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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玺  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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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景贤相处的日日夜夜——徐景贤逝世二周年祭      

                                                 王绍玺

景贤去世迄今已两年了,他的音容笑貌久久萦绕在我的脑际。由于他是文革时期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结束被判刑十八年。司马迁说过,“负下未易居,下流多谤议”。落井下石,历来如此。因为给居于下游的人泼一点污水,那是没有风险的事,第一他没有回手的余地,第二又显得自己过去是多么高明。这样的事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不断有人给景贤编造种种耸人听闻的离奇故事,而徐景贤又是一个非常软弱,委曲求全的人。他恢复公民权利以后,出版了一本《十年一梦》,诉说了一些他在上海十年文革期间一些往事。他生前不仅没有机会,也未向那些离奇故事进行反驳,出于无奈,还在自己头上套了那么多莫须有的罪名,委曲自己以求得那些人的谅解。但是总还有一些人继续编造离奇故事,借以廉价地吸引读者的眼球。例如,有位外交家在一本有人代笔的回忆录中说:文革期间,他陪同美国记者斯诺到上海访问,当时任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宴请之时,介绍上海文革的情况,讲了上海群众揭发上海一些当权派的活动。该传记说,斯诺听了极为反感,并驳斥说,我看你们比这些走资派差远了,随即拂袖而去,云云。此事纯属子虚乌有。如今,虽然斯诺、徐景贤及这位外交家都已作古,但当时参加这次宴请并全程陪同斯诺在上海访问的人仍在,且有接待记录,都可证明传记作者的随意虚构。有鉴于此,笔者感到有必要把所知道的徐景贤的一些往事,记录下来,可以有个比较,历史总是在矛盾的陈述中见其真相。同时以此文对景贤作一个怀念。

一.    在丁香花园的亲密相处

笔者与徐景贤相识是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与他亲密接触则是从1964年初秋开始的。这年8月10日,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石西民,在华东局和上海市委合办《内刊》所在地丁香花园的东楼二楼召开了一个有10人参加的会议,与会者有上海作协副主席叶以群,叶的助手王道乾及作协文学研究所的6名青年文艺理论工作者,还有来自华东师大、上海师大及剧作家协会的各一名青年。石西民的讲话要点如下:

1.国际反修和国内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任务都很繁重,需要从青年人抓起,建立一支能够坚持毛泽东思想路线的队伍,希望你们能边学习边战斗,听党指挥,准备长期作战。

2.你们写什么,怎么写,都由市委安排。要严守纪律,写作内容不许外传,内刊的各写作组之间也不要相互交流。

       3.年轻人都住在丁香,集中精力写作,生活上由“内刊”安排。

4.这个组就叫文艺组吧,有以群负责。

5.现在交给你们第一个任务,就是批判周谷城一再宣扬的“无差别境界”美学论调,这是有意和主席的“一分为二”哲学唱反调嘛。文章要写得有分量,说服力强,由市委审查后安排发表。

由于文艺组大都是党员,成立了个党小组,我被指定为党小组长,负责抓政治学习及思想工作,挂靠“内刊”党支部,但写作内容不与他们通气。

(1).徐景贤带领电影组进丁香及与文艺组合并

文艺组建立后约1个月,徐景贤带着被称为电影组的电影系统4个人到了丁香,在东楼西侧的那个空着的房间办公,写作内容也是保密。徐景贤和文艺组的大多数人本来就认识,又和大家年纪差不多,热情友好,再加上大家的写字桌都安放在房间前面连在一起的宽大阳台上,所以除了写作内容以外,徐景贤很快就和大家亲密无间。

大约又过了一个月,电影组的写作计划撤消,人员与文艺组合并,徐景贤成为文艺组的负责人之一,我仍是党小组长。文艺组的主要负责人虽仍是叶以群,但他并不常来丁香,而徐景贤不但早已和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更因为他是市委宣传部工作人员,能经常带给一些上面的精神,因而大家都把他当作主要负责人。徐景贤去世前一年多,发表过一篇回忆文艺组早期活动的文章,其中说他一开始就是文艺组负责人。对此,我相信他不是记忆有误,而是因为许多人不知道文艺组的沿革,把文艺组说成从成立之日起就是“四人帮”的工具,他这样说,是为了自己独揽责任,为其他同志减免压力。但这样说反而给相关同志造成很大压力。

