,进行政治攻心,使他感到广大革命群众都端着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指向他一人,已临灭顶之灾。如不举手投降,就得灭亡。革命群众又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顽固分子,实际上顽而不固,顽到最后,就要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最后,胡XX不得不作了“彻底坦白交代”。
  专案组在后面谈“办案”体会时又写道:
  “专案组是尖刀班、爆破手,广大革命群众是审讯斗争的主力部队。只有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才能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如何使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呢?我们采取大会(全院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揭发批判、核实对质相结合的办法。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性质的批判会(主要是肃清流毒、批深批透)、斗争会(主要是斗态度,斗倒斗 臭)、审讯会(主要是揭发、核实、审讯其罪恶)等多种形式。具体做法是:审讯前,专案组和群众一道忆敌情、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大家出主意想点子,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审讯时,群众主攻、专案组突破一点, 采取“一点两面”(即突破一点,两面以上围攻)、“三猛” (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 作风,审、批、斗相结合,审中有批,审中有斗,审审、批批、斗斗,追罪恶、挖根源、上挂下连,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搞臭敌人,歼灭敌人……
  可以想见,面对这样强大的攻势,即使是铁打的汉子,也只有束手就范,缴械投降。
  “清队”的主要对象之一,是那些在历史上犯有罪恶的人,但是并不意味着把带有旧时代印迹的过来人都视为“清队”的对象。然而在当时,这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层层审查、人人过关”,甚至刑讯逼供却相当普遍,不可避免地制造出大批的冤、假、错案。因而在轮番进攻、刑讯逼供、没完没了的审查交代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屈打成招,按照专案人员的思路、肆意编造“罪行”,成了活靶子。
  长春市农机工业公司所属的一家企业,在成立“大联合委员会”之前,是个闹派性较重的单位。在成立“大联委”之后不久,军宣队就进驻了该厂,其目的是促进革委会的成立,同时挑选“群专”队员。为了这个目的,军宣队调阅了当时厂里的人事档案,并将人事档案对外公开。对于一些人在历史上的问题,只要认为有疑点,不管有否结论,都当成问题,列为清理对象。革命委员会成立 后,设立了群专队,灾难也随之降临到许多人头上。
  当时工厂有230名职工,有70多人被揪斗。“清队”开始后,为了关押被清理人员,设立了两个关押室,群众送它一个恰当的称呼“小号”。“小号”的水泥地上铺了几块木板,阴暗潮湿,面积狭窄,有时关押的人多,拥挤不堪,吃喝拉撒都在室内,致使一些被关押者留下永久的病痛。而在另一处关押的小号,竟将一男一女两个人关押在一起,3个月中,男的换了3人,而女的3个月不敢脱衣服睡觉。“小号”先后关押了46个人,关押时间最长者宫某,7个月零7天;尹某,201天;其他人员20天至3个月不等。这年夏天,厂里又向双桥子、西三、永安等3所小学派出了工宣队,把灾难带到了学校,先后将4位教师关进厂内的“小号”。
  那时,该厂的群专队员和一些歹毒之徒以抄家、打人、刑讯逼供为乐事,参与打人者有28人;抄家十余起。到了晚上,群专队私设的公堂开始“升堂断案”,他们单独从“小号”里提审被关押人员,对被提审者滥施刑罚,使用的打人凶器有三角带、防火线、皮带、扁担、木棒等。有时将被关押人员带到漆黑的刑讯室时,群专队员突然用手电筒照住被审者的眼睛,或者用黑布蒙住被审者的脑袋,然后就是皮带棍棒相加,一阵暴打。这招法狠毒至极,即使把你打个半死,也不叫你知道是谁打的。
  长春市农机工业公司下属某厂职工赵某,在“清队”期间,被厂群专队关押了8个月之久,提起那段日子,混浊的两眼充满悲愤之情。1968年6月,赵某因“历史不清”(事实上历史结论清楚,并有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被隔离审查。每天早晨,群专队长刘某等6人把他押出“牛棚”,挂上木牌,拳打脚踢地逼迫赵某向“太阳”请罪。稍不如意,就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皮开肉绽,甚至不省人事。一天,赵某的孩子去厂里看望爸爸,刘某一边踢打辱骂孩子,一边说:“你爸是黑帮,牛鬼蛇神!你还不和他划清界线,赶快滚蛋!”此时,赵某遍体鳞伤,躺在木板床上呻吟不止,但是为了不让孩子看到这悲惨的一幕,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 孩子被刘某推走。
  杨某在“清队”中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在回忆被揪斗挨打的情形时说:“那时真凶啊!在俱乐部关押我的小屋里,潘XX、韩XX、王XX3人把我围在中间,把我打过来打过去的,潘抓住我的脖领子,大嘴巴子叭叭地打,潘xx打完,王XX打,打到韩XX那边,他又用脚把我端过去,轮流地打……”
  “清队”甚至成为某些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天赐良机”。
  “文革”初期,
