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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我的一九六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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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男,汉族。祖籍甘肃积石山县(原属永靖县)。1948年元旦生于新疆伽师县。父亲为戍边军人。16岁在兵团农三师42团(岳普湖县木华里)当农工、测工等。34岁时农三师宣传处当新闻干事、后为副处长、文联主席。在喀什生活49年。1997年调乌鲁木齐市兵团纪检委工作。1998年调兵团史志办任处长。兵团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兵团作协会员。

   主要作品:1、小说《苏瓦克书记》《爆炸》等十余篇,散见于《绿洲》《中国西部文学》等。2、《农三师民间文学集成》主编。3、散文集《走过喀什》。4、纪实文学《大漠足音》。

我的一九六九

公元2004年10月,新华社《了望周刊》载文:在公安部门缴获的“东突”恐怖分子的一份新疆地图中,有许多红色的符号,下面用维吾尔文注明:这些地方不能去。这些符号标明的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团场所在地。1969年,我就生活在其中一个红色符号里……                       
   ——作者题记     

     1、破冰引水 
   
    女娲补天,用五色土。黄土洒陕甘,黑土撒东北,红土遗江准,白土落西陲。于是,在我生活的叫作木华里的地方,有了一大片被绿洲分割的碱滩。1949年冬,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二军四师一个连开进这里,垦荒造田。随后,地窝子里有了女人,有呱呱坠地的啼声。二十年后,这里是兵团农三师42团。1969年,21岁的我在测量组当测工,组长孙祜。我俩归水管站管。
    那年冬天特别冷。盐碱滩原本就泛白,大雪一蒙,那白真刺目。水管站集中十几人到解放闸破冰引水。都是骑自行车的好手。驮着皮大衣砍土镘,飞车比赛。跌到爬起来,用砍土镘把脚蹬砸直,蹬车再追.。
天地空灵,惟我独飞,宠辱皆忘,怎一个乐字了得。
    快乐总是短暂的。看水员陈光全的房子孤零零地躲在一丛沙枣树中。他的小儿子叫文灿,两岁多。一见来了这么多的生人,怯生生的,小脸蛋儿竟浮出女孩儿般的红晕。盯住他看半分钟,他也盯住你,乌亮的眼睛里映出你的影子,那小脸蛋儿红晕渐浓,缓缓后退,急转身扑向妈妈。我们大笑。大个子吉环江公鸭嗓子嘎嘎笑声吓得小家伙半天不敢露面。大家说这儿很少有人来,小孩怯生。但他感觉我最年轻而且面善,闪着一双乌亮的大眼睛蹭到我身边。我逗他玩,他像女孩儿一样笑了。谁能想到21年后,他当了武警的班长,他们那个班在阿克陶县巴仁乡发生的反革命暴乱中,被暴徒围在乡政府大院中,一发子弹擦过下巴。他捂着血坚持战斗,荣立三等功。
    我们用炸药炸开厚厚的冰层。我第一次干这种危险活儿。冰层底下有水。炸药必须装在瓶子里。我怕人笑话我胆小,硬着头皮一手抓瓶子,一手把锯末子一样的烈性炸药往瓶子里灌。这时,赵林章过来低声说:“这活儿你别干。有危险。你可是独子啊!你去打炮眼。”他不让其他人靠近,坐在渠埂上往瓶子里装炸药,神态从容,动作准确。炸药装满插进雷管,填上沙子封口,还轻轻礅一下瓶子把沙子礅实。我看得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上。赵林章此时还属“牛鬼蛇神”呢!
    一声声巨响,冰块飞空,渠道渐渐宽了。冰层下居然有被震昏的鱼。晚饭飘溢着鱼汤的鲜香。大家高兴极了。
    夜深了,酣声四起,我却辗转反侧。独子!危险留给自已!“牛鬼蛇神”有这样的觉悟。我怎么看他不像“牛鬼蛇神”,要么全是他的伪装。不……赵林章是原水管站站长,“文革”一开始就被打倒了。其实,群众不但不恨他,反而对他抱有好感。
   1949年“9、25”起义前,他是国民党驻南疆42军边卡大队的电台报务员,才十八九岁,小学文化。人极聪明,各方面关系处得好。他当水管站站长,很会带兵。1961年闹饥荒,我爷爷从甘肃老家逃荒到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42团。家里立刻恐慌起来:父母的每月口粮仅25市斤,而且是原粮。没肉没油,家家户户铁锅生绣。母亲每顿饭把自已的苞谷馍切一片,晒成干,我开学时带走。爷爷的口粮可就没着落了。母亲瞒着我。那天夜里我睡着了。迷迷糊糊听到父母亲低声商量,怎么解决爷爷的粮食。
    有钱买不上吃的,粮食统购统销,买卖粮食犯法;用皮靴去换,到那里去弄皮靴。清油一人一月一百克,一年多没见油了。
    半夜里,我竟然经历了平生惟一的一次梦游。我翻腾床底门后,嘴里念叨着爷爷没吃的咋办要饿死了……。母亲吓坏了,但她很有经验,梦游者万不可大喊惊醒之,猛然惊吓会导致精神分裂。只能因势利导。母亲顺着说这里有馍馍,你给爷爷送去。她塞给我手里一只鞋,又给我开了门,小心翼翼地回答着我的迷幻乱言,引着我转一圈。我被尿憋醒了。从此,母亲再难再苦的事也不告诉我了。父亲在水管站菜地一片碱草丛中,顶着星星开了几分荒地,悄悄种上苞谷。这种事瞒不了人。私自开荒种粮不交公是犯法的事。有人汇报到赵林章那里,赵淡淡地说我知道这事,他种的苞谷要交公的。其实,他私下对父亲说老爷子如果饿死在水管站,我这当站长的脸往那儿搁!苞谷你交一点,留一点叫老爷子吃。一句话活了我们全家!
    今天,他不让我装炸药,自己从容地把炸药灌进瓶子,又插上雷管导火索,还轻轻把封瓶口的沙子礅实。太危险了!可我做了些什么?两年前,我们测量组归团部基建科管。我狂热地想参加造反组织,可人家像《阿q正传》里的赵老太爷不让我“革命”。有一天,“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兵团”一位上海女支青问我会不会画漫画。我扬眉睁目说会会会!怎么不会呢!在初中时,同学们酷爱连环画小人书。《三国演义》我画得像极了。只怨我小聪明:数学题老师要讲两遍,当他讲第二遍时,我早已听懂在演草纸上画关云长刀斩华雄、赵子龙大战长坂坡。女知青告诉我漫画内容:“走资派”、原副政委宋永珠,重用“牛鬼蛇神”张希寿、赵林章等,还不痛不痒地地在批斗会上“假检查”,想蒙混过关。明天开大会杀他们的威风,漫画马上贴出去“炮轰他”!我连夜把漫画画成了。画上的人都像本人,因为都是熟人。造反派很满意。
    不能再想下去了。42团的“文革”是这样拉开序幕的:“三块钢板”们一手举着红宝书,一手指着牛鬼蛇神喊道:“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这个“打”字高八度音调,像京剧武生的叫板拖长足有两三分钟,没有强壮的肺活量是喊不出那股令人发抖的气势的。换口气再接一句“他就不倒!”众造反派一拥而上,练拳头巴掌。
    后来,宋永珠被“解放”,调51团当副政委。他说挨过多少批斗会记不清了。但有一次在9连被批斗时,革命群众一拥而上,有的按头有的推搡,过一把“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瘾”。突然,他感到后腰一震,一股电击般的酸麻感传遍全身。他勾着头往后一看,有个人铁棒藏在袖筒里,只露出一截头,往他腰椎狠狠捅了一下。混乱之中,那人缩头躲避。他只觉得那人面熟。不久,他想起来了:此人是自流进疆人员,带着一个俊俏的小媳妇。后来,那人家乡来公文说他是地主出身,把别人的老婆拐跑了。宋亲自处理此案,判他劳教3年。这次批斗会他乘机报复。这一击造成的后果十年后现显:宋瘫痪了。
但赵林章被批斗挨打很少。他人缘好,没民愤。特别令人钦佩的是他每次挨了批斗,饭照吃,睡觉照打呼噜,而且据说心脏病好了。革命造反派给修理好了!道行非浅!常人莫比。
    那张漫画他们不会知道是我画的,批斗会上大字报漫画铺天盖地,口号震耳欲聋,那会有人注意那幅漫画!但是,人总要讲良心吧……当然还有阶级性……
    我开始认真注意赵林章。又发现他的优点。
    那天,来了十几个维吾尔族老乡,是铁里木公社九大队的贫下中农代表。他们说放炮把他们的渠道闸口震坏了。提起 铁里木公社,我们气不打一处来。“文革”前,他们多次与42团争地争水。这次来者不善,没说几句话,对方挥舞起砍土镘,吉怀江吼起来比划着一管炸药吓唬着。正僵持着,赵林章赶过来。那帮维吾尔人一见他立即几分敬意,叫他三年前的职务“赵站长”。赵林章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像久别重逢的乡亲与之一一握手,不停地道“萨拉姆!”(意为真主保佑健康)。接着往沙包上一坐,用半通不通的维语与他们交谈。
    我一句维吾尔语也不懂,干着急。也想不起那条语录能解决这个纠纷。但不一会儿,只见赵林章拍拍屁股上的沙子,领着黑压压一帮老乡到几条渠的闸口上看了看,众人与他道声“伙稀!”(再见)竟客气地离去了。
    我虽然出生在伽师县,但从小在汉族人窝子里长大,对维吾尔人很不了解。学校教育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走上社会,我开始不得不与维吾尔人打交道了。这次打冰引水,赵林章应对民族纠纷,我悟出道道:维吾尔人先祖回鹘人游牧漠北几千年,游牧民族的部落意识、头人意识十分强烈。既使没有官职有威望的人,说话也极有份量。赵林章从1951年在木华里开荒引水,十八年来维吾尔族的“苏卡德尔”(水管干部)与他很熟,有的是好朋友。这次解决纠纷,他一开口就把局面镇住了。他根本不问老乡们来此干啥,也不提炸冰能否震坏闸口,而是边卷莫合烟边问“苏皮肉孜怎么样”。老乡们吞吞吐吐答道“靠边站”了。赵林章其实早知道了,故作惊讶说苏皮肉孜是土改干部、贪下中农啊!他不就是多吃了几只羊吗!那算什么?还有打人、粗暴野蛮?我讲讲他的故事。1953年,那时还没修解放闸。夏天洪水把岳普湖河冲垮了。我们一块儿堵决口。规定两天要把树梢子送到工地,有个村子没送到。苏皮肉孜骑快马到那个村子,扬起鞭子抽得那个村长到处跑着抱头喊“外江哪”(唉呀)。那个村长还是他妻子的姨父。确实不该打人。但不打那决口能堵住吗!你们“造反派”把这当成苏皮肉孜的“罪状”,你们看看现在不是谁打人凶谁是“巴图尔”吗!(英雄)维吾尔谚语:把刀插进自己身体不觉得痛,才能往别人身上捅。苏皮肉孜堵了几百个决口,功劳是骆驼;打了十几次几十次人,缺点是兔子。骆驼和兔子,你们要那个?
    众人一听坐不住了,说不是我们想来,造反派叫我们来把你们赶走。赵林章连连摆手说不怪你们,这年头月亮星星白天出来,全乱了。众乡亲哄笑着扛着砍土镘走了,而且回头丢下一句话绝不再来。
    收工时,我和赵林章走在一起。他永远是不慌不忙胸中有数的神态。我称赞道今天这事不是你就麻烦了。他却忧心忡忡地低声说,这些造反派怎么想把我们赶走,叫我们在这里站不脚……
    我心里一震:是真的?后来发生的事比他的忧虑更严重......
    我们都不知道,一伙从巴楚县的“造反派”的人,已在铁里木公社串联,一场大的动乱正在酝酿之中,而且既将把我卷进动乱的旋涡……
         
    1969、3、1 日    星期六   阴
    今天晚上,看了一场盼望己久的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年》。虽然天气阴冷,冻得手脚麻木,但电影使我激动兴奋。有一个精彩细节很耐人寻味:列宁忙碌得一刻不停,听说押运粮食回来的瓦西里三天三夜未睡觉,他急切地说:“你几天没睡觉?不要紧,等革命胜利后你就一一噢!到那时你就更没时间睡觉了!”话十分风趣,十分有味。为什么革命胜利了反而更没时间睡觉了?因为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强烈反抗,因为十四国白军的疯狂进攻,因为苏维埃政权是新生的事物。回顾新中国的历史,也是这样:抗美援朝、剿匪平叛、边界反击战,加之内部的所谓“反右”、社教、文化大革命,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确实,我们“更没时间睡觉了”。
    2、准备打仗
    渠水飘着冰碴子缓缓流着。我和陈海全用一根粗麻绳中间套一个木车轴,人站渠埂上用力拉绳,木轴抛空砸下,冰块粉碎。我年轻力壮,只要苞谷馍填饱肚子,越干越兴奋。
    水管站站长黄朝刚急急赶来说,团部来通知晚8点半有重要新闻,全体人员必须集中听,不许请假,雷打不动。自从“文革”以来,高音喇叭是人们的神经中枢。北京似乎忘记新疆与之有两小时时差,常常是北京天刚亮6点发布“最新最高指示”。此时酣睡中的新疆人摸黑爬起来了,敲锣打鼓庆祝或者义愤填膺声讨。
    这次听到的消息令人震惊万分:中苏两国在黑龙江珍宝岛打起来了!“文革”三年,我们轰轰烈烈批斗“走资派”“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邻居“老大哥”却在边境陈兵百万,终于动武了!
    我头脑纷乱,不知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知42团会发生什么?没有人告诉我。1964年我当农工,16岁;屈指5年,21岁了,日子从未平静过:社教没完接着“文革”,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不知明日的“革命派”是谁,也不知明日“靠边站、进牛棚”的是谁,更不知浊流卷走的树叶漂向哪里一一小人物只能是叶河洪水上漂着的草秆树叶。
    这个边远荒僻的军垦农场空气中充满火药味儿,“要准备大打、打核战争”。“毛主席最可靠的接班人林副统帅”下达战备命令。人人议论战争何时打怎么打,人人关心各种消息。值班连做了紧急动员。深夜行车运回56式半自动步枪。全团三天两头学习珍宝岛保卫战的英模们:孙玉国、陈绍光等,我们耳熟能详。1968年,为稳定兵团,加强战备,中央军委决定给兵团派现役军人。不久,四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现役军官抵达42团。他们是副政委周永新,政治处主任陈永峰,后勤处处长范达明和妻子、现役军官李冬菊。
    大家都感到新奇、兴奋。有关他们的各种消息不胫而走:陈永峰是政治学院教马列主义的,木华里终于有了马列主义理论权威。女军人李冬菊,顾名见人,冬日之菊非等闲,泼辣能干;那位副政委周永新更非寻常,上中学时参加抗日地下活动,后来参军打日寇,打国民党,土改时他回家乡把当地主的爹留下的田产全部分给贫苦农民。但那些42团的造反派“三块钢板”们私下议论,怎么给42团派个地主出身的军人,是不是被北京军区清理出来的!
    我听到议论十分不舒服,难道出身不好不能革命?马克思是贵族,恩格斯是工厂主,列宁是贵族,他们不都是无产者的伟大领袖吗?敬爱的周总理不也是准安县的官宦世家吗?况且“要准备打仗了”,内部的矛盾争斗难道不能放一放吗!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如果兄弟团结一致岂不更能有力抵御外侮?这些话只能闷在心里。曾有一位叫甘大山的造反派宣布:老子有三块钢板,共产党员、贫下中农、复员军人。这钢板扛在肩上明晃晃,捌在腰里硬梆梆,甩在地上响当当!谁不服气比比看!我心里说马、恩、列一块“钢板”也没有。但见了甘大山之流,努力表现出肃然起敬,使他们对我产生好感。
   “要准备打仗、大打、打核战争”,电波震荡着这条最高指示。年轻人纷纷要求到值班连。我也冲动起来,尽管心头时时涌动着“出身不好”的悲凉,但我为国效命的热情难以遏制,况且这种热情是没有丝毫功利杂念的。孙祜提醒我“枪一响就要死人,子弹可不认贫下中农和地富子弟”。我想到为国捐躯这个神圣字眼。与其让别人视为异类活着,不如像斐多芬那样让沙俄的长矛证明对祖国的忠诚。“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是独生子,母亲是我的惟一牵挂。我当天的日记:
         
