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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杰:我与徐景贤的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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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中杰

我认识徐景贤,是在文化革命之前,大约1964年到1965年之间。那时,内子高云在上海市委写作班文学组工作,徐景贤是写作班的支部书记。我有时从复旦进城开会,顺便到写作班所在地丁香花园玩玩,就与徐景贤有了见面的机会。但是,也只不过认识而已,并没有什么交往。不久,他出了一本报告文学集《生命似火》,签名送给高云和我一本,大家算是文友吧。
        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徐景贤被提拔为上海市文化革命小组成员,而我在复旦却进入了炼狱,虽然还未被打倒,但已受到大字报的火烧,周围的人对我侧目而视,避之唯恐不及。但在7月底8月初的一天晚饭后,徐景贤却突然来访。我问他怎么到复旦来了?他说:“市委派我来看大字报,看得晚了,吴瑞武请我到他家吃夜饭,听说你家就在旁边,顺便过来看看,你好吗?”虽然那天只是寒暄问好,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话语,但在此时此刻,他能来看我,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安慰。
        徐景贤再来复旦看大字报,已是两三个月之后了。这时形势大变,批判的矛头早已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和“走白专道路的修正主义苗子”身上,转向中共各级党委。因为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八月份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其中明确规定: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各地的学生和工人将所有的党委领导都当成“走资派”来攻打。复旦一向是上海运动的中心,各项事情总走在前面。文革初期穷追猛打“反动学术权威”,曾经威震全市,现在揭批党委的事当然也不会落后,几个回合较量下来,学校党委和各系总支都失却了领导运动的能力,事实上是瘫痪了。徐景贤有很强的政治敏感性,“十六条”公布之后,他自然悟出了新的政治动向,这次到复旦来看大字报,更受到实际氛围的感染,对何去何从问题不能不有所思考。这天晚上,我们就在复旦第六宿舍朱维铮家相聚讨论。
        参加聚谈的有七个人,除我之外,都是写作班成员:朱永嘉、朱维铮、吴瑞武、王知常四个人是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的(笔名罗思鼎),陪徐景贤来看大字报的陈冀德,则是写作班文学组成员。在这七人中,我与罗思鼎四位都已宣布造反。我是被中文系总支逼得无路可走时,获得了造反派学生的声援,自然就加入了他们的队伍;罗思鼎几位,则是因为他们的组长朱永嘉从北京带回消息,动员历史系党总支支持造反派学生,反被历史系总支打入牛棚,因而引起两派学生的大辩论,最后是吴瑞武在辩论会快结束时赶到,当场宣读了中央文革成员姚文元的电话指示,这才为朱永嘉解了围,——他们也是被逼上梁山的。
        我们五人——我和四只螺丝钉(罗思鼎),发言都很热烈,一致动员徐景贤站出来造市委的反。其中尤以王知常最为激动,他不是坐着讲话,也不是站着讲话,而是跳上椅子,蹲着,手舞足蹈地进行鼓动。只有陈冀德笑嘻嘻地一言不发。徐景贤既很感动,又很犹豫,始终下不了造反的决心。
        徐景贤的犹豫是必然的。他不但没有受到什么政治迫害,却是始终受到上海市委的信任,而且政治地位处于上升趋势,所以要他造市委的反,这个决心是难下的。但是,他是聪明人,眼前的形势,他也看得很清楚,深知目前的局面维持不了多久,不造反,就跟着上海市委倒台,这又是他所不愿意的。那天晚上,他大概就在这两种思想的搏斗之中。最后使他下定决心起来造反的,不是我们的动员,而是几天之后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示。张春桥是徐景贤的老上级,姚文元是他的老同事,现在都进了中央文革小组,正受着毛泽东的信任。