(2).“才子”“才女”风波

文艺组与电影组合并之前,由叶以群主持讨论对周谷城“无差别境界”的批判,共同议定了一批题目,每人承担一篇批判文章的写作。文章陆续写成,叶以群审定后分送《解放日报》和《文汇报》打了清样,报送市委。原先听说可以陆续发表,过了一段时间,叶以群传达说,对周谷城的批判不搞了。不发批判无差别境界的文章是对的,因为周谷城讲的艺术欣赏上的境界,与哲学上不承认矛盾是二个不同的的概念,我们把它混同一个概念了。这说明我们这些青年人,学养不高,搞大批判带有很大的盲目性,领导这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市领导专业的水平也不高,文章写出来了,才发现自己站不住脚。初战受挫,大家都很沉闷。但不久,叶以群又传达石西民的指示,上海拍摄的《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两部电影,都是宣扬人性论、阶级斗争息灭论的大毒草,要写一批有水平的批判文章。为避免撞车,共同议定一批题目后,分头撰写,很快在解放日报或文汇报的重要版面陆续发表,署的都是各自的实名,在社会上引起不小震动。此战告捷,大家都比较兴奋,不免相互开玩笑。

丁香花园虽很精致,却没有供年轻人娱乐活动的设施,资料室书刊很少,空闲下来,也只能闲聊逗笑打发枯燥的写作生活。一次,汤大民(南京师大教师,随文学研究所所长郭绍虞读研究生)说:“戴厚英的文笔漂亮,是位才女。”戴厚英立即回应:“敝人无才,我看你倒像个才子。”两人斗嘴,引起大家一阵笑声。这本来是青年人之间的善意戏谑,没有恶意,也没有以才女才子自居的意思。但是,此话不知为什么传到了周源冰(主持日常工作的“内刊”负责人)那里,他怒气冲冲地说:发了一两篇文章,就自封才子才女,资产阶级名利思想这么严重,怎么能当无产阶级理论队伍的战士!文艺组要好好整顿思想。“内刊”党支部书记林学渊向我传达了周源冰的批评,要我召开文艺组的生活会,认真开展自我批评,整顿思想。我实事求是地解释说,他们只是开玩笑,并没有以才子才女自命。林连我也批评上了:“他们有名利思想,你不严肃批评,还看得这么轻描淡写,你的认识也有问题。要按领导指示在组内认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顿思想。”

我回组向叶以群汇报,他先是皱了皱眉头,又笑笑说:“你就主持开个生活会,把他们的话传达一下,叫大家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我请他主持会议,他以作协有事推脱。我只好开生活会,传达了周源冰和党支部的意见。大家都想不通,一句玩笑话,怎么能这样上纲上线?会上并没有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只是约定,以后说话谨慎,不要再开可能使领导误会的玩笑,组内的气氛顿时沉闷起来。我没有向支部汇报开会的情况,支部也未主动过问,但我感到他们总是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文艺组,思想上有一种挥之不去的压力。

徐景贤进入丁香以后,我把才子才女的事对他说了,原来他早已知道此事,并告诉我,周源冰发脾气,实际上是要给叶以群颜色看。周源冰的领导欲很强,他认为叶以群虽是著名理论家,但到丁香后没有主动拜访他这位土地爷,写作内容也对他保密,是对他的大不敬。而在叶以群看来,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石西民有言在先,文艺组的工作是石西民亲自掌管。石西民也早已知道了才子才女的玩笑,只是笑笑,不以为然。徐景贤还告诉我,不要因为讲句笑话,就把大家搞得谨小慎微,但不适当的笑话还是少讲为好。他的话,使我消除了思想压力。

(2).电影画报事件

电影组与文艺组合并后,又被周源冰整了一次。事情的起因是,电影组为了写文章的需要,把电影局收存的一些上海30年代出版的电影画报带到了丁香。画报中有不少30年代电影明星的照片、剧照及轶事短文,其中也有蓝苹即江青的轶事和照片。文艺组的人都知道江青的这段历史,只是因为,当时刘少奇主席多次带夫人王光美出国访问,报刊上的照片很多,出于好奇,也想知道从不正式露面的毛主席夫人江青是什么模样,便翻看了那些画报。大家都很敬重毛主席,看过画报,并没有进行议论。又不知是谁向周源冰报告了,周这次更是暴跳如雷,说是文艺组偷看重要国家机密,对毛主席大不敬,必须好好整风,还要查是谁带的头,要严肃处理。 “内刊”党支部传达了周源冰的指示,并说文艺组连续出问题,一定要好好整顿。我解释说,大家看后,没有议论,也没有外传,再说,上海电影界的老一辈都知道这段历史。党支部书记说,都知道,也是重要机密!你们必须好好整风。

