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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地区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团”严重杀人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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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地区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团
”严重杀人事件
(广西文革参考资料)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广西“联指”以所谓“反团”问题,抛出了《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章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同一天,地专“联指”也跟着发出了所谓《关于彻底摧毁“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紧急动员令》。这个所谓《动员令》,不仅大大地毒化了两派斗争的气氛,而且也导致极为严重的后果。全地区十二个县(市)的统计,因“反团”问题而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群众共达四千九百多人。

一九六八年夏季,南宁专区革委根据广西区革筹小组的指示,在全地区发动追查所谓“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的人员,发生了严重乱杀人事件。

一、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广西区革筹小组负责人魏佑铸(时为广西军区政委——张雄飞注)在南宁市公检法军管会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一日《关于破获匪“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情况进展报告》上批示:对“这一重大反革命案件,必须彻底破获,同意报告中所提措施,望有关专区积极参与破案,并指定专人领导此事。”六月十七日,自治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公布了《关于破获反革命集体“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件的公告》。十八日,广西“联指"也发出了《关于彻底摧毁蒋匪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总攻击令》。

二、六八年六月十三日,南宁专区革委会保卫组组长黄科精在专区革委会全体工作人员及各单位负责人会议上传达中央首长及区革筹小组的指示。他说:“当前广西出现‘中华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这个组织混在群众组织中"。“这个组织是打着造反旗号干的。总部设在解放路,有的地方的头头既是这个组织的成员,又是群众组织的成员,这是第一;第二,利用打砸抢,解决经济来源;第三,挑动武斗来解决武器问题;第四,他们的反动纲领与一般不一样,他们出的小报都是转台(湾)美(国)的,分布面很广,桂、湘、鄂等都有"。在这次会议传达后不久,即六月十八日,南宁地专“联指”发出了《关于彻底摧毁“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的紧急动员令》。接着专区革委于六月二十三日在原地委楼上会
议室举行学习毛主席的两个“继续”和“三个根本区别”的学习会,会上,革委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声称:
“反共救国团实际在我地区,应追击,彻底破获",强调“破获了这个,不就完了,要结合这个狠抓阶级斗争"。