    1969年5月25日   星期五    睛
    亲爱的妈妈:当你看到这封信时,也许我已经在抗击侵略军的战斗中牺牲了。你在万分悲痛中一定要为我骄傲:我从幼年时就无限崇拜英雄,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爬雪山过草地,上甘岭,上初中时,老师念《雷锋日记》热泪盈眶,我们感动地挥泪吟唱“夺过鞭子揍敌人”。妈妈,你有知识有新旧社会的阅历,你一定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近代史是一部任人宰割的屈辱的历史。面对外族入侵,假如我们不抵抗,敌人杀了我们还要指着尸骨说,看,这就是奴隶!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你给了我骨血;那骨,是苏武牧羊、岳飞抗金、关天培殉国、林则徐销烟的傲骨;那血,是从秋瑾到赵一曼、从杨靖宇到黄继光的救国保国的碧血。我渴望让敌人的子弹来鉴别我的血是不是与贫下中农的血同样浓烈……
    信写得慷慨激昂,但现实却严酷无情。我想去值班连的请求被拒绝。万般无奈,我决定壮着胆子找周永新副政委。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与最大的官面对面谈话。我想他一定理解一个出身不好的年轻人的革命愿望,他当年就是背叛自已的家庭投身革命的。当我走向团领导的房子时,心在狂跳,人生能有几回搏!我命令自己不能停下脚步,否则会因胆怯回头逃跑而一辈子后悔莫及。
周副政委的妻子圆脸秀颈,温文尔雅,面相极善,话很少而声音细柔。她把我引进客厅便悄然退出。我与周副政委面对面时心里顿有点失望:一个背叛地主家庭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应当像《青春之歌》中的卢嘉川,有棱角,有革命者的慷慨气派和炯炯有神的眼睛,而他却一脸宽厚老实的神色,眼神像老农民看风吹麦浪,听我慷慨陈词似乎无动于衷。我想起上中学时,老师喜欢把最难的问题叫我来回答,总是用赞许的目光鼓励我。而在这位“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政委、党代表眼里,看不到一点鼓励一一或许他见的太多听的太多。他不动神色听我激动地表示要“背叛家庭”,到值班连去“抗击侵略”。等我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时,轻轻问“你是哪个单位的?你父母在哪个单位的?”一下弄我个大红脸:家门未报就滔滔不绝剖心沥胆。我连忙回答了他的最简单的问题。他轻轻地说,你先回去,我了解一下情况。就这么把我打发了!
    我沮丧地往回走。不走正路走林带,生怕碰见熟人看见我的胀红的脸。我像煽自己耳光一样拍打着一棵棵白杨树。准备了好几天的慷慨陈词,攒了好久的勇气就这么个结果。仰天长叹:谁理解我!谁支持我!《青春之歌》、《洪湖赤卫队》、《万水千山》中的“党代表”在哪里?怎么给农三师42团派这么肉肉的“党代表”……他如果不是军装领章,而是一顶破草帽,操一口山东腔,活生生一个吃煎饼卷大葱的老农民。
    后来不久,周副政委成了我心中真正的英雄。应了那句老话:真人不露相;关键时刻显英雄本色。他的形象深刻影响了我。我们这一代人的先天不足是:我的一切知识包括英雄崇拜理想追求,都是从书上电影里来的。酒是五谷之精,但毕竟不是五谷。文学艺术是酒,而世俗生活是五谷。
    回到水管站,匡副指导员告诉我,周副政委来电话了解“水管站有没有一位搞测量的叫陈平的年轻人……”。匡替我说了好话。但是,值班连还是不要我。
    一夜未眠。唉!都是父亲给我的灾难!为什么去上黄埔军校为什么被镇反判刑?我要弄明白。我立即提笔写了封信给临时文革领导小组,要求了解父亲的“罪恶历史”。信的大意是我要背叛家庭投身革命,我被划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我却不知道父亲的“罪过”,不利于我的成长进步。
    很快回信了,是团保卫股干事姜国庆交给我的。姜是湖南人,走路说话办事,都是不紧不慢。他先鼓励我一番,接着把回信给了我:“要相信党的政策,绝不放过一个坏人,也绝不冤枉一个好人”。我胀红着脸躲到团办室后的林带里,颤抖着打开信。信上极简单地说,父亲判刑原因是“历史反革命”,“起义后思想反动”等。我的头一下子懵了:怎么只有罪名没有犯罪事实呢?对了!“思想反动”该判、判得对!我必须与他彻底划清界限!退一万步想,既使父亲无罪我也必须认为他有罪,只有这样才能“彻底划清界限”!
    1979年,当我看到父亲的判决书原件时,感慨万千:哪朝哪代都有冤死鬼!我们这个时代也有:从刘少奇到张志新……。但共产党有勇气有能力纠正错误,平反冤案。父亲于1979年被彻底平反,落实副团级工资待遇离休。今天,他背驼了,耳背了,但思维清晰。他的中山装胸前总挂着黄埔军校纪念章,高兴时爱唱《流亡三部曲》和岳飞的《满江红》!当然,牙没了,老唱跑调儿。
    我的年轻的心里压着沉甸甸冷冰冰的石头“父亲”……有人说我是:见人先低头,开会坐后头,对象没说头,前途没奔头。其实,那是我的假像。我懂得哀兵必胜的道理:哀者,同情也。我心里想昂首作人,想在大会上慷慨陈词赢得热烈掌声,想有个美艳贤惠的妻子相夫教子,想有与团长政委儿子一样的前途……
    对此内心深处的念想,1969年达不到,也不可能达到。1979年后,竟然一点点成了现实。正如林教头所叹:“天见可怜!庇护天下善人义士”!
    3、蜜蜂来了
    水管站是白茫茫碱滩中的一方世外桃园。数十棵杏子开花,红如火,白似雪,“小白长成越女腮”。小径两边,白杨夹立,春发新叶翠欲滴。漫步绿荫,看着韭菜茂盛,葱叶如箭,芹菜油碧,令人如闻菜香,心旷神怡。
    新疆干旱少雨,全靠雪水融化灌溉农田。有水才有绿洲和生命。河流一出山口就有分水闸,就有看水员。几个县用一条河水,闸口上就必须有各县的看水员。42团用的岳普湖河和叶尔羌河的水,看水点最远离团场50多公里。看水员长年在远离人群的闸口上,水管站是管水和看水员的,也是看水员的粮油菜供应站。
    种菜班长赵吉延,脾气急躁,人称赵二秋。他又矮又瘦,辱没了山东大汉的美称。领导敬他三分,大家惧他三分。只要他在菜地发现陌生的脚印,立即会在小院里嚷半天。他极勤快,天不亮就干活,累了往埂子上一蹲,直勾勾望着茄子辣子发楞。谁要买菜,拿着交过钱的发票还得陪笑脸。
    我对赵吉延很敬重。他有一股中国农民的淳朴憨厚,敢作敢为。可惜文化太浅。“文革”开始,因为他苦大仇深,被推举为群众组织头头。但团临时文革外调令人一惊:1960年闹饥荒饿死人。山东一个贫困山区一位年轻的大队书记,“放卫星”,他“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大炼钢铁,他带头砍果树,硬是用木头炼出一坨铁咯瘩;办食堂,他挨家挨户砸锅拆灶;但是,当乡亲们饿得要死时,他把大队仓库里的种子和少得可怜的粮食,给饥饿的社员们一分,本人销声匿迹逃了。此书记就是赵吉延。在走西口的滚滚人流中,他认定一条走得越远越好,于是被自流人员收容站送到岳普湖县木华里。他被42团临时文革定性为“自动脱党人员”,群众组织头头当不成了。他却公然请探亲假回山东老家,带回一个娇小善良的农家媳妇。居说那媳妇的父亲当年吃了他私分的“公粮”才没饿死,为报冒死开仓救命之恩,将女儿许配于他。
    那天,突然响起一阵阵嗡嗡声,空中小虫穿梭飞舞。蜜蜂!原来是赵吉延从夏巴扎公社请来了养蜂人,带来三十多箱意大利蜂。他在山东老家时,年年请养蜂人到山沟里传播花粉,提高苹果产量。没想到赵吉延招来的这群小小虫儿,引得我一场终生难忘的经历。
    养蜂的一对夫妇人缘极好。女的叫邓花茹,说话慢声细气,待人真诚。男的名牟旺志,人称老牟,一点儿不像干活劳动的人,像个教员,长相宽厚,说话高雅,待人接物,极有分寸。他俩开箱检查蜂群时,我和会计李国平常站在边上看。李国平是上海支青,戴着一付酒瓶底儿眼镜,十分好学,居然找来一本《养蜂学》研究学问。站长黄朝刚是转业军人中最通情达理的一位。他主持批斗会不打不骂,讲政策讲道理。在“左”得疯狂的年代,像他这样头脑清醒的人不多。赵吉延出点子用卖菜收人的钱买了8箱蜂。黄站长叫我去学养蜂。我年轻浮躁,加之孙祜一句“大丈夫岂能与小虫虫为伍”,我表示“我是搞测量的,不是来养蜂的”。赵林章的一句话使我醒悟:“艺多不压身,养蜂也是一种本领。天灾人祸饿不死的是手艺人。”话浅理不浅。悟透了终生受用。我答应去养蜂。
    我借来李国平的《养蜂学》,跟着老牟学养蜂。但是始终不能静下心来。我们这一代人深受“泛政治化”的影响,思维完全政治化。当我打开蜂箱时,我想的不是如何提高蜂蜜产量,而是全世界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在水深火热之中吃不上蜜。学养蜂成了小和尚念经一一有口无心。
    中国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也容不得一颗平静的心。高音喇叭传来的消息更叫人不能专心养蜂:党的九大胜利召开。毛主席发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伟大号召,林彪副主席被党章规定为接班人。老百姓是哑巴吃饺子心里有数:刘少奇在一年前已被永远开除出党了;接班人也是出了窑的砖一一定型了,不知“更大胜利”是什么。
    珍宝岛的战斗英雄孙玉国出席“九大”,毛主席居高临下与他握手。“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打核战争!”播音员的声音铿锵有力,仿佛勃列日涅夫的手指已按在核导弹发射钮上。紧接着传来的消息更令人愤怒:6月8日,苏军在我国新疆塔城地区巴尔鲁克山,强行绑架了兵团农九师边境农场牧工,开枪打死了女职工孙龙珍。
    好家伙!杀到我们兵团人头上了!孙龙珍的牺牲使我们受到强烈震撼:什么“争议地区”?!我们只争不议,那是祖先留下的土地,没有“议”的余地。沙俄侵占了我们160万平方公里土地,新沙皇又想把新疆分裂出去成为他们的又一个加盟国。从1959年始中苏边界日趋紧张,“文革”开始后更是剑拔弩张。珍宝岛那边动了枪炮,新疆这边是“扛膀子”。苏军在羊群转场路上设铁丝网,士兵荷枪实弹守住。兵团人手无寸铁,足立祖先留下的土地,像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安泰,一膀子把对方士兵扛开,扒开铁丝网赶着羊群过去了。那山那水那草场,是咱们中国的!扛不过膀子,侵略者动枪了!有种照咱兵团爷儿们胸口打,枪杀身怀六甲的女职工那是孬种干的事!
    2004年,我参加兵团成立五十周年庆典史料征集工作,意外看到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孙龙珍给她即将出生的孩子缝制的衣裳。我忍不住流下热泪,我想起我的1969年……我那时有一腔报国热血,有为烈士报仇的忠心,但却处处遇到赵老太爷式的“不准革命”。
    我们找来了地图研究巴尔鲁克山。不看不知道,看了吓一跳:巴尔鲁克山由北向西南走向,一旦失守,整个准噶尔盆地无险可守。“9、25”起义的的国民党老兵说,近代苏军曾两次从巴克图入境,越过巴尔鲁克山,如入无人之境。一次是1933年,盛世才和马仲英争夺乌鲁木齐。眼看盛世才顶不住了,苏军一到,马仲英败退南疆。第二次是1944年,苏联支持的“三区民族军”,有飞机坦克,一直打到玛纳斯河。此山在,北疆安,此山失,北疆危。
大家热烈讨论:我们能打仗吗?“文革”三年,全国乱糟糟的。新疆更乱,武斗不止,民族关系紧张。武器装备的差距就别提多大了。粮食都不能自给。42团的玉米是从伊犁走独山子至库车的公路运来的。汽车出发时下雪,过了天山到南疆气侯热了。雪化成水浸透麻袋,玉米发芽了。我们去卸车惊呼“麻袋长胡子了!”发芽玉米晒干磨成面太难吃了!玉米面馍蒸出来不能用手拿,一碰就散,得用菜刀平着铲。你还不能说难吃,那送粮的司机听了不高兴。他往车厢上一站,油黑的手指划着发表演讲:“你们嫌难吃?你们也是兵团农场为啥自已养不活自已?吃我们伊犁长了胡子的苞谷是你们的福气!干脆这样,我把你们拉到伊犁去,你们到那里现吃现拉屎,还可以肥田呢!……”听得我们无地自容。孙祜说“兵无粮自散”。说到点子上了,到底是打过仗的老兵!
    我哪有心思学养蜂啊!不是“批斗”,就是“准备打仗”!
    团领导在战备动员会上讲,一旦开仗,新疆要准备独立成为一个战区,因为侵略者会首先切断新疆与内地惟一的铁路通道。这一讲可起了“副作用”:不少“革命左派”在捞取官职后,纷纷千方百计内调。而走不了的“扎根派”是1949年进疆老兵、起义的“残渣余孽”、刑满就业人员,这些人能打一场现代战争吗?除了进疆老兵,让那些人握枪杆子放心吗?
    那天,我们关于战争的高谈阔论,竟然把水管站的刘副指导员“吓跑了”。这是李国平事后告诉我的。
    那天,刘副指导员和我们四五个人一块儿给青菜定苗。我和李国平高谈阔论:如何与苏修打仗。必须守着边界的山,不叫苏修坦克进来,否则南北疆两大盆地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但是,如果对方实施空降,坦克大炮伞兵一下子落到大戈壁滩上,那就难说了,现代战争叫立体战争。别说多,有两辆坦克空降木华里,42团准一片混乱。用40火箭筒打?有效射程一百米。等坦克离你一百米,不知你挨了多少机枪子弹了。还有一个不得不预料的事:如果分裂分子,再打出“东突厥斯坦”的旗帜,与侵略军相呼应,那就更难收拾了。苏联设在阿拉木图的“灯塔”维吾尔语广播电台,天天煽动“独立”,号召“暴动”。
    孙祜边卷莫合烟边说,咸吃萝卜淡操心。解放军是吃干饭的?中央军委睡大觉了?轮到你们当狗头参谋了?六0炮别走火了!他说的六0炮走火确有其事。1966年夏天,值班连搞了一次六0炮实弹射击。那天上午,炮班擦好炮筒炮弹,摆在宿舍门边。宿舍是大通铺,睡八九个人。午饭后,班长与一班人在铺上打扑克。这时,一个上海支青进来了。这人小时侯得过脑膜炎留下后遗症,因为出身好被选进值班连。他看看打朴克,没人理他。他站在门口,望着支好的炮筒发愣:怎么炮弹比炮筒粗呢?他拿起一发炮弹在炮口比试。手一滑,炮弹一下子填进炮口。轰隆一声炮弹飞出。幸亏炮弹没装引信,否则一屋子人一个也活不了。班长一把把人按倒在床铺上。等满屋尘埃落定硝烟散去,抬头一看,那炮弹卡在房梁上,那位知青满头尘土吓傻了。“六0炮走火”成了笑料。连长怒骂那位脑子不够用的上海知青:“你他妈阎王爷嫖风一一胡日鬼!”这句话很快传遍全团。
    我们不理会孙祜泼冷水,只管时而争论,时而大笑,没注意刘副指导员闷头不响,专心听着,笑容凝固了。不久,他回陕西老家探亲,费尽心机弄来调函,举家迁陕。他对最贴心的人说这里不是久留之地。
    战备已经闹得人心惶惶,又传达了一个更加骇人的消息:岳普湖和伽师地区将有一场大地震!整个木华里不论革命派、保皇派,还是“牛鬼蛇神”,人人惶惶不可终日。见面问话互相打听“啥时地震”。
    42团的房子经不起那怕很轻微的地震:干打垒的墙早就让盐碱泡酥了;土块房是单坯墙,连草泥抹面都没有;知青连队的最好的房子也不过墙基有五层砖。最坚固的建筑算团部办公室,有十几层砖。就在这栋办公室里,演出了惊恐万分的一幕。
    那天,我作为水管站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参加了团部的学毛选讲用会。办公室是回字型建筑,中间是能坐八九十人的会议室,四周三面走廊办公室,一面正门。周永新副政委讲学毛选的体会。他正慷慨激昂讲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革命精神,坐在正门边的几位上海支青听到轻微的响声,往外一看屋顶石灰落下几片。他们像被电击一样,连喊一声都来不及,争先恐后往外窜。会场立刻炸了营。反应迟顿的人不是被推开就是被踩在脚下。当时,我坐在里边靠窗口,正巧钢笔掉在地下。我弯腰去捡时只听见桌椅板凳乱响,有人踩着我的背跳出窗户。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刚要直起腰来,第二个、第三个人拿我当了垫脚石跳出窗户。我背上留下了好几个脚印。等我直起腰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一眼望去,周副政委坐在讲台上纹丝不动,面不改色心不跳。我立刻镇静地坐下来。几分钟后,逃兵们纷纷重新归座。虚惊一场。周副政委什么话也没说,继续讲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我开始敬佩周副政委了。
    有人揶揄我:“在地震发生办公室摇晃时,陈平同志弯下腰喊道,别管我你们快走!从我背上跳过去!跳呀……”
其实,真正的地震是“文革”。木华里已经放不下一颗平静的心。我不能静下心来研究养蜂!地震使“牛鬼蛇神”因祸得福:团临时文革决定暂时不搞大型批斗会,各单位分散批斗,注意防震。
    4、夜走夏巴扎
   
    蜂群转移必须夜晚。那天闷热,夜空晴朗,繁星闪烁。蜂箱装得很高,机车后灯映在宽大的蜂箱上,像一堵在黑暗里移动的墙。我们坐在“墙”顶上,如浪飞舟,颠簸晃动。我紧紧抓住煞车绳,听见底下传来蜜蜂的抗议声,心中不由一丝悲凉:空有一腔报国热血,战备却叫我走开;“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我是42团五千汉族人中的一个,却叫我孤单一人去维吾尔族老乡窝窝里“与小虫虫为伍”。《流浪者》中拉兹唱道:“我的命运我的星辰,请你告诉我为什么这样残忍地折磨我……啊巴拉古!”
   
    岳普湖县城一根扁担挑两头:往东35公里是42团,往西18公里是夏巴扎公社,沿途多碱滩荒漠,人烟稀少。旧社会,新疆讨饭的都得有头瘦驴,不然从这个村子到另一个村子会渴死饿死。我们一夜走了53公里,天快亮时到了夏巴扎。蜂群放在城关大队一小队的林带里。直到中午我们才吃上饭。馒头蘸蜂蜜,香甜可口。我逐渐养成喜吃甜食的习惯。
   
    我不知多少次路过夏巴扎。五十年代,木华里只有小学四年级。上五年级就得去疏勒县前进中学。十一二岁的我,常常坐马车走这条路。团里专派一名身背驳壳枪的干部,护送我们去上学。马车走三天,男生大多数走路,让女生坐车。路上遇见的维吾尔族老乡,十分友善好奇。这条路上的“汉族巴郎”是十分稀罕的。护送干部一路讲战斗故事,兰卅打马家军,奇袭西宁,走路进新疆。夜宿大车店,护送干部抱着枪睡在门口。那时多么美好!没有“红五类”“黑五类”之分,大家都是祖国的花朵,“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现在,“文革”波浪把我推到这“一个馕就滚到头”的夏巴扎!
   
