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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峰  天山深处(连载,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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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作者:朱峰

朱峰:男 汉族 1933年3月15日生于江苏盐城
1950年17岁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大学,调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附设外国语文专科学校(后改为上海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俄文专修学校、现称上海外国语大学)学习俄语,参加新民主义青年团。
1954年春分配至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航空工业管理局)第四零研究所(情报研究所)任俄文翻译。
1957年错划为二类右派。
1958年春被遣送黑龙江853农场六分场。
1960年遣送新疆乌鲁木齐轴承厂。
1962年被下放至南京市八卦洲。
1965年被安置在新疆乌鲁木齐大阪城公私合营胜利牧场。
1979获右派改正,回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系六一二软件实验室任副主任。评为副高级工程师。
1993年退休。
根据亲身经历,撰写《在阳谋的祭坛上》一书 。

目录(书名原为《在阳谋的祭坛上》)

第一章 千年戈壁
1.达坂城的姑娘
2.给周总理的加急电报
3.批错的新娘
4.推荐上大学
5.挨了耳巴子没处伸冤
6.哈族牧歌
7.万里寻档案
8.斯诺和右派都没有胡说
9.枪打出头鸟
10.写交代材料写成了大组长
11.那年月的会
12.让我交代什么?
13.我心中的神
14.改名与浇水
15.野胡萝卜
16.达坂城首富一家与大木头
17.每年总会收到的贺岁卡
18.窗户纸一捅就破
19.我经历的“诉苦会”
20.她嫁到吐鲁番去了
21.蒋介石说台湾是中国的
22.他还是被抓了回来
23.翻身不忘共产党
24.牧场文革鼎盛期
25.右派裁缝学雷锋
26.收听广播的风波
27.伟大的五个指头
28.舐犊情深
29.失火不敢救
30.七亩变成七千亩
31.轮番睡大觉
32.冰山行
33.水
34.光棍俱乐部
35.我和邓小平比谁的错误大?
36.张明娃倒帮忙
37.大老梁捻毛线
38.大老梁逮虱子
39.挖树、砌渠和肠梗阻
40.背煤往事
41.要求一劈两半的女人
42.埋人和吃糖
43.大肥肉与地震
44.对大肥肉的报复
45.边疆杂忆
46.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7.败家子的胡折腾
48.问君护短到几时
49.刘文宏逮骚胡
50.给地主讲的地主的故事
51.小朱峰、毛选五卷、打飞机
52.好友乌斯满江
53.读报引起的疑问
54.深山中的孤寂
55.孤独的年和丹书铁券
56.闲事与改造
57.上访北京城
58.右派分子上讲台
第二章 万古荒原
59.从中央到边疆
60.难忘的西大林
61.狗拿耗子的乌托邦
62.老贾与李涛
63.阎王也会讨厌我
64.好友吕林的往事
65.究竟是谁抢谁的钱
66.我要开除他的“右籍”
67.周庭秋与王澍田
第三章  迷茫怪圈
68.回北京到北航
69.回到北航以后
70.盐城、南京、上海、北京
71.我要做块试金石
72.上坟与铲标语
73.尿炕、一场白日梦和爬楼梯
74.流通部的人们
75.外国人是你爹?
76.该由谁来回答?
附录:父亲和拉锯区的故乡

朱峰回忆录《在阳谋的祭坛上》序

在吴永良著的北大荒回忆录《雨雪霏霏》的增订本里,附录了两个名单,一个是《一九五八年中央各部委和中央军委各部遣送北大荒八五零农场劳动改造的右派分子名单》,共874人;一个是《中央各部委遣送八五三农场改造的二类右派花名册》,共486人。八五零和八五三两个农场加在一起,共1360人。在这名单里的著名右派分子,八五零农场有尹瘦石、李易、聂绀弩、吴道弘、黄苗子、丁聪、李景波、卢芷芬、谢和赓、彭达、赵琪、吴绍澍、王立中、刘惠之、胡考、戴煌、朱启平、李凌、沈默君等人;八五三农场有蓝钰、吴祖光、陈新桂、李荒芜、范四夫等人。本书作者在《中央各部委遣送八五三农场改造的二类右派花名册》中名列第381:“朱峰,男,26岁,江苏人,原二机部翻译。”他的经历,散见于这本回忆录里的,拼接起来,大约可以这样说:
他一九三三年生人。一九五零年十七岁,初中刚读了不到一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军政大学,进了第三野战军政治部附设外国语文专科学校(后改为上海人民革命大学附设俄文专修学校,现改称上海外国语大学) 学习俄语,当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九五四年春天提前毕业,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四局(航空工业管理局)第四○研究所(情报研究所)任俄文翻译。
他陷入政治的陷阱,第一步是一九五五年对于胡风一案的议论。他说,写了三十万言书也不犯死罪,不要墙倒众人推。后来反右时这是他的主要右派言论之一。在肃反运动中他又是肃反对象,被审查了很久。原因是他们单位的保密制度规定,每天翻译的东西先要从保密室借出来,下班前要还回去。他嫌麻烦,认为自己翻的东西根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所以就未还去,放在办公室自己的保险柜里,肃反运动中就以此为由头对他进行审查。可是什么问题也没有调查出来。整风运动中。他写了篇大字报,内容也没啥特殊的东西。不外乎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不要靠乱咋唬吃饭等等。结果被打成右派分子。又因态度恶劣,拒不认罪,划为二类右派。
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先流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宝清县八五三农场,一九六零年又从这里直接调到新疆。这是因为那时新疆机械工业有一个大发展的计划,向中央要干部。中央支援了一批干部,各层次的都有,二机部抽调干部的时候就顺便把本系统在东北劳动的右派们给新疆了。他到了新疆,分配到乌鲁木齐新疆轴承厂,一九六二年,大跃进失败,到了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地大精简,新疆轴承厂为了完成下放指标并尽可能留下他们自己的人,并迎合这些人想回内地家乡的心情,几乎将从北大荒调来的右派们全都下放回了家。新疆轴承厂就把他精简了,让他回到南京市八卦洲家中。一九六五年他再次来到新疆,被安置到乌鲁木齐县达坂城的公私合营胜利牧场,在这里度过了近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九年全国统一解决右派分子问题,才回到北京复职。一九七九年底他终于从新疆复职回京到北航六一二软件实验室当副主任。后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休。
他的这一本回忆录《在阳谋的祭坛上》,副题是“天山深处一个小右派的苦难生涯”,表示他是着重写新疆那一段经历,事实上他对北大荒的那两年也有很深入的回忆和很生动的记述。这一本回忆录所写的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九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变局不断的极其重要的时期,虽说他只是写他个人的经历和见闻,却真实地、深刻地反映了这一页历史。它提供了任何一本正史也不可能提供的细致的描写。
比如,一批右派分子来到了北大荒,他们是怎样凭着赤手空拳开天辟地的?
我们刚到西大林除了野鸡、野鸭、狍子等活东西迎接我们,见不到任何人。到处是齐腰深的草和遍地的水。这种沼泽地的水又脏又臭不能喝。到达西大林后见到房无半间,井无一口,大家的鞋袜裤腿全是湿的,地上从来没有过路。我们谁也没见过如此荒野的地方,不少人哭了。但哭有什么用,先得为自己弄个安身的地方。先找到一小块较高的地方,再垫上一些树枝和草把肩上的行李先放下。派出绝大部分人到小树林中砍直的高的不粗的小杨树运到一处较高水浅的地方搭成“人”字架。就是将两根去掉枝叉的杨树顶端扎在一起,下端尽量叉开插在泥水地里,挨排插。几百棵杨树连起来插就成了“人”字大厦。有一小部分人已经割来了茅草,用一些草搓成草绳把一扎扎茅草捆梆在杨树形成的“墙”的外面。再把从杨树砍下的枝杈铺在“大厦”里的泥水地面上,铺得很厚,再铺上茅草,做成了水上弹簧大通铺。这种“人”字大厦外面刮小风,里面刮穿堂风。外面下大雨,里面顺着茅草下粗雨。外面雨停了,里面继续下。我们有了窝后立即打井,因为时间短,挖不深,先挖个浅坑,把里面的脏水舀尽,让它慢慢渗出较清亮的水暂时饮用。
荒原上过了冬的蚊子苏醒之后可了不得。它们成群结队大白天袭击人和畜。蚊子多的时候我们白天要戴防蚊帽,袖口和裤脚口都要用绳扎紧,防蚊帽能防蚊子,但不能防小咬。小咬若钻进了防蚊帽又出不来。它咬人的毒性很强,会咬得人满头满脸满脖子肿包。又疼又痒又不敢抓。抓破了会感染更不得了。蚊子猖狂时我们用过的铁锹插在地里,因为把子上有人的汗味,过不了一会把子会变粗,上面落满了一层蛟子。我自己一巴掌在自己衣服上打死过几十个蚊子,想数数都没法数。因为不少死蚊子被拍死时已经碾成了泥状。
我们大便是个麻烦事,不敢一个人方便。先要约好几个想要拉屎的进行分工。找个干燥的地方并要看好风向,再找一些枯草烂叶升火。火升好了要找青草将明火盖住不让充分燃烧,憋住火堆只准冒烟。这时想拉屎的人赶快跑到烟幕里拉尿。脱裤子和拉屎的动作要快,一定要在火堆冒完烟之前结束“战斗”。有时风向会随风变,我们也不得不随风同步转移“阵地”,否则屁股和大腿就要遭祸。即使这样谁的屁股也没有被蚊子幸免过。有些蚊子有敢死队的精神,能“勇敢”地冲破我们的烟幕防卸工事狠狠地攻击我们的屁股。为了保卫自己的屁股,不少人从北京寄来了防蚊油先涂在屁股上。但北大荒的蚊子不识北京的货,照咬不误。
接着,大跃进来了。各行各业都大放“卫星”。现在的读者大约不知道这大跃进和放“卫星”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请看书中写的一个小例:
五八年是个全国发了疯的年代。当我们点完大豆,播过小麦又运来了许许多多向日葵种子。要我们每人每天要点播好几公斤向日葵种,完不成领导上就不能放卫星。我们只好为了领导上能放卫星每个点播坑就放上一大把种子,在规定期限内把种子点完了。当这些种子发芽长出地面完全不是向日葵的样子,而是像一簇簇韭菜的模样。因为太密,谁也长不成长不大。结果种子和我们的劳动白费劲不算,地也被白白耽误了一年。这次破坏性的事件我们谁也未被追究,因为我们早有言在先,声明过这么多种子根本种不完,要求拿一部分炒了吃。可领导不准,说要适当密植。究竟要适当到什么程度谁也没有具体明确的规定。虽然不准炒了吃,我们在播种时每个人都吃了大量的生葵花籽,结果我肚子里被打出一大堆蛔虫。
不但农业要大放“卫星”,工业也要大放“卫星”。一个主要的项目就是全民炼钢。书中写了他弟弟在家乡苏北地区参加炼钢的故事:
我大弟弟因为我的牵连只好入盐城师专上学。他有幸不准读书而要去大炼钢铁。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当了光荣的炼钢铁的人才,这是历史上的奇迹。奇就奇在苏北平原水网地区一无铁矿,二无焦炭,三无耐火材料。但当时发了疯的中国人在疯子们的领导下,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不是没有铁矿、焦炭和耐火材料吗?这难不倒巧媳妇们。巧媳妇可做无米之炊。盐城师专的“学生”们在“老师”们的带领下到民间去“取”这些原料。他们见到谁家屋里没人就把人家喂家畜家禽的泥盆瓦罐拿走用碾子碾细了当耐火材料。更缺德的是当时农村草房多,农民为了防龙卷风把屋顶上的草刮走,一般都用破缸压住屋脊两端的茅草。他们就爬上屋顶也把这些“耐火”原料偷了下来。光有这些破缸破瓦不能大炼钢铁,还得有钢铁才行。他们就到处找钢铁,反正那时吃食堂,每家每户做饭菜的锅也就成了多余的。那时社会上因已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小偷也没了,每家的门户也就用不着上锁了,因而锁门的门鼻子和锁本身也就是多余的了,全是大好的大炼钢铁的材料。至于没焦炭可用别的燃料代替,可用木材烧木炭,这下树木、门窗、床板和装死人的棺材通通都能用得上。就这样,师专的未来为人师表的人们先当“小偷”、“土匪”和“强盗”后,就炼出了“钢铁”向党报喜了。结果我们的党报上又多了一颗启明的新星。
这些大跃进和放“卫星”的事情,正史上也不能不有所记载。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说:“农业‘大跃进’的主要特征,是农作物产量指标的严重浮夸。……夏收期间,这种浮夸风集中表现为虚报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竞放高产‘卫星’。……许多离奇的农作物高产典型,实际上的采用‘并田’的方法,即将多块地里成熟或者基本成熟的农作物移栽到一块地里假造出来的,也有的是找出一两株长势特别好的农作物,用它们的收获量乘以大田的密植株数推算出来的。”(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上册,第484页)关于全民大炼钢铁运动,这本《中国共产党历史》也说到了,说是“盲目蛮干”,说它“极大地浪费了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基本建设规模和职工队伍急剧膨胀”,“严重冲击和挤占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同上书,第491-492页)这种高度概括的文字,就远不及这本回忆录给读者的印象深刻了。后世读者将会从这里更深切地了解这一页历史。
这本书的史料价值是无可怀疑的。可是它的价值远不止这一方面。它的作者是个很有个性很有风趣的人。他藐视迎面袭来的横逆。在斗争会上也戏弄那些斗争他的人。在权力者看来,他是个最不听话,最不服管教的反改造分子。他在书中不但细细写出自己种种反改造的事迹,也写周围难友的反改造事迹,像原来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右派分子李涛出色的反改造表现,我看到这些地方,快意地笑了。这是一本反改造故事集啊。他们,在高压之下,为中国知识分子保存了几根傲骨,证明了所谓“人是可以改造的”不过是权力者的愿望和幻想。不过作者也看到,权力者所作的努力并不是毫无成果的,书中说:“我已经看到我们右派分子当中已经有不少人表现得非常极积,与领导一唱一和,就是所谓的靠拢组织。其实他们内心深处的秘密就是想尽快瞒天过海假积极争取尽快摘掉右派帽子。”“右派分子”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品牌,这五十五万人中间什么样的人都有。他写出了这一方面,就更全面地反映出了历史的真实。
    
