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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全《雪地足迹》(4-7,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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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地足迹》(4)/徐正全

造反派挨整的日子来了

    闹罢总公司的学习班,回到工安公司,平静了几天。1968年底的一天,军代表通知我晚上开一个会,要我准备接受同志们的批评帮助,并要我正确对待。事先既无舆论准备,也无任何铺垫。抱着正确对待群众的态度,我很坦然地去了会场,到会的有四五十人,清一色的百万雄师成员,多数是公司的基层政工干部。我找个地方坐下,军代表宣布开会,有人突然大叫一声:“徐正全站起来!”既然要正确对待群众,姿态当然要放高一点,我并未抗争,默默地站了起来。又有人喊:“站到中间来!”得寸进尺了,我仍然一声不吭站到中间去了。有人开始发言,头一句就是:“徐正全是工安的坏头头!”我一听,心想什么意思,不是听意见吗?怎么一来就批斗开了?于是问军代表:“今天开的是什么会?”军代表装没听到,有人不耐烦了,迫不及待地过来按我的头:“头低下,你还不老实。”会场外早就有以张治能为首的二三十个九八纵队的成员围观,不是我布置的,都是自发来的。一见会场气氛不对,一群人一齐冲进会场,大叫:“搞么事,搞么事,凭什么批斗徐正全?”一面对按我头的人推推搡搡,全场一下就乱了。军代表站起来,铁青着脸叫了一声:“散会!”我们的人一窝蜂拥出会议室,众人把我送回宿舍,陆续又来了一些九八纵队的队员。我对大家说:“今天只是个开始,造反派挨整的日子又来了。大家各自安心上班,天大的事,我一力承担,何况我们又没干坏事,问心无愧。冲会场不是办法,让他们搞,看他们能搞出什么花样。军人比工作队愚蠢,工作队整我们还躲在幕后,他们是直接出面指挥。军人太迷信强权了,整人连一点借口都不找。”我见大家都很伤感,有人还掉泪了,就叫大家都回宿舍去休息。
    大家走了,我想了很多,从现实来看,整造反派的大政方针是肯定的了,这个大局我们改变不了,而且只能是束手待毙,总之是在劫可免,在数难逃了。军代表要整我们,那是要执行上级的部署,不是个人思想。可保守派群众又哪来那么大的气呢?我开始反躬自省:造反派最遭诟病的是打人,我扪心自问,除了王积增是我同意教训一下的外,我没叫任何人去打过任何人,而且我还特别开会宣布过不准打龚友明、徐鹤初这样的人,尽管他们在造反派中民愤是最大的,但他们曾经是劳动模范,就凭这一条,站错队也是可以谅解的。何况这些人确实也没挨过打。龚友明最初组织职工联合会(文革初期当权派操纵的武汉工人保守组织,1967年初消亡)时,要求参加我们在公司外的一些活动,我都是同意的,只是要求他们不打职工联合会的旗子。只有一回,参加一冶结构厂的一次批判大会,他们打了旗帜,会议中间被别人发现,把他们赶出了会场,我事后还给他做了解释。保守派中绝大多数是老工人,我历来对老工人是很尊重的,也没侵犯过他们的利益。公司革委会成立后动静最大的举措是对生产、生活秩序的整顿,比方调整和清理宿舍、施工现场,规定用餐只准在食堂内,不许在宿舍进餐,开大会不许擅自离场早退等等,都是我主导进行的。强制性的规定难免得罪人,但也多半针对年轻人和我们自己组织的人,老工人纵有违犯也多半是劝阻。除了有几次开公司大会有的老师傅躲在宿舍下象棋被我掀了棋盘外,我也没得罪过谁呀。现在出了一种反常现象,你越注意团结和尊重的人对你的仇恨越大,你真得罪了的人反而对你好一些。说实话,文革中我对不住的人,除了被我们组织打过的人之外(这些人不会超过十个人),我最对不住的就是陈增汉和戎宝福师傅了。我带头抄了戎宝福的家,他不过是个一般干部,无辜被抄家,但事后他对我们并无怨恨,相反还参加了新一冶。活动不是很积极,但后来当权派规定要人人表态退出群众组织并写大字报声明的时候,多数人都只几句话,表明退出某某组织,最多加上一句响应党中央号召之类。可全公司就戎宝福一个人不同,他洋洋洒洒写了一篇大字报,详细写了新一冶对文革的贡献,他对新一冶这个组织的认识过程和参加的原因,最后才写道,他现在宣布退出这个组织,并不是这个组织不好,而是这个组织已经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才退出这个组织。我公开保护过的龚友明对我们最痛恨,而被我伤害过的戎宝福却对我们最理解。这种反常现象,我一晚上没有想通。要说是因为观点不同,也站不住脚,我们之间究竟有那些观点根本对立,又怎么个对立法,竟然对立到以命相搏,我搞不清楚。双方除运动初期外,各自的观点就没有理清过,更没有在思想上交过锋,怎么就会闹得你死我活?七想八想,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多年后睡醒了一点,回过头一想,这种反常现象原因很多,重要的一条是,一旦大事当头,多数人是唯强权是从,只有少数人能以是非原则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这样一种民族劣根性,文革不失败,才叫怪事。文革的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十七年愚民政策、强权政治的一种报应,这种报应毕竟还是家事,不改弦易辙,哪一天外敌入侵,亡国也不是不可能的,那才是中华民族的大不幸。
    可能是单位军代表操之过急,以为只要对我一开斗,对全公司造反派的整治就可以顺利展开,没成想一试水就遭到了反弹。于是军代表装成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我也照常去公司机关大院上班,没有人过问我,这样一晃就到了1968年的12月13日(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曾用笔名文青阳,这三个字拆开就是六八、十二月、十三日)。这天下午开全公司大会,就一个内容,军代表宣布:“根据上级指示,徐正全进公司学习班反省交待问题。”实际就是进牛棚,那里已经有十多个人了,主要成员就是我前文介绍的那些内定的牛鬼蛇神。宣布这个决定的时候,整造反派的大势已经明朗,何况还有上级指示,我当然只能束手就擒。同志们也知道大势已去,只能被迫接受这种局面。
    牛棚里,牛鬼蛇神们住的是通铺,学习班的“动力”们单独在通铺对面给我搭了一个单铺,民兵分三班看守,每班两人,看守民兵对我还算客气,帮我把行李从宿舍搬到了牛棚。吃晚饭了,温自强给我送来了饭菜,被民兵拦住了。温自强在门外大闹:“凭什么不让送?旧社会还让人送牢饭,何况你这还不是牢房。”看守民兵给他解释说:“学习班的人一会儿集体去食堂买饭。”温自强还是不依,要他们去叫军代表来讲理。我怕又闹起来,节外生枝,于是出去把饭菜接了,叫温自强以后不要送了,我自己去食堂买饭。民兵也没再说什么,温自强含着眼泪走了。晚上组织牛鬼蛇神坐在床上学习读报,我拿一本毛选躺在铺上看,民兵也没干涉,我不理他们,大家也不理我,一夜相安无事。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大约比正常起床还早半个小时,牛鬼蛇神们被民兵叫了起来,口没漱,脸没洗,首先站成一排,低头对着毛主席像请罪。墙上还贴有一张请罪词,众人像背书一样:“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向毛主席向人民群众低头认罪……”后面记不清了,反正大家都背熟了,没有人背错,还挺整齐。我睡在床上没动,装没听到。众人早课完毕,被带出去洗脸漱口,民兵来喊我了:“徐正全,起来吃饭了。”“我不吃,起来干什么?”民兵也不和我争执,掉头走了。过了一会儿,估计牛鬼蛇神们都去劳动了,民兵给我买来一碗面条,叫我:“徐正全起来吃饭,吃完了上班。”我想班还是要上的,于是穿衣起床。吃完面条,又通知我不用去劳动,就在这里反省,于是又躺下看书。如是者三天。第三天晚上,民兵们的头头要我去隔壁民兵们住的房间谈话。此人是公司机关的一个一般干部,面善,叫不上名字,好像是个逍遥派。他对我说:“从明天起,你参加他们一起劳动。”我说:“没问题。”他停了一下又说:“早上的请罪你也要参加。”我说:“什么?我请罪?我请什么罪?”他说:“你不要让我们为难,不是我们要你请罪,是军代表的指示。”我说:“我不让你为难,你去告诉高支左,军代表宣布我是来这里反省交待的,不是认罪的。”他说:“那好,我再去请示高支左。”第二天我开始和牛鬼蛇神们一起劳动,无非是打扫卫生清场地之类。活倒不重,自觉干,但罪我是不请的。牛鬼蛇神之间时不时要开某个人的批斗会,十几个人斗一个人,算不上什么斗,只是要你低头站两个小时罢了。我从不参加,只看我的书,这样又过了两天。差不多一星期了,没有人找我,也不问我反省得怎么样。到参加劳动的第三天晚上,民兵带我出去,罗支左找我,就谈两件事:第一是要参加牛鬼蛇神的请罪,他说得很婉转:“你的性质当然跟那些人不一样,但学习班的人都请罪,你一个人不参加这不符合学习班的规定,影响也不好,民兵班也不好管理,还是正确对待吧。另外,从明天开始你要到公司各个单位接受群众的批判帮助,我们希望你能端正态度,这对你有好处。”我没有回答他请罪的事,只表态说:“你放心,群众批判帮助是好事,我们既然要求当权派正确对待群众运动,轮到我自己,也会正确对待群众。”罗支左说:“那就好,年轻人不要冲动,希望你说到做到。”
    第二天果然召开全公司大会,我是真心地抱着正确对待群众的态度,立正站好低头。想想我们批刘广泉,人家五十来岁,省工交政治部副主任,高级干部,四清分团团长,几个小时毕恭毕敬低头挨斗,他都受得,我一个小工人有什么受不得。大会头几个人发言,开始还听,没有什么实质内容,慢慢就时听时不听,后来就干脆一句都没听,一则是一点实质性的东西都没有,再则低头站长了,背和颈子开始感到痛了。好像第六个发言是华永新,我们新一冶的勤务员,公司革委会常委,知识型的老工人。他批了一通,我感到越发没有内容,且语调一点战斗性都没有。也不知道是军代表故意这样安排的,还是华永新有意为之。从第七个人开始,一上来就批起了华永新,说是假批判真包庇。正在我背上越来越痛的时候,闹剧收场了,一场批斗下来,没触及到灵魂倒是真的触及了皮肉。回想我们一年多来批斗走资派,恐怕也大多是这个效果。但威风扫地这一点,还是刺痛了他们的神经的,对我则不存在,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威风,不过被整得腰酸背疼而已。同样状况的批斗会在各队、机关、加工厂分别召开过,内容和过程都差不多,唯一不同的是背越来越疼,腰越来越酸。肉体上的痛苦也有一定好处,顾了疼,胡思乱想就少了许多,思想压力也跟着少了许多。但心里清楚,事情不会善了,斗只是过程,结果就要看形势的发展了。
    此后将近一个月没有找我,也不要我反省交待什么(当然也没有什么可交待的),这件事要想了结,必然会采取别的手段。既然不会善了,别的手段肯定是更严厉,再要升级,就只能是动用专政工具了。

                              被“革命群众”扭送看守所

    从12月下旬开始,只要一通知开全公司大会,我都会作好被抓的准备,清好毛巾、牙刷、脸盆、换洗衣服之类,但几次大会都没有动静。直到1969年春节前三天,我们正在厂前扫雪,下午两点钟,突然通知开全公司大会。以往下午开大会都会在前一天或上午通知,这次这么突然,我想可能今天会动手,但在外面劳动,又通知我们从工地直接去工人村的会场,准备衣物是没有机会了。反正是祸躲不过,要来的迟早会来,坦然面对是唯一好的选择。
    果然一到会场,杀气逼人,安排我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军代表宣布开会,开宗明义:“根据上级决定,现在宣布将徐正全扭送公安机关拘留审查。”几个人上来把我揪上台去,用绳子象征性地捆了(绳子很松,感觉是象征性的),带出会场,由一冶公安处的干警和工安公司保卫科的林世念一车押往青山区公安分局看守所。
    首先是他们之间办交接,然后解开绳子搜身,什么也没有,大概有几块钱,一点饭菜票。因为在劳动,我只穿了一件毛衣、一条旧卫生裤、一套旧工作服和一件短雨衣,脚上还穿着一双半深统套鞋,雨衣不让穿进号子,就这一身衣着,什么也没有,抽掉皮带,算搜身完毕。接着看守所的人员拿出一张拘留证要我签名,我一看案由是“打人致死”,我说:“我没打人致死,这个拘留证我不签。”公安处的人凶狠狠地说:“叫你签你就签,啰嗦什么!”我仍然说:“我不签。”他见没吓住我,几个人到边上低语了几句,看守所的人过来说:“你以为不签名就不能拘留你了?你反正是群众扭送的,不签就不签,关进去再说,走!”说着把我一推,向号子方向走去。
    青山区公安分局的拘留所,中间是一条近两米宽的走廊,左右两边是监号,大的一共有十间,另有两个小监。右边除三号监是大号子外,其余都是关十人左右的号子,一共五个监号,看守值班室也在这边。左边也是五个监号,都是一间可关约十人。左面监号的墙外是一片空地,放风和晒衣服用。空地靠内墙有两个两米见方的水池,是装犯人洗脸水的池子。监号前有一个铁条拉闸门,平时上锁,有士兵站岗。到拉闸门前,士兵将门打开,看守将我带到八号监舍门前,先打开小风门(监号木门上方的一个约十八公分的小孔,安有滑动木板小门,外面可用窗钩锁住,供看守观察监号情况和送饭菜送水用),朝里望了一下,然后打开门锁:“进去。”我一进门,后面咣一声,大门锁上,看守走了,我二十年零十个半月的被专政的日子也从这一刻开始了。
    进门是一条一米宽、近四米长的水泥地面,最前方墙边置一马桶,进门左手是与三面墙靠齐的离地三十公分高的木板通铺,很干净,包括水泥地都像用抹布抹过的。通铺上坐着七个人,都不说话,有几个人看了我一眼,没有说话的意思,我也不说话,只在地上来回地走。以后的结局,这种处境对我将意味着什么,这些迫切的问题都没去想,而突然不自觉地想到了命运。
    人在春风得意的时候是不信命的,只有在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时候才会信命,我也一样。想到这件事的前因后果,真认为是命运捉弄,因为我是完全可以避开这场是非的。记得七二○以后的8月上旬,公司工会的人通知我,一冶在庐山疗养院有一批固定的疗养床位,每年一般都分给有病的老干部和劳模去轮流疗养。今年我们工安公司分了两个床位,我被百万雄师抓去挨过打,理所当然占有一个名额,时间是8月10号至11月10号,每个去疗养的人由公司预支七十元钱。我的所有手续都给我办好了,另一个名额请我决定,他们好即时办手续。这件事我在勤务组讲了,大家大多支持我去庐山疗养三个月,另一个名额我提议分给九八纵队一个姓廖的四川青工,大家也没有意见,因为廖姓青工也挨过打,而且平时身体就不大好。事情本来决定了,准备最迟过两天就动身。偏偏当天晚上费开学(和我一起上北京的)找来了,说他想去,因为他也挨过百万雄师的打,言语之间好像我有点偏心,认为他比小廖更有资格去疗养,说得很委屈、很难过的样子。我很为难,就对他说:“小廖去,是我决定的。说出的话,泼出的水,是不可能更改的。你实在要去,那只有我不去让你去。”他以为我会让小廖不去让他去,没想到我这样说,就说:“那你这样决定,我就不去了。你是最应该去的,我顶了你,那大家也不会同意。”我说:“就这样定了,你去,我不去。这件事怪我考虑不周,我去给大家解释,况且这个时候,老保和当权派是巴不得我离开公司(这个说法勤务组有人提过,但被多数人否决了)。只是你明天去领钱的时候,记得把我的预支条抽回来撕了。”第二天费开学和小廖去了庐山,到12月才回公司。要没有这个插曲,我去了庐山,也不会有今天。再说了,事发当天,如果不是我办公室的茶叶用完了,我当时泡好茶就出去看大字报了,王贤圣就找不到我;即使最后找到我,恐怕李武超他们打人早就打完了。要是李武超把王荣炎推进宿舍后,我不进宿舍,掉头就走也没有事,偏偏首鼠两端,明知不能强行制止,不痛不痒地制止也未必见效,还要进宿舍,真是五心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苦中作乐的看守所生活

    就这样边走边胡思乱想,约莫过了个把小时,床铺上一位学生模样的人忍不住开口了:“你为么事进来的?叫么名字?”“我叫徐正全,他们说我打死了人。”大家都觉得怪怪的,什么叫“他们说我打死了人”?有人问:“打死个么人?”我说:“我们单位百万雄师的。”坐后面最边上的一个长个子,三十岁的样子,说:“哦,你原来是文化大革命的案子。哪个单位的?”我说:“一冶工业安装公司的。”他说:“来,上来坐上来坐。”接着大家七嘴八舌就谈开了,我的情况很简单,他们一下就听明白了。然后他们各自一番自我介绍,我弄清楚了:我们这个号子是八号,现在这七个人,长个子是武钢炼钢厂的,进来是因为开枪打死人,叫李景如,妻子也是武钢的。紧靠着他睡的学生,就是第一个开口问我的人,叫陈水清,是青山一所中学的学生,因为从楼上往下扔手榴弹,把来打他们的人炸死了两个。睡倒数第三位置的也是一学生,姓董,话很少,没说为什么进来。第四位姓胡,也是武钢的,三十来岁,也没说为什么进来。第五位是一老头,六十多岁,既没说单位也没说案情。第六位是一络腮胡子,脸铁青,眼窝深陷,四十多岁,很壮实的样子,一看似非善类,但很爱整洁,姓江,案情是投机倒把。顶前面一位二十来岁,青山人,据说也是武钢的,因为打架伤人进来,外号铁脑壳。他们还给我介绍,共有三个看守:一个姓孙,脸上有几颗麻子,据说是所长,但犯人都只叫他孙麻子。此人最厉害,很有一套看守经验,他值班的时候犯人都自动老实几分,不招惹他。另一位姓张,外号叫莫急,我问为什么叫“莫急”,说有一次号子里几个人同时拉肚子,都报告干部要药,叫声一片。他一面发药一面对大家说:“莫急莫急,一个个来。”可见此人心比较善。还有一位姓吴,没什么水平,喜欢拿犯人开心,还爱动手。
    正说着,开饭了。青山看守所是一日两餐,每餐四两五钱粮食,钵饭用搪瓷碗蒸,上午九点、下午四点开饭。菜一年有大半年是清水煮萝卜,一点油星都看不到,一个星期有一餐豆芽或者豆腐换着来,一个月有两次萝卜煮槽头肉,槽头肉一次有一两多二两的样子。接菜是铁脑壳负责,分菜也是他。分菜很有讲究,铁脑壳用一小把缸,一般装一平缸,装好了,用筷子把菜盆一敲,表示盛好了,另一人反手从身后随便摸一碗倒进去,这一缸子倒进谁的碗,事前谁也不知道,可以保证铁脑壳不会刻意把哪一缸子多打点或哪一缸子少打点,因为说不定他打得少的那一缸子正好倒进他自己的碗里。这是平时吃素菜,要遇上吃豆芽或豆腐甚至吃肉那更复杂一些,除了上述那些程序外,吃肉要先把肉全部选出来按块数分到各个碗里,块子大小再调整一下,大家认可了再分汤,最后分萝卜。因为肉块子有大有小,数量一样但质量不同,于是分完了就找一本书来,任意翻一页,如是34页,那就是七,铁脑壳第一位,他就拿第七号碗,第二位就拿八号,以此类推,各安天命。看来真要追求公平、公正,办法还是挺多的。菜分完,饭是随便排队,按排队顺序拿到哪一碗是哪一碗。大家都希望拿到看起来多一些的,实则无非是饭软一些而已,但这是各凭天命,排到哪碗是哪碗,所以也很公平。饭自然是糙米,扫仓陈年粮。那天我一看菜,萝卜黄不黄黑不黑,不像白萝卜,但它就是白萝卜,一点油星也没有,完全没有食欲。就对他们说:“我不想吃,你们谁帮忙吃它。”几个人还谦让了一下,李景如还劝我淘点萝卜水多少吃一点,我说真不想吃,于是有三四个人把我的饭菜分食了。那时号子风气不像后来,还没有新犯人过三关挨打、头几餐不让吃饭、进贡之类污七八糟的东西,我纯粹是吃不下,一点没有讨好老犯人的意思。
    吃完饭,看我什么都没带,李景如给了我一支牙膏,小董给了一块肥皂、一把牙刷,陈水清给了一条旧毛巾和一个缸子,说将就用着再说。有人提出来让我睡在小董和老胡中间,我以为睡觉要按先后入监的顺序(因为铁脑壳是来得最早的),所以我提出来睡最后,李景如说不用,他睡边上惯了。其实因为马桶在脚那头床下,最边上并不坏,你要睡觉不愿面对人,侧身对墙睡是最自在的。九点钟宣布睡觉,睡前他们向干部报告,给我要了一床看守所的被子,一倒下一会儿竟然睡着了。
    一觉刚醒,听到干部喊起床,各人在号子里洗好脸漱好口,轮到八号放风,赶紧拿上脸盆去外面打一盆水进来。人人都要带一盆水,第二天放风前洗脸和打扫卫生用。因为放风的时间极短,只够倒马桶洗马桶的时间,出去只在池子里打一盆水,时间就很充裕。但必须有一个人在水管上去接一盆自来水,用于漱口,这个人往往是最后一个进号子的,水龙头水流很细,接水急不来,常常会因为最后一个进来,看守不耐烦而顺手给你一锁头,这个任务通常是老胡的。只一天时间,就把看守所的情况大致了解了,号子的分工也明确了。倒马桶两个人一组,轮流值班,洗碗抹地搞卫生,一组一天过。抹地的毛巾自己提供,多半是用坏了的洗脸毛巾。每餐饭后要发一次开水,一般一个号子可以接两盆,用作饮用半盆就够了,另外一盆多开水用作轮流洗澡。主要是冬天,春秋用冷水,夏天去外面冲澡。如轮到谁不想洗,则顺延。号子里没有什么活动,洗澡自然少,有的人轮到了两次还不肯洗,就有人督促,非要他洗不可。
    两天过后,监号里的各种生活流程都搞清楚了,该安下心来坐牢了。第三天早上刚放完风,张干事“莫急”打开风门,叫了一声“徐正全”,我以为是提审,连忙站起来,却见他从风门递进来一包东西说:“拿去。”我拿进来一看,有毛巾、肥皂、牙膏、牙刷,居然还有一大刀草纸、一盒面霜和一双拖鞋,全部是我急需的。我家在重庆,不可能是家里送的,我问张干事谁送的,张干事说:“你拿着就结了。”说完关上风门走了。我想肯定是单位同志们送的,他们想得真周到,奇怪的是他们又没坐过牢,怎么知道这些都是刚进号子的人必备的日用品呢?想不明白,那就不想,用着再说。
    号子里生活事务分工,最脏的是倒马桶,最烦杂的是洗碗搞卫生,最有风险的是每天早上负责接第二天用的漱口水。我们八号监是胡有利负责接水,此人近一米八身高,人很壮实,但平时看似很文静,家中有些背景,据他说毛主席来武汉,他叔叔是随员之一,文革中以中央工作人员的身份见过报。一天老胡接一大盆水,一只手托着,慢条斯理地往号子走。刚走到门口,那天正是姓吴的看守值班,早就不耐烦了,用锁头在他腰上擂了一下,叫:“快进去。”老胡回头看了看守一眼,反而不走了,吴又擂了他一下,他还是不走,眼看要坏事,我把他一拉:“快点进来。”吴干事顺势把他一推,锁上门,事情算是没搞大。于是我提议,以后我专门负责接水,我个子小,看守要打,下手也不会太重,大家同意,从此我就专门接水,基本没倒过马桶,搞过卫生。我接水进出都是小跑,挨锁头的机会极少,偶尔挨一下也确实不重。
    号子里会讲故事的人是最受欢迎的人,在八个人中我是最有优势的。不到三天,铁脑壳要我讲故事,我一口答应。讲什么呢?三侠五义、三国水浒,这里多数人知道一些,不稀奇;讲唐宋传奇,怕多数人文化品味不到那个层次,还是讲武侠,但一定要讲一个他们闻所未闻的武侠故事,那样才镇得住人。想了想,就讲《三门街》半枝梅张谷的故事。《三门街》是一本清代武侠小说,名气不大,我是小时候坐在造纸厂回收的废旧书堆上看过的,一般人自然没看过。于是我连讲带编讲了六七个晚上,大受欢迎。一天闲谈,得知那位六十多岁的老头子是上海人,解放前在百乐门舞厅吹过小号,于是有人要他唱一首旧社会的歌,他哼了几句《何日君再来》,很多人知道这首歌,不出奇。我随口唱了几句《花儿与少年》,除老胡说好像听过外,其余个个惊奇,连说“好听,好听,再来一个!”我接着哼了沪剧《罗汉钱》中的《燕燕做媒》(紫竹调)、外国长笛曲《鸽子》,竟是他们都没听过的,这些都算是经典乐曲,自然好听。年轻人如铁脑壳等直呼“老前辈”,年长的觉得“有点板眼”。这点连雕虫小技都算不上的东西,居然能有意想不到的效果,使我始料未及。后来慢慢体察到,文化层次较低的人群,常常不会服你的大道理,而对那些讲故事讲出来、唱歌唱出来的东西,他们觉得新奇并且又能接受,那就会很服气,甚至佩服。其实任何人对比自己层次高的人大致都是这种态度。
    坐牢快三个月时,心情一天天烦躁起来。多数人因为吃不饱,更经常更直接的感觉是饿,这分散了许多人对更多重要事情的焦虑和思考;而我偏偏能吃饱,从没觉得饿,饿的感受没有了,别的焦躁就自然多些。真是有一利就有一弊。老犯人告诉我,坐牢头三个月是最难熬的,过了就好了。我想这是经验之谈,心情稍微平静了一些。大家都在抱怨,一搞几个月不提审,不闻不问,生活又这样差,确实叫人受不了。我说:“这是公检法总结了前人的经验,特意这样搞的。不把你关得五心烦躁,生不如死,你会坦白交待吗?生活搞好了你恐怕更会胡思乱想,古话说‘人心似铁,官法如炉’……”小青年问:“什么意思?”我说:“看守所就是个炉子,犯法的人就像一块铁,看守所这一套就是专门为犯法的人设计的,这个炉子专炼你这块铁,你不化也得化,这叫一物降一物。”
    闲话之余也可以下下象棋,用报纸叠成方块,用米饭一粘,写上车马炮就可以开战,但须置战场于风门的死角处,排队轮流上阵。排第一位的负责望风,一听到走廊有脚步声,及时示意,及时收场,极少被捉现行。看来苦中确实也可以作乐,世上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虽说是官法如炉,但也不是时时都觉得身处炼狱,前提是不能钻牛角尖,要放得下,要有点阿Q精神,否则整不死你气也会气死你。
    一日监门大开,进来两位新人,一位叫张光兴,一位十八九岁,好像姓林。另从五号转来一位,叫欧阳跃辉。前几天小董和老头子因判决下来走了,现在监号就成了十个人。生活上的事重新分工,我还是接水,其他变化不大。接下来相互认识,姓林的小伙子是个学生,别人去打架,事前通知了他,但他没去,结果那边把人打死了,于是把他捉进来了。和他一比,我不冤。小伙子进来没几天就宣布绝食,前三天没人理他,第四天看守来问他:“吃不吃?”他说:“不吃。”“不吃那就灌。”我以为是从嘴里灌流食,大谬不然,是从鼻子灌冷盐水,灌进胃里那么多盐,你不得不喝水,只要喝水,一时半会儿就死不了。这样倒腾两次,没有不被整服的。小伙子前后绝食五天,失败了。张光兴是武汉钢院的讲师,东北人,很随和,写得一手好字,仿毛体几可乱真,行书、楷体都写得有模有样,写小字小到米粒般大小,仍然工工整整,极易辨认。欧阳跃辉是武汉戏校汉剧班毕业生,分在武汉汉剧团,唱京戏的水平不亚于唱汉剧,个个样板戏中生旦净末丑的唱段一律烂熟于胸,传统戏生角的名段也能唱不少,对谭派(谭鑫培)、言派(言菊朋)、麒麟童(周信芳)各自不同的韵味也极会模仿,唱起来让外行也能听出不同味道。转来我们监号的头一晚上唱样板戏,连鼓点带过门一人全包,交待得一清二楚,大家围听到快十一点才罢休。自此监号又多了一项娱乐活动。几天下来,我也跟着学了若干样板戏唱段,还学了几段《捉放曹》、《借东风》、《空城计》、《徐策跑城》、《武家坡》、《红娘》中的经典唱段,当然我只是当歌来唱,大致音准、词不错就行。词记不住,就由张光兴按欧阳的口授逐句记录,经欧阳审核无误一人发一本,大家足足当了大半个月的京剧爱好者。

                               多次给我送东西的大黑娃

    李景如和张干事(莫急)“媚”得较好,时不时用皮鞋夹带个条子出去,条子什么内容我不知道。一日张干事叫我收东西,是一床凉席、一床薄被、两件汗衫、两条短裤、一条肥皂,还有牙膏牙刷。眼见天气快转热了,这是“热中送扇”,我感动了,同志们真是太费心了。于是我也想写个条子带出去,向同志们表示一下感激的心情。我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谢谢同志们的关心,现在这种时候,大家要沉住气,千万要保持沉默,绝不能为我的事有任何动作。这么大的一场革命,个人的生死荣辱只能算小事。个人不过是沧海一粟,九牛一毛。无论我结果如何,我都能承受,只希望同志们千万保重。然后请张光兴用仿宋体抄在一张巴掌大的纸上,藏在李景如的皮鞋里,对张干事说皮鞋送回去换双布鞋,请他让李景如夫人传见时带回去。皮鞋是带出去了,个把月没有反应。信上写明了到什么地方交给什么人,应该没问题。李景如说他夫人能做好这件事。信的末屋,我还加了一句:这里管得不太紧,可以给我写条子带进来。
    没成想个把月后的一天,孙干事直接打开监门喊:“徐正全。”我答:“到!”他阴笑着问我:“你怎么知道这里管得不紧?”我一听还没反应过来,孙干事又补了一句:“还沧海一粟,九牛一毛,生死置之度外。”我一听明白了,传条子的事暴露了。正不知如何应对,孙大吼一声:“出来!”第一次在牢中遇到这种情况,一时想不出应对之策,边走边打主意:没有别的办法,只要他不拿出条子,就装苕,一装到底,反正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拿出了条子,再认错也不迟。到了看守值班室,进门站好,孙干事回过头来指着一张椅子对我说:“坐下吧。”他坐下,我也不客气坐了下来。孙问我:“为么事进来的?”我知道他是明知故问,就说:“不知道。”孙干事并不恼,只说:“你少跟我来这一套,我又不是提你审,你的案子我们不管。但到了我这里,就要守这里的规矩。这里面什么人都有,你应该怎么做,不用我教你,自己应该明白,不要瞎搞。”然后站起来说:“进去吧。”完全没提条子的事,就把我送回了号子。门一关,大家围拢来问我:“怎么样?挨打没有?”我说:“没有,只叫我不要瞎搞,完全没提条子的事。”大家都说孙麻子这回发了善心。
    一日中午休息,隔壁敲墙发来信号,肯定是“有电话”。李景如个子高,攀上后墙上的小窗户,隔壁有人也攀上了窗户。只听见七号的人说:“二号有电话找八号的人。”不一会儿听见有人讲话,我们站在下面的人听不太清。这时李景如回头问:“哪个是矮司令?”我连忙说:“我的电话,我的电话。”李景如跳下来,两个人把我抬起来攀住窗户。我问:“你是哪个?”二号那边窗户传来声音:“矮司令,是不是你?我是大黑娃。”我一听连忙问他:“你怎么还关在这里?”大黑娃说:“估计快解决了,我给你传的两次东西你都收到没有?”我怔了一下,连忙说:“收到了,收到了。”大黑娃说:“你还需要什么给我打电话,你自己好好保重。”我说:“你也多保重,有什么变化及时给我打电话。”说得太长,下面已经催了两遍了,我只好从窗户上下来。下来定了定神,一种深深的自责涌上心头,眼泪也模糊了双眼。我自诩是个宁可天下人负我、我绝不负天下人的人,但我有负于大黑娃,这个情欠大了。
    大黑娃是外号,学名张泽明,重庆大渡口区人,九八纵队的铁杆之一。抗暴中一直在华中工学院,胆子大,但为人却很本分,在华工的抗暴队伍中是少数被授以民兵武器的人之一。七二○后自己学会了开车。大约在1968年九十月间,他开一辆公司的中吉普车去参加公司在工人村召开的大会,散会后回厂前,许多年轻人都要坐他开的中吉普回厂前,于是车里坐满了,连车头上都坐了人,车辆严重超载。结果车开到一冶企业公司附近,不知什么原因侧翻,把攀在车外的一个人压伤了,据说是肝压坏了,有生命危险。当时现场是由青山交警处理的,并当场将司机张泽明拘留了。事后是军代表告诉我,我才知道个大概情况。过了几天,我给军代表说:“已经拘留几天了,应该放人了,请军代表和青山交警部门联系一下。”过了几天军代表告诉我,事情还没完,一是交警要进一步调查,形成结论,更主要的要看伤者的后果如何,如果人死了会很麻烦。现在是交警部门在直接办这件事,作为单位也不好插手,要我等一段时间,他们再去联系。我问能不能派人去看一看张泽明,军代表说根本不可能,在拘留期间除了直接办案人员外,其余人根本不允许和犯人见面。因为没坐过牢,压根就不懂得可以传见、送点日用品什么的。这件事又过一阵,我真就忘记了。过不久,我也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就把张泽明彻底忘记了,更不知他关在哪里,结局如何。
    我把别人彻底忘记了,从没关心过他,而他却没有忘记我。当年10月份天气将转冷的时候,张泽明又给我打了一次“电话”,要我第二天放风时去收一条晒在第一根铁丝最边上的一条红运动裤。我第二天去收进来,运动裤口袋里有一张纸条,大致是说,我进号子的第二天下午放风时他才从风门洞里看见我被关进来了,所以他到第三天才给我送东西。另外天快冷了,他给我弄了一套新卫生衣,蓝色的,一双棉鞋,两双新袜子,要我第二天直接到晒衣场去收。还说他可能最近会判决,今后我们无论判到哪里劳改,都要想办法取得联系。他如果先出去,一定要来看我。纸条写得很直白,我既感动更内疚,他丝毫没有抱怨我在“台上”时对他的不管不问。一个异乡人,身无分文,比我年纪还小,生存智慧谈不上,真不知道他入狱之初是怎么走过来的,更不知道他为我弄这些东西花了多少心力。小小年纪心细如发,知道按季节给我送来眼下最急需的东西,哪怕是一刀草纸。在单位时,我并不特别关注他,个人关系也只一般。他明知我也会判刑,而且会比他判得更长,还这样情真意切,没有一丝一毫的功利之心。这是为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可能是:我们“一起扛过枪”。

                                  受骗在假审讯记录上签字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九大”前后,到这年底“一打三反”前,社会上的造反派始终压而不服,抗争此伏彼起。这种情况必然要反映到看守所来。由于局势始终不明朗,看守们对像我这样犯所谓“运动案子”的人还是比较宽容的。有几次在号子下象棋被抓了现行,下棋的人戴铐子两天,没下的轻重都要挨两下锁头,几次我都没挨打。有一次发现我下棋,下棋的对手戴了铐子,我被吼了一顿,破天荒没上戒具。中午要午睡两小时,我赖床,起床慢慢吞吞,看守几次没有什么反应,于是得寸进尺,有时干脆不起来。干事杀回马枪,见我还没起来,往往是骂一句:“狗日的徐正全,还不起来!”然后关上风门走人,并不深究。我从看守所到劳改队基本没受过皮肉之苦,除了我从不无事生非“歪倒拐”(武汉方言:毫无道理地做坏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运动案子”这顶帽子带给我的。
    这里的犯人和一些干事,对我们的是非评价比社会上的一些人公正多了。在刑事犯看来,他们多半是为财色二字犯法,起码吃了喝了、享受了,而你们造反派一不为财二不为色,一样坐牢,实在划不来。反革命犯认为他反共产党坐共产党的牢理所当然,你们造反派拥护共产党,拼起命去追随共产党,还是坐共产党的牢,没道理。一些干部认为这些造反派坐牢,不一定是人坏,是一时事情做错了,和社会渣滓是有区别的。这是我在号子里多年和各种人交流中听到和感受到的。可见人心都是肉长的,只要不是直接冤家对头,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客观的。
    日复一日,每天过着几乎重复的生活,所以每一个当天都是难过的漫长的,而过去的日子却感觉很快。关到第四个月的某一天,监号打开,一干部叫:“徐正全出来。”大家说:“提审了,提审了。”提审是犯人的节日,预示着你的案情有人理了,判刑或释放也就快了,有了盼头,无论好坏,总比没有盼头坐在这活棺材里要强。被带到提审室,提审者是个三十多岁的人,穿便服,就一个人,按例问姓名、年龄之类后,开始审问。首先问:“你是为什么进来的?”答:“不知道。”提审人并不急:“你反省了四个月还不认罪,还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进来的?”我说:“我有什么罪?我怎么知道军代表为什么要把我扭送到这里来?”提审陷入僵局,提审人也不想与我纠缠,把提审笔录递给我说:“你既然是这个态度,那你看看记录,签个字。”我看了一下记录,就是上面那几句话,两行字,于是签了字打上手印,同时看到纸上的“青山区法院审讯笔录用纸”字样。前后不到二十分钟,被送回了监号。大家围过来问提审情况,我详细说了,大家都没吱声,唯独老江(络腮胡子)说了一句:“那你还够得关。”
    转眼到了10月份,又提审了。这次法院来了四个人,一个四十来岁,看得出来是老公检法的,因为穿着大头皮鞋,藏青色军干服,这好像是老公检法干部的标准服饰。一位军人四十来岁,二位穿便服的都三十来岁。开场照例是问姓名、年龄,然后问:“为什么进来的?”我仍然答:“不知道。”老公检法沉得住气,没吱声,边上的年轻点的沉不住气了,站起来凶狠狠地说:“你这个家伙,还不老实,你自己犯了什么罪你不知道?”我懒得理他,故意把头扭向一边望窗户外的天空。年轻点的这位,气急败坏地拍着桌子:“你这样顽固下去有你受的,迟早死路一条。”我还是不理他,老公检法拉了年轻人一下,让他坐下,然后和颜悦色地对我说:“徐正全,我们今天来主要是想了解一些情况,让你把王荣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和当时现场的情况说清楚,你认为是怎么回事就按你经历的情况说,我们只按你说的做记录,目的是为你把这件事搞清楚。你自己不说清楚,这件事就不好处理,又不能老这样拖着。你自己应该也希望把这件事搞清楚有个了结,是不是这个道理?”我想人家说得也对,于是我说:“让我把王荣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说清楚这是可以的。”老公检法说:“那你讲吧,我们只作记录,不会和你辩论。”于是就我当时能回忆起的,原原本本讲了这件事的起始到结果,大约讲了半个小时,四个人一句插话都没有。等我讲完,老公检法只问了一句:“打王荣炎这件事,你们事先商量过或者是议论过没有?”我很干脆地回答:“绝对没有。”老公检法没有再问,其他人也没再说话,老公检法说:“好,就这样,你把记录看一看,要没有出入就签个字,盖上手印。”我接过记录没看,大约四页,记录纸是武汉市中级法院的审讯用笺,我心想是我自己说的,没什么看头。况且我明白得很,如何处理我们这种案子,根本在于整个政治局势,而不是案子本身。政治上失败了,无罪也会造个罪出来,反之,天大的事也会化于无形。政治迫害和依法进行的刑事判决从来是两回事。看不看都一样,不签字又能怎样?于是就按他们的指点,在有涂改处和每张纸的下面签上名,盖上手印。提审结束。严格地说,这真不算审讯,只是我对案情的陈述。老公检法很守信,对我的陈述未置一词,只提了一个问题,我作了否定的回答,也没和我争辩。判决前对我就只进行了这两次所谓的审讯。
    事后怪事发生了,对我的判决书中居然无中生有冒出了这样几句话:“首犯徐正全伙同李、张、伍等犯……行凶殴打本单位不同观点的革命群众七十余人,其中重伤七人,残废两人……当王(指王荣炎)求饶时,徐犯反而踢王一脚……。”(判决书全文见本书附录)因为这是虚构的,是栽赃陷害,所以在审讯中他们根本不提及。哪怕是本身就违法的以审代侦,起码也要把准备定罪的东西拿出来审讯一番,与犯人见个面吧,连审讯都没有提及的东西,居然就堂而皇之地写上了判决书,这真是把法律当儿戏,视百姓为可欺。这样带着道德的假面,持着法律的伪令牌,堂而皇之地草菅人命,比我们的行为可耻百倍。

