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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蜀:读徐正全《雪地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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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矛盾•忏悔
       ——读徐正全《雪地足迹》
        何蜀

“雪地足迹”这个书名很有意味。人们都知道,雪地里的足迹是无法长久保存的,不是被新落下的雪花掩盖,就是因地面的积雪融化而模糊、消失。人生的足迹都是如此,要想回头去寻找,极不容易。本书作者努力这样做了,尽量恢复了那些早已模糊或消失的足迹,为读者拼凑出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一个人的人生足迹链,令人鼓舞,也令人感动。

一个普通的青年工人,投身文化大革命,被时代大潮推上前台,成了一个普通的基层造反派头头……这样的人物,在全中国可以说是成千上万数不胜数。然而,《雪地足迹》的作者徐正全,不同于一般人的是,他在二十二岁时因其造反派下属成员的一桩打人致死案而被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以后虽然免死,仍在牢狱中度过了二十一年。更不同的是,他没有像许多有着类似命运的人那样对往事采取“不堪回首”、“休提起”的回避态度,而是一直在进行回顾与思考,并努力将这些回顾与思考以坦率直白、毫无矫饰的文字如实记录下来。

    徐正全的“足迹”,虽然不涉及文革高层的斗争内幕,也很少涉及地方上文革重大事件的上层背景和来龙去脉(作为武汉的造反派,对武汉文革中最重大的“七二○”事件,书中就基本上没有记叙,因他事前被“百万雄师”打伤后已经回到重庆老家养伤),但它对研究文革仍然具有相当的价值,因为它从一个平民青年的视角,生动记叙了“毛泽东时代”的底层民众如何“在风雪漫天的艰难中跋涉”(因此他将书名定为“雪地足迹”),记叙了普通工人、底层民众在造反大潮中的活动与生存状态,以及文革政治犯(他虽然以“杀人”的刑事罪获刑,实际上是犯了“造反罪”的政治犯)在无产阶级专政牢狱中的境况,还有出狱后在改革开放年代的奋斗与顿挫……从亲历者的角度娓娓道来,十分可读。

从书中可以看到,作者虽然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技校没有毕业),但却是个喜欢思考的人。正因为喜欢思考而又坦诚不作矫饰,所以书中充分表现出了其内心的困惑、纠结。与许多原造反派人士(特别是其中“家庭出身好”的人士)一样,徐正全也有一个仍然信仰、崇拜毛泽东的心结。不过,因他对自己亲历的底层社会生活体会较深,在如实写出的历史记忆中,又自然地流露出了思想上深深的矛盾。一方面,他“本能地体会到共产党的大小官僚确实往往把人不当人”(32—33页),另一方面,他又并未(或是不愿)想到毛泽东正是最“把人不当人”的一个,而毛氏阶级斗争学说正是这种“把人不当人”的理论根源(按照这一学说,徐正全把“毛泽东时代”底层民众的生活比作“在漫天风雪中跋涉”,仅此一点就足以被打成“右派”或“现行反革命”);一方面,他细致生动地写出了底层民众(包括他自己)在文革中所遭遇的灾难,另一方面,却又认为“文革是人民群众的盛大节日”(见该书“自序”)——这也是不少原造反派人士的通病:只承认自己在“无法无天”状态下造反、整人(不管是整“走资派”还是整对立派)是文革,不承认别人在同样的“无法无天”状态下整自己也是文革;一方面,他肯定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学说和实践”,另一方面,又为“在阶级斗争旗号下开展的所有运动,几乎都会被当权派变着法地把矛头指向群众,伤及一批又一批的人”(“自序”)而深感愤懑;一方面,他认识到文革的发生是因为十七年来“制度设计的弊端”所致,并认为“文革的努力分毫没有触动这个制度的弊端”(“自序”),另一方面,却又看不到这个有问题的制度正是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亲自主持设计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而且毛泽东还要通过文革将其更加强化和推向极致;同时,作者还与许多从造反运动被毛泽东结束之后即开始受到排斥、打击、清算的造反派人士一样,并不认为结束造反运动,对造反派“卸磨杀驴”也是毛泽东“战略部署”中的必然一步,仍然认为那只是“走资派”的打击报复。

至于“走资派”这个由毛泽东炮制出来的含糊其辞似是而非的概念,毛泽东从来就没有对其作过明确的解释和界定,从未提出过划分“走资派”的标准,他自己对“走资派”的态度也是不断在变,先提出要“斗垮”(“十六条”),并把这作为文革的“一斗二批三改”的主要任务之一,后来却又说“不要一提起‘走资派’,就认为都是坏人。”最后又斥责“走资派还在走”……而在文革中被蛊惑被忽悠的许多造反派人士(包括本书作者)却对其深信不疑,如今还在继续使用这一概念,甚至把今天的腐败官员也视之为“走资派”。他们不想一想,如果腐败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那么古代的那些腐败帝王和贪官岂不是早已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了?