三、从自治区革筹小组负责人魏佑铸的指示,到区革筹和广西军区公布《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件的公告》之后,尤其是专区草委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六月二十三日常委学、习会上,以充分的口吻肯定“反共救国团”实际在南宁地区以后,南宁地区的各县(市)革委会按此指示精神,到处发动了声讨,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团"组织以及成员的高潮。使当时已经出现乱杀人严重的南宁地区又一次发生成批乱杀人的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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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武鸣县革委会于六月十九日印发了声讨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罪行大会口号共二十六条,六月二十一日翻印了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全文。县人武部何景学在二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县革委在平稳(地名)召开六八年度复退军人学习班上的报告中宣称:“南宁已经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县城已经声讨,社队也要搞"。于是,县革委成立了
第三办公室,抽调专案人员三十六人,开展侦破所谓“反共救国团”案件。办公室下设审讯组,公社组,联系组。各公社、大队、单位又卧己成立专案组,从上到下,上下结合,有组织有领导地进行侦破。第三办公室由县革委和县人武部直接领导。主要领导人何  景学、宋志锋、李秉科、陆恒等经常召开专案会议作指示达二十八次之多。二十四日,县革委又发文通 知,进一步强调“关于广西革筹小组的通知,各公社要召开声讨大会”的意见。各公社、大队按照县革委、县人武部的布置和要求,从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日,全县十二个公社先后有十一个召开万人声讨大会,在声讨大会的会场内外,共打死所谓“反共救国团"成员以及“阶级敌人"六百九十八人,其中两江公社于六月二十九日一天打死一百五十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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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扶绥县以县革委落实“七·三"布告领导小组副组长雷普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为首,在县革委所在地的城厢镇(现为新宁镇)抓点,于八月五日破获了所谓“反共救国团"组织,抓了“四·二二"观点的莫以湘、黎德荣、郭锡贤三人。八月十七日,雷普生以县革委名义于扶绥中学召开有区、社革委领  导成员、武装部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县直机关领导参加的一千多人的会议上,介绍在城厢破获所谓“反共救国团”的经验。声称“城厢在最近从‘四·二二’分部中破获一个‘反共救国团’,里面有一百人左右,其中残渣余孽三十三人,四类分子十二人,不满分子二十一人。 ‘反共救国’有作战、宣传、政治、经济、联络等组织。有政委、正副团长”等。在这次会议期间,六井矿的领导人关子瑜和矿经理部曾敬波(四·二二负责人)被拉到会作活靶子进行批
斗,县委书记李明森也被拉到大会示众。晚上,参加大会的代表还应邀到城厢镇旧墟亭(市场)参观斗打所谓“反共救国团"成员的现场。
扶中会议以后,扶绥县出现了清理“阶级敌人"的高潮,凡被怀疑要清理的,均被揪斗,几乎逢会必斗,逢斗必打,逢打必伤,或至残至死。全县共被关押揪斗达五千二百多人,其中被打死和迫害致死二百四十一人。占扶绥县在“文革”期间死亡人数的百分之四十二点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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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上林县革委会于六月二十八日举行常委扩大会,研究部署贯彻广西区革筹小组和广西军区《关于破获反革命集团“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案件的公告》和地区革委副主任董以法在六月十三日的指示精神。参加会议有石桥(县革委副主任)、夏金复(县革委副主任)等十一人,革委主任张星桥主持会议并在会上指示:“我们要带领二十七万群众对这个反革命集团猛烈进攻,不获全胜,决不收
兵"。会议部署县、区于六月二十九日同时召开声讨所谓“反共救国团”大会。张对此布置说:“明天上午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和三代会声讨会,由县革委会召开,由负责同志讲话,宣读我们声明。三代会主席团去组织发言”。  “各区召开声讨大会",“通过县、区声讨大会,广泛宣传、宣读《公告》,使广大人民懂得破获这个反革命组织,提高觉悟和本县的阶级斗争结合起来,把黑线统统揪出来。进一步发动群众起来,全面开展对敌斗争",  “对参加这个反革命集团和一切反革命组织的,号召他们缴械投降,坦白交待,将功赎罪,如果顽抗抵赖,就彻底消灭"。二十九日,县、区、公社分别召开声讨大会。此后,全县便掀起大揪“反共救国团"等反革命组织的高潮。到七月二日,全县已揪出了所谓“反共救国团”、“反共救国军”等十七个反革命组织。七月二日晚,县革委又召开电话会议,张星桥在会上讲话,进一步强调反右倾,狠抓阶级斗争和继续把“反团"清查到底。电话会后,到七月十九日,仅白墟区就从原来揭出“反革命组织"的三个增加到八个;西燕区覃浪公社开展深挖所谓“反共救国军”、“农民党”、“6955部队贺龙同盟军”等三个反革命组织,并于八月十八日在县革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上介绍经验。八月二十四日,张星桥在县革委、县人武部召开的活学活用“积代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宣称:“全县揭露了反革命组织一百六十二起,参加反革命组织二千三百二十四人。把‘阶级敌人’的罪恶活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狠狠的打击了敌人”。据统计,上林县在部署清查所谓“反共救国团”案的过程中,有四百四十二人被以参加“反团”罪名而被打死和被迫害致死。约占上林县“文革”期间死人总数一千九百一十六人的百分之二十三。

对于全地区到处出现声讨、追查所谓“反共救国团"的间题,革委会第一副主任董以法在六八年七月八日专区革委第二次全体会议的工作报告中声称:“各级革委会检查,克服了右倾保守思想和麻痹松劲情绪,抓阶级斗争的决心更大了,措施更得力了”。“在广大农村击退了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的猖狂进攻:并协助专政机关,破获了散布在我专区邕宁、宁明、祟左、扶绥、天等、宾阳、凭祥等县(市)的‘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中国青年党’等反革命集团,稳、准、狠地打击了一小撮阶级敌人”。董以法的报告,由于肯定了前段各地追查“反团”乱抓乱杀的违法行为,为后来在贯彻中央“七·三”布告中更大规模的乱抓、乱斗、乱杀提供了借口。

据统计,在六八年六、七两个月,全地区被打死和迫害致死四千九百四十三人,约占全年死人总数 (非正常死亡)的百分之二十八。

南宁地区的所谓“反共救国团"各案,经过一九八三年的“处遗”调查核实,证明了这次名为追查“反团”实为镇压不同观点的“四·二二”组织人员以及所谓地、富、反、坏、右分子的运动,是一起大的冤假错案,它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处遗"以后,凡因追查“反团”而被杀和迫害致死的人员的善后工作已经得到妥善的处理;被强加给莫须有罪名的有关
人员,以及受株连的家属也同时得到了彻底的平反。对于杀人凶手和与杀人有牵连的人也已被追究刑事责任或给予党政纪处分。但对应负有主要责任的有关人员如贾荣(原扶绥人武部科长,现任区经委驻武汉办事处主任)等人,在“处遗"时还未给予应有的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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