  长春市某工程处科长耿某曾在邢家台苗圃当地委联络员。当权派靠边站,耿某乘机夺了苗圃的权。在他主持的一次批斗大会上,将王某打成“漏划地主”进行批斗,王某全家也因此受到株连。“清队”开始后,王某为了澄清事实,贴出了《关于家庭成分问题的严正声明》的大字报,公开质问耿某,耿某十分恼火,声称“非把王家的'两座大山’(指王的两个儿子)搬倒不可”, “王的成分一定得给他定上去,不定上去死不瞑目”。
  于是,耿某召开了革委会和群专会议,研究决定对王某家进行抄家并抓人。
  5月22日,群专组长陈某带领了30余人,手持扎枪、木棒,把王某一家6口老少三辈抓走,并抄了家,拿走很多衣物和财产。
  王某与其儿子被挂上“恶霸大地主” 的牌子游街批斗。
  在关押期间,以“隐瞒枪支”、“漏划地主”等莫须有罪名,分别刑讯逼供。
  三角带、皮带、胶皮管子、电线、木方子都用上了;再蒙上眼睛互相打嘴巴,然后跪砖头、站板凳、坐“喷气式”;再不解恨,就用铁丝拴大拇指上大挂,用绳子拴上两手吊起来在空中旋转;到后来,刑讯再次升级,用铁钳子夹手指,把人吊起来用火烤,把铁笊篱和喷壶嘴烧红了往身上烫…… 连续20多个小时的刑讯,王某及妻子、儿子、儿媳,以及17岁的孙女,有的鼻口流血,遍体鳞伤;有的几度昏迷,又用凉水烧醒;有的衬衣衬裤脱不下来,感染化脓。王某之妻3个多月不能翻身,王的三儿子腰部受伤,留下不敢弯腰的后遗症。儿媳苏某受刑讯后精神失常。
  受伤最重的是王某,在5月22日到29日的8天时间里,遭受酷刑20余次,最长的一次达5个多小时,打得体无完肤,大便出血,不能进食。王某受刑不过,被迫承认说1948年在长春桂林路拾到手枪枪筒一支和几十发子弹。
  5月29日下午3时,召开了批斗王某大会,王某被两个人拽着头发拖进会场,被人用脚踏着拍了照片。怀着 “阶级仇恨”的人们蜂拥而上,拳脚棍棒交加,王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被拖回监护室时,于当晚6时死亡。
  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清”错的有数千人,全地区由于“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尤以长春地区外五县的情况最为严重,自杀1031人,打死172人,共计1203人。仅榆树一个县就打死61人,自杀342人,共计403人(见《长春公安志》第267页)。
  笔者手头有数份清队时“专案”人员制定的统计数字表。长春电影制片厂“已揪出的坏人”共85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40人,一般干部以下45人;在这些人中间,有特务分子、汉奸、伪警长、反动党团骨干,以及反动道首、地、富、反、坏、右等14类。有“政治历史问题的”320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 112人,一般干部以下208人;在这些人中间,有特务嫌疑、伪军、警、宪、匪、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脱党分子、摘帽右派等12类。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铸造分厂从1968年的2月份搞“清队”,到1969年9月份结束,触动面涉及384人,定为“敌我”性质的20人,作立案处理的28人,审查有严重历史问题和犯有严重错误的144人,一般性错误的15人,作为一般“斗私批修”处理的78人,继续审查的99人。
  长春市公安局,仅在“任青远资敌通敌”冤案中,就有15名干警受迫害自杀,35人被拘留、逮捕,336人被集中关押隔离。其中领导干部被武装关押的33人,进小学习班隔离的40多人,受此案牵连而被非法审查的达480多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长春的大街小巷,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广播宣传。
  在我着手整理长春“文革”中“清队”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在机关的大院里,遇到了李业奎老先生,他已经84岁,精神头挺足,只是新近得了脑血栓留下后遗症,拄上了拐杖。老人在1968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了20年,蹲了10年大狱。
  十多年前,我曾多次采访过他,那是因为他离休后被树为单位老干部的典型。再前溯30多年,正是“文革” 的初期,他是我父亲的同事,在我常去的大院里,和他混个“面熟”,只记得他少言寡语,写得一手好字,门前的黑板报,就是他的杰作。
  再后来见到他,就是1986年的事了。那时,他第一次向我讲述了那段不白之冤……
  1968年,李业奎的家在二商店的后面,是一栋三层部的日式旧建筑。李家住在二楼。
  6月底,在三楼公用厕所里,有人用粉笔写了一条“反动”标语:“刘少奇万岁!”(不要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这条标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公安分局军管会下的派出所立案侦查,最后查明,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学生所为。这女学生的家住在三楼,她爸爸是部队派驻某单位的军代表。那时的军代表拥有无上的权力,为父者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小小的年纪就成了“反革命”。因此,
  尽管这个女学生已经承认是自己写的,但是军代表则向办案人员提出,我女儿这么小的年纪,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和作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教唆和指使的。 办案人员“充分考虑”了军代表的意见,追问女学生是受谁的指使写的。女学生信口说出了李业奎的名字。
  军代表表示了十二分的愤怒和仇恨。说李业奎这个老家伙不但思想反动,而且对她的姑娘早就心怀不轨。 在“清队”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这是个典型的反革命案件,查阅李业奎的历史档案,此人还是个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于是新账老账一块算,又抄了他家,说李家藏匿有电台。李业奎即使浑身是嘴,也脱不了干系。
