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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海亮《东湖风云录》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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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以来,每与时值中年的相识或不相识者,谈及人生与自己,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讲到一个字眼——“当年”或“当时”。在今天50多岁到70来岁的中国人的口语里,涉及人生的“当年”,几乎是一个完全可以意会的,具有民族共同心理认同的词汇,就是“文革”(当年)。甚至,“当年”具体就指的1966年。我多年来发现,当时(1966年)的红卫兵一代人,不论当年他们是否在同一地区或同一学校,是否相识,他们会在开启心扉之时,自报当年是几年级的。这一代人,已知天命或年逾花甲,但处在一起,他们还说“几年级”的某某,谁谁应该是几年级的。他们似乎已经被永远定格在1966年自己的那个年级!
我的母校有位50岁的博士导师,早已是声蜚海内外的某学科大师了,一次在学问之外偶尔谈到学校,他突然也来了一句“唉,其实我当时还是个小学生”!我明白了,他依然指的1966年,但我们并未谈论文革呀。我不止一次在与美国、瑞典、日本的中国研究者谈天时,他们居然也是那样一句:“你当年是大学生?在哪个大学”?!

邂逅于行旅、茶余,军人会自报“我是哪年的兵”,说当年自己是什么军区的什么级别军阶的,在哪里支左见过什么。老工人有工人的语言,申明当年是几级工,是什么厂干什么工种的。机关干部,可能会告诉你,当年自己还是二十、三十几岁,是党员或团员;领导干部,则谈到运动开始当时,自己正在某某地方带工作队搞四清……

总之,当年,成为一代人的文化专利和专用名词。1966年,被之后的话语确认为当年、当时了。不论你处江湖之远或居庙堂之高,是拥护或反对,还是一言难尽、不置可否,不论你是早已淡忘还是主张淡忘,毛泽东发动的中国文化革命,都被定格在我们一代人的生命历史里了。这是一代人政治初恋的历史。

当年,我在武汉水利电力学院读书,是当时四年级的学生。

马克思恩格斯把英吉利比作经济的民族,把法兰西比作政治的民族,把德意志比作思想的民族。这仅仅算一种比喻。我较认同这比喻,而且想过,我们中华民族是否是一个历史的民族?不仅历史悠久绵延,且最善于在谋算现实时计较一下过去;“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以古而鉴今。我们常常指责别人“数典忘祖”。既然一代人把1966年定格在心底里(不管是“彻底”否定还是五味具全),我总是不会“数典忘史”吧。

老实说,1960年代的文化革命本身,在我的心目中自然是一个中国的历史文化过程或文化现象。这总不是为逝去的时代和阴灵“招魂”吧?一切发生与存在,总是有其必然性的,既是必然就有其规律性乃至合理性。读遍第四纪地质历史,才能顿悟几十年上百年自然振荡,读过世界全史,方知几十年尺度社会搏动的必然。缩至百年尺度,毛泽东的文化革命是中国历史和国际共运历史的必然。在几代人为之奋斗的主义与事业几乎重新成为幽灵时,过来人和学人,总该做些“超度”的事,所谓“超度”就是科学地研究文革,探讨社会与民族的发展。不论对要诅咒的文革或是要发掘文革真谛,还是要加强执政力量,都是必须的。

我在文化革命的热潮或狂潮早已消退之后,在学习探讨中国史、自然和科技史、西方历史的时候,自忖退休以后,把自己见闻的文革片段,认真记录下来,才对得起大家曾经付出了热情和热泪的历史,才有助于后人了解这十分特殊的、改变了我们一生的真实的民族历史。