这本回忆录可信的程度,我可以举一个例。书中记载了难友贾明克的事迹:
我们组年纪最大资格最老的右派是反右前的北京电力工业专科学校的党委书记贾明克,他们的学校归电力工业部管。解放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他是山东一个地区的书记。他说当时他只要批个条子就能枪毙人,可见权力之大。进了城之后他们都成了国家和党的大干部,权更大。可他不忘本,还是解放区带来的小脚老太婆当老婆。可许多人在进城后都换了老婆,换了城里的,年轻的,漂亮的, 扔了过去共患难的乡下老太婆。电力部里也有这样的领导干部。老贾看不惯,就说共产党内出了一大批新陈世美。他说上梁不下梁歪,这些人所以敢换老婆是受更高干部的影响,是上行下效。老贾不仅把矛头指向了部领导,而且还不指名地指向了中央,能不把他打成右派吗?
我在《中国反右运动资料数据库》光碟里查到了贾明克的材料,他的右派言论就有这样一条:“过去党对“男女关系”的处理是欠严肃的,今日“陈世美”所以多,与这有关,根源在中央,中央委员中除周总理等人之外,都有小老婆(我所说小老婆,系指年轻的老婆)。”
可见回忆录说的是可信的。
作者要我写序,我就写了这些读后感,负责地向读者推荐这本好书。

2012年4月17日朱正于长沙


第一章 千年戈壁(一)
1.达坂城的姑娘
一九五四年我从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前航空工业部情报研究所任俄文翻译。五七年打成右派,先流放到黑龙江北大荒八五三农场,后又调到新疆,最后在乌鲁木齐县达坂城的公私合营胜利牧场生活了近十五年。直到一九七九年全国统一摘右派帽子我才落实政策回到北京复职,目前我已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退休。
我在新疆总共生活了近廿年,在达坂城就有十五年,故对达坂城的地区、气候、风俗民情要比西部歌王,已故的王洛宾老人要知道得多一些。
儿时就会唱《达坂城的姑娘》,但不知道达坂城在什么地方,更不知道王洛宾为何许人。达坂城因“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歌而名誉中外,王洛宾老人生前是达坂城的名誉镇长,愿为达坂城做些贡献。我在达坂城生活了十五年,也有这样的愿望。
虽然在上小学时就会哼“达坂城的姑娘”,知道有个地方叫达坂城,而且地方一定很美,要不姑娘怎么会漂亮,西瓜能又大又甜呢?!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达坂城,最好能找到个漂亮的女孩当媳妇,更希望她赶着马车来。在我认识的人当中谁也没去过达坂城。而我却是非常“幸运”的在达坂城生活了十五年,这得感谢“伟大”的反右运动。
因为从小就会哼“达坂城姑娘”这首歌,故一开始就上了王洛宾的“当”。翻开中国地图,达坂城在迪化(乌鲁木齐)东面,现在乘汽车约一个多小时,全是沥青路面。该地是通往南北疆的走廊,也是全国著名的大风口,现在建有全国最大的风力发电机组群。那里的所有树木,不论是大树、小树或千年古树,没有一棵是直着长的,青一色全歪斜着长;原因是长年优势风极强,树木只能顺着风势生长。这地方几乎天天刮风,不刮风的天很少。如果哪天不刮风达坂城的妇女就麻烦了:做饭烧火的炉灶拔不出烟。冬季不刮风就更麻烦:火墙和火炕因拔不出烟就烧不暖和。不刮风炉灶拔不出烟,满屋子的烟会呛得屋内的人鼻涕眼泪一起流。做饭的妇女更受不了。她们不能在做饭的时候往屋外跑。这时妇女们就盼望赶快能刮起风来。达坂城的烟囱习惯了刮大风,一日不刮就消极怠工。达坂城地区如果刮起了特大风可不得了,会酿成风灾。戈壁滩上的石头满天飞,就连行驶在达坂城地区的火车也得停驶。否则会有刮翻车的危险。停在铁轨上的火车迎风面就苦了:车窗绝对不会留下完整的玻璃、车厢表面的油漆会被风沙打磨得面目全非。风灾会造成人畜伤亡和失踪。因而王洛宾的《达坂城的姑娘》这首民歌说达坂城的西瓜大又甜至今是没影子的事。达坂城是个连石头都能刮上天的地方怎能长出又大又甜的西瓜!达坂城的人和路过达坂城的人吃的又大又甜的西瓜全部是火洲吐鲁番运去的。王老先生当年采写这首歌时大概并未去过达坂城;或是去过了也不了解当地的物产情况。后来这首歌传开了想改也不可能了。弄得至今许多人还以为达坂城真产西瓜,而且又大又甜。
达坂城实际上没有城,我六五年到达坂城时仅有一处供销社,一处饭馆,是公社所在地。居民不多,回民却不少。大都以农为业。现在是乡政府所在地。大前年我又故地重游了一次,虽有些变化,但不太大。唯一的一条街上(也是过境公路)未见到一座楼房。说达坂城是座城是不符实际情况的。作家杨牧在他的自传体小说《天狼星下》曾描写过达坂城。达坂城有公路和铁路。铁路快车不停,是慢车停车点。有月台,但站上当时无铁路营运人员,也不卖票。无票房和候车室。是无票上车再在车上补票。现在的情况相信会有改善。
达坂城虽然没有城,但所管辖的地域相当广阔。其面积要比内地某些县大得多。当年我所在的胜利牧场就在达坂城辖区内。报户口、买粮食、生病住院和乘火车都得往达坂城跑。街上有一个很小的书店,不定期开门,买书的人也不多。我只要有机会去达坂城,如果书店开门我总要进去浏览一番。至今我还存有在那里买的书。
有一次我参加汉字学术交流会,会址在北京公主坟城乡贸易中心楼上华能公司会议厅。听硬笔书法家庞中华先生做学术报告,想不到他表演的第一行如行云流水般的粉笔板书竟是“达坂城的姑娘”这六个汉字。他书写的这六个汉字比达坂城的姑娘更漂亮,令与会者倾倒叫绝。汉字成千上万,庞先生为何要用这六个汉字表演他的硬笔书法我不知晓,而且这六个汉字的次序不改。这次偶然的表演足以证明达坂城地方虽小,因王洛宾老人的一首歌,其知名度在国内外是很广的。所以我也要写达坂城,以求对得起我在达坂城长达十五年之久的艰难岁月。
我认识不少达坂城的姑娘,有本地土生土长的,有汉族、回族、哈族。也有当时饥饿年代从内地当盲流逃到新疆的移民及其后代。她们有些头上是有辫子,维族姑娘大都是一根的,别的民族两根的多,也并不很长。达坂城当然会有漂亮的姑娘,但也并不是每个姑娘都貌若天仙。我在达坂城唯一的一所中学教过书,所有女生都是达坂城的姑娘。要说她们都漂亮,就和“达坂城的西瓜大又甜”一样同样不可信。
达坂城的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南北疆的交通咽喉,物产也很丰富。地下水源充沛。煤很多。盛产小麦、油菜仔和胡麻。特别是当地的蚕豆质量很好,享誉全新疆。虽不产西瓜,但达坂城有个叫后沟的地方桃子很多,味道也好,若王老的歌说达坂城的桃子大又甜,我就没有异议了。
我是一九六五年春被安置到达坂城的, 一九七九年底才回到北京,历时十五年。亲身经历的、亲自见到的和听到的故事不老少,现在年纪大了,又有糖尿病和冠心病。为避免将来因记忆力衰退可能遗忘掉,趁现在退休有时间,整理出来留做纪念。
2.给周总理的加急电报
达坂城街上有位从乌鲁木齐市下放的老工人,姓崔,我称他崔大爷,我到他家去过几次。老夫妇俩因年迈不能从事田间劳动。而当时达坂城的居民除非农业人口外,全靠在生产队挣工分吃饭。粮食供应中有一大部分是所谓工分粮。有工分才有粮,没工分就没有这部分粮食,崔大爷夫妇就没有。因为没工分,决算时就分不到钱。吃人口粮就老得欠生产队的。他们成了当地生产队的负担。无奈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允许他在当地开照相馆。他原来就是乌鲁木齐市照相馆的工人。这是达坂城唯一的一个照相馆。一间小土房,睡觉、做饭,照相全在里面。可当时是计划经济,居民全是农民。是吃粮靠集体,花钱靠自己的鸡屁股银行的年代。农民舍不得吃自己的鸡下的蛋,要用蛋到供销社换盐和点灯的油。哪有许多闲钱去照相!当地离乌鲁木齐市很近,干部们和有钱照相的人都愿去市内照相。所以老崔的照相馆的生意很清淡,生活当然很困难。
生产队的社员过年再困难,生产队都要给些粮油肉菜。而老崔因为开发照像馆不从事田间劳动,生产队就有理由不管了。有年到年关老崔穷得实在没办法。先找生产队,队里不管,让他找大队。大队又让他找公社。公社就在达坂城街上。老崔找他们也方便。可找了也没用:他们说连困难的五保户都救济不过来,你开着照相馆还要救济,没门!老崔求救无门,又不愿出门讨饭丢社会主义的脸(当时当地的确没有要饭的,生产队再穷也得给社员粮食吃,再说也没有让讨饭的政策)。怎么办?老俩口想到了死。可老崔毕竟是工人出身,是乌鲁木齐市的人,有点文化,也有点觉悟,也不肯离开当时“美好”的社会主义。真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他想来想去,就绝处逢生。他想,若是敬爱的周总理知道他们的艰难处境,一定不会像队里和公社的干部那样见死不救。终于他俩决定给总理发电报。
达坂城是公社所在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般该有的单位全有:银行、粮站、农机站、派出所、火车站、汽车站都有。邮电局离崔家也不远。他到邮电局发电报。邮电局的人他也都认识。当收报员见到收报人和电文就像被火烧似的从座位上跳了起来,好一会说不出话。他劝老崔不要发。老崔不干,说若不发他和老伴的命由他抵。这真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大概邮电部门早有不准拒发或扣留明码电报的规定。或者是受同情心的驱使,电报当时发出。是加急电报。电文大意是他夫妇俩要在除夕自尽,向敬爱的周总理辞行。
邮电部门不敢有丝毫差错,否则要负见死不救的责任,谁敢?!电报当天就惊动了总理办公室。这可忙坏了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乌鲁木齐县更不用说。达坂城公社受到批评理所当然。老崔老俩口平静地坐等总理回音。
汽车响、马达鸣:老崔家门口来了一大群人。有米、有面、有肉、有菜、有衣、有被、有煤、有钱、有总理温暖的心。老崔老俩口四行热泪扑簌簌滴在达坂城冰冻的土地上。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2&tid=951&pid=4236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二)