我向徐景贤作了汇报,他先作自我批评:这事我有责任,既然文章不写了,应当把这些画报及时送回电影局。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光是开会人人唱自我错,没有多大意思。市委很重视培养青年理论工作者,我们可以结合全国都在学习雷锋,利用这个事情,在如何进行思想革命化的问题上多动动脑筋。他提出,他和我先个别在组内征求一下意见,好好开个民主生活会,做一些决定。

(3).学习雷锋好榜样

经过充分酝酿之后,文艺组在徐景贤主持下,召开了一次生动活泼的民主生活会,大家畅所欲言,最后共同议定了以下几条加强自身革命化的措施:

第一.积极响应向雷锋学习的号召,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克服名利思想,做毛主席的忠诚文艺战士。

第二.以后写重要文章,均由集体讨论共同修改,确保文章的质量,并以集体名义发表。为此,拟定了丁学雷、方泽生等几个集体笔名,意思是丁香花园的文艺青年学习雷锋精神,起步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第三.以后发表文章,不再收取稿酬。

第四.文艺组进入丁香花园时,就决定不享受每人每天1元的伙食补贴(当时在食堂的伙食费,每人每天大致是0.5元),是完全正确的,以后要继续发扬艰苦朴素不向党和人民伸手的精神。

第五.严格遵守组织纪律和保密规定,组内要加强团结,互相帮助,不对外传播组内的写作活动。

就这样,徐景贤把一件上纲上线的事件,化被动为主动,很顺利地解决了。

发表文章不署真名,不取稿酬,后来在文革期间成为风气。文革后,有些人写文章嘲笑说,躲在优美的丁香花园里,吃着优厚的伙食补贴,独霸报刊,挣高稿费做资产阶级精神贵族,还自称学习雷锋,欺骗世人,真是虚伪透顶,等等。我想,只有习惯于胡编乱造的人,才会写出这类完全与事实不符的文章来。

由于形势的变化,丁学雷和方泽生两个笔名,一直到66年初;文艺组为配合批判《海瑞罢官》写的一些文章,才陆续使用,并有一定社会影响。文革初期,上海市委的领导,为了表示自己紧跟毛主席,在一次号召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广播大会上,指派徐景贤以丁学雷的名字在大会上发言,引起种种议论。文革以后,有关领导又倒打一耙,声称丁学雷写作组是跟“四人帮”搞阴谋的,与他们毫无关系。这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行径,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两面派。

二.在清查“5·16”运动中的接触

1971年3月21日,我本来正根据朱永嘉的布置,借住在文汇报社,和几个同志一起,整理复旦大学理科大批判组提供的理科大批判资料,深夜忽然接到徐景贤秘书通过报社转来的电话,马上到康办贵宾室开会。我赶到后,房间里除王洪文、徐景贤外,还有几个人都不认识,而且似乎都互不相识。经王洪文介绍才知道,一是市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空军二师师长刘忠朴,二是市专案市批办负责人翁默清,三是市文攻武卫指挥部领导成员郑惠仪,再就是我。王洪文说,找你们开这个小会,是因为出现了紧急情况,朱锡琪(文汇报造反派头头,市革会常委,因67年4.12炮打张春桥被挂职)在干校听说要清查“5.16”畏罪潜跑。清查 “5.16”,北京、江苏早已开始,声势很大,我们一直没有动。张春桥要我们马上行动,今天就有个任务。此时,王的秘书小廖把文汇报革委会主任艾玲带了进来。艾玲本来是市里的大红人,他发现王、徐都一改平常的客气态度,板着面孔,又看到其他人除我以外都不认识,显得惊恐不安。王洪文说:“艾玲,今天找你来是要你交代问题,你向党隐瞒了重要问题!”