编辑这本《东湖风云录》的尝试,就基于此。

人们在谈论文化革命时,兴趣多集中在策源地的北京。其实,九衢交点的武汉,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文革的另一策源地。毛泽东在这里度过了他策动、领导文革的许多岁月,武汉的文革,有许多具有自身特征和意义的重大事件,在全国的文革过程里发挥作用。比如1967年的“七二零事件”,就是这样一个影响着文革的重大转折的历史事件。人们在研讨和书写文革历史时,兴趣往往在于上层政治斗争,可能忽视了真正使文革成为群众运动的物质力量——亿万群众,忽视了参加运动的普通民众的实际生活——他们的社会心理,他们的精神与作为,他们的话语。其实,在一个经历过1920年代大革命工农运动,在工商业较为发达、市民社会较为成熟的这个大城市,文革的激进知识分子的表现、工人市民群众的真诚参与,都与中央的北京,不尽相同,颇具地方色彩。在大家都可以年复一年地强调领袖左右了一切、谴责暴烈的群众动乱弄糟了一切时,重申这点是必要的。

武汉东湖是长江畔著名的风景区。湖的南岸、东岸,是高校的文化区,文革里最不安定的地方;湖西是行政区,湖北省直机关、武汉军区所在地,文革运动不少冲突在群众与领导之间展开,集会与活动,就在这儿发生。湖的北岸,是绿树成荫的东湖宾馆,毛泽东从1965年到1974年,多次长时间住在这里,是他运筹帷幄,决心与刘少奇——后来是林彪,分道扬镳的地方。湖的周回,有武钢、重型机床厂、锅炉厂、造船厂等等积极参与武汉文革变动的国营大企业。武汉文革的一些重大事件,就发生在这十多平方公里的地方。
视历史实际,本实录直接命为《东湖风云录——武汉文革的群众记忆》。

1990年代关于意识形态的“主义”争论,对于现实社会问题的辨析与化解途径的歧义,都驱使中国人重新热衷和关注文革的这段历史。从文革的失败开始的改革越往前走,越回避不了文革历史所映射出的社会问题,以及他披露和遗留下的文化的沉重的包袱。这些都赋予文革研究以新的意义。

文革过去了几十年,反思与批判文革进行了二十多年。但我们民族的文化悲喜剧,依在重演。一些人认为不彻底抛弃文革政治文化,中国就前进不了;另些人认为恰恰是彻底抛弃了文革的理念,才使改革举步为艰,屡屡入迷,社会对立激化,社会价值颠倒。看来,这个研究与反思还有从更深层次发掘和剖析的必要(不是简单地用文革思维定式去做价值判断,也不是仅仅限于高层政治,而无视社会民间)。各种群体的群众与领导(包括倡导文革与抵制文革)的实际意向和行为互动,对研究历史的动因和过程有特别的意义;群众性的推动与抵制,对历史转折与变化和真正知晓文革为什么会成为文革,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学的意义。这样,当然应该留下群体的记忆。普通人在文革运动里的遭遇,比体制内官员和知识分子的遭遇,往往更能深刻地反映一个社会历史,更能打动平凡的多数民众。

我从小最讨厌的是影院里小孩和大人喋喋不休的问答“好人还是坏人”,讨厌脸谱分明的模式文化。我记录和探访的史实,很难作简单的是非断语。对于文革这一场我们都不由自主的运动,很难简单地指出革命或反革命,正确或错误,去爱憎分明。我现在仅仅可以说的是,我心里的群众,绝大多数是真诚、热情地投身这场后来被诟骂的政治运动,我心里的领导干部(上至党中央、毛泽东,下至单位领导),都还是1960年代的中国共产党的人,他们的酸甜苦辣也未必广为人知,他们也都是常人。所以,我只有尽力平白无华,“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把白描和素材留给后人去研究评说吧。我希望这仅仅是一个历史资料的整理。