                                        批斗会上不低头

    提审过后的半个月,又被带到看守值班室,这次来了五六个军人,都是四十岁以上的人。一进门,见军人们都站着,估计不是提审。其中一个年纪大的胖胖的军人问我:“叫什么名字?”我答:“徐正全。”那人嗯了一声:“哦,你就叫徐正全。”又问:“今年多大了?”答:“二十三岁。”其他人都朝我看了一下,然后胖军人说:“那进去吧。”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回到监舍,大家猜测是来对麦子(武汉方言:认准面貌)。
    过了几天,李景如被通知带着行李出去,估计是要判决了。因为此前他已被捕,不可能释放。果然过了半个小时,李景如突然打开风口,丢进来一包烟一盒火柴,说:“判了。”然后关上风门马上跑了。一般区级法院的判决都在看守所宣布,这时家属可以接见一次,送些吃的用的,然后就送到位于武昌起义门的省劳改局分配站等待分配。大家分析李景如判决不会超过十五年,中级法院一般只判十五年以上的案子(对首犯)。联想到第三次提审我是中法的人,估计案子升级了,但升到什么程度我没去想。
    坐了近十个月的牢,第一次吸烟居然吸醉了,才知道吸烟醉了比酒醉难受多了,吐又吐不出,害得晚饭都没吃,第二天早上才缓解。一晃又到了12月,一场大雪刚过,那一天气温很低,天空灰蒙蒙的,中午正准备睡午觉,监室打开,叫我出来。我以为又是提审,结果一直被带进值班室,戴上反铐(两手身前铐上叫正铐,两手身后铐上叫反铐,两手一上一下在身后铐上叫“苏秦背剑”),又带出监舍的铁条拉闸门。到看守所门口,见停着一辆军车,车两边各站了上十名全副武装的军人。看守所孙干事把我押到车后,车上的军人一下把我提上了车,要我站在车中央,两名军人拉着我的胳膊,防止我摔倒,没有人说话。我心想:“干什么?莫非就这样拉出去枪毙了不成?”孙干事站在旁边,他不说,我也不问。车一直往红钢城开去,不知是天气的原因还是心情的原因,一路上一派肃杀之气,阴风惨惨的,真的在心里突然涌出一句“凄风苦雨愁煞人”,又冒出一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知道这后一句是汪精卫早年刺杀摄政王失败被捕后所做一首诗中的两句。这样不伦不类地正胡思乱想着,车开到了青山剧院。明白了,是开批斗大会,不是拉出去枪毙。心里顿时起了一个想法,看来今后在群众大会上挨斗的日子不多了,今天要好好表现一下,不能给造反派丢脸,再不能“正确对待群众”了。
    我刚被押到青山剧院后台,不一会儿就听前台一声大吼:“把反革命分子徐正全押上台来!”两名军人把我一架推上主席台,我心中好笑,怎么一下子又变成反革命分子了?上台一看,剧场黑压压坐满了人,剧院每一个边门各站两位全副武装的军人,杀气腾腾,全场鸦雀无声。军代表宣布“批斗反革命分子徐正全大会开始”,回头一看,我直挺挺地站在台上,立即示意两名军人把我的头按下去直到弯腰。我偏不弯腰,按了一会儿见我仍然挣扎,两只手按一个人也怪累的,两位军人退而求其次,松了手,只轻声说:“低头。”两只手按在我头上仍然不放,时间一长必然后力不继。两个军人稍一松懈,我立马又把头昂起来,于是又按,一会儿又昂,想来是很滑稽的。两个军人搞长了,气力不支,又换上两位,仍然和前两位一样,前后换了三四拨人。我料定这种场合他们不敢动粗,老实说,在看守所或者只有几个人的小黑屋子里,我不会这样做,也不敢这样做。同时也想到这样做恐怕回看守所不会有好果子吃,但眼下管不到那么多,吃亏是以后的事,台下坐那么多九八纵队的战士,不能给他们丢脸,充一回好汉再说。台上的批判我一句都没听,只一心一意对付低头这档事。还是孙干事有办法,他上来对我说:“低头,不然我给你紧铐子。”我装没听到,他果然把我的铐子一捏,卡卡一声响,铐子收到了最小。也是出鬼,那天戴在我手上的铐子可能是大号的(不知道铐子有没有大小号之分),反正捏到底铐子还是比我手腕大一圈。孙干事多的是办法,松开铐子直接铐在我小手臂上,一下子就卡紧了。他下了舞台以为我肯定会低头了,结果我还是昂着头。原来他一走我用手把铐子往下一掠,铐子又到了手腕上,孙干事又上来搞了一次,还是这个效果,就算了。可能他觉得这样搞没有什么意思,反而会引起台下人的关注,倒成全了我充好汉的想法。
    一散会,我被押到后台,报告孙干事要去解个小手,孙干事带我去后台厕所。巧得很,正碰上高炳文,我主动叫了一声高支左,后话还没说,他两眼恶狠狠瞪着我,脸色铁青,咬牙切齿地说:“你这个家伙小心点,有你哭的时候。”那副凶相像我跟他有杀父之仇、夺妻之恨似的,我一点不夸张。搞得我莫名其妙,我和他相处大半年,没有任何个人恩怨,脸都没红过,哪来那么大的仇恨?格老子,你又不是王荣炎的儿子,凭什么恨我?真是怪事情。二十多个军人把我夹在中间,从后台押出来。刚走到剧院旁边的小路上,一伙人围上来要打我,军人很讲政策,把要打我的人拦在外面,不让靠近我。有几个不依不饶,跟着我跑,几个人跳起脚来想越过军人的阻挡来打我,虽然一下都没打着,但那股疯狂劲、那种仇恨表现得淋漓尽致。我晃眼一看,几乎一个都不认识,照说不是直接的冤家对头。撞到鬼了,我又没挖你祖坟,你仇从何来?看来又是一群高支左。
    回到看守所,我估计吃亏是免不了的,尤其是孙干事,平时就十分要面子,这回又当众泼他的面子,一定不会善罢甘休。出乎意外,他送我回来直到进号子,一句话都没说,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以后一段日子,我午睡不起床,他看到像没看到的,对这个两眼不揉沙子的人,要他见事不管是很难的。还有看守所里的那些军人,那天押我出去挨斗的就是看守所的驻守士兵,以往我接水慢了,偶尔挨水池边站岗的军人一脚也是有的,但从那次押出去挨斗以后,接水慢了点,军人最多只说:“快点,徐正全。”再没动手过。看来不是人人都是高支左。对高支左还有一点理解,他毕竟是职责所在,那几个我认都不认得就要打我的人就费解了。
    七想八想,想到了儿时的一件事。记得三反五反的时候,一天晚上在汪家祠堂斗争反动资本家汪摩登,是一女的,名字不知道,众人都叫她汪摩登,家里开有糖果厂、百货店。斗争会场点着汽灯,一百多人参加会,汪摩登果然摩登,披肩烫发、高跟鞋、紫色旗袍,站在会场中央。一阵批斗,不知什么事惹得群情激愤,有几个人上去动起手来。打汪摩登耳光的人有三个我认识,一个是靠给各家送井水为生的,一个是面条作坊的帮工,一个是弹棉絮作坊的学徒,三个人与汪摩登八竿子打不着。汪摩登和我们虽是街坊,平时深居简出很少见到,偶尔走在街上,人家是富人,穷人很少搭得上帮,说话都少。做生意的人讲究和气生财,从没听说汪家和谁起过冲突,况且她的母亲是众人皆知的信佛的善人,每天早上提一篮子,里边装糖果点心,见到早上起得早的小孩,无论认不认识都要给几颗糖、几块点心,说是奖励那些起早勤奋的孩子,我都吃过她几回糖。那三个打汪摩登耳光的人(打女人耳光是很恶毒的,打人不打脸嘛),可能连话都没和汪摩登说过,哪来那么大的仇、那么深的恨?怪事。把汪摩登一想,我也不用生气,看来这种无端的仇恨是一代代传下来的。诚如尹老师所言,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教化功能出了问题。

                                   做好了上刑场的准备

    1970元旦过后,“一打三反”的风声日紧,号子里面都感觉到了,听说这次要大开杀戒,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既然是一批,那就不是在劫可免、在数难逃,而是在劫也难逃了。元月下旬的一天,中午我照例没起床,以为没事,不曾想咣的一声,号子门打开了,孙干事站在门口吼:“徐正全,你还没起来?起来!出来!”我一看他脸色不对,赶紧起床,被孙干事带到值班室。这次没叫我坐,问我:“你有什么打算?”我想,我能有什么打算?于是答:“没有什么打算。”又问:“有什么想法?”答:“没有想法。”停了一会儿他又问我:“你认为会怎么处置你?”我想了想:“判个二十年吧。”孙干事阴阴地笑了笑:“你说的假话,你从来没这么想过。好了,进去吧。”用武汉话说,他这是在“把点”(暗中提示)我,只是我当时浑然不觉。
    2月初,也就是1970年春节前四天,刚要午睡,号子门打开,还是孙干事叫:“徐正全,把东西清好出来。”号子里的人一听都说:“放了,放了。”因为我还没逮捕(就是没填逮捕证,没办逮捕的手续),这种情况一般就是放人,但我真没那样想。孙干事在门边说:“嗯,回去过年。”我穿的在身上,被套是大黑娃送过来的,还是新的,我带上,鞋子、洗漱用品也带上了,东西少,一会儿就清完了。出得铁条栅子门,到看守所前院,见十多个军人全副武装半圆形站列,叫我在半圆圈中蹲下,不一会儿陆陆续续有人出来。因为低着头,只能偶尔斜着眼睛瞅一下四周。大约十几分钟后,我偶然往右边一看,吃了一惊,看到了张治能和伍贵阳,恰好张治能蹲在我右手边,我悄悄问他:“你们怎么进来了?”他可能刚进来几天,还有点怕,只点了点头,没有说话。一会儿,估计人到齐了,开始清点人数,接着办交接之类。上车前,一个军人拿着一根筷子般粗的绳子系成的绳圈,往我颈子上一套,没有要收紧的意思。我趁他掉头走开,左右一瞄,都没套绳子,只有我一个人套了绳子,我想这可能是死刑的标志。一行大约十多个人犯被押上了车,车厢两边站着军人,犯人围成一圈蹲在车厢内,独独把我一个人安排在犯人圈中间。车子一路朝汉口方向开去,到目的地下车,又蹲成一排,一看就知道到了另一个看守所,具体什么看守所不知道。干警办手续去了,军人也站得很远,因为是看守所院内,警戒并不严密,张治能正好又和我蹲在一起。我悄悄给张治能打了个招呼,张治能抬头看着我,因为两手反铐,我只能用下巴向他示意我颈子上的绳子,他看见了。我悄声对他说:“你无论哪一天出去了,一定到我家去一趟,就跟我母亲说我到很远的地方劳改去了。”意思很明显:“千万莫说我被枪毙了”。张治能听明白了,凄然地点了点头。这时我一阵悲从中来,但脸上不能表现出来,没有抱怨,没有后悔,也没有委屈,说不出来的一种感觉,硬要形容一下,恐怕是四分无奈,三分凄苦,三分悲壮吧。
    手续办完,把我们分到各个监号,只住了一个晚上,对同号子的人没有什么印象。只记得一个姓李的学生,戴眼镜,好像也是文革的案子。还有一位据学生介绍是旧社会基督教湘鄂教区的主教,六七十岁的样子,虎死不倒威,戴一顶牧师常戴的那种圆形毛线帽,胖胖的,很富态,好像不太爱干净。学生说他常常半夜起来做祷告,怪吓人的。到半夜果然领教了,主教跪在床上,低声地念念有词地祷告,因为学生预先告诉过我,所以并不觉害怕,反倒有点钦佩他。一个人无论身居何处,处境如何,能几十年如一日地这般虔诚,没有信仰是做不到的。和他相比,我们哪里谈得上信仰,顶多是相信与不相信而已。
    一进号子就赶上开饭,才知道这里是武汉市第一看守所,地处汉口宝丰路。各区犯人集中到这里,预示明后天要开全市宣判大会。我和学生互相简单介绍了一下案情,学生说,可能我们就是参加明后天的宣判会。一会儿被叫出去,一位老公检法的人问了姓名、年龄、原单位之类,就回了号子。李姓学生问我出去照相没有,我说没照相,他说那可能问题不大,根据他的经验,宣判大会前照相的人一般会有死刑的可能。他帮我报告干部借来一床被子。
    这时又在叫人出去了。透过风门,果然看见在给一些人照相。过了一会儿,我想,我还是要作好赴死的准备,主要是物质准备。当时判死刑的人是要游街的,估计会从汉口游到青山,还要绕到一些重要路段,没有三四个小时下不来。于是我首先想到,解手就是个问题,那只有早上吃饭不喝水,宣判之前去解最后一个手。最大的问题是冷,数九寒天,我只穿了一件内衣、一件卫生衣、一件外衣,车开动风一吹肯定冷,一冷人就会变,再不怕死也会给人一种吓得要死的印象,这个问题一定要解决。怎么解决?只有向看守借犯人穿的棉衣。我给李同学说要他帮我再报告一下,他说才借了被子怕不好再报告了,我想了想,还是我自己来,于是喊“报告”。一会儿干部来了,问:“什么事?”我说:“我还没逮捕呢!”他感到很奇怪:“什么?你还没有填逮捕证?那你等倒。”我连忙说:“我没有棉衣,身上蛮冷,请干部借一件棉衣。”干部说:“你等倒。”一会儿给我拿来一套棉衣棉裤,有了棉裤更暖和不说,真急不过要解小手,屙在棉裤里外面也看不出来,这下放心了。
    说来也怪,这些真是我当时的所思所想所为。死到临头了,还想这些,难道真不怕死,把生死置之度外?那也不是,能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人是有很强烈的政治信仰支撑的人,我没有那么高的思想境界。只是一没有负罪感,觉得自己问心无愧,没有良心上的折磨;二是觉得既然必死无疑,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三是觉得这个世界上除了老娘外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况且对老娘主要还是愧疚,现在这种处境生不如死,人一旦觉得“生有何欢”的时候,自然会产生“死有何惧”的感觉。正如我老娘说的大睡如小死,只当是睡过去了的,而且我很信这句话:“死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共产党员有不怕死的,土匪也有不怕死的,泼皮无赖也有不怕死的,不怕死的原因不相同,但不怕死的外在表现却是相同的,不要认为不怕死是多么高尚,而给所有不怕死的人都戴上许多美丽的花环。一会儿干部又把我叫出去填了逮捕证,同时也照了一张相。我回到号子,学生听说我照了相,脸色一下变了,说:“可能危险。”我反正已经收拾停当,没有后顾之忧了,一倒上床居然就睡着了。半夜只醒来一次,是那位主教祷告,七动八动把我弄醒的,但一翻身又睡着了。话说回来,当时要真的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在四个小时游街过程中表现会怎样,还会很坦然么?没身临其境,不敢妄说。
    第二天大约六点钟就叫了起床,还是那个饭,水煮萝卜加钵饭一人三两,没有上路饭一说,这其实有人道的一面,免得你提前几个小时知道要判死刑,那岂不多受几个小时的精神折磨么?吃罢饭各号子开始提人,监号门响成一片。轮到我,刚一跨出监号门,一边一个军人左右一夹,后面有立即给带上反铐,半跑着架出监舍区。抬看一头,黑压压一片,都是两个军人夹一个犯人,四周站满真枪实弹的士兵,真个是整不死你吓也要吓你个半死。在地上蹲了大半个小时,终于启程了,一辆车大约十名人犯,一百多犯人足足有十多辆车。时间不长,到了,下车,一看好像是新华路体育场,过去来过,大致认得。仍然是两个夹一个直奔主席台后的运动员休息处,人全部集中在一大厅里,犯人蹲下,一人背后站两名士兵,从出监开始到宣判会结束,始终由这两人全程陪同。我蹲下后东瞄西瞄,发现犯人分为四排,大厅两边各两排,两边的人相距五六米远,其中有十多个人和我一样全身穿着从看守所借的黑囚服,棉衣不用扣子用绳子系的那种。一会儿开始验明正身,老公检法加一军人,手拿花名册,逐个问姓名、年龄、案由。问完了,我估计宣判大会离开始不远了,怕游街时要解手,于是报告军人要求解手,不允,过一会儿我又报告,其中一个军人跑去请示了一番,过来带我去了厕所。因为是反铐,必须先打开铐子,进去解手毕,出来自然再铐上。不知这位军哥是对我解手不耐烦还是本身就是个黑心人,他把铐子给我用劲捏到最紧,这一下我真是弄巧成拙。这是我坐牢二十多年受到的最大一次皮肉之苦。从这一刻开始到押回第一看守所近两小时,右手逐渐肿大,看守所费了好大劲才把铐子打开,手上一团黑印,右手拇指半年后才有知觉,这是后话。
    解手回来,正赶上给犯人加五花大绑,捆得并不紧,主要是一种形式,俗称绑赴刑场,而且也便于插牌子。轮到绑我的时候,我看见我身旁地下放的牌子上书“打人致死首犯徐正全”,至此方知被冠以这个罪名。牌子上用红笔在上面画一圆圈,名字上打上红叉,和戏台上的样式别无二致。先绑我们这边,我被绑好了,就扭头去看那边的两排。那边还没开始绑,却看见军人正在叫那边蹲前面一排的两人脱下囚服。我灵光一闪,明白了,我死不了,被要求脱下囚服的人肯定是要被枪毙的,看守所不能让死人把囚服弄脏了。我一下子安下心来,看来命不该绝,没有庆幸,没有如释重负,好像是一种“不死就不死吧”的感觉。一会儿听到大喇叭叫宣判大会现在开始,把罪犯押上场来,又是两人夹一个小跑着,鱼贯进入体育场看台中间的大操场。场地正中三辆大平板车搭成一个台子,犯人宣判一个押上去一个,其余的在台下静候上场。
    宣判开始,第一位是哈尔滨人,流窜盗窃犯,好像叫王滨,判刑十五年。我想这是由轻往重判,也就是说今  天个案最轻的都是十五年,看来阵仗不小。第二是四人盗窃自行车团伙,首犯蔡贤贵,武汉人,十八岁,判十五年,再往后就不大注意听了,有的听了也记不住。过了一阵又听到:打人致死首犯严必茂十八岁,武汉人。连案一共四人均为十八岁,首犯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其余分别为十五年、八年、三年。这批人就站在我前面,既然他们的首犯是死缓,那我肯定也是死缓。
    果不出我所料,我们四人被押上台接受宣判,判词只几句话,接着宣判:首犯徐正全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主犯李武超无期徒刑,张治能有期徒刑八年,伍贵阳有期徒刑五年。宣判时军人揪住头发,头往上仰,让革命群众看清这些坏人的丑恶面目。想来我一身囚服,面色苍白(关了一年不见阳光,黑人都要关白),五花大绑,肯定十分狼狈十分丑恶,人家想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从判严必茂开始,我一直在听宣判,一共四拨人判死缓,十二人被枪毙。我还听到了上十万人的反应,每判一个死缓,全场一声叹息,意思很明白:太没意思了,为什么不判枪毙?每听到判处一个死刑立即执行,全场一阵热烈的掌声。这种反应在那个年代是极为常见的,是人人都疾恶如仇吗?是正义的呼声吗?不见得。我又想起了汪摩登挨耳光的那一幕,难怪有人要叹息一声“人啊人”。
    游街的“幸运”留给了那十二个人,我们被直接押回宝丰路一所,各自去监号清理自己的东西,从看守所领回自己存放的物品,我只有一根皮带、四元几角钱。这些事办完,我才和张治能、伍贵阳见了面,既无喜,也无悲,几乎是无言相对,不知从何说起。唯一能做的就是抽烟,正好他二位刚进来没几天,各有大半包新华牌和圆球牌香烟。他们把大半包新华给了我,他们两个平分大半包圆球,好在他们还带着火柴,点上烟闷头抽,一口气抽了三支。说来也怪,在青山号子里一支烟没抽完就醉了,在这里连抽三支也没事,看来是看守所不准抽烟,这里准抽烟,心情不一样,原来抽烟也是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的。

                                 在省一监服刑

    不久,全体集合,宣布三十二人分配到武昌第一监狱(省一监)服刑,其中就有首犯判死缓的四拨人,还有蔡贤贵、王滨等,这些人成了我的第一批“同改”。三十二人上了一辆卡车,行李放另一辆车,我只有一床被套,就随身带了。随车只有一监狱的两位干部,犯人都没戴刑具,干事也是空着一双手,他们见犯人见多了,见怪不怪,没必要那么紧张,况且也犯不着摆那大阵仗给老百姓看,但我估计行李车上还是有武装押送人员的。
    车过长江大桥,一会儿就到了一监狱。一下车干部就宣布将我们这批人编成三个小组,每组配两名老犯人,进行入监教育,不参加劳动,全天学习,入监教育结束再下车间编入老犯人的小组。我所在的小组一姓杨老犯人是记录员,也就是管学习、内务、纪律的正组长,另一位姓张老犯人是值星员,是副组长,主要管生产,实际也是生产组长。
    吃完中饭第一件事是剃光头,三个业余剃头匠,各拿自制剃刀一把。新犯人自己用热水把头洗好,刷刷刷几刀下去,最多五分钟,一个像灯泡一样的光头就完成了。刚一剃完,大冬天还真够冷的。然后监狱发棉衣、单衣各一套,短裤两条,袜子一双,解放鞋一双,毛巾一条,盖絮、垫絮、床单、被套各一,唯独不发帽子。所发的这些东西新犯人大多进来时就有,唯有帽子几乎多数人没有,但就是不发。其实不发帽子是有道理的,剃光头不但是一种心理打击,也是一种识别标志,戴上帽子怎么识别?
    诸事办完,集中学习。首先由老犯人讲规矩,诸如站队点名要答“到”,不能答“有”;有事见干部要离开一公尺,立正站好,先喊“报告”;离开小组,要二人同行,包括解手在内。然后学习监规二十条,要求人人背熟,抽到哪条就会背哪条,等等,总之是一套一套的。第二天正式入监学习,和社会上一样,先务虚,学文件,再务实,重点是认罪,自我批判。有两个二进宫自然轻车熟路,自我批判大约是自己把自己臭骂一顿,出身不好的再连上祖宗一起骂,当然是骂得越恶毒态度就越端正也就越深刻。
    因为刚来,这一套自然还没学到手。而且,人是个怪物,开始以为会判枪毙,没作会不死的指望,结果判了个死缓,照说应该苟且偷生,暗自庆幸才合乎逻辑。而自己不但不感恩,反倒愤愤不平起来,按孔老二的说法真是小人难养。所以轮到我谈认罪,我不知深浅,直接说:“我没有罪。”大家也不知我的案情,自然很愤怒,都要我端正态度。姓张的组长调侃了我一句:“你没有罪,莫非你还有功?”我说:“那是的,我还真是有功无罪。”杨组长像是读过书的,比大家冷静,就说先让我反省反省,其他的人继续,然后就出去了。不一会儿一个干部和杨组长一同进来了,干部三十多岁,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进门就问:“哪个叫徐正全?”我站起来说:“我叫徐正全。”张组长立马大叫一声:“要答到。”我没理他,干部也没理他,只冲我问:“学习为什么捣乱?”我莫名其妙,如实说:“我没捣乱。”干部多的是办法,你说东他跟你说西,说不服你,至少要压服你,于是他接着冒出一句:“我看你是找死。”我一句赶一句的毛病又来了,立马回了一句:“我本来就是判的死刑。”干部马上大吼一声:“滚出去!”一面说他自己一面先往外走,我当然只能跟着他往外面走廊走。出门,走廊上没灯,大白天也是黑的,天阴又是早上就更黑。没走几步,干部掉到了我后面,突然一脚朝我屁股踢来,我挨了一脚,本能地大叫一声:“你凭么事打人哪?”干部连说:“哪个打你,哪个打你,你这个小流氓!”我大声说:“我不是流氓!”“你不是流氓你是么东西?”“我是造反派!”一问一答声音都很大,干部停了下来,大吼一声:“跟老子滚回去!”不知为什么,说完掉头走了。后来知道这位干事平时就很凶,还爱动手,姓杨的故意把他找来,看来犯人中确实有些“阴蚊子”(武汉方言:暗地害人的人)。劳改了几年才明白这位干部那次为什么突然走了,用我们总结监狱某些干部作为的话说,这叫“一拍二诈三丢手”,我是用上三滥对付下三滥。
    转眼过年了,我在劳改队的第一个年就是在一监狱过的。没什么记忆了,好像吃了一次蒸肉,大约半斤的样子,还有两个油饼。这里的生活条件不怎么样,比看守所强一些,毕竟要干活,饭是能吃饱的。菜还是萝卜白菜,只是能稍许见到一点油星,不像在看守所天天吃饭都感到难以下咽。

                               转到沙洋机械厂服刑

    当时一监狱正与沙洋机械厂合并,有一部分人先迁过去了,留下的是机加工车间的人。我们就分在机加工车间,也叫一队。过年后没几天,我们也要去沙洋了。走之前作了动员,讲了路上的纪律,编了行动小组,三个人一组,两个老犯人带一个新犯人,说是互相关照,实际是让老犯人监督新犯人。大约在1970年2月下旬出发,一辆卡车坐三十来人,行李是另外的车拉。没戴戒具,装犯人的车上也没有干部,车队前后有武装人员押送。上十辆车列队往沙洋,中途在皂市下车吃午饭,每人发两个馒头,干部弄来几木桶开水,集中在一个院子内露天用餐,顺带解手,完毕继续上车往沙洋。沙洋机械厂离沙洋镇不远,地名叫陈家山(前几年我去看一个牢友才搞清楚的),地盘比省一监狱大几倍。到达目的地快天黑了,因为事先就规划好了,人员和住地也分配好了,一下车就直接分到小组。我和张治能、伍贵阳都分在一个队,就是二机加工车间,也叫小件车间,即二队。我分在刨工组,我在技校就是学的刨工,表上填得有。伍贵阳、张治能分到车工组学车工,由老犯人带。
    我会刨工,一开始就上床子独立操作。我的对班是一位工人(监狱里的干部、工人,是搞专政的。此外就是就业人员,也就是劳改释放留厂的,就业人员中没戴帽子的叫职工,带了帽子的叫就业人员。再就是犯人,是被专政的),上海人,姓林,很讲职业道德,每天交班床子抹得干干净净,机床加满油,油壶灌满,交班留言总是写上请对班如何如何,很客气,有什么事没做完也是写上请你怎么怎么,我们处得不错。小组的人见我顶撞过干部,干部也没把我怎么样,反倒对我很客气,都对我敬而远之,不招惹我。
    到了6月份,给我分来一个徒弟,叫严家志,据他自己说是湖北鄂城还是哪个县的红代会头头,自然也是文革案子。因为我入监时散布过自己在文革中有功无罪,被干部冠以“有功无罪论”在全厂批判过,所以很多人都知道我是“运动案子”,严家志自然也知道。学生没什么城府,喜欢发牢骚,常常口不择言,大骂他们当地的军代表,对时局多有谤言。我不想和他深谈,只是告诫他,有么话和我说无所谓,不要到处乱讲,有害无益。一天他告诉我家里寄包裹来了,有糖和蛋,取回来我们可以改善一下。结果一晃一个多月,干部才把包裹给他,打开一看,长满了蛆。他拆开包裹,一边把坏了的东西往车间前的池塘扔,一边破口大骂:“王八蛋!黑良心!都是他妈的畜生!”也不怪他骂,一大包东西只剩两三个皮蛋和一包白糖蛆没钻进去外,其余全沾满了蛆。包裹早到了,干部懒得到沙洋镇上去取,取回来放在办公室又迟迟不给他,直到发觉长蛆了才想起来给他。我估计是经办的干部忘了,不会是故意整他。他气愤不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些东西对犯人的确很金贵。
    一次过节,食堂一人发一咸蛋,我们组一位姓袁的把咸蛋敲了一个小洞,每餐用筷子伸进去挖一点出来,放进口里吮半天,然后用纸小心地包起来,一个咸蛋被他折腾了一个星期。我说:“你吃咸蛋比吃燕窝还过细呀。”他说:“细水长流,细水长流,东西多没日子长。”我说:“至理名言,治家格言,有见识!”还有挤牙膏,有人怕一不小心挤多了又装不回去,于是用针扎一小孔往外挤,万无一失。这些都不是讲笑话,是真的,很多农村的犯人,包括像我这样的异乡人,多年没有亲人接见,收不到一分钱一粒糖,全靠每月一元五角钱的零用金买日用品。有的人想不买牙膏牙刷肥皂,但犯人是集体生活,一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你脏不打紧,隔壁左右不答应。告到干部那里,干部更不答应,随便给你戴一顶丑化人民政府、丑化党的劳改政策的帽子,不斗你三天两夜算你命长。
    我好言劝住了严家志:“你这样公开叫骂,少不了有人打小报告。”他算是听劝没有再骂,然后拿出剩下的一包糖给我,说:“改善一下。”我连忙推托说:“一是我牙齿不行,吃糖容易过敏,再者我从小就不爱吃糖。”他说:“那下回让家里多寄点肉和猪油来。”没过多久他就被调出了劳动量最小的小件机加工车间。

                          马脸难看心地不坏的苏队长

    我们组还有一位犯人叫张成谷,武汉市公安学校毕业,分在市公安局某处当侦察员,二十多岁,汉阳人。据说在市公安局在明港办的学习班中骂江青,以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平时和我关系比较好。一天早上因为起床慢了一点,和值班的杜干事争执了几句,被定性为顶撞干部。劳改队有很多罪名,其中有两大罪名是重罪,一是不认罪服法,二是顶撞干部。杜干事为了维护政府权威,当机立断宣布停产,在车间开现场批斗会,并使用了戒具,将张成谷反铐起来。批斗会开了一个多小时,苏队长来了。当时生产任务很忙,经常搞六对六,即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六点。苏队长一看停产搞批斗,立马叫停,批斗会是停了,可张成谷手上的铐子打不开了。铐子捏得过紧,手又铐肿了,根本打不开。好在车间里钳工有的是,找来钢锯、錾子,把铐子夹在台钳上,左锯右錾,整了一个多小时,整得张成谷汗流浃背,痛苦不堪。他不愧是搞公安出身,没有哼一声,咬紧牙关挺着。我想这样的反革命不能多,多了不得了。
    说到苏队长,我不得不说他是我在劳改队中见得不多的,真正算得上是共产党的干部。苏队长叫什么名不知道,据说是南下干部,五十多岁,平时极为严肃,凶巴巴的。初来时我背后说他是牛肉好吃、马脸难看,时间一长,知此人面相很凶,其实心地不坏,而且极为正直,原则性强。有一次我到中队自办的澡堂去打开水,见他背对我,正准备脱衣服洗澡,我正打算退出,这时负责烧洗澡水的犯人提一个火炉进来了,说:“苏队长,给你放个炉子,洗澡暖和些。”他似乎想了一下,问:“犯人洗澡生不生炉子?”答:“不生。”苏队长很凶地说:“拿出去!犯人洗澡不生炉子,我洗澡为什么要生个炉子?犯人和我一样都是人。”他是说给生炉子的人听的,并不知道我还站在旁边,用现在的话说,应该没有作秀的成分。我正准备离开,又听他说:“炉子生了莫浪费了,去跟许干事说,让他到食堂去搞点生姜,烧点姜汤给外劳的人喝。”那时车间正在扩建办公室,有些人在室外打地基。苏队长拒绝用火炉,不算高风亮节,他说的“犯人和我一样都是人”,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认识很超前。我第二次听到这种说法是传达毛主席的一个指示:“要把犯人当人看。”
    队里扩建办公室,有一天送来几车砖,还有一车水泥,外劳的人人手不够,苏队长叫男青年工人出去帮忙下砖下水泥。当时的青工都是才招来的武汉知青,主要是利济路一带的,还有中央某个部委在沙洋办的五七干校里京官的子弟,据说他们父母亲官最小的也是处级。叫了半天没人动,苏队长把电铃一拉,一个一个点将,专点那些干部子弟,没办法,青工们只好和我们一样背砖背水泥。说来也巧,刚搬一会儿下雨了,青工们一哄而散,逃进了车间。犯人当然不敢停工,照常干。苏队长一看大怒,站在车间门口指着那群青工破口大骂:“他妈的一个个贪生怕死,连犯人都不如,真给你们娘老子丢脸。都跟我出来,搬水泥!”见他动了真火,平时队里干部都有点怕老苏,青工们自然不敢硬挺,一个个都出来了。老苏自己跑到车边和另一个犯人给背水泥的人上肩,他一个一个点青工过来背,就是不点犯人,叫犯人都去下砖。平时开大会他总是讲:“你们犯的是国法,不是犯的我苏队长的法,所以干部对你们的管教也不能超出国法和政策允许的范围。超出了那是干部不对,没有超出而你不接受那是你们不对,包括使用戒具,干部也不能随心所欲,政策也是有规定的。”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那时劳改队半月休息一次,干了两星期六对六,好容易盼来个大星期天,本以为可以休息,哪知一早,李技术员通知加班不休息。刚把一中队人带到车间门口,不知苏队长怎么来了,当着一中队犯人冲李技术员问:“谁决定今天加班?”李技术员说:“生产任务太忙了,怕完不成。”老苏说:“忙,我不知道忙吗?再忙也要让人喘口气嘛,马跑长了还要加点料,何况是人?”转头对犯人大组长说:“带回去把个人卫生搞一下。”说完骑上他的破自行车走了。老苏特别反感开批斗会动手动脚,说:“那不叫帮助人,那叫整人。都是在这里服法,不能互相欺负,特别是武汉来的犯人不许欺负农村来的犯人。”有一次,我和同组一位姓方的同改争看一早上刚发下来的《人民日报》,我一拿他一抢,结果报纸从中间撕破了,小方松了手,我打开一看,糟了,一张毛主席半身头像被我们从中间撕破了。这在当时是提起千斤放下四两的事,况且“一打三反”正在火头上,这种事是黄泥巴掉裤裆,说不清楚的。组长眼尖,从我手上拿过报纸,我明知他要汇报,拦不住,再说报纸他拿去,我也放下了一个红煤球,要不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张破报纸。那天早上恰好老苏值班,组长果然即时向他汇报,我也不知组长是怎么汇报的。全队集合,老苏十分严肃地把手中的报纸扬了扬,问:“谁干的?”我走出队列说:“我。”苏又问:“怎么回事?”我把经过一说,苏又问组长是不是这样,组长当然不能当面撒谎,只好说:“是的。”老苏默默把报纸叠好,放进口袋,什么都没说,只叫带队上班。我一连几天都不安,直到一天老苏转到我床子边上对我说了一句:“以后做事小心些。毛手毛脚。”说完掉头走了,我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在劳改队接待外调专案人员

    在沙洋机械厂两年,单位来了两拨人外调。头一拨是总公司两位搞专案的,一个都不认识。车间干部把我叫到车间办公室,说有两位外调的人要我如实提供情况。一坐下要兜一下圈子,这是套路。首先问我身体怎么样,我想故意戏弄他们一下,我说:“这里除了不能出去,其他方面比外面好多了,尤其是生活。”那位总公司的伙计很感兴趣的样子,激我说:“未必比单位还好?”我说:“那不是好一点,早饭两天的豆浆、油条,两天的肉丝面、三鲜面,两天的稀饭、肉包子,星期天一般都搞点豆皮、烧卖之类。中餐是三荤一素一汤,晚餐是两荤一素一汤。”他说:“那可以嘛。”我说:“当然哪,你看我们造的机床卖的钱国家又不收,主要是供犯人生活用,肯定用不完嘛。”他看我抽烟,问:“烟在哪里买?”我说:“哪里要买,都是发。不过像你抽的星火牌、长江牌的好烟,那一天只发一包,抽圆球、新华一类就可以领两包。”他问:“有没有工资呢?”我说:“这里不叫工资,叫零用金,每个月像我这样新来的发十五元,来得长的最高不超过四十五元。”我看他似信非信的样子,就说:“好,不说了,再把好处都告诉你,恐怕你都想来了。”他大概听出来我是调侃他的,于是转入正题说:“我们想向你了解点事。”我说:“什么事,只要我知道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说:“那就好,主要是李树人的问题。”我问:“什么问题?”他说:“清队前夕,你、曹承义和李树人不是在一起议论过形势吗?李树人说过要准备上山打游击的话没有?”我一听,心想这些人真敢胡编乱造。我们三个人是有一次坐在一起,老曹说过艾青诗里的一段,意思是勇士射死敌人的箭,随着敌人的尸体一起腐烂了,而没有射出去的箭,却作为勇士的象征被供奉起来了,意思是我们就是那些射出去的箭。我和李树人都没说话,好像还有于湛东在场。于是我想了想说:“没有这回事。”他不依,非要我再想想,被他缠不过,我说:“这样好不好?你把你们掌握的情况写下来,我签字。”他说:“可以。”我说:“但是我要在前面加几个字。”他问加什么字,我说:“六个字:‘据外调人员说’,只加六个字。”他一听火冒三丈,跑去把车间干部找来了。我知道他以为我一定很怕干部,于是干部来了,我就装得很老实的样子站起来。干部问是怎么回事,外调的不说我也不吱声。干部很原则地说:“徐正全,你要端正态度,好好协助外调的同志把问题说清楚。”说完干部就出去了。我们又坐下来继续纠缠,我还是那个话:你写,我加了六个字,一定签字。外调的一看不奏效,又去把干部叫来了。这次我开口说话了:“他们调查的事我说没有,他们硬要说有,我说就按他们说的写,他们又不愿意,你叫我怎么办?”我没说加六个字的事,反正就这样说,干部也明白他们这是逼供信。于是干部表态了:“还是要实事求是,有就是有,没有也不能乱说。”干部这个话是对着我说的,也是说给外调的人听的,说完干部走了。这一来他们也没有办法,于是坐下来对我说:“这件事我们暂不谈。你六八年是不是帮李树人从北京带回两件东西?”我故意问:“什么东西?”“一口箱子,一个网兜。”我很爽快地说:“有,带过。我交给他妹妹还是姐姐了。”外调的又问:“你知道箱子里是什么东西吗?”我说:“你这样问是什么意思?”他说:“你如实回答。”我说:“你真是奇怪,隔着箱子,还是个皮箱,我怎么知道里面装的什么东西?”外调的人说:“那你没打开看一下?”我说:“你这说的什么话?别人的东西,我怎么能随便看?再说箱子还是锁起的。”“那网兜你肯定打开看了的吧?”我脸一沉:“你说的什么话?只怕是你才喜欢不经别人允许偷看别人的东西。”外调人员自知理亏,问题也堵死了。于是两人耳语一阵,对我说:“那就这样,你回去吧。”搞了一上午,一个字都没记就走了。
    第二拨是工安公司马振敏和另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来外调,问我除我以外还有谁指使人打过谁,其中提到华永新、周贵年、杨金甫等人。这个事好回答,我说:“别的组织的事你不用问,问我也不知道。我们新一冶除了我,其他的人想指使谁也指使不动。何况我的判决书上已经认定我指使别人打了公司七十余人,虽然是莫须有的罪,但我认了,被我们新一冶打的人全公司不超过十个,我都认了,怎么又会冒出别的指使人?你们是么样在算帐?再说两年多了,你们内查外调,发现有哪一起打人是我指使的?我敢肯定一件都没有。你马振敏挨打还是我出面制止,把你放走的,这你自己清楚,还纠缠不休有什么意思?”我说的是事实,他们两人也不吱声。那位我不认识的人转弯了,说:“我们主要是到附近的农场外调,顺便过来和你落实一下,没有就没有,实事求是嘛。”那人站起来,我估计他们搞完了准备走,他望着我突然说了一句:“可惜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但并不领情,反而借题发挥搞了一句:“可惜没把我整死。”那人以为我误会了他的意思,接着补上一句:“说你可惜了,不是我说的,是孙哲明说的。”我一听是原来工作队的队长孙哲明说的,来了兴趣,问他:“你认识孙哲明?”他说:“老同事了。前些时在红钢城碰到孙书记,问起你的情况,是他说你可惜了。”是什么原因使处于同一地位的高支左和孙队长对我这同一个人有如此截然不同的看法,令人不解,世界上的事情真的够复杂的。

                             “现行反革命分子”曹某

    我们小组还有一个怪人,姓曹,三十来岁,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判刑十年,平时很少说话,不和任何人交往。每次写信,都跪在床上用被子当桌子弯着腰很认真地写。我觉得奇怪,问他为什么有桌子不用,非要跪在床上写,他一本正经地回答我:“我是在给我母亲写信,跪着写是我在向她老人家请罪。”有意思。又一日吃肉,他突然宣布,从今天起开始戒荤,不杀生,包括蛋也不吃。说到做到,当餐吃了一碗白开水泡饭。看他来真的,小组的人自然要向干部报告。劳改队执行大政策不咋的,执行小政策还是很认真的,比如对回民和吃素的人,生活是另有安排的。没几天过年了,伙房就单独给这位曹兄一次性发了三十块酱油煮的干子,作为他整个春节期间的伙食,他乐呵呵地连说:“丰收了,丰收了。”
    这位曹兄有一次将一根两米长的丝杆车废了,小组开他的批判会,他作了一番自我批判,说这件事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自己破坏了生产,但又强调了一番机床的问题,一会儿是跟刀架有问题,一会儿是尾座有问题。完了大家一通狠批,自然是上纲上线。轮到我发言,我说:“曹某故意把问题搞这么复杂,车坏一根丝杆谈不上阶级斗争,你也破坏不了生产,你这是自己抬高自己。但是东西被你搞坏了是真的,扯什么刀架、尾座这些客观没用,根本原因从外因说是学艺不精,从内因说是没把国家的东西当回事。”干部也基本同意我的发言,只是批评我说,这“谈不上是阶级斗争”的观点是错误的,这起码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
    会后几天,这位曹兄几次想找我搭话,我不大喜欢沾反革命犯的边,加之我周围已经有好几个年青犯人混在一起,因为上班时他们常来我床子边闲谈,少则一两人,多则三五人,为这事几个干部都警告过我,说我上班开茶馆。我从小喜欢呼朋引类,但劳改队不比社会上,太多的人搅在一起迟早会出麻烦,所以对曹兄这样的人就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
    有一天是休息日,我一个人坐在太阳下看毛选,曹兄突然走过来拍着我的肩膀说:“政权,政权,有了你就有了一切呀。”我说:“扯淡,我是正确的正,全面的全,不叫政权。”曹说:“那就更好了,你是又正确又全面,那说明你掌握了真理,可惜有真理的人往往没有政权,有政权的人又常常没有真理。”看来这个伙计还是有点急智的。接着他又翻看我手上的书:“哟,学毛选呐。还是学的《矛盾论》呢。”我没理他,他挑衅地问我:“我考你一个问题。”“什么问题?”“《矛盾论》里边有哪些基本论点,只要你说出一个,就说明你真在学毛选。答不出来,就说明你是在装样子。”我想了想说:“差异就是矛盾,算不算一个基本论点?”曹说:“算,肯定算,不但是基本论点而且是矛盾论最重要的论点。”我说那你可以走了,他说:“不忙,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差异是不是矛盾?”我说:“差异就是矛盾,毛主席已经肯定了的嘛。”曹说:“不对,差异就是差异,不是矛盾,差异是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种形态,但不是矛盾,就像水可以变成冰,但水就是水而不是冰。”我说:“你这叫诡辩,似是而非,没有说服力。”曹说:“那好,我再给你举个例子:人有一双手十个指头,长短粗细不一,还分左右,这是不是差异?”我说:“是差异。”曹说:“那它们之间有什么矛盾?”这一下把我问往了,以我的学识只能反驳他说:“你这是抬杠。”曹说:“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我怕他紧搞,话题出了界,就说:“你走你走,莫搞上瘾了。”曹嬉皮笑脸地说:“最后一个问题,只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我向你请教。”我说:“什么问题?”曹问:“人类历史是一部什么历史?”我随口答:“当然是一部阶级斗争的历史,这是毛主席说的。”曹说:“不对。”我说:“又是哪里不对?”曹说:“这个说法不全面,所以毛主席后来也作了补充。”我觉得很新奇,马列的书我读得很少,但毛主席的书敢说只要是公开发表的、只要我见到的都读过,没见到毛主席在哪本书上补充过这个论断呀?就问他毛主席在哪篇著作里作过补充,曹说:“你看哈,毛主席说人类的三大基本活动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既然是基本活动,那也就是人类发展的基本历史,所以人类的历史就不仅仅是阶级斗争史,还理所当然地应该包括生产斗争史和科学实验史。更何况奴隶社会之前还没有阶级呢,所以毛主席修正了他自己的论断。”我对修正这个词有一种本能上的敏感,立马阻止他:“打胡乱说,你这纯粹是钻牛角尖,再往下说就出界了,我看打你反革命一点都不冤枉。”他很正经地说:“我没说我冤枉,冤枉的人是你,不过你迟早会平反的。”我说:“为什么?你怎么这么肯定?”他哈哈一笑:“法官审判小偷,历史将审判法官。何况你还不是小偷,是一个正人君子。”说罢扬长而去,真是个怪物。
    事后想来,他的话虽有抬杠、钻牛角尖的成分,但起码他在思考,比起现今非毛、批毛者,除了咒骂,对道听途说不加考证而胡乱引用,甚至妄下断言的人来说,这位曹兄比他们有水平,起码用的是自己的脑子——哪怕它是个猪脑壳。

