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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峰  天山深处(连载,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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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0楼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十一)

28.舐犊情深

胜利牧场农业生产队里绝大多数全是汉回族,只有很少数的维哈族。哈族们原来都在牧业队放牧。大概是因为成份高或是别的什么不好的原因,他们被“下放”到农业队干起了农活。在他们看来,干农活要比放牧差得多,生活也苦得多。因为他们来自牧业队,带到农业队的自留畜要比农业队里的人多得多。农业队里的汉回族仅有羊和驴。自留畜中很少有牛、马、骆驼等大牲畜。而这些从牧业队调过来的人一般都有。
    
农业的自留畜不是每家每户自己放,而是由队里派专人(一般是放过牧的哈族)集中在生产队周围放牧。这个牧人的全年工分按各家的牲畜头数分摊。大牲畜和羊的分摊标准不一样,大牲畜要支付的工分比羊要多得多。所以家中有老人或小孩的一般不把大牲畜给队里集中放,而让自己家中人放比较合算。
    
牧业队的牲畜一年四季要换许多草场,有些草场相距甚远,转移一处有时要好几天时间。若路不好走还得场部派汽车帮忙转运物资和体弱的牲畜。牧民在转移路途中一般很难有可能升火做饭,基本靠干粮维持到目的地。
    
若路途中遇到湍急的河流,牧人只要先把头羊赶下水,其余的羊胆子再小也会不顾性命勇敢地游过去。由此可见领袖的作用是巨大的。牧人们骑着马在两边保护,防止有牲畜被水冲走。偶尔也会有弱小牲畜被淹死或冲走失踪,这是转移途中免不了的小损失。
    
农业队各家各户的自留畜常年全在自己队的周围放牧。晚间放牧归来各家各户的牲畜会像放了学的孩子们似的自动跑回自己的家门。走错路跟着别人家的牲畜走错了门的当然也时不时会发生。主人们就会挨家挨户地找,全都能找到领回家。牲畜回到家后主人会喂些草料和水。奶牛喂过之后要挤奶。挤得差不多之后再放小牛去吃自己妈妈的奶。这样做是为了保持奶牛的产奶量。一点不给小牛吃奶,奶产量下次就会少,小牛也养不壮实。
    
生产队周围的草场常年不停地放牧,草地得不到轮休,承载牲畜的能力就会逐渐下降。因而队里的自留畜即使每天各家各户都补充草科和饮水也赶不上牧业队长年流动放牧的牲畜肥壮,产羔的数量和质量也差。有不少人家若在牧业队有亲戚或朋友,就把自己的牲畜放到大群里最保险。保险年年下羊羔,母羊也会壮实而且死不了。因为死的全是公家的, 有张羊皮就能顶只好羊。当然谁也不会给人白放羊,要用砖茶或别的东西作为酬谢。
    
农业队周围草场过载,每到初春青黄不接,这时大家的自留畜的日子最难过,而此时又是母牛下犊的时候。要母幼畜都安全,并要能挤到牛奶在文革中的胜利牧场很不容易。到这个节骨眼的时刻,大家的草料也都所剩无几了。
    
我们队有一家哈族在这个时候刚下的牛犊死了。小牛犊死了就意味着母牛的奶快要枯竭了。而哈族人养奶牛就是为了能挤奶才养的。哈族人世世代代放牧,他们对此有我从未看见过的办法应付。
    
他们将刚死的小牛皮立即剥下皮填上碎草或是别的什么填充物,做成一头小牛的外形标本,在挤奶前让母牛舔。我亲眼看见母牛一边舔一边流泪。
  
当时我孤身一人在新疆牧区,当我首次看到这种情景时我实在止不住自己内心的眼泪。我不由得想起我在万里之外的母亲。我父亲亡故时牧场不准我这个阶级敌人回家奔丧,我母亲无时无刻不在盼望我这个儿子,可她盼不到。人和动物一样,都母子情深。这头母牛很不幸死了小牛,但伟大的母爱让它不停地舔它子女的皮。猜想它也能知道它的小牛已经死了,不然绝对不会眼泪汪汪地舔。这一舔死犊泪汪汪的情深场景深深刺痛了我当时苦涩的心。
    
人是万物之灵,其智慧与计谋是任何聪明的动物均望尘莫及的。人不仅会骗人,而中国的不少人到了文化大革命的运动中不仅会骗人,而且会骗自己。不但会骗人骗已,连母牛的感情也会被人欺骗。我虽然不是一个动物保护主义者,但我当时的处境不得不让自己同情这头泪汪汪的母牛。我的政治性命在当时是被枪毙了的,政治上死亡了的我还不如这头死了的牛犊,它还有它妈含泪不停地舔它。可当时当地又有谁同情我和含着泪舔我。我真想自己是这头死了的小牛犊被自己的妈妈舔着,死了也是很幸福的。可我当时不敢想自己能有这样的福气!

29.失火不敢救

胜利牧场一共有四个农业生产队,全分布在场部周围。各队财务独立核算,和人民公社生产队的性质一样,其任务是为牧场的牧业服务,收的粮食不必向国家交公粮,交给牧场自己即可。文革前挂的是公私合营牧场的牌子。文革开始后“公私合营”即自动取消,变成了国营的牧场。可国营牧场的生产队并不像国营农牧场那样发工资,有医疗劳保险,生产经营亏损与农牧工无关。牧场农业生产队与人民公产的生产队完全一样。若生产队出现亏损,当年有工分的社员要按工分平摊给生产队打欠条。有人说牧场农业生产队虽归地方国营牧场管,但不是国营的性质,职工待遇不分工龄长短,完全是靠工分收益或欠账。说这种国营牧场的农业队是一种怪胎挺合适。
    
可这种怪胎的农业队对当时的胜利牧场,对其牧业生产是至关重要的。牧场的一部分口粮和全部饲草全是农业队提供的。为国家减轻了不少负担。否则国家要向牧场供应全额的口粮饲料和饲草。而且这些物资要从外面调拨,光运费就极为可观。
    
牧场农业队的生产条件比较差,海拔高无霜期短,农业机械少,牧场也很少投资。土地全是开垦戈壁滩形成的,灌溉系统极为简陋,支毛渠全不能防渗,水资源的浪费极大。幸亏我在当地时是按亩数收取水费,并不管实际用水量多少。
    
农业队的作物有小麦、蚕豆、碗豆、土豆、苜蓿和一些蔬菜。粮食除供给自己队的口粮和种籽外全部上交场部。苜蓿由场部按亩数收购。或是运到场部集中堆放,或是暂由生产队代存。这些草是牧场冬季和春季保护各种牲畜的命根子。若冬春雪大牲畜太瘦弱时就要全部总动员,汽车、拖拉机和马车齐出动往受灾的牧场运草科。这时的牲畜有口草就能活命并保住胎儿,否则牲畜就会大面积成群地冻死或饿死。农业队的重要性到这时方能得到充分的显现。这时农业队各家各户的自留畜会在较为避风和温暖的厩内或户内安然无恙。这时牧业队的哈族牧民就非常羡慕农业生产队了。又暖和又没有危险,人畜皆会平安无事。一旦到了春暖花开,水多草长的季节又该农业的人羡慕牧业队的神仙般的游牧生活了。
    