    我住在公社礼堂的办公室。这个礼堂是个半截子工程,大礼堂已封顶,未抹面装修,门窗残缺。正面是两层楼,上面是电影放映室,下面是一排办公室,空无一人。我住在东头楼梯拐上去的那间屋里,有地面砖,有电灯,这在夏巴扎已属奢侈了。夜里,这里像中世纪欧洲被废弃百年的残破教堂,荒凉冷寂。礼堂常半夜传来莫名其妙的怪叫声砖石碰响声,令人悚然惊梦。问老牟,老牟深沉一笑说要么是猫狗斗架,要么是“巴郎子和洋杠子幽会”,你别理会就是了。“洋杠子”这个词是个误会:汉人以为是维语“妇女”之意,维族人以为是汉语称女人为“洋杠子”。
   
    我从小生活在汉族人的群体里,很少与维吾尔老乡打交道,一夜之间,我被抛进“维吾尔族老乡窝子”,夏巴扎公社万把人,汉人不满百。巴扎镇上汉族人仅十几个:书记王浩祥、副书记张华东、老牟两口子,还有一位无锡农机校的大专生江配吉,后来成为我的朋友。一出门,看到的全是维吾尔族老乡,听到的全是听不懂的语言。后来回顾这段经厉,我的独立思考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得益于我长期独立工作和在夏巴扎经历的动乱。
   
    江配吉很快就和我熟了。他告诉我,巴扎上就十几个汉人,还有几十户汉人在离巴扎5公里的林场,都是三年困难时期安置的甘肃灾民。林场还有二十几名接受再教育的大中专学生。星期天,他们会来赶巴扎(集市)。我立刻要求江配吉带我去林场。我特别喜欢与知识青年交往。我这辈子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我崇拜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只有心理阴暗的人,才把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称为“臭老九”。
   
    江配吉性格温和,常带微笑圆脸黑红,说话无锡口音很重。我俩一起去林场。走过一个又白又硬寸草不生的硷滩,老远看见一个瓜棚。看瓜人出来迎接我们。他叫张明康,新疆大学数学系毕业生。我们坐在瓜棚里聊了一阵子。按常理他应找个熟瓜请客,但他只有看瓜没有摘瓜的权力。摘一个瓜要小队长恩准。因为这块地的瓜是公社的“贡品基地”,公社的领导向县领导送礼品就只有瓜了。还有县财政局、水利局,一个财神爷一个龙王爷,不上供品是不行的。这块土地的特产有什么?粮棉统购统销,只有瓜果能自主处理。他的数学专业在这里得到重用:向生产队长汇报15亩地里有多少个瓜。摘掉多少,剩下多少。我说你们这么高的学问,在这儿真可惜。他若无其事地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吗。这里确实需要爱因斯坦才能弄清瓜的奥秘”。他才二十四岁,看上去却像三十多岁的中年人,缺乏激情,不知是不是装出来的“看破红尘”。这时,远远走来一个瘦小的十四五岁的孩子,手里提个小筐子。他是给张明康送饭的。那孩子衣衫破旧,细腿赤足,一双大眼睛流露出警觉、胆怯、随时想逃的神色。放下筐子,他就默默无语地到瓜地去拔草。张明康啃着玉米馍说他是哑巴,说是天生哑巴,我看不像。
   
    在林场我认识了七八个知青。有两位女知青住在一间破屋里。一位北京卫校毕业的叫方婉宁,戴眼镜,肤白体瘦,举动活泼,表情丰富。另一位新疆卫校毕业的叫黄智琴,身体健壮,面色红润,举止稳重。方婉宁京腔圆润,见面就熟,与我握手却对着江配吉喊道:“你怎么那么长时间不来?”江微笑着只顾点头。
   
    他们都分散在贫下中农家里搭伙吃饭。吃饭时,我认识了几家汉族人:开拖拉机的李吉友、安诚,是灾民的第二代。大家谈话中都为夏巴扎和岳普湖县的混乱形势担忧,都在问王书记张书记在干什么。
   
    那天知青们来赶巴扎,聚在江配吉的屋里改善伙食。买了两只鸡,炒辣子鸡,又炒了一大盘鸡蛋,这都是稀罕物品。大家边吃边谈,趣味横生。吕书玉是新大政治系毕业生,一副奶油小生相,金鱼眼又圆又鼓,看谁似乎都不顺眼。他一听我是兵团人,立即问你知道农一师政治部主任吕敏吗?我答知道。他拍着胸脯大大咧咧地说,我是他的公子。他叫我上大学选政治系,叫我将来当大官儿。害了我!学农机的可以到公社拖拉机站当技术员,拖拉机一到生产队至少有炒鸡蛋、白面馕、酸奶子;学医的可以当赤脚医生,至少可以弄点清油;学政治的呢?只能老老实实接受再教育,因为这是最大的政冶!我说现在不是学马列主义的吃得开吗?他激动地说他们搞的“马列主义”和我们学的马列主义根本不是一回事儿。我们那一套吃不开!他们那一套我们没学会……江配吉一脸和事佬说吃肉吃肉,把话岔开了。知青们聚一块就牢骚满腹。我在日记中提醒自已:不要受消极情绪干扰。要发牢骚,我的苦楚委屈还没处诉呢!但是,通过别人的口发泄自已心中的郁闷不也快哉!
    我把吕书玉的话告诉老牟。老牟文化程度高,阅历丰富,看人看事,又深又准。他说高干子弟,养尊处优,一遇大起大落,容易走极端。“文革”刚开始,吕书玉是新大“红二司”小头目,不久,父亲成了“叛徒”,他就成了逍遥派。这也好,他没在新大武斗中送掉小命让高音喇叭喊“永垂不朽”。
    后来和吕书玉交往几次,他的直率坦白令人喜欢。他最后一次在“牛棚”里见到父亲,父亲几分悲怆地说,你妈那里有件虎皮大衣和一千五百块钱,留给你。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到了知青点,他到处宣称:谁嫁给我虎皮大衣给她,还有一千五百元钱,走资派老爹给的。那年月,一千五百块钱可是笔巨款,相当于我四年的工资。贫下中农们怜惜地叹道:这娃子脑子受刺激了。其实他心里明白得很。当他听说父亲从“牛棚”里被解放,还没恢复职务,立刻从林场消失了,连行李都丢下不管了。
    老牟告诉我江配吉和方婉宁在谈恋爱。我恍然大悟:难怪方婉宁走路那么轻快,说维语“马克来(可以)”音调又高又润,像京剧花旦的道白。也难怪巴扎天常吃江配吉的辣子鸡,我是秃子跟着月亮走一一沾光了!
    去了几次林场,感慨万分。我从小就向往上大学,大学是我心灵里的神圣殿堂。我最崇拜《青春之歌》中的大学生卢嘉川、林道静。谁知连高中的门都进不了,成了“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但是,如果我上了大学,又能怎样呢?不也与贫下中农“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吗?学数学的用来看瓜数瓜;学医的给赤脚医生当助手;大学生接受大老粗的“再教育”。还是没上大学好。然而,我天生喜欢读书思考,知识对我有不可抗拒的磁力,人有了知识才活得像个人。我向张明康说借本大学语文课本,他奇怪地盯了我半晌,说下乡知青没人带课本。那东西没用,有砍土镘就行了。笔杆子不如砍土镘把子。
    林场的那个小哑巴使我心灵震撼。那天,我经过公社门口的马路,传来一阵音乐声,一个维吾尔巴郎背着半导体收音机,骑着自行车飞驰而来。那年月只有显贵人家,才有这种派头。这时,斜岔路口忽然冒出一辆毛驴小胶轮车,我认得是小哑巴赶的车。那驴一惊撞倒了自行车,绑在收音机外面的电池散落沟里。那巴郎爬起来气呼呼地把小胶车掀翻,一把推得小哑巴倒退三尺。我立即胀红了脸一步抢在俩人中间,对巴郎说:“不许打人!”我的一身旧军装起了作用,那巴郎以为我是支左的解放军,悻悻然扶起自行车走了。小哑吧望着我,嘴唇颤抖着,似乎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低头抹泪拉着毛驴车走了。
    我把这事告诉老牟。老牟悄声说,那孩子其一点不哑。“文革”开始不久,湘西山区有几个县风传地富反坏要造反,“革命造反派”要先下手“斩草除根”。其实被害的是地富子女。小哑巴死里逃生,跑到天水。讨饭时遇到李吉友老父亲,被带到新疆来了。他爷爷是地主,早死了。父亲临死叫他逃跑永远装哑巴。林场人都知道他的身世,都同情他保护他,从不叫他干重活。他常赶毛驴车来买东西。这事听得我透心透骨冰冰凉。很长时间后,我时时强迫自己不去想他。但是,那眼神是新中国少年不应该有的:孤寂、惊恐、绝望……
    我暗自庆幸我出生在新疆,生长在兵团。兵团有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对俘虏兵都不杀不侮,更不会像湘西那样“斩草除根”。虽然兵团的“文革”也严重混乱,但“讲政策”这一条是从建军开始形成的文化传统。对“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是喊着“给出路”的。文化氛围对一个人的成长太重要了。山中草叶,有的掉在河里不知飘流何方,有的被野兽吞了,也有挂草枝上状若残花。由不得你也!……
    人比草木悲,心比残花凉。
    头次去林场,最大的收获是得了几首不知真假的手抄本,未发表的毛主席诗词。其中一首《诉衷情》:
    父老忠贞为国仇,何曾怕断头。今日天下红遍,江山谁守?业未终,鬓已秋,泪空流。你我忍将夙想付东流。红楼一梦传千古,影映封建赋王侯。自古忠臣多逆子,惟有宝黛入神州。
    吕书玉说假的,红太阳不会流泪。我只能在心里说,是人都会流泪,包括伟人。杨开慧英勇就义,红太阳不是“泪飞顿作倾盆雨”吗!以词学论,《泌园春、雪》造诣极深,以情感论,《蝶恋花,答李淑一》最为动人。
        
    1969、7、5日     星期四    睛
    这次到夏巴扎来给我一个观察维吾尔族群众生活文化的机会。虽然是刚来,但所见所闻令人耳目一新,也有的事令人不解。今天去一小队长家,木板床上仅一旧毡子,一叠被子又脏又破,最值钱的东西是一辆锈迹斑斑的自行车,脚镫子只剩光杆杆。问他一个工分多少钱,他说八分到一角钱。我说一个壮劳力一天十个工分,也有一元钱,一个月也有三十元。跟我工资差不多。小队长直摇头说“白坎儿(什么都没有)”。他说,你姐姐家巴朗多,口粮多,义务工不出要掏钱,年终一算工分欠了二百元;你是“诺切巴朗(壮小伙子)”,一年工分扣掉口粮挣了一百五十元。会计告诉你,你的一百五十元吗,问你姐姐去要。你能去要吗?
    怎么会是这样?我有点不信,问老牟,老牟说多年以来都是这样,习以为常了。学毛选,记工分,讲用会,记工分,修语录塔记工分,就那么多粮食棉花,摊到工分上有几分钱?
看问题还是要看主流……
     5、不平静的土地
  
    到了夏巴扎才感觉到地方上的“文革”比兵团的“文革”复杂得多,突出一点是兵团不存在民族问题而地方上的“文革”是阶级斗争与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民族矛盾日渐凸现。“文革”开始不久,自治区的造反组织很快分成两派:保王恩茂的一派称“三促”,打倒王恩茂的一派称“三新”。两派对立,武斗不止,全疆混乱。1968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革命委员会,曾宣布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派性争斗,必然会把军区和兵团牵扯进去。1967年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十二条》,规定对兵团实行军事管制,在新疆军区党委领导下开展文化大革命。1968年,岳普湖县搞了“大联合”,成立了革委会,姓陈的军代表当了主任。大局虽然混乱,但武斗基本控制住了。然而,“巴楚造反派”以“大串联”为旗号窜人岳普湖县,而且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策略,岳普湖县局面很快不可收拾。一年前,中央就明令不准跨地区搞串联,全国的大串联早已被制止,但新疆仍在继续。“巴楚造反派”像瘟疫一样蔓延。他们已占领了铁里木公社,而且开始向其他各公社串联。夏巴扎公社是他们的重点:占领夏巴扎就切断了县城与喀什的联系。
    王书记和张副书记极为紧张,几乎每天碰头研究情况。常把我叫去了解42团“文革”的情况。我说万一“巴楚造反派”武力攻夏巴扎,你们可以到42团“上井冈山”。“巴楚造反派”占领铁里木时,公社书记张非就被当地维吾尔群众护送到42团。他们绝不敢到“艾尔比买当(解放军农场)”抓人。张书记现在还在团里“避难”,住在一位名叫赵才的甘肃老乡家里。
    后来回想起来很感可笑:我,一个普通的职工又属“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居然成了42团驻夏巴扎公社的“支左军代表”。不在南疆长期生活,不经过一系列动乱,你就不知道“艾尔比买当”的份量。中国革命是先有共产党,党创建了军队,枪杆子里出政权;而在新疆少数民族眼中是解放军来了,建立了党组织和人民政权,土改建政,轰轰烈烈,“先有军队后有党”,因此在老乡心中不自觉地把人民解放军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而属解放军序列的兵团农场的份量之重不言而喻。在“造反有理”的口号下,有人喊“打倒党内走资派”,老乡们会举拳头呼应,因为这个口号是“文革”中共产党自已提出来的;但是谁要喊“打倒解放军”,老乡们会立即挥拳把你打倒!因为解放军是人民子弟兵;解放军来了才有减租反霸、土改建政,才有了农民的命根子土地。
    正因为这样的社会心理,两位书记对我十分信任,重要情况常告诉我。我在夏巴扎转悠一圈,实际上等于宣传“别忘了岳普湖县有解放军农场(艾尔比买当)”。对那些心怀叵测的“造反派”是一种震慑。我不自觉地成为一种强大力量的象征。我暗中自嘲“拉大旗作虎皮”。公社领导早晚碰头已成惯例。我常常看到三个人密商大事:两位书记和吐地色力。在夏巴扎我接触过的维吾尔族干部中,印象最深的是吐地色力。他是公社民兵干事,当兵8年,参加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转业到地方后,一举一动仍是军人气质。他的脸色几乎天天一个样儿:严肃、沉默寡言、紫铜色而且没有深浅层次,似乎从无笑脸。他对两位书记十分忠诚,常常与书记在一起用维汉两种语言交谈。在“文革”的极端混乱中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后来发生的事使我坚信共产党新中国培养的少数民族干部,绝大部分是靠得住的。
    那天,我从老牟家吃了晚饭,夕阳斜照,低矮的土块房上飘着炊烟,几个欢快的小巴郎牵着奶牛走过,好奇地盯着我这个汉族人。泼过清水的小院子透出阵阵凉气,使人忍不住深呼吸吐出胸中燥气。过了十字路口,进了空旷的公社大院,看到王、张两位书记和吐地色力神色严峻地交谈着。他俩手里拿着一张印刷品。我走过去说:“这是啥?出什么事了?”王书记沉稳少言,城俯较深。张书记毕竟年轻,性格直率:“传单。巴楚造反派的。”我心里一惊,这伙人到夏巴扎来活动了!传单是维吾尔文,吐地色力送来的。两位书记不仅维吾尔语流畅,而且王书记精通维吾尔文。我那时还不识维吾尔文,只觉得那是波浪般曲线加了莫名其妙的点儿。后来我学会维吾尔文,才深感那是一种简洁流畅,书写快捷,音调优美的文字。
张书记告诉我传单内容:煽动“造反”,提出三条口号,“造反有理”“宗教自由”“彻底自治”。我猛一听觉得这三条没有想像得那么敌情严重。我这人一辈子做不到喜怒不形于色,我的心理活动从眼神从气色明白流露。书记们一分析,我心里立即紧张起来。
    “这是写在纸上的东西。他们已经派人到巴扎上演讲了。第一条口号是幌子,不喊不行。他们要欺骗群众,说不起来造反就是不听救星的话。如何造反?手段是第二条口号,煽动宗教狂热,组织‘圣战’;以‘圣战’来代替‘造反有理’。目的是第三条彻底自治,彻底到什么程度?”
    “他们在巴扎上演讲,煽动反汉排汉。把共产党和汉族人混为一谈,打倒‘党内走资派’成了赶走‘汉族书记’!”
    我不知说什么好,我的知识太浅薄了。
    两位书记交代吐地色力把民兵组织好,反对跨地区串联,保卫夏巴扎公社临时革委会。吐地色力沉着脸点了点头。我真想对他喊一声说点什么吧。但他被昆仑山风雪烈日折腾黑了的脸似乎永不变色。摸不透这位维吾尔族武装干事到底心里装的什么……
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啊!那天夜里,我如卧针毡,胡思乱想。民兵能保得住公社“临时文革”吗!1949年解放军进疆,甘肃临兆一批学生参军。王书记就是其中一个。他们有文化又年轻,经过军旅锻炼,投人土改建政。他们很快学会维语,组织贫下中农斗巴依分田地,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热烈拥护。大凡游牧民族,部落意识极强,非常崇拜头人。这是一种几千年的文化心理积淀。老乡们第一次听到从俄语转译的新词“帕日提也”(共产党),是汉族人带来的,于是这两个概念在文化普遍很低的少数民族群众头脑中形成叠影。而“色格达尔”(书记)被当成头人来崇拜。
    宗教文化形成的思维定势:真主伟大,穆罕默德是他的忠实使者。于是,伟人可以横跨人神两界,既可是平常的人,也可替神代言。王书记是平常的人,汉人,但他说的话是共产党的意志,那可是“能叫大山走过来的话”。传说穆罕默德创立伊斯兰教之初,曾告诉信徒明早到麦加城外,他会叫大山走过来。第二天早上信徒聚集城外,穆罕默德喊了几声,大山纹丝不动。他说既然山不走过来,我们就走过去吧。
    朝圣归来的穆斯林可以在名字后加阿吉,那是一种荣耀,一种尊贵。解放前,只有极少富人有钱去朝圣。从喀什到麦加往返需一年。夏巴扎有一个吐逊阿吉,从清末始代代有人去麦加朝圣。方圆百里,无人不知,无人不畏。解放军组成的土改工作队一来,发动群众,吐逊阿吉血债累累。他家门口大柳树下曾吊打过欠债的长工,是夏巴扎的“黄世仁”。一声枪响,百里震骇。维吾尔人口头文学极发达,有专讲笑话和故事的艺人。老乡们逢节日或结婚喜庆,专请讲笑话讲故事的艺人彻夜表演。著名的《阿凡提的故事》就是民间口头文学的杰作。吐逊阿吉被镇压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工作队威望极高。甚至工作队长骑马时,那些被解放的长工非要弯腰托着工作队长的脚上马。
    按照夏巴扎老乡们的思维,王书记是汉族,是惟一的传达共产党“圣训”的使者,惟一的政府代言人。不要说王书记三天两头坐着马车走村串户,就是他整天睡大觉,他的威望足以使这片穷乡僻壤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文革”一来,思想大乱。土改培养的一批少数民族干部,一夜之间成了“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执行者”。他们委屈地说二十年了,我们只知道共产党毛主席,刘少奇还是第一次听说,怎么成了他的人……“踢开党委闹革命”,谁要1950年这样喊非掉了脑袋永远吃不成馕了!可今天这样喊这样干的人,居然进了“革委会”了。王书记是一种象征。但他象征的那座山动摇了……
“路线斗争教育”,立刻使老乡们联想到复杂激烈甚至你死我活的教派斗争。原来这座大山的内部……山在呼唤:来挖石头来砍树吧来修理我吧!“造反有理啊!……”
    维吾尔人是十分淳朴真诚的,是非常听共产党的话的。老牟讲过这里发生的故事:维吾尔人世世代代不吃猪肉不养猪。解放后,新中国对少数民族的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十分尊重,宗教信仰自由。不但不主张少数民族养猪,而且不提倡当地的汉族社员养猪。“文革”一来,全乱了套了。党的民族政策被歪曲被破坏,极左思潮宣称最高指示“以养猪为中心全面发展畜牧业”,夏巴扎也开始养猪。刚开始小队里安排地富子弟去养猪,有个贫农说我们应该带头听毛主席的话,我去养。有一次一头小猪崽病了,他抱着小猪仔走了几十里路找公社兽医站看病。消息传开,一位记者来采访他,问当你抱着病猪仔时怎么想的?他非常认真地纠正说,那不是“乔其岗(猪)”,那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阔依(羊)”。
    从此,我们也把猪称之为“毛主席(的)阔依”。说实话,这是讽嘲极左思潮的荒唐可笑。
    这个故事可以有各种解释。有人说这表明老贫农的诚实憨厚和对领袖的深厚阶级感情。既然是老实人为什么要鼓动他“造反有理”呢!……
    开拖拉机的安成,是个精干的小伙子。父亲是1960年的甘肃灾民,被安置在夏巴扎林场。他说维吾尔老乡思维很怪:有一次一辆毛驴车在公路上逆向行车,他们认为走左边走右边都一样。一辆汽车过来毛驴一惊一拐,毛驴车被挂翻了,撞碎了汽车大灯。赶车人和司机争吵起来,马上围了一堆看热闹的老乡。司机说你违反交通规则,要赔车灯钱。赶车人沉默一会儿突然问“铁硬还是木头硬?”司机莫名其妙答“当然铁硬。”“汽车是铁作的,毛驴车是木头作的,铁碰木头就是强壮的男子汉打小巴郎,就是恃强凌弱,肯定是铁没道理!”司机一下子愣住了,回不过神儿来。周围人一迭声“托乎热(对)!”
    听得故事越多,就越感到这个有趣的少数民族有吸引力!王洛宾仅仅在这个民族的文化海洋里游了一趟,就创作出那么多脍炙人口的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打住!现在可不是唱这种歌的时侯。但我观察和思考这个民族总可以吧!
那个巴扎天,我特意背着林娃去转巴扎。我要认真观察一下维吾尔人的生活。巴扎上布要布票,买一个200克的白面馕要掏出两公斤粮票,因为粮食局供应粮粗粮是百分之九十。卖瓜的较多,有人把瓜一剖两半,用刀把瓜肉搅成糊糊,泡块苞谷馕,吃得眉飞色舞,赞不绝口:“塔特勒克!”林娃告诉我是“甜啊!”最抢手的是鸡蛋,常有县城里的干部到巴扎各路口一蹲,逐人盘问“土红巴莫(有鸡蛋吗)”。人们扎堆儿买石油,家家户户用油灯。林娃不耐烦地教我:石油叫“克尔逊”。老乡们看我背着小翻译,都笑了。他们特别喜欢会讲维吾尔语的汉族人,更何况我背上后夕林娃6岁,是王书记的小儿子,白胖可爱,一开口说话与当地的小巴郎一模一样。他奶声奶气给我当翻绎。巴扎上的人几乎都认识他,所有投过来的眼神都是友善和睦的。卖凉粉的拉着小胖手非要吃一碗不可,卖沙枣的把沙枣往小胖手里塞往我兜里装,最可笑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卖炭翁”摸着林娃的圆脑袋问“王书记家柴禾烧完了没有”。还有一位身穿印着“日本尿素”白衬衣的小队长,硬把一包红皮鸡蛋交我转送王书记。碰见江配吉,他买了一只鸡。显然方婉宁来了。我说我真有口福,又要沾光了。他抚摸着林娃开玩笑说夏巴扎的小太阳这么胖。我说太阳要瘦了那天就塌了,万物生长靠太阳。
    我很喜欢江配吉,他随和朴实,性情平和。我说在巴扎转了一圈,老乡们看上去都很友善,没有一点动乱苗头。他说夏巴扎本地的老乡很听话很朴实,如果没人煸动没人蒙骗,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乐天知命,不会闹事。但是,现在就难说了。铁里木公社书记被赶跑了,艾西曼公社书记被赶跑了,下一个是谁?“造反有理”前面还有几个字“对反动派造反有理”,他们为啥把前四个字取掉……
    又吃美不可言的辣子鸡,又听见那京剧花旦的婉转清脆的声音“马克一一来!”又面对那白皙的活泼可爱的脸蛋儿。真令人羡幕江配吉!但又一想,天下大乱,还有心思谈情说爱……不对!抗战时期,东北学生唱着“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不照样恋爱结婚,抱着孩子流浪。天下再乱,人的本性不变。
    回首我活到二十一岁,怎一个乱字了得!我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那天参加工作,当了兵团农工,屈指五载,何曾平静过!社教没完“文革”又来。连队那本花名册一打开“惊心动魄”:镇反后刑满人员、反右后的右派分子、社教中的坏分子、历次政审后的“阶级异己分子”、三年困难时期的自流人员,更不用说地富反坏出身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文革”开始,极左思潮猖狂,一位“革命造反派”惊呼“兵团没几个干净人!果然是国民党改造了共产党!”
    42团乱,岳普湖县更乱!“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都道他乡是故乡”。何日是尽头……生逢乱世,国不像国,家不像家,无书可读,无技可学,只有自寻乐趣,叫花子唱山歌一一穷开心了。
    我想到了小虫虫:蜜蜂是世上最完美的动物!尽管我被蛰得手腕红肿,但我仍赞美蜜蜂。一个蜂群是一个王国,只能有一个蜂王。蜂王体大雄壮,终生只飞出去一次与雄蜂交配。此后便每日巡视领地,只管产卵。工蜂分工极细,有清洁工、保安、饲养员,大多是长工专司采蜜和花粉。一公斤蜜要飞六七万次,白天采回蜜,夜里扇翅把蜂蜜吹干。一个群落的蜜蜂绝不能进另一群落,但刮风下雨可以进去躲避。
    人类社会不需要“蜂王”,除此之外蜂群社会的一切美德都值得人类学习……
    梦里不知身是客,当个蜜蜂多快活!
            