王洪文不知再说什么,就示意徐景贤讲话。徐景贤似乎还没有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虽也板着面孔,却用低沉平和的语气说:“要你交代问题,是春桥同志提出的,你要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不要心存侥幸。你交代问题不论涉及什么人,都可大胆实事求是地写下来,自己密封,指定交给春桥同志或其他中央领导,我们保证按你的要求传送。”

小廖把艾玲带走后,又把文汇报革命委员会副主任邵传烈带进室内,他已经很紧张,王洪文仍然趁机敲打:“看见艾玲了吗?你要端正态度,大胆揭发并交待自己的问题。”徐景贤则安抚说:“你也犯过错误,但和他们不同。当务之急,是把报纸办好,千万不出什么问题,你知道他们有什么问题,要大胆揭发。”王洪文说: “曾经和艾玲一起在北京办事处的,要拉到报社外办学习班,不用你们掺乎。”徐景贤问:“原北办的人都去参加学习班,对报社工作有何影响?”邵传烈说不会有影响。徐景贤又细心地说:“有什么困难及时与我们联系。你要振作精神,把报纸办好。”整个谈话过程,徐比王更注意政策,关心报社工作,态度也很温和,没有故意整人的样子。

邵传烈走后,王洪文向与会的人宣布了以下事项:

建议成立一个清查“5·16”的工作班子,因已有一个个专案办,就叫二专办。领导小组由翁默清、刘忠朴(后改为空八师师长刘志明)、王绍玺及将从工总司调来的一个人(后确定为李恩承,王洪文的笔杆子)组成。翁抓总,办公地点在宛平路11好的一幢小楼里。他强调,班子要精干,目前只设一个艾玲专案组。各系统的清查由他们自己负责,你们只负责联络勾通。

当夜,王洪文派翁默清和我到文汇报社,向报社造反派头头之一周国荣需宣布市委对他隔离审查的决定。我们发现,周因参加报社劳动扭伤了腰,行动不便,要向王洪文报告。王的秘书小廖却不予理睬,将周带走。后来我才知道,周和艾玲都被关在上海少教所。

次日,根据王洪文的指派,我和郑惠仪一起,在外滩市革会大楼里,向文汇报北办的10多名人员宣布,市委决定对他们举办学习班以揭发艾玲的决定,然后,郑惠仪把他们安置在市文攻武卫指挥部(原苏联领事馆)底层的房间。说是学习班,实际上也是隔离。其中有当时与我一起工作的写作班人员朱维铮,王洪文曾特别交待,朱67年在北办工作,是艾玲的得力助手,要重点注意。当时我猜测,王洪文是借此对徐景贤搞小动作,因为朱维铮是徐景贤派往北办的。

二专办成立后,大家对什么是“5·16”并不清楚,几经要求,王洪文提供了周总理及纪登奎、李作鹏等关于清查“5·16”的讲话稿,均非正式文件,且是节录,我们看了仍如在云里雾里。这时,徐景贤告知,清查“5·16”的最重要依据,是毛主席为姚文元1967年8月发表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进的一段文字:5·16市一个穷凶极恶的反动组织;主要罪行市制造分裂,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人数不多,但隐藏很深,背后有黑手操纵指挥;活动以北京为主,有的已分散隐藏到各地了。有了毛主席的指示,清查的依据是有了,但“5·16”隐藏在哪里,仍然心中无数,因而各系统都缩手缩脚,只是根据北京,江苏等地已大规模清查而提供的外调材料,进行调查。

王洪文决定召开全市大会,制造清查声势,指定我为他起草讲话稿。我感到他是做姿态,就以不熟悉他讲话风格为由,推给一直为他写讲话稿的李恩承,他倒爽快接受。大约因为王洪文要徐景贤帮他为讲话稿把关,过了几天徐景贤通知二专办领导小组,讲话稿基本可用,但修改了一些地方,如说到“克服麻痹思想,你们那里,没有5·16,也可能有5·17呀”等。他说,“5·16”就是“5·16”,提“5·17”必然扩大化,引起混乱,不能乱提口号。他还提出,要严格照毛主席的指示清查,“5·16”只是极少数,不可能很多。北京、江苏的清查大搞群众运动,都触动了许多万人,已陷入被动,你们要谨慎。徐景贤的这些意见,对二专办领导成员启发很大,李恩承更是由衷地叹服:景贤同志的政策水平,就是比工总司出来的一些人高,不能不佩服。