农业队的牲畜能够安然无恙地度过每个冬春,是因为农业队和队里的各家各户全都在每年秋天储存了足够的草科。
    
若到各农业队,在秋收之后,队上的牛棚、马厩顶上全是堆积如山的各种农作物的秸杆和扬场时的下扬。每家每户的住房都是平顶,顶上都像盖着一顶草的大帽子。这种草的大帽子入冬后体积会逐渐变小。等到地表草能让牛羊吃饱时这些草帽子就刚好被吃完。如果是这样,自留畜群放牧时屁股后面就会增加一小群幼畜,这一年的丰收就算到手了。这种丰收是否能到手,取决于草料的生产和储藏的每一个环节不能出现意外,否则会前功尽弃全泡汤。我在农业队十五年仅碰到过一次,队里损失惨重,我为组长的被专政的对象们差点进牢房。
    
有一年快要过年的时候,大家准备过年,在牧场过年和在汉族地区过年不一样。牧场人不是过一个年,要过两个年以上,其中不包括阳历年。汉族人过的是春节,而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要过两个年,即肉孜节和库尔班节。汉族人过年不能不请少数民族过年。相反少数民族过年也不能不请汉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明确规定各民族过年都要一齐放假过,这样汉族过年少数民族也要放假跟着过。他们过年我们更不吃亏。因为他们要过两个盛大而隆重的节日。我们可以上他们家做两次客。而我们仅过春节一个年,只招待一次就行了。
    
牧场在过肉孜节或库尔班节时要给大家发羊过节。汉族人虽然不过他们的节也跟着照样发羊以体现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大家发到了羊就宰羊煮肉等待客人上门。这是当地的风俗习惯,要相互拜年相互祝福问候。否则就是你瞧不起人家或是人家瞧不起你。如果谁家没客人上门,这家就等于受了极大的侮辱。即使是牧主和富牧家也会客人和亲戚不断。不过也有例外,这例外的就是我。因为我实际上没有家。仅有睡觉吃饭的一个窝。再说我的锅碗和壶都很少很小,地方也小,根本容不下客人。再说我外出给人家拜年就铁将军把门不准任何客人进。因此我在牧场过年的赚头极大。只吃人家的,人家没法吃我的。这就是我在牧场十五年生活中唯一的“优”势。我多吃多占了十五年,奇怪的是没任何一个人,包括革命群众和阶级敌人们,全都没向工作队或是场部领导告过我多吃多占的状。在社教中,哪怕是好党员好干部,如果多吃多占,那一定是要“上楼”的,起码要洗洗澡和擦擦背。然而我却没有。到现在我弄不清是谁如此宽大赦免了我。
    
有一年因为快要过年,大概是林秃子下了什么指示,各地弄得都很紧张。白天让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挖人防工事,也就是像老鼠打洞似的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地方打洞。晚上不让回家集中睡在离马厩不远的一间小土房里,并交待除了撒尿不准乱往外跑。还要我们相互监督。民兵们当然不会和我们这些阶级敌人住在一个里屋里睡地铺。他们要回家睡火炕和搂老婆。
    
当我们睡到快黎明时只见离我们不远的牛棚和马厩火光冲天。我们这些分子们全都惊醒了。这些分子们过去绝大多数都是牧民,他们都有爱牲畜的天性或是本能。许多人都忙不迭穿衣穿鞋要出去救火。
    
就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我的理智使我猛吼:“谁都不准出去救火,都给我老老头实地睡觉!” 并向他们解释若谁出去公安局一定要逮捕谁。因为你一出去救就有放火的嫌疑!他们起初对我不让他们出去救火还有不少人不服,还有人骂我见火不救不是人。听我解释之后他们认识到我是为他们好,也就服从了。
    
牛棚和马厩顶上的草料山烧得干干净净。所幸牛马因为棚门和厩门皆不结实都冲出了门逃了命。它们虽然逃了出来,但它们一冬一春的草料烧完了,将来的日子就是饿不死也得脱层皮。
    
乌鲁木齐县公安局来了许多人调查这起火灾。在那左得出奇的年代他们首先会怀疑阶级敌人破坏。可这次他们万万没想到我当组长的这些阶级敌人一个个全与这场火灾不搭界。现场范围没有我们任何人的蛛丝马迹。分子们全一口咬定组长把他们全关在屋内不让出去救火。
    
当然会问我为啥不让人出去救火。我说不是不想救火,而是不敢救火。其道理用不着我多解释,你们搞公安的自然会明白的。
  
我大吼一声保护了我的一大群组员。他们事后都向我伸出了大拇指并由衷地感谢我。说下次还选我当组长。

30.七亩变成七千亩

不管在什么朝代,那怕是有皇帝的封建王朝,还是在蒋介石当政的半殖民地的中国,专政机关对公然入室进行明火执杖抢劫的人总是要法办的,起码首先得抓起来再说。然而,在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中的中国,却冒出了所谓抄家的风暴。暴徒们或是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是在半夜三更登堂入室把被抄的人家翻个底朝天,可以公开抢走他们需要的一切财物。而被抄的人家没处报案也不敢报案。当时中国虽然还是共产党执政,但她领导的已经是一个无法无天的中国(台湾除外)。奇怪的是中国共产党内有那么多正直、善良有很高政治觉悟的人都管不了这种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的怪事。要说那时领导我国的党是一个非常差劲和无能的党并不过火。只在什么人死了之后我们的党才起死回生地仍然不愧为一个伟大的政治组织。党的命运要靠死人之后才能拨乱反正,这不能不算是我们党的莫大悲哀!
    
我在胜利牧场是个单身汉,根本没有家。按说我没有家就无家可抄。但这难不倒造反的好汉们,没有家照样可以抄。当我收工回到住处之后我的被子、枕头、洗脸盆、吃饭的碗和一台用于学雷锋的缝纫机全被抄得乱七八糟。好汉们收获甚微,仅抄走了一位哈族老汉赠送给我的一把哈族人常用的小刀。
    
我的父母在南京,因为有我这个不争气,不会看风使舵和吹牛拍马逢迎上级,敢于讲真话,完全深信我们的党,已经成了二类右派分子的儿子。所以也被抄了家。
    
家里存有我曾学习过的不少俄文版书籍和字典,而抄家的英雄好汉们由于不懂俄文,说是抄到了许多反动洋书,抓住了如山的铁证,于是像赶着牲口似的赶着我的老父亲游街示众。鞋被赶掉了也不准再穿上,让光着脚继续游街。我一辈子未孝敬过我父亲,在他年迈时给他招来了如此的奇耻大辱,我这个做儿子的该恨谁?恨我自己?我实在没什么错,既没反党,也没反什么人和反社会主义。恨我父亲?他什么问题也没有。那么到底应当恨谁呢?究竟应当找谁算账呢?找谁也不成!有人说这是黄巢杀人八百万,在劫的难逃。难逃劫难的人,唯一的选择是自认活该,要不还能做什么呢?
    
我父亲受到如此的株连,但他当时并未告诉我。我家中所有的人也未告诉我。一直到父亲亡故后,我七九年底复职从北京探亲回家,我妈和妹妹才一把泪一把鼻涕地告诉了我。他们怕在万里之外的亲人难受,对我封锁了父亲被抄家和游街的消息。有一首歌说党的恩情像亲娘,我的体会是这亲娘不如我的生身父母。父母为了儿子背着黑锅至死无怨。而“亲娘”却冤枉了我二十多年,我差点被“亲娘”整死。难道我连一点怨气也不该有吗?!你自己若是也被冤屈了二十多年,你会怎么样?
    