3.批错的新娘

我所在的牧场全称是乌鲁木齐公私合营胜利牧场。在达坂城豁区内。牧民几乎全是哈族。牧场的汉族、回族、维族都不放牧,而是种粮和植草(苜蓿)以及从事为畜牧服务的各种劳动。

哈族牧民生活中不可缺少奶、茶和肉,基本不吃或是不懂得吃菜。他们认为地上长出来的都是草,是牲口吃的东西。哈族吃肉的本事不是一般汉族人能想像得出来的。他们屠宰牛、羊、马和骆驼非常熟练,比我们宰只鸡还容易,动作既快又利索而且干净。皮张完整不会有丝毫损伤。但哈 族人绝对不会宰驴吃。他们认为驴肉是最脏的东西,不能吃。这正好和汉族的“天上的龙肉,地上的驴肉”相反。他们吃肉的能耐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谁告诉我也绝对不会相信。他们一两个人一次能吃完一只羊。羊肉开锅就行,可以说是半生不熟。我亲眼看见有些哈族在宰羊时吃刚宰完冒着热气的生的肥羊肉,而且吃得有滋有味。他们煮肉不但开锅就行,而且肉块很大,我们的嘴根本咬不动。他们吃肉不像我们用筷子,而是用锋利的刀削着吃。削掉表面的肉块里面还是红色的,有些还流着血丝。我初到牧场首次和哈族一起吃煮羊肉。他们煮肉不放任何佐料,肉也不洗,开锅后仅放点盐就得。一个哈族牧主用刀给我削了一块他们自己认为是最好的肉。这下可苦了我:我咬不动也撕不断,只好塞进嘴里,好一会也嚼不烂。对我实在是橡皮一块,又不好意思吐出来。我这块肉还未吃完,他们几位已经将一只整羊吃得一干二净。连汤也喝完了。佩服!

哈族人说他们三天不吃肉就头疼受不了。当时他们的自留畜很少,牲口全是牧场的,要吃肉就得向牧场要。要到羊一般也不必交现钱,记个帐就行了。所以经常向牧场要羊的人很多。反正大家都已经欠了牧场许多帐,真是虱子多了不怕咬,债多了不发愁。全部牧民,本场的大小干部及县上的人每年不知道要向牧场要多少羊和肉。反正不给钱,不要白不要。那时吃饱了除了闹“革命”,干的正事不多。再加上天灾,冬季草和饲料严重不足(被人当口粮吃了),牲畜大批死亡,幼畜成活率极低。很好的一个牧场和全国大气候一样搞得一团槽。

尽管如此,哈族人还得不断地吃肉,每年初冬牧场要给全部成员发放冬肉,就像北京人储存大白菜过冬似的。我虽是右派也一视同仁照样分。 一只羊能宰好几十公斤肉。因为我单身一人,没时间也没本事照顾自己的活羊,只好把分给我的活羊全宰了。要不然羊跑了我就找不回来等于没分,还得多欠牧场的钱。把羊全宰了不是一下子能吃完的。在我住的地方到处挂满了肉。有一次牧场军代表见到我有如此多的羊肉就和生产队长开玩笑:要他们注意不要把北京派来的右派被羊肉撑死,他不好向上级交待。可哈族牧民不怕肉多,再多也吃不够,还是不断向公家要羊吃。若谁家有婚丧嫁娶之类的事,牧场也要给羊。所以牧场领导在未被夺权之前得经常给职工(也是社员)批羊。他们究竟给职工批过多少羊,恐怕没有一个领导人自已能说得清楚。当然,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是没人敢给我批羊的(我也没权挖社会主义的墙角)。能批到羊的全是革命群众。事隔三十多年,我现在仍然敢说,当时批羊的钱,公家是要不回来的。我从六五年直到七九年底在牧场十多年,临走时还还欠牧场几百元,是牧场欠钱最少的。当时的领导也未向我讨帐。他们自己也认为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在牧场干了十多年的活,还要欠牧场的钱好像说不过去。

文革开始后不久新疆闹得很凶。牧场领导也被夺了权,全都靠边站。有些成了走资派和我们一样变成了专政对象,和我们一样受苦受难受罪。不过有一样好处,他们再用不着为别人批羊了。

没人批羊是绝对不行的,否则哈族到何处弄羊吃呢?!而哈族不吃肉怎么也不行。所以在夺权后夺到权的人仍然要给大家批羊。权被贫下中牧造反派夺了。批羊的牧场公章被贫协主席用根牛筋绳拴在了裤腰带上。批羊也比走资派当权时容易多了:大家都是贫下中牧,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阶级情义重如山,贫下中牧是牧场的主人,是革命派。岂有不给革命派、主人和战友批羊的道理!否则贫协主席能当得成吗?

当时真是“左”得可以,胜利牧场也和全国一样,也乱了套。牧主和富牧的儿子都响应号召都离开了自己的家庭,表示和家庭划清界限,自愿给贫下中牧放牧,而且不要报酬。牧主和富牧的女儿们也愿意快些嫁给贫下中牧。但为了维护无产阶级的纯洁性,领导上不支持这样的婚姻。哪位贫下中牧要了牧主或富牧的女儿为妻,似乎有无产阶级立场不稳之嫌。

牧场有个队长叫介三,老大不小找不到老婆。牧主毛乌拉汗有位很好的女儿还未嫁人。介三就偷偷钻进人家的毡房睡了。毛乌拉汗因为是牧主也无可奈何。他女儿也愿意嫁给介三以求尽快成为贫下中牧的妻子。可要成为长久夫妻必须写报告请求上级批准才能到天山公社(即达坂城公社)领到结婚证。

介三自己清楚,要想领导批准他到公社领结婚证是不可能的。怎么办?

某日介三拿着已经写好的一张纸。要求夺了权的贫协主席给批只羊吃。主席二话没说从裤腰带上解下牧场的公章并给公章哈了好大一口热气盖上批了。而且叮嘱羊宰好后别忘了请他吃肉。介三当然一百个答应。介三也的确请主席美美地大吃了一顿羊肉。

不几日有人问贫协主席为什么阶级立场不稳批准介三和牧主毛乌拉汗的女儿结婚。主席一百个不认帐。但对方有理有据说是介三亲自拿着主席批的条子才能在公社领结婚证的。直到此时身为文盲的贫协主席才如梦初醒恍然大悟介三批的不是一只羊,而是申请结婚的报告。结果批羊的条子变成了介三的媳妇。但木已成舟,生米煮成了熟饭,介三既是队干部,又是贫牧。男女双方愿意,群众不愿意介三老当光棍,此事也就不了了之,阶级立场的学说也就失了效。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重灾,大概对谁也没啥好处。可凡事都有例外。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牧场不夺权,如果夺了权的贫协主席不是不识字,牧主毛乌拉汗绝对不会把掌上明珠,如花似玉的女儿免费送给介三。因此介三在娶妻这件事上真得感谢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真得感谢伟大天才、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还有什么伟大恕我年迈已记不清了)。我能亲身经历批羊的条子变成了批给老婆的奇事,不是也很好玩和很“幸运”吗。作为时代的见证,把这件事原原本本地说给读者们听听,也算是一种机缘吧!