上海清查“5·16”进行了不满半年,就因林彪事件而陷于停顿。72年11月,张春桥回沪,听取各组办汇报工作,清查“5·16”的问题由我汇报。我先概述了一年半的清查情况:全市被群众大字报点名批判的有1000人左右,各系统立案的有100多人,审查重点近40人。但怎样才算“5·16”,还吃不准,如果按照既有三反(反无产阶级司令部,反解放军,反省及以上无产阶级政权)罪行,又有秘密组织及黑手操纵的标准衡量,上海还没有查到一个像样的 “5·16”,我还提到,艾玲的案子也没有进展,查不下去。这时,张春桥突然板起面孔,气呼呼地说:“怎么能说一个没有?艾玲总算一个把,朱锡琪也总算一个吧!(朱锡琪出逃抓回后未交二专办审查)他换了一支烟,可能火气太大,划了几次火柴,才把烟点着。我正等着继续挨批,徐景贤趁机插话说:“在领导面前,你们讲话怎么能这样随便!你们要好好领会春桥同志的讲话,回去认真分析总结工作!”徐景贤讲话语气的严厉,为我以前少见。但我知道,他是在保护我。徐景贤这样讲了以后,张春桥没有再为“5·16”问题发火,改听其他方面的汇报了。

在张春桥这次讲话之前,全市各系统对所立案审查的“5·16”嫌疑对象,都已经因为难以认定,希望早早结案,予以解脱。那次会议以后,案件都拖了下来,直到粉碎四人帮,才都一风吹。全市确实没有定过一个“5·16”分子。这时听说,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交出一封张春桥给她的信,里面说,毛主席认为艾玲是 “5·16”,应当慎重。可见张春桥在这个问题上前后也有变化,若果如此,艾玲平反后指责徐景贤把她当作“5·16”迫害,实在是一大误会。

三、 我当学马列辅导员时的接触

1973年5月,朱永嘉、王知常因为工作繁忙,动员我离开专案办,回到写作组,策划出版《自然辨证法》杂志,并出任写作组党支部书记,后来又称为写作组领导成员。

70年秋庐山会议后,毛主席号召全党特别是高级干部,认真阅读《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等六本马列著作。上海市委常委跟得很紧,建立了集体读马列的学习制度。常委中的王少庸、马天水文化水平较高,但长期担负领导工作,认真读马列的时间不多。就干部如造反起家的王秀珍,以及少数劳动模范,文化水平有限,连马列著作中的一些文字都不认识,更谈不上领会精神了。徐景贤文化水平颇高,似乎也不曾仔细阅读过六本专著。常委们对自己制定了个集体阅读六本马列著作的制度,每星期一至六的上午10时至12时,集体阅读,星期四分头下基层。为了阅读顺利,常委们指定朱永嘉。王知常、肖木几个撰写大批判文章的权威,做他们的辅导员轮流伴读。73年夏天,朱永嘉王知常在为《红旗》、《人民日报》组织撰写重头文章的同时,又创办了《学习与批判》月刊,还办了一批学习班,进行社会调查,工作太忙,便鼓动我代替他们伴读。由此,从73年9月,到76年10月初,我伴读了三年多,和徐景贤几乎每天都有二小时的接触。这个期间,徐景贤处理的几件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1.廉洁自律。有一次学习开始前,王秀珍见经常参加学习的马天水、徐景贤、王少庸、冯国柱和张敬标都到了,拿出一条很漂亮的腈纶毯展示说:“这是某工厂试制成的新产品,陈阿大送来的,请领导试用,看看是不是需要改进。”她显然担心我外传,又说:也给王老师一条试用。马天水摆摆手:“我们懂什么,不要试用。”徐景贤趁机说:“试用,还不就是无偿占有,化公为私!我们试用了,下面就会有很多人伸手。我看,是有些人自己想试用,让我们带头,做他们到处伸手的借口。听说,陈阿大他们试用、试吃的小动作不少。革命不是为了谋私,这个风一定要刹住。马老的意见对。新干部更要廉洁奉公。”徐景贤这么一说,王秀珍立即转弯,表示把毯子退回去,好好训一训陈阿大,但陈阿大等只是多吃多占,后来也未查出经济上有什么大问题。

据我观察,包括市委办公室工作人员所说(我陪读休息时,经常与他们闲聊),徐景贤及马天水、王少庸等人,都很注意清廉自律,生活俭朴。徐去世时,有副挽联说他“有权不谋私”,是很贴切的。