                              转移到汉阳琴断口监狱

    大约是1972年2月,我带的一位女青工偷偷告诉我,劳改队里刑期长的人可能要调走。果然两天后我正上班,突然通知我收拾行李调走。带上行李上车一看,全部是沙洋机床厂(由沙洋机械厂改名)被判死缓、无期的犯人,约有近三十人。李武超好像已调到沙洋采石厂去了,我只在车间和张治能、伍贵阳匆匆告了个别。不知会调往何处,这次押送比从省一监来沙洋时严多了,虽没戴戒具,但是有一车全副武装的人员押送。车刚到沙洋镇,下雨了,越下越大,车都没有雨篷,犯人能淋雨,战士不能淋,于是临时将人犯寄押在沙洋农场看守所。这时干部才宣布,为了加强对劳改犯人的管理,重刑犯人全部往监狱集中,我们将被分配到省劳改局独立一大队,地点在武汉市汉阳区琴断口米粮山,对外代号为一八三信箱(现为琴断口监狱,对外叫湖北省消防器材厂),并交待了路上的纪律,说了一些威胁性的话,意思是押解途中谁要乱说乱动,妄图潜逃,格杀勿论。都是老犯人了,对这一套已无多少恐惧感,只是不知道新的去处是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感到迷惘和忐忑不安。中饭时间到了,抬进来一筐煮好的红苕(红薯),一翻,大多是烂红苕,勉强选了一个,不想吃饱,只要不饿死就行。晚上照样,干部不怕你不吃,不吃是没饿得,饿了自然会吃,晚上我选了两个红苕。吃还是小事,关键是晚上怎么过。数九寒天,被子还在另一辆车上,全监号只丢了三四床被子进来。和我同一天宣判的严必茂的被子被丢进来了,但我不想开口共用他的被子。不是关系不好,而是从小受父母“上山擒虎易,开口告人难”和“求人不如求自己”的教育,不是性命攸关,轻易不要求人。正忧虑间,严必茂主动要我和他将就挤一晚上,我当然求之不得,于是被子横着打开,蜷曲着凑合了一夜。天明一人发两个馒头,再次上路,一路小雨时断时续,身上虽没淋透,却也黏黏糊糊的。没下雨的路段,尘土飞扬,敞篷车自然弄得灰沙满面,一个个半是泥狗子,半是水狗子,狼狈至极。好在行李车是有篷的,不担心被子打湿。皂市也不停车了,真个是一路风雨兼程。
    五点多钟到了一八三监狱,正赶上开晚饭,自有老犯人送来饭菜。吃完饭领回各自的行李,监舍是早准备好了的,三十多个人统住一室。铺好床,干部开始训话,刚训到一半停电了,又训了几句宣布睡觉。我一想一身像泥狗子,怎么睡?于是高声说了一句:“搞点水来洗一下唦。”这一声不打紧,几个干部一齐打开手电,问:“是哪个,是哪个!”我赶忙噤声,也不出头承认,见没人应答,大家也确实不知是谁,干部也就作罢。真是“是非只为多开口,烦恼皆因强出头”,又差点惹祸,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第二天一早,三十多人编成三个小组,还是每组两名老犯人,还是叫入监队,还是要进行入监教育,因为是老犯人,所以劳动比学习要多。几天后环境熟悉了,一八三那时还没生产消防车,主要是生产耐火砖,在米粮山上开采石料。除一队是为全厂的机械设备搞维修属于技术工种外,二至六队都是搞耐火砖生产,七队是副业队,八队是基建队,九至十二队是生产电瓷瓶、开山放炮炸石头。全厂分上下监,一至六队属上监,多为刑事犯;其余队为下监,多为反革命犯。除一队外其他队都是从事重体力劳动,如生产耐火砖、开山等,粮食定量为九等十八级中的最高等级,每月口粮六十斤,早餐六两,中晚餐各七两。此时正值数九寒天,不少犯人都是上身赤膊下身短裤,还干得流汗,看得人不寒而栗。心想,这条命非丢在这里不可,其恐惧与焦虑比宣判前一晚上尤甚,这不是咬咬牙就能过去的事。
    学习了两天,第三天开始劳动,任务是为新建的两个耐火砖生产车间填地坪,把高处的土往低处推,一人一辆小翻斗车拖土。我以为活不重,谁知头回学剃头就遇上个络腮胡,一上手才知道累不死你嫌你命长。老犯人带头拖着车一路飞跑,新犯人自然不敢怠慢,也拖着车来回飞跑,不到五个来回,开始脱衣服,天上下着时断时续的小雨夹雪,一会儿人人脱得只剩下短裤,不但不觉得冷,相反还在流汗。有干部监督,老犯人像打了兴奋剂,一刻不停。好不容易熬到工间休息,一点不夸张,真是累得像马一样,口吐白沫。到中午饿得要命,但却一点食欲也没有,强迫自己用开水泡饭吃了七两饭的三分之二,休息半个小时。下午继续,除了累,更是真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欲哭无泪。咬紧牙关拼起命熬到五点收工,列队干部训话:“今天多数人表现不错,希望继续发扬,劳动改造就是要出几身汗,脱几层皮,才能脱胎换骨重做新人。但是个别人很不像话,你们看看严必茂,别人赤膊大干,他竟然还穿着棉衣。”严必茂回了一句:“我也没少拖一车。”干部大吼一声:“闭嘴!我说的是你这个态度,你是大少爷吗?干活还穿件棉袄,哪像个干活的样子。”我插了一句嘴:“他感冒了。”干部瞪了我一眼:“你怎么知道他感冒了?你是医生?”我说:“他昨天还去开了药的。”干部吼道:“你多什么嘴,谁让你讲话的?感冒了,感冒了出一身汗比吃药还灵,以后不许出现这样的现象,带队回去。”其实严必茂穿的并不是棉衣,他把一件旧棉衣里面的棉花抠空,成了一件夹衣。回监舍的路上,我调侃严必茂:“以后不许再出现这种现象,不光劳动,还要脱衣服,否则就是态度的问题。”
    这种高强度的劳动,在开始的大约一星期中真是度日如年,一收工全身像散了架一样,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正当人感觉要崩溃的时候,情况却悄悄好起来,不知不觉感觉不是那样累得慌了。过了半个月竟慢慢适应起来,虽然还是很累,但到底没有开始那样要命了。早上六两干米饭也能就着臭腌菜吃个净光,真是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人的适应力真是惊人,难怪毛主席他老人家说“胜利往往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如是者搞了两个月入监教育后,宣布下队,三十多个人大部分分到搞机修的一中队。因为我们是从沙阳机床厂来的,多数人都有一点手艺,真是荒年饿不死手艺人,靠这个手艺,总算有了一条生路。老天爷还是比人慈悲,不会赶尽杀绝。我被分到一队,生存状况改变了,但还没意识到我下半生的命运也将因此而改变。

                                  三批犯人和两种量刑标准

    我是刨工,登记表上填得有,所以还是干老本行,分到一队四组。全组十二个人,是铣工和刨工的混编队伍。一中队长是杨玉山,几乎伴随了我近十六年的劳改生活。四组有几位同改,几乎从那时起一直伴随我到如今。四组记录员董恒松,铁路技校学生,值星员董光清,国棉一厂工人,案情都和我类似。祝长明、刘华强都是打死人的。还有徐良明,外号小来宝,十四岁进少管所,现在十八岁。这几位后来都成了我在劳改队的好朋友,当然后来还有不少别的朋友。
    据我从一监狱到沙洋机床厂再到一八三的观察,新中国建立以来,劳改队分这么几茬人:第一茬是1957年以前入监的,多半是国民党的党政军特人员、会道门头子、土匪、恶霸和三反五反对象,共产党的干部很少见(可能别处关押得有),这部分人罪名多为历史反革命。刑事犯比重不大,罪大一点的多半杀了,罪轻点的到我们入监时都刑满了。第二茬为1957年至文革前的一批,这部分人半数为现行反革命,罪行多发生在三年困难时期,半数是刑事犯,而刑事犯中较多为强奸犯、盗窃犯、投机倒把犯等。抢劫犯极少,受贿犯罪的几乎没有。第三茬就是我们这一批文革中进来的,除了上述罪名外,打死人的比前两茬多了许多。文革中打死人大致分三种情况:一种是与派性无关或关系不大的斗殴、打群架、翻门坎(武汉方言:入室行凶)而打死人的,占致人死亡犯罪的绝大多数。第二种是七二〇后造反派内部钢、新两派武斗打死人的。第三种,就是像我们这样七二〇后报复百万雄师打死人的,占极少数,后两种被称为纯运动案子。
    七二〇后武汉造反派报复百万雄师成员是最受诟病的一件事。造成这种局面,从内因上讲,是造反派人员良莠不齐,人性中恶的一面大暴露;从外因上讲,就是七二〇前后在湖北、武汉执政的走资派以不同手法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恶果。陈再道80年代初在《武汉“七二〇”事件始末》(载《中国老年》杂志总1-5期)一文中说:“据湖北省委统计,全省在‘七二〇事件’后被打伤打残打死的干部、军人、群众多达十八万四千余人,仅武汉市就被打伤打残六万六千多人,被打死六百多人。”这纯粹是弥天大谎,睁着眼睛说瞎话。就是这个陈再道,七二〇前操纵百万雄师武斗杀人,无视党纪军纪国法制造七二〇事件,即使存在他说的那种骇人听闻的情况,他本人也难逃罪责:没有前因哪来后果?
    七二〇后武汉造反派确实报复打死了百万雄师成员,但绝对没有六百多人。当权派绝不会放过一件造反派打死百万雄师成员的案子,以我们一冶打死王荣炎一案为例,打死一人判了四人,全市岂不是要判两千多人?这两千多人都在哪儿呢?我二十一年内蹲过四处监狱,所知因报复打死百万雄师成员而判刑的除了我们四人,只有五个人:湖北柴油机厂的陈汉寿、武汉铁路技校的董恒松、国棉一厂的董光清、省戏校的李希安、武汉轻工业机械厂的一造反派。
    我或许是坐井观天,这个算不得证据。还有一件事,作为佐证应该是可信的。几年前,经过无数次的奔波交涉,省政府同意给两案(所谓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人员发放生活补助,武汉市共有九十人左右,其中犯人命案的十余人(除打死百万雄师成员判刑的,还包括钢新两派矛盾致死人命、非派性致死人命的)。就算这十余人全是打死百万雄师成员判刑的,就算这类人百分之九十因去世或其他缘故未能接受补助,离陈再道所说的“被打死六百多人”也差得太远。旧社会讲良心,新社会讲道德,这样良心丧尽、道德全无的谎言竟敢堂而皇之地大讲,目的无非是往造反派身上泼污水,在群众中散布仇恨,同时掩盖自己的罪恶。
    陈再道说他引用的数据是“据湖北省委统计”,一查果然,出自于1970年曾思玉在湖北省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上的一段讲话,一字不差。这个弥天大谎的始作俑者原来真是以曾思玉为首的湖北省委。曾思玉七二〇后来湖北,本应该消除湖北群众的分裂状态,促进团结,他却继续施展当权派的惯技——挑动群众斗群众,继续在群众中灌输仇恨。这种从官僚阶层利益出发的执政理念真的很可怕。说实话,这个国家的很多事就坏在这些人手上。
    曾思玉要弄清楚七二〇后到底有多少百万雄师成员被打死非常容易。他讲那番话的时候,打死百万雄师成员的造反派早已被判刑,一个都不会少,到公检法机关一查就知道了。其实他心里是有数的。1973年10月湖北省委在省二招举办造反派头头座谈会,会上大家强烈要求澄清1970年曾思玉的那一段讲话,武汉军区原支左办公室主任信俊杰说:哪有这个事!那是瞎搞的,零头都没有。造反派当时的大字报、传单报道过信俊杰的这句话,至今健在的多位会议参加者也可以作证。信俊杰都知道的事,曾思玉会不知道?只有一个解释:别有用心。
    那么百万雄师杀人的有没有被判刑呢?据我了解,勉强有一个。我们一队有个叫朱启发的,据别的犯人讲他是百万雄师成员,杀过人,据说百万雄师六二四血洗工造总司,他杀死了十五岁的小女孩朱庆芳,那位广播员。朱启发被判刑十五年,但是1977年上半年就被突然释放了,就算他是1967年底被判刑,服刑不到十年,而且据说还平反了。本来法律的基本功能是社会的稳定器,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所以司法应该具有其独立性。然而同样是打死不同观点的人,司法处理却截然不同。法律一旦被政治偏见所把持,那就不会有一丝一毫的公平正义,所有的法都将变为恶法,变为毫无是非可言的绞肉机。

                                监狱里的吃饭、穿衣和抽烟

    人生在世,吃穿二字,劳改队也不例外。穿问题不大,一年发一套单衣,三年发一套棉衣,五年发一套被褥。按说够了,问题是不发内衣,像我这种没有人接见的,就只能将单衣作内衣穿。外面穿的衣服就靠工作服了,但终究还是不够,所以我在劳改队的着装就以棉衣为主。一入秋,只要棉衣穿得住就穿空心棉衣(不穿内衣直接穿棉衣),直到第二年。实在热得穿不住了,再穿几天单衣,接着就赤膊短裤地过几个月。我带去的一床被套,买两包咖啡色的染料一染,做成两件衬衣一顶帽子,伴随了我十几年(因为化纤布很耐穿)。数九天只穿棉袄是很冷的,怎么办?脖子上围一条毛巾就暖和了。所以穿不是大问题,大问题是吃。
一年除节日和一月两次的打牙祭外,一八三的菜肴多是萝卜、白菜、自制的腌菜和腐乳,菜里的油星多于看守所,但还是只能算水煮盐拌。早饭尤其难咽,常常是臭腌菜加干米饭。从分到一队开始,由于劳动量小了许多,我开始不吃早饭,这样中午会更饿一些,中饭也就容易吃下去。这个习惯伴随我近二十年。祝长明、董恒松、刘华强和来宝这些好朋友都是武汉人,月月有家属接见,家里会带来一些肉食之类。他们请我一起吃,我一般都会推辞,东西不多,且都是他们的亲人从牙缝里面省出来送给他们的。但偶然也会吃一点,尤其是遇到中午吃地皮菜的时候。这种地皮菜据说是从牛屎上长出来的,外形和色泽与黑木耳近似,常常夹带许多泥沙,用开水洗一遍再吃,那连盐味都没有了。这种时候会接受他们的邀请,夹两三块肉咽一餐饭。平时生活很差,但过年则相对丰盛,过年一人发一斤油炸糍粑、半斤花生,还有油饼、油条。除了每人有一斤左右的蒸肉外,三天都有带肉的炒菜。第一次在一八三过年,徐良明(来宝)说他不能吃肉,提出把荤菜全部给我,我劝他尽量吃一点,一年只有这一回。他说真的是不想吃,我说那我把糍粑和花生、油条之类给你,他说不用,他自己的一份尽够了。于是我有了两份过年的肉食,但还是要细水长流。过年每餐有汤,油水很厚,用汤泡饭加上每餐的小菜,就比平常好百倍。肉就全部存起来,三天年过完,省下的糍粑、油条、油饼可以拿来当早餐,一天少搞一点,竟可以坚持到十五元宵节。肉则切成黄豆般大小的小块,再花三角六分钱买两斤豆瓣酱一炸,每餐吃饭搞两小瓢,可以坚持两个月以上。
    更大的问题是抽烟。我十六岁开始抽烟,烟瘾很大,也想戒,但一想人生也就是这一点乐趣,而且是唯一可以自己掌控的乐趣,如果戒掉,那就真是自己折磨自己了,所以再难我也不戒烟了,这成了我和命运赌气的最后一种方式。我进劳改队以来,仅在沙洋时家里给我寄来二十元钱,除此之外无任何接济。现在号子里零用金涨到了每月二元,我花一元二角钱买十五包红花牌香烟,一天定量十支。少吃多餐,一支烟从中间一分为二,请钳工帮忙做一个小烟嘴。一次抽半支烟。劳改队是不允许相互递烟的,叫做“不准烟来烟往”,但私下还是禁不住。我常常接受别人尤其是几位朋友递烟,很少给别人递烟。一是烟太差,二是半支拿不出手。这种不爱递烟的习惯延续至今。

                        “我受王克文书记的指示来看你”


    从1972年4月到1974年3月,是我劳改中最平淡却也是最平静的两年。没有什么压抑感,内心也不觉得有多苦。活不重,年轻人在一起说说笑话,抬抬杠,乐在其中。可见人的幸福感常常不是同质同量的,更多的是各人的心灵感受。
    1974年4月初,时局的变化打破了我生活的宁静。一天上午十点多钟,指导员突然通知我接见。我想会是谁呢,此前一点预兆都没有。到了上监大门的值班室,我才看见是曹承义来了。因为不知他为何而来,但知道不是坏事,心情很平静,也不激动。看见老曹,只是笑了笑,算是打招呼。指导员可能还以为我们不认识,老曹也没过多的表示。三人坐下,老曹未曾开言,先从身上拿出一包中华牌香烟。这在当时是顶级的烟了。我接过急忙撕开,抽一支再说,想都没想应该敬指导员一支。等我烟点着了,老曹才不慌不忙地开口了:“徐正全,我今天是受市委王克文书记的指示,按党的有关文件精神,去省劳改局办理了相关手续。到这里来看你。知道你一切还好,我和同志们就放心了。你的问题和其他几个人不一样,要相信群众,相信党,问题不久就会得到解决。在问题解决之前的这段时间,要遵守这里的规定,你和这里其他人的性质是不一样的。不能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我说:“这我明白。你放心,我虽然不认罪,但法还是要守的。”老曹说:“问题的解决,可能还有一个过程,你不要急躁,耐心一点,再忍受一段时间。”我说:“这你不用担心,这点事情,我还是能够承受的。”谈话很简单,也很原则。我知道老曹是个处事很讲究分寸的人,过多的话他不会说,只把我的问题近期会解决这个信息传达给我就行了,这是他来的目的,其他都是多余的话。所以接见很快就结束了,临走前他给了我一条枕巾。我拿回去一看,下方空白处盖有马恩列、柳汉昌、黄治中三人的印章,知道同志们为我的事情行动起来了。黄指导员从送我出来直到回去始终一言未发,其实他平时对我还是不错的。
    回到车间,我把情况给几位朋友一说,大家都为我高兴,接过我散的中华烟都说“这是喜烟一定要抽”。但我知道事情不是那么简单,用我平时的话说,劳改队这个地方对犯人来说是风都吹得进来,雷都打不出去的。我估计当局不会轻易认输,很可能要坚持“死罪可免,活罪难饶”,来个就地划线,坐了几年牢,就判你几年。这样不但罪名成立,而且也能说明当初抓你是对的,现在放你也是对的,他们是始终正确的。而同志们肯定会不依,为我翻案。一是要救我这个人,这是主要目的;同时还要证明从一开始抓我就是错的,是对造反派的迫害,不彻底翻案就不能反证这一条。如果罪名仍然成立,我作为劳改释放犯出狱,从政治层面讲翻案就毫无意义,这就必然形成同志们与当局的僵持,所以问题一下子并不容易解决。
    与我的多虑相反,事情的进展比我想象的要快。大约一个星期后,快吃晚饭了,杨队长通知我和他一道去厂部。他直接把我带到狱政科大办公室,这是厂部最大的一间办公室。我一进门,好家伙,办公室坐满了人,正副政委,正副监狱长,狱政、教育、厂办的科长都到了,杨队长算是职位最低的。办公室后面的两扇窗户上也趴满了干部。办公室正中坐着五个人,一看都是老公检法的,中间一位五十多岁,其余四人都三四十岁的样子。等我坐下来,中间那位老公检法对许政委说“开始吧”,许政委说“好”。老公检法对我说:“徐正全,我们根据党的政策和有关文件精神,今天来对你的问题进行复查,希望你如实地再把打死王荣炎这件事的过程陈述一遍。”我说:“可以。”于是我把当时能回忆起来的所有情形讲了一遍,没有任何人插话。完了老公检法问我:“据有人反映,王荣炎求饶时,你踢了王荣炎一脚,有没有这个事?”我说:“绝对没有。且不说我是偶然介入这件事,就从我对打王荣炎这件事一开始的态度和答应王贤圣去制止这件事,都可以证明我对王荣炎无任何恶意。当然法律不会认可我的想法,更重要的事实是王荣炎从被推入宿舍直到离开,和我最近的距离是一张大方桌,又叫八仙桌。我这矮小的个子,你做官想情,我伸直了腿隔着桌子怎么可能够得着王荣炎的人,够都够不着,又怎么能踢他一脚?”我一说完,有的干部忍不住笑了。老公检法说:“好,情况我们都清楚了,你的问题确实是和他们几个不一样。但我还是要问你,现在你认为对王荣炎这件事你应该负什么责任?当然我不是指法律责任,是指道义上的责任。”我说:“我没有什么责任,道义上应该负责的是中央文革,因为是他们指导文化大革命。”这时其他人都没讲话,我们队的杨队长沉不住气了,他大声说:“你怎么没有责任?人家工程师设计错了,施工出了问题还是要负责任嘛。”我立即把他顶了回去,我说:“你懂个么事,你这完全是牛胯扯到马胯。”许政委立即说:“老杨莫多嘴,法院的同志在这里,让法院的同志讲。”我是有意让杨队长难堪,他在中队历来是一手遮天,指导员都要让他三分,犯人更是个个怕他,今天到了该我说话的时候,你硬要往上撞,我趁机搞你两句,你其奈我何。我虽不是中山狼,得志还是要猖狂一下的。老公检法对我说:“今天就到这里吧,你相信我们会尽快正确处理这件事的。”我从老公检法的态度和说话中感觉到释放是肯定的,只是时间问题,估计也会很快,心里吃了定心丸。
    第二天晚点名,杨队长训话:“最近有的人反改造气焰很嚣张,利用徐正全这件事趁机翻案。我可以明确地告诉这些人,我搞了二十多年的劳改工作,像徐正全这种情况还是极个别极个别的嘛,我们党的政策是有错必纠。徐正全的问题搞错了,不等于其他人的问题也搞错了嘛,想趁机翻案不会有好下场。”杨队长其实是个非常敬业又能紧跟形势的人。复审当天晚上我离开狱政科办公室时,他没有离开。是我自己回中队去的。我估计我走后,关于我的问题法院的干部对许政委他们可能有一个明确的表态,杨队长可能在场听到了,否则他不会在晚点名时那样讲。劳改队历来对犯人不利的消息宣传不过夜,对犯人有利的则是生怕瞒不住的。所以我更加有信心了。几个朋友虽然都是文革中打死人,但只有董恒松和我是同一性质。但他这里没有动静,于是我们就成天议论,如果我先出去了,怎么帮他带信,怎么想办法帮他翻案。
    又过了十来天,开展认罪服法教育,人人都要写认罪的书面材料,然后干部检查。再抽几个写得好的来讲用(文革中称宣讲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为“讲用”)。我是四组的记录员,应该带头写,可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肯定不会写。于是杨队长在饭堂当着全组犯人问我:“徐正全,你为什么不写认罪材料?”“我没有罪,认什么罪。”“我不管你有没有罪,你的问题一天不解决,一天在这里,就要按这里的规矩来。”我戗了他一句“我就不写”,他气急败坏地大吼一声“出来”,一面往中队长办公室走,我当然只好跟着他出去。一到办公室,他大吼大叫,还是那一套,我也不甘示弱,他有来言,我有去语,一句赶一句,两个人像吵架似的。办公室五六个干部看报的看报,喝茶的喝茶,蔡队长在里间办公室唱他的歌。过了半天,最爱整人的沈干部才出来打圆场,说:“徐正全,算了,算了,紧搞么事唦。”一面说,一面把我往办公室门外推。我闭了嘴,刚走到门口,杨队长又来劲了:“我告诉你,你再这样下去,我就用这里的办法整治你。”劳改队整犯人归纳起来不外乎三条,用戒具,关禁闭,犯人整犯人,我没有领教过,并不十分怕。于是顶他说:“你有本事尽管使,我怕你还没有那个权力。这个中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沈干部一面把我往饭堂推,一面说:“算了,算了,少说两句。”回到号子冷静下来,我想情况可能不妙,肯定时局又有变化。杨队长自然对我在狱政科办公室让他难堪耿耿于怀,如果我是迟早要出去的人,他没必要得罪我,看来时局肯定有变化。但还不是十分明朗,要不今天晚上他就不会放过我。
    又过了一阵,大约是5月末,外劳时我和同组一位姓王的同改发生了点口角,此人是个打小报告的祖宗,全队有名。我借机连挖苦带骂搞了他一通。本来是极小的一件事,没想到当晚杨队长立即召开全队大会,并神速地写好几条大标语,开批斗徐正全的大会。理由就是下午的争吵。两个人发言之后,杨队长问我:“徐正全,你认识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我说:“你这是借题发挥。”为了以示公正,他叫大家自由报告发言,说说徐正全受批判是不是应该的。几个人发言说应该批,也偏有不服气的,严必茂举手发言说:“下午本来就是王××不对,不应该批斗徐正全,应该批斗王××。”杨队长始料不及,立即宣布发言到此结束,同时宣布对徐正全给予禁闭反省的处分。还没等我被押走,又宣布对严必茂同样给予禁闭反省的处分,真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杨队长亲自押我去禁闭室。
    以前还不知道禁闭室在哪里,到了才知道远离监舍和生产区,在一个杂草丛生、很阴暗的角落里,只有一个姓吕的干部看守,只管为进出禁闭室的犯人开门锁门。一日两餐有犯人送,平常别说人声,连人气都没有一点。临近禁闭室前,杨队长把我带的一把蒲扇收缴了,说禁闭室不允许带。我穿着一件单衣、一条短裤进了禁闭室,汗一下就出来了,很闷热。监门靠地的地方开有一送饭口,平时是关闭的,通风全靠砌在墙角边和顶部的两个圆筒形耐火砖,直径大约十二公分。室内有一个两米乘一米的三合土台子,三十公分高,这就是床,打磨得还算平整,不硌人。台子一头靠墙,一头是一蹲坑,解大小便,也可以通风。常年没有冲洗,污秽不堪,臭气熏天。台边是一长约二米五、宽约五十公分的走道。禁闭室整个面积三点五平方,空间倒不低,约有三米。顶上吊一盏十五瓦的长明灯,如鬼火一般。开始进来感到很窒息,大汗直冒,过一会儿静下来有所缓解。天一黑蚊子出动了,说蚊子整把抓那有点夸张,但随手一抓就是一两个那是真的。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我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又迷迷糊糊地被蚊子咬醒了。平时说关禁闭就是喂蚊子,果然不假。坐起来一看,不说全身都是包,起码感觉特别痒的地方就有上十处,不知先抓哪里好。因为闷热脱了上衣,只穿了一条短裤。一通乱抓,越抓越痒,突然想起口水是可以止痒的,于是沾了口水往最痒的地方涂抹,果然见效。不说立竿见影,起码一会儿就不痒了,真是贱不过人。就这样一会儿睡一会儿醒,醒来睡着都是迷迷糊糊的,人像埋了没死一样。除了早中晚三次各半个小时放广播还感觉自己是个活人外,其余时间就这样迷糊着。第二天晚上的下半夜,摸索出了对付蚊子的办法,一是让它咬,吃饱了它自然不会再咬;二是被咬后手和头都是最痒的,而且不易止痒,尤其是手指部位,于是用衣服把头蒙起来,手用衣服盖起来。一天只发两碗水,不能用来漱口,这样口水就更有毒性,抹在痒处立马见效。这就叫上帝给你关上门,必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
    殊不知大问题还在后头。三天一过,寂寞无助的感觉一阵阵袭来,像毒虫攻心一样弄得人五心烦躁、坐卧不安,以为冷静下来可以排解,却不知为什么这种情绪越来越激烈,越想排解却是越陷越深,真个是才下眉头,又上心头。就这样日甚一日,喂蚊子反倒不成其问题了。我明知这是自己意志薄弱的表现,也对自己很不屑,但理智的闸门就是关不住寂寞孤独无助的情绪。我真的觉得自己精神要崩溃了。
    不知是过了六天还是七天,反正不知道今夕是何夕了,杨队长来提审了。我精神十分委顿,估计狼狈不堪。问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有,我说认识到了。虽然心里说认识到的不是错误,而是你们的手段,但表现出来的是一副心悦诚服的样子。杨说:“你这个人哪,到了该你说话的时候,你也是不得了哇。”他看人还是挺准的。然后,杨队长要我进禁闭室,同时留下话,禁闭还没到期,过两天来领我回去。也许是出来透了口气。或许是知道最多再关两天,一进号子,心情居然一下子又平静下来,开始反省自己这几天的表现,感觉自己过去还是受的打击太少,经不起磨难。过去自视甚高,认为自己经受住了文革的各种考验,对得起造反派这个称号,其实大不然,自己只是个普通人,永远成不了英雄,正像我母亲说的,“不整得你七生八死,你就不晓得锅儿是铁铸的。”我过去看过的书上说任何人离群索居,时间一长便不堪忍受,又说人的生存空间像空气和水一样,对人同等重要。只是很少有人亲身体验让人窒息的生存空间,所以不为人们所重视。我不想用这些来为自己开脱,那掩盖不了自己软弱的一面,所以现如今我对那些被整怕了甚至被整服了的人是理解的。我之所以被整怕了还没有完全被整服,是因为我是抓到是死的、放了是活的那样一种人。
    第二天我被放回队里,一切又回归正常。大约6月底,杨队长来我干活的机床边对我说:“你的事情完了,没有希望了,还是安心改造吧。”为什么没有希望,他不会讲。过些时有人悄悄告诉我,是因为武汉新风布店发生了当街侮辱妇女的恶性事件,为此李先念对武汉有五点指示,其中一条说,我们这种案子的甄别一律放到运动后期处理,其实质是否定了这种甄别。到底是搞政治的,真是会借题发挥,鬼知道什么时候是运动后期。反正现在先避开你们造反派的锋芒再说,静待事态变化,这也是政治斗争常用的一种手法。一句话改变了一批人的命运,出不去了,劳改还得继续。

                         “教唆犯”成为统计员教师

    本以为这件事对我够冤的了,应该让我安安静静地改造下去吧,哪成想你想了结人家还不答应。从7月份的半年评审开始,全厂开展反击翻案风的运动,我自然首当其冲,成了全厂的典型。于是大会斗小会批,学习班开办了一期又一期,从1974年7月到1975年4月,一天都没消停过。开始说我是反改造分子,后来不记得张春桥还是姚文元的一篇文章中提到资产阶级的教唆犯一词,于是我又成了教唆犯。个个学习班逼着坦白交代,我真的很坦然,说没有什么交代的,无非是我说过先出去给谁谁带信之类,这你们早就知道的。最后逼急了,我说最大的问题是我们想就翻案写一个告全市人民的公开信,但没有那个水平,写不出来,结果没写成。我觉得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其他的没有了,要么样就么样。见我这个态度,老杨来学习班督阵了,把我吼了一通,我心一横豁出去了,向老杨说:“你们究竟要么样?一会儿说我是反改造分子,一会儿说我是教唆犯,我都恨不得有人来教唆我一下。我当教唆犯?没那个水平。你们斗了我几个月,总还是要让我改造下去吧,总不能把我开除出劳改队吧?七斗八斗还要不要我改造?”说来也怪,当天下午就宣布学习班停止,看来他们还是怕无端把人逼上绝境,况且我的情况老杨又不是不知道。过了几天,教育科范科长在审查我全厂大会上的检查稿时说:“徐正全翻案也不能全怪他,社会上的影响也是有的。”
    学习班停止的当天晚上,李希安对我说,你还有心思看《中国通史》?我说,我是心外无物,爱么样搞就么样搞,反正劳改队不会开除我。之所以横下一条心,一是确实是被斗烦了,二是前些时一位姓蔡的同改到武钢出差,回来告诉我,现在红钢城还有很多为你翻案的大标语。我问有没有同样内容的大字报,他说有,只是有些被撕了,也没有多余的时间看,但是内容都是为你翻案的。这也给我壮了胆,也使我备感欣慰。
    1976年7月,我在一八三第一次看见枪毙犯人,被判死刑者叫周鸿鑫。他原是判刑十五年的反革命犯,4月初,因为违犯监规一类的事被关禁闭,在关禁闭期间恰逢发生四五天安门事件。据批斗会透露的信息,老周大概在禁闭室吟诵天安门事件中的诗词“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于是认定他是为邓小平翻案,和天安门事件反革命分子遥相呼应,于是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刑场就在一八三米粮山的后山,并就地掩埋。其后邓小平复出,又在埋骨处开了个小型平反会,家属获得了几百元的补偿,事情就了结了。现在的人会觉得很荒唐,但在那时很正常,且绝非孤例。
    对我的连番批斗,1975年4月初就结束了。我开了两三个月的刨床,不知道是社会上时局变化的原因,还是干部用得着我这样的“拐棍”,又恢复了我的小组记录员也就是小组长的“职务”,并通知我不开刨床了,做中队的专职统计员,从此我在劳改队改而不劳地脱产了十四五年。可能出于加强生产管理的需要,各中队都设立了统计员,先从我们一队试点。我从厂财务科陆科长的指示中,大致明白了中队统计员的工作性质,马上设计了一套车间统计的表格,建立了台账,设置了相应的科目(主要套用资金平衡表的有关会计科目),各队之间劳务、物资流转的结算方式和相关凭证,以及资料、凭证的上报和传递程序,这些就基本能反映中队的经济生产活动情况,并实现向厂部财务科输送成本核算原始数据的功能。陆科长认为可行,于是在全厂各队铺开,还先后带了四个徒弟,为其他队培训新统计员,方法就是尹老先生教我的:第一个月我做给他看,第二个月他做给我看,第三个月独立操作。反正是照我的葫芦画瓢,不需要知其所以然,到底是比会计简单,一学就会,我就成了他们的师傅。
    因为一队是负责全厂机械设备维修的,全厂各队包括厂部的一些科室都会和一队有劳务、物资的流动,于是就要结算,而结算就要签字认可,所以我常常需要在全厂到处跑。干部怕麻烦,就给我在进出上、下监大门的门卫处备了案,无需干部带,自己即可独自进出。后来与门卫值班的干部也熟了,因此可以随进随出。日久天长我就认识了很多干部,包括厂部的一些科长们,同时也认识了各队的统计,认识了各队犯人中的不少“人尖子”,成为一八三很活跃的犯人之一。
    接着我设计了生产中低值易耗品实行限额领料的制度。要落实这个制度,关键是要把所有的低值易耗品折算成货币,按使用期限和合理的使用额度,全部用货币进行量化。这样一来,使用者买什么、买多少可以不管,但每月支出的金额不能超过核定的定额,实际上这就是一种成本的产前限定,节约成本的效果显而易见。由于劳改队的干部很闭塞,又是改造第一、生产第二,普遍对生产管理一窍不通。一队这样一搞,厂部就很重视,不但在其他队推广,而且让我去同为劳改单位的白沙洲汽修厂讲用,在那里住了三天,给他们仓库的人员讲解。其实这一套早在1963年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企业搞三定、三包一奖时很多企业都搞过,我也是照葫芦画瓢而已。
    我总是想,什么叫学问?中国人认得“人”字,外国人不认得,对外国人来说这就叫学问。中国人会用筷子,外国人不会,这对外国人就叫技术。各队的统计员基本都是各队干部的“拐棍”,因而在犯人中都有一定的“地位”,而在他们中间,我算是比较专业的(毕竟学过几天会计),所以全厂的清产核资、所有物资的内部结算都是由我牵头,我经常带三五个统计员集中到厂部,一搞就是上十天一个月。新建消防器材厂的扩建计划概算,每年的年度采购计划,都是我协助生产科编制的,一搞就是几百页,一大本,不用我们这些“拐棍”是不可能的。
    消防车试制,厂部决定由一队承担,搞了个把月进展缓慢,主要问题是混乱,谈不上任何管理,一批试制的人在那里各行其是。厂部一看不行,技术科长下队来开会研究,大队长、中队长、参加试制的人坐了一屋。我是统计,自然要参加。开始科长、大队长讲了一通意义重大、为国家填补空白之类。然后大家发言,七嘴八舌,不外是工具问题、材料问题、配合不上等等。搞了近两个小时,不得要领。我忍不住了,说:“我来说两句,会不是这样开法的,意义也不用多讲,有意义无意义反正肯定是要搞。既然试制从今天要正式开始,那第一步应该是任务分解,比方钣金组负责车头、车厢外壳部分,冷作组负责水柜及踏脚板部分,机加工负责分动箱和传动操纵部分,再分油漆、电路等等。技术上我是外行,只是随便一说,意思是先要明确并分解任务,然后是组织落实,各班组谁牵头,配备哪些人,谁负责总体协调。再然后是工期期限,首先确定工期最长的那个工种要多长时间,其余按这个总工期协调配合,并以此确定各自的工期。按备料、制作、组装这几个节点定期检查,再制定出质量验收标准,分部件质量和总装质量,按标准专人验收。这几条明确了,这个会就达到目的了。三天后各组提出具体措施,有什么困难、有什么需要协调的再碰一次头,再来解决。像今天这样东一句西一句谈了一堆具体问题,这样开会三天三夜都开不完,还不得要领。”大队长是位刚转业的军队干部,不是那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人,所以很干脆说:“徐正全说的这个意思是对的,今天时间晚了,到此为止。明天请技术科拿个具体方案,明天晚上直接布置。”于是散会。这些干部连会都不会开,还谈什么管理。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2-09-15
《雪地足迹》(5)

靠山是一座冰山

    从70年代中期开始,犯人结构发生了大的变化,从解放初期到1957年之前入监的犯人大多“新生”了,加之连续宽大释放了几批国民党的军警宪特人员,历史反革命基本没有了。反右之后入监的不多了,1969年以后入监的都成了“老贩子”,包括1973年以后进来的一批,成了生产中的骨干。那时的犯人相对老实。犯人管犯人还没有组织化,各队也就是一个脱产的,搞宣传兼管犯人的零用金。改造上多由各组记录员来落实干部的指示,还没有一个队一个大组长这一说。那时干部用的拐棍基本上是用在生产方面的,给的条件也比较好。不但脱产,还配一间办公室,行动也算是大圈圈里面有点小自由。比起刚来一八三时是天上地下了。
条件一宽松,翻案之心又死灰复燃,时间多了就开始写申诉材料,当然是偷偷地写。这时年长了几岁,对人生、生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申诉材料还是那些事实,认识上确实承认自己当时起码负有制止不力的责任,受到一定的法律惩罚也是应当的,这是自己应该付出的代价。这绝不是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是真的想到人家一个活生生的人,已经认错求饶了,凭什么把人家置于死地?不说生命可贵,只说别人当时受到的那种肉体痛苦和精神恐惧,想起来都令人心惊。清夜扪心自问,说这不是罪恶,那实在是一点良心都不讲了。
申诉写好了,发不出去。让干部给你往法院转,那是做梦。依据法律规定他们有这个义务,但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不但不会给你转,而且你立即会成为不认罪服法的反改造典型。你自己跳出来,整不死你嫌你命长。写申诉就多半成了私底下的一种宣泄。
    记得1976年9月9号下午四点钟,厂里的高音喇叭突然响了,平日这个时段是不播音的。连忙跑出办公室去听,才知道主席逝世了。刚开始心里一惊,听完什么都没想,脑袋一片空白,很麻木的一种感觉。直到第二天早上,一个人躲在办公室里,突然无声地泪流满面,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好像从1968年底进牛棚直到如今,我从没有哭过。据说一个人无声地流泪,比放声大哭更悲伤,一个男人更是如此。是为主席逝世悲伤吗?有这个因素,但说句良心话,更多的是为自己哭,为造反派哭。他老人家生前支持过造反派,像批资反路线,像处理七二〇事件。但他也放任过一些人对造反派残酷镇压,虽说是他有难处,政治是需要平衡、需要妥协,但也不能以牺牲整个造反派的政治生命为代价来换取平衡吧。他老人家这一撒手西去,造反派完全没指望了,而且还将承担他留下的所有后果。一面想一面就忍不住泪往下流,一个多小时以后哭够了,心情平静下来。我不怪他老人家,有些事恐怕是他也没想到的,总之死心吧,熬到哪天是哪天,安下心来服刑。
1976年真是多事之秋,这里悼念会刚完,那里又发生了十月事变。这一来又该神仙打仗凡人遭殃了,这种时局变化会很快反映到劳改队来。果不其然,劳改队开始整治我这类人的认罪服法问题,我们中队有三个人,我、董恒松、李希安,要我们交待对粉碎“四人帮”的认识和对自己罪行的认识。李希安是湖北省戏曲学校毕业的,专攻生角,是楚剧名角李雅樵的弟子,参加过楚剧电影《双教子》的拍摄,是位有才华的年轻人,和我同年,还跟我学过刨工,平时谈得来。他不像我,我是有名的反改造分子,他入监后一直过得比较顺,没有受过什么冲击,但这次和我一样要过关。我们几个人被集中起来写自我批判,写什么怎么写,理不出头绪。我突然想到一句:过去总把江青当我们的靠山,现在看来这不是靠山而是一座冰山。李希安说对,这个观点不错,引申开来就是破除幻想,安心改造。其实干部要的就是这个,于是以此为题写开了自我批判,对粉碎“四人帮”当然要表态拥护,你还敢反对不成?自己犯罪是因为自身的恶和四人帮的恶重合了,所以必然犯罪。过去说我们是刘少奇的社会基础,然后又说是林彪的社会基础,还不十分服气,现在说我们是四人帮的社会基础,完全搭界,服气了。大致是这么个意思。
    我的一千多字的自我批判算是过关了。批判大会上来了一二十个劳改单位的干部,坐在后面听,还把批判稿油印了发给他们,看来反映可以,所以过关了。还好,这次没有没完没了整个不休,恐怕是干部们认为我现在不是反改造分子了。

                             当上管犯人的“积改组长”