  有了口供,就有了“欲加之罪”,反标事件,被办成了“铁案”。“反革命”分子加“强奸”犯罪,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也随之而来。7月初,李业奎被关进了市公安局大楼东南角的圈楼拘留所的“小号”里。
  此后,就是无数次的批斗,单位批完街道批。挨打受骂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雷电交加的下午,李业奎被押回单位批斗,进了那趟作为批斗会场的平房门口,本系统司机李某操着 一根三屉桌下的木楞子,狠狠地砸在李业奎的腰上,这一棍击,使他疼痛了30余年。
  不久后,他又被押到居委会去批斗。在二商店前的胜利大街上,他被几个同事押解着,60岁的肖某,凶神恶煞般地抽打他的嘴巴,把满口牙都打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东西,只好掰着窝窝头,囫囵吞枣似地充饥。不知道过去共事多年的同志,为什么能够忍心对他大打出手。
  7月30日,在南岭体育场,对李业奎等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进行了宣判。李业奎被以“现行反革命强奸犯” 的罪名判处20年徒刑。李业奎被送往铁北监狱服刑,并开始长达10年之久的劳动改造。起初,他在“新生塑料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生塑料厂”对于长春人来说并不陌生,每至夏季,人们普遍地穿一双由该厂生产的“新生牌”塑料凉鞋。在“怀疑一切”的年代,不知被什么人发现鞋底的纹印是个“毛”字,“新生塑料厂”简直成了对伟大领袖充满仇视的反革命集团。那些天,我曾随着狂热而冲动的人群,四处去调换新凉鞋。现在李业奎进了“新生塑料厂”,拿起了重数十斤的铁模子,压制塑料凉鞋。沉重的铁模子从水里捞出来,打开盖,装上塑料,再盖上盖,然后放在炉火上加热,最后压出成品来。李业奎体格单薄,要把铁模子搬来搬去,一天干活8小时,每天三班倒,劳动强度大,吃窝头就干白菜汤,没有一点油腥,眼睛都“锈”住了。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痛苦,使他度日如年。
  1969年的春天,李业奎被押解到公主岭监狱服刑,进“新生橡胶厂”劳动改造。每天照例是三班倒。这个厂压制各种轮胎,汽车、胶轮、手推车、自行车,各式各样的轮胎,他都干过。
  所谓的“政治犯”们编在一个中队。劳累一天之后,60多人睡在上下二层的大通铺上,每个人只有60公分宽的位置,连翻身都吃力。时间久了,他认识了许多人,也了解了他们的案情。吉林市一个叫周善安的,是市里交通系统的政宣人员。“文革”初期,他是江青的热衷支持者,但是后来对江青了解多了,对江青由怀疑到反感,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之后,他更加深了对江青的厌恶,于是写了一封匿名信,结果被查了出来,成了他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中央首长的罪状。同样以反革命罪判了20年。
  中队里还有一个15岁的大男孩,石岭子人。说来可笑,有一天给生产队打扫卫生,清扫炉筒子里面的烟灰,结果烟灰把墙上的毛主席像弄得尘垢满面。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敬,构成了反革命罪,叛了5年,尔后减刑一年。 在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里,李业奎一直没忘了申诉,申诉信说不清写了多少,每一次都石沉大海,但他仍怀着一线希望,不停地写下去。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王管教,叫他在狱中筹建一个图书馆,这样才使他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王管教冒着风险将他的申诉信转了出去。1977年,他的案子有了转机,市局几次提审他,对他的案件进行复查。
  1978年7月24日,公安机关经过复查,撤销了10年前对他的判决书,推翻了对他的一切不实指控,李业奎“反革命案件”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李业奎是不幸的,他无端的蹲了10年大狱;李业奎又是幸运的,他盼到了河清之日。
  可是那些在“清队”中蒙冤而死的就可以被人们淡忘吗?
  这毕竟是1929条鲜活的生命。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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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7-11-26
1968年的3月6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长春人像过年一样,按照那个特殊年代的惯例,顶着料峭的春寒,高举着标语牌、红宝书走上街头集会游行。年初以来,两派的大联合解除了派系间明火执仗的对垒,枪炮声被锣鼓声、鞭炮声取代。看热闹的老头老太太们心情格外好,倚在院墙上叨咕:“这下子可消停了,上街买菜啥的,用不着担心枪子儿崩着了”。这种担心不是没有原因的,上一年的8月初,本院邻居老曾就被流弹击中肩膀,如果错出一米,恐怕就击在我身上了,因为当时我们正围成个圈儿闲聊,伴着骤起的枪声,消磨炎夏的傍晚。  表面安稳的日子没过几天,有些人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邻居家的张博文,一个吃饱了饭爱哼两段京剧的老张头,那几天没有了动静,问他儿子才知道,他爸进学习班(实际上被隔离审查)了。过了二十来天,老张头回来了,脑门上贴着纱布。那脸就没开过晴,常把他的两个儿子(有一个是我中学时代的朋友)打得鬼哭狼嚎。打那以后,再没听他唱过京剧。