这也是时代风气。当时的官场,虽然派性严重,一些造反派起家的干部干了不少坏事,但公开大肆贪污纳贿者还没有。广大干部,特别是掌有一定权利的知识分子干部,大都还是廉洁自律的。拿写作组来说,从朱永嘉、王知常起,到经学习班进入的小青年,日夜忙于写作,除了0.2元的一顿夜餐外,全都没有一分钱的经济补助,全心全意工作,靠的是信仰、精神和党的传统作风的熏陶。四人帮粉碎后,写作组被当成重点审查对象。查政治,所写的大量文章,有不少是毛主席的亲自批示,有的也有上面讲话为据,不是自己的发明,查不下去。上面又指示,查他们的经济问题;大张旗鼓地查了一通,没有任何收获。又查所谓生活问题,也没有抓到任何把柄。上面又发话了:经济上不贪,生活上不烂,说明他们一心搞反革命政治,更要从严处理。上面还气急败坏地威胁说:他们没有问题,岂不是我们有问题了!这种语言背后,恰恰表明,以清廉自守,是当时在位者的风气。

2.为事谨慎,不主张自我张扬。65年秋天,张敬标对我说,像上海市委常委这样集体学习马列的,全国还没有第二家,他要我就这个问题写一篇报道,争取在人民日报发表。我心里想,你们天天学,成效并不显著,写这种东西,更涉及到对上海市全面工作及常委个人的评价,没有把握,不想写,却推脱不掉。无奈之中,我问徐景贤怎么办。他先承认,各地像上海这样坚持学习马列的确实不多,上海的形势也比较好,但这很难和天天读挂上钩,因为全靠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他又说,写这样的报道,有自我表扬之嫌,不好,春桥同志肯定也不同意,不写为好。我要他向张敬标打个招呼,免去这苦差使,我还告诉他,我曾建议请新华分社记者来写,我写有自我表扬之嫌,可张敬标不肯。徐景贤说:那你就去找他,说写报道需要素材,请他提供(张敬标兼市委办公室主任),将他一军。后来我请张敬标提供素材,他再也不提写报道了。

又有一次,马天水说,他陪来访的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参观江南造船厂,齐奥塞斯库看着途径的河南路一带说,上海这10几年似乎没有变化。王秀珍在学习室大叫,他算和我们很友好了,竟这样污蔑我们!马天水说:“河南路一带确实没有什么变化,我们建设的新项目都在四郊,他没有看见。市区的一些地段早应该改造,但我们现在还力不从心。”徐景贤感叹说:“我们这些年虽然成就很大,但马老经常说,我们的生产,是在拼老底,发展上海,任重道远。我们不能总是自己唱颂歌,看不到困难和问题。”看得出,他当时对他们在上海的工作,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

3.读马列,能够注意联系实际。75年秋,常委们阅读《哥达纲领批判》的时候,张春桥的大文章《论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发表了,两者都提到打碎资产阶级法权问题,便合在一起讨论。马天水说,张春桥要他组织人调查匡算,有没有可能实现解放初的供给制,打碎包括等级工资的资产阶级法权。经过几个单位测算,即使实行解放初那水平很低的供给制,财政支出也要比现在的工资制多四至五倍,根本做不到。王秀珍对王少庸、冯国柱说:恢复供给制,你们老同志的工资要降低了。冯说:那时也有等级,吃饭分大中小灶,结婚要“二五八团”(满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王少庸说:那时日子比现在好过,生孩子就配保姆,三个孩子两个保姆,我在青岛(当市委书记),吃饭有特供,专职炊事员,抽烟喝茶、穿衣都有特供。徐景贤感叹说,一月革命,搞上海人民公社,以为夺了权,一切都容易解决,根本没有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那时头脑发热,想问题很简单。口口声声说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以为自己旗帜举得很高,现在想想,对马克主义的基本原理,确实要好好学习。遇到问题,不能只抄几条语录……

4.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陪读时,姚文元、徐景贤、王秀珍都搬进康平路大院,王洪文已去北京,家属也留在大院里。初进大院,这四家的孩子都是上小学的年龄。常委们学习时,从不谈论自己的子女,也不讲大院里的孩子们。但有一次,王秀珍带着几分气愤地说:洪文的儿子太不像话,因为肝炎,特地安排住在华东医院,他不肯吃药,医生好心开导,他就骂人。领导亲自劝说,他竟说,我有了权,先撤你的职。医院里没有办法根娣(王洪文妻子崔根娣)叫我想办法,我去做工作,他也不理睬。我打电话问王洪文怎么办,洪文说叫小廖回上海收他的骨头。小廖去抽了他两个耳光,安静了几天,又闹起来。王秀珍问徐景贤:你和文元同志的孩子怎么那么文静,懂礼貌?徐景贤笑笑说:“女孩子嘛,总会文静点。”王秀珍说:我那个丫头,总是跟着洪文的儿子疯,洪文的儿子住院了,也安静不下来。王少庸忽然问我:“老师,马克思对子女教育有什么重要论述?”我知道他是要转移话题,就说:“有本《马恩列斯论教育》,可惜没有大字本(当时供领导干部阅读的马列文本书,都是正文用四号字的大字本)”马天水说:“教育子女,我们都是不合格的家长。景贤、金瑛(姚文元妻子)管得比较好。反正不能老子英雄儿子好汉。”