从我家里抄走的所谓洋书也未作为罪证交给专政机关。有一部分流入了旧书市。有一本日本出版的《露和字典》,也就是一俄文本字典在旧书市上被我的一位要好的邻居碰到。他见到字典内有“三野政治部附设外国语文专科学校”和“上海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俄文专修学校”的印章,知道是我用过的字典,花了钱买下送给了我父亲。我至今还保存着这本俄日字典。在五十年代初的建国初期,我国没有一本像样的俄华字典。反正古日语大部分全是汉字,我们虽不懂日语,但看对照的汉字,也能猜出八九不离十。因而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俄文工作者使用俄日字典也就非常有必要和很普遍了。因为需求量大,我国将这本字典影印出版。反正那时没有什么著作权保护法,可以随便印售。
  
紧接着抄家的就是进行批斗,我父亲也是如此。我在胜利牧场在被抄“家”之后当然免不了要挨斗。这时的批斗运动属初始时期,还不像后来的那样凶残和花样翻新,常常致人于死地。正因是刚开始,被斗的人没有心理准备和久经磨炼,在感情上和心理上一下承受不了。有些人顶不住就会走上了自杀的道路。我一开始被斗时也曾想过自杀。但因为不甘心白白被冤死,不想再给父母和亲朋在他们受株连的心灵创伤上再加把盐。无奈求死不成终于厚着脸皮活到了今天。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封建社会或别的什么时期有仕可杀不可辱的“坏”传统,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们有了根本性的“突破”与“进步”,不但可杀而且可辱。仅有一些极少数的不识时务的,如老舍、傅雷等人竟会与红色政权对抗到底,真是死有余辜,死了“活该”!尽管活该,我在死了之后,在阴曹地府是绝对没有脸面敢见他们的。他们虽然死了,但他们的精神与人格还活在人们的心中。我虽然苟且偷生地活着,可我活着又能做什么呢?如果什么也做不成,与死了又有什么不同。为了自己再不是白活着糟蹋劳动人民辛勤种出来的粮食。想在死前把心中要说的话都写出来留在这美好的世界上。这样在死了之后也可以无愧地向先哲们汇报自己的一生,更可以给我的家人(现在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家,若日后再有抄家风暴,想抄我自己家的人就有处可抄了)留一点既不能吃又不能用的无形“资产”或是“财富”吧。我是这样想的。但保不准我的后代会不会愿意接受,或是勉强接受了,他们的下一代会用着擦屁股。这正是我所最担心和最害怕的。若果真如此,我们这一辈千万人的血与泪就白流了,所谓的巨额学费也就白交了。
    
胜利牧场刚开始批斗时,阶级敌人的队伍还不像文革全盛时期那样兴旺发达。不过也开始有了外来品种:地主、富农和右派等。有一个四川的地主,身材矮小,而且很瘦。他告诉我他家之所以成为地主是因为他家土改前有七亩地。这大概是他家乡的人多地少的原因所决定的。
    
批斗我们这帮阶级敌人的主力是胜利牧场和邻居阿克苏大队的学生。胜利牧场仅有小学,阿克苏大队也仅是一所九年制的学校,相当于初级中学。学生哈族居多。他们年纪都很小,但年纪虽小也是革命小将。他们虽然什么也不懂,但懂得“造反有理”,懂得打人骂人。他们想斗谁,打谁,骂谁,谁也干涉不了。否则他们就要造干涉人的“反”。
    
他们批斗人时也要跟大人的革命派学,先要审问被斗对象。但提问很简单。会问你是什么分子,家里有多少财产或多少地或是当过什么大官等等。
    
开始斗我们时批斗场所已经里三层外三层挤满了围观的人。反正牧场很小,有人说在场部放个屁,全场的人都会闻到。牧场的人也懒,没事会扎堆聊天。小将们要斗阶级敌人是过去从没有过的希奇事。有西洋景看是白看白不看,反正不用买票。结果全场人都倾巢出动把小将和我们围得水泄不通。许多人为小将们助威呐喊,打气加油。事实上并不是把批斗当作什么伟大的政治任务,而是把我们这些份子们当猴耍取乐。所谓的“文化”大革命谈不上有什么文化内容。在农村,在我所在的胜利牧场,文化大革命就是暴力,就是打人骂人和不择手段地污辱人。老百姓本来文化就低,要他们进行什么文化大革命,差不多和逼着鸭子上架一样。
    
轮到批斗我时,小将们问我是什么分子,我说我是:“翁息儿也来买特”(哈语:右派分子)。哈族小将先是一愣,立即很高兴我会说他们的话,像是在异域碰到了家乡人。他们问我什么是右派分子,这下我就不太会用哈语解释了。我连说带比画,说是右派分子就是左分子的对面。但他们似乎也不懂什么是左派分子。他们还忙着要斗下一个分子,因而弄不懂也就不再深究。只是让我以后往左边靠就行了。他们又问我家有什么财产,我说我家是贫农,也就是牧场的贫牧。他们更弄不懂既然是贫牧为啥要与地富分子们站在一起。我说不是我要和他们站在一起,是“怕尔基亚”(俄语和哈语一样,即“党”)让我站的。我当过解放军要服从命令。他们“表扬”我还怪听党的话。
    
由于我与他们讲了半生不熟的许多哈语,这些小将们大概对我是有了好感,没动我一个指头就赦免了我转向下一个。

等到问那位瘦小的四川地主时,首先问他家有多少土地。想不到他的四川口音把七亩地说成了七“盟”地。小将们听到“七盟”这两个字就对他拳打脚踢。一边打一边又问他家究竟有多少土地。他还是一口咬定还是“七盟”。
    
小将们确认无误“七盟”后打得更凶。这时我突然发觉小将们越打越凶是语言造成的误会。为了让这位倒霉的四川地主少挨点,我赶快不顾我自己很可能是自找麻烦,向比较年纪大的一个小将解释:这个地主家不是有七千亩地,而是七亩地。他弄懂我说的话一边笑一边骂,马上叫打人的小将停止打和踢。
  
在哈语中“盟”是千的意思,七盟就是七千。新疆虽然地域辽阔,但七千亩的地主也不多见,这就是小将们要不停打这位四川地主的原因。一旦知道实际上是七亩地他们就不打了。七亩地在新疆根本就成不了什么地主,根本也就没有被打的必要。小将们怪这位四川人说话不清楚,对挨了他们的打似乎有点抱歉。
    
小将们毕竟是孩子,我直到今天也没有丝毫恨他们的意思。实际上他们也是受害者。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受害的程度要比我们挨打受骂更凶残。因为我们受的是一点皮肉之苦,算不得什么。可这些年幼无知的孩子们纯洁美好的心灵所受的戕害是很难逆转的。

31.轮番睡大觉

张大组长,人们背后叫他张大个子。山东人,抗日战争时期在八路军中当过机枪手。解放大西北时随军到了甘肃武威或是酒泉(现在记不清)。在劳改机构当了一名基层干部。他娶的妻子成份较高,生的子女也多。在六十年代初全国大饥荒的时候他挺不住,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与单位脱离了关系,随他老婆自流到新疆。自流到新疆的目的主要是不想继续在甘肃挨饿。当时全国各地的饥民自流到新疆的遍布天山南北。尤其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收的盲流最多。因老张自动离职所以党籍也丢了。
    
老张为人正直善良,经过社教外调,他仍然是贫下中农。至于自流到新疆的问题,因为新疆自流人口在新疆任何地方都比比皆是,也就算不了什么大不了的事。
    
因为他是贫苦出身,又当过八路军,曾经是党员,在清理阶级队伍中他是当然的革命群众,是依靠对象。
    
但他毕竟有一把年纪,经过了不少的出生入死和艰难困苦,对不少事物的看法与年轻人不一样。对当时许多重大问题比较能看得透。他若不是文化浅,他的一生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
    
