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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我所知道的徐景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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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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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徐景贤,是到了丁香花园市委写作班以后。这之前,他作为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的一个干部,有时到作协来开会,有人告诉我,他是徐景贤,仅此而已。
        写作班,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为了开展所谓的革命大批判,北京,上海等地都调集一些人,成立写作班子。班子的成员奉命作文,充当打手。比如,北京的梁效,上海的丁学雷、罗思鼎,等等。不过在当时,被调到写作班去的人,都是引以为荣的,都觉得这是党对自己最大的信任,要去完成一项重要的使命。
        那个时候,我和作协文研所的几个年青人就是这样被调到写作班去的。我在文学组,丁学雷就是我们文学组的笔名之一。徐景贤也从宣传部文艺处借调到写作班,他是叶以群的副手,和叶以群共同领导文学组,后来又是党支部书记。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文弱的白面书生,背微驼,大概因为个子较高,与别人说话习惯了弯腰的缘故吧。他和叶以群共同召集大家开会,那时候就叫战斗动员,大家的心情是既紧张又兴奋的。叶以群本来就是作协文研所的副所长,所长郭绍虞先生不管事,实际上是他在领导我们的工作。以群不苟言笑,但是慈爱、诚恳。
        徐景贤温和谦虚,象一个老大哥。说话不紧不慢,平和沉静,叙家常似的。文学组的成员,虽来自四面八方,有作协文研所的,上海电影局的,上海各高校的,还有剧协的王一纲,南京来的叶子铭和汤大民等等。但在两位组长的领导下,文学组还是比较愉快的。重要的事情,叶以群亲自来传达和布置,有一段时间,他坐镇文学组,依次审阅大家写的文章。轮到的人,心里不免有点紧张,象小学生被老师考试。但以群同志总是和颜悦色地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不说不着边际的大话。徐景贤也和我们一样把写好的文章交给以群审阅,静听他的意见。这就是他的谦虚和平易之处。大家写的文章,以群拍板通过了,就打电话通知某报纸或某刊物编辑部派人来拿去发表。他们是奉命发表,因为是叶以群审阅过的,也算是终审吧。当时以群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权威,似乎还代表华东局和市委宣传部在审稿,所以他看过的稿子,上海各报刊就照发不误,从不表示异议。但以群别的工作还很多,不能常来丁香,我们接触最多的是徐景贤,他虽然仍旧兼着文艺处的工作,但大部分的时间在丁香。他传达上面的指示,组织我们搞资料,分配写作任务,议论政治形势。茶余饭后说说笑话,开开玩笑,调剂一下不分昼夜紧张的写作生活。丁香花园里有一条河,掩映在绿树和亭台之中,颇有诗意。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有时还去划船,记得有一次大家想起来要拍照,拍下一些三三两两不同组合的照片。那时的写作班里,女同志只有我和戴厚英两人,他怕冷落了女同志,不停地招呼我们和大家一起拍照,可见他的细心。我感觉他是一个有凝聚力的人。
        1965年末,我和吴立昌、王绍玺在叶以群带领下,到松江新五公社搞四清运动。四清运动结束后,我便回到了作协文研所,戴厚英先是借调去搞华东话剧汇演的文字工作,后来又借到北京搞戏剧汇演,这时也回到了作协文研所。那时候,文革即将开始,全国上下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局面了。此后,我做我的老百姓,而徐景贤带领写作班造反,做了上海市第三把手,位置仅居张春桥、姚文元之下,人称“徐老三”。这时,我们的距离就隔得很远了,我只是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他。