        这时,写作班的地址早已从丁香花园迁到武康路2号和18号,他们就在那里筹备造反大会。我所做的事,是将“上海市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司令安文江介绍给徐景贤,请他出面支持徐景贤的造反。安文江是复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平时与我关系很好,即使在做了红卫兵司令之后,他对系里教师还是很客气,他们要冲击的主要是学校党委和上海市委,所以听说徐景贤要造市委的反,也很支持。当时正是学生红卫兵当红的时候,没有他们的支持,是很难成为气候的,弄不好,还会被当作假造反而受到冲击。王洪文等人的“上海市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也是在学生红卫兵的支持下成立和发展起来的。
        1966年12月,以徐景贤为首的一批机关干部,在文化广场召开了造反大会,安文江在大会上发表长篇讲话,表示热情地支持徐景贤和机关干部的造反。这个大会和徐景贤、安文江的讲话,在当时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会上,还成立了以徐景贤为首的“上海市委机关干部造反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实际上是受张春桥、姚文元所控制,成为他们在上海的办事机构,徐景贤也成为他们在上海的主要代理人。当时上海的老百姓把徐景贤称为徐老三,意思是说,他的位置仅居张、姚之下,是上海市的第三号人物。实际上也确是如此。直到工总司势力膨大,王洪文地位上升——毕竟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嘛;同时,根据三结合的要求,又起用了马天水等老干部,徐景贤的地位才有所下降,但仍是张春桥所信用的人。
        徐景贤掌权之后,他已成为大红人和大忙人,我们就没有什么联系了。而我们走向对立面,则是在1967年1月28日炮打张春桥之后。
        我并没有参加一二八炮打活动,但对中央文革把参加炮打的红卫兵领袖都当做坏头头来看待,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则更严加镇压,却很为反感。当安文江等人不断受到批斗时,我就到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去找徐景贤,要保安文江。那时,联络站的办公地点已转移到淮海中路原市委党校所在地。我到那里一看,入口处挤满了人,都是想找徐景贤说事的,因为找的人太多,徐景贤只好躲着不见。我将名字通报进去,有人出来将我引入。不过接待我的不是徐景贤,而是联络站的另一个头头郭仁杰。郭仁杰原是复旦哲学系总支副书记,后来参加上海写作班哲学组,但我们以前没有见过面,直到这次写作班造反时才认识的。郭仁杰将我引到大楼的屋顶平台上谈话。我提出要保安文江,理由是:安文江在你们造反时出来支持了你们,现在你们应该放他一马。郭仁杰则说是原则问题上不能做交易,并竭力劝说我,要与安文江等炮打张春桥的学生划清界线,要我站出来跟他们一起反对炮打逆流,说是跟着他们走是有前途的。最后是谁也没有说服谁,大家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不欢而散。
        不久,郭仁杰作为钦差大臣,被派往复旦主持“反逆流”工作,也就是要清查炮打张春桥事件。这当然要惹起复旦学生的反感,校园里又出现了“反逆流”与“反反逆流”的斗争。郭仁杰还把我作为反对派的黑后台来抓,形势很是紧张。但后来郭仁杰自己也触犯了张春桥,被抛了出来,交群众批斗,整得跳楼身亡。我当时虽然没有被整倒,但“黑后台”、“黑谋士”的身份却从此定格下来。1968年8月工宣队进校不久,就在“清队”(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对我加以批判,从此日子更加难过了。