4.推荐上大学

在那荒唐的年代有一部电影叫《决裂》,我在胜利牧场看过。我在牧场被监督劳动,很苦恼,文化生活除了看党报和毛著就什么也看不到了。那时是全国人民一张报,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看了也就不想看了。那时宣传工作抓得紧,牧场经常放电影。我因为苦恼之极,每逢放电影不管好看不好看,都去看。看不惯也耐着性子看,看当时的世道究竟能“左”到什么样子。因而《决裂》这部左得出奇的片子我也没漏掉。

这部片子的主题是说谁有资格上大学。当然是贫下中农和工人阶级。谁手上有两手老茧谁就有资格上。

冬季我们整天在天寒地冻的野外劳动,很累,生活条件极差。但我们这些劳动的男女老少也要苦中作乐寻开心,天南地北地摆龙门阵。听到下面两件事,是真是假如我未亲自做过调查,再说我也没有调查的权力与机会。

新疆某个工厂把一位老工人,也是劳动模范送到北京上大学。他不去又不行,因为这是党交给的光荣任务。他是老党员,不服从不行,只好带着自己的档案材料、户口和粮食关系到北京上大学。学校见是位劳模非常重视,派了不止一位助教帮助他学习。可他原来基础实在太低,年纪大了记忆和理解能力实在不行。英语二十几个字母他花了整整数天也背不熟,别的功课就可想而知了。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逼得整夜失眠,弄成精神衰弱,睡不好吃不下,人一下瘦了许多。

他向组织申请回厂生产。可校党委也很为难,不好明着批准,只能鼓励他要勇于攀登,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不能当逃兵,要有志气占领高校阵地。

这位老工人又拖了一阵子实在吃不消,再拖下去不但什么学不成,恐怕连老命都要搭上。便自己做主不辞而别当了“逃兵”。

他“逃”回厂里也不找领导,二话没说就到床子上干活。车间工人大都是他的徒弟,都敬重他,没人批评他。可厂领导不能不管;问他为什么自己回来。他说回来干革命。在北京上大学不也是干革命吗?他说自己在北京再呆下去老命就要完,还能革什么命!厂长说你的关系在北京,户口和粮食也在那里,你私自回来厂里不能给你发工资,粮站不给你粮,组织生活你也过不了,怎么办?他说他干活可以不要钱,徒弟会给些。没有粮食吃家里的。组织生活不让过就不过。反正铁了心不回去,要保条老命干革命。徒弟们对师傅的遭遇很同情也很理解。甚至有人说领导是等于逼着鸭子上架,把人当猴耍。经过一段时间的争取,他的各种关系终于从北京转到了厂里。

新疆是少数民族地区,上大学对他们要照顾,要占一定的比例。那时选拔大学生也如电影《决裂》一样要到贫下中农中选拔,要到少数民族贫下中牧里选拔。

某新疆高校的老师们深入牧区,按当地领导的指引来到一位哈 族牧民家。

面试开始:问小伙子年龄多大,也就是问哪年出生的。老师们是按招生表格上问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谁也没有想到问年龄这项时,小伙子卡了壳:小伙子连说带比划到底也没说清出生的年月日。他只是说他家的某头黑白花牛下第五头牛娃时他妈也把他下呵的(哈族讲汉语就是这样说的)。他家的某头黑白花牛究竟是何年下第五头牛娃的只有天知道。这一项老师们没法准确填写,只有空着再说。其实哈族牧民每年365天全放牧,日出而出,日落而归,没太阳的天气凭经验,只要牲畜吃饱了就行,根本用不着记日期。青年牧民不知道自己年龄和生日很普遍。老师们放开年龄这一项想试试他的政治常识。这一点在当时是极重要的,不能不问。不敢问难的,只问最简单最起码的,故问他知道“三面红旗”否。他很痛快说知道。再问是哪三面。他说公社一面、大队一面、生产小队一面。这样的回答使老师不能不感到愕然和意外。不敢再问什么,不问又不行。总不能让他全答错题 吧!所以就挖空心思想个最容易的问题问他。牧民们虽然记不清具体的日子,但随着季节的变化,他们总是流动放牧。冬季有冬窝子,夏季有夏窝子,到秋天牛羊最肥美。他们对季节还是很敏感的。这是牧业生产需要所决定的。因此老师们就问他一年当中有几个季节,而且预计到他肯定能正确完满地回答对。不料老师们像当头挨了一闷棍似的:他的回答说一年就有一个季度。老师们弄不懂为何一年只有一个季度,又问。他胸有成竹地回答:“一年只发一回布票,发了布票才能换季。只发一回当然是一个了。”老师们你看我,我看你。说他不对吧,他不是一点道理没有;说他对吧又与常理不合。这下可把老师难住了!

这位牧民是否进了大学说故事的人未说。不过按当时党的政策他是非进不可的,否则还能让谁去上大学呢?电影《决裂》里就是这么说的。

5.挨了耳巴子没处申冤

全国山河一遍红的时候,群众要早请示晚汇报。我们这些专政对象也要在伟大领袖像前早请罪晚交待。

有位扶沟县的地富子女在某天早请示后告诉我下面这档子事。

说伟大领袖毛主席经过体检身体十分健康,能活一百多岁,是全国人民的大幸福。革命小将们听到如此喜讯群情振奋,欣喜若狂,于是敲锣打鼓向大家报喜。岂料竟有人悖然大怒伸手掴了报喜的一个大嘴巴。挨打者当然不服而且反抗扭打在一起。拉架的把他们拉开。找来了领导问为什么要打人。不料掴者怒气更甚:“他妈的个头,我们天天喊万寿无疆,要活万岁万万岁,可他却说只能活百岁,他不是反革命是什么,我不打他打谁?!”

说故事的人讲到此处就完了。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但万一如果是真的。我想被打者只好认倒霉,绝对找不到地方去申冤。

6.哈族牧歌

哈族牧民一般都喜欢放牧,他们不愿从事田间劳动,视放牧为美差。田间劳动要比放牧苦得多,而且没有奶喝。每当牛羊肥壮的季节,牧民们日子过得很美,奶管够。骆驼奶最养人,马奶赛过任何美酒。因此专政对象是无权放牧的。每当风和日丽的天气,放牧人骑着马,哼着牧歌,在蓝天白云下漫游,真是赛过神仙。在田间劳作的人也非常羡慕牧民逍遥自在的放牧生活。可凡事总不能都一层不变,都十全十美。每当刮风下雨或是遇到暴风雪,放牧的人就惨了。牲口一天不能不出去,因为牧场没有那么多的储存饲料喂牲口,只能靠放牧。在大风中,在暴雨下放牧人不但艰苦、受罪、危险,而且责任重大。山洪和暴风雪会将成群的牲畜置于死地。这在胜利牧场我生活的十五年中是经常发生的事。如果放牧人的牲畜成批或全部死亡,则牧民的生活来源也就没有了,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事。而此时从事田间劳动的人们则在家中的火炕上、被窝里享福。我们这些从事田间劳作的专政对象也是如此。

牧民中也有脑筋灵活的,他们对领导说鬼天气的时候我们贫下中牧在风里雨里雪里吃苦受罪。而五类分子们却温暖、自在、安全。他们提出要我们在鬼天气的时候接替他们放牧。领导无奈只好先派几个专政对象试试。先用生产队各家各户的自留畜做试验。有一天气不太好,但也 不是非常坏。队长叫刘文宏和另一个富牧试试。

刘文宏原是山东某地帆布厂的技术员,困难时期自流到新疆,在乌市帆布厂做技术工作。后来下放到牧场,说他有历史问题,按历史反革命对待。他有妻子儿女,不像我单身汉光棍一人,受了罪家里人在南京看不见。我给家中每次写信都说我非常好让父母放心。而刘文宏则不然,妻儿老小跟他一起遭罪,我非常同情他,有什么事替他顶。他们一家人对我也很好。这次放牛落到他头上,我替他担心。可刘文宏年纪比我大,有经验,脑子快,点子多,又很幽默。他根本不愿在风雨天放牧。自打派给他这活起他就开动脑筋想鬼点子要永久把这活甩掉。

他和另一个牧主赶着一大群牛离开了生产队,这群牛是生产队各家各户的奶牛。放牧归来各家各户要挤牛奶喝。挤奶后再喂些草料。

刘文宏对他的搭档说,这群牛我们不能放好,只能放坏。如果批评你就全往我身上推。如果我们这次在风雨天把他们的牛放好了以后想不放就不行了,就会永远甩不掉,就倒斜霉了。那牧主也同意这样办,但怎么能把牛放坏呢,牧主想不出放坏的办法。

刘文宏说让听他的。他们俩把这群牛赶到一处两边都是壁陡的山,中间很狭的山里。一人挡住一端,并准备了许多石头。起初山凹里有几棵草可吃,一会儿草就被牛吃完了。因为牛不少而草少,牛吃完了山凹里的草还不饱,本能地要往外找草吃。可一头一个放牛的,不是用鞭子抽就是用石头打,绝对不准任何一头牛跑到外面吃草。可怜这群牛被刘文宏两个整整囚禁了一天,也饿了一天。等到放这群牛回家时这些牛因饿了一整天跑得特别快,想回家赶快吃草料。而每家每户也拿了挤奶工具等挤奶。

这些牛不但挤不出奶,甚至连尿都没有。一头头饿疯了狼吞虎咽地吃草。大家因挤不出奶找队长告状。队长当然很生气,因为他的牛也同样挤不出奶。他把刘文宏找来训。你知道刘文宏怎么说?他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反动派,而你们的牛是无产阶级的,觉悟高,不服我们资产阶级反动派领导。我们让它们吃草它们偏不吃。我们也不能把草一棵一棵拨出来往它们一头头嘴里塞。就是强迫塞进去它们也会吐出来。这是阶级立场问题。我佩服你们无产阶级的牛觉悟真高!”刘文宏这些骗人的鬼话队长当然也心里有数。可牛饿了一天挤不出奶的现实谁也改变不了。

牛的主人们经过这次教训再也不敢让五类份子放牧。所以我在牧场十五年从未能放过牛羊。

据说刘文宏至今还在那里开小店,生活很不错。

7.万里寻档案

我们的制度是人的档案跟着人走,人到哪里档案就到哪里。没有档案材料是件麻烦事,有了档案就更麻烦。

一九六零年我从黑龙江宝清县八五三农场被前二机部四局直接调到新疆。原来新疆机械工业有一个大发展的计划,向中央要干部。中央支援了一批干部,各层次的都有,也顺便把我们二机部系统在东北劳动的右派们顺手给了新疆。新疆为了要干部,也不好意思全要好的,就像买肉给了一块搭头一样,把我们这批右派分子们也接收了。我们这批右派在新疆机械局接我们的人带领下从《东方红》车站上了火车。这条支线铁路刚建成不久,是临时营业,车速很慢,是各农场抽人筑成的,我们之中也有右派参加了筑路。我们在虎林转车到密山,再由密山转到哈尔滨,再转到北京。到北京后原单位也不管我们,未能让我们再回去看看。原因是当时我们的档案已经装在到东北接我们的新疆机械局干部的皮包里。我们已成了新疆的人,与北京原单位已没有关系,也就没有必要让我们再回去看看了。我五八年春离开二机部四局(航空工业管理局)时,我们单位在北京德胜门果子市后海北岸一座很大的王府里,我们局和卫生部各占一半。直到现在卫生部还在那里。而当时我们单位占的地方现在已是前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故居。里面亭台楼阁俱全,有山有水,我就是在那里的池塘中学会游泳和溜冰的。前些时我还陪安徽日报的同学,也是诗人和翻译家葛崇岳兄去游览过,已经失去了当时不少古色古香的情趣。也不像当年那样幽静。而且多了一座很现代化的楼房。

