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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存梅:撰写文革时期济南地方党史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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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写文革时期济南地方党史应把握的几个问题

http://www.jnzgds.com/yanjiuzhengming/20090731/280.html

作者: 邱存梅
  
     一、文革时期济南地方党史写作的原则

    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化大革命”的性质、指导思想、概要过程和主要责任,以及主要经验教训等作了扼要而明确的回答,这是我们撰写文革时期党史的重要指导性文件。例如:关于“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的性质,《决议》明确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是历史的明判,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因此,对“文化大革命”的记述,必须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

    二、济南地方文革史的基本概况和这一时期应把握的主要问题

    (一)济南地方文革史的基本概况:

    1966年5月下旬,济南市委传达贯彻文革正式发动的标志性文件---- 《五·一六通知》,在此前后,全市先后开展了对“三家村” 和《历下漫话》的批判,并错误地批判省委领导余修和市教育局负责人萧道军,济南内乱局面开始出现。随着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的兴起,济南也出现了红卫兵组织,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并以破“四旧”为名,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秩序。

    1967年初,在“一月革命风暴”的推动下,1月24日,以“山工总”为核心的9个“造反派”团体篡夺了济南市委和市人委的领导权,原市委、市人委的一批领导干部受到无情打击。继市“一·二四“夺权之后,全市范围的夺权高潮迅速掀起,在1个多月的时间里,市属各区县的党、政、财、文等一切领导权全部被夺,各造反组织之间互相争权,打、砸、抢、抄、抓和武斗事件层出不穷,全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被江青一伙诬为“二月逆流”的二月抗争发生后,山东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王效禹接过反击复辟逆流的口号,在济南市发动了“反逆流”运动,王效禹直接插手制造了针钉厂事件,冲击公安局事件,五·七事件等几起大的事件。经过“反逆流”运动,结合到各级革委会的领导干部被停止了工作并遭到全面批斗,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围绕“革”与“保”展开全面“内战”,社会秩序更加混乱。1968年11月,王效禹一伙在济南又策划了所谓“反复旧”运动,把“反复旧”的矛头再次指向老干部和两级军区,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派性和武斗流血事件重新加剧。不久,山东的问题引起中央的重视,九大结束后,中央就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作了《批示》,指出所谓“反复旧”运动“犯了严重的错误”。济南市开始贯彻《批示》和《十条》精神。虽然,九大以后,济南市以“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等为内容的“斗、批、改”运动继续进行,但随着《批示》和《十条》的贯彻落实,随着全市各级党团组织的相继恢复,济南市的社会秩序渐趋稳定。

    1971年 “九·一三”事件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努力排除各种干扰,纠正各个领域的“左”倾错误,中共济南市委认真执行中央决策,为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了种种努力,因而全市社会秩序、工农业生产都有明显起色。但随着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波及济南,以及十大之后已开始进行的“批林揭袁”运动,干扰了前一阶段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全市经济建设遭受重挫,济南局势再度恶化。

    1975年周恩来重病期间,邓小平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开始对各方面工作进行全面整顿。济南市委和各级党组织通过认真贯彻中央全面整顿的指示精神,抓生产,抓整顿,批派性,全市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明显好转。但突如其来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使刚见成效的全面整顿被扼杀。但由于这一运动既违背事理又违背人心,受到正义的人们的不满和抵制,因此,没有对济南整个形势造成很大混乱。1976年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被粉碎,济南人民终于从内乱中走出,和全国人民一道踏上了拨乱反正的征程。

    (二)应把握的主要问题:

    1、文化领域的批判波及济南

    2、市委向文教单位派驻工作组及其被撒消

    3、红卫兵运动  大串连

    4、批判“资反路线”

    5、济南的“反逆流”运动

    6、开展“反复旧”运动与纠正其错误 

    7、斗、批、改运动全面展(斗、批、改运动涉及到各方面、各领域,如: 清理阶级队伍、整党建党、干部下放、知青下放、教育革命等等。)

    8、批陈整风  

    9、批林整风

    10、周恩来领导的纠正极左思潮措施在济南的贯彻

    11、“批林批孔”运动和“批林揭袁”运动

    12、济南执行全面整顿方针及其成果

    13、“批邓、反击右倾反案风”运动的开展与济南全面整顿工作被迫中断  等等

    就全市的情况来看,撰写济南地方文革史应把握的主要内容大体如此,当然,各县市区情况肯定还有一些差异,写作时可根据本地区的情况进行调整。

    三、文革时期济南地方党史需突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

    第一、要区分作为政治运动的“文革”与“‘文革” 的10年

    “文革”首先是一场政治运动,有其特定的政治内容(夺权、批斗、武斗,等等)。但作为1966至1976年的10年不光是动乱,还有大量更丰富的内容,如工业、农业、军事、外交、商业,有广大人民群众各种各样的活动。 在“文革”10年期间,济南同全国各地一样,一方面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受到重创,另一方面,由于广大干部群众采取不同方式在抵制极“左”的错误,因而在某些方面还有所发展。因此,我们在撰写济南文革史时,不但要写济南市的内乱局面,如:红卫兵运动,“一二四”夺权,反逆流运动、反复旧运动,批林批孔,等等。还应该反映文革10年中济南工业、农业、科技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我们要通过大量详实的史实对10年间济南市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干部辛勤劳动所取得的成就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反映在我们所撰写的党史中。

    例如,文革10年期间因为有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济南的经济建设仍在重重困难中艰难推进。

    以文革时期济南的农田水利建设为例:

    1970年,中共中央召开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发出了建设大寨县的号召。各县区提出“学大寨赶昔阳,三年建成大寨县”的口号,此后农业学大寨运动逐步走向高潮。几年学大寨各县均取得很大成绩,仅长清县统计:4年增加机井1377眼,新建水库、塘坝等113处,增加水浇地面积6400公顷,新造地560公顷,植树造林1.6万公顷。还有锦绣川水库的建设,该水库于1966年10月由历城县水利局设计,设计灌溉面积2700公顷,1967年3月开始施工,于1970年11月基本竣工。随后逐年建设配套工程建成较完善的灌溉系统。

    文革时期的农田水利建设虽然不可避免地带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但毕竟增强了全市的农田灌溉和防涝抗旱能力,为农业丰收提供了保证。

    再例如:文革中济南市科学技术方面的发展:

    1968年4月,济南钢铁厂建成国内第一座8立方米球团竖炉。1969年10月,该厂建成山东省第一座现代化58—1型42孔炼焦炉,结束了山东不能生产机焦的历史。1967年,济南重型机械厂研制出2JZ—10/600型单筒两种凿井绞车,在国内同行中巩固了领先地位。1971年,济南第二机床厂研制完成国内第一台J2—035型汽车发动缸体平面侧拉床,系当时只有少数工业强国才能生产的大型现代化设备。1969年—1972年,济南仪表厂研制出直接数字控制计算机,居当时国内先进水平,等等。

    以上仅是济南市文革10年期间农田水利建设和科技方面发展的两个事例,仅以说明作为1966至1976年的10年不仅仅只是动乱,还有大量更丰富的内容,虽然它们不可能不受“文革”影响,但它们却不一定就是“文革”的特定内容。所以,我们在记述济南文革10年曲折发展的历程时,不仅要从政治角度上进行剖析,而且还要从经济、科技、文化、外交等多方面进行深层次思考。这也是我们作为党史工作者所应该遵循的党性原则和实事求是原则相统一的方针,正确记述我们党所犯错误,不回避错误,但同时也不要夸大失误,客观地反映历史的真实,真正把握住历史的本质和规律,总结历史教训,这样才能以史为鉴,资政育人。

    第二、写出“文革”时期济南干部群众的抵制和抗争

    党和人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斗争,艰难曲折,一直没有停止过。正是由于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因此,撰写文革时期党史,一方面要写出“文革”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破坏,对各层面、各方面群众的摧残,另一方面还要着重写出“左”的错误指导思想在党内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中始终存在着对“左”的错误的不同程度、不同形式的抵制和抗争。

    具体到济南市的情况,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反映这种抵制和抗争:一是济南各级领导干部是怎样遵循、执行中央领导层内部对“左”的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决策的;二是广大普通干部群众在动乱中排除干扰,自觉或不自觉地抵制“左”的错误,坚持工作和生产。

    第一个层面:反映济南各级领导干部遵循、执行中央领导层内部对“左”的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决策的情况。

    例如:在文革初始阶段,面对“文革”给各地生产建设带来的严重冲击,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领导为限制“文革”发动的范围,竭力进行了正义的斗争。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特地写信给在南方的毛泽东,如实汇报生产质量下降情况,指出:在京同志讨论之后,“认为在文化大革命的部署方面,重点放在文化教育部门、党政机关。对于工业、交通、基建、商业、医院等基层单位,仍按原定的“四清”部署和二十三条,结合文化大革命进行。”毛泽东于7月2日在刘少奇、邓小平的信件上批示:“同意”,当天,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发出《关于工业交通企业和基本建设单位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通知》。

    对于这一通知,济南贯彻执行情况是:7月11日,市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周星夫传达了《通知》精神和贯彻执行意见,《意见》提出了已经结束和正在进行及将要进行“四清”单位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做法,并强调以革命促生产,一定把生产建设搞好,对生产已经出现的问题,必须引起重视,特别注意抓好质量。

    文革初期,济南市执行类似以上中央正确决策的成效是,1966年济南市工农业生产仍保持增长的势头。

    文革中期,济南市委认真贯彻周恩来领导纠正极左思潮的各项政策措施。文革后期,济南市委和各级党组织通过认真贯彻邓小平领导的全面整顿的各项决策,使这两个阶段济南市的政治局面和经济状况明显好转。特别是1975年各项整顿措施在济南的实施,使济南市工业总产值达到23.94亿元,比1974年增长72%,创历史最高水平。农业,粮食总产和单产创造历史最高水平。

    第二个层面:济南市普通职工自觉的抵制行动。

    在社会动乱的环境中,普通职工群众抵制文革的重要手段是坚守生产岗位,维护生产建设。如:位于郊区的济南钢铁厂的许多职工,在交通中断的情况下步行几十里赶到工厂上班。济南铁厂机务连养路班的职工排除外界干扰,一直保持全勤,出色地完成生产任务。还有的不顾武斗的危险,坚持完成生产、设计和科研任务,甚至是一边被批斗,一边坚持生产。

    还有的工人群众直接勇敢地站出来进行抵制,如:济南钢铁厂工人万克明、山东省长途电信线务总站打字员唐为华,分别于1976年4月7至8日书写、打印并张贴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传单和标语在济洛路一带张贴。揭露“四人帮”攻击周恩来、诬陷邓小平、挑动武斗和破坏生产的罪行,事后错误地遭到逮捕和批斗等等。

    济南普通职工自觉的抵制行动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可能少一些,因为在那个时代这些做法恰恰是受到批判的,因此,要下一番功夫,深入搜集史料。比如,可以走访文革时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干部群众,也可以多看一些工厂的厂史、厂志等。

    第三、其它一些具体问题

   1、“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我们在处理这个问题时要格外谨慎,要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原则。

    2、判断、结论要准确。要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做出的结论为准。

    3、点名要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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