    1969、7、19日     星期四   晴
    蜂蜜是香甜的,养蜂是辛苦的。我的手背被蛰得肿了,手表无法戴,夜里睡不成觉。老牟给我一本《养蜂学》,我看得入了神了。蜂群是一个完美的社会,等级分明,但没有阶级矛盾,各尽其能,按需分配,极有秩序。也许人类的未来就是这样:自觉地勤奋劳动,无私有财产,无争斗抢夺,而蜜汁涌流……
    穆罕默德在天堂看到的一条河流着蜜汁。
    有趣的是,维吾尔语中的蜂蜜叫“艾塞勒”,与“著作”的发音极相似。“毛主席著作”发音不准容易听成“毛主席的蜂蜜”。也许书会给人以甜蜜感。
    手被蛰肿了。我忍着痛赞美蜜蜂!
    6、十一连被抢
    没有电话,没有书信。孤独感常萦绕心头:42团怎么样了?是否意识到危机正在降临?还有父母在十一连怎么样了……我几乎成了精神上的鲁宾逊,只有一个伙伴“星期五”:夏巴扎的仅有的几个汉人。
    在木华里,我觉得生活乱哄哄的,斗个不停,到了夏巴扎这个“维族老乡窝窝子”里,我才倍感在42团水管站的生活那么令人留恋回味:会计李国平,司务长陈海泉,上海知青,年龄相仿,又都是理想主义者。三年一探亲假,从上海返回必须请客。那天一连上海知青张金根探亲回来,到水管站聚会,我尝到了梅干菜炖肉,卷子面,三色牛奶糖。阿根中等个儿,园脸茂发,聪明活泼。他吃得高兴时,放开喉咙清唱《沙家浜》。从“你待同志亲如一家”到“十八棵青松”,从沙奶奶、阿庆嫂唱到刁德一,字正腔圆,响遏行云,林中乌鸦麻雀静聚树稍,我们击掌喝彩也居然没有惊飞满树鸟儿。那滋味几十年后想起来都令人流口水,那京剧几十年后放开光碟一听依然令人击节叫绝,而那些风华正茂的年轻人则永远刻在记忆里令人回味了……“当我离开她的时侯,好像哈密瓜断了瓜秧……”        
    没有上海知青,没有京剧,没有电话,不知42团发生了什么,我像行走在沙漠里,只听到自己的心跳和足音……
    赵林章骑车去合理闸路过夏巴扎,告诉我父母亲叫我回去一趟。没有重要事父母是不会稍口信叫我回去的。他们知道我正在“努力划清界限”。从1964年我当农工开始,我已五个春节没有回家过了。年年春节主要求去伙房当挑水工,过“革命化的春节”。赵林章也早知道我的心思,淡淡地说还是回去看看吧,父母就你一个儿子。我想起他在春天炸冰装炸药时也说过我是独子,不让我装炸药。他的话在我心里很占地方。老牟听赵林章一说立马催我:“到夏巴扎一个多月了,该回去看看了。”他哪里知道,我快一年没见父母面了。虽然都在木华里,相距15公里,走路也不过三小时,但回一趟家看到父亲被“军管”,母亲被歧视,我心里难受,更兼有人说你“划不清界限”。这层心思,无人可诉。
    我前思后想,决定回家看看。“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也不向领导告假了。
    我骑着心爱的加重飞鸽自行车上路了。一百多里荒滩土路不可怕,最怕车胎扎沙枣刺。我带上打气筒、胶水、板手等,老牟的贤妻邓华茹,给我灌了壶蜂蜜,说给老人润肺止咳。我登得飞快。军便服,旧军帽,路上遇见老乡以为我是当兵的。我有安全感。“巴楚造反派”还没发展到胆敢袭击解放军的地步。我从他们的“根据地”铁里木公社经过时,发现电影院房顶上有人持枪放哨。
    十一连是军管连队,三面沙包,往西一条路通十连。四周碱滩,没有菜地,没有绿荫。我一进家,母亲仔细端祥我说黑了瘦了,忙着给我炒鸡蛋。母亲是裁缝,连队近两百大人小孩,衣服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裁缝的活儿天天忙不完。父亲在瓜地看瓜,母亲叫我去瓜地找他。
    天己黄昏,大漠孤院,荒凉冷寂。有落霞无孤雁,有长天无秋水,苍莽沙丘如浪如波,永远疑固。瓜棚是三角形,用胖子草搭成。父亲站在渠埂上远望着我。
    我淡淡地向他问好。他眼神复杂,似乎有话不知乍说。我俩吃着甘甜的西瓜。他慢吞吞地告诉我,前几天十一连被抢了。我大吃一惊:他们竟敢冲击属于新疆军区的执行屯垦戍边任务的军垦部队!这么大的事赵林章肯定知道为啥不告诉我、只是叫我回家?……
    父亲是黄埔军校18期骑兵科毕业。那天他一见东边荒野尘飞马嘶,黄沙滚滚而来,立即判断是暴乱分子来袭。他急速跑回连队院里找到张副连长:“暴乱分子来了……”张副连长一愣神歪着眼珠喝道:“别瞎咋呼!制造紧张空气。”父亲只管报告根据马蹄声和扬尘,约有十几辆车一百多人。“你怎么知道是奔我们来的?”“我连孤悬大漠,又不通电话,容易成为袭击目标……”他*的!一副党国军人报告军情的样子!张副连长似信非信,爱理不理,袭击者已迅速包围了十一连。并首先控制了惊慌失措的张副连长。来袭者为显示他们的武器不是“吃素的”,朝天鸣枪三响。手持木棍匕首和鸟枪的人将院子各出口紧紧围住。
    大院里百十号人家属小孩乱哄哄的,解放二十年了,她们那里见过这个阵势。父亲那一辈起义军官倒还镇静,推举了一名精通维语的人与袭击者交涉。此人姓侯,起义时是国民党的团部副官。侯副官向对方头目说,这是军管连队,没有武器。那头目不信,说那些看管你们的警卫难道没有武器?侯副官答过去有,“文革”开始后中央军委下达“十二条”,兵团已被新疆军区实行军管,武器全交军区了。“中央军委”“新疆军区”,这些词有震骇作用。对方头目态度有所缓和,但下令逐屋搜查。侯副官立刻说,别吓住女人小孩,她们见了“皮恰克(刀子)”害怕。有的孩子已被吓哭了。双方达成协议,搜查者不带木棍匕首;一家家搜查,搜完一户后这家人进屋再不许出来。除了武器,不拿私人财物。
    两小时后,搜查完毕。袭击者一无所获,恼怒之下把伙房菜刀、捅火铁棍和十几袋苞谷面全装上车,喧嚣而去了。
    惊恐万状的张副连长连夜跑到团部报告。这事在42团引起强烈震动。1949年冬解放军进疆后,北疆剿匪平叛,南疆土改建政,受到少数民族热烈拥护。二十年来,除了1951年和田墨玉县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冲击杀害解放军之外,南疆从没发生公然煽动群众冲击解放军的事。现在发生了!虽然十一连是军管连队,但牌子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42团”呀!竟敢冲击解放军的军垦农场!太猖狂了!最高指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逆向思维:要夺去人民的一切,首先要夺去人民的军队。是可忍,孰不可忍!
    有个“9、25”起义的老同志说,从清朝南疆张格尔叛乱到1933年分裂分子在喀什建立“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国”,是一部血与火、分裂与反分裂的历史。当分裂主义、极端主义思潮泛滥时,要先兵而后理:当他知道你的兵威多强大时,他也许能听得进去你讲的大道理;当他认为你手里的枪是妇女的绣花针、城墙是纸糊的,他就敢为所欲为根本听不进去你讲的大道理。这位黄埔老军人的话不胫而走,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
    但是,团里就是否向边远连队派武装人员争论不休。据说,团临时文革强硬主张派武装班驻各连,并给可靠人员配枪,但周永新副政委不同意,说要执行“五不”政策……
    我心里乱糟糟的。回到家里,母亲是经过风浪的人,那天遇见抄家,她很镇静。她会一点维吾尔语,告诉那伙人家里“国民党那时有枪,共产党来了把枪收走了,连个牌牌子(收条)都没有打”。那伙人笑了,草草查了查就走了。
    十一连有两三户维吾尔族职工,那伙人对他们很客气,没有搜查他们的家。问他们谁家有武器,他们直摇头。
    这时,我明白了父母亲叫我回家的目的:商量一旦新疆大乱,汉人站不住脚了,咱家怎么办?我从未想过这个问题,这根本就不是个问题,就像不用操心太阳会不会掉下来。但我理解父母的心理。父母都是甘肃临夏人。临夏古称河州。清末马占鳌领回民造反,击败过清廷名将左宗棠。直到解放前,河州“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汉人村庄在山头上筑堡避难。1968年,我随母亲回临夏探亲,还看山头上到被称作什么“堡”的遗址。新疆阿古柏作乱,杀汉灭回,占领南疆长达十年之久。一直乱到1949年。共产党给新疆各族人民带来太平日子,“文革”一来,越弄越乱而且大乱将至。他们抢了武器干什么?绝不是像两年前“三促”和“三新”两派群众组织的武斗,而是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号搞分裂、在霸权主义支持下搞分裂。一旦得逞,覆巢之下无完卵。眼看大乱将至,你是独子,不要管我们,只顾往东走。公路铁路肯定不通了,只有从和田、民丰到敦煌,再到甘肃老家……
    这是多么可悲的画面!近代史上只有“9、18”事变后,在山海关出现过这种逃难情景。我想说点安慰的话,母亲立即堵住我的话:“什么都别说!你要说的我们全懂。我们该想的事该说的话一定要告诉你。你一个人在外头,遇到事一定要果断拿主意,保护好自已,不要牵挂我们……”
    我明白父母亲为什么这么想,他们经历的灾难太多太多。再说,这二三年多少人千方百计往内地走。有的年龄大的调不回去,把女儿领回老家找个女婿,退休叶落归根。每当一个干部调回内地,都会招来大家羡幕的目光。人们私下议论“这里不是久留之地”。也难怪这种想法,高音喇叭天天喊“要准备打仗”;珍宝岛已经动了大炮坦克;孙龙珍喋血巴尔鲁克山;“造反派”抢夺武器;岳普湖县将有大地震……“嗟此小民,谁能安忱!”
    难道真会天下大乱,生离死别?我鼻子一阵阵酸楚……怕什么?男子汉应当是刀架脖子不皱眉!况且红太阳还稳稳当当照着呢!
    世上只有亲情最宝贵最靠得住。而我还必须与之“划清界限”!我推着自行车不时回头看看父母亲所在的十一连。三年前我在这里搞测量,父母在五连。有次母亲托人稍口信叫我立即去五连。我走过沙漠时遇到沙暴,昏天黑地,被困五六小时。到了五连,母亲从墙洞里掏出一个缸子,清油中取出二两肥肉,说是等我回来一块儿吃……这“界限”如何划得清!
    到了水管站,我才知道十一连被抢在42团引起轩然大波:造反派要求实行“文攻武卫”,保护连队;而“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周永新副政委坚持“五不”政策,还说红军长征过藏区,受到藏民袭击,红军宁可流血,不予反击,硬是凭政策取得藏民拥护。
    我处于严重思想矛盾之中,搞不清那种意见正确:感情上强烈主张要保住团场必须“文攻武卫”,而理智告诉我周副政委是领导经验丰富的干部,他的看法一定有道理,也许现在我们理解不了,将来会理解。
    我特意到三连去找赵德章。三连是武装值班连,赵德章是我儿童时代的好伙伴。小时侯,我们一块儿骑毛驴,一块赤条条地游泳。那天,我们从泥水中出来躺在沙滩上晒太阳,用热乎乎的沙子捂小鸡鸡。正好一位回族老大娘骑着毛驴从渠埂过来,我们假装睡着了不想动弹,一动弹沙土一抖落,小鸡鸡就暴露无遗了。那老大娘笑着说:“尕娃儿们,起来,给条道儿。比你们那个小玩意儿大的我都见过了吓虎谁呢!……”我们倒吓得一骨碌翻下渠埂逃了。老大娘扬手拍驴哈哈大笑。
    赵德章告诉我值班连思想全乱了!复员军人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指示,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的问题。阶级斗争当然要讲政策,但枪杆子是讲政策的后盾。没有这个后盾,他会听你讲政策!也有人认为,周副政委毕竟是团临时党委书记,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但立刻有人反驳:“文革”一开始党委就瘫痪了,现在毛主席命令军队“三支两军”,各级革命委员会是军代表说了算,非常时期不能按常规办事。
    我听着觉得都有点道理,但都似乎不能让人心服。赵德章悄悄告诉我,值班连议论纷纷如果那伙人抢的不是十一连,而是值班连怎么办?临时文革已经在筹备成立“42团自卫指挥部”!以群众组织名义而不是以值班连名义“文攻武卫”。
    各连队兴起一股暗流埋藏东西。职工们过的是穷日子,月工资才33元8角8分,号称“3388大军”。但有的人家里有点值钱的东西,比如缝纫机、手表之类。这些富人虽然很少,但他们悄悄埋藏东西,立刻引起极大恐慌。有的人家里只剩下锅碗,其他东西都埋藏起来了。十一连一个老太太坐在沙包上嚎啕大哭,指导员问她哭什么,她说晚上埋的东西找不到了。问她埋的啥,她抽泣半晌说两双尼龙袜三条新毛巾,是托上海支青探亲带来的……
    我心想土改时是地主富农埋浮财,今天是广大革命群众埋浮财,“文革”到底是怎么回事?更令我哭笑不得的是:水管站站长黄朝岗派人把我的一个人造革皮箱也埋起来,还严肃地把我带到牛圈后面一丛胖子草边,说实行坚壁清野,你的东西就藏在这里。
    1998年夏天,我举家迁往乌鲁木齐。家人说把这个破旧的人造革箱子扔掉。我说不行,这箱子是上海知青陈海泉探家回来给我代买的,是我这一生中第一个贵重家产,在沙土中埋个两个多月都没坏,是25元钱买的、相当于两个月的伙食费!
    我想告诉他们,我在夏巴扎比我的皮箱要危险得多!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人没了纵然万贯家私也只是一缕青烟……但我什么也没说。黄站长是一片好心。我骑着自行车,驮着一个月的口粮向夏巴扎走去。“危邦不居,乱邦不入”,我没有选择余地了一一那时的中国社会何处不乱!西北边境何处不危!还是那句话有力量有道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我深陷于思考与困惑之中:怎么“文革”搞成这样了?红太阳接见百万红卫兵,山呼海啸,红宝书如林涛激荡,然而现实中“造反派”并没有按“最高指示”去做,而是各取所需,争斗不止。而且,为什么新疆的“文革”会出现民族矛盾的凸现?为什么分裂分子竟然接过“造反有理”旗号公开煽动反汉排汉?……无处请教,无人指点,哀莫大焉!
翻遍红宝书,没有现成答案。也许我悟牲太差。我只能自我鼓气:只要红太阳在,共产党在,天塌不下来。清政府那么腐败都没有丢掉新疆,阿古柏侵占新疆十年之久,左宗棠的湘军在乌鲁木齐城外山头只一炮,叛军如鸟兽散。此山头得名“一炮成功”。这是父辈讲的故事。
    三十年后,我调到乌鲁木齐,从事史志工作。研究了历史,我才深深理解了我曾经历的动乱。我家就住在“一炮成功”山下。我喜欢与家人散步登山,常站在炮台上四处眺望,回望岳普湖木华里夏巴扎,“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当年在边境陈兵百万的庞然大物,轰然解体;策动巴仁乡武装暴乱、伽师县“5、27”抢枪事件的分裂分子,自取灭亡。正如维吾尔人谚语:“谁往天上吐痰,落下来就会掉在他自己脸上”!
    7、县武装部被抢
                    