"文革"中,解放军8341部队是支左的一面"红旗"
  后来,亚宾他爸也被省物资局系统隔离审查,开除了党籍,听说是隐瞒了历史问题,被查了出来。  不久,有人来抄蔡大胡子家了。蔡大胡子是转业军人,上过朝鲜战场,是电台技师,转业后分到本市无线电某厂。蔡大胡脾气暴,军人性格不改,技术好,又傲气,不把一般人放在眼里,结果得罪了一些造反派,运动来了,哪有他的好果子吃,就给他定了个“特嫌”,怀疑他在电台上干过,与“朝修特务”有联系。老蔡哪里受过这个,结果没少挨揍,腿都打折了,也没服软。接着就是上门抄家,恨不得抄出个“密电码、发报机”什么的。结果什么也没抄出来,拉走了一个汽油桶,说是“公家”的。蔡大胡子被关了一年多,回来时,还拄着双拐。  看着左邻右舍忧心忡忡的家长们,真为家里摊上事的伙伴们发愁,担心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一年,我对“清理阶级队伍”的印象深刻,因为它所波及的家庭,所涉及的人和事就发生在我的身边,一个个熟悉的人接二连三地出了事,甚至我的老师也成了“中统特务”。在那些饱受隔离审查、关押打骂之苦的当事人看来,更是一场令人惊惧不已的噩梦。  长春人民大街与解放大路交会的地方,曾有一座伪满时期的建筑。解放后,一直是省军区的干部轮训队,60年代初,我还在那里看过一部叫做《铁窗烈火》的电影。前些年,这里是市政协的办公楼,现已拆除。而在“清理阶级队伍”(简称“清队”)的1968年,曾一度成为群众专政指挥部的所在。  记得那年夏天,在市图书馆的东侧,由几位“执勤”的群众专政指挥部人员(群众称为“群专队员”)押来一男一女两个年轻人,说是在公园里搞资产阶级的“低级趣味”,被执勤者发现,因此把他们扭送群众专政指挥部。在扭送的路上,沿街群众不知从哪里来的“义愤”,拳脚相加,一直打到那个“群专”的大楼前。  那个时候,只要提起“群众专政”,就会想到那些身穿黄军装、手拎铜头皮带的男男女女,那皮带不是用来扎腰的,而是用来打人的。  长春市的公检法机关在1967年初被“砸烂”后,长春市公安局成了两派争夺领导权的焦点。为了防止更大的动乱发生,在那年的4月17日,驻长部队对公安局实行了“军事管制”。军管会代表的第一次讲话就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声称和其中的一派“团结、战斗、胜利在一起”,结查酿成了“六一五”冲击公安局军管会事件。后来,“清队”运动兴起,市公安局军管会把全市的公安干警都集中到了公主岭办“学习班”,这时,全市大大小小的单位,街道居委会都成立了“群众专政指挥部”。再后来,毛主席一声令下,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开进机关、学校,管起了“上层建筑”。长春市的“清队工作”,就是靠一些解放军、工宣队员和群专人员来进行的。  我家当年居住的大院,紧邻着东北人大的东篱笆墙,西去约一里开外,即是东北人大关押牛鬼蛇神的“专政楼”,时常看见“群专”人员押着那些黑帮们出去“劳动改造”。居委主任和我妈说,这样的“专政楼”现在每个单位几乎都有,街道的老于头也被揪出来,隔离审查了。  一天,街道居委会押来一个糟老头,说是被罢了官的某副省长的哥哥,弄到居民点上批斗。一打听,原来他就是老于头,是原来的街道办事处主任。为了造成声势,把邻居王锡久也拉去陪斗。老王头是地主出身,在军区曾当过招待所长,据说是有点经济问题,戴过坏分子的帽子,一有运动,就要拿他去“闯堆儿”(充数)。  那时,我已经休学在家一年时间,集体大厨房临时变成批斗现场,里面坐满了老头儿老太太和一些家庭妇女。我进去时,几个小学生正在给挨斗的老头上“政治课”,念毛主席语录。这些老头老太太和家庭妇女们,多是来看热闹的,又不知道老于头是犯了啥罪,还有不少和老于头过去打过照面,对已经是“阶级敌人”的老于头恨不起来,结果闹得嘻嘻哈哈,很不严肃。坐在前面的老张头生气了,走上前去,照着老于头就是两个耳光,说:“你过去吃香的,喝辣的,对老百姓吹胡子瞪眼的,过去的老地主,把杨白劳都逼死了,就是你这号的人。你到底认不认罪?”人群里一片哄笑,有人说,那是电影吧。老张头瞪了那个人一眼,继续发威风。老于头低着头,支支吾吾地念叨:“我,没犯啥罪哟!”老张头狠狠地按他的头,说:“妈拉巴子,你没罪,也得认罪!”老于头恨不得把脑袋塞到裤裆里,连声地说:“我认罪,我认罪!”最后大家振臂高呼:“打倒老于头!打倒老王头!”算是取得了批斗大会的圆满成功。    这是我亲身经历的居委会“清队”批斗会的场面,这大概是当年清队时最“文明”的一幕了。更多的被“专政”对象就没有这么幸运,他们的生命没有任何保障,随时要准备去参加各种批斗会,挨打受骂就成了家常便饭。  “清理阶级队伍”涉及面广,持续时间长,造成的危害大,究竟牵涉多少人,他们后来的结果怎样,那些丧失人性的加害者又都是怎样的下场?难以作一个准确的分析。