他对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基本上是以礼相待,从未打骂过我们。有时还表露出同情之心。我平时干活一贯吊儿郎当。有一段时候队里让他当我们的生产大组长。他对我不好好劳动从不当面训斥,而是和风细雨般谈心。记得他有一次在下工途中对我说过,他从未把我这个右派当作什么坏人,希望我劳动时要差不多才行。否则太差了队里会怪他管得不严。既然他这样说了,我也不好意思让他为难,平时劳动就稍微注意了。他看到我听了他的劝告,也就相安无事再未对我说过什么。
    
他家人口多,自然开销就大。但生产队的生产一年不如一年。大家的生产劲头也逐年下降,他当然也不能例外。
  
因为他年纪大,人又老实,队里相信地。老让他领着一个大组到比较远的地块干活。到最远的地块上工要一个小时的路程。大家走到地里虽不是筋疲力尽,但也累得差不多了,早晨喝的稀饭也快消化完了。牧场上工的习惯是走到工地之后先要坐下休息一会。吸烟的人总要先卷一支莫合烟过过瘾,不吸烟的有些人赶快找个较平坦的地方,再找块合适的石头当枕头先躺一会。大老张大概是比较累,他躺下后就呼呼睡着了。大伙儿看见组长睡着了自然很高兴。可以不干活谁都乐意。为了避免把他惊醒,讲笑话的,拉家常的,打打闹闹的全都自觉停了。如果把他弄醒了,他一定会让大家立即干活的。所以大家非常自觉地静了下来。静下来之后瞌睡虫也就都慢慢来了。起初是一两个,接着是三四个,过不了一会全组人无一例外都找个合适的地方躺下和睡着了。我自己也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但我睡觉有个毛病,换地方睡不踏实,更何况是睡在地头上。地上有蚂蚁和一些不知名的小虫子时不时咬人一口。当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时,看见张大组长一面打哈欠一面睡眼发直地望着周围四处横七竖八地睡着的组员们。我以为他大概很快要喊大家起来干活。不料想他又连打了两个哈欠又歪下身子倒下去继续睡。
    
等他打着呼噜时又有一些人醒了,醒来之后看到别人还在睡,也像老张一样又倒下去继续睡。大概是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机会难得,不睡白不睡。反正干活多了年底也不一定分到钱,先捞个舒服解乏再说。
    
这天上午我们就这样,他爬起来又倒下睡,再醒了看到别人还在睡,就再倒下去继续睡。就这样象钢琴键似的这个起来那个下去轮番睡了整整一上午。
  
到了中午一是太阳晒得太凶。新疆是“早穿皮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地方。中午谁也不敢在太阳地里呆得过久。再说肚里早就叽哩咕噜要喂脖子,大家只好起来转移阵地到水渠边烧茶吃中饭。
    
能睡整整一上午大家心满意足,大家一个劲地向张大组长敬烟敬茶送食物。按照惯例,烧茶吃饭之后因为下午太阳火爆似的毒,大家就习惯成自然地在水渠边的树阴下各人找各人的地方又开始午睡。大概是因天气太热,或者是张大组长身体不舒服太困,一觉就睡过了头。反正也没人愿意喊醒他,他越醒得迟大家就越能多休息少干活。按说我们是按生产队独立核算,干活不是为别人干,而是为自己的收入干的。问题是文化大革命弄得生产大倒退,队上的效益变成负增长,干的工分多的人还要多欠账。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大家主动愿意多干活是很难的。张大组长自己就愿意多睡觉少干活,组员们就更不用说了。
    
等到老张下午一觉醒来日头已经偏西,大家忙着拾点柴禾和收拾烧茶的炊具做好收工回家的准备。
    
老张终于说话了,说一点活不干好像说不过去。多少得干点。大家当然会听他的话,稀里糊涂弄了一陈子就打道回“府”了。
    
大家瞒上不瞒下,回到队里我们这些人嘴都紧得很。谁也没把这一天轮番在这里睡觉的事捅出去。

32.冰山行

水是农牧业的命脉,新疆气候干旱,全靠天山上冰雪融化的冰水灌溉。胜利牧场也是如此。胜利牧场地处天山之中较高的地方,地表下都是石头,存不住水,只好在天山冰雪大量消融时,流经牧场的地表水很大时才能引水浇地。  

首次来大水总是四月底或五月初。我在牧场的十五年中有一年大水没按时来,全场人都十分着急。因为牧场海拔高,若播种太迟,因为无霜期短,就是农作物种下长成,但不到成熟时就会冻死。若果真如此,这一年就白辛苦了。
    
迟迟不来大的地表水,谁着急也没用,这是老天爷的事。气温不持续升高,天山上的冰雪就不会持续地大面积融化,大的地表水就下不来。如果说人能胜天,或是人定胜天,胜利牧场就得派飞机往天山上撤煤沫或盐沫。可牧场没飞机可派,就派人到冰山上去察看水迟迟不下来的原因。如果何处有冰坝挡住了水,去的人若把冰坝挖开会加快水往下流的速度。
    
按说上冰上探察和除坝的任务事关重大,应当派得力和可靠的人前往。可牧场的人都知道上冰山是非常艰难和万分危险的。抬头看到的冰山好像近在咫尺,但谁都知道要爬上冰坡不是一两天就能走到的。有人说最快也得三四天或一个星期,而且根本没有路。在人毛也没一根的深山里处处都有想不到的危险,谁也不愿去。这样就只好派我们这些阶级敌人去了。把如此重大的任务派给阶级敌人去执行,我看领导上的无产阶级立场是很成问题的。
    
我们这些阶级敌人不能不服从无产阶级的命令。到深山中,特别是要到冰山上去,光靠步行是万万不行的。队里给了马匹和骆驼。
    
在我们这些阶级敌人中挑选了四五个人。与我要好的有经验的哈族牧主们一个劲地鼓动我去,并暗示我去了之后一定不会后悔。
    
队上仅派了我们四五个分子,连一个监督我们的人也未派。我猜想并不是无产阶级对我们这些分子们很信任很放心才不派的,而是派谁,谁也不愿去,才不得已不派的。可见当时对我们这些所谓分子们的专政也仅是表面文章,若是找不到人愿意监督我们,就可以灵活地让我们无人监督地“自由”了。
    
我们因为没人监督就有了“自由”。所以和我要好的几个分子一个劲儿鼓励我去。如果我不想去也是可以的。因为我既不会骑马也不会使用骆驼。但我意识到他们一个劲地让我去,一定绝对没安什么坏心,大概会有什么意想不到的事。不过他们当时不肯说明白。
    
我们五个人准备了足够的食物。骑着三匹马和一头骆驼出发。我不太会骑马,与毛吾拉汗共骑一头骆驼。新疆地区都是双峰驼,鞍子就备在两峰之间。骆驼根本不懂我的话,全听毛吾拉汗使唤。骑骆驼和骑马完全不一样。我们两个一前一后坐在两峰之间的鞍子上。骆驼每走一步,我们俩就前倾后仰一次。那时我还年轻,经过了长期的劳动锻炼,身体可以说是我一生最强壮的时期。但骆驼骑久了,全身的骨头就像散了架似的要多难受就多难受。我对同行的四位好友说他们没安好心,故意整我。他们说生手骑骆驼谁都是如此。说我在牧区连骆驼都不会骑是绝对不行的。他们看我实在受不了,就让我换乘马。我们没骑惯马的汉族也不行,我骑了不到一天腿裆内侧两边就磨破了皮,腿裆内又热又疼。而哈族们却一点事也没有。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男女从小就骑马。他们腿档内部磨成了老皮,骑得再凶再久也不怕。
    