    1969年7月29 日  星期二  阴
    今天,夏巴扎处于严重混乱之中。早晨,电话中断。中午,有人从县城返回说进不了城,各路口都被严密封锁,不准进出。但有消息说县武装部被抢了,武器全落入暴乱分子手里。巴扎上人心惶惶,流言四起。有说三百支枪,有说五百支加小炮。我到处找王、张两位书记打听消息。他俩不知躲到那里去了,弄得我心里直发毛。老牟两口子也去找维族朋友打听消息。现在惟一的消息来源是维吾尔族老乡的口头传递的情况了。老牟说可以证实县武装部被抢了,多少枪弄不清。偏偏天又阴沉沉的,浮尘障目,更增加了人们的沉重感压抑感。
    下午,见到王、张两位书记和形影不离的吐地色力。林场知青点的汉族知青都来了,纷纷商量怎么办。县城被严密封锁,一点消息也没有。马路上连开向喀什的邮班车也没有了。大家商量半天没有主意。书记们沉着脸说等消息吧。
    林场的汉人们有的埋东西,有的举家投亲靠友,还剩八九户人了。李吉友、安诚的家人都在忙着准备逃避。
    我该怎么办?……越是在阶级斗争激烈的关头,越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勇敢、坚定、沉着”“丢掉幻想 准备斗争”!

    那天通宵达旦,乱了一夜。公社大院前的公路上,汽车、拖拉机、马车、自行车响到天亮。干部、工人、妇女、小孩,多为汉族也有部分维吾尔族,利用一切可以找到的交通工具逃亡喀什。我们纷纷打听县上发生了什么。
    到了下午,情况逐渐明朗了:
    凌晨约六时,占据铁里木公社的“巴楚造反派”策动近千人悄悄包围了县城,切断了电话线,封锁了路口。县政府对面的武装部的哨兵打瞌睡了。一伙人悄然靠近哨兵,突然袭击制服哨兵抢走了步枪。随后,兵分几路分头直赴宿舍、办公室、武器库。他们对大院十分熟悉。后来才知道他们中有一个骨干分子,曾在武装部食堂当过炊事员。一个排的战士被堵在宿舍中,指导员被控制在办公室,手枪易主。连长只来得及朝天开了一枪,就被身后的暴徒打翻在地。部队当时的命令是遇群众组织冲击,执行“五不政策”。
    武器库很快被打开。五三式步枪、捷克轻机枪、五0式冲锋枪,有一百多支。但没有子弹和手榴弹。“文革”中,武斗成风,各派抢武器。县武装部己将子弹藏在秘密地点。
    天亮时,县城陷人恐惶之中。暴乱分子开始大搜查,汉族干部家里重点搜查,寻找武器和子弹。县法院监狱里关押着二三十个犯人,警卫是一名维吾尔族战士。他对暴徒们说,你们是那一派群众组织我不管,我的任务是看犯人。我的枪不能给你们,这些杀人犯、盗窃犯跑了怎么办?暴徒们商量后留给他一把长刀,说你用这个看犯人,抢走了枪和二十发子弹。
    轧花厂警卫的一支七九步枪被维吾尔族职工藏了起来。粮库警卫的步枪被抢去了。全城挨户搜查汉族人的家,居说他们已得到消息,县城“三促”已从喀什“三促”那里得到了武器。而“三促”大多数是汉族。县城近万人中汉族仅一千余人,是真正的少数民族。被搜过的家里一片狼藉。有一个外号苏大个子的人,是县“三促”头头,本人在喀什,家里被挖地三尺。汉人中立刻传开:1944年,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初期,分裂分子纂夺领导权,打出“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旗号,汉人有的被杀,有的逃亡。伊宁市一条商贩兴隆的“汉人街”没有汉人了。难道这种悲剧在“文革”的旗号下重演……
    下午,暴乱分子在县城进行游行庆祝“胜利”。天黑前他们全部撤回根据地铁里木公社。铁里木离县城东25公里,南可去莎车,东可穿沙漠到巴楚,中间还可有路过叶尔羌河到麦盖提县。
    县里干部们纷纷逃往喀什。一整夜夏巴扎公社马路上没有片刻安静。两位书记和吐地色力忙着接待县里路过的人。半夜里一位姓赵的县轧花厂技术员,住到我那间屋里。老赵是山东人,性格豪爽,精通维吾尔语,交了许多维吾尔族朋友。他疲惫不堪地说,维吾尔族朋友来敲门报信说武装部被抢,暴徒们已进大院。他从围墙里跳出来,跑到一片棉花地里爬了一天。棉花地苗矮沟浅,他一抬头看见路口有手持武器的人,立刻一动不动熬了一天。暴乱分子撤退了,他急忙到水利局家里。家里被挖地三尺,妻子不知去向。他到处打听,一位维族同事告诉说他妻子和两个孩子坐拖拉机去喀什了。他坐一辆毛驴车到了夏巴扎。“什么他*的 ‘造反派’!完全是反革命暴乱!革委会陈主任这个时侯去参加什么大联合学习班了!跟谁联合?文革文革,怎么革成这个样子了!……”天不亮,我一睁眼:对面床上的老赵没影儿了。
    我们在惶惶中等待着灾难临头:他们有了武器,枪口将对准谁?我们赤手空拳啊!
    县里武器被抢的第三天,我和老牟夫妇正在沙枣树下摇蜜,张书记陪着一位身穿便服的五十来岁的客人过来,饶有兴趣地看蜜蜂怎样被摇蜜机甩出来。那客人一开口像个没文化的老农民,老牟悄声告诉我他是赫赫有名的县武装部张部长。我心里一阵反感:枪是在他眼皮底下被抢走的。他住在县委大院,与姜副县长邻居。那天早上,有人慌忙报告马路对面的武装部被抢了。他站在门口穿件衬衫愣住了。姜副县长是土改干部,经验丰富,说他们立刻会来抓你找子弹,你赶快躲一躲。他妻子把红领章的军衣拿出说快跑吧,他一扭头发火说现在还能穿这个?姜副县长脱下便服给他说快走!不然来不及了!他穿着便服从后墙翻过去跑到夏巴扎来了。张书记让他躲在一个维吾尔族“堡垒户”家里。听说他曾参加过著名的上甘岭战斗,那时是战士,立过功,后来当了连长,没有文化,早早转到地方武装部。
    看他那副悠然自得欣赏蜜蜂的样子,我真想大吼一声你的枪呢?毛主席怎么教育你的?没有人民的军队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他走后我问张书记,他是不是上甘岭战斗立过功?张书记答是。那怎么把枪丢了?张书记转述张部长的话:上甘岭敌人是明明白白的美帝,现在情况复杂,极少数反革命藏在受蒙蔽的群众中;群众是响应“造反有理”的号召,成立各种派性组织。中央还没有定性“巴楚造反派”是反革命组织,谁敢开枪!要执行“五不政策”。前年河南广西的造反派武斗,不是把援越物资都抢了吗!这伙人已经不是什么造反派了,他们要独立要把新疆分裂出去!谁给他们定性了?那天听姜副县长的话听对了!暴乱分子一一这是我们定的性一一很快到县委大院来抓张部长,把他家挖地三尺。他们威逼姜副县长说出子弹埋在哪儿。姜副县长用流畅的维吾尔语说,我是被批斗的“走资派”,从“牛棚”里刚出来的,革命群众怎么可能把子弹埋在哪里告诉牛鬼蛇神呢?
    说得有道理。但我感情上难接受:武器是军人的第二生命;丢掉武器是军人的耻辱!夜里这位上甘岭的战斗英雄被喀什军分区一辆北京吉普接走。
    接着几天传来的消息使人稍稍平静了一点。革委会陈主任回到县里;县武装部秘密换防,增加两个加强排;县革委会与铁里木公社的“巴楚造反派”谈判,要求他们交出武器,停止武斗。小道消息更有爆炸性:喀什“三促”已与县上“三促”联合行动,已有一批武器秘密运抵岳普湖县城。
    那天天快黑时,张书记突然来找我,说巴扎附近有一名“铁里木来的暴乱分子”正在进行反革命宣传。此人有手枪。叫我跟吐地色力去捉拿他。吐地色力向我微微点头示意出发。
    月光如银,夜空清朗,玉米弯叶如镰刀雪刃。一丝凉湿的庄稼的甜味儿飘来,使我忍不住一个个深呼吸。泥墙土屋,透出乘凉人的低语笑声。如果不是动乱,我会陶醉在这田园诗般的夜色里。但此刻,一颗年轻的渴望战斗的心在胸中激烈跳动着。
吐地色力回头作个手式:肃静!我立刻屏住呼吸弯下腰蹑足而行。我们接近一座农家小院。
    院中一棵古桑如伞如盖,树下土炕上坐着七八个人,听一个穿白衬衣的巴郎讲话。那人衬衣扎在腰里,后腰鼓起一团好像是手枪。他激动地讲着不时拍一下手枪。“吐热!(站住)”吐地色力一声断喝,豹子般冲过去一手紧锁其喉,一手紧抓其右手。我一个箭步抢上去双手抓住他的左手。那巴郎当下软瘫了。吐地色力迅速拔出那人腰的“手枪”,军用枪套而里边是木头手枪。七八个群众纷纷表态,我们不会听他的话。
    被抓住的巴郎一句汉语也不懂。吐地色力用简短汉语告诉我,这家伙正在宣传群众响应“铁里木公社造反派”,把“汉族书记赶走”。第二天,县革委会来车把巴朗押回县上。听说不几天给放了。但是,此人供出重要情报:暴乱分子计划先攻占阿其克公社,再攻夏巴扎公社,切断岳普湖与喀什的联系,把岳普湖变成他们的“根据地”。然而,不少人不相信,说是吓唬人,赖蛤蟆打哈欠一一口大气小。
    但后来发生的事证实这个巴郎的情报是准确的。
    连续几天平静,大家心稍平静。快到收棉花季节,公社轧花厂要检修机器,县轧花厂的技术员老赵来到公社轧花厂。那天夜里老赵与我分手后,去了喀什找到了妻子。不久,他返回县里轧花厂。他这次来告诉我“铁里木暴乱分子”再来的话,一定没有好结果。中央已定性抢枪事件是反革命暴乱,先做工作叫他们交枪,如果不交就实行军事包围。
    这消息真是大旱见雨露啊!老赵说咱不能整天暴乱暴乱,也得改善一下生活呀!我领你去抓鱼。
    我天生喜欢玩,高兴地连说好好,今天就去。老赵说昆都斯水库大头鱼很多,白天看不见,太阳落了天一黑都游到岸边来,网网不落空。
    晚饭后,我俩骑着车子带着网出发了。我度过了在夏巴扎最愉快最难忘的一夜。到了昆都斯水库,天已黑了。月亮要后半夜才爬上来,满天星斗映在水面。那黑色浓处是毛腊水草,淡处是浅水滩。老赵极有经验,网从深处往浅处拉,靠近水草拉。水有点凉,脚下水草缠足。快到岸边时,网绳颤抖,漏网之鱼撞腿碰足,一阵阵酥麻如电击传遍全身。我兴奋地直叫好。好家伙!一网足有一公斤多!大头鱼、鲥鱼片儿,活蹦乱跳。常说打鱼比吃鱼乐,此言有理。鱼往坡上一倒,任其跳着摇滚翻腾,发出啪啪声。我们把网里水草扒尽,两人赤条条地下去拉第二网。太刺激太高兴!到夏巴扎两个多月,这是最兴奋的一夜!没有令人惊骇的消息,没有两位书记和吐地色力的紧张神色,只有朗朗夜空,只有大头鱼趟腿咬蛋,只有赤裸裸的躯体与水的接触洗磨。后来,我明白了人们为何热衷于漂流和野外生活。
    骑了十几公里车子,拉网费力,掏网麻烦,我俩有点儿累了。赤条条躺在岸上,沙土暖融融的,浑身毛扎扎的。老赵的烟头一明一亮。岸上柳树处传来一声喊“切木(谁)!”老赵仰天吐口烟说“帕合特扎吾特能老赵!(轧花厂的老赵)”,接着又用维吾尔语说“没穿衣服”。那人站在树下连问几句“基勒克(好吗)”,没动静了。我说你好大面子,那人是看水库的,这里不让捉鱼。老赵得意洋洋地说,不管是谁都知道我老赵,轧花厂是农民的银行。要不是这年头乱哄哄的,我老赵说句想玩一玩抓鱼,全县水库争着抢着来接我呢!这里的老乡非常纯朴听话,但文化低,宗教意识强,容易轻信,有人一煽风点火就乱套了。我说这么多鱼吃不完,他说送人,要不晒干喂鸡,咱要的是刺激好玩。
    那感觉真好!天地俱黑,银星闪烁,小路弯曲,若明若暗,骑车以神遇不以目视:缓则遇沙,轻则遇土,滑则遇草,跳则遇坑,加之后座尿素袋中传来鱼的翻腾声,真叫人如行云驾雾仙境在望。
    突然,远处传来隆隆马车声。老赵说躲一躲。我们放倒车子,在红柳丛边蹲下。一辆、二辆……竟有二十多辆车。更令人奇怪的是车上坐满人却无人说话,真是衔枚疾行。这太不符合维吾尔人的习惯了!太平年景,夜里行路人琴声不绝歌声不断。我曾在荒野遇砍柴老乡,老远就听见歌声悠扬,有时还有热瓦甫琴声伴奏。夜行人以歌寻友,以歌壮胆,那种意境和感受令人终生难忘。而今天这几十辆车几百号人一点声音没有,来者不善!
    抓鱼的兴奋荡然无存了。老赵说他们是奔阿其克公社去的,唉!又要出事。他*的这“文革、造反”怎么没个完呀!还想和
    苏修打仗!内部乱成这样能打仗吗!
    这话只能在黑夜的旷野里讲。我只有叹“无材可去补苍天了”。谁能说得清这一切呢!
    两天后的早晨,我们在路边看到张书记和几个干部招呼着,把阿其克公社何书记抬上县医院的破旧的救护车。
    8、周副政委
    有的人长期与你生活在一起,感觉不到他对你有什么影响;而有的人与你擦肩而过,你立刻感觉到了他的强烈影响。“白头如新,倾盖如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我与周永新副政委仅面谈过几句话,但他的形像深烙于我的脑海,启迪我,激励我,使我懂得什么是“临大节而不辱”。
我从夏巴扎回团里拿粮拿菜,经过岳普湖县城。我感觉这座县城自从武装部被抢后伤了元气,街上行人稀少,没有大幅标语口号,“三促”也不搞什么活动了。县革委会门口站岗的士兵空着两手,腰带上空空如也!军人没了武器真像狮子无鬃虎无皮,一点威风都没有了。在县城42团招待所吃午饭时,邢班长告诉我,听说县里“造反派”头头全跑喀什弄武器去了,迟早还有武斗。你单独一人来回跑,一定小心!夏巴扎的蜜蜂别管了,回团里安全些。我感谢老班长的好意,但我无知者无畏,啥也不怕。