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的要旨是什么?实际上,某些人近年来鼓吹的“不搞西方那一套”,说的就只是“不搞资本主义道路那一套”(因为同属“西方那一套”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决不会包括在“不搞”之列,而是毛泽东所尊奉的“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从某些人宣称的“几个不搞”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所谓“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质和核心内容——真正“走资本主义道路”,就应该是法大于权,三权分离,司法独立,民选政府,两党或多党竞争上岗执政,军队国家化,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公民享有宪法保障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自由,等等。中国的哪个“走资派”是这样做或这样说的?文革中被狠打痛批的刘、邓等领导人,不过是在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前提下想作一些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微调”而已。而被造反派认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一些现象,如干部与群众生活待遇上的等级差别贫富悬殊(作者在书中有关“到中南局告状”一节里有淋漓尽致的描写),其实并不是“资本主义道路”的本质特征,而是皇权专制时代的遗毒,并且正是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就已经确立下来不容挑战的“制度”(王实味因批评延安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惨遭杀身之祸)。

尽管本书中涉及文革历史的某些认识、评价会有争议,但因作者表达的思想情感是坦诚的,所记叙的人生足迹是朴实而无虚饰的,所以,无论是作为文革及文革前后底层民众的生活实录还是思想情感记录,本书都可以作为有价值的研究对象。

    作者自认为其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点,我认为也是本书的一大亮点,即对文革中导致作者被判死刑的打人致死案件的反思、忏悔。

    在文革中因打人或杀人、伤人致死而被判刑入狱的人,全国各地都有而且不在少数(这不知是否应算作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之一?)。但是,这些人在出狱后,在自己尚未得到公正对待的时候,能够自愿为那一致死人的历史事件而从内心里表示忏悔的,却极少极少,能够公开把自己的忏悔写出来公之于众的则更是凤毛麟角。武汉曾经有一个当年的中学生李乾,在他的回忆录《迷失与求索——一个中学生的文革纪实》(美国?柯捷出版社,2010年)中对自己在文革中出于“打击流氓”、“维护革命新秩序”的“正义冲动”而杀人的罪过,作出了沉痛、真诚的忏悔,当年重庆大学的学生郑志胜,因在处理武斗尸体中激发起来的派性仇恨而参与了虐杀对立派俘虏,后来也在回忆录中作出了沉痛、真诚的忏悔(见《记忆》总第42期《武斗“尸长”忏悔录》,2010年2月)。现在,又有了《雪地足迹》的作者徐正全。其实,徐正全与李乾和郑志胜相比,还有所不同,他既没有亲手杀人,也没有参与致人死亡的行动,只是作为造反派头头负有一定的领导责任。为此被判死刑,确是有些冤枉的(有哪个领导干部因死了人的“领导责任”而被判死刑的吗?)。但他并不因为自己蒙受了冤屈而拒绝忏悔(而这正是许多拒绝忏悔者的理由)。因此,读到书中的有关文字时,不能不让人对作者肃然起敬。

曹承义为此书写的序中说:

最使我感动而且欣慰的,是徐正全对七二〇后工安公司“新一冶”几个人打死王荣炎师傅一事的认识。他在书中不隐瞒当时自己的漠视人命:王荣炎被打死后,竟“无任何内疚之感,好像这事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一样,什么都没想。人命关天在这里失效了”,觉得“就那大个事”。若干年后,才从自己生存权被践踏,悟到了每一个生命都应该被尊重被敬畏,不管你是重权在握、腰缠万贯,还是一贫如洗,挣扎在社会底层。

    徐正全自己在本书的自序中真诚地写道:

我的人生中有一个关键点,就是1967年七二○事件后我们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的几个人殴打王荣炎师傅致死。这一血案是我永远回避不了的,因为它决定了我二十一岁至今的人生足迹,更是因为这个同事宝贵的生命就此毁灭,使其亲朋心底的苦痛永远挥之不去。对此,我这个新一冶工安公司分部一号头头罪责难逃。

    我曾经找出很多理由为我和我那些动手的兄弟们辩解:百万雄师以围攻造反派据点、抓人打人杀人为全部行动内容,在其两个多月生存期内血债累累,我本人就被他们抓过打过;王荣炎参加过百万雄师武斗队的行动,叫喊过对新一冶九八纵队的人见一个杀一个;七二○后武汉三镇造反派报复百万雄师成员成为风气,我的那些兄弟不过是想教训王荣炎一下,并不想打死他……

    这些理由成立吗?有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足以推倒这些理由:大多数身受百万雄师之害的造反派在七二○后并没有实施报复。

    另外,武汉公安机关军管会的判决不顾事实、别有用心、显失公正。我没有指使此事,也没动手,虽然制止不力但也制止过,最终被判死缓;张治能虽在现场但没动手,被判八年徒刑。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军管当局和一冶当权派要在工安公司否定文革、整垮造反派,一定要找个理由把“跳得最高”的徐正全、张治能整下去。我确实有罪,一是部下犯了罪,头头就有责任;二是我就在现场,制止得再坚决一些是完全可以制止的。但这个判决按当时的法律也是极不公正的。

