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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文章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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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  平:我的文学之路

       我常自嘲我走上文学之路是“误入歧途”。误者不知不觉也,歧途者路太冷僻太坎坷也。
  
  1996年夏天,著名作家陆天明到喀什采风。我时任新疆兵团农三师文联主席。我十分荣幸地给陆老师当导游。香妃墓,大巴扎,艾提尕大清真寺,转了一天,接着去麦盖提垦区和小海子垦区。我读过陆老师的作品《泥日》、《桑那高地的太阳》等,非常钦佩他的才学。在我所读过的所有写新疆兵团题材的作品中,他的作品最深刻最准确也最耐读。他是上海支边青年,曾在农七师工作十二年,熟悉新疆兵团生活。我原想这次陪同他采风是一个极好的学习求教的机会,因为喀什垦区太偏僻落后很少有国家大师级的作家光临。结果与愿望大相径庭。陆老师只听只看只问,只是默默思考,很少谈文学创作。正好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热播他的大作《苍天在上》。从喀什市、麦盖提垦区到小海子垦区,只要我一开口介绍这位是著名作家、《苍天在上》的编剧陆天明老师,立即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目光惊喜抢上一步伸出热情的手。他十分谦和地与团领导、支边青年、老职工甚至招待所服务员握手,毫无骄矜之色。他像海绵吸水一样不知疲倦地倾听各种人的倾诉,记录一个个故事。特别是在一千多公里的三天路途中,车上除了司机就我们俩。一路上我滔滔不绝讲述亲身经历,他问什么我讲什么,毫无顾忌,漫无边际。文革、动乱、支边青年、兵团农场各色人等,讲的全是我的故事和心理感受。讲到我年轻时多么嘴馋,从上海支边青年那里第一次吃到华夫饼干牛轧糖,从北京青年那里第一次知道世上有种美味叫烤鸭;甚至讲了年轻的我如何暗恋女支边青年,结果是剃头匠的挑子一头热,总是被女青年用上海话说“拐特”(甩掉)。
  
  年轻司机听得不停地笑,而陆老师只是静听沉思,纹丝不动,偶尔一个微笑,问一两个细节。一路颠簸,毫无寂寞。在皮恰克村,我陪陆老师到几户维吾尔老乡家。我当翻译,陆老师专注地望着维吾尔老乡的表情,似乎担心他们听不懂我的维语,或者担心我的翻译不准确。结果当然是陆老师十分满意了。
  
  相聚四天,我把陆老师送到阿克苏农一师文联。握别之后,再未见面。大约七八天后,我接到兵团文联一位领导电话,先是表扬我对陆老师的接待热情周到,接着郑重其事地问你给陆老师说了些什么?他在兵团领导出席的座谈会上“七八次提到你,说你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新疆兵团南疆生活的作品来”。我答一路上讲了我个人的经历,琐琐碎碎,不成文章,不能登大雅之堂。
  
  放下电话,久久呆立。这个信息强烈震撼了我!我真的“最有可能写出深刻反映南疆生活的作品来”?我的曲折坎坷的经历真的是阿里巴巴的宝藏?为什么在一起时陆老师对我一句鼓励的话都没说?
  
  这个信息强烈激活了我久久深藏的文学灵感。我初中毕业,16岁在四十二团当农工,无书可读,无技可学,就喜欢听人讲故事。那时,“社教”运动开始,“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我被调到四十二团生产科测量组当测工,跑戈壁滩。在父母亲住的干打垒房子里,翻出来一本被老鼠啃得剩下一半的解放前印的《唐诗三百首》,我如获至宝,在远离人群的帐蓬里悄悄欣赏,与测量组组长孙祜谈酒论诗。那年头,只在没有“阶级斗争”的地方才有可能生长文学的萌芽。在拉拉玛荒漠夜空的推土机轰鸣声中,爬在余温尚存的沙丘上,听上海支边青年顾昊天讲《羊脂球》、《基督山伯爵》。“文革”结束后,我自修完成高中学业,又花三年功夫半工作半学习,取得了电大汉语言文学系毕业文凭。这期间虽然写了十多万字的散文还有小说,但自认为文学的悟性不够,功底尚浅,难成大作。
  
  与陆老师相聚四天,仿佛一声“芝麻,开门”,我的经历的宝藏被打开了,我的近乎冬眠的文学灵感被激活了。那位兵团文联领导转告的陆老师的话久久萦绕心中,我终于明白该怎么做了。
  