我们一行人和我们的档案未能在北京停留,就随着新疆机械局接我们的干部马不停蹄地直奔新疆。当时火车仅通到哈密,再转汽车到乌鲁木齐。我被分配到轴承厂。新疆轴承厂是原来打算建的新疆矿山机械厂,因为工业大下马而改建的。我到新疆轴承厂后我的档案自然也到了轴承厂。我先在基建科,后在副业队。那时是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各单位都有农副业基地。新疆轴承厂在前乌苏县四棵树幸福公社也有点。我就是从那里又在六二年下放回到南京市八卦洲家中的。

六二年全国大精简,新疆轴承厂为了完成下放指标并尽可能留下他们自己的人,并迎合我们想回内地家乡的心情,几乎将我们从北大荒调来的右派们全都下放回了家。仅有原籍是上海市的右派例外,因为回上海政策规定报不上户口。

六零年我从北大荒调到新疆,可六二年就下放回到南京。这是我做梦也未曾想到过的事。反正那时人老实,一切听党的安排,去北大荒就乖乖地去北大荒。让去新疆就乖乖地去新疆,让回南京就更没价钱可讲。让你回家还不好!可这次回家出了麻烦,麻烦就出在我的档案上。制度是档案跟人走的,可这次不知在何处卡住了,在南京谁也找不到我的档案。

我到南京后就立即去了市委统战部。当时右派们都归统战部管。我向他们说明我家在燕子矶的八卦洲,是从新疆下放回来的右派。他们说我的档案没来,先回去等着。不过他们相信我是右派,因为没有人会自己主动往自己头上扣屎盆子的。我也对当地派出所主动讲了我是右派,可见我当时是多么老实!派出所也未见到我的档案,也叫我等着再说。和我一起从北京到北大荒,又一起从北大荒到新疆,又一起从新疆下放回河南新乡七里营小送佛村家中的张之才就比我聪明。他回家后对谁也未说他自己是右派。当地政府和邻居都认为他是下放干部,一直隐瞒着右派身份,一瞒就是十多年。直到七九年全国统一处理右派时他才暴露自己是右派。

我听南京组织上的话在家里等着。左也等,右也等,一直等到六五年。三年时间等完了,南京各机关我也问了,就是没有我档案的影子,连南京市委也纳闷。他们大概写信问过,但一直没有回音。他们猜想我的档案一定是不知在哪里出了毛病。因为制度规定档案跟 人走,人到南京三年,照规定档案早就到了,走得再慢也总该到南京了。我很着急。我们的制度好像档案是每个人的灵魂,我三年魂不附体,真不知如何是好。这就是没有档案的麻烦。找不到档案,我想当好右派也名不正,言不顺,不过硬。

南京市委让我去新疆找找。他们很诚实地对我说,按我自己讲的情况,我本不该下放。理由是下放政策有不少具体规定。其中就有转业军人不下放,当时工龄超过十年的不下放,大学毕业生不下放。更重要的是右派分子不下放。这些我都在规定范围之内。南京市委的干部又说,最最不应该的是下放不能从边疆往内地大城市放,而是相反。我们南京市就让许许多多的人去支边。江苏各地都有很重的支边任务,新疆反而让我回南京,这显然是不对的。

我听他们的话,决定去新疆找我的档案,找我的魂,让我灵魂附体。南京市委给我开了一封信,并交待我最好再不要回南京,还是由自己的原单位安置为好。我六五年春花了五十一元八角买了一张硬座火车票直达乌鲁木齐。六二年我下放回南京时火车才通到盐湖。我们在盐湖等车时曾到湖底下玩。远看是一湖清水,面积很大,一眼望不到边。但到湖底下用眼看,用手摸,硬的是盐块,液体的是盐卤,连一滴水也没有。现在建有盐湖化工厂,是新疆很大的化工企业。我在新疆轴承厂的一个同事就在该厂学校教英语,算起来他也该早退休了。他妻子在文革中自杀,留下两个子女。想起了他一家心里就很难受。唯一值得慰藉的是一双儿女都很争气,都大学毕业成家立业了。

我先到新疆机械局找局党委。他们看了南京市委的信也不敢让我再回南京,只是说南京市委不太了解新疆的情况。我也不和他们争论是新疆对还是南京对。我既然回来了,你们就得按党的政策办。局里让我先到轴承厂等着。我们原来的右派因家在上海,没有被下放掉,还在轴承厂。他们告诉我当初厂领导将我们下放回家,而把他们的亲戚符合下放条件的人留了下来。大家都有意见,等上级知道我们早就走了。

我到新疆是来找档案的,轴承厂就得给我找。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管档案的人也下放了,下放到乌苏已经三年了。该转出的档案全都锁在柜子里没人管,三年无人问津。难怪在南京找不到我的档案!

新疆机械局和轴承厂自知理亏,而我又根据南京市委的说法不愿再回南京。他们也无奈,只好让我等着,给我安排了住处,让财务科给了我很少一点吃饭的钱。所幸还留在厂里的上海右派和过去的同事们都主动接济我,陪我玩。不少正直的厂领导人也都同情我。在等待重新安置的时间内倒也生活得不错。

在等待很久之后,经过新疆机械局、自治区和乌鲁木齐市及乌鲁木齐县多种手续,厂里把我送到乌鲁木齐县达坂城公私合营胜利牧场。他们说这样的安排符合党的政策,一是再没让你回内地,是从边疆下放到边疆,是从城市下放到农村。再说胜利牧场是离乌鲁木齐市比较近的一个单位,每月也照样发工资,同生产队当社员不一样,是他们努力争取才找到的比较好的地方。等将来工业再上马,厂里再让我回去。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答应只好如此。他们派了一辆吉普车,并派了一名干部把我送到胜利牧场。

从厂里出发到胜利牧场汽车行程两个多小时,的确离乌市很近。我刚到牧场劳动时也的确每月都发工资。而且比在北大荒和在轴承厂挣得多。我们中央国家机关的二类右派(我是二类)每月生活费三十二元。调到新疆轴承厂后每月也不过四十余元,大概是学徒工的工资数。我到牧场后想不到每月能挣六七十元。我在五七年被打成右派时的工资也不过六十九元。这证明新疆机械局对我的重新安置也是费了一番苦心的,否则我自己想到胜利牧场恐怕也困难。不管胜利牧场如何,总算是县上的一个单位,我当时是知足的。

(待续)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三)

8.斯诺和右派都没胡说

但谁也没想到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就暴发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我等着回原单位的梦想彻底破灭了。而牧场生产因为全国大胡闹,那里也不能幸免跟着闹,闹得农牧业生产一落千丈,结果闹得大家工资也挣不成了。因为牧场连年亏损,哪还能有钱给 大家发工资!

我的档案根本就未离开新疆轴承厂。这次重新安置到达坂城胜利牧场,我的档案也就顺顺当当和我一起到了乌鲁木齐县。牧场的周秘书到县上取我的档案,他的一个大公文包没装下。他是天津人,是总政文工团的,不知出了什么毛病也下放到胜利牧场。不过他头上没有反动的帽子,仍然是干部。他告诉我,我的档案足有好几公斤重。乌鲁木齐县再没有如此厚如此重的个人档案。我估计是我在反右斗争中写的材料多。当年我写了好几个月的材料。别人上班搞翻译,我上班不让翻译只让写交待。写了好几个月哪能不厚不重呢!我到北航后曾请求党委莫书记让我看看当年写的材料,对我写回忆大有用处。那些当年逼着写的材料一定很好玩很有趣很有教育后来人的作用。可惜老莫说反右的材料都烧了。此话不知是真是假。但老莫是个老实人,我们共事多年我知他的人品。烧右派的档案不知出于何种目的。大概是怕万一以后再搞什么运动,免得会有人再拿这些档案乱害人。如果真是出于这种想法,而且仅仅是出于 这种想法我也只好同意(其实用不着本人同意已经烧了)。如果还有另外的目的,或是未烧,或是仅仅烧了认为可烧的一部分,这就令人费解。历史是烧不掉的,想烧掉历史的人自己也必定被烧。档案文献是有时效期的。如果全国五十五万多右派的档案未烧,或是仅仅烧了一部分而留下了许多。等到时效期后,让这些渗透右派们和他们亲朋好友血与泪的档案公布的话,不知要引发怎样的效果。我虽然快要走进坟墓或是化作烟尘无影无踪。但我深信我们的子孙后代总会有这样做的一天。

让公正战胜邪恶,光明消灭黑暗,这应当是我们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我的档案到了胜利牧场当然会有许多人看。如场部的秘书,他非看不行,因为牧场当时的书记和场长都是哈族,文化也不高,不可能直接看我的档案。以后县上派来了一位回族场长可能会直接看。等到文革全盛时期,什么军宣队、工宣队、贫宣队、区宣队、市宣队、县宣队等等也一定要看我的档案。因为我的档案在牧场,即使是在全乌鲁木齐县也是独一分的重、厚、奇、怪的档案。凡是有权能看我的档案的人谁不想看看稀奇!加之我在牧场一贯“不老实”,很难管,不服管。所以各种工作队总希望在我的档案中能找到一些制服我的武器或法宝。全牧场大大小小,头头脑脑的干部们在知道我的档案内容后都认为我最不老实,良心最坏,是最应该加强专政的阶级敌人。这样的麻烦就是我千方百计历尽艰辛找到的档案给我带来的。我真是自作自受,活该!

因为我的档案材料人家都非常清楚,所以每次开斗争会总会有人质问我:“你家是贫农,又参加过解放军、党送你上大学、还让你到航空工业部门搞飞机。党如此培养你,如此信任你,你为什么还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每次斗争会进行到问这些问题时,会场上贫下中牧和革命群众和干部们以及工作队的人真是群情激愤,一定要我交待清楚这到底为什么。这样的问题我的同学,朋友和家里人在面谈和书信中皆不止一次的问过我。问题是我根本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我的脾气和个性让我实话实说,我从未承认我反过党和反过社会主义。这下就更惹出麻烦,说我态度不好,就罪加一等。我划成二类右派之理由,也是最主要的理由是问题和问题本身性质并不严重,但态度恶劣,故从严处理。因为我一直不承认反党,那岂不是党错了!伟大的党还能错吗?!说党错本身就是天大的错,是原则性的错。说实话就活该倒霉!党是绝对不会错的。党说你错你就错,就是金口玉言,就是泰山压顶更改不了!对的总是党,错的都是倒霉蛋。把我划成右派是党对,党把我改正又是党对。你说怪不怪!给我改正时是说错把我划成了右派。是谁把我们错划了的呢?划我们也对,改我们也对,都非常英明。既然如此,又怎么能说成错划呢!大概我脑子太笨,至今弄不懂这个错划的“错”字该由谁具体负责。韩国汉城有座桥塌了,当局负责人要辞职下台。而五十五万多错划的右派还比不上这座桥。桥是死的东西,没有生命,可以重建。而五十五万多右派是大活人,他们被损的人格和心灵的创伤是无法修补或重建的。难怪朱镕基总理在回答记者问题时他不愿再提过去的往事。不提过去不等于过去不存在。总会有人要对这段沉重的历史负责的,想回避或是赖帐仅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是千古真理;种下罪恶决不会收获到人民的信任和群众的爱戴。历史上古今中外不少人曾经显赫一时,也曾做过不少好事,但因为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恶,人民就要抛弃他,憎恨他,反对他。这样人的名单能写出一大串,过去、现在、将来的史书上都会写清楚的。

每次开斗争会或是批判会都要问“为何要反党”这个鬼问题并纠缠不休。我不承认反党人家不答应,说我态度不老实是顽抗。如果我想假承认对付一下,又没本事解释清楚我为什么要反党,圆不了这个天下的大谎。所以每次开这种会都会变成一场混战、舌战。一方是我一个他们认为的阶级敌人;另一方阵营强大,不过也是人多嘴杂。人多的一方说不过人少的就老呼口号打岔,而且在说不过时耍横不用口而用手。这种会怎么能教育人和说服人!可当权者总认为这种不讲理的方式能取胜,这实在是很可悲和很可怜的!他们连“强权不是真理”这句话都不懂,还能把什么事情做好呢?!把“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我看是合适的。要不从五七年以后,我们国家就一步步迈向经济要彻底崩溃的边缘呢!