    从那以后,我死了翻案的心,干部也安了心,大家都安安静静过了一年多,消防车、分动箱试制也已完毕,下监新盖了四个新车间,湖北省消防器材厂正式挂牌,我们也准备搬到下监去了。
    试制的消防车有两种车型,一种是尖头车,是朱技术员(后来调到白沙洲汽修厂当厂长)主持的,即东风卡车车头部分不动,只改后面水柜部分;再一种是平头车,是李技术员主持的。李技术员是四川人,女干部,平时对我们都很客气。为这两种车型的定型,厂部一直有争论。一天,政委、监狱长和有关科室的科长一起开会讨论车型问题,因为两种车型试制的成本都是我在收集资料(包括工、料、费)并记账核算的,所以财务科陆科长通知我也参加,我是唯一参会的犯人。会议开到中途,政委等人要我汇报两种车型的制作成本,并尽可能从财务角度做一下分析。于是我汇报说,平头车总成本(包括买东风车的成本)将近九万元一台,尖头车将近四万元一台(当时五吨东风车不含车厢每台一万八千元)。许政委感到很惊奇,问怎么有这么大的差价,我照直说:“主要是平头车过分追求现代化、自动化,加上重做车头,所以加大了成本。”许政委问怎么叫过分追求现代化,我说,我举一个例子,比方火场照明灯,要求自动旋转,就需要电机、传动和操纵装置,还有线路及电器元件。其实火场情况瞬息万变,手动比电动来得更快、更准确,再说电动还是要一个人操作。再比如改车头,消防车是战斗车型,平头车比尖头车对驾驶人员来说安全系数更低,而新做一个平头型车头成本将近二万,不划算。李技术员到底是女的,沉不住气,站起来质问我:我追求现代化、自动化有什么不对?我说,不能说不对,关键是需要要和可能相结合,天天吃肉当然好,但经济上做不到。李技术员火了,眼睛红红地对我说:“那照你这么一说,平头车不消搞了。”我看她火了,不敢再吭声。许政委说:“小李话也不要那样说,徐正全是第一线参加试制的人,他是凭数据说话,还是有些道理的,你让他把话说完。”陈副厂长也在一边说:“徐正全你继续讲。”我一看,我乱放炮,一不小心就卷到朱技术员与李技术员的争斗中去了,连忙说:“没有了,没有了,我说完了。”许政委又问一句:“真的说完了?那好,你下去吧。”,过不久一八三决定只生产尖头车,李技术员则带着她的平头车的全部图纸转到另一个劳改单位——四川省消防器材厂去了,也在那里当了厂长。
    为了筹建消防器材厂,我们老一队一分为五,重新成立了一队铸造车间、二队钣金冷作制作车间、三队消防车总装车间、四队分动箱及传动制作车间,六队还是负责全厂的设备维修和消防车部分机械加工零件的生产,这五个队统称一大队。其犯人基本上是1970年到1978年期间入监的,这部分人成为建国以来劳改队的第三代犯人,年龄大多不超过三十岁。1983年前像董恒松、祝长明、李希安这些判刑十年的人陆续“新生”了,我就成了第三代犯人中为数不多的老贩子(武汉方言:老资格)了。
    1983年严打(所谓“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开始了,一八三平时空置的一些房间也成了公安的预审室,我因为可以全厂到处串,经常看到严打期间对犯罪嫌疑人的提审方式,基本上是拳打脚踢或上戒具。疑犯绝大多数是年轻人,超过三十岁的极少,大多是十八九岁、二十来岁的青年。几个月不到,“从重从快”一下子使监狱人满为患,这部分人成了监狱人犯的第四代。这一代人远没有我们和老反革命那样听话,一是时代不同了,世风日下,二是这部分人罚不当罪的极为普遍,三是人托人,与干部有各种各样的人际关系,即所谓关系户,加上劳改政策有所调整,强调不能单纯惩罚而要教育、感化、挽救,对年青犯人要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这些因素叠加,极大地加大了监狱的管理难度,于是犯人管理犯人的办法以有组织的形式被明确起来。
    过去一个中队常设一个搞宣传的犯人,不承担管理犯人的责任,现在正式在各中队成立改造积极分子委员会(过后称积改组),一般五至七人,一人为大组长,其他人分别管纪律、宣传、生活、内务等,犯人管犯人被制度化、组织化。积改组的成员,我这样的老犯人自然成为首选。积改组的候选人由干部指定,全体犯人投票,全厂在六队(即老一队的一部分)试点,我被指定又通过选举,成为六队的积改组组长。
    一大队其他各队的积改组成员都是我的老熟人,且许多是我关系很好的牢友,有的还是我的徒弟,他们见到我自然要叫师傅,其他年青犯人也跟着叫。天长日久,叫师傅就渐渐带有点尊称的味道。直到现在,他们见了我也不直呼其名,只叫师傅。在强调阶级斗争的年代,劳改队当然就处处事事都是阶级斗争,但我就是在七十年代都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做人还是要讲本分,还是要与人为善,不管你有什么理论,害人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对的。尽管为此受过批判,我也公开坚持自己的观点,并力求自己这样去做。干部也不能说害人是对的,只是批判我搞江湖义气,我说这不叫江湖义气,不害人就是改恶从善。所以在搞积改组的时候,我有意识地做到,把犯人的问题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其实我心里清楚,干部一般也不想多事,刑事犯除了打架闹事,一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原则问题,一个中队火药味太浓,成天斗争,没事都会搞出事,干部也不希望出事。所以我这种态度不但在犯人中很受欢迎,干部也能接受。
    我这类运动案子,在劳改队是最不受诟病的。莫看劳改队里都是犯人,但和社会上一样,人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据我观察,打架斗殴甚至打死人一类的犯人叫“锤匠”,是最不受歧视的;第二类为贪污、投机倒把等的经济犯;第三类为偷摸盗窃一类的犯人;最受鄙视的是强奸犯,号子里又叫“花案子”,年纪大的人犯花案子,就更让人瞧不起了。流窜犯多半不大合群,锤匠多半是社会上的混混,同监中往往不乏熟人,自然容易抱团,也爱无事生非,最难调教。这部分人有一特点,不容易服法,但服人,一旦认可你这个人甚至服你,那你说什么他都觉得是对的,也听得进去。
    劳改队的犯人一天二十四小时在一起,一搞就上十年,每个人的优缺点藏都藏不住。对每个人的基本评价,谁为人比较正直,谁狡猾,谁是阴蚊子,常常会形成牢友们的共识。每个人在劳改队的口碑不但非常准确,而且极易被大家认同。我的口碑还可以,所以我在一八三一大队中间有不少牢友,与一般人的关系也处得不错,基本没有什么对头。出狱至今二十多年,一个异乡人,能在武汉扎下根(说实话,武汉人比重庆人排外),完全是原来造反派的朋友和一八三的牢友抬着我走过来的。
    锤匠们一般文化程度不高,一遇到知识方面的问题,我常常调侃他们:“来,为师点化点化你。”他们也喜欢和我交往。这部分人整顺了,中队就安静了一半。这些人多半无知狂妄,和他们首次交往,一定要不顾情面,尽量打击他们的自信心。一次从外队调入一姓黄的锤匠,外队头疼才把他调入六队。六队的杨队长在全厂“盘(管理)犯人”是首屈一指的,整起人来一套一套,而且是锲而不舍,不整服不松手。黄锤匠一入队,杨队长要我给他安排,并先跟他谈一下。我一见他就对他说:“我叫徐正全,你分在我们组。”他说:“我认得你,你是师傅。”我说:“听说你很有点横,老跟别人打架。好打架的狗,落不下一张好皮。你就不怕别人打你?”,黄说:“我怕么事,总是完了的,我哪个都不怕。”我说:“你这牛皮吹大了,世界上没有哪个都不怕的人。李逵杀人不眨眼,他还要怕宋江。你真要是哪个都不怕,那武汉市的人还不一晚上被你杀光了。在劳改队不要充人尖子,这里的人在社会上比你还人尖子的多的是,这里是专门整人尖子的地方,所以大家都夹起尾巴做人。你凭么事充人尖子?”我说得很心平气和,他大概觉得我在跟他谈心,于是说:“你放心,我不会给你找麻烦。”我说:“你又错了,惹出事,绝对不是我的麻烦,只会是你的麻烦,不信你以后可以试一下。”或许是六队的改造氛围比较好,很少有人“歪拐”,黄锤匠以后很少惹事。
还有一位姓赵的黄石人,干部子弟,在社会上是一混混头,也是外队管不了转来六队。一到队,积改组长要先和他谈一下。开场仍然是我自我介绍,话还没说完,赵说:“我晓得你,你是徐正全,我还晓得你是文化大革命的案子。”我反问他:“那你是什么案子?”赵说:“我不能和你比,你们是关心国家大事搞政治的,我们不过是个流氓。”我立即接口,用很鄙视的口吻对他说:“你还敢说你不过是个流氓?什么人才叫流氓?你以为偷鸡摸狗、能够打三个擒五个就算流氓?知道黄金荣、杜月笙吗?人家那才算得上是流氓,你还敢自称流氓!”赵急了:“那照你这么说,我连流氓都不配,那我们叫么事?”,“像你这样的只能算社会渣子。我告诉你,真正的流氓就是江湖上的政治家。”黄问:“那政治家呢?”我说:“政治家就是朝堂上的流氓。”赵哈哈大笑:“有见识,有见识,我算是服了你了。”从此我们还成了牢友。
    武汉籍的锤匠们往往按原来社会上的熟人甚至是同伙结成一帮,六队就有两帮,一帮是以姓吴的(外号七七)为首,汉口三阳路一带的;一帮为首的姓吕,汉口六渡桥、满春街一带的。不知为什么,两帮人各聚二三十人要打群架,有人告诉了我。我急忙把二人叫到积改组,问怎么回事,二人承认准备动手,但什么原因不说。我说:“是不是真要搞?如果要搞,趁早今天就搞。今天是腊月二十,搞完了肯定有一帮人要关禁闭,到腊月三十还有十天,多数人还有希望出来过年。你们两个害了一帮人,在小号子过年那是应该的。不过我要把丑话说在前面,哪个先动手,我就帮后动手的一齐对付他。你们有人,我也能搞几个人,到时候莫说我扯左劝(武汉方言:劝架时偏袒一方)。”这两个都是我的小牢友,平时都很尊敬地叫我师傅,于是两人问:“师傅这话什么意思?”我说我的意思很简单,要打你们两人对打,不要害了一湾子人。如果不打,三十晚上就到我那里去喝酒,算我给你们讲个和。两人都表示听师傅的,我说那就三十晚上来喝酒。我明知我这一套其实是用下三滥对付下三滥,但舍此也无好的办法,讲大道理屁用没有。话说回来,我这样讲对他们就是大道理。学李先念的,先把事情按下去再说,矛盾只要不激化,时间自然会让他转化。事后杨队长听到了风声,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根本没有要打群架这回事。杨队长说,那为什么汇报的人说得有鼻子有眼的?我说,流氓嘛,不都是一拍二诈三丢手,想放出点狠话把对方吓倒,其实根本没有打群架的准备。杨队长这才罢休。否则,在劳改队打群架这种事,哪怕预谋也是要关禁闭的。
    1983年的严打高压态势,在劳改队一直持续到1985年。这期间判刑的人确有不少罚不当罪,有的定罪十分勉强。比方一王姓的荆门小青年,十八岁,先后偷了邻居的三只鸡,判了三年。我问过几个小年青的强奸犯,被害人都是同班同学,他们早恋是双方家长都知道的,说小孩子越轨偷吃禁果似乎更合情理,定为强奸罪而且一判就十五年、十八年,确实不妥。这些人不服法是必然的。
    1985年前,由于高压,劳改队秩序尚好,但渐渐就正不压邪了,过去是犯人怕干部,现在干部装聋作哑,有的甚至有点怕犯人,因为劳改队中涉及的关系户太多,处理了哪个犯人,一不小心却得罪了某个同事甚至某个上级,那就不划算了。况且处理犯人一旦受到干扰甚至上面的否定,那就太丢面子了。于是干部一松,乱象就增多,犯人管犯人的任务就越重。好在很多犯人都清楚,得罪了干部挨整往往是一时,得罪了犯人受排挤就可能不是一时了,狱头、狱霸就是这样产生的。严打期间有的队甚至把铐子发给积改组长,任意对犯人使用戒具。我对此特别反感,时时告诫自己千万不能干狗仗人势、自贱人格的事,好在我从来报复心不强,也没有任何值得我报复的对象。可以心安理得地说,我没在劳改队整过任何人,可以给干部当“拐棍”,但决不当走狗,有时还尽可能地做点好事。
    那时是每个季度一次评比,凡连续四个季度都得到表扬奖励的,年终就可以减刑三个月、半年、一年不等。因此,凡是已经连续得到三个表扬的,如果没有得到第四个表扬,就会前功尽弃,从头再来。当时,每个季度的表扬名单都是由积改组先提出来,干部开会最后决定。我们队积改组上报的名单很少有变动(除了涉及关系特别硬的犯人),原因是我们一般比较公道,二是干部对我们也比较信任。但有一次还是无意中出了差错,一位姓杨的钟祥籍犯人,判刑八年,已经连续得了三个表扬,到上报第四个表扬名单的时候,因为这个人平时不声不响,太不引人注意了,把他忽略了,第四个表扬就没报他的名字。他在干部中也有关系,结果有干部告诉他了。他知道后认定是我搞的。于是在名单公布前几天,我中午吃饭时宣布,下午派几个人外劳,其中有他,他站起来恶狠狠地说“我不去”。我问“为什么”,他反问“你为什么不去”,这种情况是从来没有过的。我说那好,你不去我去,你下午来帮我做报表,我们两个换工。吃完饭还没出工,积改组的三个人围过去,问杨“你这是什么态度”,想找他的麻烦。我急忙过去把他们拉开了,问杨,你能不能给我说个理由?杨就说了表扬的事,说着就要哭。他被判八年刑,哪怕减三个月,对他都是大事一件。我明白是我不对,就对他说:“外劳你还是要去,表扬名单还没公布,你怎么就断定没有你?”然后我赶忙到办公室,把表扬名单另写了一份,故意把他的名字写到最后一个。找到杨队长说,杨队长,上次报给你的表扬名单,我抄的时候抄掉了一个人,把杨某抄掉了,你看,这是底稿。杨队长看了看,问他表现么样,我说确实够表扬,是我抄掉了,不晓得干部决定了没有?杨队长把名单拿过去说“我知道了”,我知道这种事是杨队长一个人说了就能算的。果然过两天名单公布出来,杨某的名字加上去了。
    还有一次,一个姓甘的牢友找到我说,他有一姓雷的朋友,对不住他,现在雷正在报减刑,他要害他一下,把雷托他外出时带了几件工具(钳子、扳手之类)出去的事告到狱政科,让他减不了刑。我一听,雷也是我的朋友,就说:“这件事你千万不要告诉第二个人,更不能在这个时候去狱政科告发,现在正是人家报减刑的关键时候,减刑对犯人是最大的好事。你真的告得他不能减刑,会背骂名的,不但人人骂你,连我都会骂你。等他减完了刑,你如果还没消气,再去告他,到那时他哪怕被加刑,也是他自己造成的,你的骂名就小多了,起码你没坏人家的好事。你看我说得对不对?”甘想了想说,那就照师傅说的办。我想等事情一过,再给他们调解一下,事情也就过去了。
    这位雷兄是位很会来事的人,中队的干部他都招呼得很好,不知什么原因,就是杨队长这里没有摆平,可能是跟袁指导员关系太好,无形中得罪了杨队长。结果,正在劳改队风传他年底可能会报提前释放的当口,杨队长直接找我:你把雷某管犯人零用金的事情接过来。我一听不好,也没说答应不答应,立马告诉了雷这个消息。雷一听也知道大事不好,因为这是积改组的一个美差,坐在这个位置减刑才有希望,一旦被抹了,就很少有希望了。我看他很着急,就对他说,你先不交,老杨要你交,你就说我不肯接,这事缓一下说不定就过去了。同时你抓紧时间和老杨把关系改善一下。没过两天,杨队长找雷要他交帐,雷回应他说“徐正全不肯接”。杨队长随即来问我为什么不接帐,我说,我一天到晚本来就忙不过来,你莫以为我蛮轻松,其实我差不多天天晚上都在加班。再说你让雷某不管零用金,那让他搞么事呢?杨说:让他下去,回到小组劳动。我说:那更不行了,积改组本来人手就不够,而且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大胆管理,又很负责,你指望我那靠不住,你知道我是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人。杨队长想了想说:你一是懒,二是怕得罪人,你当我不晓得你的心思?说罢走了,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年终老雷果然顺利地报了提前释放,提前八个月“新生”了。

                          除了没女人,别的一点不比外面差

    从八十年代开始,由于国家政策变化,劳改队政策调整,犯人人员构成更新等,尤其是我的一批老牢友陆续“新生”出狱,我在劳改队的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975年以后,我由过去的反改造分子变为如今的改造积极分子,年年的半年总结、年终评审大多受记功奖励(这种奖励一个队一般不超过三个名额,表扬奖励则按总人数的百分二十以下评定)。给我配了一个二十平米的专用办公室,夏天有电扇,冬天有带烟筒的烤火炉,炉子是一毫米厚的钢板做的,常常烧得通红,在室内只穿毛衣都暖和,无烟煤不限量,生火柴有木工房锯好了送来,屋内还有二千瓦的电炉,锅盆碗盏齐全,只炒菜不用做饭。办公室有单人床,不用进监号睡觉,从八十年代开始我一直在外面睡,严打的时候,很多人都收到监号去了,一个队只许留一个人在外面睡,当然就是我留在外面了。杨队长管了我上十年,他调哪个队就把我要到哪个队,反正是在一大队的几个队打转,对我谈不上信任,起码是比较放心。
    那时犯人一个月看一场电影,干部是一星期一场,给干部放电影都是在上、下监大门外的干部办公区,或在礼堂,或在篮球场。我经常偷偷跑出去看给干部放的电影,在礼堂放就躲在礼堂的窗户外看,在球场放就躲在人群后面或者在银幕反面看。电影散场,找个地方躲起来,等干部走完了,再进下监大门,反正是只许进,不准出。看守班干部也懒得管,知道是偷看电影去了。因为要五点钟之前出监狱大门,所以偷看一场电影,就要饿一餐饭,好在回去后可以自己下面条吃。有几次被指导员发现了,电影一散场,他扯开喉咙喊:“徐正全,电影完了,还躲在哪里,还不快点回去!”当时《追捕》、《望乡》一类电影就这样偷看的。
    因为有小锅小灶,几位1973年入监的老牢友就要求和我一起吃饭,开始是两三个人,后来发展到六个人,共同开伙。他们都是武汉的,月月有接见就经常有食物送进来,开始我没答应,不能占人家便宜。但他们常常拿接见时收到的炒肉丝、肉圆子之类的来加热,也确实没地方可以热菜,热完了必然要给留一些,又正是吃饭时间,不好推辞,关系又好,一来二去他们就正式入伙了。有了一个就不愁两个,于是又重复了三年困难时期在重庆技校的那一种生活方式。好在我也有资本入股,我一直管着中队的夜餐票,上中班的人凭夜餐票去食堂领肉丝面,一张票一份,每天晚上领了多少干部从来不管,只要上中班的人都吃上了肉丝面、每月生产科发到队里的夜餐票够用就行了。有一次我牵头在厂部造年度采购计划,要加班搞通宵,因为是帮生产科搞的,陈科长说,加班到半夜要吃东西怎么办?干脆让食堂给你们发点干面,一份夜餐票领一两肉,你们自己在炉子上煮了吃。我这才知道,原来夜餐票还可以领生面生肉,但必须事务长批准,我没那个本事。鱼有鱼路,虾有虾路,有人有这个本事,我们队有位姓章的犯人是事务长的关系户,我头一次给他十份夜餐票,他果然领回一斤生肉三斤干面。从此以后我胆子越来越大,每月总要搞几次,一个月下来,总要搞个三五十份。明知这不是件光彩的事,但为了口欲,也慢慢地不以为耻了。好在人缘还好,几年中从没人打我的小报告。领回的肉不嫌多,但面却吃不完,主要是没有买佐料的闲钱,又不敢瞎送人,怕造成影响,于是只能往电缆沟、下水道里塞。在我这里搭伙的人,接见收到的东西都集中起来,由我统一安排。为了保证每天晚餐有一点荤菜,从每月接见的那天起,把收到的好菜按能够存放的期限排序,一天搞一个菜,大概可以维持十来天。接见的东西搞完了,再搞用夜餐票领来的生肉,最后几天就买一点菜。
    他们接见收到的钱都要上劳改队的帐,只能到供应站去买肉罐头。而我却是收的现金,不是我家里给我寄的,我在劳改队二十一年,家里一共只给我先后寄了二十元钱,我的钱都是出狱的朋友们送的。第一个来给我送烟送钱的是祝长明,他1980年出狱后,先在陈辉(原湖北大学造反组织红八月成员)主持的街办企业江岸区振兴机械厂上班,每月七十多元工资,这在当时算高工资了。他的夫人叫李嘉晴,祖籍四川盐亭,和我是遂宁(专区)同乡,她也在振兴机械厂设计室做绘图员,月工资五十来元。1982年两人两千元起家,办了一个长明机械配件厂,至今已是年产值几千万元的湖北长明机械设备有限公司了。我记得长明第一次给我送来两条新华烟和十元钱。接着是董恒松,他从修理打包机、制作打包机配件起家,后来与朋友合伙办了一家武昌恒福机电厂,专做高低压配电柜,为一些县办企业制造、安装小型设备,他也是送的烟和钱。以后朋友逐渐来得多了,他们的经济环境也变了,送的烟逐渐高级起来,像星火、长江、永光之类,每逢过年还要送几包带过滤嘴的。记得有一年年三十下午了,正下雪,刘华强冒雪从汉口武胜路赶过来,送了一条刚上市的短过滤嘴白金龙牌香烟让我过年。那时他们来一趟一八三不容易,从郭茨口到米粮山没有公交车,那时还没有出租车和麻木(电动三轮车),十来里路基本靠走进来,有时候就骑自行车,那又得从武昌或者汉口骑过来,往返一趟得大半天。我出狱后也多次去一八三给朋友送过烟和钱,在厂里各个队转一转,看几个人,往往一搞就是一天。
    1985年以后给我送钱送物的人逐渐多了,我想朋友们的这些情义,不一定有机会报答,即使有机会也不一定能全部报答,但这份情义是不应该忘却的。于是我专门买了个小日记本,从长明的第一笔开始回忆,有些日期是记不得了,但烟和钱的数量、送来的人还记得,有的烟记不得牌子了,只记得是几条。反复记忆,在有遗漏的情况下,给我送烟送钱的朋友竟有二十多人。钱从开始的十元,发展到三十元、五十元,1985年以后基本上都是一个人来一次送一百元。我平常省吃俭用,到出狱时我还有近二百元的积蓄。钱放身上不安全,就放在墙上的开关盒里面。他们送来的烟都比较好,一般一早一晚抽。平时抽烟也找到了一个好路子:刘华强“新生”前给武汉卷烟厂做过几次切烟机上面的刀片,知道烟厂有很多不合格刷下来的烟,俗称散烟,红花牌的八毛钱一斤,新华牌的约二元一斤(记得好像是八元钱一纸箱)。那几年经干部与烟厂联系,常常买回一些卖给我们,我经常一买三五斤,或者一箱新华牌散烟。坐在办公室有的是时间,先把成型的整支清出来,用塑料袋密封;再把半支的理好,两支接成一支,用纸盒子装起来;烟末则用来卷喇叭筒。先抽烟末,再抽接支的,最后抽整支的,买一次能抽几个月,有两次烟都放霉了。
    烟钱省了,零用钱又涨到了二元五角一月,进入劳改队的小康生活了,新的欲望又产生了,要喝酒了。有了好菜不喝点酒,那就对不起好菜,过去难得喝一次酒,发展到几乎天天晚餐要喝两口,倒不是有酒瘾,而是有好菜无酒好比好马无鞍,怎么骑怎么不舒服,于是几个人天天一瓶“一三五”(就是早期的黄鹤楼牌白酒,一块三毛五一瓶)。问题是酒钱不难,难的是买和喝。劳改队是严禁喝酒的,捉到是要关禁闭的,所以买是第一难。我有两个可靠的长期地下运输线,一是一位姓高的工人,原国民党蕲春县最后一位县太爷,历史反革命,因为是宽大释放的,所以有公民权,算是与干部一样待遇的工人。在劳改队炸山时被炸残了一只脚,故留厂当工人。什么都不会做,就来我们队当车间保管,从仓库清理、整理货架、做标签、设台帐,到填写领发料的各种单据,都是我一点一点教他的,关系很好。我笑他,就你这个水平还能当县长,那我不是要当省长?他说你是生不逢时。我问他坐了多长时间的牢,他说二十五年。我说,那你肯定是反改造。他说,什么反改造正改造,共产党历来宽大不宽小。杜聿明那大的罪,五九年就特赦了。我要不是个县长,只怕现在也不会放我。此人给我买酒极为方便,因为他是工人,没人会查他。还有一电工姓王,崇阳人,在厂配电房上班,琴断口小河(汉水)边的泵房也归他维修,可随时进出厂大门。他每次都给我买三瓶酒,扎在前腰上,像一排手榴弹,从未出过事。
    几个人每天晚餐一瓶酒,倒也快活。多年来干部虽有察觉,但并未深究。只有一次,杨队长说我:“要喝酒,你一个人躲在房里喝一点就可以了,不要一搞弄一帮人在房里喝,影响不好。”那时确实很宽松,逢年过节,绝大多数犯人都是半公开地喝酒,干部睁只眼闭只眼。于是春节期间就热闹了,一般年三十晚上几个朋友就在我这里喝酒,除了伙房的菜外,早几天就准备了几个大菜,端上来满满一办公桌。家中接见送来的东西也多,再也不像刚来一八三那样,过年把肉选出来年后慢慢吃了。大家都只愁没有生一副好下水,一桌好菜一半都吃不完。人心不足,有人发牢骚了:“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喝个酒都要偷偷摸摸。”我说:“还是知足点吧,这样的生活,社会上还有好多人不如我们呢,更不要说农村,有点猪肉吃就不错了。现在这样,除了没有女人,其他一点不比外面差。”一位兄弟说了:“再怎么好,毕竟不自由,一天到晚不许乱说乱动。”我说:“莫非社会上就准乱说乱动了?一样不许乱说乱动。”大家觉得也是这么回事。从初一中午起,他们几个自己在我的办公室吃,我得到处去“赴宴”了,节前就约好了的,到各个小摊子去吃饭。小摊子少则三五人,多则六七人,处处菜都极为丰富,都有酒,有的摊子还是好酒,菜也不比我们差。走到哪里都能听到这句话:“你师傅的事就是我们兄弟的事。”我总是说:“我一般应该没有什么事,只唯愿你们不要惹事,你们出了事,那就成了我的事。”这样一直要闹到上班,初三一般都要去别的队的朋友那里坐一下,劳改队请客不说请客,叫“坐一下”。
    有一年春节,有几个小年青说能不能办一场舞会,我也有二十多年没跳过舞了,就说我去问问干部,结果一请示,指导员居然答应了。车间中间走道就是舞场,找干部借来一台录音机,居然就办了一场舞会。小青年们乱蹦乱跳,说叫迪斯科,我只会跳老步子,又习惯跳女步,半天没有找到舞伴。后来一位姓毛的说他会一点老步子,两人结伴,居然跳得十分合步。小青年大感惊异:“看不出师傅还是老玩的哩。”“那是,我跳舞的时候,你们还没出生哩。”
    那时候我们常常可以扯点由头,如买文具、卖旧报纸之类,去汉口逛一逛。开始还要由中队干部去狱政科办出门条,后来中队干部可以直接带出去,外出就容易多了。带我们出去老干部嫌累,一般都是年青干部带我们出去。我和年青干部平时关系都比较好,年轻人胆子也大些,再加上他们去汉口也有自己的事要办,所以经常一到了郭茨口我们就分手,约好下午几点在哪里碰头(多半是中山公园门口),把我带回厂。一次我去振兴机械厂找长明,他不在,却碰到一位姓左的,也是老一队的,平时交往不多。他正在上班,我和他寒暄了几句准备走,他却一定要留我一起吃个饭,我再三推辞。他自顾停了床子去办公室请了假,我看到他向同事借了十元钱,换了衣服,非要拉我去芙蓉酒楼吃饭,说那里是四川餐馆,合我的口味。文革前我在那里吃过饭,知道这家餐馆。两个人四菜一汤半斤酒,花了不到六元钱。然后他又陪我逛中山公园,直到和干部碰头的时间到了才分手。后来几次都是长明请吃饭,一般也选芙蓉,四个人一般十元钱就够了。有两次吃完饭,我还去照相馆照了两次相,让他们给我寄回家。有一次董恒松知道我出来了(他办公室有电话,长明打电话告诉他的),特地从武昌赶过来,吃完饭说不要光吹牛了,话说不完的,今天安排点新节目,看电影,老徐怕有十几年没去过电影院了。于是就在武汉商场附近一家电影院看了一场刚上映的《保密局的枪声》。每次出去朋友们招待吃饭外,总要给我买些烟,送些钱,送其他的东西对劳改犯没用。我从不带酒回,主要是不好带。也不要衣服,再好的衣服印上劳改二字就都废了。

                                母亲来汉探监

    消防车的核心部件是高压泵,喷水的扬程要达到一百三十米。高压泵由华工的一位教授设计,刘华强负责制作,技术科朱科长(后来当了厂长)总负责,叫实验三人组。刘华强是文革时的初中生,在劳改队自学成材,人极聪明,又要强,干事很踏实。一般的设计、制图、车钳铣刨各工种,说得上是样样精通,是一八三搞机械的小权威。虽是个学生,但极讲义气,在犯人中口碑极好,是我在一八三最好的四位朋友之一。
他常随朱科长一起去外省出差,主要是解决高压泵和分动箱的一些技术问题。有一次去成都四川消防器材厂出差,路过重庆,他提出来想到我家里去看一下我母亲。朱科长也认识我,就答应在宾馆等他,让他自己去。他知道我家的门牌号码,知道大致的方向在红岩村附近。他从武汉动身时,虽有去我家的打算,但他做不了主,怕去不成,所以事前就没告诉我,现在成行了,自然无论如何要去一趟。他先找到红岩村,再一路打听,居然找到了我半坡上的老屋,带着给我母亲的礼物,见到我母亲说明来意,一家人自然喜出望外。当他得知我兄弟的爱人刚生了小孩,又转头跑下坡到副食商店买了白糖、红糖、蜂蜜、奶粉一大包营养品送上去。我母亲说他太讲客气了,一定要留他吃个饭,他推辞说怕干部在等他,没有时间了,只告诉我家里,我现在一切都很好,不用担心。然后饭都没吃就走了。事后我家里来信和他回来提及此事,我才知道详情。
第二年李汉桥和韩队长出差去重庆,出发前一天下午干部才通知李汉桥。我得知后想让李汉桥带点什么东西回去孝敬母亲,但身无长物,实在没有什么东西可带。突然想到,当时正时兴做有机玻璃台灯和钥匙扣子,不如就搞点这些东西带回去表示一下心意,也算是报个平安。于是我找了四个人,好不容易把有机玻璃、不锈钢等材料备齐,四人加班搞了一个通宵,到凌晨四点钟才做完。李汉桥带着我的心意去了我家,父母亲坚持留韩队长和李汉桥在我家里住了两天。
    朋友们连续两次来家探望,更加重了母亲的思儿之情。母子一晃十多年没见面了,所以,1986年5月,母亲下定决心要千里探儿。母亲一生没出过远门,最远的行程就是从遂宁到重庆二百多公里的汽车路,从来没坐过火车。家中经济状况也不好,仅够维持生计,父亲五级泥瓦匠,每月工资六十来元,母亲在街道工厂工作,每月三十来元工资,平时甚少节余。去武汉的来往盘缠少说得二三百元,是家里两三个月收入的总和。母亲说买不起卧铺就买硬座,那时重庆到武汉火车要走将近两天,母亲年近花甲,又有肺气肿病,还是双“解放脚”,一走长路脚就钻心地疼。行前母亲来信告诉了我她的决定,我劝他不要来,她回信坚持要来。没办法,我只好把长明的通讯地址告诉她,要她行前给长明去封信,告诉长明她到达汉口的时间,好让长明去接她,并把她带到一八三来。否则她一个外地老人,找破头也找不到一八三。因为信息不通,我也没办法当面或书信拜托长明,但我相信他们会尽力的。
    果然母亲车一到站,长明和他已有七个月身孕的夫人嘉晴已在车站等候多时,把母亲接到汉口公安路的家,住的地方早已安排好了。那时长明和他父母一家四口住在一起,汉口的住房那个年代是十分拥挤的,但还是想方设法给母亲安排了一个独立的住处。然后让母亲先休息一天,第二天再来一八三接见。母亲没带什么礼物,只是让兄弟托他的战友开后门买了十瓶刚上市的细瓷瓶装泸州特曲酒,此前泸州特曲都是用普通玻璃瓶,一块多钱一瓶,改了包装一瓶不到三元钱。母亲说拿来送给我在武汉的朋友一人两瓶,长明坚持不收,说他们家里的人都不会喝酒(后来我知道他父亲是很喜欢喝酒的),老徐喜欢喝酒,还是带给他喝。第二天刘华强和几位朋友都去了长明家,母亲拿出酒来要一人分两瓶,都被以长明一样的借口推辞了。华强说他一个人送母亲去一八三就行了。
    就这样,母亲带着十瓶酒,坐了两天的硬座火车,千里迢迢来看我了。大约上午十点钟,华强一直把母亲送到车间我的办公室,他怕打扰我和母亲说话,就告辞走了,并约好过一天再来接我和母亲出去,大家聚一聚。华强走了,我把母亲安顿在办公室,再上楼上干部办公室去报告我母亲来了,意思是按规矩请干部下来监视犯人接见。指导员说:“你母亲这样远跑来看你,好事情,你自己陪你母亲多说说话,把老人安顿好就行了。”下来陪母亲说话,我想起来从郭茨口到米粮山这么长一段路,又没有公共汽车,母亲是怎么走过来的?母亲说,从长明那里出来,坐了两趟公汽,后来就坐的小包车。我问哪儿来的小包车,母亲说好像是出租车吧。闲话一阵,十多年不见,母子反倒没有多少话好说。母亲看到我的处境,加上头一天朋友的介绍,肯定是只说好的,不会说坏的,所以母亲放了心,没伤心落泪。
    正说着话,各队的朋友陆陆续续过来探望,都很礼貌地向母亲问好,而且人人都带着罐头等食品。趁没人的时候,母亲悄悄问我:“这些来的人都是什么人?为什么要给你送东西?”我说:“都是和我一样的犯人,送点东西是表示他们的一点心意,他们都是我的朋友。”母亲说:“朋友来看一下就可以了,不要随便收人家的东西,人情债是最难还的。”中午开饭了,福生(汉阳月湖人)早已弄好了几个菜,又开了两个罐头,比平时丰盛一些。母亲说:“你们的伙食比外面一般人家还要好些。”福生说:“在师傅这里我们天天都这样吃。”母亲说:“哦,你们都是正全的徒弟呀?”我说:“不是的,都是我的朋友。”饭还没吃完,又有一些朋友过来探望,吃饭时房门关着,来人就从后面窗户把罐头等食品递进来,朝母亲打个招呼“老娘多住几天”就走了。吃完饭收拾好,大家都去上班了。我给母亲泡了杯茶,一面喝茶一面谈话。母亲问我:“我看你们伙房中午就是一个炒白菜,你们吃饭六七个菜,还说天天都是这样吃,东西是从哪里搞来的?”我说:“今天在这里吃饭的几个人家都在武汉,他们月月有接见,家里都会送些吃的来。家里还会给点钱,也可以在这里小卖部买。”,母亲说:“你又没有人送,那你不是光吃人家的?你比他们岁数都大些,不要去占人家的便宜。”我说:“我几时占过别人的便宜?长明他们送给我的钱,我有时也出一些。再说我们都是朋友,哪能处处斤斤计较。”母亲说:“再是朋友,这样搞长了也不好。人家家里送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父母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再好的朋友也只能救得了你的急,救不了你的穷。”我说:“这些事跟你说不清楚,这里的事情说了你也不懂,我自己晓得啷个做。”母亲见我有点不耐烦了,就说:“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人反正走到哪里都要硬气,人穷志不穷。”我怕她唠叨起来没完,就让她上床休息一会儿,我去车间转一下。老人家是真的累了,一觉睡到下午三点多钟才起来。吃罢晚饭,打来热水,让她洗了脸洗了脚,告诉她开关和车间厕所的位置,安顿她在办公室的床上睡下。我去监号门外干部值班室的空床上睡。
    第二天,母亲给我讲了这十多年家里的变化,说到哪些同学和同事到我家里去过,哪些人还给家里送过钱和粮票,大家都很关心我,打听我的情况,絮絮叨叨地讲了大半天。我看她对我的处境已经放心了,估计比她想象的好得多,也就没多给她讲劳改队的详情。快到中午时,长明、华强、恒松来了,带来一些水果和点心,一来是看望老娘,二来是来落实明天外出的事。指导员很爽快地答应了明天带我出去,接着我们在消防车旁照了几张相,他们就回去了。我和母亲商量,明天出去玩一天,然后回来住两天再走。母亲说不用了,现在看到你这样也放心了,家里还有一摊子事,这里也不方便,明天玩一天后天就走。说着哭了,还嘱咐我要记住她昨天和我说的话,做人要守本分。我拿出二百元钱说,一百五十元做回去的路费,五十元给父亲买两斤叶子烟,也算我的一点心意。弟弟妹妹那里就算了。母亲坚持不要,说她还给我准备了一百元钱,准备给我零用。我坚持要把钱给她,还给她看了我还有二三百元钱,这些钱都是朋友们平常送的,我节省下来的,一定让她带上。最后母亲收下了。我把床底下收的罐头清了一下,竟有五十多个,我选了八个肉罐头加两个桔子罐头一共十个要她带回去,这次她坚决不要,说她背不动,留给我自己慢慢吃,或者最好跟人家还回去。我懒得跟她争,就安顿她早点休息。
    第二天吃罢早饭,许指导员找了一辆还没出厂的消防车,请朱队长(原来厂部汽车队的队长)开车,直开新建的黄鹤楼,长明夫妇、恒松、华强已在公园门口等候。那时黄鹤楼门票很便宜,一人一元钱,其他公园五分钱或一角钱,相比较还是挺贵的。上得楼去,雅气不足,富贵气太盛,墙上虽有一些诗词壁画,但浓墨重彩,反倒显得有点俗气。唯一的一宗好处,就是高,在一马平川的武汉站在高处一望也确实很舒心,其他什么也没有,不值一块钱。轻易下楼不划算,于是找地方照相。
    晃到十一点多,恒松要在大中华酒楼请母亲吃饭。一行人从黄鹤楼的侧门往外走,一长溜水泥路斜坡,一级台阶都没有。我和长明等人走在前面,边走边说话。下完斜坡,往后一看,吓了我一大跳,却见嘉晴挺着七个月身孕的大肚子,侧着身,双手扶着母亲的右臂,两人小心翼翼地一小步一小步往下挪。我的天,这陡的斜坡,一不小心就会摔一跤,一老一少肚子里还有一个,谁摔一跤都不是好玩的。我赶紧回头跑上坡去,一面跑一面叫长明快来扶人,我扶着母亲,长明扶着嘉晴,缓缓地下了坡。刚才回头那一望,真的让我很感动。嘉晴自己挺着大肚子本已行动不便,还用双手扶着我母亲,生怕老人摔倒了,我做儿子的忽视了母亲,朋友的妻子却不声不响地关照着老人,那一刻我真的很感动,友情往往在不经意中表现出来。
    走进大中华酒楼,刚装修的,那时眼界很低,感觉是富丽堂皇。穿过大堂进入包间,第一次进这种小房间吃饭,门内还立一专司服务的小姑娘,甚觉新奇。地上铺着红地毯,吐痰都不方便。每个人面前两三个不同的杯子,盘子碟子碗一大堆。我说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在这种地方吃饭,许指导员和朱队长说你是第一次,我们也都是第一次。酒席是恒松预定的,桌上二十多个菜,我只认得一个武昌鱼,另一个鱼一问叫鳜鱼,其余的菜一个不认识,也没吃过。吃过后才知道,那么多菜都是鱼身上的东西,叫全鱼宴,一个肉菜都没有,不过瘾。排场很大,专人上菜,专人服务,菜多而巧可并不好吃,主要是没有肉。吃完结帐,光菜钱是一百五十元,酒水服务费在外,吓了我一跳,合我五年的零用金。我还没说出来,许指导员说太贵了,光菜钱相当于我两个月的工资了。吃完饭,又送母亲去逛了归元寺,然后送母亲回长明处。母亲要去办票明天走,大家都不同意,最后商定再玩两天,东湖一天,动物园一天。把母亲送到长明家,我向长明的父母表示感谢,二老表示,这样说就见外了,你是长明的患难朋友,招待你母亲是应该的。说句不该说的话,不就是多双筷子的事嘛。母子依依不舍分别。
    过些时,母亲来信说,在武汉又玩了两天,朋友们给她买了一张卧铺票,而且是下铺,花了九十多元,还一直把她送上车,火车开了他们才离开站台,现已平安到家。我算了却了一桩心事。

                                       减刑风波

    我是1972年二三月从死缓改判无期徒刑的。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89年10月出狱,每年的半年评审、年终总结我不是被记功就是被表扬,记功居多。1980年4月,我从无期徒刑改判为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期从改判之日起计算。从1978年年终总结开始,几乎每年中队和大队上报的减刑名单都有我,但就是一天不减,总是到了厂部审核的最后一关卡住了。开始两年不给任何理由,这很正常,厂部没有向中队解释的义务,中队也不会去问,也许是名额限制,也许是上报材料不过硬。1980年这次的材料是杨队长敲定的,应该可以过关,但又落马了。杨队长找狱政科问了,回答是:徐正全是“三种人”(据1982年12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清理领导班子中“三种人”问题的通知》,三种人是指党内的、领导班子内的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但在清查中整肃了大量非党员、非领导班子成员的造反派),不能减刑。杨队长照直给我讲了,我心想不减就不减吧。后来两年又是同样的理由,我有点烦了,给队长说今年再莫给我记功了,冤枉占了中队的指标。我这种情况确实很奇特,报记功厂部年年同意,报减刑就是不批,为此大队教导员找我做过思想工作。
    大约是1983年末,减刑又没批,张大队长给我做工作,快谈完了,他突然问我:你是不是得罪王科长了?此人是狱政科科长,心狠手辣,一副凶恶之相,曾把两名犯人打伤致残,最后将二人假释和提前释放了事,因此而闻名全厂。狱政科是批准减刑的权力科室,看来我减刑的事定是此人作梗。我想了半天,我和他从无直接交往,怎么会得罪他呢?想起来了,大约两年前,厂部规定干部凡在各队做私活的一律没收,但开了任务单的可以做,做完了必须按所用工料收费。我们做这类活是最多的,每月都会有几笔结帐单上报财务,由委托做活的干部自己去财务科交钱销帐。王科长帮一个人来加工过一批活,是我接待并下的任务单,这批活前后做了一个多月,最后按最低成本价结算为将近五百元。结算单上报财务后,近一年委托人没去财务付款,财务陆科长找我问明情况后通知王,要从他工资里扣。王这才找到我,破天荒很客气地问我加工费是不是算高了,我把小组报来的原始记录给他看,说没算高,他要我帮忙调整一下。我昧着良心给他调低到二百多元,减了一半多,他仍不满意,我说再不能低了,再低财务那里通不过。王说财务那边你不管,我问过了,财务只按你报的数字收钱。我说那也不能调了,再调就不像了。他气哼哼地拿着调好的结算单走了,后来财务就按调整后的结算单扣了他的工资。这位对犯人无事都要找出事来的主,岂有不报复我的理。
    像我这样多次报减刑、多次在狱政科被刷下来的情况在劳改队极为少见,不但很多犯人知道,大队中队的很多干部也知道,有的干部认为这太过分了,所以1986年半年评审时又给我报了减刑。这时凑巧又来了个立功的机会。我母亲走后没几天,上面突然下达急要一百五十台分动箱的紧急任务,时间要求是从下通知那天算起,四天内必须完成。大队长和中队长找我去问情况,我认为根本不可能,车间一台存货都没有,零配件、外购件倒是有近两百台库存,但只有两个班子在装配,一个班子一天只能装三台左右。张大队长说那不行,这个任务是死命令,三天三夜不睡觉拼了命也要搞完,任务就交给你,办法你去想,四天后的早晨我和厂长来验收。我说你这完全是拉蛮,大队长说我不管,反正我相信你有办法。无奈,我回队合计了一下,把原来的两个班子八个人拆成八个班子,以老带新,每个班子另配三个人,一个班子一天搞五台,后勤、送料、搬运和弄夜餐的再配六个人,吃住都在车间,估计能完成。把想法跟队长一汇报,立即召集全部人员共三十八人,先动员然后分班子,明确时限。分工完毕,马上清场子,搭施工台,下午六点正式开工。此后每天晚上十一点半供应夜餐,半夜三点半宵夜,每人一天一包圆球牌香烟,我和大家一起吃住在车间。气氛一造起来,热情就点燃了,用一些人的话说,这也是给我“抬桩”(武汉方言:捧场)。一个班子只有一位熟手,单班进度并不高,但大家苦战了三天四夜,终于完成了任务,不但装完了分动箱,连包装箱、技术文件也全部到位。第四天早上还没到上班时间,厂长没来,许政委和大队长来验收了,看到车间里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一百五十台分动箱,许政委很高兴,说干得不错,问我产品质量怎么样,我说是一台一台验收的,都合格。许政委不经意问我:最近改造怎么样?我说还可以,就是有点想法。许政委问什么想法,我说年年都是只记功不减刑。许政委“哦”了一声,说我知道,然后转了一圈就走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跟许政委说起减刑的事,可能是福至心灵吧,1986年半年评审时我居然第一次减了一年半刑。
    没几天碰到张大队长,他很高兴地问我:“徐正全,这回减刑了吧?”我说:“减了,终于减了。”张大队长说:“妈的,为了你这个事,我还和他们干了一仗。过去上十年了,还有什么三种人。”又问减了几年,我说一年半,大队长说:“妈的,还是打了折扣。”军队干部说话是很直爽的。事后听说,中队和大队都是报的减刑两年。
    1987年半年评审,又给我报了减刑一年,结果批下来了。1988年年终总结的时候,杨队长和指导员找我谈话,说这次中队准备给我报提前释放,因为我的刑期只有九个月了,要我这段时间千万别出问题。我当然很高兴也很期盼,结果到1989年3月初宣布时没我什么事。我十分失望,问杨队长,他只知道中队、大队都报了,哪一环卡住了他也不知道。一天碰到陈政委,这是位部队转业干部,而且是位知识型干部,曾和我说过,他在部队就是专管吹拉弹唱、打球照相,人也很随和。我问他我提前释放的事,他说你这个事我知道,按上报的改造表现,是够提前释放的,但是有一种意见认为你已经连续两年被批了减刑,连续报提前释放,政策上有些不妥。我说,政策不就是看改造表现吗?陈政委说,有的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反正也只有几个月了,一碗水都喝了,一口水还喝不进去?正确对待吧。我心想,真是话有百说理有百端,真有什么不妥,大队中队还会报吗?显然是有人要最后卡我一把,难怪前人总结说,宁可得罪君子,千万不要得罪小人。