        到得1969年,“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动了“四个面向”运动,即“面向农村,面向工厂,面向矿山,面向基层”。这实际上是要将一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赶出机关、学校,甚至赶出上海,以便他们建立自己新的领导班子,但名义上做的是大题目的文章,即要求知识分子和干部走向工农兵群众,改造旧思想。我们当时还真是接受了这一种说法,抱着接近工农和改造思想的心情报名参加。我被批准到了黑龙江爱辉县,和上海的知识青年在一起插队落户。
        我们一家三口分三个地方,三岁半的女儿在南京外婆家,丈夫吴中杰在上海复旦大学,我在遥远的黑龙江。中杰有空就到南京去看望女儿,并且寄来了照片。照片上的女儿穿着外婆做的新棉衣棉裤,胖嘟嘟的,很是有趣。但没有多少时候,我便忽然接不到家信了,我隐隐约约地感到情况不妙……但究竟什么事,不得而知,没有人告诉我。我的焦虑和忐忑不安是可想而知的。幸好到县城开会的时候,复旦大学的蔡培元向我透露了上海搞“一打三反”运动的消息:吴中杰被隔离了。他安慰我,不要着急,事情总会搞清楚的。因为当地人知道我从上海作家协会来,总该会写文章吧,于是公社便派我参加县里的调查组四处采访,写出文章。这在一般人看来是个美差:一来,不必下大田劳动;二来可以到处闲逛。但我选择了拒绝。我告诉他们,我丈夫在被隔离审查,还是留在生产队里和知识青年一起劳动吧。同时,我又向生产大队党支部作了汇报。但他们根本不把这当回事,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所以,我的“插队落户”的生活过得很平静。直到后来,我才从中杰的口中知道,在他被隔离审查的时候,工宣队提出要把我揪回上海揭发他的问题,被徐景贤阻止了。徐景贤说,我了解高玉蓉,吴中杰的问题与她无关。于是,把我揪回上海的事情便作罢了。听了这话,我倒后怕了。想想文革中,多少人因受不了政治的压力而含冤自杀,造成家破人亡的悲剧。说不定我被揪回来以后,顶不住可怕的政治压力也会以自杀一了百了。为此,我们全家都很感激徐景贤。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宁左勿右的风气随处可见,徐景贤处在他的高位上,他完全可以以“革命”的姿态批准这件事。可是,他还念及旧情,在关键时刻,保了我一下,使我们这个家还能够团聚。
        得到徐景贤帮助的,还不止我们一家,比如,戴厚英、吴立昌等人也先后得到他的帮助。“四个面向”时,戴厚英被批准去吉林慰问团,但她的丈夫正在和她闹离婚,戴厚英一走,婚姻肯定无可挽回。徐景贤知道后,特地作出批示:戴厚英暂时不去慰问团。只可惜,这并没有挽救她的已经破裂的婚姻。吴立昌的爱人要分配到徐州工作,立昌只好准备跟着去,那时到徐州,自然不可能发挥他的专长。徐景贤可惜这么一个人才的流失,就给他爱人在上海安排了工作。徐景贤在文革期间官居高位,而且紧跟张春桥、姚文元,当然做了许多与国与民不利之事,但他还不是“一阔脸就变”的人,在可能范围之内,他也肯帮助一些人。所以,他出狱以后,不少人还请他吃饭,并参加一些活动。他的生活还是丰富多彩的。能有这样的人缘实属不易。
        徐景贤出狱以后,我们的朋友中是吴立昌最先得到消息。他请徐景贤到他家中吃饭,请我们作陪,我和中杰也请徐景贤到家中来作客,并邀请了几个当年写作班中较为熟识的朋友一起吃饭。他在夫人葛蕴芳的陪同下,早早来到我家,还带来一束鲜花,很是洋派。他过去就不胖,现在更是清瘦多了,背已经佝偻着,两眼底充血。坐下后,因为胃寒,便要我拿一个枕头让他放在腹部。但他的精神很好,谈锋很健。谈的都是愉快的事,更多谈到他还想做些什么事。吃饭的时候,大家围坐一桌,相聚甚欢。中杰竭力鼓动他抓紧时间写回忆录,并说,如果没有稿纸可以提供。他接受了这个建议,并付诸实行,写出了《十年一梦》。他学会了电脑,是用电脑写作的,所以,也没有要我们的稿纸。他的书稿写完后,就用电脑发过来,给我们夫妇看。我们可能是他的最早的读者之一吧。当香港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来沪取《十年一梦》的稿件时,中杰帮他们从中联络,一起吃过一顿饭。但当该社编辑带着这本书稿的光盘和打印稿出关的时候,却遭到意外的截留。最后此书还是经过别人的介绍,在香港由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
        徐景贤出狱以后的生活态度是积极的。经历了大起大落,某些方面更超脱了,对今后也满怀希望。他想尽可能多做些事情,只可惜走得太匆忙了,才七十四岁呀,他应该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老徐,我们怀念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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