人多的不讲理,人少的一方讲理他们根本不听。这种会我开多了,也慢慢适应了,也懒得和他们作无谓的争论。多费口舌一点用也没有!在无可奈何时我就和这些人打混仗开玩笑耍他们,也就是捉弄他们。

他们不是问我是贫农为什么要反党吗。我就再不回答我根本没有反党,而和他们绕圈子,和他们耍小把戏。我说反党与家庭出身没有直接关系(也确实如此),贫农不见得不反党,富农不见得就一定要反党。如毛主席家就是富农不但不反党,而且是我们党的伟大领袖。这时台下大乱,一片呼喊声说我是胡说八道。我听了他们说我胡说八道。我就接着说,如果是我的“胡”说不对那就改成毛主席要反党,他不是我们党的领袖好了。这是你们逼着我把实话改过来的。这时台下不但更乱而且象开了锅,乱成了一锅粥。口号声,气得跺脚的声音真像地塌了似的。工作组这时也显得有些尴尬,没想到会开成这样,不知如何收场好。可我当时却很高兴,心情振奋--我的计谋成功了。

有人激动异常,上台指责我太反动,竟敢胡说八道毛主席家是富农,还不是我们党的领袖!我回答,毛主席是不是党的领袖谁胡说了也没用,我再傻也不会说这样的胡话。我本来说毛主席是党的领袖,你们不干,说我胡说八道,所以我才没奈何被 你们逼得改的。这责任不在我,而是你们逼的。对方被我弄得不知说什么才好。这真是一场乱成一团理不出头绪的混仗。越辩有人越糊涂,话越说越搅和,开这样的会能有什么实际上的意义?!既教育不了群众,也斗不倒和改造不了别人。可当时就兴常开这样的会。手中无真理,也只能靠瞎喳呼了!

至于毛主席家是不是富农,我是不是胡说,这与我没关系,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是谁?交待出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交待这是斯诺说的。斯诺是谁?在什么地方告诉你的?我说我从未见过他。没见过还能告诉你吗?太不老实,你不要耍我们,赶快老实交待!我没法交待清楚,我说什么话你们都不信,说真话你们不相信,说假话你们就更不信。毛主席家是不是富农,建议你们最好问问伟大领袖自己,你们问好了,问清楚了。到那时定我胡说也不迟,杀我头也可以。毛主席和贫下中农心连心。你们写信可以问,嫌慢打电报或打电话都可以。场部有电话,现在就可以问。让总机接毛主席就可以了。毛主席是最接近人民的领袖。只要你们问就一定会有回答的。有了回答,我是否胡说的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一脚把这个皮球踢向了中南海。

也许会有人说我胆子太大或太狂,但我这也是没奈何逼出来的。当时像我这样的人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若自杀,对不起父母亲人,因为我是自绝于人民,会给他们制造更加惨痛的麻烦。这就是求死不得。可活着也太艰难。最好的办法是横下一条心不是自己死。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而希望死的时候还有什么可怕的!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牧场没有皇帝,我也只好和革命群众及工作队斗了。真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也的确尝到了斗争的乐趣:我单枪匹马与众志成城的许多人斗,而且每次在道理上、道义上、人格上都没有败北,这点工作队和群众自己都清楚明白。要不他们怎么会老是向上级和组织上汇报我这个老右派难对付呢!有次市委书记到我们牧场,他们专门说了我难对付最不老实很难管的事。希望市委能许可他们加大打击力度好出出他们心中的气。书记指示对右派还是要着重教育改造。这大概是他们十多年中对我不敢胡来的原因之一,从而使我少吃了许多苦,或许是救了我一条命。这位市委书记姓刘,当时我是记得他的名字的。如今忘了,因为老了。但对他的感激之情我永远忘不了,尽管他本人不知道。

这次斗争会我记得最清楚,闹哄了大半天,大家都累了饿了,我也一样,希望赶快散会。天下没有不散的酒席,也没有开不完的会,那能不散呢?!

我们这些五类份子被轰下了台(我们本来就不情愿上台),虽然别的四类分子陪我在台上站了好半天,但他们内心都非常高兴:他们终于知道了毛主席家也是富农,和他们的成份一样。他们绝对相信我说的话是真的,如果不是,我绝对不可能那样认真,那样从容地说毛主席家是富农。另外是他们虽陪我站了好半天,可他们任何人没挨斗,也没任何人想斗他们,他们只有看西洋景的份,比开会的革命群众都轻松。因为他们全都没说一句话,因而也没费一点力气。每次开这种会只要我一开始搅和,他们就知道自己保管太平无事。

这次斗争会开完之后,贫下中牧革命群众终于知道了斯诺是毛主席的朋友,毛家的确是富农。斯诺讲的是真话,老右派确实没有胡说八道。

这就是这次会的收获。要不,还能再有什么呢!

9.枪打出头鸟

胜利牧场的农业主要是种春小麦,这是牧场口粮的主要来源。其次是种些油料,如胡麻和油菜籽。也种一些碗豆和蚕豆,另外就是种苜蓿。苜蓿是多年生草本植物,种一次要收获许多年,不必年年种。当过了全盛期产量下降时也不必种,只要把地用犁翻一次又可恢复重长,又会有高产量。牧场的地绝大部分是开垦戈壁滩得来的。在戈壁滩上找到地势比两边凹土层较厚能引到水的地方把大小石头排除掉就可开垦种植。大都是用拖拉机开荒,人工修筑引水支渠。戈壁滩上的引水渠渗漏得很凶,龙口水很大,但到支渠末端水就很小或是没有水。在路上水都沿水渠漏光了。原因是支渠没有防渗层,支渠等于是悬在石头上的大漏槽,水资源浪费是非常严重的。牧场的农业生产都是粗放型的,再加上当时要革命和造反,地都是公家的,劳动一年说不定一分钱分不上。所以大家是上班磨洋工,下班一阵风,拾柴担水打冲锋。大家把劲都使在属于自己少量的自留地上。往往一亩自留地的产量和品种能超过公家的十亩地或是更多。这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普遍现象。牧场也绝对不能例外。不过能有一亩自留地的人家不多,除非他家人口很多才能有。

牧场在戈壁滩上开的地一般是长条形的。有的地块很大。大块的有好几里长。

春小麦不是一开春就能种,要等冰山上的雪融化成了冰水流到牧场用头一次水浇过地,再等干了,拖拉机才可下地翻,马拉播种机才能下地播。播好种后从事农业的男女老少就要整天的在地里打墒坝。先是一个老农或懂得浇水的人根据地形地貌用脚在播过种的地表面划上一道道直的或斜的线条。这位划线的人这时鞋子特别费。再结实的鞋也经不起整天在土和石头上磨(地里比较大的石头虽然排除了,但小的石头遍地都是,也是土层的一大部分,根本排除不了)。大家根据划好的线一边一个人用一种叫“报耙”的工具把两边的土聚拢起来堆成约三十厘米到半米高下宽上尖的干土坝。浇水时这些土坝就能把地势低处的水逼向高处流。当然,这些坝上因为地里已经播过种,坝上照样长庄稼。若是有墒坝在过水时冲坏了,浇水的人就要像救火似的立即补修好,否则就有地方浇不上水,就会颗粒无收,前功尽弃白闹腾。

牧场的春小麦一般都是四月播种,九月收割。尽管牧场有些地块很大可以用收割机械,但牧场没有任何收割机。全靠人工收割。每到收割季节,牧场的全部人员只要能抽得出的全上阵,搞人海战术,连工作队员也要上。任务很重,拖的时间长,很累人,特别是腰受不了。割麦实在是个苦活,谁都害怕。怕归怕,割还得割。麦子已经成熟,新疆气候干旱,当地风又大,割慢了和割晚了到手的麦子就要掉到地里,就要减产。因为掉在地上的麦子谁也再捡不起来。不过在牧场有个好处,收完麦子的地让羊群来吃,吃得甭提有多干净。到这时牧场正是牛羊肥又壮的时节,是牧民们最美的日子。据说解放前谁的羊群要到私人的收割粮食后的地里放牧,得先讲好价钱,也就是牧人要给 人家一定数量的牲畜。否则是不让放的。

割麦子久了腰疼。我虽是右派,但也是人,这点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在理论上没有否定过,只是在实际操作上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把我们这些戴了帽子的人当作人。污辱我们的人格,实际上在很大范围内剥夺了我们做人的权利。这是有目共睹的铁的不容争辩的事实。我是个右派,但是个很小的右派,比不上所谓的章罗联盟的大右派,更比不上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人。小人物地位卑微,有人视为草介或是蚂蚁,踩死或踏死活该!可那些立下丰功伟绩的元帅们以及国家主席被污辱人格,张志新烈士在临刑前被割断喉管,真是赛过法西斯!在我们英明伟大的党专政的国家内竟发生全世界都目瞪口呆的惨剧,仅有少数令人敬佩的党员起来反抗,而几千万党员任人胡作非为,而且掀起了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造神运动。那么这个党在当时能有资格承担英明、伟大、正确的头衔吗?!有人说这已是过去的事了。但这个过去的事为什么能发生呢?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明天,为了将来,也是为了自身,难道不该清理、反思和内疚吗?!人民的气量大如海,能包容一切。但也绝对不能容忍罪恶滔天知错不改的恶人,这就是天道不可欺与四人帮被审判的道理。四人帮当然该审判,可四人帮为什么能成为四人帮呢?这大概是法庭管不了的事,只好留给历史去裁判了!