                        改造积极分子经常违反监规

    劳改队为了调动犯人管犯人的积极性,采取了很多措施,除了优先考虑改造积极分子减刑外,平时在执行监规方面对这些人也是常常法外开恩,我自己就经历过多次。一次我们八个人在监舍后边的储藏室小房内打牌,用四副扑克牌打麻将赌香烟,黑桃、红桃、梅花代筒、条、万,花牌代替中、发、白。结果被狱政科的干部抓了现行,八个人中七个人关禁闭,我本来和这七个人站在一起,张干事把我一拉,说你站在中间搞么事,还不去监督他们拿被子。还有一次过端午节,又是星期五,几个人在我办公室里喝酒。一般中午和晚上开饭的时候中队都没有干部,因为干部也要去吃饭,吃饭时我们偷偷喝酒,只要没有人打小报告,一般都很安全,多年来我们喝酒从没出过事。这一次不知什么原因,被一个狱政科的干部从后面窗户看到了,他没来抓现行,却告诉了王科长。老王当然不会放过我,立即指示张干事下队来拿人,指名关徐正全的禁闭。张干事原来是我们队的干部,搞过一段时间的中队保管,和我有过一段时间的直接交往,关系不错,他没下队来拿我,立即去找了我们队的指导员。那天指导员休息,正在家睡觉,一听就起床骑着自行车来队里。找到我问明情况,指导员说端午节喝点酒,搞得吓死人的。你到监号储藏室躲起来,别人来问,你干脆说你根本没在办公室吃午饭,在监号打敌敌畏消毒,我去找王科长。我回到房间把被子准备好,估计在劫难逃。在储藏室躲了一下午,到干部下班了,估计没事了才出来。第二天我问指导员怎么了结的,指导员说,你又没和那几个人一起吃饭,怎么会喝酒?他主要是想搞你,没抓到你的现行,其他人当然就没事了。以后注点意,少喝点酒。
    厂部每年还要召开改造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把协助干部管犯人的犯人集中起来开三天会,可以改善三天伙食,比其他犯人多过一个年,然后按一二三等发三十元至十元的奖金。社会上开科学大会、工业学大庆积极分子大会,劳改队也开,和“积代会”一样,改善生活,发奖金。这样的好事,我这样的犯人自然一次也没拉下,而且每一次都被指定在大会上发言,交流所谓心得体会。一次开工业学大庆积极分子大会,又有我,又被指定发言。我不想写发言稿,就推托说我不够格,还是选生产一线的人去比较好。干部和许多同改说我够格,说我任务完成得不错,一有空还主动去参加外劳,生产上有什么难题也主动去参与解决。我说,如果光讲劳动,我确实不比别人差,但我认识和觉悟很低,我干活认真是因为我觉得吃了国家的饭就应该干活,这是本分。再说我埋头做事,也多半是为了弥补内心的空虚,觉得太闲了就想歪心思,真不是对学大庆有多高的认识。杨队长说,你这个认识还真不能去讲用,不过就你的劳动态度而言,参加积极分子大会还是够条件的,写讲用稿、大会发言就免了吧。

                                 告别二十一年的监狱生活

    我服刑的终止日期是1989年10月27日,从进牛棚那天算起,不多不少正好二十年零十个半月。最大的收获是结交了一批三教九流、但从本质上讲人品并不坏的朋友。最深的感受有三点:一是岁月的确如梭,二十一年一晃就过去了,尽管有时每一天都是难过的。再就是劳改队既不是地狱,也不会是天堂,你只拣坏的讲,它就是地狱;反之,只拣好的讲,它比当时在社会上还好。所以我总觉得有选择性地记述历史,这样的历史就是最不可信的东西。同一件事可以做出截然相反的结论,相反的结论却都有货真价实的依据,就像现在各色人等对文革的评价一样。三是人对环境的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是惊人的,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没有绝望的环境只有绝望的人。
    随着刑期将满,最现实的忧虑是出监狱的衣服都没有,除了印有“劳改”二字的劳改服。更忧心的是出去了怎么办,与世隔绝二十一年,出去连路都不会走,上无片瓦遮身,下无寸土立足,六十年代的一段失业,使我深感人在社会上立足之艰、谋生之难。劳改虽不自由,但尚能吃饱穿暖,天天盼新生,一旦新生恐将衣食无着。瞻念前程,真的是悲喜交集。我真想留在劳改队就业,一个月最低有三十二元的收入,一个人穿衣吃饭够了,最好能当个保管,或者守个大门,平安而清贫地了此一生。但当时的政策是除极个别技术尖子外,一律不收留劳改释放犯留厂就业。武汉人没一个愿意留厂就业的,因为我是异乡人,又从来缺乏自信,故有这许多忧虑。
    正当我忧心忡忡之际,长明开了一辆新买的长安面包车,来给我送出狱的衣服。我个子矮,根本买不到我穿的衣服,他们再三考虑,跑了武汉多个商场,花八十多元给我买了一件米色的八十五公分的开胸羊毛衫。出监衣服的问题一下子解决了,裤子只要没印“劳改”二字就和社会上穿的一样,而内穿衬衣外穿开胸羊毛衫,这在六七十年代是很时尚的,现在也不过时,而且正是秋季的穿着,想得周到,太周到了。长明同时告诉我,他和恒松正在商量我出去后的安排问题,让我不用担心。这两件事正是我忧心的事,朋友们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而且是主动、提前为我想到的,这就是朋友。他还告诉我,他们已经商定10月28号早上开车来接我,朋友们要设宴为我接风。还嘱咐我空手出监,什么都不要带,东西全部不要,把晦气丢在一八三,一切重新来过。
    监号里的朋友们筹备了几天,约定10月27号晚上为我送行。考虑到晚饭那一段时间较短,在我办公室不方便,就把酒菜弄到监号里去,把储藏室清开,搭好桌子摆好凳子,就在这里聚餐。负责做菜的姓刘,原是小乐川餐厅的一年青厨师,他一口气弄了上十个菜,食材不知是哪里搞来的,鸡鱼肉都有,还有香肠、黄陂豆丝,十分丰盛,甚至还搞了两瓶泸州大曲、两瓶石花大曲。等干部锁了监号门一走,十多个人围成一桌开怀畅饮。和我平时一起搭伙吃饭的四个人自然在座,另外还有六七个人,大家都是很好的朋友。他们一再嘱咐,今后无论走到哪里,即使不能来看他们,也一定要给他们来信,让大家知道我的情况和行踪。在座的绝大多数是1983年后入监的,只有两三个是七十年代中期来的,像我这种七十年代初入监的,除了一个严必茂(他在另外一个队)外,一八三基本就没有了,所以在座的人中我是名副其实的老前辈了。闹到快夜晚十一点,酒尽菜残,大家互道珍重一一告别。我把和我搭伙的四个人叫到一起,说明天开始,你们就要各自吃饭了,我身上还有二百多元钱,给你们留二百元下来,以后买酒喝。几个人异口同声说那像么话,坚持不收,说师傅出去不可能再抽红花、圆球了,钱留倒买点好烟招待外面的朋友。按理说应该我们给钱你才对,因为接见送来的钱都在中队的帐上,没有现钱,太遗憾了。我见几位如此说,不再坚持,跟他们说:那就后会有期了。
    第二天一早,先到车间和大家打招呼道别,然后又到其他队和关系特别好的朋友一一告别。等干部上班了,几位朋友一直把我送到下监大门口,他们出不去了,又一个个互道保重。出下监门,由干部带着到厂狱政科办理刑满释放手续。各种手续头一天狱政科就办理好了,无非一张释放证,凭此回原户籍所在地落户口和粮油关系。然后给了回重庆的路费七十元,还问我坐船回去够不够,我也不知道现在车船票是什么价,只答大概是够了的,又给了两个月的生活费五十元,一共一百二十元。九点多钟,手续办完,我刚出厂部办公室,杨队长来了,说来送送我。一会儿长明他们开车来了,正准备上车,黄指导员赶来了,也说要来送我,好在大家都认识,不用互相介绍。长明说,估计干部要来送,怕车子坐不下,华强和他带司机过来,其他人在汉口那边等。
    众人上车,车一出一八三大门,我的牢狱之灾终于结束了。一点喜悦都没有,正如二十一年前被押进青山看守所的铁门没有一点悲伤一样。只是没来由地暗暗叹息一声。

                               同改情和战友情

    车朝汉口方向开,长明告诉我们,在江汉路上冠生园酒楼定了席为我接风,一是那里的菜有特色,二是冠生园的厨师长是徐良明(来宝)的朋友。车到冠生园,果然恒松、来宝和长明的夫人嘉晴均在包房内等候。待众人坐定,来宝叫服务员重新泡茶上来,因时间还早,要了瓜子、开心果一类干点,让大家先聊天,他带我去发廊理个发。明明是剃头铺,却要叫什么发廊这样沾洋气的名字。确实是时代不同了,理发店也搞得如此漂亮,理发师傅成了清一色的年青姑娘。一进门,来宝像跟她们都挺熟的,四处打招呼,然后指着我对一女人说,这位是我的“拐子”(武汉方言:兄长),刚从台湾回来,今天特地来考察你们的手艺,先给我拐子设计个发型,然后全套服务。我一概不懂,自然不敢开口,结果才知道所谓全套服务,无非是洗剪吹。到底和剃头不同,理个发折腾了一个多小时,等我们回到冠心园,都快十二点了。
    不多时服务员上菜,不一会儿上满了一桌。广东菜讲究色、型、清淡,菜品雅致,重庆也有冠生园,吃过几次,但没见过这么多种类的菜,一蛇三吃第一次见识,凉拌蛇皮脆脆的,比海蜇皮好吃。席间恒松告诉我,原打算长明的厂和他的厂由我任选一家,具体工作去了再说。但是恒松的厂还有两个合伙人,其中一人也是我的朋友,自然没有问题,但另一人却不认识我,为了少费口舌,先去长明厂里干着再说。老董给我解释,是因为他们厂比长明的厂业务多些,效益好一些,安排我去长明那里怕我有想法,所以他要先解释一下。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无论哪里,只要有一立足之地就心满意足了。因此我说由你们安排,只是不要太为难。长明和老董都表示不存在为难一说,这样立足的事就算确定了。
    饭毕,大家喝茶的当口,恒松出去了,花六百元在楼下买了两个防风打火机送给杨队长和黄指导员,对他们来送我表示感谢。席散,司机送队长、指导员回一八三,华强和老董都有事,也随车走了。来宝是无业游民,可以成天陪我,于是一行四人逛江汉路,因为嘉睛提出给我买两套衣服料子,东选西选,最后选了一段宝兰、一段深灰的哔叽料子。
    来宝当天下午即用自行车带着我去汉正街找他一位开裁缝铺的朋友,那时兴穿中山服,要他朋友连夜动手给我做,两天后来取。
    回到六渡桥满春路口长明的一间门面房,长明夫妇正等着我们。长明拿出五百元钱说,先把这点钱带到身上零用。然后在隔壁餐馆叫了几个菜,四人边吃边谈。长明给我讲了厂里的状况和他对我安排,从1982年办厂至今,发展不大,厂里只有十多个人,在工农兵路租几间房做厂房和办公室,只有六台机床,业务不饱满,一年下来有几千上万的利润,吃饭没有问题。六渡桥这间门面房只有十三个平方,有暗楼,是嘉晴的房子。考虑到我的安排,就把这间门面房改做厂里的办事处,新装了一部电话,让我就在这里上班,守守电话,搞搞接待,晚上睡觉就在暗楼上,日常用品都购置好了。我明显地感到这是因人设事,纯粹是为了安排我,办厂不比搞贸易,没有多少接待的事,往来客户就那么几家,电话往来都很少,这完全是为了帮我。这令我多少有些不安,朋友帮你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人家用得着你,否则就成了救穷而不是救急了。长明还说,这个把月你肯定要到处去会一会朋友,还要回重庆一趟,等在重庆过完年再来正式上班。然后夫妻二人带我上暗楼看我住的地方,暗楼上一张双人床,一张条桌,一张凳子,床上用品从枕巾到垫絮全是新买的,热水瓶、杯子、脸盆都是新的。安顿完毕,让我早点休息,他们就坐车回黄浦路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刚起床,长明夫妇和来宝就来了。长明说厂里有些杂事,他可能不能天天过来。来宝没有事,就让他陪我到处去转一转,见见朋友,安安心心玩个把月再说。长明、恒松、华强包括来宝,我们都是1969年入监的,这几位算是我老一排的朋友。。现在初步安顿下来了,就打算去会会我的那些忘年交。这些人多住在三阳路和六渡桥一带,我第一站就去了三阳路的“蛮子”家。蛮子三十岁不到,姓甘,一见面自然十分高兴,他是那种一生都不知道什么叫领工资的闲人,立马叫来几个他一样的闲人:赶快去通知谁谁谁,在什么餐馆集中。布置完了,他带我去了餐馆,坐了一会儿,陆陆续续来人了,都是我在劳改队的年青朋友,坐了差不多三桌,小甘做东。席间我问了他们的近况,多数人都能自食其力,,也算是改恶从善了,看样子生活得还不错。大家也问我的情况,我大致说了:在长明处落脚,准备玩个把月回重庆过年。大家看我还不会马上回重庆,就提议从明天起大家轮流为我接风,谁接风谁找陪客。从那一天起连续半个多月,就这样天天喝酒打麻将,临分手一定要给一百元钱,虽一再推托说我身上有钱,但这好像是大家约好的定式,自然得收下。我临回重庆的时候,身上已有近四千元钱了。
    劳改队的朋友接风都很热闹,大块吃肉大口喝酒,每处都差不多,而造反派的战友请我吃饭则另是一番情景,往往是心酸多于重逢的欢欣。第一个去看曹承义。李武超出监比我早几个月,他曾给我带信说,出去了一定要到老曹那里去一下,这是曹承义一再嘱咐的。空着两手去了青山,在红钢城很快找到了曹承义,他那时已不摆摊子了,有了一个小门面,还是经营小百货一类。二人相见凄苦多于欣喜,一时竟不知从何说起。老曹说,二十多年熬过来了,你受苦了。我说这不算么事,晓得几多大人物、比我们能干百倍的人,遭遇比我们还要惨,我不会抱怨,也不会后悔。老曹说,对,我们不后悔,起码文革让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种人生经历不是人人都能碰到的。他同时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我把出狱后的这一段过程讲给他听了,说暂时在朋友长明那里落脚。老曹说这样那我就放心了。晚上一定要留我住一宿,就住在他店里的阁楼上,还教我怎样调录放机,自己放碟子看。第二天中午,把我带到他家里,见到了老曹的子女和夫人李老师,一家人都十分客气,中餐还加了菜,和老曹一家共进午餐。下午我执意要走,老曹把他店里卖的内衣内裤、袜子和一套西服装了一包让我带上。告别前老曹和我约定,三天后他约黄治中、柳汉昌、马恩列、罗耀先和留在武汉的四川青工小郭来和我见面,地点就定在龟山上的武汉电视塔,同时会在那里见到周养元(当过新一冶工安公司三队的头头,后调到武汉电视台)。
    龟山电视塔是一冶建的,建成后广电部门成立了一个公司来经营,周养元现在就是这个公司的经理,由他来安排我们的聚会。三天后我一早赶到长江大桥汉阳桥头,正巧老曹一行六人也到了,老战友一别二十一年,死里逃生,今日龟山聚首,人人悲喜交集,一时感慨系之,不知从何说起。和1974年在劳改队接见我一样,老曹拿出一包中华烟给我,同时把我拉到罗耀先面前,向我介绍:这就是我给你说过的罗耀先。事前老曹曾给我说过罗耀先,说他文革前是武汉一中的学生,从四川长寿调到一冶工安公司,1974年为我翻案的事尽了不少力,因此受到牵连。我想我们素未谋面,竟能如此仗义而为,这位仁兄一定要见一见,好好交流一番。但在那种场合,两人只是双手紧握,因为是初次见面,又都不是那种见面熟的性格,也就是寒暄一通,并未深谈。随众人沿山路上电视塔,周养元早在塔前迎候,带众人进入贵宾室,然后陪我们坐电梯直上旋转大厅。这是在武汉第一次登上最高处,心情立即好了起来,大家都有说不完的话,倒不在乎说什么,见面成了主要的。十一点了,大家谈兴未减,老曹提议大家下去就餐,边吃边谈。下得塔来,见餐桌置于一廊亭之中,长条桌上已酒菜齐备,西餐席式,多为烧烤肉类、鸡翅鸡腿、各类西点,两三种酒,西菜中吃。老曹介绍,这桌菜和调好的五色鸡尾酒,是周养元专门从晴川饭店请来西厨调配整治的,朋友们的盛情即此可见一斑。席间大家对我今后的打算都极为关心,于是我概略说了一下狱中朋友现在的安排和我今后的打算,大家对我继续留在武汉都很支持,听到我日后生活有着落都很高兴。老曹还表示,实在不行,他留意找个门面,大家帮助搞个小餐馆或者卖早点的摊点,也可以生存(事后老曹还真带我去找过几个小门面)。总之,大家都鼓励我,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餐毕自然是照相,然后依依惜别。临别前约定了我去柳师傅家、黄师傅家和小马处的时间。
    两天后我先去了马恩列处,因为他还在工安公司上班,只能到他的办公室见面,地点还是在文革时的工安公司厂前大院。一进院门,房屋依旧,基本没什么变化,二十一年哪,恍如隔世,物是人非,一股凄凉涌上心头。四川女青工张山从食堂买来饭菜,还是和二十一年前一样菜盖在饭上。捧着似曾相识的饭菜,想到多少战友、朋友、同事被整得七零八落、天各一方,在心里禁不住问自己,我们落到今天这步田地究竟是为什么呀?一时间悲从中来,泪流满面,是后悔,是悲伤,是自怜,还是别的什么,我自己一时都弄不清,但有一点自己心里是清楚的,那就是这一切让我心有不甘。办公室不是久留之处,小马约我春节回汉后再到他家里聚谈。张山告诉我,如果在武汉没有住处,她在江汉路有一处空房可以借给我住。我连连道谢。吃罢饭,匆匆告别小马、张山去了柳汉昌处。
    老柳因为在台湾有直系亲属,所以率先住进了公司分配的新职工宿舍,几经打听找到了他家。饭前我谈及中午在小马处的感受,老柳劝我不要难过,哪朝哪代都有残害忠良的事情。我说我不是难过,我是心有不甘。老柳说像现在这样评价文革,把造反派整得七死八伤,诬蔑成妖魔鬼怪,指鹿为马,哪个造反派都不会服气,就是有点良心的保守派也不会赞成这样搞,你心有不甘说明你虽含冤受屈但豪气不减。今天晚上我们别的酒都不喝,专喝青梅煮酒,咱们青梅煮酒论英雄。青梅煮酒是一种三十度的甜酒,两人一瓶下来都喝醉了,但悲情也因此一扫而空。
    几天后我和老曹去了黄师傅家。黄师傅叫黄治中,他夫人叫周友娣,都是我们工安公司一队的师傅,周师傅还是一冶文工团的业余骨干演员,两人都是新一冶的铁杆成员。黄师傅家住工人村,房子还是二十多年前的那个样子,土地坪泥巴墙,无厕所无厨房。到了黄师傅家,他早已准备好了一大桌子菜,比过年还丰盛,还叫了几位新一冶的老工人来作陪。席间大家各自说了些各自的情况。周有娣师傅讲到我被抓了以后,大家都十分担心我,怕我受不了坐牢的罪,动情处掩面大哭,搞得我们眼圈也红了。老曹说他回来以后,也和很多造反派战友聚过,但还没见谁为战友的不幸这样难过的。是呀,我们素昧平生,是文革让我们走到了一起,几十年,三灾八难,友情不减反增,冲着这份友情,为文革交点学费也值了。
    转眼一个多月过去了,小甘来找我,让我和他一起去见一下雷渝生。都是劳改的朋友,自然应该去看一看。在汉口南京路口的一门面房见到了老雷,自然很热情地留我吃饭。问到我的去向,说能不能来帮帮他。随即把我带到一幢老式大楼里,说他已经租下这个地方,准备在二楼办一舞厅,还带我看了他花二十五万元购回的镭射音响和灯光设备。他要我春节后回武汉时一定找他,帮忙他管这个舞厅。我没有拒绝,说从重庆回来再说,因为想到长明那里明显是因人设事,我只会给人家增加负担,老雷这里有事可干,用得着我,也不失为一个出路。分手时老雷拿出五百元钱,说没想到你今天来,身上没带多的钱,这点钱买烟抽,就不要跟我扯了。

                             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重庆

    过了两天,长明请他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记者站的朋友小胡给我买了一张去重庆的卧铺票,好像涨到九十多块钱一张了。一些朋友又送来烟和孝感麻糖之类的东西。长明和恒松又带来两条长过滤嘴的阿诗玛牌香烟,一直把我送到月台。正要上车,恒松突然想起来说:“哦,对了,老徐还没有手表。”说着把手上的西铁城手表取下来要给我,我连忙说不用不用。长明说:“还是用我的电子表时髦些。”老董说:“可以可以,你这个电子表还贵些,又是新的,带上带上。”我接过长明的电子表上车,二人一直到火车出站才离开。
    穿着新做的中山服,新皮鞋,坐在卧铺上看随身带的一本《花间集》。对面两位老师模样的人正在谈六四风波,大意是学生毕业分配太不公平,专整那些学潮中跳得高的人,根本不考虑德智体。二人说得愤愤不平,一位老师找我借火,顺口问:“老师也是回重庆探亲吗?”我说:“不,我是到重庆出差。”旅途上只要一搭了腔,势必要无话找话多聊一阵。学潮的情况,电视上放了的都看了,但实际了解并不多,我的朋友们不会关心这种事,所以出狱一个多月来完全没接触过这个话题。好奇心驱使我问问学校的情况,一问知道其中一位是华中师范学院的老师,遂说道:“分配按学潮的表现来区分,这是一贯的,没把跳得高的学生抓起来算是客气的。事情搞大了,当局也想早点收场,否则不会这么客气。”一位老师说:“收场恐怕还早。说赵紫阳和学潮有牵连鬼都不信,能爬到那样高位的人不会那样傻。”另一老师说:“那为什么硬要把他牵扯到学潮里去呢?”我说:“不是谁要牵扯他,是他自找的。他有两件事做得大不该,一是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当着学生的面哭,这样做不是自己充好人,把别人放到火上去烤吗?更不该的是,他会见戈尔巴乔夫时说的那番话,他说那番话的时候,天安门广场的局势已经很紧张了,学潮是不可能善了了,矛盾不能转化就必然激化。赵紫阳那样的高位,他能够估计到事态的发展,这个时候抛出邓小平是最高决策人的高度机密,把这段话在电视里放出来,要让邓小平做恶人、承担全部责任的用心太明显了。这种做法,对政治家来说就是政治品质问题。你说邓小平怎么可能放过他?”一路闲聊倒也不寂寞。
    二十多个小时旅程,车到重庆,没有陌生感,尽管二十多年过去了,基本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个样子。不用问路径直到家,一进家门见父亲正和几人打麻将,叫了一声“老汉”,父亲回头一看,“嗯”了一声再无下文,我心中顿时一凉,看来家也不是我的久留之地,只能反认他乡是故乡重回武汉了。正想着,母亲出来了,自是忍不住抱着我大哭,弟弟妹妹出来把母亲劝住。晚饭时父亲只说了一句话:今后打算怎么搞?我立即答道:“我在武汉有工作,春节过完我就回武汉。”弟弟说:“你可以在重庆搞唦。你有个蒋师弟,现在办了个渝达机械厂,年产值上千万,他那个企业正好是你弟媳的税务所管,人家还多次打听你好久回来,在他那里找个事情应该没有问题。再不行,办个待业证,找你的同学小范,他现在是烟草公司的科长,办个卖烟的许可证,守个烟摊子也能养活一家人。”我说:“还是回武汉,不行了再说。”小兄弟看我这样说,就说:“那也可以,反正你武汉的朋友也很多,前几年华强、汉桥来的时候也跟我们说过。”
    在家休息了一天,第二天就开始走亲访友。尹老师早已仙逝,首先去看了技校的同学。找到住化龙桥的几个原九八纵队成员,让他们几个分头去通知沙坪坝和大渡口的原九八纵队成员,约定几天后全部去杨家坪建设电影院门前集合,还让张治能预先准备三四十人的酒饭。据其他人告诉我,治能找了一个九龙坡区城乡接合部的女子,现在已有了小孩,家里有占地一百多个平方的三层楼房子,还有院子,他那里能够容得下三四十人。是日,果然先后到了三十多人,有的人平常来往少,没有通知到,反正通知到的都来了。一行人拥到张治能家中,果然是独门独院,门口一晒场十分宽敞,在晒场上摆了四桌,晒着冬日暖阳喝酒聊天。不一会儿酒战开始,大渡口对沙坪坝,划拳赌酒,捉对厮杀,闹成一片,三十多个人喝完了十六瓶江津老白干,人平半斤。通过叙谈,我得知,从我被抓以后到1972年底,九八纵队的成员几乎人人挨批受斗,一般成员饱受打压和挤兑。大家忍无可忍,一致要求脱离一冶回重庆,但当局又迟迟不准。于是大家决定集体去冶金部上访,由于经费等原因,选了几名代表上京。最后获准,除少数几个已和武汉人结婚的外,还有像白友贵这样丧失劳动能力的,其余人全部退回重庆市劳动局另行安排,工龄照算。由于在一冶时工种太专业,很难对口,安排到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绝大多数都不理想,处境都比较艰难,少数人连生活都困难,混得稍好一些的不足十分之一。我说都是我连累了大家,同志们异口同声地说:“那怎么能怪你。”有的人问我:“那你又是被哪个连累了的?”还有的多喝了几口,拍着桌子大叫:“莫谈,莫谈,谈起老子就鬼火冒,他妈的黄狗子吃屎白狗子遭殃,爬他妈的!”我看一些人激动起来,就站起来说:“今天的聚会就到此结束,以后我每年回来大家都来聚一次,时间就定在每年的旧历正月初八,在有条件的家里准备。大家赞不赞成?”大家一面鼓掌一面连叫“赞成赞成”。我问明年在哪一家,女同胞马明聪立即接应:“明年我来。”我问:“你们重钢工人宿舍哪来那么大的地方?”她说:“你莫担心,隔壁左右随便借个三五间房不就行了?”我说:“我最后还有个建议,今天的酒菜不能由张治能一个人承担,我们一人出十元钱,算是酒钱。”张治能连忙说:“不存在,没得事,菜都是自己种的。”我说:“酒你种不出来,所以一人出十元钱酒钱,以后的聚会也是这种方式。”大家一致赞成,纷纷交钱。我无意中四处一看,见王学滨站在墙角没动,就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事,回说他蛮困难,可能身上没带钱。我连忙拿出二十元钱悄悄走到王学滨身边,把钱塞到他手上,拍着他的肩膀说“快去交钱”。他一惊,会意过来,跑去把钱交了。我赶快避开他走到人多的地方去,怕他有想法。给他塞二十元钱是怕过一会儿大家分手了,万一他搭车没有钱,那就麻烦了。我也实在没有能力去帮他,只能应他这一点急。
    回重庆快三个月了,身上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因为重庆的同学,原来一冶工安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靠工资吃饭的工人,那个年代月工资都不超过一百元,所以我常常请他们吃饭,到长辈家去还要买点礼物,身上的钱已用了一大半。年前妹夫给我买了一条长过滤嘴的红塔山香烟过年,弟弟坚持要给我做一件呢子长大衣,光料子就花了一百四十元,相当于他小两口一个半月的工资。我拿出五百元钱悄悄给母亲,她坚持不要,说:“到了武汉,外面站要站钱,坐要坐钱,不像劳改队有吃有穿。如今没有钱寸步难行,一文钱逼死英雄汉,过河摆渡三分钱,你两分钱他就不渡你,所以要知道甘难辛苦,一切都只能靠你自己了。”
过年前我弟媳说,渝达机械厂的老板蒋二哥带信要我过年时去他家里吃酒,我没去。心想他现在是千万富翁,我去难免有巴结之嫌,虽说人心向富,这一回我偏不向富。再者,见了面他要是给我安排事,答应吧,有负武汉朋友的一番好意;不答应吧,万一武汉那边站不住再回来,就没有了退路,所以目前这种处境不见比见要好。
    年过完,准备回武汉了。我知道此一去才是我新生活的真正开始,前途难料,好在一无牵挂,一人吃饱全家不饿,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临行前母亲把被窝行李给我收拾好了,我说不用,武汉这些东西都有。母亲要给长明他们买点礼物带下去,我说那也不用,天远地远的,东西又不值钱,不消带得。母亲说多少是个心意唦,我坚持不带,母亲也就作罢。父亲则郑重其事地告诉我,现在家里的房子还是有你一份,就把中间那间房子留给你。我说用不着,我混得好你这个房子我还看不中,真混到要回来住这个房子,那恐怕吃饭都成问题了。
    天刚亮,船起锚了,站在船头再看一眼朝天门,万家灯火若明若暗,心中突然冒出一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末了又暗骂自己一句:真是不知死活。汽笛一声长鸣,开始了我生命中的第二轮武汉之行。

                             得到一个心安理得的工作

    轮船到达汉口晚点一个多小时,长明和司机在车上已经下了三盘围棋,下船已是六点多钟了。我和来宝、长明、嘉晴一行五人直接驱车去江汉路附近的香湖酒家,这里好像是武汉第一家供应早晚茶并有歌舞表演的粤式餐厅。叫了一壶茶几样糕点,根本吃不饱,还花了一百多元,出来还要找地方宵夜。我提议一人吃一碗牛肉面充饥,三元钱一碗的牛肉面比香湖实惠多了。当晚送我去六渡桥满春路的门市部,长明告诉我,让我明天开始就在这里上班,还先发了一个月的工资二百六十元,相当于当时两个半技术工人的工资。嘉晴说,钱不够用就随时告诉她。我说够了,用不完。
    第二天开始上班,所谓上班就是一个人坐在门市部喝茶、看报、看书,到点出去找地方吃饭。我生活很简单,早上从不过早(武汉方言:吃早饭),中餐一碗面一碗稀饭就饭菜都有了,晚上一份炒饭或炒粉就行了。一个星期改善两次,烧一个鳝鱼或者炒一个回锅肉,再搞一个三鲜汤,三两酒,一餐十一二元钱即够,只是不能像在劳改队那样每天喝一餐酒了。
    坐了两三天,一个电话都没有,我想这不是个事,长此下去,就成了朋友救我的穷了?哪天是个头?过了两天长明、嘉晴过来,看我在吃炒粉,就说以后晚上就在隔壁小餐馆炒个菜,叫老板记帐,他们到时来结帐,并说他们去给老板打招呼。我说不用,还是我自己来安排。又说起两三天电话都没有一个,嘉晴说不用急,生意都是守出来的。
    我正彷徨无计,柳汉昌找来了,说他们工地要一批电缆,让我给他们采购,过两天来听我回话。我当即告诉了长明,第二天我和长明开车去古田一路的武汉电线二厂联系,老柳要的电缆所有规格的都有,出厂价也报了,我们按数量和单价一核算约要三千元,我们按翻一倍的价格做了报价单。过两天老柳来了,我给老柳看了价格清单,并提出能不能预付三千元货款。老柳说都没有问题,本来就是想帮你做一笔生意。第二天老柳就把三千元预付款的支票拿过来了。当天下午去电线厂提货,第二天上午按老柳告诉的地点将电缆送到,老柳已将余下货款的支票准备好了。一笔六千多元的生意很顺利地做完了,整个过程老柳茶都没喝我一口。正如事后我一个朋友说的:你要有那个关系,想不赚钱都难;没有那个关系,赚一分钱都是难的。我自知朋友是有一些,但生意和业务上的人脉几乎等于零,像老柳这样的好事不会再有。
    在门市部搞了两三个月后,我给长明提出到厂里去,看能不能帮忙搞点事。长明说也好,平时帮忙把厂里招呼一下,或者和他们一起出去跑跑业务,就住在他家里。他租的是私房,一层楼三间房,另有厨房、厕所,他夫妻二人住一间,长明父亲住一间,中间是客厅,就在客厅给我安了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厂里吃饭,晚上回来和他们一起吃,这一来就成了包吃包住了。厂里没有什么事可招呼的,生产有人管,十几个人,任务也不紧,于是长明他们外出跑业务的时候我也去凑个数。那时除武钢机电部有时给点活外,就靠跑黄石下陆、黄冈、安陆、鄂城等地的一些县办企业。跑业务都是热脸挨冷屁股的事,我和长明都觉得难以适应,长明常说,这和叫花子不是一回事吗?我们跑了一段,就全赖在嘉晴身上了。女同志比我们有耐心,事业心又强,后来学会了开车,就更加方便了。三年后她终于把武钢跑通了,在武钢开户成为供货商,立住了脚,这是后话。
    厂里没有我合适的位置,心里成天没着没落,进退失据,虽然长明夫妇从没说过什么,礼数一如从前,但处于逆境的人尤其敏感,故而成天苦闷不安。
    好在转机又一次出现,长明厂里徐会计年纪大又生病了,要求辞职,于是我顶替他顺理成章。有了正式的岗位,说好听一点,可以给朋友帮忙;说实际一点,也算是自食其力,心里踏实多了。我提出搬到办公室后面一间小房去住,这样自在一些,在朋友家住,主人成天把你当客,什么也不让你做,十天半月可以,日子一长终究不自在。长明夫妇看我这样说,也就依了我。于是只需每天晚餐在外面吃,时不时改善一下。长明常常晚上来叫去家中喝酒,一个人晚上无事就在办公室看看书。