42团人心动荡,思想混乱,似乎到处是火星,随时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周副政委与临时文革的矛盾已经公开化。县武装部被抢、十一连被抢,全团震动。屯垦二十年,从未有人敢于冲击这支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农垦部队。1949年,大军进疆后分驻南疆各地。一些反动地主巴依,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罪犯,逃到木华里。这里地处巴楚、莎车、岳普湖三县交界,是“三不管”的地方。伽师县流来一股水,岳普湖河流来一股水,此处水草丰茂,是良好牧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兵团第二军四师十二团一营开进木华里,剿匪平叛,随后开展大生产运动,在荒无人烟的荒野开荒造田,屯垦戍边。二十年后,这里是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农三师42团,人口近6000人,耕地3万多亩。
    在维吾尔百姓眼里“解放军”的份量极重,他们不善于从逻辑概念上弄清政党、政府、军队的关系,仅仅直观地看到解放军来了,军官脱了军装成为县长、区长、书记,建立人民政权,又发展维吾尔贫下中农入党,建立党组织。于是我们很明确的党、政、军的排列,在他们心中是军、政、党。因此“艾尔比买当(军队农场)”是一个极受好人尊重、很被歹徒敬畏的名称。然而,“文革”中,在“造反有理”的旗号下,有人竟敢冲击“解放军农场”了!毛主席命令这支部队屯垦戍边,劳武结合。昊昊红日,主席健在,“巴楚造反派”竟敢向这支队伍叫板,真应了那句话:上帝要毁灭一个人首先叫他发疯。
我在上小学时,父母从疏勒县草湖调到木华里。1964年,我当了42团园林连一名农工。我太熟悉这块土地,太熟悉这里的历史。二十年里,42团与邻居铁里木公社关系融洽,汉族与少数民族关系很好。“文革”开始时,兵团与地方是各搞各的“革命”,互不影响。“巴楚造反派”武力“夺权”占据铁里木,公社书记跑到42团避难,局面严重混乱。冲击十一连就是这一伙背景复杂的人,煽动铁里木的“受蒙蔽的群众”干的。
    人人都有严重危机感:暴乱分子从县里抢得了一百多条枪;铁里木公社离团只有十公里,八、九两个大队与42团紧密交叉,鸡犬之声相闻;十一连被抢后已有维吾尔族老乡不断送情报:暴乱分子策划冲击42团抢枪和子弹。
     周副政委富有军事经验,当然明察严重复杂的形势。团里与上级惟一的联络渠道是电台。警卫班的小伙子每天轮换去摇电台的手摇发电机。电波传来的上级指示却如火上浇油。
    那天,临时文革“自卫指挥部”召开值班连大会。会前特别命令不准带武器。会场在露天电影院,木板条钉的一排排橙子。曾在42团生活过的人一生都会记住这个露天电影院:上海支青、浙江支青在这里举行过隆重欢迎大会,演出过一台台精彩的文艺节目;“文革”中一个个“革命大批判会”在这里举行,一个个“牛鬼蛇神”在这里挂黑牌子、链轨板,游街。今天这里的会场充满火药味儿,会标一行大字“誓死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土台上摆一木桌。
    “自卫指挥部”的一位转业军人念了最高指示“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能改造。”宣布大会开始,并宣布“请团临时党委代书记周副政委讲话”。他把“临时党委”四个字咬得特别重,听不出是尊重还是轻慢。周副政委上了主席台。来42团才大半年,他明显黑瘦了。“现在,我代表临时党委,传达龙书金同志对兵团值班部队的三点指示”,他抬头扫了会场一眼,缓慢而清晰地念道“第一,宁死不开枪;第二,宁死不交枪;第三,执行五不政策……”
    就像滚开的油锅里散了一大把盐,会场立刻炸了营!会前已有小道消息传开了这三点指示,大家早憋了一腔怒火。
    转业军人甘达山跳了起来:“一派胡言!人死了还能不交枪吗?人死了还能执行五不政策!”会场很快再现“文革”初始的大辩论场面,战士们纷纷质问:“你是不是天天向上级报告,42团形势大好而且越来越好?”“你的阶级立场站到那里去了?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周副政委面不改色,沉着冷静,等会场稍定,对着话筒说:“上级指示传达完毕。散会。”他此时走不了啦。几十个转业军人围住了他。
    “如果我们只执行第二条宁死不交枪,你怎么办?”
    “龙书金是参加过万里长征抢渡乌江的老红军,他绝不会作这种指示!”
    “抢县武装部的枪是革命行动还是反革命暴乱?冲击十一连是革命行动还是反革命行动?”
    “你是不是认为了全国的大好形势,牺牲一个42团也值得?”
    周副政委沉默不言,神色冷峻,缓缓移动,只反复说了一句活:“我负责把同志们的意见向上级反映。”另外两名现役军人副政委陈跃华、政治处主任陈永丰,表情严肃,始终不表态。其实不表态就是最好的表态:他们与周副政委意见不一致。当“自卫指挥部”的转业军人们围攻周副政委时,他们没有一个人来解围,绕道而去。周副政委陷入严重的孤立中。
    19 69、7、19日    星期六 晴
     今天,看见一份传单:在北京中央举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新疆班的“三促、铁联总”的全体学员,给龙书金同志的公开信。信中指责龙书金同志的“严重错误”:“压制原三促观点的群众”,“把一些犯了严重错误、只要是原红二司组织的头头,提拔到重要领导岗位上来”,公开信强烈要求龙书金同志来京参加新疆班的“斗私批修”等等。公开信引起原两派群众新的强烈对立,有的地方甚至重又发生武斗。而我在思考:为什么在42团面临严重危机的时刻,有人撒发公开信?为什么在传达龙书金同志重要指示的关头,传播公开信?好不容易大联合成立革委会了,一旦局势乱了,亲者痛,仇者快。牢记毛主席的教导,乱是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
    1998年后,我从事司马迁的工作研修兵团志。我开始把握新疆和兵团的历史脉络,脑海常出现我在1969年的经历。兵团是一支武装的生产部队。党指挥枪是一条不可有丝毫动摇的根本原则。而“文革”一开始这个根本原则被动摇了。中央文革事实上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群众组织“踢开党委闹革命”,而且“文革”的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新疆,公社一级的党的书记大多数是土改工作队员,是汉族,别有用心的分裂分子有意识地把“共产党”与“汉族人”混为一谈。他们把“大跃进”造成的失误、老百姓的饥饿,说成是“汉族书记干的事”,把“批判党内走资派”变成了“赶走汉族书记”。这种危险的思想混乱,一直延续到“文革”结束后许多年。在自治区,地方党和军队党是两个系统,尽管军队也不同程度介入地方派性斗争,但枪杆子还在军区党委领导下;而兵团是党政军企合一,各级党组织又处瘫痪状态,群众“造反派”进了临时文革班子,42团临时文革与临时党委并存。而且又成立了所谓“自卫指挥部”,枪杆子可能脱离党的绝对领导。周副政委当时的处境太复杂太险恶了。
    那天,他再次去值班连传达上级指示。这次情况更糟。上级指示把枪和子弹分开埋藏,绝不能落入造反组织手里。必须立即行动。周副政委已经预料到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了。
    “你是副政委,你应当知道第一次大革命为什么失败。陈独秀交出了枪杆子,结果怎样?共产党人头滚滚血流成河呀!右倾机会主义造成的历史悲剧难道你要在42团重演?”
     “他们抢了县武装部、抢了十一连,难道你还要把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命根子,乖乖交出去?”
    “他们已经不是什么群众组织,已经是反革命暴乱!”
    周副政委沉着冷静地离开值班连,身后传来尖利的声音:“地主羔子!”“你代表哪个阶级?”他头也不回,不紧不慢地地走了。仿佛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他夜以继日找人谈话,但说服不了被激怒的人们。
    “可以执行上级指示,埋枪。但是他们来了怎么办?”“他们中绝大多数是受蒙蔽的群众,要以政策说服教育。”
    “如果他们手里有枪又拒绝你的说服教育怎么办?你能不能保证全团群众的生命安全?”
    “我们工作做在前头,这种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如果发生怎么办?”
    “对上级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
    “我们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不执行陈独秀的叫共产党人掉脑袋的路线。”辩论传遍全团。我努力弄清楚谁说得对,可越想越糊涂,觉得都有道理。有个老军垦是解放战争中的子弟兵,从五连跑了十公里来到值班连,找到儿子说,谁叫你埋枪,你带上枪到沙包去打游击,我上北京找毛主席来救你!
    我的朋友赵德章私下告诉我,值班连有人甚至准备不论武器埋在哪里,先埋后挖,武力自卫。
就在42团极其混乱和危险的关键时刻,形势突然急转直下。“文革”中常常有这种出乎意料的急转弯。毛主席批示“照办”的“7、23”布告发布了。布告的基调非常强硬:重申不许抢夺武器,不许武斗,不准冲击军事机关和军队,不许跨地区串联等,并规定群众组织立即交出抢夺的武器,拒不交出的,由军队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布告是针对全国性的严重混乱发出的。内地群众组织武斗激烈,甚至把援越物资都抢了。自治区革委会根据这个态度强硬的布告,发出《给莎车、麦盖提、巴楚各族革命群众的公开信》,命令这三县不论任何群众组织、不论是何观点立即停止抢枪、停止武斗,上缴武器。拒不执行者军队将实行军事包围,强制缴械。
    接着有消息传来,解放军已经开始对麦盖提县拒不缴枪的“造反派”实施军事包围了,缴获的枪里就有岳普湖县武装部的枪支。但是岳普湖县还没有动静,那伙抢了县武装部武器的“造反派”还没上缴武器,还在进行串联“夺权”。
4
    2团广大群众终于松了口气,早该这样了!“自卫指挥部”扬眉吐气,腰杆更硬了:《布告》、《公开信》实际上否定了“五不政策”的提法,要动军队来稳定混乱局面了。
    周副政委立即组织人到铁里木公社去宣传“7、23布告”,再也不提埋枪的事了。但是,他在全团群众中的威望扫地。一个领导人在群众中的印象一旦形成,很难改变。群众印象的胶片,似乎只能曝光一次。人们只要一提“42团的陈独秀”就明白指的是他。
    我非常同情和理解他的处境。上级指示是中央根据全国形势来作出的,不是也不可能是针对某一地区的特殊情况来作出决定。中央关于解放军坚决执行“五不”政策,是针对两派群众组织抢枪武斗的情况作出的正确决策。但是,42团面临的“巴楚造反派”已不是全国普遍意义的群众组织,而是打着“造反有理”旗号的分裂祖国的暴乱组织。“文革”的发展又极不平衡,新疆又是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之地,上级指示不一定完全符合这里的情况。周副政委作为临时党委负责人,当然要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但实际上,上级指示在42团行不通,而且“7、23布告”又完全否定了他一直坚持的“上级指示”。用革命派的话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又一次战胜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成了老鼠钻风箱一一两头受气。
    但是,看人看关键时刻的表现。那次地震恐慌中,他面不改色,稳坐讲台,有临危不乱的大将风范。当听到有人指着鼻子骂他“地主羔子”“混入共产党的阶级异已分子”,他沉着冷静,方寸不乱,坚持原则,能忍人所不能忍,能容人所不能容。古人说“大乱识大忠”,我钦佩周副政委的临大节而不辱。后来发生的事,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我骑自行车去园林连,看见周副政委、陈副政委和陈主任,脱了军装,穿白衬衣,挥着砍土镘砍草。团里规定为保证牲畜安全越冬,每人打草一千公斤。
    木华里乱成这样了,他们还有心思打草……
    9、保卫五连
              