徐景贤和姚文元的孩子在大院里有口皆碑,康办的工作人员多次对我说,这两家的孩子很懂道理,有礼貌,从不惹是生非。王洪文的儿子,则从刚搬进大院的小呆瓜,很快变成小霸王,人人摇头。父亲显赫的地位,对子女的成长不一定有利,王洪文跌倒了,对他儿女成长反而有利,因为可以在艰难中奋起。后来王洪文的儿子反到比较争气。徐景贤地位变了,仍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但孩子在文静中成长,缺少霸气,反而不利于他在逆境中奋起,事务总是相反相成的,这大概也是辩证法罢。

5.徐景贤对我很关心体贴。我刚刚陪读时,非常担心出事,这倒不是因为我对马列著作也不熟悉,这个问题只要认真备课,遇到难题,写作组的文史哲经各组都有能人,随时帮我解决,容易对付。我最担心的是,常委们学习时如果议论了他们认为不宜外传的事情,偏偏他们自己(如王秀珍)泄露给了小兄弟,或者恰巧被外面猜中,造成被动,他们中有的人为了推卸责任,很可能拿我当替罪羊,下场很惨。为了防备这种情况发生,我发现常委们开“无轨电车”时,就装着上卫生间。徐景贤很细心,几次以后,他就问我,是身体不适,还是有稿件急需处理?我讲了自己的担心。他叫我放心,说学习时不谈重大工作机密。常委们了解你的为人,不会这样做。即使遇到问题,他也会帮我做工作。一次,马天水拿着一本刚出版的大字本《自然辩证法》杂志说:“内容很好。”徐景贤趁机说:杂志的主编就是我们这位王老师,还说我是儿童团出身的“老革命”,做事谨慎。经他这么一说,本来对我了解不多的王秀珍、张敬标和冯国柱,也开始和我热络起来。徐景贤还对我说,以后如果遇到我应当回避的情况,他会提醒。后来,有一次学习中,赛福鼎夫人突然到学习室拜访,他是带领新疆歌舞团到上海演出的。我起身要走,徐景贤说:“你也听一听,新疆客人来上海演出,还需要你们写文章宣传呢!”不过,赛夫人只是礼节性拜访,后来只发了消息,并没有要写作组写文章。又有一次,南京军区的一位领导未通报就来到学习室,我看他那严肃神情,似有话要说,立即起身要回避,徐景贤向我点点头,意思是我做的对,我就离开了学习室。

四人帮粉碎后,上海大清查,有人曾说我是最重要的材料袋,三年间天天和马、徐、王等见面,比他们的秘书的接触都多得多。我奉命写了陪读的见闻,没有多少他们想象的重要材料,被斥责态度坏。后来审查者从马徐王等常委及他们的秘书那里反复核对,证明马徐王等的所谓阴谋活动,确实都没有在读马列著作时进行,我所受这方面的重压,才得到解脱。能够如此,和徐景贤的细心关照有极大关系。

徐景贤去世时,我在匆忙之中,用欧阳修、刘禹锡的话,写过一副挽联:“天下名花唯牡丹,人间声价是文章”我相信,徐景贤的一些优秀作品和自传式的《十年一梦》,都会长久地传扬,他的人品和理想,也会使识者愈益感到犹如牡丹的芳香。这只是从总的方面讲,当然,人无完人,金无足赤。景贤也有不足之处,尽管他碰到难题时,处处想做好人,结果还是在工作中得罪人。他总想委曲求全,但如果从全局看,他是很难周旋于方方面面,让所有人都满意的。尽管他始终没有丝毫恶意,但弄不好反而会把自己摆到一个非常尴尬的局面。他的遭际,有时候真如《红楼梦》的回目所言:“尴尬人难免尴尬事”。对于这一点,朋友们也只能以无奈两字来体谅他了。(完)
                                                        
二○○九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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