                            四十五岁那年成了家

    时间一长就和邻居混熟了。办公室楼上住着房东一家,另三间房住着一家租户,两夫妻带一幼儿,雇有一保姆。日子长了,知道保姆是黄陂县横店人,姓刘名兰,不到二十岁的一姑娘,人很和善,我们日常时有交谈。一天我正在办公室看书,小刘下楼来对我说:“徐会计,走,去看电影,《芦笙恋歌》,听说蛮好看。”我说:“不去,这个电影我看过。”小刘说:“看过,再看一遍有么关系嘛,我请客。”我说:“要么不去,要去肯定是我请客,那就再去看一遍。”小刘问我:“这个电影前两天才开始放的,你什么时候看过的?”我说:“六几年我就看过了,这个电影是六十年代我们国家拍得最好的几部电影之一,尤其是电影中的插曲《婚誓》,很好听。”她问我“你会不会唱”,我说“会一点”,她说“你唱一下看”,我随口哼了几句,她说“真的是蛮好听”。一会儿她又问我:“徐会计,你在武汉工作,怎么不把你爱人接来呢?”我一听笑了:“我婚都还没结,哪来的爱人?”看电影自然是我请客,好像是两角钱一张票。之后小刘还情,又请我看了一场电影。
    过后几天,长明要我去门市部守几天,怕武钢和安陆那边有业务电话过来。头一天我去了,晚上回厂碰到小刘,问我白天去哪里了,我说去门市部了。此前有一次她要我陪她去六渡桥买包包,完了我顺路带她去门市部坐了一会儿,所以她知道门市部在满春路。第二天我又去了门市部,快十一点了来了个电话,我一接,是小刘打来的,要我下午和她去新华路电影院看电影。我说恐怕不行,我下午还要等电话,说不定还要接待客人。我正要放下电话,长明夫妇进来了,嘉晴以为是业务方打来的电话,问哪个的电话,我说是房东楼上小刘打来的。嘉晴说是那个小保姆吧,我说就是她,这时门口一个人影一晃就过去了。嘉晴眼尖,说是小刘过去了,是来找你的吧?我连忙说哪里会是找我的,嘉晴说看样子这个小刘对你还有点意思,听说你们电影都看了几场。我连忙拦住说:莫取笑了,人家十八九岁的大姑娘,就我这个条件,那不是取笑吗?嘉晴说:十八九岁有么事嘛,凭你这个条件,养个把人还是没有问题的,要有点自信。我说算了算了,莫取笑了。我不是作态,确实没有半点这种心思,稀饭都没吹冷,哪有心思去吹汤圆。
    一晃一年过去了,大约在1991年初,老董那里小马和老刘都先后退出了,老董过来和我商量,让我过去帮他。我说我唯一可以帮你的,就是给你代帐。恒松说那代帐还是要给你发工资,我说不用,你那里的帐我一天就可以做完,我一个月去做一天发什么工资。结果到月底他还是给我造了两百元的工资,我推辞说做一天要两百元太多了,恒松说你这是靠本事吃饭,二百元钱是你应得的,厂里的事还是亲兄弟明算帐。看他这样说我就收下了。现在每个月有四百六十元的收入,算是打工者中的高工资了。
    2月初我又要回重庆探亲了,还是长明给我办了卧铺票,还另外给了一千元钱,老董也给了一千,让我回家过年。
    年前原红岩女子技校的几位朋友陆续来家里看我,青少年时的友情是很纯真的,这几位虽不是我的同学,都是学跳舞时认识的,但确是真正的异性朋友。现在她们的儿子姑娘都成人了,她们的丈夫我也大多认识,而且知道我们是学生时代的朋友,所以都请我去她们家过年吃饭,先后去了三家,主要话题都是劝我早点成个家,还操持着要为我张罗,我都一一谢绝。我说像我这个条件,一无所有,年龄也大了,高不成低不就。现在一个人只需要对自己负责,一旦成家就要对别人负责,这个责任太大,我负不了。大家说:你这个人说话才笑人得很。我们这些人不都是靠拿工资生活?两口子的工资加在一起也才只你的一半,还不是照样养儿育女。你一个月四五百块钱还怕养不起一个人?今年来不及了,明年我们一定给你张罗好。
    到了初八,按去年的约定,我径直去了马明聪家。我到得比较晚,等我找到马家,屋里屋外早已坐满了九八纵队的人,去年来的人今年基本都到了,又新增加了一些人。马明聪果然早有准备,借了邻居两间房,自己两间房,五十来人把四张桌子坐得满满当当。一顿饭从十一点吃到下午快二点钟才收场,一个个吃得二麻二麻的,连女同胞都不例外,不是为了赶着照相,恐怕还收不了场。有部分人还在上班,是中午请了假过来聚会的,下午还要赶回去上班,这怪我安排失误,还以为大家都像我一样是闲人。于是另行确定:从明年起,每年春节上班后的第一个星期天为九八纵队的年聚会日。餐后留下的人按预先选好的景点去照相,大家高高兴兴而又严严肃肃地去照了九八纵队的集体照。
    探亲期间计划的活动搞完了,正月十五又回到武汉。
    一晃到了5月份,王绍清突然来找我。他是1973年那一批入监的,罪名是投机倒把,也是我要好的朋友,三十多岁,汉正街人。放出来的头两年在永宁巷弄了个门面,批发电扇,赚了一些钱。现在又整体租下了长江食品厂临汉正街的一个车间,准备改造成商场。商场名已取好,叫华顺商场。王绍清来找我,是想让我去帮他搞管理,我没答应,理由是长明这里怎么办。绍清说他去找长明商量,我说那也好,只要长明答应,我这里没有问题。商量的结果是长明答应了,但厂里的事不能丢。我去问长明:这不能丢是什么概念?长明说:你先到绍清那里去搞一段时间,厂里的帐就像老董那里一样还是由你代帐,这样你可以增加一份收入,每个月来厂里三四天就行了。绍清那里不行了,你随时就回厂来,这些都是和绍清说好了的。所以说厂里的事你不能丢。
    我看长明考虑得如此周到,自然很高兴地去了绍清那里,月工资三百元,这一来一个月就有了七百多元的收入,天天也就可以喝酒了。
    除我之外,商场还有三位副经理,一位叫刘善培,是和我同一天被宣判并一起服刑将近二十年的朋友;另一位也姓刘,是绍清的娃娃朋友;还有一位姓方。工作分工是他们三位负责业务即货物的采购、销售,我则负责业务以外的其他事如人事、后勤,行政等。商场筹建时就打算出租摊位,那就很简单,但碰上汉正街管委会正在筹建当时汉正街的第一大商场,也要招商,于是规定私人不允许大规模出租柜台和摊位。这一来事情就多了,要做柜台,还要确定经营商品的范围,既然只能自营,那就要招营业员,忙活了两个月。
这中间的一天晚上,长明夫妇开车来汉正街看我,并顺便给我送一千元钱过来。此前恒松来看我就说过这件事,我说现在我一个月的钱基本就用不完,不需要钱了。恒松说如果送过来你还是拿着,你现在一个人在这边,我们不可能经常过来,万一有点事,多带钱在身边总方便一些。我还是让老董碰到长明时说一下,不用送钱了。但是他们还是送来了,盛情难却,请他们吃饭,说刚吃完饭过来的。正好我还有些书之类的在厂里,就随他们的车过工农兵路去。他们回去了,我自去厂里取东西,正好碰见房东在厂门口。她问我去了哪里,这段时间都没见人。我把现在的情况给她讲了,随口问道:怎么没看见小刘?房东说你走了不久,小刘就没在这里做了,现在一家帆布厂做临时工。我问待遇么样,说一个月百把块钱。我说那你碰见她问问,我们商场正在招工,一个月一百二十元管两餐饭,她愿不愿意来?并把商场地址告诉了她。过了半个月小刘真的找来了,商场早已开张,人员都招齐了,这下就让我为难了。只好去找王绍清,把情况一说,王绍清说你随便安排一下就行了。我说营业员都初步熟悉自己的工作了,换哪个都不合适。绍清说那把收银员换一个,我说怕她搞不了,绍清说那就让她委屈一下,到食堂帮忙弄饭,一天只弄一餐,上午九点到下午一点,行不行?我说应该可以。我跟小刘一说,她很高兴地答应了。
   小姑娘很懂事,上班后的第二天,商场刚开门就来了,去我房间把被套、床单还有脸盆里泡的衣服、袜子全洗了,盖絮、垫絮都拿出去晒了。怕床上的东西干不了,带了被套、床单来,还把房间彻底打扫了一遍。我晚上进房一看,房间焕然一新。第二天向她道谢,她说,你谢我就是想我以后还给你洗。
    商场刚开业一段,生意还比较红火,以后就越来越清淡。本来商场除了做生意,其他就没有多少事,生意又不好,我成天很闲。有时候就不免去前面柜台和营业员闲聊,刘善培自然不会对我有意见,另两位副经理就难免在绍清面前说是非。我一直不大关心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是非长短,所以从未觉察。直到有一天,刘善培对我说:那二位(指刘、方)今天又在绍清面前说你的不是,这回被绍清恼倒脸(武汉方言:板着脸)搞了他们一顿。我问“什么情况”,刘善培说:他们在绍清面前说你自己不做事,还到柜台去影响营业员。头几次绍清都没理他们。今天老刘对绍清说,要你和他一起去赛格拿货,绍清要他自己去。老刘问,老徐为什么不能去?绍清说,你凭么事和老徐比?贵人不可贱用,所以老徐不能去。老刘和老方问绍清,和你是什么关系,要这样卫护,绍清说什么关系,我简单给你们说一句吧,我宁可把你们都得罪了,也不会得罪老徐,就是这个关系。刘善培绘声绘色地给我讲完,我一则从心里很感激绍清对我的卫护,同时也感到自己又给朋友添负担了,不能为朋友实实在在地出上力,迟早会成为朋友的负担。
    过后我找到绍清,说以后零售由柜台做,一件以上的出货由我来接谈,绍清答应了。我心想,我就不信这点小生意我会做不来,谈生意再不济,也不会比那些营业员小姑娘差,反正是卖日用品、家用电器,又不是卖衣服。一个热季,我卖水货电扇,一出货就是上十件上百件,反正是从各处调货,转手买卖,一台电扇净赚二元钱也卖,只要卖出华顺商场的电扇最便宜的名声就赢了。一段时间下来效果不错,人也确实累得够呛,但心里总算踏实了。
    快到年底了,绍清要我出面找一下雷渝生,看能不能从他的商场里调点货。我这才知道老雷从南京路搬走后,舞厅没办成,如今在中山大道原市公安局失物招领处那里办了一家家电商场,主营彩电、音响、冰箱等家电,是全市最大的佳丽彩电经销商,全市卖佳丽彩电的商场一大半货源是从他那里出来的。绍清和老雷认识,但说不上话,于是我答应去试一试。很容易就找到了老雷,他一见我就问我为什么一直都不去找他,说好了去给他帮忙的,我说我找过你,但在南京路没找到。他说那你现在来帮我怎么样,我说不行,接着把这两年的情况和他大概说了一下。他问王绍清现在一个月给我多少钱工资,我说三百元,他说你过我这里来,我保证比他那里强十倍。我说那不行,你这里多的是人,也不差我一个,绍清那里跟你一比是小生意,他又缺人手,帮你的事以后有机会再说。他说那我就不勉强你了,以后我们两个人肯定有合作机会。我提出让他调点货给我们,老雷说绍清那里不是调点货能救活的,他那里主营方向就不对。汉正街就是个小商品市场,而且是个卖水货的地方,彩电、冰箱属于大件商品,一件几百几千元,谁都怕买到水货,人家要买也不会去汉正街。再跟你说句真心话,那个商场就是你老徐开的,我宁可借钱给你,也不会给你调货,调给你几多死几多。你就跟绍清说,年关到了,我的货源也紧,前些时还被防城港扣了一集装箱彩电,要调货明年再说。我回头只好把最后几句话告诉了绍清。绍清说,这家伙连你的面子都不买,我说不是面子问题,他这也是在商言商。
    回到我办公室电话来了,一接听是重庆长途,来电话的是张诚玉,我在红岩女子技校的朋友之一,问我今年回不回重庆,我说回。她说:那好,去年我们给你说的为你介绍女朋友的事,已经落实了两处,就等你回来见面谈,今年一定要帮你把这件事办成。我想再推就矫情了,朋友们这样热心,专门打来长途电话叮嘱,就说那回来再说吧。
    转眼过了腊月二十三,长明和恒松都打来电话问今年几时回重庆,我怕他们再破费,就推说还没决定回不回去。腊月二十五我办了票,告诉绍清准备明天走了。绍清从身上掏出一千元钱说,我身上就这点钱,你先拿着,再到出纳那里拿一千,我就不送你了,一路平安。我说一千元足够了,我身上还有钱,绍清说还是多带点钱。当天下午,我正准备下班,电话来了,一听是刘兰,问我下班没有,她在新华电影院门口等我,想请我看电影。我说好,你请我看电影,我请你吃炒面。去新华看了一场电影出来还早,小刘又提议再去文化电影院看一场,于是又去文化,我们华顺商场正在文化电影院的前面。电影看到中途,小刘问我:听说你明天要回重庆去了?我说:是的,回去探亲。小刘说:是相亲吧?我说:是,有几个同学要为我张罗,不过只是去看看。小刘说:你是应该成个家了,我们和柜台的营业员都说你人蛮好的,是个好人。我说:我算不上好人,当然也不是坏人,我只想按本分来做人做事。沉默了一阵,小刘突然说:我其实一直把你当作长辈一样来尊敬的。我说:我知道。直到电影散场,二人无话。我说送送她,她说不用。临走回头说:一路上注意安全,早去早回。第二天一早我没去出纳处拿钱,身上一共有三千多元钱,够了。一个人去了车站,临上车时用公用电话给长明去了个电话,说我已经快上车了。长明说:这是搞的个么事!那回来时先发个电报,我们去接你。
    回到家第二天,第一批上门的客人就是女子技校的三位朋友,张诚玉、李素芬和古巨篪,她们来告诉我相亲的情况。张诚玉给我介绍的一位姓康,二十八岁,眼界有点高,所以至今未婚,现在成了老姑娘,自然条件有所降低,是建设银行上清寺支行的职员。李素芬介绍的是她们重庆汽配厂仓库的保管员,姓彭,有过短暂婚史,无子女,三十二岁。她们三个人认为这两人对我都比较合适,且已约定初一下午姓康的姑娘来李素芬家中与我见面。叮嘱完了,她们告辞要走了,我想起来问她们:我的情况跟对方介绍清楚了没有?回说都介绍清楚了,只叫我认真准备一下。
    第二天一早刚吃完汤圆,李素芬来叫了(她和古巨篪与我是街坊,相距都不过一二十分钟路程,张诚玉住上清寺)。到素芬家一会儿,诚玉、巨篪也到了,打牌吃饭,下午三点康小姐果然如约而至。经一番介绍,让我们两人慢慢谈。康小姐人不丑,但在重庆只能算一般。先问了一些武汉的天气之类,然后冒出一句:徐哥儿四十多岁了,为什么还没结婚呢?一下把我问住了,我一想:该死的豌豆(张诚玉的小名),肯定是没把我的真实情况给人家说清楚。我立即很坦然地说:我二十四岁就劳改,前两年才放出来,自然就没有结婚。康小姐果然脸色一变,忙问:为啥子劳改?我说:文革中打死了人。她说:哦,是搞武斗。我懒得跟她解释,知道事情黄了。果然康小姐坐一会儿,借故告辞了。等她们三位一进来,我把事情一讲,大家都埋怨诚玉,说她没把事情给人家说清楚。豌豆说:我想让小徐自己告诉她,文革打死人又不是啥子丑事。重庆打死那么多人,我们都很理解。没想到她文革时还小,可能不理解。不要埋怨,我再找,她不理解会有人理解。
    于是又决定明天第二次相亲,李素芬第二天直接把彭女士带到我家。第二天一见,长相没问题,比我高一些,标准重庆女人,说话也耿直。她说我的情况小妹(李素芬的小名)已告诉她了,只详细问了我现在的情况,最后很干脆地说:她这里没有意见,只是要带我回去见见她的父母。她父母都是汽配厂的退休职工,现住在老家碧山县(离重庆五十公里),什么时间去她再来通知我。
    下午小妹三人来问结果,我说意向是有了,只是还要带我去展览一次。小妹认为问题不大,豌豆认为还没落实,还要找一家,一是有选择,二是双保险。古古(古巨篪的小名)也是这样认为,古古说反正我春节前也谈了一家,是她一个单元谭嬢嬢家的侄姑娘,还没回话。碗豆说:那你现在就去问,我们在小徐这里等你的消息。古古去了约两个小时,喜气洋洋地回来了,说谭嬢嬢答应了,明天下午来见面,并详细介绍了对方的情况。谭嬢嬢是姑娘的二姑妈,姑娘的大姑妈、大姑爷和二姑爷都是汽配厂的,姑娘祖籍是四川垫江(离重庆一百五十公里,现属重庆市),爷爷辈是垫江谭家寨的寨主,有名的大地主。姑娘初中毕业即投靠汽配厂的大姑妈家,她大姑爷在化龙桥公社当过工业书记。一说小徐就是当年的小会计,他们说过去都认识。姑娘现在汽配厂大集体当车工,计件月收入二百多元。姑娘人也可以,只是还是农村户口。我问:我的情况给人家说清楚没有?古古说:都讲清楚了,不会再犯豌豆的错误,何况你的情况他们早就晓得。
第二天下午五点多钟,姑娘和她的大姑妈、二姑妈还有我的三位女同学一齐来了,人比彭女士强,很端庄的样子。姑妈们一见面自然说认得认得,公社的小会计嘛,我们看倒长大的。她们简单地问了一下情况,都没表态,六个人一起走了。很过了一阵,三位女同学回来了,说大姑妈和姑娘嫌年纪差距大了些,但两位姑爷和二姑妈极力赞成,认为年龄差距不是大问题,关键看人。我把年龄差距一算,吓我一跳,巧得很,整整的二十年零十个月多几天,和我劳改的时间竟一样长。既然女方答应可以先接触一下,最后还是由姑娘自己决定。
    过了两天古古来跟我说,让我带姑娘出去玩。谈恋爱不外乎逛公园、看电影。通过接触,知道姑娘叫谭书秀,家中有父母、弟弟,全家共四人,初中毕业投靠大姑妈家做家务,以后进大集体学车工,现在已经带徒弟了,他们厂的柴厂长也认得我。从小做家务,做饭弄菜做针线都不成问题,而且特别爱整洁。我给他择要讲了我的大半生和现在生存状况;我现在是一无资产二无专长,虽然现在表面看收入不低但很不稳定,但我唯一拥有的是做人的责任心。假如以后能走到一起,我不能给你什么承诺,只有两条是可以做到的,一是能让你有工作做,至于做什么不敢说,反正能上班;第二是不管在什么时候,假如家里只有一碗干饭一碗稀饭,那就你吃干饭我吃稀饭。这番话我是真心诚意说的,毫无巧言令色讨好之意,事后才知道,这些话被姑娘带回去,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是大姑爷极力夸赞:这才是老实人说的老实话,这样的人信得过。连续玩了五六天,见还没有确实的回音,又不能久耗下去,就去催古古讨确信。又过了两天,古古回话:女方同意了,具体事情怎么办两家再商量。
    第二天小妹来了,说彭女士已从碧山回来了,她父母已基本同意,过两天彭女士来带我回乡见她父母一面就行了。这一来麻烦了,看来好事成双,有时也不见得好。小妹让我们商量定下来再告诉她。于是和父母亲商量,都认为还是谭家好一些。于是让我通知小妹,就说彭女士有正式工作,不可能随我去武汉,以后两地分居会有许多不便,只好放弃。小妹也认为有道理。
    我和谭姑娘的事情似乎定下来了,但女方提出如果随我到武汉,必须先办理结婚登记,今年来不及就明年回来办,决不能不办手续随我去武汉,其他条件都好说。父母和同学们都认为要趁热打铁,今年就办,以免夜长梦多。女方也同意,于是赶紧备办礼物,一则去与小谭的父母见面,二则陪小谭回乡去办证明。拜见岳父母和办证明都很顺利,来回四天一切就绪,办酒的事就推在明年再补。回重庆拜见两家姑妈,体检,又是一阵忙活,最后去街道民政办登记,双人结婚照等不及了,只好把两人平日的登记照拼在一起,办理了结婚证。从见面到办证前后不足二十天,这不能不叫人相信婚姻真是靠的一个缘分。我们结婚快二十年了,夫妻之间正经的吵架一次都没发生过,有多幸福说不上,但双方都很满意,倒是实在的。这或许是上天对我的补偿吧,一桩长相守的婚姻高速度零成本,知足了。
    夫人只带了几件随身衣服,平时积攒的钱都留给了大姑妈,我则带着余下的二百元钱二人坐船回武汉。三天船到汉,长明夫妇、汉桥来码头接我们。一上车,嘉晴提出我们先去他们家暂住,我觉得不合适,过去我一个人好说,现在夫妻二人去诸多不便,打算先住在商场。长明夫妇又认为那更不像,还是汉桥提出,他有个朋友是利济电厂招待所的经理,可以先暂住招待所。我怕费用太高,汉桥说没关系,到时算房费他再想办法,我想也只能这样了。吃罢饭,送我们去电厂招待所,开了一间双人间,汉桥说房费走的时候再一起结。看我们安顿下来,长明三人才告辞。
    第二天一早带着夫人去华顺商场,很近便,十分钟就走到了。绍清夫妇和同事们都来道贺,绍清让小谭就在商场上班,暂时做鞋帽柜的柜长,那里生意清淡些,也容易熟悉,月工资和其他柜长一样,一百五十元,当天就上班。
    朋友们都很关心我们婚礼筹办的事,绍清送了一千元钱,还送了商场卖的一台二十四吋佳丽彩电、一台半球牌冰箱。长明送来一千元钱,恒松送了五百元。用这些钱让小刘带着夫人去江汉路买衣服、床上用品、锅碗瓢盆、燃气灶具等等。几天下来,钱用去大半,家具还没有着落,到武汉展览馆家具卖场,看中一套组合家具带一个三人沙发,得二千五百元。正着急,曾守智和胡忠海听闻我要结婚的事也赶来道贺。他们二位是一八三铸造车间的,虽是很好的朋友,但平时交道毕竟不是很多。曾守智也办了一家机械厂,胡忠海为他管帐,他们请我和夫人去老通城酒楼吃饭。席间问及婚礼筹办的事,我说差不多了,曾守智即叫胡忠海明天给我送二千元钱过来。我连忙表示已办得差不多了,不用送钱了。守智说迟早总是要送的,不一定非要等到吃酒那天。我说即使送,我也不能收这么重的礼。守智说,我们这种关系,这算么事大礼。我说,你如果一定要送,那就算我借你的,也许是有借无还,但现在一定要算借,要不钱不能收。守智说,那好,随你随你,反正明天叫忠海送过来。第二天忠海果然送来了,家具解决了,就差房子了。正想到哪里去租间房,朋友又帮我借了一间房,近二十平方,正在利济路谈炎记水饺馆楼上,真是太好不过了。又请朋友帮忙粉刷,重新布室内电线,忙活到三月中旬,一切俱备。包酒席也现成,守智的一位兄弟叫小华,在电厂附近办了一家餐厅,在当时的汉正街一片算最高档的。我不认识他,他通过守智和汉桥的介绍知道我,汉桥去一联系,马上定下来,按三百元一桌的标准八折结帐,定金一分钱没让交,说事办完再说。我估摸婚礼上收的钱足够付酒席钱了,酒席预定十桌,因为我武汉一个亲戚都没有,只请了部分朋友,十桌足够。
    1992年3月28日下午,婚宴如期举行,朋友们张罗,请来武汉电视台的一位摄像师,带来全套摄像器材,全程摄像,录了一盘磁带。还借来一辆军牌的皇冠车接新娘,鞭炮、音响俱全,这在当时挺时尚的。小刘特地赶制了一套新衣服,做了头发,来担当新娘唯一的伴娘。一切比我预想的好多了。
    婚宴毕,拼上三张桌子,内外三层开始摇色子。恒松自然是主将,一小时不到把准备第二天去谷城出差的钱输个精光,出来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把婚宴上收的礼金全部掏出来给了他,大约有三千多元,一个多小时又全部输光。原打算用这个钱付酒席费,这下失算了。等众人陆续告辞,只好给小华说明酒席钱缓几天给他送来,小华很爽快,连忙说没关系,几时方便几时来结都可以,不用放在心上。
    十五年了,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家,虽然连房子都是借的,但毕竟也是一个家。

                                      中年得子

    安了家,生活中算有了个驿站,也意味着肩上有了责任,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过去了。为了维持这个驿站,就必须全力在人生的驿道上拼命奔波。在武胜路谈炎记楼上住了三个月,因为是“团结户”,三户人共用厨房、厕所,十分不便,加之小市民特别欺生,其他两家看我们是新来的住户,又是外地人,故意处处刁难,邻里关系很难相处。我们一直采取忍让的态度,其实我心里明白,对这种人只要找几个人来给他们抖点狠,耍点下三滥手段,他自然就平和了,这样做对我来说也就是一个电话的事,但我不愿意这样做,惹不起我们躲得起。于是托朋友帮忙,在汉阳郭茨口庙西湾租了一间房子加厨房,一个月五十元钱,朋友又帮 我改装了电路,用半天时间把家搬到了庙西湾。
    我和妻子每天去汉正街华顺商场上班,一个月家里有八百多元的收入,在这个城乡结合部,住的多是贫苦的失地农民,我们就算这里的小康人家了。妻子又是个十分爱整洁的人,虽然是租来的房子,仍然把墙壁粉刷了一遍,铺上新买的地板胶,摆上新家具,家里像新房一样整洁漂亮。当时还没有房屋装修一说,弄成这样,就算是很惬意很温暖的一个家了。
    1993年末,商场的生意一天不如一天,只得关门,所有的人都散了,只剩下我和老板王绍清两个人在原湖北武警总队办公楼里租了一间办公室善后。事情搞得差不多了,王绍清觉得他带着我搞了两年,没给我带来多大的好处,希望我还是跟着他另谋经营方向。我愿意继续帮他,但每月二百元的工资对他是个负担,于是我提出工资就不发了,有需要我办的事我还继续办。他觉得说不过去,就拿出一千元国库券给我,让我先回去听他的信,一旦有起色再来请我。
    喝了一餐告别酒,我仍然回到长明和恒松处搞会计。拿着一千元国库券,我到江汉路国库券贩子处换了九百六十元现金。拿着这笔钱,首先想到结婚一场还没给妻子买过一件首饰,那时正是一个以穿金戴银为时尚的时代,于是我在江汉路花三百八十元给妻子买了一个18K的假宝石戒指,也算是后补一件结婚礼物。余下的五百多元买了一些日用品,剩下四百元,这算是正常生活费外手上最多的一笔钱。平日的生活费都放在身上,这额外的四百元倒是叫花子捡到银子没有纸包了,觉得放哪里都不合适,想来想去还是放在冰箱里比较妥当。正好电饭煲内胆装着剩饭放在冰箱里,于是将四百元钱放在电饭煲内胆下面,觉得这样出人意外的放法应该是安全的。第二天,热电饭煲里的饭吃,顺手将内胆放入电饭煲,一按电饭煲的按钮,按不下去,再用劲一按算是按下去了。饭热好了,怎么有一股焦煳味?突然想起钱放在电饭煲内胆下面,拿出内胆一看,四百元钱已焦煳一片,欲哭无泪到不至于,哭笑不得却是实实在在的。慢慢将烧糊的钱揭起来,人民币到底是人民币,质量就是好,经过了几百度高温的考验,仍然有大部分残存。几经拼接,托朋友帮忙,作为残币好歹换回了二百元钱,算是把损失降到了最低。现在家里的收入每月一下少了四百多元,虽说还有四百多元,但已经感到生活的紧迫了。
    1994年元月1号,这种紧迫更进一步,妻子临产了,在市五医院生下一个男孩。好在平时有准备,住院费不到七百元,这容易应付,问题是日后的生活。一家三口,四百元收入,在当时还算可以,生活应该是没有问题,但儿子成长期的费用却毫无着落。改开后的第一次物价飞涨已成定局,日后还会涨到什么程度,谁也说不准,而收入能否提高却毫无预期可言。儿子的降生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中年得子,忧的是生活的重担、男人的责任。好在二十多年的磨难,虽没长什么本事,但也增添了一点心理承受力。世界上没有绝望的环境,只有绝望的人,天大的事情第二天都会成为过去,何况现在日子比起周边的多数人还算是好的,伺候产妇、洗好尿布这才是当务之急。中年得子,朋友们自然都来表示祝贺,闹着要给孩子办满月酒,我不想办,怕又让朋友们破费,红白喜事办多了,怕人家说就你事多。我不想办,朋友们以为是经济问题,长明和嘉晴提出酒席由他们来张罗,不要我管,我只把要请的客人请到就行。我看大家执意要办,就主张只请平时走得特别近的一些朋友,不超过四桌人。于是在华大酒楼定了四桌,打算请的朋友也通知了,时间也  定了,该给孩子取个名字了。
     人的名字,俗了说就是一个符号,雅了说应该反映取名人对被取名人的某种期望,或者取名人自身的某种诉求、情趣、人生态度、价值取向等等,所以取名字认起真来是大有学问、大费周章的事。和天下父母一样,我也希望生子当如孙仲谋,但这是不可能的,我骨子里是个宿命论者,因为从没掌握过自己的命运,所以特别信命,我总相信王侯将相是有种的。君不见人间百态,有人高官显爵,有人镜花水月;有人风流倜傥,有人满面菜色;有人一世富贵,有人终生窘迫;有人食不厌精,有人猪食难得;有人龙精虎猛,有人求死不得。同是一般投胎,何来这百般差别?百般差别却又是一般完结。这就是命,由不得你不信。我从不奢望自己的后人有多大出息,更不指望他少年得志,只期望他不像我这样一生坎坷,能平平淡淡,慢慢地步入人生的顺畅之途足矣,于是为儿取名徐畅。
    四桌满月酒如期举行。长明和嘉晴要为四桌酒席买单,我没同意,因为朋友们送的礼金付酒席钱绰绰有余。看来今生注定是我欠朋友的情多,还朋友的情少。

                            应朋友之邀任宾馆副总

    生活在毫无意义的平淡中一天天度过,孩子转眼半岁多了,不到五百元的月收入,三个人生活,压力日渐显现。但正如我母亲常说的“一根田埂三节烂,三穷三富不到老”,世事果真如此。7月下旬的一天上午十点多钟,忽听楼下经营小卖部的房东大喊“老徐接电话”,我心想奇了怪了,谁会往小卖部打电话找我?于是下楼接听,电话那头首先问:“是老徐吗?”答:“我是。”“你让我找得好苦呀,找了大半年,昨天才打听到你留给满和的这个电话号码。你猜我是谁?”我已经听出来了是谁,却故意说:“没听出来。”“伙计,我雷渝生。这样急着找你,是有事情想找你帮忙,你能不能现在到我公司来一下?”并自说自话地告诉我他公司的地点和方位,我打断他说:“帮忙没问题,具体什么事见面再说。但你的公司我不去,因为我不知道鄱阳街是在汉口还是在武昌。”老雷听出来我话里的不爽,连忙说:“那我来找你,你现在住什么地方?”我把地址和大致方位一说,他立即明白了,因为庙西湾正在去往一八三的必经之路上。放下电话上楼,大约半小时后楼下在喊“老徐,老徐”,我探头一看正是雷渝生,开了一辆全新进口的皇冠三点零车,牌号0458,这家伙确实有神通,这种车牌号属省直机关(后来知道是省公安厅的车牌)。老雷让司机在楼下等他,自己径直上楼,一见面直奔主题:“你真难找,现在混得怎么样?”答:“一般,打工吃饭而已。”“一月有多少钱?”我故意夸大:“一月七八百元钱。”“那你没有我混得好。”“那是,我没有你那个板眼。”“不是板眼问题,你比我有能力得多,只是你没有我胆子大。”“我敢扯旗造反,还没有你胆子大?”“你那是政治上的胆子大,你想为国为民,要为自己你就没有那个胆量了。好了,不谈这个。我找你有点正事,我开了一家西都娱乐城,已开业一年多。现在又租了三五〇六厂的一栋大楼准备开一家三星级宾馆,想请你为我操持这家宾馆,现在刚开始筹建,想请你帮忙。”“帮忙谈不上,我要先和长明商量一下。你那里的工作量大,不可能两头兼顾,我这边要丢得开,就一条心去你那里,否则去不了。”“现在是火烧眉毛,你一定要尽快决定,这个忙你一定得帮。”“不存在帮忙,我去了拿了你的钱就是给你打工,我三天后去宾馆当面答复你。”老雷说:“那好,就这样决定了,我三天后在宾馆等你。我给你准备的待遇是这样,因为刚开始,工资不可能太高,只能给你暂定每月一千五百元,你先委屈一下,其他的我会考虑。”我打断他:“一月一千五不低了,谈不上委屈,钱谈多了反而不亲热。”“另外我给你配一辆车,有专职司机。等宾馆开业了,我再在汉口那边给你买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买有房产证的那种,那样你上班就方便些。你看这样行不行?”我说:“这些条件当然不错,但我们先不谈这些,关键是你那里的事我干不干得了。我如果能胜任,再来谈这些具体事;如果不能胜任误了你的事,那就给你帮了倒忙。”“这点事对你是小菜一碟,你办事我放心。你老哥是干大事的人,我绝对信得足你。”约定三天后再见,老雷匆匆告辞。
    我下午将事情告诉长明,因为大家都认识,事情一说,长明爽快地答应了,认为我是应该去更大的场面闯一闯。同时表示,一旦那边的事情不好搞,随时随地都可以回厂来,会计的事先临时请人代帐。第二天我又知会了老董,他那里请不到人代帐,商定我仍然每月抽一天时间给他记帐做报表。一切安排妥当,第三天上午十点我准时到了西虎宾馆。大堂正在招聘员工,我向工作人员打听问雷总在不在,那位一脸茫然,问哪个雷总,我说雷渝生,答曰不认识。正谈间,老雷来了,径自把我带到二楼,原来筹建处三四十号人全在二楼。老雷叫司机把人全部集中到会议室开会,人到齐了,主持会议的人说,今天是老板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有重要的事情给大家说。然后请老雷讲话。老雷是个不善于在正规场面上讲话的人(不是低调而是缺乏这方面的历练),开门见山说:“在座的除老曾外(会议主持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和大家是聘用与应聘的关系。今天只讲一件事”,然后指着我说,“给大家介绍一下,他叫徐正全,是我的一个哥,以后他就代表我来管理西虎宾馆,一切按他的决定办。各部门临时负责的人留一下,其余人散会。”几个人留下,众人离开会议室,这时司机陈浩上来了,手上拿着一沓钱。老雷把钱接过来,当着留下的几个人把钱一把给我,我不知所以,连忙推辞说:“我有钱,我有钱。”老雷把钱往我手里一塞,说:“拿着再说。”然后对留下的人说:“你们原来的人员分工、筹建进度情况我都不清楚,现在好了,以后就按徐总的安排,他的决定就是公司的决定,大家照办就行了。散会。”老雷中午要请我吃饭,我说不必了,你去忙你的,我还要忙我的。老雷拿出一本砖头一样厚的书给我,是长城饭店关于管理方面的工具书,撒手而去。
    我回到办公室,拿出钱一数,不多不少三千元,这是我出狱后最大的一笔一次性收入。为什么给我钱,我一时不解,继而一想明白了,这一方面是实现他的承诺——他来找我时说的“其他的我会考虑”,也就是工资之外给我一些补偿;另一方面,当着其他人的面给我钱,恐怕是想告诉别人:他和我的关系不一般,要大家以后不要马虎我。看来老雷不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真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翻开老雷给的书看了一下目录,这是一本专著,当然是专家们写的,也亏了这些专家,管理一个饭店竟然要写数百万言的一本专著,那管理一个国家岂不得要一火车书?看来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是许多专家们的通病。其实往简单了说,宾馆也好,饭店也罢,不过是旅馆的放大罢了,现代化的管理方式,无非是使服务更加规范、更有条理、更完善一些而已。不过书还是有用的,至少对我这个外行,通过看目录起码明白了一个宾馆的部门设置有哪些,其责任范围是什么,这些是可以照葫芦画瓢的。
    此后我用两天时间,分头找人了解各部门进展情况并实地查看。两天后,按照宾馆的格局设置了前厅(销售部)、客房、餐饮、娱乐等部门,行管方面的采购、财务、人事、保安、总经办等部门,并起草了一份各部门负责人的名单送老雷定夺。老雷看完名单,疑惑地问我:“现在就任命是不是太早了?”我说:“这已经迟了,筹建处一成立就应该任命,所谓人存事兴,人亡事废。干任何一件多人参与的事,首先就要组织落实,让大家明白,那些事归那些人做,否则再多的人都是一盘散沙。”老雷说:“那你现在任命了,以后开业了怎么调整?人都是愿上不愿下。”我说:“你这是私人企业,不是共产党的企业,用谁不用谁你一个人说了算。况且这个任命是筹建处的任命,被任命的人只有责任,没有任何好处,既不和日后的去留挂钩,甚至也不和待遇挂钩,只是一种责任的确认。人都有希望被别人认可的欲望,尤其是被上级认可,这种任命也是一种激励方式。”老雷说:“既然这样,那就按你说的办。”我问:“你觉得这个名单上的人是不是都合适?”老雷说:“我一个都不认识,你说合适肯定合适,反正也不多花一分钱。”
    任命名单在筹建处的正式会议上郑重宣布了,同时要求各部门负责人三天内做出工作计划,明确各人所在部门开业前应做哪些事,已做了哪些,未做的还有那些,这些未做的或正在做的事时间、节点是如何安排的,有哪些具体措施来保证,每件事的具体负责人是谁,还有什么困难和要求,需要什么协调和帮助。尤其是人事和采购这两个部门是筹建开业的重点,由我具体协助指导,其余部门的问题在每天的碰头例会上解决。我说:我的工作方式总的是只问结果,不问过程。开业日期是确定了的,大家在这个日期之前各显身手,一旦到开业之日仍有未办完的事,想显身手都没有机会了,只能卷铺盖走人。提前完成任务的,每提前一天加5%的月工资。筹建工作很杂乱,各部门的工作安排不能有遗漏,不能临时抱佛脚,凡遗漏一件扣部门负责人10%的月工资。我不可能事必躬亲,也没有那么广泛的专业知识,所以凡有遗漏都是部门的责任。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2-09-15

《雪地足迹》(6)

赴京考察项目

    这个会一开,头绪理顺了,人员、任务、责任、时间概念都明确了,筹建能有条不紊地开展了。来宾馆的第七天,老雷通知我放下手上的工作,跟他去一趟北京,说是去考察一个娱乐项目。第二天上午,随老雷上了飞北京的航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飞机。那时乘机的人非富即贵,像我这种穿十五元短裤、二十元T恤、塑料凉鞋的人的确少见,我虽不至于自惭形秽,但出洋相在所难免。当机上通知乘客系好安全带,我一片茫然:安全带?什么安全带?扭头四顾,见别人从座椅边上摸出一条帆布带,我摸了半天,总算也摸到了,却不知怎么系。老雷一见,很随意地帮忙把搭扣一插,算是系上了。怎么打开?我偷偷地把搭扣摸来摸去,东按西按,上按下按,嗒的一声,搭扣松开了,又赶忙插上,总算摸着了头脑。
    一个半小时后,飞机着陆,老雷说有人来接机。果然一出机场出口,有一少校、一上校军官来接机,老雷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那位姓陈的上校,说是他在北京的朋友,介绍我是公司的副总。来接我们的是一辆三排座的奔驰车,这种三排座奔驰我是第一次见到。一看车的外观就知道是七十年代的产品,很旧了,但车况极好,在机场高速路上跑时速二百公里,无任何噪音。陈上校说,这是七十年代大军区司令员的配车,曾经是他老爸的坐骑,现在他爸离休了,仍归他使用,配的司机都是少校军阶。看到他我本能地联想到满清的八旗子弟。堂堂一正规军上校,不在军营服役,成天在家,非但不务正业,还专做种种为官商勾结穿针引线、保媒拉纤的勾当。此后与他多次闲聊,体味到许多官场秘闻、小道消息均出于此辈之口,或编造或传播,与他类似的人不少。我有位朋友就一直与陈丕显、李先念、张体学等的后人有往来。这些高干子弟,头等走仕途,官高位显;次等的玩经济,富可敌国;等而下之的则是如陈上校者。不同的际遇不完全取决于他们个人资质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父辈过去的地位和时下的余威。这也得亏改革开放,才让我等草民与这些名门之后有如此平等的往来,用我们的山珍海味换他们的迎来送往。
    一行四人驱车至一福建渔村,陈上校又电话约来两人,六人在简单吃一点、下午还要办事的约定中吃掉三千六百多元,这是我有生以来吃得最贵的一餐饭。餐毕我起身准备买单,上飞机前老雷给了我五千元钱,并没说干什么用,我以为是让我跑腿买单用的。但老雷却拦住我,自己掏钱买了单。陈上校开车送我们到五洲大酒店下榻,房间是陈上校帮忙预定的。老雷说今天休息,明天办事。
    我虽在筹建酒店,但却是第一次住酒店,自不免要体会一番。外行终究是外行,一进浴室,就见到好几种大小不同的毛巾,洗脸的我认得,洗澡用什么毛巾呢?看浴缸上搭着一条毛巾,估摸着这可能是洗澡用的,于是放上水将浴缸上的毛巾拿来洗澡,殊不知这条毛巾一打湿,那叫一个重,不但没力气扭干,连提一下都费劲。马虎洗完,换上浴袍,将毛巾搭回浴缸上。我前脚出浴室,老雷后脚进去,问我怎么把地巾搞得这么湿,我一听恍然大悟,原来那是地巾,是铺在地上防滑的。我装着没听见,心想资产阶级真是会享受,这么新、这么白、质量这么好的毛巾竟然是拿来放地下踩脚的,用出家人的话说,真是“罪过罪过”,用我编的一条歇后语来说,就是“刘姥姥进大观园——不出洋相才怪”。
    第二天去考察的项目就在五洲大酒店旁边,是一座大型嬉水乐园,以儿童为主要消费者,有人造海滩、滑梯、浅水泳池几类,游人不少,收费也挺高,好像是每人每小时五十元,多是大人带着孩子来的。老雷很有兴趣,我却认为在武汉行不通。武汉人性喜玩水,但夏天武汉能玩水的地方很多,冬天营业则必须把整个环境密闭,且保持恒温,那投资一定十分巨大,且过高的收费标准,北京人能承受,武汉人肯定承受不了,这类项目在武汉的可行性极小。
    上午考察结束,下午乘机返汉,临上飞机前我把剩下的四千一百元钱拿出来还给老雷(买两条中华烟用去九百元),老雷拦住我说“你统倒(武汉方言:装起来)统倒”。我以为是路上给他不方便,下飞机到了宾馆,我又将钱拿出来还他。老雷说:“你这个人怎么身上怕统钱,统倒统倒。”我这才明白了,这钱是他给我的,统倒归统倒,但无功受禄,心里多少还是有点不自在。自己终究算不得读书人,骨子里缺乏那份清高,虽较少媚骨,但也少有傲骨,结果还是“统倒就统倒吧”。

                                  西虎宾馆开业了

    过了几天招工结束,人员大体按编制招齐。招工人员汇报说,来应聘的每人交十元钱的报名费,收了近一万三千元的报名费,现在交给我。拿着这笔钱,心里又有了感慨,起码有三分之二的人交了冤枉钱。尽管十元报名费并不高,也是当时通行的惯例,但问题在于谁要是有这个招工的资源,赚钱也真是容易,几天时间赚了一个人两年的工资。真是你身处某个层次,想不赚钱都难;你生活在另一个层次,赚一分钱都是难事。这笔钱怎么处理,自然要向老雷汇报。听完汇报,老雷没说怎么处理,我急忙把钱拿出来给他,怕他又说“统倒统倒”。老雷推开我的手说:“先办一件事,把你的身份证交给办公室,先去电信买一部大哥大,买一个汉显的BB机,然后给你家里把电话安上,这些我派人去办。现在我们走,给你去置办两件行头。”我说:“还置什么行头?宾馆正在联系深圳一家服装公司定制员工服,副总的员工服定的是八百元一套,一人两套,尽够了。”老雷说:“你那种行头只能在宾馆里穿,在外边的场面上就掉档次了。现在这个世道,狗眼看人低的人多的是,我认识你老徐,肯定尊重你,不认识你的人他首先看重的是你的坐骑、行头和抽什么烟。”我说:“哪来那么多穷讲究。”“不是你要讲究,是公司要讲究,这个世道要讲究,你我都改变不了。走,办行头去。”“我个子特殊,买的衣服根本不能穿。”“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定做。”我心想,到服装店去做衣服,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再贵也不过几百元钱一套,能有多高的档次?嘴里没说,心里在想:看你老雷今天玩出个什么档次,搞出个什么花脚乌龟。
    车行至南京路,见一店名为“观奇洋服”,门面不大,装修不错。店里很冷清,除了老板一个人都没有,跟一裁缝铺差不多。老雷倒很熟,进店叫老板把料子样本拿来看一下。老板拿过样本,我看中了一款深灰色和一款淡黄色的料子,虽然颜色不大喜欢,但料子摸起来手感极好,很舒服。老板很会做生意,连忙凑过来说:老板很识货,这款料子是正宗欧洲进口毛料,做西服很有质感。老雷说,那就这两种料子,单排扣和双排扣各做一套,并问什么价。老板翻了一下本子,说灰色料子四千八百元一套,淡黄料子八千九百元一套。我一听真是吓了一大跳:这不是活抢人吗?又不是金子做的,凭什么开出这种天价。老雷倒不惊讶,只是说再优惠一点。老板说,看你是老客户,每套优惠一千元。我说太贵了,每套再优惠一千元。老板态度很傲慢,说:再优惠?对不起,免谈。我一听,心想:哟嗬,店大欺客,你这个小店也欺客。于是对老雷说:算了,不做了,我们走。老雷笑着说:这个价确实很优惠了,还是做吧。老板接过话说,还是这位老板说得对,你问问他身上穿的这套洋服,也是我们观奇的香港店做的,不会低于二万六千港币。老雷点点头,说老板你好眼力,你怎么就知道我穿的是观奇洋服?老板笑了笑说:本公司出品的东西,哪有不认识的。生意谈成了,两套西服一万一千七百元,约定十天后取货。老板言明,本来只需八天,因为七千九那一套要到香港去做,又因为航班的原因,所以要十天。如果都在东莞做则只要八天。我问:那中途就不需要试衣了吗?老板说,那是旧式裁缝铺的做法。我说,那要不合身怎么办?老板说我还没碰见过。我们是负责到底,比如西裤腰身都预留了放大的余地,以后你发福了,要加大腰身,我们负责给你放大,保证西裤不变形不走样,只收五十元加工费。转眼十天过去,我去取衣,老板连同很考究的衣套、衣架一并拿出,对着镜子往身上一穿,你还真别说,真是钱是钱,货是货,穿在身上没有丝毫拘束感,笔挺且十分合体,真是大一分嫌肥,小一分嫌瘦,感觉很舒服,还真平添了一份自信心。有人可能大不以为然:穿着很舒服他相信,要不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去追求名牌?而自信心是要靠人自身的底气的。殊不知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俗人一个,是俗人就难以免俗,“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人毕竟是少数。自信心除了来自自身的底气、修为外,还往往需要借助外力,比如穿得起名牌、用得起奢侈品,进出任何场合,不怕价高买不起单。人穷不志短、财大不气粗的人能有几个?有的人往往标榜自己就是穷不倒志富不癫狂,那不过是标榜或自欺而已。当然我这里说的自信心主要讲物质层面,精神层面的东西太高雅,太深奥,我说不清楚,也就不妄加议论。
    开业在即,各类物资采购成了重头,像客房家具、电器、厨房设备这些大宗物资的采购,我必须自己过问拍板。于是去考察了几家家具厂,每到一处除盛情款待老板陪同外,不管生意成不成,总要将当地土特产塞满车的后备箱,每次都是空车去满载归。其实我真不喜欢这样,但这又是供应商对生意成交抱有一片希望的表现,你要严词拒绝,就显得不通人情,供应商还会说,生意不管成不成,我们交个朋友,表示一下,还不行吗?西方的市场经济加上中国的人情社会,有点权的人要想不腐败真的很难。权力真是个好东西,有小权的人多吃多占,有大权的贪污腐败,竟至成了常态。正如我儿子徐畅说的,信誉缺失、道德沦丧不是人出了问题,是这个社会、这个国家出了问题。同一种物资有几家供应商竞争,实在难分伯仲,于是只好给采购部原则规定,在价差不大的情况下,尽量采购品牌产品,信广告就信广告,起码不会遭埋怨。供应部、工程部天天有人排队请吃饭,我自己一概拒绝,也告诫他们:吃请在所难免,但凡是没正式签供货合同的单位不准去吃请。对己签合同的单位,不准向人家索要钱物。规定是规定了,有多少人遵守那真是天知道。
    我自信还是个有点原则的人,但事情到自己头上,还是难逃人情之网。所有物资的采购,我都没插手,最多是事前考察一下供货商的实力,尽量不通过经销商直接找厂家进货。所有的物资都采购得差不多了,只有一百六十台电视机还算个大头。这时董恒松找到我,想给宾馆供点货赚点差价。当得知电视机尚未定下来,他提出由他来供货。我要采购部把电视机采购的情况汇报一下,他们一下子搬来七个品牌的电视机,并把这七个供货商的报价和电视机质量情况做了汇报。我叫他们暂时不要定,让我和老雷商量一下再说,因为老雷本人就卖过电视机,应该是这方面的行家。然后我问董恒松,准备供货的电视机是什么品牌,报价多少,回答说是28吋的索尼电视机,报价每台两千八百五十元。正好采购部送来的七台电视中也有一台同品牌同规格的电视机,供货商是保成路一家华侨电器商行,报价是二千七百元。我将这一信息告诉恒松,并问他为什么比别人高一百五十元一台,恒松实话实说,他要供的货正是从华侨商行拿的,批量进货两千六一台,包送、包调试。我说那你报价也太高了,恒松说他打算每台为我多报一百元。我立即对他说,这完全没有必要,帮你是出于情义,如果我因此获利那就是不义了,这万万使不得。慢说老雷也是我的朋友,就算不是朋友,打工也应该有点职业道德。最后我问恒松这笔生意打算赚多少钱,恒松就说二三万元吧。我说:这样,你和你的供货商谈到两千五百五十元一台,供给我们两千七百五十元一台,这样一百六十台你可以赚三万两千元。你拿两千元请采购部和工程部的人吃餐饭,买点烟,到时吃饭我也参加,就算你的人情尽到了。你可以净赚三万元,渡过你眼前的难关。你还可以与你的供货商继续砍价,至于低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本事,能赚多一点更好,这我就不管了。其他的我自会和老雷去说,你不用担心,尽快组织货源。恒松又提出,华侨商行要先付三万元定金,货才能发出,而他手上又没有这笔钱。我说那好办,你出个收据,来宾馆先领三万元,算我们付给你的定金,你尽快办。然后我和老雷通了电话,告诉他电视定了索尼的,每台两千七百五十元。老雷说:是不是已经定了?谁定的?我说已经定了,是我定的。老雷说这个价格高出了市场价,我说人家供应的是进口原装货吧。老雷哈哈大笑说:你完全是外行。这种机子都是沿海组装的,哪来的原装进口?我说这个问题不讨论,我定的是董恒松组织的货源,我有意让他赚点差价,一则他现在很困难,二则也算我还他一个人情。老雷说:这还差不多,你还老董一个人情是应该的,那我也还你一个人情,这件事就这样定了。我说:这批货是货到一定要付全款的。老雷说:没问题,既然是还人情,肯定不能拖泥带水,货到宾馆就让他们来拿支票,倒进帐以后货再下车。我把电视机的全款专门给你留着,这你放心。两天时间事就全部办完了,皆大欢喜,至于老董究竟赚了多少差价,我也再没问过。
    经过三个月的筹备,宾馆正式开业的日子临近了。在各部门微调的情况下,我重新拟定了西虎宾馆各部门经理、主管的任命名单,带着名单和老雷碰头,让他最后确定。他看都没看,只说:“这种事你定了就行了。还是你那句话,今天能用就用,明天不能用随时换。问题是这些人的工资标准你是怎么考虑的?”我说:“参照目前的市场行情,如亚洲大酒店、蓝天宾馆和葛洲坝宾馆的情况,部门经理月工资定为一千二百元,主管八百元,普通员工四百五十元。”老雷一听连说:“不行不行,太低了,待遇低了留不住人,也不利于你的管理。要员工听话,服从管理,首要的前提是他要在乎这份工作,再好的工作条件、工作环境都抵不上待遇对人的吸引力。这样吧,部门经理一千五百元,主管不低于一千元,一般员工不低于五百五十元。需要再细分你自己掌握,你的问题我单独解决。”我说:“不是我的问题,部门经理就是比我工资高都没有问题。我担心的是这样一来,宾馆的运作成本就高多了。况且工资是个很刚性的东西,只能升不能降,每年总还要递增一点,先定这么高以后怎么搞?”“你考虑问题就是太远太细,这是你的长处,也可能成为你的弱点,你胆子没有我大,这也是一个原因。做事考虑太多,就容易举棋不定错失良机。你这种性格的最大好处是做事不容易失误,但成功的几率也相对小些。”“所以老板只能你这种人当,我最适合做打工的。”“我完全不是你说的这个意思,你又跟我闹醒黄(武汉方言:开玩笑)。还是谈工资,你就按我说的办,成本高的事你不要多想,走一步看一步吧。”我接着提出开业庆典,为了凝聚人心,也为了检验一下餐饮部的实际运作能力,准备全体员工大会餐,大约要办七十桌左右。到时请他去和全体员工见个面,讲几句话。老雷说全员聚餐他赞成,但他自己就不去了。我问为什么,他很坦白地说:“去了就要讲话,你知道这种场合我讲不出什么话,还是不去算了,你代表我讲一讲就行了,反正这也是你的强项。”“这种场合我怎么能随便全权代表你呢?”“怎么叫随便代表?这个公司是只有你能全权代表我嘛,这连我的弟弟妹妹都知道。你只管代表我就行了。”
    开业庆典十分热闹,四百多员工齐聚一堂。我代表老雷讲了话,告诉大家今天台上坐的都不是老板,和大家一样,包括我,都是打工的,所以我们大家不但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在地位上也是平等的。我们之间的相互支持相互帮助,从本质上讲就是在帮助和支持自己。我还十分坦诚地把各岗位定工资标准的过程向大家作了披露,好人老板来做,恶人我来当。事后知道大家并没有把我当恶人,而认为我是一个很直率很坦诚的人。晚上聚餐,然后各部门表演自编自演的小节目。前厅员工的节目是走T形台,员工服装表演,别开生面,赏心悦目。想不到花几十万元定制的员工服竟有这么多品种,穿在年轻人身上这么漂亮时尚。由此也可知一家宾馆前期投资之大、事情之繁杂,真不是先前我认为的“宾馆无非是鸡毛旅店的放大”所能概括的,何况我们还仅仅是个三星级酒店。
    开业前头疼的事很多,尤其是与税务打交道。经过几番招待,答应营业税征收按征七挂三实行,即征收百分之七十,百分之三十挂帐,可以不征收入库。后几经洽商,包括和硚口区税务局局长、书记反复商谈,最后降为征六挂四。谈的次数多了,也认识了不少税务所长。那时候权力寻租刚抬头,还比较隐蔽,多半是打着关心企业发展、放水养鱼的旗号,和企业界的人交朋友,虽有往来,但还不至于行贿受贿,顶多是送点烟酒、吃吃喝喝。一天和一位所长喝酒,谈到税制改革,以后工商企业要实行增值税,他谈到企业原有的库存材料可以预先上报将来抵扣税款。我听到这一信息,立即想到长明厂里不知办了这种预报没有。当天下班后到长明厂里一问,代帐的会计没办。第二天我赶到长明厂税务关系所在的西马街税务所一问,预报期限还有最后两天了。我立即赶回长明厂里对库存材料作了盘存,并按帐面上的库存原辅材料余额做好了报表,一共是三十多万库存,可以抵扣税款五万多元。当然不是你报多少就是多少,还要做得帐表相符、表表相符,而且还有专职税务人员组成的专班来企业对帐表进行核查。
    我丢下宾馆的工作,忙了两天半,报表基本通过。西马街税务所通知我将报表整理完善,第二天上午前务必送到。我连夜将各种报表整理完毕,指望第二天上午送去。哪知当天晚上老雷告诉我明天上午有一件急事,要立马去办,是关于洗衣房的事。每个宾馆的布草洗涤不但繁杂而且量大,原打算在宾馆后面建一洗衣房,但用地一直和三五〇六厂没谈好,而且洗涤设备包括建厂房,投资在一百万元以上。几经商量,打算买下一家专门从事布草洗涤的中小型厂家。正好有一姓孙的女老板在江边办了一家洗涤厂,因要移民国外,决定卖厂,老雷已大致和她谈好,只等我第二天上午去最后敲定价格,并签合同,所以第二天上午我非去不可。第二天八点钟开始谈,一直为她的自备电源安装的变压器作价谈不拢,老雷给的底价不超过五十万元,我出价四十五万,孙老板咬定五十二万,一直谈到十点多钟,最后敲定四十七万。我一看离到西马街税务所交表的最后时限还只有个把小时了,就借口我没带宾馆的公章,下午两点我带上公章和支票来签合同办移交,孙老板答应了。我慌忙火急地赶到西马街税务所,区分局审查库存预报的税务员正准备收摊子下班走人。我立马送上报表,陪了一通笑脸,报表总算受理了,我心里放下了一块石头。
    哪料到我下午赶到孙老板处,她竟然变卦了,说已经卖给了附近的一家美容美体中心,人家主要看中了她的自备电源,出价五十二万,钱也划了,合同也签了。我一听叫苦不迭,真不好向老雷交待。好在她是五十二万成交的,我只好对老雷说因为价格原因没谈拢,老雷埋怨我太死板,五十二万就多二万块钱,为什么不答应她算了?我说我是想答应她,谁知她卖给了另一家。老雷也没再埋怨,却苦了宾馆,通宵达旦抢建洗衣房、进设备,赶在开业前正式运作。万幸的是,送到西马街税务所的报表没白送,两个月后正式通知到了长明厂里,确认长明厂预交增值税五万多元,允许长明厂在以后应交的增值税款中分三年冲抵。为长明厂争得五万多元税款,也算对朋友尽了一点心,尽了一份力,对得起朋友给我的这份工作,对朋友的长期关照作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回报。