大约在1969年秋天,我给徐景贤写了一封信,提出应该重新开放鲁迅纪念馆,开展鲁迅研究工作,宣扬鲁迅精神。因为当时有些教师已借调出去搞《红楼梦》研究,我觉得鲁迅研究也应开展起来,如果能搭起研究班子,我也就有了用武之地,或者可以跳出复旦这个是非漩涡。当然,这只是一种试探,并不抱很大希望。但徐景贤接到我的信后,很快就批了赞同意见。他的批示内容我没有看到,而下面已根据他的批示精神在付诸实施了。那时我正跟着学生在罗店公社参加三秋劳动,一天下午,工宣队突然到田头来通知我,叫我马上收拾行装,回到上海去,明天直接到鲁迅纪念馆去报到。鲁迅纪念馆的同志很热情,在空荡荡的展厅中为我隔出一个工作室,并搬出许多资料来供我阅读,要我帮他们修改陈列方案。在《解放日报》工作的一位学生,知道我已被借调出来,就提出要我同时参加他们的写作组,写批判周扬的文章。我知道周扬的重要文章都是经过毛主席修改的,哪些是周扬的意见,哪些是毛主席的意见,很难分得清楚,简直无从下笔。于是我就编了一组鲁迅批判“四条汉子”的语录,以鲁迅纪念馆的名义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这样两边都可以有个工作上的交代。但没有几天,就听说进入市革会常委班子的朱永嘉说这组语录有问题,要追查编者了。我开始觉得奇怪,鲁迅语录会有什么问题呢?后来仔细一看,才发现了在鲁迅论及左翼作家的本质本来就不大好的语录中,将鲁迅批姚蓬子的话也编进去了。姚蓬子是共产党的叛徒,但却是姚文元的老子,此时谈这问题正是大忌。大概就是由于这条语录,同时也由于我曾支持学生反对郭仁杰所主持的“反逆流”斗争等原因,1970年年初开始的“一打三反”运动中,就将我调回复旦,作为“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的“黑谋士”来整了。
        所谓“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案,其实就是炮打张春桥案。胡守钧是最早怀疑张春桥,并策动1967年1月28日的第一次炮打活动的红卫兵头头,后来又带头反对郭仁杰所领导的“反逆流”斗争,导致1968年4月12日的第二次炮打。所以,张春桥对他恨之入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个案子于是被搞成上海市文革期间第一大案,组织了两次40万人大会来批斗。张春桥、姚文元亲自回上海坐镇幕后,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王维国等市革会头头一起坐在主席台上。我则作为该集团的第四号人物,被押到台上接受批斗。朱永嘉和写作班的人是明知道在复旦三派红卫兵组织中,我是属于安文江所在的红三司,而不属于胡守钧的“东方红公社”的,但是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他们也顾不得这些基本事实了。我不知道徐景贤当时是怎么想的,但事涉对于张春桥的态度,而且已把我放在这样显要的位置上,场面又搞得那么大,他也不好说什么了。
        但徐景贤还算念及旧情。后来听一位朋友说,当时复旦工宣队曾打报告要将内子高云(玉蓉)从她插队落户的黑龙江揪回来的时候,被徐景贤阻止了,他说:“高玉蓉我是了解的,吴中杰的事与她没有关系。”这样,就将她保了下来。这事,我是很感激的。因为高云不比我这个老运动员,经过多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变得皮厚肉粗,有着较强的承受力,她却是没有经历过大场面的人,可能受不住这么强大的压力,怕要出事。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复旦园里自杀和发精神病的正不知有多少。
        所以,“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对徐景贤的命运也是关心的。他作为“四人帮在上海余党”的主要头目,被判了18年徒刑。但刑期没有满,在1992年就保外就医了。吴立昌先得到消息,他请徐景贤夫妇到家里吃饭,也请了我和高云,还有其他几位朋友作陪。徐景贤显得很虚弱,坐在沙发里,肚子还捂着热水袋取暖,而且有一只眼睛发红。但老朋友见面,他还是很兴奋,也还健谈。他说到了狱中的生活情况,因为住处潮湿,脊椎和关节都出了问题,胃也不好,而且因为就着暗淡的灯光看书,眼睛也出毛病了。又说到他能保外就医,是因为他的太太葛蕴芳写信给邓颖超,反映他的健康状况,邓颖超批示了,上海才同意放人。当年周恩来和邓颖超陪外宾到上海,徐景贤接待过他们,他们对徐印象较好。
        接着不久,我们与徐缉熙兄也分别请徐景贤吃饭,大家又见过几次面,有时还通通电话。