我后悔不该跟他们一起来。可他们说我错怪了他们,他们真心诚意让我有机会学骑驼和骑马是有意帮助我。万一我将来要在牧区一辈子不会骑驼骑马就要吃大亏。我们这些朋友们替我想得很远,我内心是非常感激的。
    
他们看到我腰酸腿痛,裤裆里又破了皮。一路都非常照顾我。生火做饭烧茶全不让我动手,露宿的场地也是他们烧好清理好给我铺好。
    
我们夜间露宿先升一大堆篝火,并准备了足够一宿的柴禾,一整夜火不能灭。这是为了防止野兽的袭击。他们说任何野兽都怕火。在临睡前约一小时他们把篝火挪到邻近处,把原来升过火的地方清扫平整好垫些干土,就在上面打地铺睡觉。这样身底下不会潮湿也不会太冷。这种睡觉的方法我是第一次见到,实在对劳动人民的创造性佩服得五体投地。
    
我们第一天顺牧场的大河坝往山里走,有一段路我过去是走过的。约走大半天时间,也都是与牧场附近的大河坝相似,只是两边的树木比牧场的河坝多些。因为运输困难,牧场很少组织人到这么远的地方伐木。河坝里到处是去冬今春的残冰,但冰下已经有冰水的潜流。少数凹处已蓄有少量的水。这些水在经过一夜之后又冻成了冰。清晨这些凹地里一块块的新冰在朝阳初升时刻像一面面大小不同,形状各异的镜面反射出五彩缤纷的光芒,令人眼花缭乱。这种仅能在童话中才能想像到的水晶世界,要不是我当了右派恐怕一辈子也难见得到。如今北国冰城哈尔滨每年的冰雪节都要有奇异的冰雕展出,但那都是人工的。是人们想像得出来再经能工巧匠加工制作成的。可是我这一生仅见过一次冰的世界不是人工能加工成的,而是自然界的鬼斧神工。而且仅有胜利牧场的这一段河坝的这个时刻才会有。若换了地方和换了时间就会时过景迁,就是想出千金也绝对不可能把逝去的景象再买回来。
    
看了这从未看过的奇异景观。浑身骨头架子散了和屁股上的皮肉磨破了也值得。我高兴得忙不迭向我的四位同伴道谢。要不是他们鼓动我,我绝对不会有如此好的眼福和耳福。
    
可这四位老兄笑话我少见多怪,他们说前面比这里还要好看和好听千万倍,不过行程也要更艰难千万倍,让我不要高兴得太早。我的大好兴致被他们泼了凉水。
    
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后我们在百鸟的歌唱声中起“床”,先往火堆上加柴,随便找点透明的冰块化水洗脸。然后开始烧茶做饭。他们在面粉里放些盐和苏打加水和成面团。在火堆里扒出早烧热的大块偏石头,除去石头表面的灰尘把面团放到石头上并压平。铲上一铁锹火红的木炭盖住面饼。不一会饼香四溢。除去饼上的木炭并用嘴吹净上面的热灰,外面焦黄,里面松软的大烤面饼就做成了。我们五个被专政的对象喝着清香的奶茶和刚出“炉”的热烤饼,耳听清晨百鸟啼唱。清新的空气绝无一丝一毫的污染透人心肺,更主要的是我们暂时摆脱了对我们的专政。我们可以“自由”地说笑和歌唱。这是我到牧场后最值得珍贵和值得记忆的一次深山免费探险旅游大观光。
    
吃过早饭收拾好行李,灭掉火堆之后骑上牲口赶路。这里因为很少有人走,所以也就没有路。路是人走出来的。没人走的地方自然是无路可走的。我们虽是五个份子,但无产阶级还承认我们是人,因为我们还有户口并且要改造我们。若不承认我们是人,就没有改造我们的必要了。既然我们还是人,我们脚下走过的地方就有了一条新路,是要走向冰山的新路。可惜我们没有走到冰山上就不得不返回。我们的新路走不成,只好返回走旧路。仍回到牧场继续接受监督改造。
    
在我们行进在没有路的路上,在走到第三天下午时隐隐听到流水的声音,马蹄下的水已经很深。冰被水融化了。牲口走起来就比在冰上走得稳当而且不滑。走的速度也比较快。越往前走树木越多,被风括倒或是被历年大水冲倒的死树和枯树越来越多,它们有些被泥沙和石头埋住,但枝叉还在地表外面。有些半埋半露。有不少很粗的树如横空出世档住我们这支小小的骑兵队伍。我们只好下地牵着牲口想法绕过去或是从下面钻过去。至于不太粗的挡道树,最简便的方法是骑在牲口上让牲口自己迈过去。这些倒木若在有人的地方都是上好的木材。可这里人烟稀少,交通不便,也只好枯死烂掉遵从物质不灭定律回归大自然了。有时我们走累了,牲口也累了,就下地让牲口饮水和随便啃些树皮枯草吃。我们就在横七竖八的倒树上坐下或躺下休息。有些倒下的大杨树因为树皮早就烂掉,表面不但光滑,而且很干净,临时当床用睡起来当然很别扭,但总比没处躺强多了。
    
有一天在傍晚时分我们见到一处不大的较为平坦的水中小洲。夕阳透过树隙照在小洲上,我们远远看去有一片地方是金黄色,猜不出是何物。等走近才看见是一大片不知名的黄色小野花。这片小黄花让我惊叹不已!夜晚这深山之中还非常冷,可这片小黄花能顶住严寒傲然开放在这渺无人烟的深山之中,饮的是深山中的雪水,吸是是一尘不染的野气,不羡慕人世界的一切繁华,从不相互间倾轧。虽然生命短暂,但与世无争,不冤枉别人,也不受什么人冤枉,活得安闲自在。我的一生实在比不上这些可敬可爱的小野花!
    
我的四位同伴见我对这片小花如痴如醉的态度大惑不解。他们说这些花连牲口都不吃,不值得如此留恋。他们有人要下马摘一束送给我,被我阻止了。我祝福这些在严寒和冰冻中盛开的小花能平平安安的度过他的一生,而不像我到处飘泊,前途难料。
    
我们再向前走,水声越来越大,水也越来越深,骆驼体高还可以走,马肚子有时要泡在水里,若再继续往前走,人畜将有危险。
  
由于气温升高,冰山已经大量融化,我们既没有必要,更不可能再往冰山上去。我们决定往回返。
    
在返回的路途中水向低处流的速度比我们走的速度快得多。牲口几乎全是在涉水行走。有些地方水很深,我们只好下地牵着牲口慢慢地走。
    
等我们返回到牧场,牧场正忙着用头水浇地,谁也没心思问我们五个上山的情况。反正大水已经来了,问不问都一样。只说让我们稍稍休息一下准备浇地。
  
这次冰山之行实际上我们什么也未干,什么作用也没起。能够来水是天气转暖冰雪大量消融的缘故。
  
我很感谢老天爷捉弄人的本领,也非常感谢我的四个同伴起劲地鼓动我上冰山。否则我就会失去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向旅行社交多少钱也买不到的冰山探险之旅。因为交通不便,荒无人迹,那里风景虽美,但至今那里丰富的旅游资源尚未开发,实在可惜!