                          参与组建西都集团公司

    转眼到了年底,老雷知道我每年都要回重庆去看我的老母亲。腊月二十七,在他的办公室召集公司有关人员开了个会,主要是发年终奖。办公室放了十多箱茅台酒,老雷开门见山说: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碰头,一个人发五千元年终奖、两瓶茅台酒。徐总爱喝酒,朋友也多,就拿六瓶。我说我就和大家一样,也拿两瓶吧。老雷说人和人不同,花有几样红,你应该拿六瓶。还对其他人说,你们都应该向徐总学习,老徐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从来不贪。会很快结束,老雷要我留下,待人都走了,他拿出一个报纸包着的包对我说:这点钱你拿回去过年,你们全家三个人回重庆的机票已经在我们宾馆商务中心定好了,你去看看名字对不对,钱已经付了,只取票就行了。回去多玩几天,没有急事我不会打扰你,但我给你去电话就说明有急事,那你一定要尽快返回。代我向伯母问好。我回到办公室打开包一看,整整六万元。
    到商务中心取了票。第二天回到重庆,平生第一次给了母亲三千元过年。母亲嫌多了,明显看出对我现在的状况有点不放心,我也不好多解释。母亲见我用上了大哥大,问我现在到底在搞什么事,我只说还是在给朋友帮忙,在宾馆做事。母亲看我不想多说,也就不问了。在重庆玩了二十多天,乘机回汉,工作照常。
1995年5月中旬,公司已有西虎宾馆、西都娱乐城、保定邦德物业公司、西都房地产公司和保定邦德房地产开发公司,再加上沈阳的装饰公司、深圳的电子公司和长春的汽车贸易公司,共有八家公司了。我想应该趁势成立西都集团公司,于是向江岸区政府提交了成立集团公司的报告。区里很重视,没几天派下来一个包括体改委、计委、经委等相关部门的工作组来宾馆调研,实际是来摸底了解情况。我全权接待,负责介绍各个公司的情况。汇报、询问、查看报表一共进行了三天,工作组明确表示我们已经具备了组建集团公司的条件。又经过一番忙碌,编写各公司及集团公司的章程、董事会决议等文件,不几天集团公司就经工商注册正式成立了。
    其实所谓集团就那么回事,总公司的负责人除了老雷就我一个人,加上一文员兼出纳,一个会计,如此而已。另有名义上的二位副总,那其实是为融资方便对外这样叫。这样一来,对各子公司的指导、监管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因为总公司就我一个副总,于是又给我加了一个财务总监、一个总巡视员的名义。老雷除和银行打交道融资外,其他的事基本不管,同时私下告诉我,涉及到融资的事,可以把关决策(主要是指融资成本方面),但一般不要介入,更不要在相关文件上签字,以免承担责任。这对我的确是一种保护措施。这样一来,我更多的时间只能在鄱阳街总公司这边上班,宾馆的事只能监管,有事问我就管一管,不问我也就懒得去管。我原来在宾馆的办公室、休息室还保留着,宾馆和娱乐城的消费免单,包括总公司员工的日常开支报销,仍由我签字。摆脱掉许多具体事务,虽然一个月有大半个月在几个公司之间飞来飞去,但其实是很清闲的。
    一天刚上班,江岸区劳动服务公司的张经理带来一位《长江日报》记者,说是要采访我,要我把公司情况详细介绍一下。于是我又把成立集团公司时给工作组汇报的情况讲了一遍,记者边听边记,搞了老大一个上午。最后记者问我:你们集团总共有多大的家底?我说:你是问总资产有多少、盘子有多大?记者说,就是这个意思。我很坦率地说:包括银行贷款,总盘子有二亿八千万左右。记者也不问银行贷款占多大比例,只是说:听张经理讲,一年多前你们只有几千万的资产嘛。我说一年多前我还没有来西都集团,具体情况不了解。一上午的采访结束了。
    不到十天,《长江日报》第二版上大块的文章出来了,文章的标题是“西都集团突飞猛进”,副标题是“四轮驱动,两翼齐飞”,洋洋洒洒数千言,大意是说西都集团由一年多前的一家公司,经过一年的突飞猛进,发展到现在的八家公司,资产由几千万发展到两个多亿。我一看哭笑不得,这哪里是生花妙笔,简直是狗扯羊腿,生花烂笔。一年多猛增两个亿,卖毒品也没有这样快嘛。明明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老雷还偏偏拿着报纸四处给人看,凡看过的人无一不表示“了不起,了不起”。尤其是保定等地那些外省官员们还直夸西都集团确实是一家有实力的企业。这也难怪,谁让《长江日报》是武汉市委机关报来着。

                             筹备保定金迪大厦项目

    在保定注册的两家公司主要经营我们在保定投资建设的一座金迪大厦,这个项目是从当地一家公司花两千六百万元买下的。当时地下两层已建好,整个大厦占地三十四亩,地处保定高新技术开发区,是当时保定的地标性建筑;概算投资规模是二亿元,楼高三十二层,请马来西亚一家建筑设计公司做总体设计。
    对这个项目我一直持反对态度,在开会讨论的时候,尽管老雷在会上对我许愿说:“只要大厦能按期建成,首先奖励徐总二百万,其余的人按功行赏。”我仍然认为这样搞摊子铺得太大,投资回报不明,且异地投资一旦与地方政府关系没勾兑好,极易受制于人,所谓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多数人赞成我的看法,老雷急了,说:“老徐什么都好,就是这一点不好,专喜欢和我唱反调。”我说:“我这个角色从本质上讲,主要工作就是要和你唱反调。如果我什么都对你随声附和,那你犯不着花大价钱把我请来,随便找个什么人就行了。其实我反调唱归唱,不唱我就是失职,但大主意还是你自己拿。”果然老雷力排众议,拿了大主意,定下了这个项目。
    会后他告诉我,拿这个项目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有了金迪大厦这个项目融资更便利。投资这个大厦前,与保定方面商定,老雷可以投入八百万控股保定市北市区一家信用社。有了这个信用社,就可以合法地和其他信用社、银行开展拆借、引存等金融业务,说白了就是可以拿纸(信用社的合法存单)换钱。老雷嘱咐我一定不要沾这个边,只把工程建设抓好、人管好就行了。这时我才明白过来,这样做尽管违规,但不违法,实际是钻政策的空子,真是上有七算下有八算,你有重担子我有硬扁担。在人鬼神共存的资本积累初期,就看谁敢搞,真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此话确有一定的正确性。自此保定的项目正式进入启动阶段。
由于保定高新区管委会、市政府对我们投资建设金迪大厦的意图存有疑虑,前期的诸多手续迟迟办不下来,公司保定办事处二三十人也是一盘散沙。于是老雷带我去保定,希望尽快打开局面,让工程动起来。到了保定,老雷住在燕赵大酒店总统套房,成天找办事处人员个别谈话,工作上的事情都交给我,还是那句话:“老徐,你放手干。”于是他谈他的,我干我的,第一步还是搭班子。我以总公司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红头文件”,将办事处划分为工程、外联、后勤、财务、办公室共五个部门,根据我掌握的情况,为五个部门指定了部门经理,对各部门的职责范围、工作内容作了界定。并规定保定的工作,由总公司直接管理,具体由我负责,我重点监管三项工作,即所有对外合同的审定,一切费用开支的审批和全部人事的任免,附加一项,就是与当地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的沟通协调。文件起草完了,老雷也懒得看,我择要给他讲了一通,他说完全同意。
    于是当天晚上开办事处全员大会,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文件中的各项规定。散会后时间还早,大家要求娱乐一下,先跳舞后桑拿。我跳完舞就回了房间,正准备洗澡,工程部陈经理来找我,说大家都在找我,要我下去桑拿。我说要去你们去,房间又不是不能洗澡,桑什么拿。陈经理说,老雷都和大家一起去了,你是我们办事处的直接领导,第一次娱乐活动,还是与民同乐一下的好。我只好随他下去,房间已安排好了,我按摩了两个钟,出来他们早已付帐回房间了,我只好把我自己的帐结了。一到房间,屋里包括老雷坐了十多个人,我一进屋,全体一齐哄堂大笑,搞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问笑什么,老乔说:徐总扎实呀,一下搞了两个钟。我说:什么搞了两个钟?我就是按摩了一下,和小姐聊了聊天。大家又一阵哄堂大笑,我这才明白了他们什么意思,正想发作,老乔问我:徐总你结帐花了多少钱?我随手拿出帐单,说五百三十元。老乔说:那是聊天,那是聊天。工程部陈主任说:真是浪费了给你专门留的八号服务员这么好的资源。老雷这时开口了:你们这些家伙,把徐总当了是你们,我们老徐是有层次、有修为的正人君子。你们以后生活上都注意点,到时候莫说老徐找你们的歪。我拿过他们的结帐单一看,连跳舞带桑拿一晚上二十几个人消费了二万多元。我见办事处的主要成员都在,就坐下来,接过老雷的话说:我们大家都出门在外,生活上自有诸多不便。但我们是个正规企业,三十多个人也是一个小集体,凡事要注意影响,不能损坏公司的名誉。当然大家的私生活我无权管,也管不了,但决不能整出问题来。不出问题,怎么搞都是你们自己的事;一旦出了问题,那就成了公司的事。公司的事无论大小都是公事,没有私事,既然是公事,那我就只能公事公办。今天借这个机会算是打个总招呼,我这也是职责所在,扫了大家的兴,还请大家理解。我这样借题发挥,一本正经地搞了一通,无形中给多数人留下了老徐严肃、古板又爱较真的印象,这种印象对管人有好处,但要与人平等相处就未必是好事了。
    第二天与保定市委的张副秘书长和政府办公厅李副主任约谈,促请尽快办理前期手续的若干事项。他们婉转地告诉我,市里领导想和我约谈一次,了解一下我们来保定投资的打算。我清楚他们是想摸摸我们的意图,是真搞还是假打,亦或是别有所图。我听出了弦外之音,遂一口应承下来,约定三天后在高新区会议室面谈,政府方面由主管的田副市长和高新区管委会马主任接谈。我回办事处立即把这个任务交给新任命的办公室主任,也是公司的法律顾问老邹,要他起草一份汇报稿,实在来不及整个提纲也行,他一口答应了。我想这对他应该不是难事,正牌律师,通过全国统考取得律师执业资格的人,这应该是小菜一碟。哪知到了赴约谈的头天晚上,我向他要稿子,他却支支吾吾起来,说他不知道从哪里下笔。我一下火冒三丈:你要么不答应,要么提前告诉我你搞不了,我都不怪你。现在弄成这样,这不误事了吗?不说你对不起你那十二万元的年薪,更对不起你那个狗屁律师的招牌。他自知理亏,也不吱声。无奈,我只能临时抱佛脚,自己起草了一个汇报提纲,其实十几分钟就搞定了。也怪自己偷懒,投资是什么意图,我没说他也不问,这也不能全怪他,这是个需要自圆其说的事,他资讯有限,自然不知从何说起。第二天一早,我一个人单刀赴会,老乔建议我把老邹作为我的秘书带上,我开玩笑说,今天约谈的内容是公司高层决策的事,属商业机密,让老邹掺和反而显得假了。
    我一到高新区,汇报立即在小会议室开锣,只是对方多来了一位市招商局长。既然是汇报,当然是我一个人说,他们三个人听。开场自不免客套一番,我说:“作为外来投资者,有义务向当地主管领导汇报我们的投资打算,包括项目内容,对项目的期许,具体实施步骤、方案,也就是我们这次来是投资什么,怎么投资,为什么投资。这些是领导们希望了解的,也是我们应当如实相告的。这个汇报我们已经期待许久了。今天各位领导拨冗听取汇报,我就先从我们西都集团的概况说起。”于是把总公司下辖的八家企业的规模、注册资金、员工人数、经营项目、投资额度,一一作了介绍和说明。听起来有点牛皮哄哄,虽有夸张但虚假不多,一口气讲了半个多钟头,三位听得云里雾里。我接着说明我们为什么来保定投资。首先铺垫一番,说为这次投资总公司开了三次董事会专题讨论,从开始的意见分歧到达成共识,先后派了两批专业人士来保定考察投资项目,反复对可行性报告进行了论证。除了这些技术层面的工作促进了投资意向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第一,作为企业最基本的活动是要将本求利。公司现在有这样一笔资金,放在帐上就是一串数字,不进行投资就不算是钱,要钱生钱就要找项目。在武汉我们已有两个在建项目,一是买下的汉口闹市五福路二号地块,是原武汉工具厂的办公楼和厂房,现正拆除重建一座一万三千平米的宾馆;二是西虎宾馆的二期扩建工程。此外,公司在武汉目前没有找到更好的项目。第二,保定这个项目有一定的利润空间,首先地价便宜,三十万一亩,三十四亩地全是批的商业和住宅用地,现在准备建设的金迪大厦占地不到十亩,余下的地日后不论是用作商业或民居,升值空间都比较大,总之有利可图。第三,目前保定正处于大规模投资建设的初期,高新技术开发区又是国务院批准的全国十三家高新区之一,我们率先在这里投资建设的又是目前保定市最高的地标式项目,这就无形中占据了外来投资者在保定的制高点,这对公司的商业效应是非常巨大的。第四,我们最终的投资着眼点,老实说并不在保定,而在北京,我们想挤入北京的房地产开发市场。但苦于目前我们的人际关系、资金准备都还不具备这个实力,所以要把保定作为一个跳板,作为一次试水,逐步经涿州再向北京推进。在保定可以进一步积累资金,积聚人脉,对公司的人力资源也是一种锻炼和提升。概括地说,就是基于这些原因,促成了公司董事会决定在保定投资建设金迪大厦。附带的原因是,保定作为河北乃至京城周边的一个北方重镇,现在还没有一座像样的购物中心和四星级宾馆,而金迪大厦的功能就是要填补这两项空白,而酒店包括娱乐业的管理经营对我们公司来说是轻车熟路。据我们考察,保定市的消费水平不低于、某些方面甚至高于武汉市,这些就是我们投资的原因和意图,不知道我向各位领导汇报清楚没有。马主任说:“徐总客气了,今天主要是想和西都集团的领导见个面,不能说是汇报,主要是交流一下情况。我个人对徐总介绍的情况很满意,也很高兴。今后企业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直接找我,我们一定为企业服好务,当好后勤。会后我们一定把徐总介绍的情况向领导汇报。”准备离开时,我邀请几位领导抽空到武汉去考察一下我们西都集团,他们立马很高兴地接受了邀请,说一旦定下来就通知我。
    政府这边头绪理清楚了,办事处的组建工作就需要加快铺开。首先在保定高档的花园小区里买了两套四室两厅的房子做办事处的员工宿舍,然后花一百五十万元买下北市区公安分局临街的一幢办公楼的一半,一楼做信用社的营业用房,二楼做信用社的办公室,三楼做办事处的办公室。同时在北京亚运村租下一套四室二厅的房子做北京办事处。各处的人员也已配齐,只等金迪大厦开工了。
    这时高新区通知我,保定市政府打算派市委张副秘书长、政府办公厅李副主任去武汉参观,并确定即日动身。说是参观,实际就是去考察西都集团。我们的接待不但妥帖而且是高规格,除派出公司的两台奔驰外还另借了一台奔驰车,供他们使用。接待人员据说是请来上海舞蹈学校的学生,说是公司文员,负责全程陪同。武汉市委、政府这边,我们请到职不足一周的市委副书记、副市长韩忠学在宾馆会见了保定的一行人,使他们觉得很有面子,按级别,韩忠学出面对他们来说的确是超规格接待。在欢迎宴会上给了他们一个错觉。闲谈中韩忠学说,武汉正在筹建长江三桥,问西都集团能不能为三桥融点资。老雷说,境内融资恐怕有难度,看新加坡和马来西亚那边的朋友有没有可能,这需要时间进一步沟通。保定一行人听得一愣一愣的,真不知老雷有多大神通。其实老雷也不是无中生有,那时我们正和湖北证券公司常总介绍的香港一家财务咨询公司洽谈,由这家香港公司引荐境外一家美国背景的亚洲投资公司给我们借贷三千二百万美金,约合二亿八千万人民币,条件是以金迪大厦项目作抵押(这件事后面再说)。保定一行人在武汉玩了五天,算是考察了,满意而归。
    我们这边正筹备金迪大厦的开工典礼,一天晚上快九点钟了,老雷突然通知我到西虎宾馆开紧急会议,等我赶到会议室,已经坐了七八个相关的人员。原来是保定的信用社出了问题,信用社主任姓董,部队正团职转业到长春农行,后来下海,金迪大厦项目他是股东之一,算是我们的合作伙伴。在公司各级职权的划分上他应该属我们领导。他背着我们,用保定信用社的存单在云南瑞丽的一家信用社引存了一千六百万元,然后把钱私自转给武汉一位姓付的私人老板使用。此人我们都认识,正在筹建黄浦路立交桥下的凡尔赛宫娱乐城。得知这一信息,大家都十分震惊,开会主要是商量怎么处理这件事。老董已被老雷监控起来,关在宾馆的十五楼,派了两个人看守。情况介绍完后,大家纷纷表态,都认为付老板肯定还不了这个钱,一致认为应该立即把老董这件事上报保定市政府,让政府来处理,以摆脱我们的干系。众口一词,我一直没表态,老雷同意大家的意见,最后他征求我的意见,要我也表个态。我说:这件事暂时还不能上报给保定市政府。一是问题还没完全搞清楚,是不是只有这一笔?更重要的是,一旦捅给保定市政府,那必然要引来对信用社的全面审计,我们通过信用社的融资规模是老董这一千六百万的十倍以上。我们虽然不是像老董这样严重违规违法,但政府一定会责令贷出的资金归位,我们一时半会儿到哪里去筹集这大一笔资金归还信用社?古人说,每逢大事有静气,事急从缓,想周全后再行动,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现在我们只当还不知道这件事,先把问题搞清楚再来商量善后。这件事先严格保密,我先找老董谈一谈,再作道理。包括老雷,大家好像是如梦初醒,连说“对,对,对”。老戴是负责融资的副总,沾染了许多机关习气,竟伸出大拇指称赞我:“高,确实是高,徐总真是我们集团的邓小平。”我说:“现在不是拍马屁的时候,大家动动脑筋,怎么把马屁股上的屎擦干净才是正经。我现在先去找老董谈一下,把问题真正弄明白。”
    于是我到了十五楼。老董被软禁在房间内,门口两个人看守。我对看守的人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像防贼一样?你们也太小看董总了,他不是那种敢作不敢当的人,绝对不会跑的。你们下去。老董对我苦笑了一下,同时招呼我坐下,我开门见山说:董总,我们都是老人了,都明白事情的轻重。现在后悔、着急、发火都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是大家配合把事情整明白,一起来想办法怎么善后。所以,你首先要实实在在地告诉我,这种事你一共搞了几笔,是多大的额度。你不如实告诉我,这件事就会按下葫芦浮起瓢。道理不用我多说,大家都是明事理的人,现在也只有我们能帮你。”老董沉默了一会说:“我们尽管相处时间不长,但我信得过你。徐总,我也不瞒你了,这种事一共搞了三笔,都是瑞丽方面为老付搞的,瑞丽的关系是老付的,我只负责出存单,额度一共是四千二百万。”我一听吓了一跳,但又不能形之于色,只好叹息一声:“老董你怎么这么糊涂啊,老付前后一共给了你多少手续费?”我这里不能问他收了老付多少钱,那样会使他立马警觉问题的严重性。老董想了想说:“一共给了一百三十万。”这笔钱我知道不会入信用社的帐,因为这个业务他本身就是背着信用社与他人私自搞的,行话叫体外循环,不会入信用社的资金笼子。所以我直截了当问他:“钱你是怎么花的?用完没有?”“基本上花完了。在黄石准备承办一期福利刮奖彩票,前期打点等费用就花了将近七十万元。”我心想,你老兄真是会用钱,来得容易去得容易,几个月就整掉一百三十万。我这时正色对老董说:“你私开存单为老付融资,这件说轻点是违规,但你拿这一百三十万元钱,就是地地道道的犯罪。这件事目前还有哪些人知道?”“我,你,老付,还有老雷恐怕也知道。”“这件事暂时压下不要扩散,以后是什么结果,那就看你的运气和这件事善后的情况。现在你一是抓紧向老付催要还款,把钱还给瑞丽,把存单收回来;二是如实地向集团公司写一份报告,不算是交待,就算是情况汇报吧,先划一个句号再说。你看怎么样?”老董想了想,点头答应了。我下楼来把情况向老雷通报,老雷也大吃一惊,但也无可奈何。我说:“只要老董把情况汇报如实写来了,就把我们的责任划清了,这件事只能静观其变。”后来对信用社的全面清查中,老董还是被判了七年刑。这是后话。

                                  金迪大厦开工庆典

    说我是公司的邓小平,这一半是恭维,一半是调侃,因为我是重庆人,又是个矮个子,故有此一说。这话慢慢一传开,公司外的朋友就真有人认为我对公司的事务有一点决策权了。殊不知凡是私人企业,决策从来是一言堂,即使偶尔按下面人说的办了,那也是老板采纳了你的建议而已。洪湖信用联社的周、李两位主任就以为我能决定一些事情。他们是公司负责融资的戴总的朋友,可能是老戴这样告诉他们的。于是一天下午,二位主任来宾馆与我约谈,首先问我年薪多少,我说在公司这边每月两千六,保定那边还开一份工资两千四,正好年薪六万。他们连说这怎么可能,是六十万吧?我说,你们出三十万,我给你们打工。我虽然年薪只有六万,但所有开销都可以报销,从解手纸到中华烟,甚至包括家中一些大的开销,所以我的工资是基本不用。二位主任说:就算这样,你的待遇也太低了,按你的能力自己随便搞点什么,一年搞个几十万不成问题。我说:“我一不买二不卖,在哪里去搞几十万?”“你可以自己搞一个公司,或者办一个上档次的餐馆嘛。”“谈何容易,那都是要大本钱的。”二位主任见话已入港,异口同声说:“我们借钱给你。”“借多少?”“五百万应该没有问题,五百万不论办公司或开餐馆都是像模像样的。”“你们的钱就那么好借?莫不是有什么条件吧?”“条件谈不上,只要今后公司帐上有钱,对我们的贷款利息能优先考虑,最好能按月还一点本金。”原来如此,因为我们欠他们联社的贷款余额是四千八百万元。我说:“你贷给我,不怕我到时候还不起?”二位主任说:“当然不是那么简单,你要拿一家公司为你的贷款作担保,只要在担保书上盖个章,反正章子都在你手上。再者我们也不怕你还不起,我们第一位考虑的不是怕你还不起,到时候你没有现钱还总有资产。任何银行都不可能保证所有贷款能如数收回,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每笔贷款在手续上要完善健全,合乎规定。这一条不过硬,哪怕借出去的钱收回来了,也算犯错误。只要手续没有问题,钱收不回来,那也算正常的。谁也不是神仙,就算审批人、经办人有点责任,也算不上大责任。”我心想:有意思,做钱生意的人不对钱负责,只要是按规定办的任何后果都可以与他无关,只要把自己的责任推干净就行。这也不奇怪,我们的制度就是这样设计的,为老百姓办事的官员可以不对老百姓负责,只要对上级负责就行了;不和上级保持一致,任你干了多少对百姓有利的好事,那都要让你靠边站。我想,这种风气一旦在全社会推开,工人不对自己生产的产品负责,农民不对自己种的庄稼负责,那岂不天下大乱。这些一刹那间的想法我当然不会说出来,只是对他们说:“算了,我不是做生意的那块料,我也不想害你们。共产党的钱不好用,贷五个亿还不起或许你拿我没办法,杀无肉剐无皮,投鼠忌器;贷五百万还不起,你随时可以捉我的人,甚至杀我的头。所谓窃国者侯,窃钩者诛,在这里同样适用。荣华富贵我没有那个命,天天的鱼翅燕窝也不能当饭吃,我还是一天吃我的二干一稀稳当些。”
    开工庆典的筹备工作已经就绪,与河北省一建的施工合同,与北京东方华太监理公司的监理合同,我也协同工程部签定。至于宣传与会场布置,自有各部门按要求去办。武汉市政府这边我们请了市小企业管理局段局长、江岸区委车副书记、鲍副区长三位领导出席开工典礼。这三位嘉宾自然是老雷和我负责接待,我全程陪同。他们到达当天,安排三位入住燕赵大酒店的总统套房。下午我和老雷陪他们闲谈了一会儿,初次见面,我就只听不说。他们不咸不谈地扯了一通,老雷不长于这种场合,借口有事告辞了,晚餐就只能我陪了。四个人到宴会厅包房,菜自然丰盛,但三位都不善饮,我也不大爱劝酒。大家为了不冷场,酒没多喝,话却没少说。鲍副区长非常能讲,滔滔不绝,妙语连珠,话题多是机关的那些事。我插不上嘴,心想一定要找一个合适的话题插进去,这不是想表现自己,而是不能让他们把我们这种人看扁了。上乘的陪酒人不但要善饮更要能讲,能操控宴席中的话语权。于是我先调侃了一下鲍副区长:“政府官员中像区长这样善辩的人还真是不多,不但内容宽泛,而且表达得干净利索。你要去说相声,一定能成角儿。”鲍副区长来了兴致:“哼,我是不说相声,我要去说相声,姜昆连饭都没得吃。”大家哈哈大笑,气氛一下活跃起来。见我开了口,他们自然不好冷落我,话题就自然要选择与我们相关的事,不能老讲机关那点事。能适应甚至能调动社交场面的人都知道要因人设置话题的套路,鲍副区长自然不外行,转头对我说:“你们太客气了,安排我们住总统套房,我这还是头一次住这么高档的房间。开工庆典嘛,不过是个形式,这样太铺张了。”我见话题来了,就拉开架子和他对侃,于是说:“你们都是我们的父母官,住总统套房是我们接待各位领导应该具备的规格,接待的好坏和诚意首先表现在接待规格上。这就不是形式,而是由此彰显了接待诚意这个实质。世界上很多事看似形式,但也往往是事物内涵的彰显或者折射。开工庆典先不谈,你看世界上所有的军队都要搞操练,一二一正步走,这一套和实战一点也不沾边,但却能培育部队的团队精神和令行禁止的气势。再如各种宗教,都有不同的仪式、礼仪,看似形式,但目的是通过这些形式来提升宗教的庄严气氛和教众的虔诚感。没有这一套东西,那宗教活动不但显得单调乏味,宗教的神圣感和教徒的心灵净化程度都会大大减弱,所以这些形式是为彰显宗教的内涵而设置的,因此它就不叫形式而是宗教内容的一部分。”老鲍说:“精彩!你说我能讲,你比我还能讲,有点哲学味道。车书记,你的知音来了,你两个有得一谈。”我问:“车书记是研究哲学的?”车副书记掏出名片递给我说:“我哪里谈得上研究哲学,我只是在中央党校哲学班进修研究生。”我接过名片看了看,说:“研究哲学确实不应该是官员干的事,那是哲学家干的事,一个国家有那么几个人去研究就够了。官员需要的是才干,学问当然也要一点,比方哲学,懂一点实用哲学就足够。我赞成文革中常说的学哲学用哲学的话,归根结底是用哲学。官员用哲学,说到底还是故宫两块匾额上的八个字:正大光明、中正仁和。正大光明主要讲做人做官,中正仁和主要讲施政做事。世界上没有绝对好的治国方略和为官之道,关键是凡事要把握一个度,什么事都是过犹不及,凡事弄到极致必然走向反面。官员重在持事中正、处事仁和,少一些舍我其谁之概,多一点平平淡淡之心;或者说力不可用尽,权不可使尽,这个话林彪写过一个条幅,其实这是句老话,老百姓都懂这个道理,话虽粗但理很端。再者说,哲学这个玩意,无非是人们在目力不及的情况下要借助的这样一门学问,和自然科学相比是最靠不住的。自然科学是依靠实验、分析、综合、统计、比较等手段得出结论,自然是可信可靠的;而哲学依靠的是思辨,所谓思辨说穿了就是自圆其说,而世界万物往往话有百说、理有百端,唯心论和唯物论谁更科学,只有天晓得,反正都能自圆其说。世界上信唯心论的人比信唯物论的多得多。所以说学点哲学,处事平和,凡事顺其自然,不逆天行事,才是学哲学、用哲学的正道。”就这样胡吹神侃一通,每个人都停下筷子,把宴会搞成了学习讨论。鲍副区长对车副书记说:“老车,听我们徐总一讲,长学问哪。”我连忙说:“我是个老百姓,乱想敢说,不像你们有那么多的顾忌。我这不过是井边打水河边卖,班门弄斧而已,见笑见笑。”老段是三人中带队的,这时正儿八经开口了:“武汉市私营企业成千上万,像西都集团这样规模的企业也不在少数,我们一般都不会参加企业开工庆典之类的活动。这次领导派我们三个人来,就是因为西都集团不但有一定实力,而且有企业文化,有内涵,政府就是要扶持这样的企业。有的企业虽然也能赚钱,但不过是一些暴发户,没有文化内涵的企业是走不远的。”我看陪酒的目的已达到,连忙说:“光顾说话,菜都凉了,快吃菜,快吃菜。”
    开工庆典既简单也不失热闹隆重,保定市的田副市长、周副书记和市委秘书长,办公厅副主任均到场祝贺,保定日报、电视台全程采访报道,并对老雷进行了现场采访,制作了专题片。
    中午由省一建公司(施工方)在燕赵大酒店设宴款待,席间保定市一把手幺书记匆匆赶来,解释有个外事接待,刚把客人送走就赶过来道贺。他一来,官员们纷纷站立起来让座,办公厅李副主任更是离开酒桌去迎接让座,一副诚惶诚恐的表情。我心里暗笑,李鸿章说中国最容易的事便是当官,从李副主任的表现看,这个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有时候要拿自己的人格和自尊做本钱。我和幺书记握过手后连忙去拉李副主任,要他还是回来坐在我旁边,他死活不肯,要我去陪幺书记谈话,我也只好随他去。和幺书记一谈,才知我们还是间接的同事,七十年代他曾经担任过武钢〇七工程的副总指挥。一方大员就是一方大员,坐下来十来分钟,即以公务繁忙为由,与众人挥手告别匆匆离去。众官员哽在喉咙的酒菜,这才咽了下去。

                                          独善其身

    开工典礼之后,施工就进入正常程序。办事处人员编制确定之后,老雷和我商量人员的待遇问题。老雷要我在保定这边再拿一份工资,我认为这不合适,老雷坚持,说这叫按劳付酬,并不是拿的冤枉钱。还要求以我的工资为上限,再逐级定下面各部门人员的工资,因为办事处除几个专职司机外,其余都是管理人员。老雷提出的标准是比武汉这边同级别的人员工资高出一倍以上,我坚决反对:同一个公司差别太大,不注意综合平衡,这一部分人满意了,另一部分人则会心理不平衡,虽然在异地工作,个人付出多一些,但可以用别的方式补偿。例如实行生活上的供给制,所有日常生活开销的费用均可报销,大家实行同一标准,物资统一采购,定期发放,让他们基本上不动自己的工资。老雷同意了这个办法。
    实行的结果,大出意外。因为“供给制”没确定人头的具体标准,没在货币上进行量化,结果办事处用钱真如泼水,一切物资追求高标准,只买贵的不买对的,头一个月就用了二十多万元,人平将近一万元。报销的发票五花八门,一张发票二三千元,内容就是四个字——“办公用品”或者是“招待费用”。我看了大为光火,木已成舟,又不能不签字不准报销,况且法不责众,钱确实用出去了,明知有猫腻,但无证据。
我开始没动声色,在保定和大家同吃同住了几天,早中餐倒是在小食堂八人一桌吃饭,晚餐除办事员外,各部门负责人则多半上餐馆,然后是唱歌跳舞,洗头泡脚桑拿,除小费自己掏钱外,其余一律以招待费开票报销。我这才看出门道,难怪开销如此之大。于是召集各部门负责人开会,我这里刚开了个头,指出这样天天酒池肉林,夜夜笙歌达旦,不但消费太高,也影响工作。且外界影响也不好,一行人开着凯迪拉克、三菱跑车、进口帕萨特招摇过市,哪像投资创业的样子。话音未落,一拨人异口同声嚷开了,说是这些活动是为我安排的,平时多半是在办事处打打小麻将。我问一个月内那么大的开销是怎么发生的,办事处主任老乔摆出很诚恳的样子说:“想到大家都背井离乡地在外地工作,生活上放得宽了一些,主要责任在我。但是金迪大厦是几个亿的大工程,多花个百把两百万也是正常的,况且只要把大家的积极性、责任心调动起来,随便省一点也不止这个钱。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一餐饭四五千块钱也是常事,只不过你们那叫应酬,是工作,我们这叫消费,其实多半还是为了工作。”我明知他们这些说法都是狗扯羊腿,真实的想法是:钱不是自己的,甚至也不是老雷家里带来的,说穿一点是“纸”换来的,再节俭的人都逃不过“钱来得容易去得也必然容易”这个规律,何况这钱还不是自己的。这样一想,我也懒得去和众人作对了,只强调在办事处和员工住地只允许正当活动,不许搞歪门邪道,我只求眼不见心不烦。再者,花钱花在明处,该自己掏的钱不允许假公济私,更不允许搞猫腻。这事也就不了了之。后来也确有些收敛,但我每次去还是天天酒肉上餐馆,夜夜笙歌去舞厅,大家每次都说:沾徐总的光,我们也轻松一下。
    我每个月至少要去保定一次,多时三次,少则一二天,多则三五天,同时还要兼顾沈阳、长春的事,有时也跑跑广州、珠海、宜昌、万县等处。开车跑长途,飞来飞去,成了我的主要工作。公司不成文的工作分工是老雷专搞融资,公司的日常事务归我,他极少过问,用他的话说是他专门找钱,我专门用钱。每次外出,穷家富路,少则带一两万,多则带十万八万,所有费用全额报销。每次回公司我都给老雷报帐,常常是多余万把块钱,老雷总是不看帐,只说“统倒统倒”,余款好像成了我的出差补助。但二万以上的余款,我 还是要坚持退给他,一是我的确不是个很贪心的人,二者我也是个比较爱惜自己羽毛的人。
    一次孝感七建为我们宾馆搞二期扩建,余下的三百万工程款宾馆迟迟卡着不给,他们找了宾馆无数次,总是被搪塞。不知是谁出点子让他们找我,于是他们老总带着三个人找到我家里来了,带了两瓶五粮液、两瓶茅台、四条中华烟,请我给宾馆说一声把款付给他们。我当即说除质保金外,其余的二百多万一分不少,明天叫宾馆财务部一次付给你们,但条件是送来的烟酒必须拿走,否则我就不管。七建的老总也是个犟人,说你要我们把东西拿回去,那我宁肯不要你帮这个忙,莫非交个朋友都不行?我说这谈不上帮忙,这本身就是我分内的工作。我以前是不了解情况,我们是宁可欠银行的大钱,但绝不欠往来户的小钱,这也是我们雷总一贯坚持的做法,只是下面的具体办事人不了解这一点。话既然说到这个份上,东西我收下,明天你们来拿钱,我在宾馆请你们七建管理层的人吃饭,单由我私人买,我去安排。有时间我来陪大家一起吃饭,没时间你们就自便。中午吃饭,下午去财务拿钱,不吃饭不给钱,这样我们就两清了。七建的老总说,你这样一搞,那我们朋友都交不成了,算得这么清白。我说正因为成了朋友,才要亲兄弟明算帐,礼尚往来,像四川话说的:要得朋友长,夜夜算口粮。