  1997年我调到兵团纪委工作一年后,我主动要求调到兵团史志办。有朋友提醒我“纪委离领导近进步快,史志办离领导远太冷僻”,我说我这一辈子人生经验是:不凑热闹,善走冷门;求的就是一个“冷”字。只要工资卡上按月打钱别被遗忘就行了。司马迁不是宫刑被打入冷宫才写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曹雪芹不是贫病交加才写出旷世绝唱《红楼梦》?后来发生的一切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史志办业务单一,工作轻松,没有领导来“运动群众”。我当处长,属下只有一个年轻大学生,是个很听话的来自贫困团场的小伙子。我干了15年的宣传新闻报纸工作,都是“烈火烹油”“鲜花著锦”处在社会最热闹的旋涡里。一下子到了冷僻的被人遗忘的角落,我浮躁的心慢慢静下来。不久,我的散文集《走过喀什》出版。新疆著名书法家赵彦良题写书名;新疆兵团久负盛名的文学理论家孟丁山作序,予以很高评价。接着写个人经历的纪实文学《我的连队》、《我的班长》等,相继成稿。《绿洲》杂志主编钱明辉慧眼独具,发一篇又一篇,发一稿鼓励一番:“大胆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愁歌者苦,但伤知音稀。我最看重的也是我年轻时血与火的经历《我的一九六九》,没有一家刊物敢予发表。我决定出一部纪实文学《大漠足音》,把那些刊物不宜发表、不能发表的作品收进去。新疆大学出版社领导、清史专家周轩,富有经验的年轻编辑赵星华,为《大漠足音》倾注了宝贵心血,许多涉及“敏感问题”的精彩情节得以保留。
  
  《大漠足音》出版后引起的各种反响出乎我的意料。著名诗人李东海写了热情洋溢的评论;石河子大学文联刘主席说,你的书反映的兵团南疆农场基层生活最真实最生动;书中涉及的许多人纷纷来信来电话,谈感想,诉衷情,热情鼓励;《我的班长》孙祜的女儿们说,我们边读边掉泪,你对我父亲的了解超过了我们!喀什著名作家马树康,把《我的一九六九》的史料部分编入《喀什文史资料》。一位1949年参军学生、退休时任副地级的老干部电话中说,这是我看到的写喀什地区“文革”最真实最深刻的一本书。《我的一九六九》中,他在邻近木华里的一个公社当书记。
  
  我没想到一位北京青年打来电话说,你的书写得很好很真实,尤其是对我们北京哥儿们的同情写得很感人。但是,能不能不要在北京发行。我们回北京快三十年了,对孩子们一直说我们去新疆兵团是“为国守边、没有功劳有苦劳”,你的书中提到我们“被枪杆子押送去的”“少管犯”。这确实是真实的历史,但我们对孩子们不能这么说、不想让孩子们知道我们经历的痛苦、屈辱、黑暗……
  
  这一切使我深受激励和鞭策。《大漠足音》只写了我的1964至1969年的经历。我接着一口气写下去,一直写到我的退休之前。这时,我又遇到两位慧眼独具的鉴宝人。兵团著名女作家王伶,主编《绿洲》杂志,刊发了我的《烤鸭梦》、《清油》等文章。杨东,中新社兵团支社社长。他在《兵团日报》当记者时去过农三师,我们认识。《图木舒克工宣队》、《我的教师生涯》、《此夜无月光》、《血色杏花》等一系列纪实文章上了《兵团新闻网》,点击率节节攀升。2009年7月之后,这些文章被许多网友转帖,有的评论使人很感动。
  
  我的1964至2008年的经历集中在《我的喀什岁月》。我从事史学工作十个春秋,明白一个简单道理:一个人的经历不论多么曲折动人,多么缠绵悱恻,如果与历史潮流社会时代没有关联,就没有传世价值。而我只不过曾经是农工、测工、统计员、司务长、教员、新闻干事、文联主席等,我的经历能反映中国老百姓的那段历史吗?能不辜负陆老师的预言“能写出最真实最深刻反映南疆农场生活的作品”吗?
   