(待续)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11楼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十二)

33.水

每到十月天山深处就会大雪封山,以天山冰雪消融为水源的所有明渠皆断流。牧场人畜先吃近处的冰,由近处往远处吃。若下大雪,就捡干净的雪化水吃。若冰和雪皆无,就只好到牧场唯一的一口井上拉水或驮水或担水吃。用水车拉、用牲口驮、用水桶担水的人成群结队在井台周围等着打水。井台上结满了厚厚的冰层,滑倒牲口和跌倒人是家常便饭的事。井上有辘轳,但人多时大家抢着打水就必须自己带根长长的绳子。当别人往上摇辘轳把时有自己绳子的人就可见缝插针地把自己的水桶放下去。有时好几只桶在井底下相互碰撞,水桶掉在井底的事也是家常便饭。若是水桶掉在井底当时就很难再捞上来。也有人发洋财的,一次下井就能捞上来好几只桶。
    
这口井是用整段整段的杨木一层层箍起来的,四段木头围一圈,故是正方形。大人叉开两条腿踩着两边的木段,手扶着木壁可以一层一层地下去和上来。井里水的深浅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夏季牧场遍地都是水,就没有人用这口井。井中的水位一伸手即可碰到。仅有一年夏天有一个从山东自流到新疆的妇女用过这口井。这位山东妇女不但个子大,脾气也暴,口碑也不好。她与他丈夫吵架,她两只手死捏住丈夫的下身不肯放手。与他丈夫一起干木活的老木匠蒋华杰实在看不过去,怕她把她丈夫捏死,抬手就往她脸上一拳。她当时晕了过去,死捏的手才松开。她丈夫说与她实在没法过下去,要与她离婚。她不愿离就以自杀来来威吓人。他哭哭啼啼直奔夏季没人用的井。她坐在井台上一边哭一边要跳井。站在远处看笑话的人没有一个过去拉她或劝她。大家明知道她这一套是吓唬人的把戏。她嚎了好久等不到任何一个人拉她。她自觉下不了台竟果真跳到了井里。可惜井水离地很浅。她跳下井后两只手抓住井壁喊救命。众人见到她沉不下去死不了也没人过去把她拉上来。可见这位妇女平时的人缘实在够呛。最后还是打他的木匠去拉她。在拉之前抓住她的头发往水里塞,让她喝足了水再提起来,并问她是真想跳井还是假想跳井。若真想就再把她放下去。她拼命大喊她不想死。老木匠说,你不想死就再喝些水吧!又把她的头往水里按。等到看她喝了差不多了才把她拉上来。自从这次教训之后,她变得老实多了,见到蒋华杰就害怕更不敢再跳井。他丈夫也没和她离婚。
    
因为冬春井上人太多,离场部和我们队太远。场部和我们队都另外打过井。场部打的是大口井。形状如大锅,地面直径有二三十公尺,井壁打成螺旋形以便人和牲畜往井底下走。这口井打得很深,但冬春仍然蓄不住水,真是瞎子点灯白废蜡。我们队在本队河坝的最低处打直筒子井,直径两米左右,打了十几米深还是鹅卵沙石。我也参加了打井。用绞盘送人上下和运挖出来的砂石。人在十几公尺深的井下,若井上掉下算盘珠子大小的石头,在井下的人听起来像枪瞠里射出的子弹,下坠的声音尖利清脆。若掉在井下人的头上可受不了。当我们在井下听到尖锐的刺耳声时就会飞快地紧贴井壁等上面的石头掉下来。在我们打井时未发生过重大伤人事故。我们打了一冬春的井,也是瞎子点灯白废蜡。牧场地表下都是卵石,是过水层,根本存不住水。经过几年的打井失败,大家接受了教训,再不想打井的主意。
    
在牧场上游很远的地方还是有水的,只不过是到冬春季水不太多。若能把这股水引到牧场供人畜用是足够的,而且在夏秋季水大时还可灌溉。这是一举多得的事,牧场下游的邻居也想得到牧场的水源。经过乌鲁木齐县协调并投资,作为一项县上的水利工程就开了工。牧场上游一段由牧场施工。县上投入了很大的财力和施工机械及许多水工技术人员。这项工程不是当年能建成的。仅我自己就在水渠工地上干了至少三年。因为农忙时无劳力就得停工,仅在农闲时才能陆续施工。在施工的这几年的冬春季,仍然要靠唯一的一口井供人畜饮用。幸亏牧场都是土房子,冬春季没见过有地方失火。要是真失了火,是没水救的。因为每家每户的饮水都是到井上取水,家中没有多少存水。因而整个牧场没有消防水源。
    
各家各户家中没有多少存水的原因是缺少装水的容器。胜利牧场离乌鲁木齐市很远,当地买不到较大的盛水容器。就是到乌市能买到水缸瓦罐之类的东西,往牧场运输也是个问题。一是没交通工具,二是若有汽车运输在途中也十有八九会破碎。所以胜利牧场当时能够有的盛水容器不外乎铁皮桶、汽车内胎和皮囊之类的东西。要不还有锅碗和洗脸盆等。这样的状态维持了好多年。
  
自从乌鲁木齐县在牧场动工修引水灌溉的鹅卵石的大明渠时,这种状况有了改变。县上运来了大批修建水渠用的水泥。鹅卵石砌的水渠要用水泥勾缝防渗。各处的堤坝和闸门也要用大量的水泥。胜利牧场的老百姓在修水渠时懂得了也学会了水泥可以防渗漏。而各家各户缺少的就是能防止水渗漏的东西。在水利工地上大家都学会了如何使用水泥的技术。而牧场到处都是砂子和石子。这下各家各户的存水问题即迎刃而解。可公家的水泥也就遭了殃。美洲有个加拿大,中国到处都有大家拿。大家都往家里拿公家的水泥砌水池。因为大家全都拿,不拿的人是绝对少数,所以也没人揭发。谁也不认为是偷公家的水泥,而是公开的拿。每天拿一些,日子久了想用多少就会拿多少水泥。不少人家不仅砌了能盛许多水的水池,连灶台、窗台也用水泥抹得光滑平整好看。有聪明的人嫌砌水池万一要搬搬不走就用水泥制造能搬动的水槽或水“缸”。先用树条编一个方形或圆形的大篓子,再往篓内壁抹上多层水泥奖,晾干后就能盛水。这东西有些像四川装豆瓣辣酱和装桐油的篓子。仅是内壁的材料不同。装豆瓣辣酱和桐油的内壁是油纸。而牧场老百姓土造的东西内壁不是油纸是水泥。这种东西的缺点是移动起来必须非常小心,因为很脆极易把内层弄坏。另外是不能完全防渗,会缓慢地往外面渗水。于是有人在乌鲁木齐市弄来了臭油(即沥青)熔化后刷在内层表面才彻底解决了渗水的难题。
  
文革中胜利牧场生产大倒退,老百姓都很穷。为吃水的问题不知道经过了多少艰难困苦,更何况我这个单身汉的右派分子!我会裁缝手艺,一直用此学雷锋为不少人家免费缝过不少衣服。故有一个回族邻居费了不少工夫送给我一个土制的柳条水泥“缸”。我小心翼翼地拿回来并到老远的井上担满了水。可过了一夜水就渗掉了一大半,我甭提有多心疼了!
    