把我打成右派我一贯不服。所以也就休想让我服从所谓的监督。这是我们民族和知识分子值得发扬应有的气节,也就是可杀而不可辱的气节。要不在那疯狂不讲理的年代有许多仁人志士勇敢地自裁。与他们比我自愧不如,不能以死相抗争。但我也不是全部逆来顺受,一点反抗也没有:我一贯不服、多次上访北京(右派上访北京是要有胆量的),平时干活不积极,老磨洋工,老装肚子疼、老假装汇报提意见,老给专政当局出难题,从未间断听外台,鼓励四类份子要坚持、要顶住,让他们相信政策总会变,会变得对他们有利。鼓励知青不信邪,红宝书解决不了问题,不能当饭吃。红海洋是兔子尾巴长不了。红海洋里连一滴水也没有。会自已很快干死的。

因为我干活老耍奸使坏,一贯不积极,故老挨批。批归批,我还是我行我素,照样消极怠工。能少干绝不多干,能不干就一点也不干。积极干活与我无缘,因为我积极了也没用,谁也不会因为我积极而表扬我的,不信往下看!

平时我干任何活都懒懒散散积极不起来,唯独割麦子例外。不用任何人催我,我割得不但不慢,而且快,很快,常快得把大多数人甩在我后头老远。我割麦子快得像一阵风,快得让全队人无可奈何地打混仗,气得队长直跺脚。
    
我小时候是在苏北盐城农村长大的,很小就在地里拾麦穗,再大些就能割麦子。那时我个子小,心灵手又巧。人虽小但会割能割,不比大人差。六二年至六五年我下放到南京八卦洲家中。八卦洲是农业区,在长江当中,是旱地多,麦子多。每年我也要参加割麦子。在北大荒近三年中我每年也要割麦子,所以我割麦子的技术熟练,能割、会割而且割得快。如果割的天数少,我是不害怕干这种活的。但牧场割麦有时要割个把月,只要是人总要犯愁的。

牧场割麦子,特别是在长条地割麦,每人都割二十四行,开始时“一”字形排开,大家齐头并进。麦子是马拉播种机播的,全是二十四行也最方便最公平最好计算工作量。可麻烦的是马播种时是人牵着走的,马不是人,不能完全听人的话,不能每一行都走得很直。经常是走不直的,会一会儿左一点,一会儿右一点。再说地是由戈壁滩开成的,地里石头多。播种盘片在碰到石头时就会在石头上弹起来,这时落下的种子就跳到了种子沟外面。在经过树技编成的木耢子耙平之后麦种也能安家落户生根发芽长成麦子,但这些麦苗绝对不在麦子行列内,而是随便在什么地方成熟了。这些麦子有好些是在两个二十四行的中间,界限不清,归宿不明确,两个邻居谁都可以割,也可以谁都不割留给后面的邻居割。这些麦子不在行内,而且是零零星星的,大把抓不起来,得一根一根地割,割一根麦子一点头一哈腰,一刀只割一根。割这些麦甭提有多费劲多麻烦多恼人了。但是若割在前面的人不割,后面割上来的人就非割不可,否则地里会留下一溜麦子。这时相邻的邻居就要扯皮就要吵架,而且谁也断不清这官司。因为谁也没法说清楚这些归宿不清的主人是谁,后面的人只能老老实实地割。这样后面的人会越割越慢,而在前面的人因为可以不管这些麦子会越割越快,麻烦越少,越省劲。从而可以多直直腰休息。

马拉播种机每一次播二十四行,走两趟就是四十八行。可马是牲口不是人也不是机器,有时不可能每行都走直,要左右摆动。这样有时每二十四行的边缘的几行就有可能和已播的边缘几行重复。这样长成的麦子按行数,两趟播的就不是四十八行,要少去不少行(重叠的行数)。割在前面的人到此处只要给邻居留足二十四行就可以了,这样自己就能少割不少重复的行数。这样割在前面的人就能讨大便宜,更能越割越快越省劲越能多休息。再说割的行数少了麦捆子也就相对少些。少捆麦捆也就少费时少费力而且要少费裤子的膝盖部分。谁能割得快谁就能快而多得。我何乐而不为!

我割麦子准备充分,上工前必定要把镰刀磨得飞快。我在工厂呆过很久,不像别人用手摸着试刀刃是否快。我是用眼看,用光学原理判断刀刃是否锋利。快的刀刃是一条光的反射细线。这条线不能有粗细不均的地方。粗的地方必须重磨。我从来磨刀不干蹭,而是用水仔仔细细地磨。这样磨的刀刃才能持久。但再持久的刀刃割久了也会钝。我早在乌鲁木齐买了几条细长条油石,找个小药水瓶子装满水随身带着。一发觉刀不快马上就地拿出小油石和水磨刀。磨刀不误割麦工,再说就地磨刀也可以直一下腰稍微能休息一会。休息过了的腰再加上磨好了的刀,再割时就更快更省力,自我感觉就更好。看到自己甩下的人很多、很远,主动权就在自己手里了。这样在心理上就压倒了别人,就会更加从容不迫。想割就割,想停下磨刀就磨,想停下加点油,也就是喝点水吃口凉馒头全都可以由自己做主。反正后面的人一时半会也赶不上来。

因为我割得快,因为马播得不直,我一个人就在麦海穿出一条像龙摆动状的麦胡同。这胡同最前端仅有我一个人。我比慢的人速度最少快一倍,比他们中最快的也能拉下五分之一全程的距离。有人说我是割疯了。我开始割时先将全程分成几段,在心中记住预定的分段点。若不割到预定休息的地方绝不提前休息。而是要一鼓作气到达预定点。到达预定点后可磨刀、可加点油,也可哼哼歌曲或默诵毛主席或李、杜、白的诗词。诗人刘湛秋的诗当时也背过:“秋到葡萄沟,翡翠满地流;玫瑰紫好像喝醉了酒,小心马奶子蹭身油!”若想唱歌,先看风向,若向后就唱:“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若相反,后面人逆风听不到。我就唱五十年代流行的苏修(当时就这样称呼)的歌曲。如:红梅花儿开、喀秋沙、小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和列宁山等等。有时也用原文唱。

当我割出第一条左右摆动的麦胡同,我就坐在地头等。因为我不敢再在地里割出第二条,否则麦子地里就会更乱。就像理发推子在头当中先推出了一道沟似的。如果再来一条或几条沟,麦子地里就成了大花脸。在我穿过的胡同两旁,割的人会更慢。因为我把能不割的全都甩给他们了。有时他们让队长来检查我为何割得如此快,检查了好多回也没用。我是按规矩割的,该我割的我全割了,而且麦垛子捆得紧,捆得大小均匀,摆放整齐划一,拉麦子的很方便不会散垛。至于行外界限不清和马拉串了行的麦子谁都是和我一样处理的。前面的人总不能跑到人家的二十四行内将重了行的麦子割出来。因为行重了,谁也没办法把重了的行分开。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手快打手慢的,一步跟不上步步跟 不上的原因。

我越割越快越能休息,我的邻居们自然就越割越慢越累越不想割,就越有怨气,就找队长的麻烦,意见就很多。但队长也找不出我任何破绽。他们为免除再出现我割出的龙,只能有一个办法,就是不让我快割。

果不其然,队长在割完一天麦子的总结会上除了表扬一些割得比较快但比我慢得多的社员外,说地里割得乱的原因是右派分子割得太快。他太快了,我们贫下中牧就显得慢了。他没安好心,一是他想出风头表现自己要比我们贫下中牧能干有割得快的本事。二是想破坏我们贫下中牧的内部团结让我们搞内讧。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要上右派分子的当等等。

对队长的话,对他的总结,我还能说什么呢!第二天我就改了策略,我大大降低了速度,但仍在全队前头,只是慢慢坐在麦垛子上休息,离他们两三米远。等他们跟上来我再起动手割,再拉下他们两三米。我就这样两三米两三米地往前挪。这下我可休息美了,队长也满意了,群众也不吵了。也不批评我了。

我割得快反而挨批这件事谁也不会相信。但这是真人真事,是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因为很奇特很怪很不能让人理解,所以我记忆尤新,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发生这样奇事的地块在何处,如果牧场变化不大的话,我还能找到这块地方。

三面红旗要多快好省。我割麦割得快也就是省。省时间,效率高。我也割得质量很好。可三面红旗没右派的份,你想快就批评你,就给你扣想破坏人民内部团结的大帽子。如果你不服,就是态度不好,要从严从重处理。这就是政策的英明之处!

请不要说这是基层个别干部政策水平不高造成的。基层干部是听上头的话办事的。再说为什么要使用那些政策水平不高的人当干部而把不少有水平的推向敌对的营垒呢?我就是被推出去的一个。党把我培养来培养去,最后把我弄成右派,真正做到了亲者痛、仇者快,是应当得到国际反动派的奖赏和表彰的。因为这些人做成了美国中情局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五十五万多名正直的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任何反动派是绝对做不到的。而他们做成了,还不该领奖吗?!

(待续)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四)

10.写交待材料写成了大组长

六五年我被新疆机械局重新安置到达坂城胜利牧场,不久就爆发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牧场虽小虽偏远,是乌鲁木齐县的一个小单位,但文化大革命的劲头不比任何地方差,牧场党政领导也被夺了权。书记场长都被斗成了走资派,与我们专政对象一起被监督劳动。这些过去的当权派被排在地富反坏右后面,暂时成了老六。

我们被专政的队伍不断扩大,品种也不断增加。原来牧场本地是没有地主的,只有牧主和富牧。经过内查外调,地主和富农这些外来品种牧场也有了。谁也没想到上级在文革不久前又派来了我这个煮不熟砸不烂的北京右派。随着运动的进展和不断地深挖。历史反革命、现行反动派和坏份子都有了。更奇的是从乌鲁木齐自治区文联又派来了一位想带着妻儿老小叛国投奔苏修的什么份子。投苏未成,却投到了胜利牧场。他原来是新疆大学的教师,留学前苏联后回国,后被人揭发还想去苏联就成了什么份子。目前他全家在澳洲。

我们的队伍不断兴旺发达,革命革得阶级敌人的队伍不断扩大,我们牧场也是如此。敌人多了就比敌人少的时候难管理。借鉴我们监狱和劳改队的办法,让犯人自己管自己。因此我们专政对象也要选出自己的人当头头。专政对象们要受双重领导。专政队员可以监督每一个阶级敌人,包括他们的组长在内。专政队员们有时偷懒,懒得管每一个专政对象,就通过专政对象自己选出来的组长进行间接指挥。

这个组长专政对象们自己谁也不愿当,但无产阶级一定要专政对象们把组长选出来,非要选出来不可。选谁呢?选出来他会当这个两头受气的窝囊组长吗?究竟这个组长将是谁,请往下看!