仅就“清队”运动发生的背景而言,笔者从当年的有关资料和公开报道中引述与整理了一段文字,或许能够描摹一个大致的轮廓。  1967年的11月6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杂志发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的文章,正式提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阐述了只有靠阶级斗争,靠不断进行政治革命,才能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为掀起“清理阶级队伍”提供了理论根据。  11月27日,江青在出席首都工人座谈会上说:“在整个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都要逐渐地清理阶级队伍,有党内,也有党外。”一个月后,“两报一刊”发表元旦社论,提出要彻底清查混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一小撮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要充分发动群众,彻底清查,坚决处理。  1968年2月,周恩来、康生等中央领导人相继接见了吉林省群众组织代表、专案组部分人员和军队代表。康生说:“要提高你们的敌情观念,这一点,东北的同志要特别注意,你们想想,你们面临着苏修、朝修,苏修的特务活动,朝修的特务活动,在你们那个地方有长期的基础。这一点要引起你们很大的警惕。”  三四月间,毛主席发表了“最新指示”,他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  5月15日,《吉林日报》发表社论,称“革命大批判深入下去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把炮口对准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对准他们庇护下的叛徒、特务和反革命分子,就是把中国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路线同他的帮凶、爪牙、喽罗们的反革命罪行联系起来,深刻地进行批判”。  5月19日,毛主席在看了姚文元送来的《北京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后,作了批示,指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5月25日,中共中央和中央文革以(68)74号文件转发了毛主席批示和这个经验材料,号召全国各地根据毛主席批示,学习新华印刷厂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稳、准、狠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以充分发挥群众专政的巨大威力”。此后,中共中央把北京“六厂二校”(北京针织总厂、北京新华印刷厂、北京二七机车车辆厂、北京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北京化工三厂、北京北郊木材厂和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进入这些单位的军宣队由8341部队组成)作为“斗、批、改”(毛主席提出的“文革”三大任务)的样板。  5月31日,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下发了51号文件,要求省内各地按照毛主席批示和中央通知精神,“遵照毛主席一贯的对敌斗争方针、政策,有步骤、有领导地开展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把隐藏的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挖出来,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断深入发展”。7月8日,《吉林日报》再次发表社论,号召全省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深入有力地开展下去”。省革委会仿效北京“六厂二校”对敌斗争的经验,在省内推广了第一汽车制造厂、长春客车厂、长春制药厂、吉林师范大学、长春师范学校等单位革命大批判和对敌斗争的先进经验。(见1968年7月8日至7月13日《吉林日报》)。社论指出:“他们(指省内“三厂二校”)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革命大批判和清理阶级队伍继续深入有力地开展下去,必须把深批和深挖紧密地结合起来。在车间、班级开展革命大批判,是实现这种结合的重要途径。车间、班级范围小,对揪出来的敌人看得见、识得透,靶子离得近,流毒肃得清,容易把上下敌人穿成串,把上下反动观点连成线,做到上挂下连,批透批臭。这样的革命大批判,就能越搞越深入,越搞越扎实,彻底把阶级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从这些背景资料中,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采取军、工宣队进驻的办法,发动群众,把“文化大革命”揪出来的所谓地、富、反、坏、右、特务、叛徒、走资派、“漏网右派”、“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来一次大清查;“清理阶级队伍”是一场“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政治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步骤,也是“斗、批、改”的主要内容之一,符合毛主席一贯倡导的阶级斗争学说。  长春市区的“清队”,是1968年内全面铺开的,自上而下,遍地开花,搞得轰轰烈烈,如火如荼。  这一年四五月间,东北人民大学的校园“乍暖还寒”,两处不大的水泡已经解冻,常能捞出一些枪支零件,以及各种型号的子弹,这显然是那些参与武斗的造反派偷偷抛弃的。我家后院一个学生还在树趟子里拾到一支“五一式”手枪,上缴给居委会。这些情况表明,接踵而来的运动已经在那些与“清队”有牵扯的人群中引起了恐慌。  一天早上,亚宾叫我同去人大校园里抓觅食的“老野”(野鸽子)。跑到人大校园时,老远即看见一个穿着黑色棉大衣的人,像是站在一个高岗上,低着头,四周围满了人。那里紧靠着一块用铁丝网圈起的荒地,有一个破旧的地窨子,常年挂着“勿靠近,生命危险”的木牌,大概是一处贮藏放射性物质的地方吧。我们走近时才看清楚,原来是一个人吊死在杨树上。  尸体是由公安人员解下来的,法医对尸体进行了例行检查,然后用车拉走。后来听说上吊者是某设计院的技术员,在刚刚开始的“清队”运动中受到触及,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终结生命。  这一年,“畏罪”自杀者好像特别多,红卫兵组织出版的大报、小报或谓之“抗拒思想改造,罪有应得”,或斥之“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死有余辜,遗臭万年”。  
1968年夏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张巨光因不堪凌辱,于"清队"批斗会后第二天卧轨自杀  长春电影制片厂著名演员张巨光,在无休止的交代问题和批斗之后卧轨自杀,时年39岁。在他短暂的十几年电影艺术生涯中,曾参加了《平原游击队》(饰老勤爷)、《画中人》(饰老渔翁)、《刘三姐》(饰阿牛爹)、《上甘岭》、《兵临城下》等30余部影片的拍摄,成功地塑造了众多艺术形象。他还为70多部外国影片配音,为广大观众所喜爱。