因为我没驴、没车光棍一人仅能用水桶到井上担水。担一趟来回要大半天。有时没时间或太累,就到河坝里取别人怕脏不肯吃的残冰化成水沉淀后饮用。这些冰被牛羊踏过,驴啃过,保不准撒上过牲口尿,但经过熔化沉淀后我照样下了肚。说来也怪,那时我很少得病。
    
有一天我听广播说基辛格到我国访问为尼克松访华做准备。这是件大事,听后就不会忘记。
    
就在这段时间内的一天傍晚,我在担水往回返的途中,邻队的老马喊住我聊天。我们俩经常聊天逗乐。我也想放下水挑子歇一息。他忽然冒出一句话说:“你的总后台倒台了!”。因为我从来没什么后台,更从没有过什么总后台,一下子弄不懂他的话。因为弄不懂,就随口问他:“我的总后台是谁?”。他立马回答是刘少奇。
  
我一面摇头一面弯下腰挑起水桶要走。他拽住不让我走。他说我摇头就是不同意,那么我的总后台究竟是谁。
    
他拽住不让我走,我怕水洒了也只好不走。我回答说:“刘少奇还小点!”。这下他也被我弄糊涂了。他说:“刘少奇还小,那究竟你的总后台是谁?”。我回答说:“尼克松,毛主席正准备请他吃饭呢!”。
    
老马在牧场也算个知道不少事的人。他被我的回答噎住了,再也无话可问。于是他上井台,我回家,各走各的路。

34.光棍俱乐部

六五年我回新疆找到档案后被自治区机械局重新安排到乌鲁木齐县的公私合营胜利牧场。不久即开始了社教运动。乌鲁木齐县各单位和人民公社都派来了工作组。派到胜利牧场的工作组由新疆人民广播电台、新疆青年出版社的人员组成。其中有播音员、主编、编辑、翻译和党务工作者。总体的文化水平,说句公平话,在当时周围的工作组中还是比较高的。
    
他们下来的主要任务就是搞四清。首要任务是清理阶级队伍。清理阶级队伍的基本方法是把当地的每一个成年人一个个仔仔细细地过“筛”子。要调查你的祖宗八代。当时内查外调的人员满天飞。各单位的党委都有专门机构负责内查外调工作。胜利牧场自流人员太多,如果都要派人到关内各省市调查,首先是派不出众多的外调人员,另外旅差费的负担也太沉重。对一般人都是采用函调的办法。若被调查的人在本乡本土正好有仇人或冤家在当地负责党的内查外调接待工作,那这位就会飞来横祸,就是你有一千张嘴进行申辩也无济于事。因为理由很简单,社教队只相信你家乡的党组织,而不能相信你个人的嘴。而且有不少外调来的材料社教队根本不告诉你本人。他们要留着看你自己是否能在运动中坦白交待。所以你压根儿被蒙在鼓里不知道家乡的冤家对头给你下了套子。你已经被无产阶级的绞索牢牢套死了连一点信息也不知道。
    
现在的四川文联主席杨牧当年在新疆也有过一样的遭遇。胜利牧场当然也免不了这种事。胜利牧场有一个四川自流人员家中有七亩地就成了地主份子。就连牧场的造反小将们也不认为七亩地就会成为地主。尽管有疑问,但此人的地主帽子还照戴不误。
  
在牧场清理阶级队伍中,既用不着内查也不用外调的人,大概就是我这个右派分子一个人。这可省了社教队不少时间、精力和费用,但也给他们出了不少他们自己解决不了的难题。
    
我的档案就在胜利牧场。社教队等于接管了牧场的一切重要权力,要看我的档案当然极为方便省事。连场部办公室都不用出就能看到我的又厚又重又全又奇的档案。在我的档案中从五零年参军、再上大学、再当翻译、再当右派、先到北大荒后到新疆;六二年被错误下放回南京、六五年又回新疆到牧场;我所有的社会关系、祖宗八代的情况、反右中写的长篇大论的交待、中央国家党组对我的结论等等全都有。社教队要的东西档案内全都有。这的确为他们省了不少事。正因为如此,也就产生了不大不小的麻烦。

我的档案中清楚明白的写着虽是右派,但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开除公职,有公民权。我们五八年到北大荒之后在当地人代会换届选举时我们全都领到了选民证。而且我还把这张盖有黑龙江省宝清县选举委员会大印的选民证带到了胜利牧场并交给了社教队。
    
由于我有这张选民证,胜利牧场的社教队向上级请示。在请示后让我参加群众学习会,也就是不把我当作地富和反革命看待。
    
当时社教队的主要工作是把那些四不清的干部“请”上楼。全力以赴发动群众找干部们的缺点和错误。牧场的干部们不论大小一个个都要过这一关。我初来刚到,连人都认不全,每天参加检举和揭发干部的群众会只能用两个耳朵听。基层干部水平有限,哪能在工作中一点错都没有,不可能在平时工作中事事做到人人满意。但群众中有为数不少的人想在运动中公报私仇,或是想借运动向上爬。当时我们队有个贫牧阿西姆非常积极,被工作队当作培养对象。新疆广播电台的一位姓马的女同志介绍他入了党,并当上了我们队的队长。可后来他因盗窃场部供销社变成了劳改犯。连马本人在后来也觉得她自己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
    
牧场邻居东沟大队当然也有社教队。朋友马生清告诉我,说他们队有几个未婚小伙子因为农村文化生活太单调,晚上没事干常在一起打扑克牌玩。其中有他的前任会计。小伙子们玩起来说话没谱。说他们几个人是光棍俱乐部。其中有人在乌鲁木齐市有亲戚,弄来了一部《金陵春梦》大家偷着看。社教队进村后此事被捅了出来。这下社教队像是抓到了大问题。社教队之所以叫做社教队,就是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年轻人成立了什么俱乐部那还了得!一定要把这个俱乐部的组织和宗旨闹清楚。这个俱乐部还集体看黑书,这是公然与社会主义教育对抗,更要追查清楚。黑书也一定要挖出来当作罪证。
    
更不能容忍的是俱乐部里有人竟是生产队的会计,掌握了队上财政大权,这还了得!于是社教队发动群众猛攻这个俱乐部。
    
这几个光棍小伙子连做梦都不会想到当初的一个玩笑会招来如此横祸。任凭他们怎样辩白也无济于事,因为他们不肯把看的黑书交出来。社教队铁了心,一天不交出黑书,对他们的斗争绝不会停止。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们只好把他们看过的《金陵春梦》交了出来。社教队拿到书后说他们有了认罪态度,也就停止了斗争会--因为社教队的人忙着看这本书。
  
这个所谓俱乐部里的队上的会计最后进行了经济退赔。据马生清说,他连新娶的老婆的裤叉也赔掉了。这对马生清也是个教训。后来马生清接手当了会计,在队里从不敢有一丝一毫的马虎。队里的财物,哪怕是一根草都不敢多拿。因而他在往后的历次运动中都立于不败之地。
    
虽然在社教刚开始时我还能参加群众会,随着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的兴起。社教队通知我可以不参加群众会。也就是开始将我打入另册。
  
社教队的确火红了一阵子,想不到后来说他们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革命群众让他们“滚”了回去。在滚了回去之后又揪回来进行“消毒”。这种“消毒”是所有社教队的成员们都很不情愿接受,也非常难以理解的。
    
虽不情愿和难以理解,但群众要揪你回来,你就得回来。新疆青年出版社的主编被揪回来消毒时一脸晦气,再不是社教刚开始时一付教训人的样子。这是他当初参加社教队对绝对预料不到的。文革一开始,全都乱了套,所有的事都像在变魔术。变来变去,变到最后,魔术大师们自己都变成了魔鬼而毁了自己。不但毁了他们自己,差点毁了整个国家。玩火者必自焚,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不管玩火者权位再高,也概莫能免。

