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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头子:辩论会和“出身三代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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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陈老头子的集藏博客》


    文化大革命初期,流行大辩论,流行期只有一年多一点时间。从1967年8月份开始,上海就开始用武斗代替了辩论。

   上海有二个大辩论高潮:一个是关于“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及“上海市委是否革命”的辩论,这二个论题,几乎同时进行。还有一个大辩论是关于上海柴油机厂的二个对立群众组织:“联司”和“东方红”,谁是真正革命派。

   后一个全市性大辩论,在1967年8月,以 “踏平联司” 大武斗结束,以后就很少有辩论了。辩论费脑筋,没有“文攻武卫”爽气。

   辩论就是讲道理,各抒己见,退一步是交谈,进一步就成了吵架。辩论很难统一认识,双方的论据,都是《毛主席语录》,如一派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另一派就以“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应之,辩论如打“语录”战,谁也说服不了谁。

   所以,对具体问题,常有“首长讲话”、“最新指示”发布,以统一认识。例如,上海舞蹈学校二派学生,为芭蕾舞剧《白毛女》,是香花还是毒草,争论不休。1967年4月23日,江青、康生等人看了演出,江青说:“完全可以公演”,康生讲:“不是大毒草”,但还是有人问江青:“你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文革,毛主席是什么意见?”第二天,毛主席观看了《白毛女》,观后说了三个字:“好!很好!”(有的记录是四个字:“白毛女好”)。认识就统一了,只是“毒草派”后悔莫及,为此吃了大苦头。(《革命楼通讯》第78期,67-5-9)

   大辩论很少有记录,质量高的辩论会,我只知二个。一个是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立夫,在1966年“8·20”工大为“出身问题”辩论会上的发言,辩得“多数派”扬眉吐气、“少数派”垂头丧气。录下几节:

“共产党的干部犯了错误,你高兴什么!他妈的!…举一个例子很简单:翻身贫农的儿子和被斗地主的儿子,谈起士改来,怎么会是同一种心情?!同志们,这就叫‘阶段烙印’…一讲就是团结,怎么团结?斗争中求团结!先斗你,七斗八斗,斗得你背叛了家庭,改造了思想,我们就团结了。”

  谭立夫在这个辩论会上的讲话,很精彩,影响很大,只是违背了大方向:不发动“少数派”,运动如何能深入下去?两个多月后,谭立夫就写了《我的检查》。

   另一个辩论会,也是在1966年的8月25日,是上海戏剧学院“少数派”同“多数派”的辩论会,戏校“少数派”得到复旦“少数派”支援,辩得通宵达旦,其程度之激烈,使数名“多数派”同学,当场厥倒。

   大规模的辩论,发生在北京红卫到上海以后,他们以“天兵天将”自居,认为上海的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他们不但带来了“红色恐怖万岁!”口号,和“老子、儿子”的对联,还冲击上海市委。引起一些上海群众和红卫兵的反感,一度引发大辩论。在上海市委周边,在校园内,在南京路的国际饭店、永安公司的“老子、儿子”对联下,自发形成有许多辩论点,还发生过二地红卫兵冲突。

   在交通大学,有学生贴出了《强烈抗议北京来沪同学胡作非为》、《十滚令》等大字报,认为这部分北京学生“没有组织观念”,还准备赴京,向党中央状告北京红卫兵,要北京红卫兵“滚蛋”。

   与此同时,上海外出串连的学生也陆续返沪,毕竟也见过了世面,就接连发生了要把外地串联学生“驱逐出境”行动。如上海第十五中学、继光中学的红卫兵,张贴出布告,要外地学生限时离校。住在华东化工学院的北京机械学院97名红卫兵,已准备返京,被上海红卫兵从汽车上拉下来,要辩论个明白,再放人。

   还有36名上海著名的全国劳动模范、参加过上海三次武装起义的老工人,都是响当当的工人阶级代表和革命前辈,写了《我们老工人要说话》了的大字报,并向北京红卫兵下了战书,约地静安公园,要“辩个明白”。