    1969、8、6日    星期二  晴
    骑了六个小时自行车,途中又补了一次前胎,有点儿累了。快到水管站有段沙子路,我只好推着车走。望着那一片挺拔的白杨树、沙枣树,看一眼旁边的碱难,无风一片白,有风白满天,真是满园绿色关不住,一脉生气出碱滩。但是,心中温馨的绿色很快消失了。黄站长一脸紧张,说你回来正好,团里紧急通知我们去十个民兵,待命出发。满打满算才五六个人。你找赵吉延吃饭领武器。武器是一根木棍,《水浒传》上的哨棒之类的兵器。原来,团里得到消息,那伙人策划明天袭击五连,抢夺劳改队警卫的武器。“7、23”布告已经发布,这伙人怎么不听毛主席的指示呢?一意孤行,铤而走险呢!“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是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惟一使我不快的是:为什么不发给我一支枪呢?暴徒手里有枪呀!我渴望有机会让子弹与刺刀来鉴别我的血是什么颜色、与贫下中农是不是一个颜色。
    一直等到半夜,从二连拉运民兵的拖拉机路过水管站,我上了车紧握木棍,紧紧挤在人堆里……
    周副政委在五连。他神情憔悴,眼睛布满血丝,但目光充满自信和镇静。一见他“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我的心稍稍安定。一百多名劳改犯苦干一夜,连队四周布满交通壕、掩体。指挥这个工程的是一名“镇反”中被判无期后改为二十年的黄埔军人。周副政委和“自卫指挥部”的几个负责人,检查战备情况,边查边点头称赞扬,单兵掩体、机枪工事非常规范,完全合乎野战标准。不愧是黄埔培养的训练有素的军人。
    我始终处于矛盾心理:既为那些受蒙蔽的群众担忧,那位“三块钢板”说过,子弹分不清谁是受蒙蔽的群众,谁是坏头头;又为那些策动暴乱的头头感到愤慨和不可理解:从巴楚过来的暴乱分子,以为到岳普湖只要一举“造反有理”旗号,煽动反汉排汉,就会应者云集,用武力把共产党(与汉族人同概念)赶走。这个想法实在太愚蠢了。二十年来,由解放军集体转业组成的军垦农场,与少数民族群众关系很好。这里的维吾尔老百姓文盲多,祖祖辈辈生活在远离城市的一个个绿洲里,他们平生第一次看到“吐木尔阿提(铁马)”犁地是在兵团农场;第一次听到的广播电台的新闻是在兵团农场;第一次看电影是在兵团农场的电影院;第一次买到钢精锅和暖壶是在兵团农场的商店;第一次看病打针是在兵团农场的医院;无数“第一次”使他们对“艾尔比买当(解放军农场)”深感无比神奇、由衷赞美、十分感激;对木华里的汉族老大哥非常友善。如果不是“文革”引发的大混乱,民汉关系、兵团和地方的关系,是很融洽的,既使有矛盾,也很容易化解。而1969年8月,兵团农场农三师42团面临一场无论如何退让都无法避免的战斗。三十年后,我读《兵团志》发现在全疆的“文革”中,我亲历的42团的那场战斗是绝无仅有的。
    “巴楚造反派”占领铁里木公社后,这里的维吾尔族群众纷纷向42团传递情报。那伙人的一举一动我们了如指掌:前天开始,他们从艾西曼、铁里木调集马匹和马车,说是要到紧靠五连的九大队开“群众大会”;昨天,暴乱头头开了秘密会议,制定了“作战方案”,袭击五连目的有两个:抢劳改队警卫的武器;抢一个名叫老阿吉的犯人。此人是1951年墨玉县反革命暴乱的主犯,当年解放军平叛,他们的反革命组织有人漏网。“文革”中,这些人重新成立新的反革命政党,并混入群众组织,这次要来“劫狱救主”了。一个中队的劳改犯正在五连开荒,其中大部分是“镇反”的重刑犯。
    周副政委没有时间请示上级了,只能自己作决定。从十一连被抢之后,值班连与他抵触情绪很大。他平时一直被人看成“陈独秀”、“张国涛”,此时却非常冷静与强硬。他同意组成三人指挥小组,自任组长,另两名是曾指着鼻子骂他“地主崽子”的转业军人、武装干事。他作了简短的动员:“巴楚造反派”非法串联、抢县武装部的枪、冲击我团十一连,他们已经不是什么群众组织,而是搞反革命暴乱了。根据“7、23”布告精神,他们今天的行动可以定性为反革命行为,但他们煽动了一大批受蒙蔽的群众,情况非常复杂。绝不能伤及群众,也绝不能让他们抢枪得逞。全体战士和民兵必须绝对服从命令听指挥。没有命令不准开枪。他强调最高指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容许枪指挥党。”
    一位排长在蛇形交通壕里边走边低声对民兵们说“他的命令该听的听,不该听的不听”。听见这句话的人都下意识地紧握一下枪柄。
    连队大院火药味极浓。上海女知青被通知在宿舍不要出来,防止流弹伤人。她们不听劝说纷纷冲过来从箱子里抢拿手榴弹。一位身体壮实的女青年拎着手榴弹大大咧咧地说:“依拉(他们)来,我就拐(扔)!”看看大食堂的房顶上架起机枪,有位“告别黄浦江高歌进新疆”的上海支青突然冒了一句:“这是真格?勿是拍电影吧!”
    我们“棍子兵”被安排当后勤兵弹药手。如果前面有人“光荣”了,我就有资格拿枪了。战壕里气氛十分紧张,但没人害怕:大家心里有底儿。暴乱分子的行动计划、多少人枪,我们了如指掌。我担心的是枪一响就要流血,而且担心枪会不会失控……周副政委的命令灵不灵?
    我想起我出生时的情景:1948年元旦,父亲当排长戍守在中苏边界的苏洪卡。母亲在两百里之外的伽师县生了我。父亲闻讯大喜,操起机枪对空射击,雪域峻岭,轰传良久。这预示着我这一生必遇血与火的考验。今天果然应验了!
    周副政委正要登梯子上制高点,一位中年女职工突然哭着拦住他:“政委!行行好!放了我儿子吧!”一位转业军人从旁呵斥道:“现在是啥时候了?你别捣乱!”周副政委和蔼地说:“别急,别急,慢慢说。”那位女职工半天才说清原委:她儿子小于初中毕业,分在园林连劳动,前不久调到五连当农工。6月份的一天,他去团部商店买东西返回五连,路过果园时想找看果园的熟人老杨要杏子吃。从果园正门进要绕大圈子。他把沙枣刺围拦扒开要进去,正巧现役军人政治处陈主任在旁边砍草。陈主任没穿军衣,穿件旧衬衣,人又干瘦,脸上沾满汗水尘土,小于不认识他。他喊着抓小偷过来揪住小于。小于一拳将他打倒在渠道里,拔腿跑了。这可闯了大祸!一查小于父亲是国民党起义军官,立刻定性“反革命阶级报复”,团部警卫班到五连,不由分说把小于一铐,就近送进劳改队,一关两个月,不审不判。大家忙于对付暴乱,把这件小事忘了。小于母亲一见五连乱糟糟的,又听说劳改队警卫下令,那个犯人乘乱逃跑或造反立即镇压。她不顾一切来求周副政委“放了我儿子”!周副政委叫来警卫班长一问真是这么回事。他强压怒气对五连连长说:“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放人!你去通知劳改中队,执行命令!立即放人!”又转脸对小于母亲说:“现在很紧张。以后有空我代表团党委向你道歉!”说着登梯上了伙房屋顶,举起望远镜。
    大家在战壕里等急了。战斗前的等待最难熬。对面三百多米的条田,夏翻地,平坦虚软。地那一头是林带,尘土飞扬,人喊马叫,进攻却半天不见动静。这伙暴徒让受蒙蔽的群众从这里“进攻”,真不可思议:走这三百多米虚土需多长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步枪机枪能发射多少子弹,更不必说毫无隐蔽物了。
    我心底又升起那股悲凉的感觉:我长像英俊,身体壮实,聪明诚实,一腔热血,但只能蹲在战壕里当“弹药手”,为什么我没资格拿枪呢?那次参加团里的文艺演出,我和一位上海女支青演对口词《枪》。一位转业军人特地教我“预备用枪”、“刺杀”动作,我手握木枪一招一式非常到位。那位教头赞道“你要当兵肯定会抽到师部军部警卫连”。可惜“他生未卜此生休”。眼看绝无仅有的一次握枪的机会也轮不到我了。“一炮手”万一负伤或光荣了,我就……怎么能这样想呢!太卑贱太自私了!还不知道枪响的后果呢。万一枪杆子不听周副政委的指挥乱打一气,那受蒙蔽的群众损失将会极其惨重。“革命左派”早已宣称:民族斗争说到底是阶级斗争的问题,而阶级斗争必然是你死我活的。一旦响枪,后果难以设想……
    半中午时,“进攻”终于开始了。约三四百人举着刀和大棒喊着“乌热(打)”冲过来,尘土飞扬。空气顿时紧张。
    命令朝天鸣枪,不得伤人。
    轻机枪急促连射,步枪打光弹仓里所有子弹。是朝天打的,但那震耳欲聋的枪声和子弹的啸声,可能是“进攻者”一生都没有经过的。那些人立刻仓慌爬下。躲在人群中的暴乱分子开枪了。听枪声是县武装部被抢的五三式步枪。战壕前溅起土花,流弹啸声刺耳。
    “我们朝天打,他们朝我们打,他*的!”
    周副政委沉着守在屋顶机枪边。他觉察到暴乱分子想激怒我们向受蒙蔽的群众开枪。他立即命令所有武器不得开火。那伙暴露在夏翻地中的爬着的人已有人往后跑了。
    这时,离连队很近的林带里突然冲出三四十匹马,开抢舞刀,喊声震天。原来,夏翻地里那几百人是虚张声势,“骑兵”是主力。马上射击打不准,但那子弹的啸声吓人,那阳光下闪亮的马刀更吓人。所有的武器不等命令立即瞄准马队。命令传来:瞄准打马,不准伤人!一排枪扫过去,前排的七八匹马像被烧红的铁棍插进胸膛,一跃而蹶。马上的人有的被甩出去,有的人在马腹下惨叫。受惊的马窜入林带和玉米地。夏翻地里那伙“步兵”没命往后跑。刀枪木棒扔了一地。
不等下令,战士们跳出战壕,朝天鸣枪,纷纷追过去。
    清理“战场”,刀和棒子扔了一地,步枪土枪四十多支,还有炸药包和自制手榴弹。死一人,被死马鞍子压在脖子上。下午,在林带发现一个被惊马拖死的人。据查是他们的“总指挥”。轻伤者都得到救治。他们供认都是从巴楚来的,头头告诉他们:整个南疆都暴动了,先夺武器再夺权,把共产党和汉族赶走,独立建国一一东土尔其斯坦伊斯兰共和国……
    建国二十年,这种痴人说梦式的煽动,居然有人相信,有人跟着去“造反”。这真是一场悲剧一一对暴乱者和对我们这个时代都是悲刷。如果不是“文革”,这里是平静祥和的土地,是不需要鲜血的土地。我对这场“胜利”高兴不起来。但是,周副政委成为我心中英雄形象。
    1998年,我调任兵团史志办地方志处处长,《42团志》请我审稿。我为之写了序言。这部志书洋洋几十万字,有关周副政委只有一行“任职年限1969至1970年”。有关五连发生的战斗,也仅有寥寥数语:“1969年8月,暴乱分子煽动群众冲击五连,被击退。”我感慨万千:
    在当时,周副政委根本不认识我这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他健在也绝不会想到我在写有关他的历史。我常想,在“左”得疯狂的时代,如果不是周副政委而是“三块钢板”来指挥五连保卫战,后果不堪设想,不知多少受蒙蔽的群众流血。正是因为有了无数个“周副政委”,才抵制了“左”的思潮的泛滥,才使十年浩劫的损失得以减轻。
毛主席指示“要准备打仗。准备大打,打核战争”。和谁打?和苏修打。苏修在边境陈兵百万。我们却忙于对付暴乱,内部派性争斗激烈,怎么抵抗侵略?党的九大胜利召开了,毛主席号召“团结起来争取更大胜利”。而我们42团的1969年,看不到“团结”,只有动乱和争斗……
    10、爆炸之夜
    《古剑铭》说“轻为启用,动既有伤,是为凶器;深藏若拙,临机取决,是为利器”,我枕头下压着一柄匕首。因为在这空荡荡的大院里,夜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我常玩味“临机取决,是为利器”,作人何尝不是这样。
    危急像幽灵一样悄然逼近夏巴扎。铁里木的暴乱分子突然“占领”阿其克公社。就是那天夜里我和老赵夜里碰见的那伙人。他们把阿其克公社何书记捆起来,叫他交出民兵的武器。何书记脾气躁,操流利的维吾尔语驳斥他们“不是按毛主席的指示搞文革,而是抢武器搞反革命暴乱。阿其克公社的老百姓不会跟你们走的!”。这伙人恼羞成怒,吊打何书记。这时,把何书记视为“共产党派来的救星”的阿其克的维吾尔族群众不答应了。他们聚集千余人把公社围起来,迎着暴乱分子的枪口开始大辩论。同时立即报告王书记请求夏巴扎公社支援。王书记连夜召集民兵做好准备,并报告县里要求军代表到阿其克公社去救何书记。
    那伙暴乱分子与当地群众的对峙到半夜。几个巴郎巧妙地从后墙挖洞救出何书记。早上,我在救护车边看到脸部血肿的人就是何书记。“阿其克”在维吾尔语中是“苦”,那里喝的是上游排下来的碱水。何书记为老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暴乱分子折磨他时,有不少老人和妇女流着泪跪在地上请求放人。
    暴乱分子的真实面目被越来越多的群众所认清了。解放军已开始军事包围强制交械了。“巴楚造反派”不顾后果,铤而走险。
    夜里12点电灯熄了。我辗转反侧难以人睡。突然有人轻轻敲门,暴乱分子来了!我一激灵伸手从枕头下抽出刀子。从边窗一看,是王张两位书记。我连忙开门迎客。原来,两位书记每晚睡觉换地方,成了“敌后武工队”了。今晚睡我这里。
    说是睡觉,其实是商量对策,交流情况。中央“7、23布告”发布,规定不许冲击军队,不许抢夺武器,不许跨地区串联。形势有所缓和。但岳普湖县仍然很乱。抢枪的那伙人拒不交出武器,还在四处串联,准备策动更大规模的暴乱,成立分裂政权。受蒙蔽的群众要认清这一点,还需要时间。夏巴扎只要外面的暴乱分子不来,乱不了,但要一来,局面难以预料。民兵是可靠的,但只有木棍,而暴乱分子有枪。眼下正是拾棉花播冬麦的关键季节,“头伏一碗油,二伏半碗油,三伏没有油”,三伏将尽,夏翻地才五分之一,大河水在戈壁滩乱流,往年此时正是争水打破头的季节,眼下那有心思抓生产啊!
    我心里感动了:这么危险这么混乱,两位书记还坚守岗位。其实,称其为“书记”是“文革”前的职务。“文革”一开始,各级党组织被冲击瘫痪了,群众组织夺了权。他们又参加大联合,成为临时革委会的领导。到现在公社党委还没恢复,他俩可谓名不正言不顺,少数民族百姓仍然认为他俩不论戴什么帽子,始终是“共产党的书记”。他们也为党尽职尽责。
    他俩已得到消息:暴乱分子这两天要到夏巴扎抢枪,也许就在今晚。“公社有枪吗?”“没有。”“那他们来抢啥?”“他们要赶走‘汉族书记’,公开煽动反汉排汉,武力夺革委会的权。在铁里木、艾西曼、阿其克,就是这样干的。”“我们总得自卫啊!”“有你们42团在,岳普湖县不会大乱。你在这儿,老乡都说你是支左的军代表。你在这里是一种象征,这里有屯垦戍边的一支部队。那天,你和吐地色力去抓暴乱分子,老乡们传说42团派支左军代表如何如何厉害。”
    我哑然失笑:在42团我是个连值班部队都进不去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己经沾了“残渣余孽”的边儿了!而在这里成了某种力量的象征。“他们要敢到42团抢枪,那就绝没有好结果!42团可不是县武装部。那些1949年进疆的老兵还在,那些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还在,他们会让你把枪抢走?”我这番慷慨激昂的与身份极不相符的话,不久全应验了。
      夜色匆匆忙忙收起黑色的翅膀。又一个不平静的白天拉开天幕。中苏边境不断传来坏消息:苏军出动大批军队,出动直升机、坦克,对新疆裕民县边境进行突然袭击,打死打伤我边防战士多人。我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说,6、7两个月苏方在我国边境地区制造了429起严重武装冲突。从领土、领水、领空……
    苏联境内功率强大的对华维吾尔语广播“灯塔广播电台”,称岳普湖县“7、29”抢枪是“人民起义”,号召各族百姓响应,成立独立国家。“灯塔台”的主持人是1962年“伊塔事件”逃亡苏联的那伙人,对新疆情况非常熟悉,而且消息来得特别快。疆内有他们庞大的情报网。谣言像瘟疫一样蔓延:“中苏要打仗了。”“共产党汉族人都要回关内了。”“整个南疆都行动起来了!”“伊塔事件跑到苏联的人要打回来了。”到处是神色不安,交头接耳,互相打听消息;到处是议论谣言,真假难辩。
这一天是公元1969年9月2日,夏巴扎的人一生难忘这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天黑透了,我正在电灯下写日记,突然院中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连忙出门看到七八个人情绪激动地议论着。有王张两位书记和吐地色力,还有的维吾尔族干部不认识。书记俩用维吾尔语急促地命令着什么,口气坚决,手势果断有力。我听不明白,但意识到可能暴乱分子来袭击了。果然,剩下我们四个人时,书记们告诉我:暴乱分子从阿其克策动数百人来“攻占”夏巴扎了。估计很快就到。刚才安排干部通知民兵集合,来保卫公社革委会。
     我紧张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壮着胆子说民兵来了跟他们干!中央“7、23”布告明确规定,武力夺革委会的权是反动的。
    民兵迟迟不见来,公社围墙外马路上传来炸雷般的马车滚动声和呼啸声。暴乱分子拍打长刀、击打木棍、甩着响鞭,甚至用猎枪朝天鸣放,夏巴扎立刻颤抖在恐怖气氛之中。解放二十年了,老乡们那里经历过这个场面。事后听说,集合起来的民兵已经快赶到了,一听到公社大院前马路上的人喊马嘶,枪声火光,没人敢往公社大院来了。
    不知多少辆马车堵住了大门。只有我们四个人,孤立院中。大门口聚集黑呼呼一片不知多少人。我的血液似乎疑固了,下意识地往后退,他们三人也在退。我们退到残破的台阶上,屏住呼吸。我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拿枕头下的刀冲出去!不能等死!
暴徒们呼啸着冲过来,木棍与长刀乱舞,咚咚两响,一阵热风硝烟从我脸边掠过。事后知道那是猎枪的霰弹。
我身边不知谁弯腰掏出一枚手榴弹。我前几天见过这枚750克土制炸弹,是喀什的群众组织送给吐地色力自卫的。他迅速揭开后盖,那拉火环却拉不出来。
    暴徒离我们只有十几米了!
    说时迟,那时快。吐地色力真不亏军人出身,又参加过中印边界反击战。他一扬臂,夜空中那弹柄喷出的火花像一道曲线礼花。
    冲在前面的暴徒被这道曲线惊呆了,像遇见定身术被定住动弹不得了。“轰隆”一声巨响,震天动地。头上落下一片尘土。我被震得眼睛冒金花,回头一看书记和吐地色力都不见了。我扭头往东边围墙跑去,一窜扒上两米多高的泥巴墙,一头扎进棉花地边的一行葵花中。我听见大院中的惨叫声,受惊的马车狂奔声,被惊马撞伤的人的呼救声。
    不知过了多久,大院安静下来。我像在作梦:暴乱分子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一声炮响就谢幕了!他们不是要再演一出抢武装部、占阿其克的闹剧吗!
    这夜色静悄悄。静得叫人不敢相信,不敢喘气。我慢慢摸出棉花地,猛见不远处黑呼呼蹲着一个人,居然在吸烟!火光一明一暗。我走过去看清了:“张书记!张书记!”他一动不动吸完一支烟,长叹一声“肯定死人了……”
    他顾虑上级会追究责任!这是以后的事,现在要紧的是弄清大院的情况。暴乱分子已经逃跑了。我说“我们过去看看。”
    到了大院,看见王书记和吐地色力正在台阶上悄声商量什么。他们又安排人去喊民兵了。不一会儿,来了三十多个民兵。我们开始搜寻受伤者,清理现场。木棍、长刀丢了一地,居然还有两支土枪。大门外躺着一人鼾声如雷,令人非常奇怪。我和江配吉走过去,轻轻推一下,那人仍然打呼噜。仔细一看,脖子与头一样粗,鼻孔有血沫。民兵把此人抬进空屋里。另一个重伤者在林带里被发现,十分年轻,胸前一枚大像章,后心一个小小的血孔。抬到空屋里,血缓缓流着。民兵们又搜出七八个轻伤者,都集中到另一空屋中。公社医院的人早躲得没影子了。王书记叫我和江配吉马上到林场把方婉宁、黄智琴接来,抢救伤员。
