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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老头子的博客:北京红卫兵上海打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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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翻出一张红卫兵传单,回忆起“文革”起始,北京中学红卫兵,在上海打人是出了名的。

   在“红八月”,北京始发了红卫兵打死人的事件。随着北京红卫兵全国大串连,进行“煽风点火”,就把“打人风”,从北京“煽”到了上海。上海很快发生了红卫兵打死人事件。北京和上海的红卫兵都打人,不过,要论打人的“质”和“量”,上海红卫兵同北京红卫兵相比,实是小巫见大巫了。上海从1966年6月“横扫牛鬼蛇神”开始,学校中也有打人现象,发生过“自杀身亡”情况,但没有打死过人。8月23日开始“破四旧”,也很少有打人的情况。

   我的这种认识,要从一张当时的传单说起: 8月26日,随着北京14所大中学校170多名红卫兵南下串连抵沪,当天就打死了人。这同北京红卫兵带来的一张传单有关。先看传单(有正反二面):



                   为阶级弟兄报仇
  全市各校红卫兵,红旗的战友们,告诉你们一个无比愤恨的反革命杀害我们阶级弟兄的事件:
  今天,在红旗区(原崇文区)雷锋路(原广渠门内大街)上,反革命分子用刀砍了我们的阶级弟兄。有四位红卫兵战士受了重伤,一位阻挡行凶的妇女被打伤,一个小孩也受了重伤,现在生命垂危。(详细情况,请看女十五中材料)
同志们:血债要用血来还!
为阶级弟兄仇!
我们强烈要求:
1、 马上召开全市公审大会,严厉惩办反革命分子。
2、 把全市所有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及黑帮分子立即看压起来!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否则立即镇压!!
为阶级弟兄报仇!报仇!报仇!!
血债要用血来还!!!
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毛泽东主义学校(原二十六中)红卫兵(东方红) 66.8.25深夜
                   上海师院附中高二(1)班红卫兵 翻印 1966.9.2



                      紧争呼吁
  全市红卫兵战士们:北京发生了人听闻的反革命杀害我们阶级弟兄的事件,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我们要报仇!替北京受伤的红卫兵战士报仇。
  我们向全市红卫兵战士提出强烈要求,立即采取革命行动:
1、 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分子、资本家及黑帮分子把暗藏的武器交出来!否则,抄出来,格杀勿论!
2、 七类分子一律自备牌子,出门、上街一律要载!否则,发现了,格杀勿论!
3、 希望全市革命的居民同志们把自己里弄里的黑七类分子严加看管起来,出门、上街一律要登记。
4、 全市理发店革命的同志们:如果你们发现有要剃阴阳头的一律给剃,照价付款;如有阴阳头的要修头,他妈的马上抓起来报告红卫兵!
              上海师院附中高二(1)班 红卫兵全体战士 1966.9.2

  这份传单很有点血腥气。这些红卫兵在制造以前和以后打人的理由。

  “李文波事件”确有其事,这在《中央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讲话材料汇集》中,“在第二次红卫兵座谈会上的讲话记录稿(九月十日晚)”中就有提及。查“北京女十五中”资料,得知:1966年8月25日,在北京崇文区有一名叫李文波的男子,他被抄家并被打。据红卫兵在当时宣称,李用菜刀攻击了来抄家的北京第十五女子中学的红卫兵。

   “文革”后有当事者透露,李并没有用菜刀攻击红卫兵,只是要求让他的妻子上厕所。红卫兵因此殴打他的妻子。在混乱中发生冲突,李拿过菜刀,但没“砍”。李竟敢在红卫兵的暴力面前,拿刀示威,那还了得!于是,李被当场打死。他的妻子刘文秀被警察带走,在9月12日被判处死刑。

   这个事件中,李究竟有无用菜力“砍”去抄家的“女十五中”红卫兵,老北京有多种说法,都同传单中说的有大出入。但可确实的是,在十五年后,1981年3月26日,法院作出判决,宣判李妻无罪,并宣布对李不予起诉,也就是说,李文波事件,得到了平反。

   这个事件后,红卫兵的暴行,没受到阻止,反得到鼓励,使打死的的事件迅速增加。 之后,又有消息传来,说是“急!急!急!紧急呼吁!急!急!:八月二十六日,在(北京)火炬区(东城区)丞相胡同的一家地主家里搜查,不幸被地主放出毒气所害,使三十几名(红卫兵)战士受毒。(北京抗大三中‘原日坛中学’红卫兵战斗小组66-9)”