  付梓之时,思绪万千;掩卷闭目,掷笔长叹:由读者、由后人去评判吧。
       
 (此文为即将出版的散文集《我的喀什岁月》的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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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2-12-06
陈平:认识人自己 (自序)
我喜欢看书,也写过几本书。常常掷笔自问人们为什么要写书?一千本书可能有一千个答案;而我的答案非常简单只有一个:认识人自己。《史记》使我们认识了两千多年前的廉颇、蔺相如、李广、项羽等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人物;《水浒》使我们认识了武松、鲁智深、林冲等打抱不平追求正义的绿林好汉;《红楼梦》则全方位立体式地给我们展示了大观园的人物画卷,那人,那情,那恨,那爱,那缠绵,那虚空,怎一个叹息了得。
后人将会怎么认识我们?
神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古希腊神庙石柱上勒铭一句神谕:认识人自已。我们真的认识自已了吗?人类从那里来的?伟大的达尔文创立的进化论从生物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的祖先来自动物一一猿猴。而我们的文化包括感情、认识、观念、思想来自何处?这个问题达尔文回答不了,也不该他来回答。这得我们自已来回答,我们怎么成了现在这样的人?于是,我追溯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年时代,追溯父母那一代人。我的根子在遥远的、对许多人来说是陌生的喀什噶尔。父母亲把我生在那里。我四十九岁时离开喀什噶尔,被选调到乌鲁木齐市新疆兵团大机关,从事司马迁的工作。我的感情、认识、思想等,都深深烙上了喀什噶尔屯垦戌边拓荒者的印记。对此,我长期以来并没有自觉认识这一点。直到我花甲之年编写这本书的时候,这个认识才越来越清楚地浮现出来。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很简单:让后人认识我们这一代新疆人。
我读过许多人对喀什噶尔的描述,诗,散文,美术,摄影等。最喜欢当代著名散文家、诗人周涛对喀什噶尔的描述:
它是一座精神的炼狱,还是一座温柔的天堂?它是美的追求者和冒险家葬身终极的坟墓,还是艺术家们赖以洞察人世的起点、基石和诞生的产床?它是永不可知的历史淹没于岁月无尽的风沙后露出的一只手掌,还是生命的绿洲不甘沉沦昂然挺立的一颗头颅?
它是那样的繁荣、伤感、欢乐、忧郁、典雅、苍凉、博大、边远……它是那样的独特,以至任何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一辈子也无法把它说清。在它沉默而又躁动的土地上,你会因为它的美丽而恐惧,而希望尽早离开它,可是你一旦离它日久,又会被它梦幻般的氛围所迷惑。
喀什是不可解的。你可以看透乌鲁木齐可怜的五脏六腑,但你看不透喀什那双迷蒙的眼睛。喀什有一种更深厚的东西,一种更典雅、更高贵、更悠久的东西,那种东西不能确指,却时时处处存在,弥漫着,让你感觉着,仿佛渗透在空气里。
或许是为了这个,使美术、音乐、诗的信徒们在这块土地上久久徜佯。结果呢,一批失败者带着永久的迷惑离开,败退,又一批人被它吸引的人重新开上去……因此,当你以喀什的名义带来一批新的收获展出时,人们不会无动于衷,就像你从西天取经风尘仆仆归来一样。
周涛无愧于新疆文学大师的赞誉,他对喀什噶尔的观察细腻深刻,描述贴切精当,眼光入木三分。
我像西天取经的殉道者从喀什噶尔走来,走进了博格达峰下的乌鲁木齐,走进了新疆兵团大机关。大机关出差开会机会多,我十几年间走遍全国大部分地方。走得地方越多我越发现自己骨子深处是新疆人。
在长白山天池之巅,我遥望博格达天池;在松涛碧海中看到白桦林,我惊呼阿尔泰也有你的兄弟姊妹;在九寨沟神奇绝美的碧水边,我心中荡漾着喀纳斯的湖怪水波;在杭州吟诵“若把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心中却出现一幅飞将军李广骑骏马驮着西施天马行空图;在岳飞坟前看到四尊跪像,我立刻告诉朋友,乌鲁木齐市“一炮成功”炮台前左宗棠的塑像是昂首挺胸的,左帅身后的清兵是按刀而立的。甚至在井冈山听唱“红米饭,南瓜汤,毛委员和我们在一起,天天打胜仗”,我夜不能眠,反复思索我在图木舒克工宣队的日日夜夜……。