    判决不公,是一个法律问题;走资派横行无忌,是一个政治问题。他们的问题能抹掉我自己的问题吗?我在此案中的罪责也涉及法律和政治,但我在法律和政治上的问题是根本问题吗?
    王师傅被打死,为什么?谁之罪?一些人会不假思索地归罪于文革,这就是胡扯了。古今中外,民间私刑一直存在,去看一看2010年网络上广泛流传的组图“全球街头上演的争议‘私刑’”吧,看一看美国吧,马克?吐温曾经斥责美国为“美利坚私刑合众国”,现今击毙误入私人领地者仍然不负法律责任。在新中国,无论是文革前,还是现今“太平盛世”,民间私刑草菅人命的事一样发生。说文革时期特殊,哪一个时期不特殊?不特殊怎么会单独划为一个时期?把文革期间的民间私刑主要归罪于社会环境,什么领导责任,什么社会氛围,什么主流舆论,还可以找出一千一万条理由为施私刑者开脱,但忽视了最重要的一条:施私刑者不尊重生命。

    我们在自己的生命并没有受到暴力威胁的情况下剥夺王师傅的生命,这就逾越了人类万世不变的道德底线,演变成了一个纯粹的公法问题。在那一刻,我们丧失了人之为人的基本品质——善良,有同情心,爱自己的生命也爱别人的生命。中国人骂人有一句很重的话——“禽兽不如”,就很有道理。我们知道很多禽兽爱护他者生命的事实,也知道禽兽的残暴,但禽兽的残暴并没有超出生存所需的范围。而人的残暴程度、范围却能够无限扩大,这一点上人真不如禽兽。

   王师傅在新一冶人的手里失去生命,给他的家人造成了永久的伤害。一想起这事,我就觉得抬不起头来,完全能够体会、理解王师傅的亲人、朋友,一冶的一些职工对我们的仇恨,我们应该向他们忏悔。希望我们毕生的真诚的悔恨能够一点一点地减轻他们的痛苦和仇恨。


  从这段显然经过多年的内心煎熬、反复思考而形成的文字中,完全可以感受到作者忏悔态度的真诚。

在这里,徐正全有一个说法值得商榷,他说军管当局与当权派整他是为了“否定文革”。在那个时候,哪个当权派敢想到“否定文革”?哪个当权派不是竭诚拥护文革、唯恐被文革所抛弃所打倒?而军队的“支左”,军管,以及在军人主政期间开展的“清队”、“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不都是毛泽东文革部署的重要内容吗?只能说,他们的有些作法是在否定造反派,但否定造反派不能说就是否定文革。众所周知,毛泽东就在很多方面和很大程度上否定了他曾经欣赏和利用过的造反派,他通过1968年7月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的训话和派出工宣队进驻首都高校,就已经否定了大学的红卫兵造反派,通过将中学生全部赶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就已经否定了中学的红卫兵造反派,通过在全国大张旗鼓地长时间清查所谓“五一六”,就已经否定了广大的特别是偏于激进一翼的造反派……而毛泽东所领导、部署的这一切,却并不能说是在否定文革。

这本书的内容总体上是客观、求实的。不过,作为对往事的回忆,难免会因时间的久远而出现一些差错,特别是那些与自身亲历关系不大的史实。比如书中写到1967年初回重庆探亲时见到重庆因夺权而导致造反派分裂,把重庆夺权后引起两派意见分歧的“革联会”错记为“革筹会”(54页);又比如,记叙到作者在重庆老家门前亲眼见到的重庆工业校被八一五派动用枪支攻克这一重大事件,把时间错记为1967年7月9日(70—72页),实际上这一导致重庆两派武斗升级为枪战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67年7月25日,因此史称“七二五”事件。

不过这些都是可以在再版时订正的小瑕疵。我接触到一些愿意回忆文革历史的亲历者,担心记不准一些具体时间,因而在回忆时有些畏难。其实,时间记不准不要紧,那是可以查核的,重要的是尽量回忆出自己亲历的那些史实,特别是有关的细节,那是不了解情况的别人和后人无法想象出来的,想编也编不出来的。

作为在文革中昙花一现般风光过一时却在更长时间里遭到打击、饱受歧视的造反派,能够毫无顾忌地将自己的历史足迹和相关思考写出来留给后人,不论其观点倾向如何,都是应予鼓励的。我曾对接触到的一些原造反派人士反复讲过我的一个看法:对文革亲历者来说,真正有价值的不是你对文革的认识和评价,而是你亲历的那些史实。认识和评价,别人或后人都可以做(别人或后人的认识和评价也只能由他们自己去做),只有你亲历的那些史实,那些细节,才是独一无二的,你自己才知道的,若不赶紧回忆出来、写出来,就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湮灭,别人或后人就再也不可能知道了。现在这样湮灭的史实已经太多太多了,太需要抓紧抢救!武汉的文革亲历者和帮助他们整理、出版回忆录的朋友们,在这方面做出了许多切实的努力和默默无闻的贡献,令人钦佩。但愿有更多的这类成果不断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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