    半规残月,碱滩雪白。我背着那支缴获的土枪,和江配吉疾步向林场走去。江配吉告诉我,他听见爆炸声吓了一跳,以为是暴乱分子的炸药包。我说幸亏是土造手雷,响声大弹片大,杀伤力小。如果是军用手雷,杀伤力就大多了,就不是伤七八个了。他叹口气说死了人总不是好事。我感慨地说你们从关内万里迢迢来这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会想到遇到这种事情,弄不好生命都有危险。江配吉叹口气说,我们在浙江老家听到的看到的什么“瓜果歌舞之乡”、“边疆处处赛江南”等等,一片大好形势。哪里想到遇到这种事!我走到乌鲁木齐听说分到岳普湖,心里高兴:“岳”者山也,“湖”者水也。来了一看那有山!水倒是有涝坝水,涝坝就是“湖”吗!我俩轻轻一笑,但很快又沉重起来:死了人,下一步怎么办?暴乱分子很快会来报复的。在新疆历史上,从清末到新中国建立之前,每次动乱都引发一个结果:民族仇杀。难道这个悲剧要在“文革”中的岳普湖重演吗?
    林场的人都听到了爆炸声,都穿好衣服打听消息。我们一敲门,两位姑娘吓得腿抖:“谁……谁呀!”江配吉答我和小陈。进了门,来不及详述,一迭声催“快走!把药箱背上。快!”我们边走边说了情况。两位姑娘身挎药箱走得飞快,说伤员怕失血,要快点儿。
    许多年过去,回想那血与火的一夜,我深深佩服两位姑娘。她俩一进大院,立即给轻伤员包扎,抢救重伤员。有条理,有胆量。手上身上沾了血污,一点不在乎。那个打呼噜的伤员是被惊了的马车从脖子上压过去的,那个戴像章的年轻伤员是内出血,两个都极危险。
    被马车压伤的人是铁里木公社的,参加过“7、29”抢枪;其他伤者都是阿其克公社人,是被欺骗被胁迫来“占领夏巴扎”的。两个重伤者渐渐停止呼吸。
    我们紧急商定,对外统一口径:手榴弹是暴乱分子扔过来的,我们捡起又扔了回去。
    这时,天快亮了。民兵把两具尸体抬到修围墙和泥巴挖的坑中,草草掩埋了。
    大家判断,暴乱分子肯定会来报复的。书记叫江配吉和两位姑娘迅速去林场,通知所有知青立即到县革委会去寻求保护。其他人也避一避。我连忙去通知老牟夫妇快走,又拿了几个冷馒头。肚子饿得没感觉了。
    天亮时,从老牟家回到大院里,四顾茫然,只剩我一个人。我迅速捆行李,给自行车打足气。我一推车出门吃了一惊:黑压压一院子人,多为老者,面容肃穆,神情沉重,一声不响走动着寻找着。他们诧异地看着我,看我像军代表。他们是阿其克公社的老乡,有亲人参加了昨夜的事,听说死伤多人,纷纷赶来打听消息。他们慢慢走动,寻找死者,好弄清是不是自已的亲人。
从一群密集的神色沉重的人丛中走过可是一件不舒服的事。此后许多年,记忆犹新:沉默无言,如雕塑一般,一色黑袷袢,心里牵挂着死伤者里有无自已的儿子或是兄弟。
    我推着车子快走到大门口,听到窃窃私语:“切木(谁)?”“艾尔比买当开干(解放军农场来的)”。我又听懂了一句“手榴弹是不是他甩的”。我极力保持镇静,飞车疾驰。这时,围墙里传来一阵喊声:“米牙呆!”在这里!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尸体。街上的人发狂般向大院跑去。有人差点与我迎面相撞。
    他们可能会来追我。追上会问是谁甩的手榴弹;如果我不回答,他们会像吊打何书记那样对待我……我决定不走大路,先去林场。
    林场的知青们和汉族农民一片混乱的逃难景象。农民们有的打包藏物,有的装车。鸡飞狗吠,驴吼牛哞。我一眼看见在湘西山区劫后余生的小哑吧。他衣着破旧,光脚穿着一双破解放鞋,大姆指不甘寂寞地从鞋洞里伸出。他用复杂的目光看着我,手中握着缰绳僵立在牛车前。唉!中国之大竟无一少年苟活之地!他又要踏上逃难之路了。
    “苏来曼!苏来曼!”方婉宁清脆的急促的声音。那位叫苏来曼的年轻人疾步走来。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不明白共同生活十年的汉人和刚来才一年的知青怎么突然要走。他帮着把知青的行李藏在自已家里。江配吉忙得满头大汗,一个劲儿催“快点快点”。这位慢性子的人也急了。我告诉他,那些人已经找到了尸体。如果借此煽动民族仇恨,很可能发生群体性的报复行动。不错,受蒙蔽的群众是应该教育的,但受蒙蔽的群众手中的刀是可以伤人的。惹不起,躲得起,咱转移了!
    半中午时,牛车车队终于走出林场,在荒原弯曲的小路上行走。黑碱滩里一条白碜碜的路,妇女小孩坐在车上,知青们三五成群跟车走着。张明康真不亏是学数学的,思维精密。他满不在乎地说呆不往就走吗!告诉县革委会知青办,生命安全没保证,怎么接受“再教育”?我要回乌鲁木齐去,呆在家里,等这里平静了我再来看瓜数瓜……我的命运比他们强一些,至少我有42团,而他们只有县革委会。县革委会靠得住吗?会不会再来一次攻占县城……这些知青三年前是狂热的红卫兵,抄家、游街、炮轰、批斗,风光一时;两年前在校园里搞夺权斗,大联合“以我为核心”,唯我独左;而一年前伟大领袖一声令下“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他们几乎一瞬间由革命动力变为革命对象一一到穷乡僻壤来接受“再教育”,而且领袖有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历史的万花筒在伟人的巨掌里变幻莫测,不知是喜剧还是悲剧……
    我骑着自行车飞速向县城驰去。嗓子突然发痒,吐一口痰竟是一道血光。一夜间,我的喉头充满淤血。
    三十年后,我在电视上看环法自行车赛的壮观场面时,我说我在夏巴扎时比你们骑得快!你们在柏油路上骑,我在荒漠碱难上骑;你们周围有鲜花和欢呼,我身边只有骆驼刺胖子草;你们是为了奖章,我是为了“革命”……唉!回首已是百年身!
    11、县城枪声
    我似乎命中注定要经历多次动乱,真叫在劫难逃。从夏巴扎跑到县城,又赶上县城激烈武斗。
    时间:1969年9月3日;
    地点:岳普湖县城西大桥。
    几个骠悍的维吾尔族骑手横刀勒马,拦住了我。他们用生硬的汉语问我“你是谁?什么观点的?”我答“没有观点。我是‘艾尔比买当’的。”“你去哪里?”“城里42团招待所。”骑手们友善地说“进了招待所不要出来。我们要打仗了。”我心想经历了夏巴扎的血与火考验,我不怕再冒一次危险。我的心出奇的平静,神态从容地道一声“热合买提(谢谢)”,骑车进城。街上空无一人,高音喇叭播的维吾尔语一句听不懂。但那声调严肃强硬,好像在读抗议或是宣战声明。
    进了42团招待所院子,空荡荡的,往常此时正是准备午饭的热闹时侯呀!正要喊一声有人吗?邢班长从屋后走来招呼我“快过来!快躲起来!”邢班长是1949年进疆老兵,陕西人,为人厚道。他儿子是我初中同学。还没来得说话,大十字方向传来轰轰隆隆的爆炸声,紧接着步枪和轻机枪的急促的连射声。喊叫声、马嘶声与高音喇叭声交织在一起。我和邢班长躲进屋里,从窗口注视着外面动静。邢班长告诉我,步枪是“水连珠”,机枪是捷克式,爆炸声是手榴弹。
   街上有了动静。有马车驰过。不一会儿,一位军人进院喊有人吗?我俩出去迎上去。军人说革委会命令县城各食堂立即准备饭,42团招待所准备二百个馕。“武斗结束了”,他淡淡说了一句。
    邢班长喊来藏在棉花地的人,开锅造饭。有个维吾尔族中年人满头尘土从东方红54拖拉机底下保养坑里爬出来,颤抖地卷莫合烟,问“街上的事完了吗?暴乱分子跑了吗?”我问他为啥这么怕,他说那天抢武装部时,他掩护过单位上的汉族兄弟。
    来了七八个人,其中一位领头的红脸汉子。他们有武器。邢班长与他很熟。“快!弄饭吃!拉面,吐逊乌斯达的拉面。”
    我和他们一块儿吃着香喷喷的拉面。他们告诉我县城发生的事。
    “7、29”抢枪事件后,暴乱分子以铁里木为“根据地”,攻占艾西曼、阿其克、夏巴扎等地,形成对县城的包围。然而形势发展对他们越来越不利。中央军委发布了毛主席批“照发”的“7、23”布告;中央军委又发出措辞强硬的“8、28”命令,要求各派群众组织立即交出武器,否则实行军事包围,强制交械。自治区革委会发出《给巴楚、麦盖提、莎车三县革命群众的公开信》,严责抢枪风,严令立即停止武斗,严禁跨地区串联。本地老乡越来越多地喊出“巴楚造反派回巴楚去”的口号。更为危险的是:岳普湖县的群众组织已从喀什秘密运回武器,县革委会也组织各族民兵“保卫县城”!流血事件一触即发。
    暴乱分子孤注一掷了。他们在岳普湖县抢得的武器,已在巴楚、麦盖提被解放军强制缴械了。
    9月3日凌晨,他们蒙骗铁里木公社数千群众,说县革委会通知开全县群众大会。他们的骨干队伍准备了几大桶汽油,准备抢粮库、银行和“三促”的武器,如不得逞就用汽油放火。但是,这一回可不是7月29日!县城的群众组织和民兵已经严阵以待。
那位红脸汉子是“三促”一号勤务员,29日夜曾躲开追捕逃往喀什,今天他是总指挥。轻机枪架在银行屋顶上,枪口指向大十字东路。
    快到中午时,人流车流喧闹着从东面滚滚而来。几枚手榴弹在空无一人的大十字爆炸。人流立即像溃堤之水往后跑,受惊的马狂奔乱跳,相互践踏,几辆马车被惊马拉翻,被压伤的人发出怵然惊心的“外江哪(哎呀)!”惨叫声。一个骑马的头目带着几十个骨干分子,拦住往后溃逃的人,命令他们冲上去。那头目挥舞着手枪,骨干们有的持枪有的舞刀,威逼群众停止后退往前冲,并喊道“他们不敢开枪!”骨干分子开始领头冲锋了。
    这一切被居高临下的总指挥看得一清二楚,他下达了命令。轻机枪向人群前边扫射,溅起一束束尘土。一位进疆老兵端起步枪自言自语地说二十年没玩真家伙了。他稳稳操枪执行命令。一声枪响,骑马的头目一头栽下马。进攻者的队伍再也无法控制了,狂奔向东逃跑。这时,城区公社早已组织好的民兵出动了。骑兵拦住了退路,步兵只顾收缴武器,一个多小时竟抓回五百多人,全关在县电影院里。
    这下子县革委会有事干了:查坏头头,做善后工作,宣传“8、28”命令,还要管五百多人的吃喝。
    那位红脸汉子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问他知道夏巴扎昨夜发生的事吗,他说事先就知道,他们想声东击西,调我们去支援夏巴扎,他们突然袭击县城。
    原来如此!暴乱分子是昨夜袭夏巴扎,妄图切断县城与喀什的联系,今天攻县城,制造更大流血事件。看来,在42团五连的惨败并没有使他们清醒。他们不但需要欺骗群众,更需要欺骗自已。
    天黑时,电影院里只剩一百多人。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被放回去了。据说军代表宣布这次县城保卫战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正确,但不应当死人”。枪响了,怎不死人?子弹分不清谁受了蒙蔽谁是坏头头。
    晚上,我睡在招待所舒适的床上,第一次感到好久没有在安全的夜里睡觉了。据说西方国家科学家作试验,一只小白鼠听音乐,另一只小白鼠间断放猫叫。那只听猫叫的白鼠很快死了,把死白鼠的脑液注入那只活白鼠,那白鼠很快也死了。原来,受惊吓的白鼠脑液中产生了毒性物质。不要在人的脑子里制造这种毒素,安全是所有动物的第一需要。
    两天,仅仅两天,我经历了人生第一次剧烈动乱,一幅幅画面在脑海中闪过:那位后心受重伤死去的巴郎,才十七八岁,胸前是一枚毛主席像章,他肯定不是坏头头,也不是仇恨共产党的人,受了蒙蔽去“造反”,糊里糊涂把命丢了。
    我在初中时一位同学,家也在42团,叫徐发家,“文革”中改为徐毅,“毅然革命”之意。他在喀什农校上学,当了“三新”组织小头头。武斗风起,他父母亲跑到喀什把他拉扯回来。我当面劝他别往乱处去,保命要紧。他嗤之以鼻“我的追求你们不可能理解”。他偷偷跑回喀什,不久被打死了。独子而且三代单传啊!1985年,我们一家子到喀什人民公园玩。过一个小沟时发现脚下的石板有字,扫去泥土一看,上写着“革命小将徐毅之墓”,死亡时间是1967年8月13日。1969年,我躺在招待所铺上想他时,他己“献身”快两年啦!
    第二天,我骑车走出县城十公里,碰见黄站长和赵林章。他俩是去合理闸要秋灌水的,顺便给我带了一大包菜。见面都高兴。我们坐在路边细细交谈。夏巴扎的爆炸事件,他俩头一次听到,十分震惊。县城昨日的武斗,他们熟知详情。黄站长说“8、28命令”已定性那伙人是“三县暴乱分子”,部队已开始实行军事包围,受蒙蔽的群众已经觉悟了,不会再有大乱子。赵林章说团里水不够用,大河没有人管乱开口子。这次去合理闸一定要把水弄回来,否则影响冬播。团里粮食本来就不够吃。
    我和他俩到42团招待所。吃饭时,看到墙角堆了一大堆土碗,问邢班长咋回事儿。邢班长叹口气说了件很可笑的事:县城除42团招待所外,还有一家国营饭馆食品公司的民族食堂。老乡们来吃饭先要交一毛钱租个土碗,再掏粮票买饭。邢班长发现租出去的碗大都不还了,一毛钱也不要了。一打听是民族食堂一个碗租金是两毛钱,老乡们吃了42团招待所的饭,把碗揣到怀里去民族食堂退租金了,白赚一毛钱。邢老汉一气之下把碗的租金提到三毛,一下子这里土碗都堆不下了,老乡又白赚招待所一毛钱了。
    我们大笑起来。赵林章说那好办,我认识食品公司王经理,给他打个招呼,两边食堂都是租金两毛,不就没事了吗。我心里想,不论局面再乱,老百姓总得操心过日子。“革命造反派”确实应该来看看这堆土碗,民以食为天,“造反”也得落实到这个“天”上。
    我们骑车又杀回了夏巴扎,一个汉族干部都没有了。公社处于无政府状态,没人管。大院空荡荡像个散场的大戏院,昨日闹剧似乎早已谢幕了。我问一个给书记们赶马车的中年人,吐地色力在吗?他满腹狐疑地看着我,摇摇头答“唐!呼合莫多。(哎呀!不知道。)”赵林章说此处不可久留,快走。如果有人认出你,拦住你问死人是咋回事儿,那就麻烦了。黄站长也说,老赵说得对,出发。夜宿合理闸,意外碰上水利科李科长。李科长气质神态,言行举止,已经完全维吾尔化了。卷莫合烟,一股羊肉味儿,油黑的脸,鼻梁晒得蜕皮,见了维吾尔族老乡不仅地地道道的维吾尔语,而且礼节习俗周全。维吾尔族老乡素有“认话不认人”之说,对他格外热情,更何况他还是管水的龙王爷,水是农民的命根子。
    我们谈起县上的武斗,流血死人,李科长却出奇地冷淡“让他们打去吧”。我心里暗自一惊:如此严重的死了人的事,难道能处之淡然?李科长叫一个巴郎去抓几条鱼来,清炖鱼汤喝。
    那鱼汤真鲜,汁如奶,味若酥。李科长边咋吧着嘴边东一句西一句说着。我揣摸他表面冷漠内心充满危急感:“文革”以来,多年形成的严密的水利制度被冲击,水利干部也分为几派文斗武斗全来。到底哪是“革命派”谁也说不清。暴乱分子抢枪后全县干部人人自危。这次县城武斗消息传来,水利干部全跑回家打听亲人安全了。“一条大河没人管,乱开口子乱流戈壁滩,冬翻地没水种不上,胡达(真主)会从天上掉下白面馕。”这是一个维吾尔族水利人员的顺口溜。今年是“文革”的第四年,头年是揪“党内走资派”,第二年是你死我活的武斗,现在成了反汉排汉要搞独立!到底怎么回事?
李科长外愚内智,外粗内细,只要县里一有动乱苗头,他立即上了大渠大河。岳普湖河流域百里,没人知道他在哪个闸口哪个看水点。有时他花帽一戴袷袢(衣服)一穿,活脱脱一个“阿凡提”。哪里有岳普湖河的水,那里就有他的朋友。县上抢枪、抢十一连、冲击五连,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
    想不到在方圆几十里没人烟的大河闸口,竟有如此洞察世事的大智若愚的人!
    赵林章说,我们讲黄河清,圣人出,维吾尔族老乡说谁管得好水谁是圣人。新疆有水才有绿洲才有生命,不管是革命派保皇派,管不好水是“白坎儿派(什么都不是)”,老百姓不认你。
这夜谈得很久,我获益非浅。
    12、怎一个乱字了得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处于动乱中的我始终未能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直到南疆军区平息三县暴乱英雄事迹宣讲团到来,动乱的谜底才被揭开。
    到42团来宣讲的一名年轻的班长,参加了追击外逃暴徒的战斗,又有精心准备好的宣讲提纲,讲得十分生动。他说:中央军委“8、28”命令下达,部队对拒不交出武器的“群众组织”实行军事包围。军队得到情报,暴乱分子要携武器外逃。一个连的解放军在八盘水磨设伏,截住两辆汽车,收缴一百多件武器。同时得到情报:暴乱头目已逃人山区准备越界。军队立即追击。山区克尔克孜牧民踊跃带路。追了一夜,天亮时人困口干。连长想我们口干找水,暴徒也必然口干找水。问响导此处有泉几眼,克尔柯孜族牧民答有五六处,远近不一。连长立即下令以班为单位分头去找泉水,做好战斗准备。一个班的战士走近一处杂草丰茂的泉水,突然从草丛中响起枪声。战士们立即还击,战斗打响了。其他各组听到枪声迅速包抄过来。激战后,五十多名暴乱分子有的被击毙,有的被活捉。缴获的重要文件,揭开了一个重大的反革命政党内幕。
    南疆军区在岳普湖县城举办了平息反革命暴乱展览。我们坐着拖拉机到县上参观。所见所闻,触目惊心:有抢夺的武器,有“东突人民党”的党旗、党纲文件,有冲击机关、银行抢劫的巨额现金,有被杀害的干部群众的照片。展览称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公元2003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社科院著名教授马大正所著《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自冶区党委书记王乐泉为之作序。书中载:1968年,在乌鲁木齐分裂主义分子成立了“东突厥斯坦人民党”。他们利用“文革”的混乱,在南北疆秘密发展组织。其成员最多时达1552人,基层组织78个,遍及南北疆126个县市。喀什农机总站站长阿洪诺夫成了“人民党”的头目,造反派“司令”米吉提成为“国防部长”。他们策动了“三县暴乱”。“推翻汉人殖民统治,建立东突厥斯坦民族独立共和国是‘东土党’的最终目标”……我在夜灯下一口气读完这本书,掩卷沉思我在南疆经历的多次动乱。我沉浸在对42团、对1969年的回忆之中……
    42团洋溢着胜利的气氛,人们回顾经历更认为周副政委“右倾”,如果听了周的话非受重大损失不可。而我却从内心深深佩服周副政委:谁能被人指着鼻子骂“地主崽子”而面不改色沉着冷静;谁能忍辱负重坚决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谁能在错误思想混乱中把损失减到最小程度。当时他宣布上级指示“执行五不政策”,老战士们都有强烈危机感:在战争中遇到危急情况,为掩护大部队转移,为确保主力安全,常常会下令一个连或一个营坚决抵抗,直至全部牺牲。小的牺牲换来大的胜利。而对这个连或营的战士个人来讲当然是悲剧。也许当时为了“文革”的大局,为了“大好形势”,要让42团蒙受损失作出牺牲!
事非功过,后人评说。真理是历史长河里的沙金,需要时间来“自将磨洗认前朝”。
    赵林章那天骑车到夏巴扎来,带给我一个意外消息:团里落实战备措施,决定成立值班二连。副指导员“替我”报了名,我被通知到二连报到。说团里要树一个“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当值班战士的典型。赵林章问我,你是不是与副指导员有成见。我想起来了,五年前,我在园林队时少不更事,介入了副队长和副指导员的明争暗斗,我成了“副队长的死党”,这位副指导员一直耿耿于怀。冤家路窄,他又当水管站的领导了,借“战备”之名把我从生活条件好的水管站,赶到艰苦的二连去了。
“三县暴乱”平息了,“窝里斗”又开始了……
    三十年后,我调到兵团史志办任方志处处长。这个工作实在冷僻,有人问史志办是干啥的,我答就是司马迁干的那个工作,人们立刻恍然大悟:是给共产党写《史记》的。我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后新疆反分裂斗争的历史,像站在一个山顶上回望足迹:我对我的一九六九看得更清晰更深刻了。而我相信后人在读我这段传纪文学时,能有新的发现新的理解。
如果有人说“这本书有保存价值”,我就“操牛尾,歌八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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