 1968年5月3日,长春市公安局、公安分局、派出所的干警们,被集中于公主岭办学习班,揭公安局的“阶级斗争盖子”。主管政治侦查工作的副局长安彬,被诬为“里通外国”、“资敌通敌”,大会批判,小会围攻,在那“黄钟毁弃、瓦釜雷鸣”的时代,由不得你据理争辩,最后,又被加以顽固不化的罪名,蒙冤而逝。自杀者试图寻求一种解脱,但绝不会得到专政机关的些许同情。许多群众专政组织关于“清队”政策的条文中有这样的解释:“自杀就是叛变。凡自杀人员及家属一律没有抚养费(应为抚恤金——笔者注),自杀人员中党员、团员、工会会员的处分,到运动后期处理。”笔者刚好看到了吉林省某设计院——那个吊死者生前所在单位的一份材料,当年是作为“清队”的经验材料推广的。《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紧紧依靠群众,坚持革命大批判,向阶级敌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冗长的题目下面,是一段触目惊心的文字:“群众是真正的英雄”,阶级敌人最怕广大人民群众。不管多么狡猾、多么顽固的敌人,不论“卡壳”、“顶牛”或什么老大难问题,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都能把它解决了。事实就是这样,今年五月,专案组审讯胡XX日特问题时,他既不供身份,也不供活动,非常顽固,非常狡猾。后来通过发动群众,经过十余次中型群众审讯批斗会,由群众审讯批判、斗争,穷追猛打,反复较量,终于迫使他供认了特务身份和罪恶活动。例如在追问他给大特务XXX送情报时,他耍熊装死躺在地下,以身体支持不住、脑袋迷糊为借口,拒绝交代问题。这时群众当场揭露他“你吃面条时精神那么足,吃好几大碗,现在装什么病?”“你老婆给你送饭时,你还通过往家里捎《毛泽东选集》中间夹密信,搞攻守同盟,那你怎么不糊涂?”狠揭猛批他的顽固狡猾态度。随后一面将胡xX调出审讯室交代政策,一面开“诸葛亮”会,群众出主意想办法,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对策,群策群力,以情报信为突破口,炸开了他搜集情报罪恶活动的碉堡。下面是群众审问:  问:“胡XX,你交代XXX给你的情报信!”  供:“不是情报信。”  问:“是什么信?”  供:“是买卖信。”  问:“内容?”  供:“告诉我千万别把买卖做黄了。”  问:“你和XXX是买卖人吗?”  供:“不是!”  这时,群众连续追问:“那么买卖是什么?货是什么?”  这时,胡无言可答,紧张万分,直打哆嗦。在这面对面的白刃战中,广大革命群众以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把审、批、斗紧密结合,进行政治攻心,使他感到广大革命群众都端着一把把明晃晃的刺刀指向他一人,已临灭顶之灾。如不举手投降,就得灭亡。革命群众又高声朗诵毛主席语录:“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顽固分子,实际上顽而不固,顽到最后,就要变,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最后,胡XX不得不作了“彻底坦白交代”。  专案组在后面谈“办案”体会时又写道:  “专案组是尖刀班、爆破手,广大革命群众是审讯斗争的主力部队。只有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才能战胜敌人,消灭敌人。如何使尖刀班、爆破手与主力部队紧密结合呢?我们采取大会(全院揭发、批判和公审)、中会(部分群众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审)、小会(专案组几个人审)相结合;揭发批判、核实对质相结合的办法。还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性质的批判会(主要是肃清流毒、批深批透)、斗争会(主要是斗态度,斗倒斗臭)、审讯会(主要是揭发、核实、审讯其罪恶)等多种形式。具体做法是:审讯前,专案组和群众一道忆敌情、摆敌情、揭敌情,激发对敌仇恨,调动积极性,形成人人上战场、个个挥刀枪的局面。大家出主意想点子,群策群力,研究作战方案。审讯时,群众主攻、专案组突破一点,采取“一点两面”(即突破一点,两面以上围攻)、“三猛”(猛打、猛冲、猛追)的战术,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作风,审、批、斗相结合,审中有批,审中有斗,审审、批批、斗斗,追罪恶、挖根源、上挂下连,从政治上、理论上、思想上搞臭敌人,歼灭敌人……  可以想见,面对这样强大的攻势,即使是铁打的汉子,也只有束手就范,缴械投降。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时,批斗历史反革命的场面  “清队”的主要对象之一,是那些在历史上犯有罪恶的人,但是并不意味着把带有旧时代印迹的过来人都视为“清队”的对象。然而在当时,这种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层层审查、人人过关”,甚至刑讯逼供却相当普遍,不可避免地制造出大批的冤、假、错案。因而在轮番进攻、刑讯逼供、没完没了的审查交代过程中,绝大多数人屈打成招,按照专案人员的思路、肆意编造“罪行”,成了活靶子。  长春市农机工业公司所属的一家企业,在成立“大联合委员会”之前,是个闹派性较重的单位。在成立“大联委”之后不久,军宣队就进驻了该厂,其目的是促进革委会的成立,同时挑选“群专”队员。为了这个目的,军宣队调阅了当时厂里的人事档案,并将人事档案对外公开。对于一些人在历史上的问题,只要认为有疑点,不管有否结论,都当成问题,列为清理对象。革命委员会成立后,设立了群专队,灾难也随之降临到许多人头上。