1970年代,读到英国进步历史学家乔治·鲁德(Rode)的《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我十分喜欢这本书,他从巴黎平民的生活、造反与犯罪记录(来自街区派出所),从民众的语言,从他们的行为、逸闻,记载了大动荡的时代。法国年鉴学派的发展之一是心态史学的兴起;心态史学的一个研究途径,就是口述历史的应用。1952年,著名的L·费弗尔指出:“历史学是关于人的科学,我主张从口述史角度,从参与者的文化心理、从心态史学角度、从社会学角度,来整理历史资料,来补充和研讨历史,要给后人一个完整的真实的历史”。

口述历史非新的史学分支。孔夫子的论著,就是先圣口述记录。

《红旗飘飘》与《星火燎原》就是从平民到将军的集体口述,他们启迪了我们一代人,投身争取中国共产党永葆革命党的文革。我与他们的编者和《欧阳海之歌》的金敬迈说,不要简单嘲笑当年自己的作品吧,也是他们把一代青年,送上文化革命的!

有悠久历史研究传统的中国,历史变成为政治历史、国家历史,研究视角对准权力中央,对准精英群体。迄今为止,多数的历史研究,是精英的文史研究,对文革的研讨,也多是精英文革的表述。研究似乎只是机要档案的解密,铅印文字是根本的研究依据,芸芸众生的民众语言和行为,难登大雅之堂,更难成根据。

本实录要记载的,主要是这些在宫廷政治和历史文献里难以呈现的民间真实言论与行为,以及政治与精英言行,在民众心里的某种记忆与真实折射。

“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

人文得以延存,记也。人若不能记,何以成人文?

不少的人不同意再来回忆和记载这段历史,主张彻底忘怀与埋葬这“该死的”历史。文革的确已经死了,可是又活着。套用伟大作家雨果的文字:“皇帝死了,皇帝万岁”;我想说“文革死了。文革万岁”!他死了,因为当年这一代人理想化的文革,早已经失败,被否定。其各派的群众活跃分子,或入囹圄,或下溷厕;世风巨变,他们早已经不入流。但是,文革又引发国人的普遍关注,形成永恒的话题,人们在进军明天时,不得不回顾前天,惊悸昨日,历史不是还活着吗?

《资本论》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引用了生动翔实的口述史料,对共运和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历史学家L·麦考利的著作《英格兰史(1848—1855)》是当时最畅销的书。在《马克思主义在美国:重新标示美国左翼历史》中,美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保罗·布尔(Paul Buhle)介绍与他合作的口述者说:“我的朋友都不是名人,他们不会出现在历史书中。在采访中,他们以及其他几百名不同辈分、出自不同激进派别的人和我进行了沟通。”他把这部著作看作是一部以“集体自传”写成的、“包括了我这一代人的左翼家庭历史”。

我从未企望自己对历史研究有何大作为。但要整理这本历史实录,必须得到众多的文革亲历者的理解与支持。他们提供给我许多细微的文字和个人回忆,与我讨论、反复证实一些史实,让我从涓涓溪流,试图走到长江;有的人给我提供技术性的帮助。没有他们,也许我自己也已将记忆抹去。与其说这是我来署名的文字记录,不如说这是数万人活动与数百人文字、回忆记载的结晶。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不想在此具名感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但我深信他们知道我永远记着他们,就象我永远铭记当年这个历史一样。本记录仅是武汉文革的一隅,集中于一,再反复浏览,我才明白当年我并不了解武汉文革,特别是并不真正了解文革参加者的个人心灵深处。我清楚至少还有十倍以上的亲历者需要访问,还有更令人震撼的心灵活动和实际遭遇需要披露,特别是当年同样是为了保卫红色江山——又悲剧地成为文革反对派的所谓“保守派”的工人、学生和干部,他们似乎并不如悲壮的造反派那样直率地述说历史。尽管文革已经被否定。而且,我们的群众当然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对立的两大派组织。这20万字远不是武汉的全部。

我能做的,仅是把真实、属于民众的实践与记忆,还归民众,还归历史。

我说了,我已拯救了自己。

埋葬文化愚昧,历史属于人民。
2005年五一节    编著者自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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