我是史学工作者,如果说不清自己的历史,那就太不称职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我回忆自己历史的文章陆续在《绿洲》杂志发表,后来结集出版了《大漠足音》。这本书只写到我的1969年。我继续写下去,一直写到2008年,十六岁到花甲之年的经历凝聚在这部《我的喀什岁月》。付梓之时,突然想起《红楼梦》作者曹老夫子的叹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我没有这么悲观,但也快乐不起来。一颗平常心,毁誉两由之。
喀什人的灵魂的核心是什么?要求一字道破。这个问题太难了。正如大诗人周涛说喀什的灵魂无所不在但难以确指。我思索了许多年,一个个答案连我自已都不满意。直到一件偶然的事如流星闪电,一下子激发出我的灵感。
那年去昆明旅游,我们一行人兴致勃勃去参观吴三桂与陈圆圆曾修行的一座寺庙。此庙悬于山坡,石阶很陡,香火极盛,游人如织。我们特别想听听吴三桂如何“冲冠一怒为红颜”,如何与陈圆圆在此以悟道为由缠绵悱恻。但导游小姐对历史故事一句也不讲,只是一个劲儿煽情让我们掏钱。她直言不讳地告诉大家:我们的消费她可以得两成回扣。进门一条三尺开光红绸八十元,功德箱透过玻璃看到赫然一叠百元大钞。我心中对导游小姐一丝反感:茶叶,买了;药材,买了;香水,也买了。在喀什人看来有点贵,但毕竟还算物有所值。你们还要把佛教佛寺当成敛财工具,太离谱了吧!同行者虔诚地听导游小姐引导,按一道道程序掏钱,我却一幅无动于衷的样子,因为我的喀什岁月修炼出的第三只眼早已烛洞尘世。导游小姐看出我的顽固,紧紧缠着我,执著地向我进攻了。在大殿前,她不介绍供奉的是何方神佛,法力如何,一个劲儿劝我“上高香”。高香长一米多,六十元一支,要供奉六支。“一保健康、二保平安、三保发财、四保幸福……”。
我心中冒火脱口而出一句话截断了她的所有殷切说教:“你知道新疆的穆斯林吗?真主无形无状无所不在,反对偶像崇拜。”一句气话,绝地反击,出奇制胜。导游小姐骇然失色,像躲着“非典”患者离我而去。我独自站在台阶上,香客熙熙攘攘,从身边走过,我却有一种独立旷野的孤独感,不被理解的失落感:我情愿把六支高香三百六十元捐给希望工程,不愿其化为一缕轻烟!
我为商业化的佛教悲哀!为商业化的道德说教悲哀!
知心朋友和家人听了我的这番感受,数落道“你骨子里真是个喀什人!”
一道灵光闪过:喀什人骨子里崇尚一个真字!宗教要真,信仰要真,道德要真,感情要真。当年唐玄奘为何“九天四海澄迷雾,八十一番弥大难”?不就是西天那本经是真的吗?如果世间万物一一空气、阳光、山川河流等,都假了都被污染了,文学艺术全反映的是经过雕琢修饰蒙哄后人的假像,信仰、道德、感情也全都假了变成某种工具了,人类社会还能顺顺当当存在下去吗?!
于是,我利用在新疆兵团从事史学研究的工作之便,研究自已的历史,把在新疆六十年的生活经历浓缩为《我的喀什岁月》,写真人真事,抒真实感情,即使写假恶丑也是为了更鲜明地衬映真善美。我不能回避“文革”、动乱、暴乱、贫困、苦难,留给我们那一代人的阴影或教训,不能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讲假话抒矫情,既是错误我也如实记载,免得后人在我们重重跌了一跤的地方再跌倒。既是这本书留给后人成了笑柄,我也必须崇尚真。我们经历的假实在太多了。《皇帝的新衣》《阿Q正传》重复上演得太多太久了。
真话、真情、真理、真善美、返朴归真……
从真开始认识我们自已,从真开始告诉后人我们是谁,也告诉后人我为什么执着地从事文学:“文学作为人类前行的号角和引力,有责任把那些黑暗而危险的恶梦打捞在阳光之下,把那些脆弱而绝望的恶梦发动者摊开在人类视线下,把那些踏着恶梦前行的人类精神播撒到人类之涯,进而唤醒人类原先归之于神的力量,勇敢地寻找神的责任和智慧去剔除人类给自己造成的最大危险,张扬人类给自己创造的无限希望。”

掷笔时突然想起高尔基的名言:人在本质上是大殉道者。



2009-8-28       疾书于乌鲁木齐夜灯下

源地址: http://blog.ifeng.com/article/2100027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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