   对这个“紧急呼吁”,我没找到任何资料,据老北京说,这事听说过,属“子无虚有”。北京当时平房多,连煤气也没有,那来毒气。这种谣传,只是北京的红卫兵,把“阶级敌人的行凶”,作为实行“红色恐怖万岁!”的根据。在八、九两个月中,北京的红卫兵,确实打死了不少人。他们常用的应手打人用具,是铜头阔皮带。

   据资料:“1966年8、9月北京市打死了1000多人。”这当然是个不完全的统计。上海也有统计:“据当时不完全统计,仅1966年9月1~25日,市区489所中学有361所学校红卫兵有打人行为,被打达1万余人,其中打死11人。”

   我惊奇地发现,上海被打死的11人中,有据可查的,至少有多人,死于北京红卫兵手下,或同北京红卫兵的“教唆”有关。我不明白,上海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历来紧跟北京,有时还有所超前,为何在红卫兵打人方面,怎会有如此大的差距。

   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打人,是有记录的:

   1966年8月26日,也就是170多名北京红卫兵抵沪当天,北京三个二十八中红卫兵,在上海中学的红卫兵带领下,到梅龙公社朱行大队“斗地主”。他们把该地的6个“地主”和一些“地主子女”捆绑起来。北京来的红卫兵学生带头用皮带抽打他们,上海的红卫兵学生也跟着打。结果,把一个70多岁的女人打死,还把其他人打成重伤。这是上海第一起打死人的事件。

   9月18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九纵队、十六纵队两次冲击西藏中路沐恩堂,用皮带殴打了6个牧师。

   9月19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和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八·一八”红卫兵殴打音乐家贺绿汀夫妇。

   9月22日,100多名北京红卫兵查抄佘山教堂,神父马风祥被殴打致死。”

   9月15~17日的不完全统计,3天内共发生30起北京红卫兵打人事件,被打达100人以上,斜土路第一小学支部书记被打成重伤。

   其中轰动上海的“市六女中”把打老师打得半死事件,也是北京 “红卫兵”,进入“市六女中”后发生。

   请注意:从8月26日打死第一个人,至9月15日,中间有个空白。这段时期,不可能没打人,只是我没找到记录。

   上海还发生了一起“漕北事件”:“11月13日 北京、济南来沪“串联”的4名学生以“造反”和“扫四旧”为名,将漕溪北路张炳生父子活活打死。还查抄、捣毁16户居民的家具财物,打死2人,打伤21人,劫走人民币1300余元。4名学生被群众扭送公安机关。”

   北京中学红卫兵之所以打人出名,并非其本性所至,“人之初,性本善”。实是当时为制造“大乱”局势的需要,及北京公安机关的“不作为”,对红卫兵纵容所至。江青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公安机关曾接到谢富治指示:群众打死人,劝止不住,就不要勉强。民警要站在红卫兵一边。把五类分子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北京中学红卫兵在上海名校——“上海中学”传授打人经验时,曾公然扬言:“我们北京打死五类份子不算犯罪。”

   而在上海,当时上海市委还未打倒。8月24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市长曹荻秋主持召开市委书记处扩大会议,作出过“十不准”规定,要求各区县局党委、党组回去进行普遍教育、宣传和落实。尽管“十不准”,在当时的形势下,作用有限,但在人们心中,还是留下了道义上的影响。这就是北京红卫兵会叫嚷“我们北京打死五类份子不算犯罪。”而上海会把打死人的红卫兵扭送公安机关的原因。

   就抄家说,北京红卫兵抄家过程中,打人很普遍。而在上海,抄家户数比北京多许多,除了早期有北京红卫兵参与,对著名人士进行“毁灭性抄家”外,全市性大抄家,一般都由单位组织。抄家要凭“单位介绍信”,到派出所登记、不准打人、抄走物资要出收据,抄家过程中户籍警还会到场“视察”。当然例外的也有,同北京相比,还是“文明”了许多。

  全国大串连中,上海接待外地师生总数,至1966年底,达400多万,当时上海市区总人口600万。文化大革命,就在这样红色的恐怖中开始,给国家和人民,留下了沉痛的记忆,其中,就包括北京的红卫兵的打人记录。不久,打人的北京中学红卫兵回家了。后来的北京大学造反派红卫兵,有组织地南下,毕竟年长几岁,懂得了“武斗只能触及肉体,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的道理,打人的现象减少了,他们随着大方向,一门心思抓夺权。

  这里只说“文革”初期的打人情况,至于以后运动中的打人、武斗,是另一回事。有机会再说。

参考资料:《上海地方志》、“红卫兵”小报、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

图片由陈老头子藏报扫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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