35.我和邓小平比谁的错误大

不少人说我是贱骨头。我在北大荒和达坂城吃尽了苦,不知流了多少汗和泪,差点把命丢掉。在那里连驴都干不了的活我都干过。可直到今天,我怎么也忘不了这两处曾“改造”过我的地方。
    
在我复职回到北航之后,曾专门去过北大荒,在垦区招了不少很好的学生到北航深造。他们现在都早就成家立业,是国家的专业技术人材,有的读到博士后,不少人留在北京工作。
    
我在垦区招生时住在当初“改造”我的八五三农场。我请场部把我们当初右派队的名册复印了一份。名册上有一栏记载着各人的劳动表现。在我的名下记着一个字:差。这份名单的复印件我至今还当宝贝似的保存着。
    
对我名下的“差”字,我自己不但不反感,而且很服气。因为我打成右派后的劳动表现确实如此。岂止是差,我自认有时比差还要差劲。
    
为什么我的劳动表现会如此差,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思想不通。
    
前面我曾写过,我根本不相信劳动能改造好思想。劳动是劳动人民的美德。拿这种美德当作惩罚人和改造人的手段,这本身就是对劳动的亵渎。我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经过了二十多年的劳动改造,思想也没改造好。起码我自己是这样认识的。
    
就像现在一些气功师说的。你若不相信气功,那么气功对你就没用。因为我不相信劳动能改造好人的思想,所以我也就不必对劳动那么积极。不积极当然就是差了。在那份右派名册里,还有不少人劳动比我的“差”还要差的,故名册里注明是劳动很“坏”。而且坏的人为数不少。这些劳动还不如我的右派们为何劳动表现坏,我猜想大概也是与我同病,即思想没有弄通。
    
劳动表现差也好,坏也好,到了七八年,组织上根本不管你的劳动表现如何,一律全部摘去右派分子帽子。当初劳动好的似乎吃了一点亏,劳动坏的讨了大便宜,我这个差的属中间状态。
    
有很少一部分劳动非常“好”的没等到离北大荒就摘掉了右派分子帽子。可他们后来也不见得比我们差的和坏的没摘帽子的右派好到哪里去。因为他们还是右派,只不过在右派之前加了“摘帽”的形容词。未摘帽的右派和摘了帽的右派不管怎么分,还一样是右派。当初我见到不少人很“聪明”,很“积极”,劳动表现“好”,其根本目的就是想早点摘掉帽子。可摘掉帽子又怎样,还照样是右派。就像祥林嫂似的捐了门槛也没用。
    
我们初到北大荒时分成许多劳动小组,和军队的班差不多,也是十多个人一组。当时我的组长叫张之才,是我们部所属物资仓库的一个保管员,没什么文化,但人很“聪明”。他经常领着我们干活到了规定的下工时间还硬不收工。他老是为了表现他自己劳动好,而且管理有方,就拿我们当筹码,让我们经常晚收工。我们虽又饿又累,但也没办法,只好听他的。结果他积极了,表现好了,提前摘了帽子。但也还是和我一起又去了新疆。六二年他下放回家,他极不老实,向当地政府一直隐瞒他摘帽右派的身份。直到全国摘帽子时我上访北京回新疆,路经新乡七里营,才把他从家中带到新乡县委统战部,说明了情况后才有可能对他落实政策。当初所谓劳动表现好的,其实都是假的,至少是动机不纯,仅仅是为了早日摘帽子而故意的假作。张之才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实例。
    
我的“缺点”是一生不会骗人,不会演戏,更不会骗自己,有什么都直来直去。所以就不会装神弄鬼假积极或是假屈服。这就是我劳动表现差了二十多年的主要原因。
  
我才十七岁时就参军入华东军大。因为老家盐城老打仗,老无处念书,那时我初中刚读了不到一年。参军的当年就入了团,以后又让我上大学。初中仅一年级的学生上了大学,而且学习成绩还不错,毕业后能派到北京在航空工业部门工作,这证明我当时的思想是非常好的。劳动(主要是脑力劳动)表现也是好的,而不是差。而我当时的好思想根本不是经过劳动改造得来的。而是当时党和政府领导有方,我自己愿意上进。五七年党错误地把我打成右派,冤枉我二十多年, 我当然要反抗, 这就是我劳动二十多年表现差的根本原因。我复职到北航后曾得过奖状,劳动态度又变好了,而且申请要求入党。不过在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后我再未提过这件事。
    
当了右派之后我不仅在北大荒的劳动不好,后来到了新疆也不怎么样。更坏的事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胜利牧场,我调皮、捣蛋、出坏主意,消极对抗,直到见了公家的财产失了火也不去救。用“差”形容我,我自认太轻。所以十多年中不断有人向领导告我的状,说我是最不老实、最不服从管教,嘴皮子最厉害,软硬不吃的阶级敌人。劳动表现就当然好不了。
    
当邓小平同志又一次被打倒成了全国最大的走资派时我对四人帮及他们的后台恨之入骨但又无可奈何,哪有心思去劳动!全国到处乱闹腾。胜利牧场也一样,我在牧场单身一人劳动一年不但分不到钱,而且还要欠账,还不如劳改队。劳改犯不但吃饭免费,看病也不要钱,而且还要发一年四季的衣被。谁在这时的胜利牧场劳动好,谁才是傻瓜一个。凡是有良心的人对当时全国的这种情况莫不心急如焚。不管什么工作队到了牧场都想改变这种连年亏损的状况。对贫下中牧们的劳动不积极,他们要耐心细致地做工作。可有些人不买他们的账,说我这个右派从来就没好好劳动过,你们先去管管他。我几乎成了众矢之的。
    
乌鲁木齐县公安局有一位江苏老乡是工作队的成员。我不知道是组织上派他,还是出于他的好心,他主动找我对话。
    
那天早上我还是和平时一样吊儿郎当上工走在最后面。万万没想到在我后面还有人。此人就是工作组的江苏老乡。
  
他赶上我就说我,说我上工每次都走在最后,怪不得贫下中牧反映你劳动不好。这不能怪别人,只能怪你自己!他说 时的态度大概是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不但不凶,而且应当说是非常客气的。我回答,随便别人怎么说,我也不怪谁,更不怪我自己。反正我劳动积极不起来,谁要怎么办都可以。
  
他问我为啥积极不起来。我回答,对你说了也没用。他说,若他解决不了可以向上反映。我说向什么上头反映也没用。他让我说说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不肯说。他一定要我说。他说就是看在老乡的面子上也该让他知道。我见他说到这份上,而且估计他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坏心。我就回答,不管做什么事,首先要思想通才行,我现在思想不通,劳动怎么能会好。
    
他问我思想怎么个不通。我反问他:“我和邓小平比,那一个犯的错误大?”他回答,“当然是邓小平大,他是中国第一号走资派,你不过是个小右派。”我接着就发开了牢骚:既然邓小平的罪过比我大,共产党还未开除他的党籍,却把我的团籍开除了,而且还把我弄到新疆来劳动。你们为啥不把邓小平也弄到新疆来!
    
他听了我发的牢骚一时竟不知道说什么好,所以也一句话再没说,也再未理睬我,自个儿快步向工地走。我还是照旧我行我素慢慢吞吞一步三摇上我的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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