当时工厂有230名职工,有70多人被揪斗。“清队”开始后,为了关押被清理人员,设立了两个关押室,群众送它一个恰当的称呼“小号”。“小号”的水泥地上铺了几块木板,阴暗潮湿,面积狭窄,有时关押的人多,拥挤不堪,吃喝拉撒都在室内,致使一些被关押者留下永久的病痛。而在另一处关押的小号,竟将一男一女两个人关押在一起,3个月中,男的换了3人,而女的3个月不敢脱衣服睡觉。“小号”先后关押了46个人,关押时间最长者宫某,7个月零7天;尹某,201天;其他人员20天至3个月不等。这年夏天,厂里又向双桥子、西三、永安等3所小学派出了工宣队,把灾难带到了学校,先后将4位教师关进厂内的“小号”。  那时,该厂的群专队员和一些歹毒之徒以抄家、打人、刑讯逼供为乐事,参与打人者有28人;抄家十余起。到了晚上,群专队私设的公堂开始“升堂断案”,他们单独从“小号”里提审被关押人员,对被提审者滥施刑罚,使用的打人凶器有三角带、防火线、皮带、扁担、木棒等。有时将被关押人员带到漆黑的刑讯室时,群专队员突然用手电筒照住被审者的眼睛,或者用黑布蒙住被审者的脑袋,然后就是皮带棍棒相加,一阵暴打。这招法狠毒至极,即使把你打个半死,也不叫你知道是谁打的。
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批斗狂潮殃及无数无辜群众,图为东北某地"群专"现场  长春市农机工业公司下属某厂职工赵某,在“清队”期间,被厂群专队关押了8个月之久,提起那段日子,混浊的两眼充满悲愤之情。1968年6月,赵某因“历史不清”(事实上历史结论清楚,并有组织出具的证明材料)被隔离审查。每天早晨,群专队长刘某等6人把他押出“牛棚”,挂上木牌,拳打脚踢地逼迫赵某向“太阳”请罪。稍不如意,就把他打得死去活来,皮开肉绽,甚至不省人事。一天,赵某的孩子去厂里看望爸爸,刘某一边踢打辱骂孩子,一边说:“你爸是黑帮,牛鬼蛇神!你还不和他划清界线,赶快滚蛋!”此时,赵某遍体鳞伤,躺在木板床上呻吟不止,但是为了不让孩子看到这悲惨的一幕,他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孩子被刘某推走。  杨某在“清队”中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在回忆被揪斗挨打的情形时说:“那时真凶啊!在俱乐部关押我的小屋里,潘XX、韩XX、王XX3人把我围在中间,把我打过来打过去的,潘抓住我的脖领子,大嘴巴子叭叭地打,潘xx打完,王XX打,打到韩XX那边,他又用脚把我端过去,轮流地打……”  “清队”甚至成为某些人进行打击报复的“天赐良机”。“文革”初期,长春市某工程处科长耿某曾在邢家台苗圃当地委联络员。当权派靠边站,耿某乘机夺了苗圃的权。在他主持的一次批斗大会上,将王某打成“漏划地主”进行批斗,王某全家也因此受到株连。“清队”开始后,王某为了澄清事实,贴出了《关于家庭成分问题的严正声明》的大字报,公开质问耿某,耿某十分恼火,声称“非把王家的‘两座大山’(指王的两个儿子)搬倒不可”,“王的成分一定得给他定上去,不定上去死不瞑目”。  于是,耿某召开了革委会和群专会议,研究决定对王某家进行抄家并抓人。  5月22日,群专组长陈某带领了30余人,手持扎枪、木棒,把王某一家6口老少三辈抓走,并抄了家,拿走很多衣物和财产。  王某与其儿子被挂上“恶霸大地主”的牌子游街批斗。  在关押期间,以“隐瞒枪支”、“漏划地主”等莫须有罪名,分别刑讯逼供。  三角带、皮带、胶皮管子、电线、木方子都用上了;再蒙上眼睛互相打嘴巴,然后跪砖头、站板凳、坐“喷气式”;再不解恨,就用铁丝拴大拇指上大挂,用绳子拴上两手吊起来在空中旋转;到后来,刑讯再次升级,用铁钳子夹手指,把人吊起来用火烤,把铁笊篱和喷壶嘴烧红了往身上烫……连续20多个小时的刑讯,王某及妻子、儿子、儿媳,以及17岁的孙女,有的鼻口流血,遍体鳞伤;有的几度昏迷,又用凉水烧醒;有的衬衣衬裤脱不下来,感染化脓。王某之妻3个多月不能翻身,王的三儿子腰部受伤,留下不敢弯腰的后遗症。儿媳苏某受刑讯后精神失常。  受伤最重的是王某,在5月22日到29日的8天时间里,遭受酷刑20余次,最长的一次达5个多小时,打得体无完肤,大便出血,不能进食。王某受刑不过,被迫承认说1948年在长春桂林路拾到手枪枪筒一支和几十发子弹。  5月29日下午3时,召开了批斗王某大会,王某被两个人拽着头发拖进会场,被人用脚踏着拍了照片。怀着“阶级仇恨”的人们蜂拥而上,拳脚棍棒交加,王受到了致命的打击。在被拖回监护室时,于当晚6时死亡。  长春地区从1968年5月至12月,在“清队”期间,“清”错的有数千人,全地区由于“清队”造成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为1929人。其中,打死和刑讯后致死184人,自杀1745人。尤以长春地区外五县的情况最为严重,自杀1031人,打死172人,共计1203人。仅榆树一个县就打死61人,自杀342人,共计403人(见《长春公安志》第267页)。  笔者手头有数份清队时“专案”人员制定的统计数字表。长春电影制片厂“已揪出的坏人”共85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40人,一般干部以下45人;在这些人中间,有特务分子、汉奸、伪警长、反动党团骨干,以及反动道首、地、富、反、坏、右等14类。有“政治历史问题的”320人,其中中层以上干部112人,一般干部以下208人;在这些人中间,有特务嫌疑、伪军、警、宪、匪、国民党员、三青团员、脱党分子、摘帽右派等12类。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铸造分厂从1968年的2月份搞“清队”,到1969年9月份结束,触动面涉及384人,定为“敌我”性质的20人,作立案处理的28人,审查有严重历史问题和犯有严重错误的144人,一般性错误的15人,作为一般“斗私批修”处理的78人,继续审查的99人。  长春市公安局,仅在“任青远资敌通敌”冤案中,就有15名干警受迫害自杀,35人被拘留、逮捕,336人被集中关押隔离。其中领导干部被武装关押的33人,进小学习班隔离的40多人,受此案牵连而被非法审查的达480多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长春的大街小巷,几乎每天都能听到“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的广播宣传。  在我着手整理长春“文革”中“清队”材料的时候,有一天在机关的大院里,遇到了李业奎老先生,他已经84岁,精神头挺足,只是新近得了脑血栓留下后遗症,拄上了拐杖。老人在1968年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判了20年,蹲了10年大狱。    十多年前,我曾多次采访过他,那是因为他离休后被树为单位老干部的典型。再前溯30多年,正是“文革”的初期,他是我父亲的同事,在我常去的大院里,和他混个“面熟”,只记得他少言寡语,写得一手好字,门前的黑板报,就是他的杰作。  再后来见到他,就是1986年的事了。那时,他第一次向我讲述了那段不白之冤……  1968年,李业奎的家在二商店的后面,是一栋三层部的日式旧建筑。李家住在二楼。