   在这些辩论中,北京红卫兵处于弱势,大呼遭到了“围攻”,“强龙难斗地头蛇”,是很有道理的。这种情况,使中央首长在以后的真正的造反派红卫兵南下串连前,再三关照:要注意政策、方法、影响。

   说一个插曲:上海学生和市民同北京红卫兵的马路辩论不算,我见到过一次正式的辩论会。离我家很近的“新光大戏院”,不知是上海那方红卫兵下的战书,同北京的红卫兵开辩论会。我正在吃晚饭,得知消息就赶去看。大戏院内外乱哄哄,门口随便进出,台上台下全是人。主角是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旁听的大多是周边看热闹的居民,不少人站在沙发座上看,使座椅损坏不少。辩论的主题,是关于“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的”。

   辩论会要靠人气,上海人很会起哄。精明的辩论者除了要有好口才,熟读《毛主席语录》,还要会激发气氛。辩论中不时会向听众反问:“是吗?”众应“是——!”,“好不好呀?”,众应“好——!”,气氛就出来了。这同现时歌星开大型演唱会,鼓动听众的方法很相似。上海人对北京红卫兵的所作所为少有好感,加以北京话卷舌音多,听不太清楚,听众常会“嘘——”声一片,瞎起哄。

   记得上海红卫兵阵中跳一员大将,走向台中央。北京红卫兵阵中也跳出几人,举手喝道:“报出身!”。当时辩论会有规矩,非“红五类”是不能参与的。若发现参与者非“红五类”,会被对方轻则“滚你妈的蛋!”,重则一脚踢出场外。只见那员大将微微笑着,上前两步,对着北京同学,伸出三个手指,慢慢举过头顶,猛地大喝一声:“三代工人!”人们吓了一跳,全场肃静了二、三秒种,暴发出一片叫好声。后知,这种架式叫“亮相”,样板戏中常见的。

   几个北京红卫兵围着嘀咕,可能在计算这辈分的可靠性。我也在算:“出身”,是要从上一代起算,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叶,“革干、军干”出身,还处于一代,二代极少,“贫下中农”出身,没听说有连续三代的,在农村有句老话:富不过三代,反之,贫也一样。而在上海,出身正宗的三代产业工人,当时确实有。

   我原工作单位,动力(机动)车间,技术力量很强,不但修机器,还造过机器。车间有位姓曹的“老法师”,八级钳工,车、钳、刨样样精通,电工也熟悉,专门解决机器的疑难杂症。各种大小机器,别人修不好,就请“老法师”出马。他架子大,动口不动手,围着机器东看看、西摸摸、再听听声音。最后只说声:“这里拆开”,转身就走。徒弟们把“这里拆开”了,果然找到了机器的毛病。工程师见他服帖,厂长要拍他马屁。

   很早以前,没有技工学校,就靠师傅传、帮、带。“老法师”的父亲和爷爷,都是“外国铜匠”(跟外国人学技术的工人),是中国产业工人的老前辈。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上海已有工业企业77家,正宗的产业工人3.7万人。这些有专门技术的高级“外国铜匠”,工资比坐办公室的低级“白领”高,所以愿意代代相传,成了“三代祖传”工人。当时,“老法师”已近五十岁出头,他的儿子,出身就是“三代工人!”

   又扯远了。辩论会提到“出身”,我就心虚了。因为我的出身,上二代还属“红类”,至上一代,一时糊涂,就滑入“非红类”了。所以,辩论会这种是非之地,不宜久留,就回家了。

   不久,这些参与这个主题辩论会的双方红卫兵,阴差阳错,都成了“保皇派”。

   大辩论,是“文革”初期的一大特色。我很佩服这些辩论者,他们有绝好的口才,绝好的记性,能把毛主席语录背得滚瓜烂熟,绝好的反应,能及时抓住对方“小辫子”,上纲上线。他们的辩论词即兴发挥,从不打草稿。不象现时“名校大学生辩论会”,有小卡片提纲。

   只是,这些辩论会中的精英,无论持何种观点,几乎无一不在运动中,没经历过大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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