        1999年,我应王宽诚基金会之邀,到香港讲学。一天,天地图书公司的孙立川兄请我吃饭,他问我,在上海认识不认识一个叫徐景贤的人?我问他有什么事?他说,凤凰台的曹景行介绍给他一本徐景贤写的文革回忆录,书稿还没有拿来,不知写得怎么样?我说,徐景贤本来是个作家,文革期间则是上海市革会的核心人物,深得张春桥的信任,知道的事情很多,他记忆力好,思路清晰,文笔流畅,只要能如实记下来,这个回忆录会是很有价值的。我与他略有一面之交,你有什么事,我当然可以帮忙。立川兄说,过几时他要到上海取稿,希望我能协助联系一下。我回上海后,就打电话与徐景贤说了此事,他很高兴,托人带来回忆录的光盘,要我和高云看看,提些意见。我们看书中的确写了一些外人所不知道的内情,有史料价值,但在写法上有些流行化,如某些章节用了“××××之谜”一类的标题,就未必好。我告诉他,人家要看你的回忆录,是想看到你所经历过的历史事件的真实情况,而不是解谜看悬念。鲁迅说过:“写出实情,便于中国有益。”所以一定要着眼于真实,以真实取胜,而不要用流行化的写法。徐景贤觉得我的看法有道理,表示接受,并对稿件作了某些修改。
        不久,立川兄专程到上海取稿,我代他约徐景贤到锦江饭店立川下榻处见面。因为他们不认识,所以由我与高云在楼下大堂与徐景贤夫妇会齐,再一起到立川房间。谈完正事,交妥稿件,立川兄请客吃中饭。饭店是徐景贤联系的,他说附近饭店他有熟人。这家饭店的老板的确很客气,服务周到,饭菜也好。我们边吃边谈,大家都很高兴。只是中途突然有几个人进来,说是这个房间的电视机坏了,要检查一下。我们并不在意,他们检查了一下也就走了。但是第二天立川兄在机场出关时,却受到了特殊的检查,把徐景贤回忆录的光盘和作为插图的照片都没收了,说是徐景贤要在香港出书,是不允许的。立川兄一回到香港,就打电话把此事向我通报,后来又告诉我,他的出版公司接到了某方面的警告,说不准出版此书;不久,徐景贤也打电话来说,安全局的人找他谈话,指摘他不该把书稿交给香港出版社。我这才想到饭店中来检查电视机的,原来就是安全局的人,他们早就盯上我们了。
        过了几天,复旦党委一位副书记约我谈话。她批评我此事做得不对,不应将徐景贤的书介绍到香港去,而且希望我以后不要与徐景贤这样的人来往。我对她表示了不同意见。我说,徐景贤现在既然恢复了公民权,他就有出版的权利,国民党的战犯都可以出回忆录,为什么他不能出呢?只要写的是真实情况,就有史料价值。如果大陆上可以允许他们出书,他也用不到交给香港书店出版了。徐景贤是判过刑,但现在已恢复了自由,为什么不能接触呢?马克思说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一个人生活在社会上总有三朋四友的,听说王秀珍坐班房时,陈丕显(原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老婆就经常去探监,大概王秀珍在当权时曾经帮过陈丕显的忙罢。徐景贤也帮过我的忙,为什么他出狱后我还不能与他接触呢?这位副书记也很通情达理,她只是说:我也是奉命与你谈话,提醒你注意些就是了。
        好在徐景贤是用电脑写作,海关没收去的是光盘,而不是孤本手写稿,所以不久他就另拷了一份,交香港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了,这就是他的《十年一梦》。这本书是不准进入内地的,但书摊上却有许多盗版本,印刷质量虽然很差,读的人却很多。徐景贤送了一本港版的给我和高云,我读后对他说:“你要是不卷入政治斗争,一直从事写作,大概能够写出不少有价值的书来。”他却说:“在那种政治气氛中,我只能遵命写作,还能写出什么好作品来!”看来,他的思想没有停滞,的确在思考着一些问题。
        后来我们还见过几次面,有时在朋友宴请的饭局上,有时我和高云到他家里去看他。我总觉得他的回忆录还没有写完,还有许多值得回忆的东西没有写。我劝他再写一本关于上海写作班的历史,这也是很有史料价值的。我说,我也想写一写上海写作班的事,主要从写作班这一组织形式看知识分子怎样被当作写作工具的。他和其他几位写作班的朋友都很热情地为我提供了许多资料,但我一直没有动笔。徐景贤倒是写了一篇《上海写作班的来龙去脉》,但可惜只有“来龙”,没有“去脉”。如果作为一本书看,那只是开篇,而不是全文。我不知道是否还有续作,他的家属能据以整理成书否?
        后来几次见面,明显感到徐景贤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的去世,还是使我感到突然。如果能够活得长些,他还可以写出更多的作品来。(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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