                              公司危机开始显现

    实行市场经济初期,有一个人鬼神共存的阶段,搞得好的就由鬼变成了人,像长明这样的企业;再进一步就进化为神,像吉利汽车这样的企业;但大多则始终是鬼,而最终被打入另册。
    从1994年到1998年这一段是中国金融市场特别混乱的时期,由于金融业乱象丛生,经济领域必然会产生一批鬼,造就一批人,成就少数神。中国私营经济最初的资本积累主要不是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直接剥削,而往往是官商勾结,利用双轨制倒腾紧俏物资,利用审批权和人际网变相强买强卖,或者利用行政权力套取银行资金,所以出现许多一夜暴富的人和企业。像长明这样靠一点小关系、勤扒苦做而存活下来的企业,真是太不容易了。
    金融乱到什么程度,坏帐的比例是多少,至今不得而知,但绝对是一个能吓死人的天文数字。一次市政府通知在市委大礼堂开会,我到会后才知道这是召集武汉市百家欠息大户开会。说是“百家”,肯定不止,因为到会的有四五百人之多,而会议要求企业主要负责人参会,每家企业参会的人不会超过二人。会议由人民银行武汉市分行张静行长主讲,副市长张代重作总结发言,中心意思一个,严厉批评许多企业恶意欠息。有的上市公司有钱派红利,就是没有钱还息;有的企业天天在卖房子、卖别墅,生意红火,也是无钱还息;还点名批评葛店化工厂欠着银行八亿元贷款,多少年一分利息都不还,还说那是政府拨的技改资金。从会议讲话透露的信息看,欠银行贷款、利息分文不还的企业不在少数。今天到会的是“百家欠息大户”,还有“欠息小户”呢?那不更是多如牛毛?据会议讲话说,仅武汉市的企业欠银行利息就是几百个亿,还不谈本金。这使我感到十分震惊,小小一个武汉市就如此严重,放而大之,那全国的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我一直内心有一种隐忧,像老雷这样主要靠银行资金支撑,十个坛子八个盖,终有一天盖不住,资金链断裂,企业一夜之间将面临灭顶之灾。而且,如天文数字般的贷款拿什么来还?怎样善后?开过这个会借贷企业反而松了一口气,因为涉及企业如此之多,规模如此之大,治理起来必定投鼠忌器,法不责众嘛。就是把这些人都捉来杀了,他们的脑壳也不值几个亿。这些人又多少办有一些实体,下面有一批员工,一旦这些企业全部倒闭,这些员工怎么办?而这种企业的员工多半是全靠企业生存的人,一点退路都没有,国企工人下岗还有点可怜的买断钱,可以暂时维持几天,这些人一旦失业,而且是大规模的群体失业,那对社会的冲击将是十分可怕的。再者,这种金融乱象的盖子一旦揭开,必然引起广大储户的恐慌,一旦发生挤兑,整个金融体系将全面崩溃,那就不是金融危机的问题,而是国家政治危机的问题。所以,当局只能采取冷处理的办法,对明显违规违法的采用行政和司法手段,这种情况所占比例很小,如牟其中一类,其他的则采取逐步消化或者让时间来净化。
    我们老百姓处于社会底层,信息量小,少见多怪,出了一点事就担心天要塌下来了。其实不然,像我们这种大国,又是一党执政、高度集权的国家,其国家机器的能量是十分惊人的,整个社会的自我净化能力也是不可想象的,文革这样震惊世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都可以让它慢慢平静,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慢慢被修饰到当局可控的范围,这可是曾经牵动过每一个成年中国人神经的大事啊,何况其他。所以对执政者来说,中国眼下的社会制度和国家管理模式的的确确是古往今来最好最好的制度,再加上中国老百姓宽容隐忍、温饱即安、知足常乐、敬畏权力,这一切使我们的国家真是坚如磐石,这才是老一辈革命家留给他们下一代最宝贵的政治遗产。不肖子孙不思感恩,还在那里指东道西,指责老一辈如何不是,其实他们懂个屁,摘得现成的桃子还在那里卖乖。至于这种制度老百姓喜不喜欢,那一百个人会有一百个说法。
    话说回来,制度即使再好,也得人去掌控。这种制度是和“英雄政治”时代相匹配的,现在英雄们都走了,社会进入“平民政治”的时代,改革势在必然。好比房屋改造一样,是改装饰还是改结构,都大有讲究。有的人要想改结构,还自称是共产党员,这种人要是共产党,打死我都不会相信。说实话,现在当局的执政理念倒真是该改一改。很简单,真正的执政为民无非是对老百姓少一点管束,多一点关爱,如此而已。这些都是题外话,还是言归正传。
    经过几年静悄悄的自我净化,天文数字般的银行坏帐竟被化之于无形之中。建国以来中国老百姓勒紧裤带艰苦奋斗积累下来的巨大财富,有多少就这样装进少数人的腰包,可能我们永远不会知道。措施也简单,中央银行收紧银根,下面的金融机构想搞体外循环都没有头寸。再是剥离不良资产,成立所谓的资产公司,将银行的不良资产低价卖给这些资产公司,让他们去收烂帐,收多少是多少。这样一来,四大行的资产变得干干净净,几年运作下来,居然改制成功先后上市。说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专利,社会主义社会没有金融危机,那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金融市场一旦出现问题,政府不能干预,就是干预也有限,问题一下子就全暴露出来,于是形成危机;而社会主义社会政府的干预是名正言顺,而且倾国家之力,自然可以将这种危机化解于无形之中,无非是多花点时间,多让老百姓吃点暗亏而已。由此看来,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慢慢来,不要招(着)急”,真的是毛主席传给接班人的治国真言。
    会议过后,我向老雷通报会议内容,并根据当时的情况给他提了几条建议,一是整顿现在正在营运的企业,不能撒手不管,我一个人确实应付不过来。像现在这样不计盈亏,只是为了融资而作为幌子摆在那里的工程不能继续下去了。要想企业生存,不但要会找钱,更要会赚钱,借来的钱只有用得好,才能还得起,还得起才能玩得转。把借来的钱当成自己赚来的钱,再怎么会借也迟早要出大问题。第二,从公司现有资金中划拨一笔五百万元以上的额度存入单独帐户,由你信任的人保管,无论谁无论什么理由均不许动用,最好只有你和保管人知道这笔钱,不到死人翻船决不动用,以备日后揭不开锅的时候救急。三是以你信任的人出面由你出资开一间有一定规模的典当行或者金店,这类项目基本是只赚不赔的,一旦公司出现严重的资金困难,可以保证你日后的生活所需,有一个安身立命之处,不至于连吃饭都困难。
    老雷不爱听了,可能他认为事情还不至于像我说的那么严重,也可能他误会了我的意思,他说:“老徐,你放心,天大的事情我老雷一个人承担,决不会连累到你。”我正色道:“你这说的什么话,想都不该这样想。别说我没有什么事可以让你连累,就算真有连累,只要是我的事,我老徐决不会往外推。我的意思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任何事情都是盛极必衰,未曾登舟要先想退路,我这完全是替你打算。”老雷说:“老徐你误解了,我的意思是劝你不要太悲观,我会有办法的。”我说:“你也不要太乐观,人算不如天算,你有千算,天只有一算;人无千日好,花无百日红;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谤,也不是不可能的。还是多想想退路,没有坏处。”老雷不置可否,谈话不欢而散。我事后想,这也难怪,大凡财大气粗、在某一方面有建树的人,位高权重的人,往往自以为能扼住命运的咽喉。这种话用来激励年轻人的志气是可以的,而现实生活却往往证明,这不过是一种自大而不知天高地厚的幼稚而已。
多年以后,老雷和我谈起这段对话,后悔当初没按我说的办,否则也不至于现在连日常开销都困难。我说:你完全不用后悔,不光是后悔没有用,而是现在看来我给你的那些建议,即使办了,也于事无补。钱是你的,你存在谁手上都可以对他说,现在已经要死人翻船了,必须拿出来用了再说。人家能顶你一次,顶不了你三番五次,最终还是要拿出来用,也等不到今天。况且像你这种性格,事急了,人家买棺材的钱你都可以扯来用了再说。
    我这个话是有所指的。1999年江岸区长青房地产公司同意返还我们公司两年前预付给他们买项目的三百万元,但提出不能还现金,只能用他们的商品房折价抵还,最后商定用他们开发的车站路裕华园十四套房子,加市文化局对面的空中花园的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作价还我们。协议签订后,老雷带我去看那套空中花园的房子,说原来承诺给我搞套房子,现在就把这套房子给你,下个礼拜一来办房产手续,但装修你自己想办法。我当然很高兴地答应了。谁料想星期一老雷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徐,实在对不起,那套房子不能给你了。”,我问:“什么意思?”“礼拜六我赌球输了,把那套房子抵了赌债,实在对不住了。”我说:“不存在对不住,在房子没过到我名下前,那个房子就是你的,你有权任意处置。这个事以后再说。”好在我1998年就用平时积蓄的工资,加上平时出差报销老雷要我“统倒统倒”的那些钱,买了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并且按当时所谓的豪华装修标准进行了装修,一家三口居有定所,否则我真的会为这场空欢喜而烦恼。

                                  资金链一断,土崩瓦解

    1998年后,银行的银根逐渐收紧。公司的工作重心就是到处找钱,对一些融资信息的前期考察和意向性洽商就主要由我来担当。一个时期几乎大多数时间在飞来飞去,长春、沈阳、海口、上海、重庆、成都,前后跑了十多个城市,结果一事无成,一是因为多半的信息都不实,二是我宁可信其无不轻易信其有。如上海和长春的银主提出要到武汉考察,要先给他们提供考察费用,我一律一口回绝:你们信不过要考察,那是你们的业务范围,费用当然由你们自己出,这样才能体现了你们对这单业务的诚意。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考察期间的食宿由我们提供,返程机票由我们负责。这样一来,事情虽然没搞成,但也绝不会失误。再者,我内心深处也不一定想搞成,因为搞成了只会使公司债务越背越多,不要看今日闹得欢,要谨防日后拉清单。
    我这里没搞成,老雷那边倒真搞成了一笔,湖北长阳县农发行同意拆借给我们两千万元,于是老雷和我一起去长阳办手续。我主要是随同,任务是吃饭、喝酒、谈天,一切手续自有老雷去办。事成之后,聂行长提出能不能支持一下长阳的希望工程,额度是二十万元。我表示极力赞成,老雷认为钱多了一点。我说这个钱花得值,一是做好事,二是得名声。你一个区政协委员,一次政协会都不参加,不想参政议政,搞点实际行动也体现了你政协委员的觉悟嘛。这是开玩笑,但老雷答应了,先拿出五万元请聂行长转交长阳县政府,并决定由我全程监办这件事。
    第二天一早,分管文教卫的聂县长请我和司机到政府小食堂共进早餐。政府到底是气派,过早虽无山珍海味,却也是上十种点心小吃,五六种开胃菜,光粥都是三四种,我和司机一样尝一口都可能撑死。虽是贫困县,却决不小气,按这个规格一层层往上加码,慈禧太后一餐一百多道菜也算是合情合理的了。餐毕,聂县长亲自开车陪同我们去看需要援建的两所小学。首先看了聂家坪小学,需要建操场、围墙和教师宿舍,学校就在国道边,倒也方便。学校老师都出来了,聂县长说“是来欢迎你的”,我心想,只怕主要还是来迎接县长的,我不过是沾光而已。然后我们又沿着国道往前开了一个多钟头,到了贺家坪老雾冲小学附近,我一路上感到一阵阵耳鸣,以为是身体不适,一问才知道是海拔增高的原因,据说贺家坪海拔高度近三千米,难怪人有点不适。要到学校去必须开车走一段当地人修的山路,路是毛渣路,只有一辆车的宽度,而且极陡。聂县长的桑塔纳开不上去,我们的奔驰也要加足马力,方才开进学校的土坝子,也算是操场。学生的教室是一间土坯房子,可能以前是仓库,不但空间高,而且跨距也大,墙体上到处是裂缝,看到确实有点怕人,一旦倒塌真是后果不堪设想。为了欢迎聂县长,学校临时停课,我当即表示为了不影响孩子们上课,我们就在坝子里长话短说。我说:先支付的五万元,以建教室为主,用完了立即通知我们,当然我们需要大致验收一下,然后马上支付余下的十五万。同时还表态说,我回去后动员我们几个企业的员工,看能不能再为学校捐一点款。在场的老师和同学们自不免一番热烈鼓掌,我心知受之有愧,遂匆匆告辞。聂县长请我们在贺家坪用餐,一大桌农家菜,喝包谷酒吃烤土豆,区里领导作陪,菜的味道不错,人也十分热情。聂县长陪我们回到县城,送给我和司机一人两袋香肠两袋茶叶。我们重庆人是吃香肠、腊肉长大的,对此倒不以为奇。殊不知拿回家,一日我在长春,夫人特地给我打来电话,说我从长阳带回来的香肠味道真是好极了,她吃了几十年的香肠,真还没吃过这样好味道的。我回来后打开聂县长送的茶叶泡了一杯,你还真别说,茶叶的制作虽然粗糙不大成型,但味道真是柔软绵长,喝到口中很有质感。我不会品茶,但还是知道货比货,这茶比我们办公室的君山银针、蒙山云雾茶只好不差,而且特别耐泡,看来真是藏在深山人未识,小地方还真出好东西。拿了别人的好东西,事情却没有办好,后续的十五万不但没有兑现,动员员工捐款的事也成了空口说白话。这是我一生中不算很多的轻诺寡信的事例之一。
    从长阳拆借到一笔资金之后,再也没有资金入帐,各个企业基本是只赔不赚,即使赚一点钱,总公司费用这个黑洞也填不满,资金链处于断裂状态。保定的金迪大厦已基本封顶,但还欠着河北省一建一千三百万左右的工程款,于是工程处于半停顿状态。保定市政府很着急,三番两次通过办公厅李主任点名要我去保定洽商,无奈我只能再去保定。市里和开发区领导二十多人听我汇报,当然名义上是互通情报。我洋洋洒洒讲了一通,归纳起来是:大厦已投资一亿一千多万,但大头还在后头。后续资金包括装修、设备安装等共约需两个亿,我们不会让金迪大厦成为烂尾楼,因为那对保定至多是影响城市形象,而对我们西都集团却是致命的。再把话说到极致,真到那一步于保定也没有什么实质性损失,大厦的钱是我们投的,这么大的房子我们也搬不走,所以真正着急的应该是我们,其他人都是假着急,当然也是真关心。看我这样一说,有位区领导问我:你们在三个月内能不能将两个亿投资组织到位,让大厦动起来,尽快完工?因为都认识,我也就不客气地说:你对金融这一块完全外行,再有实力的公司,在如今银根如此紧张的情况下三个月抽调两个亿的资金,太不现实。何况我们的摊子铺得大了一些,再加上个别项目投资有些失误,资金目前确实有一定困难,所以整个工期也就是大厦的完工日期比原来设定的要后延一年半载。希望各位领导体谅企业目前面临的暂时困难。这一套冠冕堂皇却毫无实质内容的土官话都是从他们那里学来的,这一次也算是一个老百姓对一群当官的打了一回土官腔。
    整个集团的企业都是进帐少出帐多,有的企业是只出不进,资金日益紧张起来。这时湖北证券公司常总介绍的那笔境外资金的联系人恰好到武汉来了,我只知道他姓黄,香港人,代表亚洲投资基金来洽谈,具体操作方式是用保定的金迪大厦作抵押,利息按香港的现行利率计算,五年期额度为三千二百万美金,中介是香港的一家财务咨询公司。第一次在汉口天安酒店见面,黄先生拿出一个借贷方必须提供的各类文件清单,并商定由我陪中介公司的人去保定准备文件和大厦的录像资料,香港人来汉的费用他们自理。我们出于礼节为他们办理了返程机票,以后这就成为双方往来的惯例。我费了好大劲,忙活了十多天,备齐了各类文件,由老雷亲自送到香港。可事情一拖就是将近半年,其间黄先生多次来汉,今天要一个文件明天要一个文件,反复折腾。
    半年后事情有了进展,黄先生通知我们去珠海有要事商谈,我和老雷去了。香港人很大方(其实香港人是很抠的),在拱北海关不远处的一家度假村给我和老雷一人定了一间独幢的三层小楼别墅,费用由他们支付。待了三天,除了海吃海喝,就是半夜起来到处去宵夜,并没发现有什么要事相商,只是老雷和黄先生单独谈过一次。我只是和澳门来的季先生谈了两次,但又不是谈资金问题,他是黄先生介绍过来想给大厦提供设备的商人,因为只是意向,谈起来也不得要领。三天过去打道回府,澳门人很当回事,特地请我们吃大餐,还送了两斤泰国或是马来西亚产的燕窝,倒也不虚此行。
    一晃又过了三个月,又通知我和老雷去广州,这次给我们预定了白天鹅宾馆的套间,八百多块钱一天。又住了三天,其间有专人很慎重地从香港送来一个蜡封的文件袋,说是给我们的重要文件,全是英文。我送到白天鹅宾馆的商务中心,花了一千五百元翻译出来一看,原来是酒店的一套员工培训计划,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是唱的哪一出?我和老雷、常总一起商量,大家都百思不得其解。前前后后搞了近一年,我们的费用不下三十万,他们的费用也不在小数,他们也从来不给我们提什么个人经济要求,费用支出也很公平,他们来我们接待,反之也一样,而且他们接待的规格往往比我们高,没有一点骗钱的迹象。这些人莫非发神经?连搞融资的行家里手常总也说不知他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而且查询得知,亚洲投资基金确有这个机构,据说是美国老兵基金的一个分支机构,这就奇了怪了。好在我们也没有什么损失,只是白忙活了一阵,空欢喜了一场。
    私营企业,只要资金链一断,立刻土崩瓦解,首先是树倒猢狲散,各自奔前程,进而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当时集团唯一能正常经营、略有进项的西虎宾馆出事了:宾馆房屋是租赁三五〇六厂的,欠了人家一年多合一千二百万元的房租,因而被告上武汉中院。我作为代理人,参加过唯一一次开庭审理。三个月后,法庭举证阶段尚未结束,既没宣判,也没调解,在没有任何先兆的情况下,突然开进一百多法警,将宾馆团团围住,全面封锁,只许出不许进。民一庭庭长和一群法官来向我们宣布:对西虎宾馆与三五〇六厂的经济纠纷案,实施对被告方资产的先予执行。整个宾馆由法院托管,但实际交由三五〇六厂保卫处管理,宾馆任何东西都不准带出去。我和老雷去找法院交涉,我刚要开口,本案的主审法官虽是一女性,却用比男人更凶狠的口气对我吼道:你不要多嘴!我心想,竟有如此不懂法的主审法官,于是也高声驳她道:我是本案的合法代理人,凭什么我不能讲话?你们在没有宣判、没有调解的情况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搞这种先予执行是不合法的。.先予执行的前提是涉及救灾、恶意拖欠员工工资等情况,同时债务人有转移资金的行为时才适用。我们是民事纠纷,凭什么先予执行?我们在宾馆的投资是六千多万,还不包括无形资产,虽然欠他们一千二百万房租,但他们的目的是想恶意侵吞我们的全部资产,第一次开庭我就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法院完全没有主持公道。好在这不是在法庭上,否则我这样说话,她会把我轰出法庭。见此状况,民事庭长立即说:你这个同志,话也不能这样说。我可以给你说个实话,这个决定不是我们民一庭作出的,是法院审判委员会作出的,是有上级指示精神的。说实话,这样大的行动在武汉市还是第一次,照说应该有新闻媒体参与,但我们特地不让新闻媒体参与和报道,原因是我们也要看一看。这样的处理方式对我们也是第一次,所以你们可以去高院上诉,看他们怎么处理。话外之音已经很明白了,连他们都拿不准,都有看法,只想把事推给省高法。我们再说也是无益。事后他们送来一份宾馆资产评估清单,总额正好一千二百多万元,一瓶洋酒的评估价是人民币两元钱,你道奇也不奇。不出三个月,西虎宾馆被三五〇六工厂堂而皇之地换名为君悦宾馆,正式开张营业。时至今日上十年了,法院既没下判决也未调解,更没办移交,就这样胡里胡涂由私产变为国有资产,这不是比巧取豪夺还要霸道吗?分明就是明抢,而且是由法院出面,却又不敢用法律的名义。真是老百姓说的,不怕黑社会,就怕社会黑。
    昔日红火之时是人浮于事,老雷的弟弟妹妹乃至同学同乡都要挤进来“为公司作贡献”,“尽一份心,出一份力”。现在揩屁股的事一大堆,反倒是人去楼空。这也不怪别人,发不出工资,你还当个什么老板?于是西都集团就成了我和老雷两个人的西都集团,面子还要撑着,留了一个司机,反正也只剩下了一台皇冠车,其他十多台豪华车以至金迪大厦等有形资产陆陆续续都抵了债。我的主要工作说是善后,其实就是应付债主。好在我没用过银行一分钱,也没参与过任何融资活动,所以心里很坦荡,人一放松自然就从容,应付起事来就不急不躁,进退自如。公司就是这样一种局面,杀无肉剐无皮。所有贷款都是合法有据的,无非是个借贷纠纷,人在帐不烂。法院也只能调解,一场官司往往定一个还款计划,不管能不能兑现,反正官司是了结了。强制执行吧,确实没有资产可执行,久而久之,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烟熄火熄。别人欠我们的也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包括一家有国安局背景的房地产公司,同样是不了了之。
    半年多一分钱工资没发,我还是和从前一样每天到公司应付各种杂事,甚至比过去还忙,起码办公室要自己打扫。老雷十分灰心,压力也大,说恨不得回乡去当知青。我劝解他说:你这点资产算什么,人家荣宁二府,大观园,花团锦簇,如人间天堂般的阵势,一顿查抄,也只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只要人全身而退,从中得到教训,总还有翻身的时候。有钱的人不一定有真本事,有真本事的人肯定是会用钱,能使钱生钱,否则再大的家当也经不住时间的折腾。我们的失误主要是不注重企业的经营,照说投资方向并不错,而错就错在明明在商却不言商,企业成了花架子。老雷说:都怪我过去很多事情没听你的意见,现在落得就剩下我们两个光杆司令。我说:你真要完全听我的,可能比现在还不如,也不会有那几年的风光日子。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还跟着你,一是事情还没了,二是我们是朋友,我现在可以说我是在帮你这个话了。其他人不是不能共患难只能共富贵,而是人家都要生存,也怪不得人家。我这几年还小有积蓄,都是平常你要我“统倒统倒”的一些小钱,吃饭不成问题,能帮你多久就尽力而为吧。
    直到必须擦的屁股基本擦干净,老雷决定去深圳发展。真是没有不散的宴席,分别前,我请老雷去一家小餐馆吃了个饭。他坚持要买单,我说过去都是你请我吃饭,今天应该我请你吃一餐饭。过后几年他常常从深圳回来,凡遇到要谈判或文件起草方面的事,只要给我来电话,即使半夜三更,我也是随叫随到。一是因为我们是朋友,二是因为他对我的评价:老徐这个人办事很少失误,老徐这个人不贪。有此评价,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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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2-09-15
《雪地足迹》(7,连载完毕)

终生相依的患难之交

    在保定为金迪大厦项目,忙了一阵公司的“公事”,开工庆典举行后回武汉来,要办一点自己的私事了。第一件事是要请老曹、黄师傅、柳师傅等我们一冶的一帮老战友、老同事来宾馆吃个便饭。那天请了十来个人,随着时间的流逝,对文革的悲戚之情已淡薄了许多,大家都喝得很高兴。喝完了两瓶五粮液,大家都差不多了,我又不善劝酒,于是让服务员买单。服务员拿来帐单和笔要我签单,我说不用签,今天是我私人请客。接过帐单一看,两千多。我没细看,问服务员:怎么这么贵?服务员说,还是打了八折的。我再一看,一大桌菜只几百元钱,不贵,可两瓶酒收了一千六百元,八百元一瓶。我问这个酒价是怎么算的,服务员说宾馆都是这样加价的。我说:你们真是黑良心,一瓶酒价格翻了两三番,难怪都说宾馆的餐饮做一个死一个,又贵又不好吃。这样,五粮液商店二百多元一瓶,我明天买两瓶来还你们。菜钱不用打折,我照付。叫你们餐饮部李经理明天上午到我办公室来,我问问他酒这样定价根据是什么。第二天李经理告诉我,酒价是根据不同星级的宾馆定下的不同加价幅度,我们的定价并没超标。反正来消费的客人在乎的是档次,不在乎的是钞票,玩的就是这个格调,用武汉话说,要的就是这个味。好一个畸形社会。
    忙完了这餐饭,再忙下一餐饭。长明的儿子浩子十周岁,要办生日宴。我知道西虎宾馆又贵又不好吃,建议他去红日火锅城办。酒席他准备,请客的事我去办。我开了一个名单,几乎包罗了一八三所有和我有关系的朋友,找了几个“闲人”,让他们分头去通知,并给他们交待,有的人可能和长明只是认识,并无交往,但这次是我代表长明请他们。送礼的事随意,反正长明也不会在乎这个,但不能无故缺席。瓦岗寨的英雄是贾家楼聚义,我们以浩子生日为由头来个红日酒楼会餐。小甘说我这是“遍撒英雄帖”。这一次是一八三老一队的人聚得最多的一次,该请的人都请了,能来的人都来了,光一八三的朋友就坐了十桌多,光餐费就花了一万二,这在当时是很贵的了。送礼的情况没问,估计在我们朋友间这是我仅见的一次有赔无赚的宴会。
    我在一八三结识了三位终生相依的患难之交:老董(恒松)、(祝)长明、(刘)华强,我们四个人是七十年代初认识的,至今已有四十多年了。长明的帮助让我在武汉站住了脚,并且自始至终一直在尽力帮助我,朋友们都说他对我比对他的弟弟妹妹好多了。他们一直把我当兄长对待,从没怠慢过。逢年过节他们都来拜年,我不大爱走动,有时也没回拜,偶尔说过意不去,他们总是说你是哥,给你拜年是应该的。长明一直搞得不错,两千元起家,现在身家已经数千万,在沌口开发区买地建起规模不是很大,用武钢一位领导的话说,有点现代化企业味道的厂房和办公楼。几十年来我一直没有机会去感谢他和他的夫人嘉晴。
    华强这一生很不顺,几十年来和我一样基本是打工为生,但我对他一直心存敬意。我说过,在我们这一排朋友中他是最有义气的一位。我对他开玩笑说,你这一辈子就是一个“义”害了你。三十多年前在一八三他就是机械加工的技术权威,华工设计消防高压泵的教授一再点将,要求由华强来制作,从铸造到车铣刨磨都由他亲自动手或者监工,因为这些行当他都懂,包括一些部件的设计、制图,真是一末带十杂,一个中学生靠自学在机械加工行当真是成才了。他真是命运不济,要在国营工厂老早就是部级评定的高级技师了。他的讲义气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成了他性格的一个重要部分。老董去世十多年了,我和长明去给他扫过三次墓,而华强十多年来从不间断,一个人默默地每年清明去给老董扫墓,从不声张。对活人讲义气容易,有时甚至是为某些原因不得不讲义气,而对一个去世的人仍然这样重情重义,而且从不张扬,不要问这是为什么,只为自己心中那一个“义”字。
    去年国家对未纳入社保的城镇居民实行“应保尽保”,但要一次性交纳三四万元。董恒松的妻子小毛符合办理条件但没钱,小毛打电话给我,我无能为力,建议她找一找长明和嘉晴。小毛去了长明公司,长明夫妇二话没说,当即给小毛划了四万块钱。小毛说这个钱以后慢慢还,嘉晴说:不用慢慢还,等你两个儿子搞发了再还。这就是朋友之间可以放心地托付后人后事,这就是“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华强有一段时间在老董那里打工,制作一种新产品需要添置一台平面磨床,一时钱不够,华强找到我,说还差一万块钱。那天正好我带着钱,就给了华强一万。没过几天华强又来了,说这次是老董让他来的,他自己不好意思来,是因为老董厂里交电费急需五千元。我说朋友之间不存在不好意思,没到十分难处朋友也不会开口,先拿五千元把电费交了,有什么问题给我来个电话就行了,不用老让你来回跑。华强走后我知道老董目前确实很难了,怎么帮他一时没有办法。真是瞌睡遇到枕头,工程部送来一份报告,说宾馆自备双回路备用电源的两台发电机已安装就绪,原来的电路要改建,还附了一份预算。我一看就想到老董是搞机电的,正好对路,于是立马给他打电话,告诉他有这个三十多万的电路工程,让他来看预算、看现场,一是看干不干得了,二是看有没有钱赚。老董过来一划算,立即要求给他干。我通知工程部来签了合同,按规定付了预付款,还特别给工程部经理打了招呼,说老董是我和老板的好朋友,不许刁难,要派专人给他们提供现场帮助,不许给他们开单子要这要那。
    事情很快安排好了,等了几天没见开工,一问是因为用预付款买第一批材料钱不够,看来老董是一点家底都没有了。晚上长明来我家玩,我和他说起此事,我说预付款支付的比例是合同规定的,不好更改,老董那里也就差一两万块钱。我们一人给老董一万块钱,好让他先开工。长明立即说那没问题,掏出钱夹一看只有七千元,长明说,明天我再给老董送三千元过去。于是立马给老董打电话,叫他过来拿钱,第二天好去进材料。工程进行得很顺利,中途由于设计更改和用途增加,增补了工程量,老董开来一个清单,要求增加工程款十三万多元。我不懂,只说增加多少要有依据,还是让工程部核算以后由他们去定。过两天工程部丁部长来说加工程款是肯定应该加,我问加多少合适,丁说十三万多了一点,我问多了几多,他支支吾吾,只说多了一点。我说,我看这样,只要大致上说得过去,就按这个预算支付,多的一点只当付了人家的设计更改费,再说更改也是因为你们失误造成的。工程顺利完工,款也全部结清,连保证金都没留,宾馆上上下下都很给面子。
    过了几天,工程部小丁来汇报别的事,顺带说董老板太小气了,做了几十万的工程,烟都没给现场帮忙的员工买一包。我说买什么烟,现场帮忙的人莫非没开工资?小丁说工资是工资,人家帮忙还是很卖力的。我转而一想,装着突然想起的样子,说你不说我还忘了,那天董老板来结工程款的时候,本来打算请你们工程部的人吃个便饭,因为他有急事,就留了六百块钱在我这里。他交待,要么你们十来个人去吃个饭,要么买四条黄鹤楼,你和韩部长一人一条,下面的人一共给两条。说着我从身上掏出六百元钱说,这个事就交给你去安排,就按董老板说的,怎么办都行。你看事情一多,我差点把这件事搞忘了。其实我知道不是老董不讲人情世故,更不在乎这点钱,他历来都是很仗义很四海的。只是把这件事疏忽了,不大注重这些细节。
1999年老董突发脑溢血,不幸英年早逝。华强是半夜得到消息赶到医院去的,我第二天一大早,电话通知了一部分朋友,带着家里仅有的六千多块钱赶到老董家。老董的夫人和一个女儿、一对双胞胎儿子,母子四人哭成一团。儿子十岁不到,女儿十二三岁,老董的夫人小毛对社会上的事一无所知,只会做家务带孩子。好在老董有好几个兄弟姐妹,事情大体料理好了,灵堂就设在省人民医院内。不一会儿长明夫妻俩也到了。我把带来的钱给了小毛,安慰了她一阵,然后和长明开车到医院去召集人,安排告别仪式。谁知我们忙活了个把钟头,老董家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冬天一大早又冷又饿,有的朋友开始抱怨了,“齐齐”是个直人,性子又急,带了他一帮兄弟在院子里转来转去,跑过来问我是怎么回事,我只好说那边的人马上过来。“齐齐”说站了一大早,连个招呼的人都没有,我们又不认得老董,都是冲着你师傅的面子来的。我打断他说,要怪你就怪我。这一来大家安静了一些。不一会儿那边的人也过来了,马上举行告别仪式,然后将遗体送去火化,一行人又将骨灰送上山安葬在公墓。
    封墓之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对大家说:“一八三的朋友请到这边来。”“大炮”站在我身后,他是个爱开玩笑的人,扯开喉咙叫道:“一八三的到这里来集合,书记有话要讲。”老董的亲属包括小毛不知我们要干什么,都好奇地望着我们。我见人都站拢来了,大约有三十几个人,我说:把大家请到这边来,是有件事和大家商量。老董走了,丢下孤儿寡母四口人,家里十分困难,以后的日子怎么过?大家都应该关心。有人说:那肯定要关心,以后有什么事,只要你师傅出面,我们随叫随到。我说:话是这样说,大家都有家有室,日子一长,很多事也只能想得到办不到。我们也不想那么远,今天来点实际的。我知道大家来的时候都送了情的,送了多少那个一律不算,现在大家把自己身上的钱都掏出来,再送一次情。说完我带头掏出钱夹,里面只有六百多块钱,全部拿出来放在脚下的一个塑料袋上面。大家这才知道我要干什么,三十多个人二话没有,都很爽快地掏出钱来,自觉排成队,依次向塑料袋上放钱。一共放了多少钱,我也没数,全部给了站在旁边的小毛,老董的亲属都很感动。
    我知道这不是我有什么号召力,而是老董平时为人仗义才有这种场面。老董在我们中间的口碑极好,都知他是个仁义大哥,比如打牌,他无论输赢,散场时一般都会拿出少则几十多则几百元给那个输得最多的朋友,说是拿着回家时打的用。他自己除了打牌之外,其他方面都很节约,但对朋友则很大方,尤其可贵的是从不欺穷,越是穷朋友越是不马虎,反倒是对富朋友随便一些。这一点特别对我的脾气,我不欺穷是一种本能,因为我本身就穷。他算是有钱人了,不欺穷就是一种美德。我母亲常说:好事做了好事在,公道自在人心。老董对大家仗义在前,众人对他仗义在后,因果报应果然不差,而且是这样实实在在。要没有老董身前那般为人,我也不敢贸然要大家搞这种倾囊相助的事。钱固然不多,但这是很给面子的事。
    我所结交的这些朋友是我这一生足以自豪的财富,在今天弥足珍贵,我一无所有,也就是这点出息。我常在朋友中说,不要动不动就说什么割头换颈的朋友,一个人一生要交几个真朋友还真不是易事,除了为人还要缘分。小人可以有一帮相好,但不会有真正的朋友。朋友是什么?在世时相互支撑、帮助、扶危济困,自然是朋友间的一种义务,但更能辨别真假朋友的,是能不能放心地向他托付后人、后事,这比朋友能共患难又高了一个档次,这才叫朋友之间“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写在后面

    说句心里话,我一个初中生(技校都是提前毕业的),文不能等因奉此,武不能向右看齐,又终身生活在社会最底层,有什么值得回忆的?但文革中的朋友们却非常希望我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说一是文革经历各有不同,二是我曾经在人世间另一个世界生活了二十多年,而这个世界是许多人所不知道的,应该让人们 了解这些人的生存状况和内心世界。犹豫再三,还是附庸风雅一次,把回忆来录它一次吧。
    但写什么,怎么写?既然是录回忆,就有个录哪些回忆的问题,它不是起居注,就必然有取舍,有侧重,文革阶段自然是重点。但我反思这一生,可以说是毫无意义,一事无成,只有两件事聊以自慰:一是文革让我懂得了过去许多不懂、不关心的事,学会了睁开眼睛看世界,懂得了人无论处于什么样的生存环境,有三样东西不能失去,一是生命,二是自尊,三是独立思考。另一件事就是从中学时代懂得交朋友开始,无论身处何处都有至少一个多则一批朋友。人可以一无所有,但不能无钱,起码要有生存所必需的那一点钱。在这个坐要坐钱站要站钱的人世间,没有钱的确是万万不行的,什么事都可以清高,吃饭是没有办法清高的。再就是不能无朋友,你可以无儿无女无妻,但不能没有朋友。出家人六根清净,他们也有朋友,广大的信众就是他们心灵上的朋友。要回顾人生,展现人世间另一个世界的情景,就绕不过我劳改队这些朋友,所以我用了相当的篇幅来写我的朋友。
    从劳改队到晚年,在一八三我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就是长明、恒松、华强三个人(后来长明的夫人嘉晴也成了我的朋友)。我们是同龄人,都是“锤匠”犯法,即人命案子。他们三位当时都是中学生,因为刑期不长,八十年代初中期都先后出狱,属于一八三所谓老一排的犯人,大量的1983年入狱的犯人和他们就没有过多的交往。而我到八十年代末才出狱,所以和1983年“严打”入狱的人交往就比较多。这一批人和我交往的主要是“锤匠”,在劳改队,坑蒙拐骗、偷鸡摸狗、奸淫妇女一类人是不受人待见的。这些“锤匠”多半是十八九岁的学生或社会青年,生长在红旗下,受的是正统的共产党教育,很多人并不缺乏是非观念,况且羞耻之心人皆有之。这些多半属于激情犯罪的人,内心并不如正人君子们所揣摩的那样无耻,他们也崇尚有正义感的人,对比他们有学识有德行的人是心存景仰的,这也许就是邪不胜正。况且人不是天生的坏坯子,谁也不会有犯罪基因,一大批心智尚未成熟的年轻人犯罪,只能说明这个社会的教化功能出了问题,或者这种功能被扭曲了。这些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坏人,这个世界上除极少数大奸大恶之人以外,严格地说,谁也不是绝对的好人或者绝对的坏人。所以我能和他们比较友好地相处,虽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但也是忘年之交。我以非常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并且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特紧的年代,在所谓阶级斗争第一线的劳改队,仍然坚持用与人为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处事态度来对待他们中的人和事,况且王法也不外乎人情。人如果一切都从理念出发,心中毫无人性、情感,这样对自己可以,但苛以待人就是一种罪过。再说劳改队的第一位任务是“维稳”而不是阶级斗争,我们这些死老虎有什么可斗的?我这种处事态度干部不会提倡,但内心是赞成的。这就造成了一种局面,我们老一队是管理最松散的,犯人的活动范围是全厂最大的,也是出大事最少的。后来就自然而然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现象,老一队的犯人回到社会上后,十多年二十年仍然有很密切的来往,很多人成了我的忘年交。这些人受到法律制裁主要是为他们造成的不良后果承担责任,他们的本质比起那些伪君子只好不差,况且他们虽有种种恶习,但人是可以改造的,所以我不以有这些忘年交为耻,当然也不至于以此为荣。现在人们对咬死人的老虎尚且采取宽恕保护的态度,难道对同类不应该用更多的爱心和正气去影响、感染他们么?人生一世,草木一秋,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我们小老百姓能留下什么呢?除了口碑,什么也不会留下。谁的口碑?当然是朋友的口碑。要所有的朋友都说你好,很难,但如果曾经是你朋友的人说你坏,那就是一种失败,不是朋友的失败,是你自己的失败。这也算我的一种人生态度。
    现在许多文革的亲历者都在以回忆录的形式反思文革,一方面对文革中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另一方面也试图给后人留下一些研究文革的真实史料,其意义自不待言,一些学者对此也予以关注。文革十年特别是1966年9月至1968年底的历史,虽然仅是人类历史的一瞬,但它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必将占据一席之地。其原因在于文革或许会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一段独特历史,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不但要是科学的、真实的,更应该是全方位的。从已出版的回忆录看,写作者基本上是各省市文革亲历者中的头面人物,视野比较开阔,经历相对丰富,故回忆的多为当时当地的大事件,其史料价值当然很高,这是他们的优势,也是总结、反思文革不可或缺的。但是仅有这个是不够的,因为历史终究是人民的历史,任何英雄孤身一人也创造不了历史,包括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主席这样的绝世英雄。拿破仑横刀立马阿尔卑斯山,是何等的英雄气概,如果马下没有成千上万的忠诚战士,他是不是像一个疯子?说毛主席对文革的历史起到推动作用,可能更合乎事实。
    已成书的不少文革回忆录有一些共同的特点,一是对文革过程的叙述,二是诉说个人及其所在组织的遭遇,三是纠结于文革中的谁对谁错。反思往往不足,比如对文革各种现象的反思,对人性的反思,尤其对文革成因的反思特别不足。中国为什么在六十年代中期会发生文革,为什么文革一旦发动其势就如惊涛骇浪,搅动一个七亿人口大国?中国人的国民性十分柔顺,历来是一个温良恭俭让的民族,在建国十七年相对太平的日子里突然天下大乱,一发而不可收,这是仅靠毛主席的个人魅力和威望就能做到的吗?其动力如果不是来自于人民自身的需求,靠毛泽东发动这个外力,能有这种局面吗?
    我这本回忆录写得怎样且不说,但它选择了一个和大头头们不一样的新的切入点来回忆和反思文革,即用文革前十七年本人和周边人的人生遭遇以及本人的心路历程,来试图说明文革在中国发生的必然性。换言之,是试图说明由于十七年制度设计的先天性致命弊端,各级“人民政府”的人民性日渐丧失,毛泽东撕开一个老百姓的出气孔,才使文革像火山爆发般喷湧而出。这个切入点虽不是这本书的发明,但却是很多人忽略的。这和当局几十年的舆论引导有关,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闭口不谈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有亿万人民以命相搏地自觉参与,而是一言以蔽之地归结为毛泽东的错误发动。这完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违背唯物史观的说法,这等于说是毛泽东个人创造了文革这一段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说不通的结论?非毛是次要的,根本目的是要否定文革的人民性,否定文革与十七年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淡化甚至掩盖十七年制度设计的弊端和由此引发的诸多社会矛盾,进而否定人民群众对民主、人生权利、社会公平正义的强烈诉求。殊不知,问题和矛盾可以掩盖于一时,但一天不正视不解决,它就会存在一天,而且会越积越多,直到一旦爆发而不可收拾。如果文革的成因归之于毛泽东的错误发动能够成立,那就无法解释在毛泽东逝世三十多年后,中国不可能再出一个毛泽东的情况下,温家宝总理答记者问时十分担忧文革再来,而且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清醒的看法。这是不是从另一个侧面否定了“毛泽东发动文革说”,也从另一个视角说明文革自有其发生的历史原因,而且这种成因至今没得到有效解决。
    从个人经历来反映文革发生的必然性,是我写这本回忆录的一个想法。讨论文革本身及其具体过程的是非对错,固然是研究中的一环,但对已经发生的事情长期地过多地纠结于此,意义不大,况且这是一个各说各话、见仁见智的事。退一万步说,即使文革错完了,真正是一场浩劫,那为了避免再错,避免再发生浩劫,当务之急也应该静下心来认真研究文革发生的原因,这才是源头。只有弄清文革发生的原因,许多无端的争论才可能迎刃而解,是非曲直的判断才有科学的依据。研究某段历史的成因往往比研究那一段历史的过程更重要,世上任何事情都是先有因后有果,文革即使是一个恶果,那也是十七年一切制度弊端结出来的。正因为文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所以造反是有理的,革命是无罪的,夕阳西下水东流是必然的,你说它是对还是错?我想,我这本书是应该有文革史料价值的,在书中可以看到老百姓是怎样进行文革的,也可以看到文革中形形色色、有血有肉的人和事,而不仅仅是如何游行,如何斗当权派,如何武斗,如何争席位。
    以我的个人经历来反映文革发生的必然性,有典型意义吗?回答是肯定的,从哲学的观点说,从一滴水可观大千世界,典型就存在于一般之中。每个个体的经历固然千姿百态,但必然有许多带根本性的共通的东西。文革及其前后,中国人的生活状态是,幸福的家庭各有各的幸福,而不幸福的家庭则有相同的不幸福。享受幸福生活的家庭不外乎有权者、高级知识分子,总之是那些能享受“特供”的人,因为他们的幸福与权势大小成正比,所以各有不同;而普通百姓都是靠微薄的工资工分收入吃饭,生活在各种组织无微不至的掌控之中,这种绝大多数人的生存状态就注定了我的人生经历带有普遍性,无非程度上略有差异罢了。不信,你看过这本书后或许能找到一点二点自己的影子。这或许就是这本书的一点所谓社会学意义,总之开卷有益,哪怕只当是茶余饭后的一本闲书。套用《红楼梦》中的一首诗来表达我的心情:满纸肺腑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
    断断续续用了近两个月时间,就这样信手写来,竟有了这文理不大通、无多少修辞可言的洋洋洒洒的二十多万字,谈不上什么回忆录,只是想把自己赤条条地拿到阳光下来晒一下,虽然这有点唐突斯文。
一阵沉思,真快呀,不经意间六十六年就这样过去了。年轻时读毛主席的词:“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认为那是诗人的浪漫之语,现在才体会到那是一句大白话、大实话,真是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我历来认为像我们这种一生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活在世上,真是生有何欢,死有何惧。但现在真到了土埋到胸前时,也会感到人生苦短。年事已高,自然百病缠身,得亏前些年一些文革同道们历尽辛酸艰苦,为我们争得一份生活补助,现在就靠着这一份俘虏优待费聊以度日,不至于吊起锅儿当鼓敲,稀饭钱勉强够了。
    现在生存又成了我们的头等大事,年青时气盛,“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那份豪气自然消磨殆尽,对同道们常议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题目也就兴趣索然。中国向何处去,自有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去办,而且办得只会比前辈好,绝不会比前辈差。智者提这个是杞人忧天,愚者虑此是不知天高地厚。历史上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人和事,都被现代人在浅饮浊酒之时付于笑谈之中,遑论我辈凡夫俗子。
    一个时代的人只能做那一个时代的事,我们做了我们那个时代应该做的事,第一次长征我们没赶上,但是我们跟着老人家参加了他的第二次长征。这次长征虽然以失败告终,我们仍然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无愧于那个时代,我们的人生光明正大。这就足够了,其他的一切对于我们真的是毫无意义。
    回首往事,我的心情套用李后主词中的一句来表明,就是“往事不堪回首风雪中”。六十六年基本上就是在漫天风雪中一步步地艰难跋涉,虽是草民一个,但和一切伟人一样,在雪地上也留下了深深的足印,只不过不是一个足印一首歌,而是一个足印一滴泪。无论多深的足印,在漫天大雪中都终将被湮灭而不会留下任何痕迹。虽然如此,但是在我经历过的时代和我走过的地方,我的足印存在过。

                                                       2012年3月26日完稿于汉阳王家湾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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