 6月底,在三楼公用厕所里,有人用粉笔写了一条“反动”标语:“刘少奇万岁!”(不要用现在的眼光看待这条标语)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反革命事件。公安分局军管会下的派出所立案侦查,最后查明,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女学生所为。这女学生的家住在三楼,她爸爸是部队派驻某单位的军代表。那时的军代表拥有无上的权力,为父者不忍心看着自己的女儿小小的年纪就成了“反革命”。因此,


  尽管这个女学生已经承认是自己写的,但是军代表则向办案人员提出,我女儿这么小的年纪,不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和作为,一定是背后有人教唆和指使的。办案人员“充分考虑”了军代表的意见,追问女学生是受谁的指使写的。女学生信口说出了李业奎的名字。


  军代表表示了十二分的愤怒和仇恨。说李业奎这个老家伙不但思想反动,而且对她的姑娘早就心怀不轨。在“清队”运动掀起高潮的时候,这是个典型的反革命案件,查阅李业奎的历史档案,此人还是个旧政府的“留用人员”,于是新账老账一块算,又抄了他家,说李家藏匿有电台。李业奎即使浑身是嘴,也脱不了干系。


  有了口供,就有了“欲加之罪”,反标事件,被办成了“铁案”。“反革命”分子加“强奸”犯罪,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也随之而来。7月初,李业奎被关进了市公安局大楼东南角的圈楼拘留所的“小号”里。


  此后,就是无数次的批斗,单位批完街道批。挨打受骂是不可避免的。


  一个雷电交加的下午,李业奎被押回单位批斗,进了那趟作为批斗会场的平房门口,本系统司机李某操着一根三屉桌下的木楞子,狠狠地砸在李业奎的腰上,这一棍击,使他疼痛了30余年。


  不久后,他又被押到居委会去批斗。在二商店前的胜利大街上,他被几个同事押解着,60岁的肖某,凶神恶煞般地抽打他的嘴巴,把满口牙都打活动了,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吃东西,只好掰着窝窝头,囫囵吞枣似地充饥。不知道过去共事多年的同志,为什么能够忍心对他大打出手。


  7月30日,在南岭体育场,对李业奎等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进行了宣判。李业奎被以“现行反革命强奸犯”的罪名判处20年徒刑。李业奎被送往铁北监狱服刑,并开始长达10年之久的劳动改造。起初,他在“新生塑料厂”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新生塑料厂”对于长春人来说并不陌生,每至夏季,人们普遍地穿一双由该厂生产的“新生牌”塑料凉鞋。在“怀疑一切”的年代,不知被什么人发现鞋底的纹印是个“毛”字,“新生塑料厂”简直成了对伟大领袖充满仇视的反革命集团。那些天,我曾随着狂热而冲动的人群,四处去调换新凉鞋。现在李业奎进了“新生塑料厂”,拿起了重数十斤的铁模子,压制塑料凉鞋。沉重的铁模子从水里捞出来,打开盖,装上塑料,再盖上盖,然后放在炉火上加热,最后压出成品来。李业奎体格单薄,要把铁模子搬来搬去,一天干活8小时,每天三班倒,劳动强度大,吃窝头就干白菜汤,没有一点油腥,眼睛都“锈”住了。肉体的摧残和精神的痛苦,使他度日如年。


  1969年的春天,李业奎被押解到公主岭监狱服刑,进“新生橡胶厂”劳动改造。每天照例是三班倒。这个厂压制各种轮胎,汽车、胶轮、手推车、自行车,各式各样的轮胎,他都干过。


  所谓的“政治犯”们编在一个中队。劳累一天之后,60多人睡在上下二层的大通铺上,每个人只有60公分宽的位置,连翻身都吃力。时间久了,他认识了许多人,也了解了他们的案情。吉林市一个叫周善安的,是市里交通系统的政宣人员。“文革”初期,他是江青的热衷支持者,但是后来对江青了解多了,对江青由怀疑到反感,特别是江青提出“文攻武卫”之后,他更加深了对江青的厌恶,于是写了一封匿名信,结果被查了出来,成了他攻击中央文革、攻击中央首长的罪状。同样以反革命罪判了20年。


  中队里还有一个15岁的大男孩,石岭子人。说来可笑,有一天给生产队打扫卫生,清扫炉筒子里面的烟灰,结果烟灰把墙上的毛主席像弄得尘垢满面。这是对伟大领袖的最大不敬,构成了反革命罪,叛了5年,尔后减刑一年。在长达10年的监狱生活里,李业奎一直没忘了申诉,申诉信说不清写了多少,每一次都石沉大海,但他仍怀着一线希望,不停地写下去。他遇到了一位好心的王管教,叫他在狱中筹建一个图书馆,这样才使他摆脱了繁重的体力劳动。后来,王管教冒着风险将他的申诉信转了出去。1977年,他的案子有了转机,市局几次提审他,对他的案件进行复查。


  1978年7月24日,公安机关经过复查,撤销了10年前对他的判决书,推翻了对他的一切不实指控,李业奎“反革命案件”得到了彻底的平反。李业奎是不幸的,他无端的蹲了10年大狱;李业奎又是幸运的,他盼到了河清之日。


  可是那些在“清队”中蒙冤而死的就可以被人们淡忘吗?


  这毕竟是1929条鲜活的生命。


  鲁迅先生说:真正的猛士,将更愤然而前行。(摘自《文史精华》)


本文摘自:《文史精华》 2004年12期,作者:姜东平,原题:《回忆"文革"中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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