运动初开始时五类分子的人数不太多,个把专政队员也看得过来。专政队员也就是民兵,也是当地社员,不脱产,也没有枪或是别的什么武器。都是男性二十岁上下的社员,没有女的当专政队员的。这活老实的人不肯干。只有那些家教不严、自己不太勤劳又想多拿工分的年轻人干。这差事他们认为很美,只是白天看守我们干活,不准我们乱说乱动就行。而他们自己在地边坐着不用干活。否则同我们一样干活就失去了他们自己贫下中牧的身份,就与专政对象为伍了。那怎么成呢!划清界限在当时是最要命的事。有时有些人与专政对象说句无关紧要的话还怕人知道了当话把子。谁都尽量与专政对象少来往,越少越好,最好不来往。就连牧主、富牧的子女们为了表现自己进步靠拢无产阶级而离家出走的很多。可专政队员们整天和我们在一起就有风险,因而他们对专政对象总是吹胡子瞪眼的时候多,好好说话的时候少。

他们每天往地边上一坐看着我们干活。一天壮劳力的工分就有了。如果不给他们壮劳力工分他们就不愿当专政队员了。而正经八百的人又不愿干这种活,队里也就只好给他们比较高的工分。工分是每个社员的生活来源。如果生产队生产搞得好,就会粮多钱也多。年终分红时工分多的人就会钱和粮都多。少的就相反。因为生产队内的分配原则是和工分挂钩,也就是按劳分配,这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社会进步的标志。比资本主义有无比的优越性。可那些年牧场生产连年滑坡,最后弄到谁工分最多谁亏空就最多。因为生产队的分配是按每人的工分结算的。工分少的或没工分的亏空就少或没亏空,工分多的就要给生产队多打欠条。这时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就不受革命社员们的欢迎。他们发牢骚:干活多的要欠生产队的债,不干活的没工分的反而什么事情也没有,用不着打欠条,这是什么社会主义?!如果年终决算决出这样的结果,那些二流子懒汉和老弱病残的社员就非常开心笑话那些干活多的积极份子和劳动模范。被笑话的人也只能垂头丧气自认倒霉。若要他们下年再好好地多干活恐怕是很难的。但那些懒汉二流子和老弱病残不丧气不害怕,却能过潇洒日子――社会主义再穷队里也得给粮食吃,反正不准饿死人(饿死的人还少吗!),总有大锅饭吃的。

当时大锅饭的政策是实实在在的鼓励落后的政策。在这种大锅饭政策的鼓励下牧场生产一落千丈。我们阶级敌人也跟着遭殃,因为五类份子干的是最苦最累的活,他们对生产一落千丈很不满。谁说五类份子们心不好,他们也是希望牧场把生产搞好的,这种想把生产搞好的心情我看比革命群众更强烈。因为五类份子的生活来源是全部靠生产队。不像社员可以偷着卖羊或是向牧场要羊,或是能偷着做点小买卖。而对五类份子是绝对不行的。连社员群众被逮住了还要割资本主义尾巴,五类份子是绝对没有这个搞投机倒把的胆量的。

分不到钱还要欠钱,革命群众生产的积极性就受到严重打击,谁还有心好好干活!群众可以请假或出工不出力磨洋工。但五类份子被专政队看着不能不干。否则专政队员坐在地边上还有什么可干的呢?不能公开磨洋工就偷偷地磨,地块很大,专政队员少,他们看不过来,偷偷磨洋工的机会多得很。再说专政队员心里也有气:自己的工分虽多,但欠得也更多,还革他妈的什么命!自己睁一个眼闭一个眼算了,自己何必那么认真!认真与不认真队上反正没钱给,还不如给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专政对象们卖个人情,这样专政对象们在休息时或中午吃饭时会诚心诚意送自己一些好东西吃。

我在被专政队员中带头磨洋工,我的胆子本来就大,比任何一个份子都大。专政队员们都是年青的小伙子,我和他们的父母都很熟,方便的时候就对他们的父母做些工作。有时也当着他们的儿子面做:我们都是口里来的人,就是当地的四类份子们也很可怜。大家辛辛苦苦一年分到的是西北风,为人总要积点德;这年头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凡事不要太死心眼太认真。要给自己留条后路!有个叫周春义的小伙子本来也是专政队员,可现在弄成了反革命。阿不都拉书记人挺好,可现在是走资派。来的工作队都是公家人,是在乌鲁木齐领工资 的人,他们不能在牧场呆一辈子,迟早总是要走的。他们走后我们总是抬头不见低头见。革命革来革去越革越穷,大家穷得叮当响;还不不如贫牧们被牧主、富牧剥削时日子好过。贫牧当年给人家放羊一般是每年工资十二只羊,随贫牧自己抓,而且管吃、管穿、管看病。如今革命革得大家缺吃少穿还欠队里的钱。革这种命对谁有好处!当时我能大胆地对他们讲这些话心里是有底的:一是这些人我认为是老实人,不会揭发也不敢揭发。如果揭发,别人就会问右派怎么会敢向你讲这些反动话?到那时他们跳下黄河也洗不清。别人就会说他们与右派关系很近乎,很要好;阶级立场不稳,敌我不分的帽子就会不大不小稳稳当当地套在他们头上很合适。就是与阶级敌人合穿一条裤子,也就是阶级敌人了。二是我会裁剪和缝纫衣服,还会修缝纫机和一些简单的家用电器(当时没冰箱、电视),这是我在农村通过书本自学的,在农村很顶用。我还会木工活,不过做的活不如科班出身的木匠做得好(因为我当时工具不全不好)。这些技能对我用处真不少。我对找我干活的人,不管是革命或是反革命都一视同仁分文不取,仅给我吃饱肚子就行。饿肚子的人是干不动力气活的。因为我从来分文不取,专政队员的父母常请我缝衣服,有些专政队员在看守我们劳动时就穿着是我免费亲手做的衣服。其式样我是按书上的图样剪裁的,不是跟土裁缝学的。所以很合身也不难看。他们穿着我给他们缝的衣服总要讲点情面吧!

我对他们做工作时讲的许多话都是大实话,都是当时的实际情况。但讲实话就要付出代价。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我说的许多话自然也会有人搬弄是非传到了工作组。特别是如今贫下中牧还不如被牧主和富牧剥削时日子好过的话犯了弥天大罪。说今不如昔那还了得!这是斗争我的重型炮弹。

某次又开斗争会,有人向我提出我说的这些话。我想赖也赖不掉。因为我确实是说了。我说过的话就敢说敢当,否则我就不是我自己,就不是北京来的又臭又硬的右派分子,我就会在我们的阶级兄弟们中间失去威信。我坦然承认。斗我们的人十分高兴:这下右派没处逃了!

当然要我继续交待和深挖反动思想。我说我是关内人,到牧场没有几年,我不可能见到解放前牧工受剥削的情况。这些所谓的反动话全是听本场人说的。我不过是重复了别人的话。当一些牧主、富牧和牧民证实解放前牧民给人家放羊的确是管吃管住管穿每年工资 是十二头羊时,我的所谓反动言论不存在了。问题在于当时党的政策不许可我重复符合解放前实际情况的真话。尤其是向人民群众重复更不许可!那就会涣散革命群众的斗志,瓦解革命群众的志气,让他们觉得当时的生活不如过去,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时时兴讲大话、空话、假话。更让人费解的是讲假大空话的人和听的人自己全都不相信这些话。但尽管自己不相信也得说,也得到处流行。全国上上下下是一个假大空话的训练班。而这个班并不是当时才开办的,远在五八年初就全面开花了。这个假话训练班的班主任是谁?让全国人民逼着讲假话的政策出自谁家?历史会作出公正的裁判。而且有些已不太情愿地作出了裁判。因为是不太情愿,至今假大空话并未绝迹。

我对专政队员父母影响不小,而父母对儿子影响是巨大的。他们在公开场合不能不假装公事公办。可背地里的态度却逐渐改变。常和我们一起吸烟(我不会)、喝茶和听我讲故事。牧主富牧们把家里带来当午餐的奶油,奶疙瘩和馕等食品送给他们吃,他们也欣然接受。我讲故事时他们和牧主们都听得十分入神,若不讲完就不命令我们开始干活。我有时讲累了,口干了不想继续讲,提醒大家该干活了。但他们说由他们担着不耐事。反正也分不到钱,戈壁滩上的活干不干都一样,没啥了不起。他们命令四类份子们再拾柴火烧茶。四类份子们也特别高兴:既可不干活又有故事听何乐而不为!他们和四类份子们知识都极端贫乏,都患了知识饥渴症。因而求知欲极强。我给讲的每一件事、每一个书上的或是由我自己临时编的凑的他们都爱听。因为我讲故事有功,他们在许多事上都照顾我,尽量少让我干活。而四类份子们也都非常乐意替我干活。他们都希望能经常和我在一起。如果我哪天生病或是请假学雷锋去替人家义务做衣服,那天民兵和四类份子们就全觉得没劲没味,听不到往常和我在一起时常有的欢笑声。

我有一台三波段红灯牌半导体收音机,是当时最好的收音机,价钱也很贵,是120元买的。当地买不到,是从家中寄来的。连工作队都没有如此好的收音机。体积小,我随时都背在身上怕人偷(最后终于被人偷了)。在新疆收听效果极好,能听全球的广播。因而我的故事和新闻来源极广,而且无穷无尽。只要我活着,总是有讲不完的故事。而这些故事总是不断扩大他们的知识面;不断启发他们的良知;使他们能正确看待新事物而不被当时疯狂的假象所蒙蔽。这些故事和笑话对四类份子和专政队员们肯定起了非常好的作用。但我也为这些讲的故事与笑话惹过不少麻烦。我曾讲过“一个鸡蛋的家当”,所以工作队把我定成牧场的小邓拓,我的收音机给我添的麻烦和危险就更多,将专门写一节。

上面说过,随着运动的不断深入,我们被专政的队伍也就不断扩大。起初人少还好管,人逐渐多了少数专政队员就管不过来。所有刚进我们队伍的人除了要被监督劳动之外,还得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写交待材料,这是各种工作队抓得最紧的一项工作。把人家抓进来没有系统的像样的材料如何能定罪和上报。民兵们对此项工作不能马虎和通融。这是工作队直接抓的工作。不像民兵平时监督我们劳动那样,干多干少,干好干坏都可以睁只眼闭只眼抬抬手让我们通过。写材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对工作组和写交待材料的本人非常重要,不能有半点马虎。否则工作队怪罪下来连民兵也吃不消。工作队是当时各单位的太上皇,一切权力都在工作队手中,连各单位的头头脑脑都害怕得罪他们。他们是否能上楼或下楼和解放或被三接、结合全在工作队一句话。交待材料写得好与坏就更与交待人及家属的荣辱升迁有直接关系,是件性命(政治生命)攸关的大事。写材料的人在某种意义上比工作队及民兵们更重视此项工作。工作队、民兵、交待者自己三方面全都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这三方面站到了一起。谁能说对敌阶级没有共同语言?三方面都想好好完成的写材料的工作按理要找一个政治上可靠无产阶级信得过的人来完成。这个人是谁呢?找来找去,找到一个专政的和被专政的以及民兵及被专政的家属都信任的一个人写。这个人就是大家一贯认为最顽抗,最反动,最不好管的臭右派。这个又臭又硬的右派是谁?明白的读者还要我告诉您吗?!牧场除了我这个小右派(他们不承认我是小右派,因为给我挂的大木牌上从没有写过“小”,有几回是清清楚楚写“大”的),再也没有第二个右派。

各种工作队的头头大都是汉族,偶尔有少数民族的,所以交待材料要求用汉语写。少数民族的专政对象用他们的文字写了也还得由工作队少数民族的队员译成汉语。少数民族的翻译最拿手的是从汉语翻成他们的母语。如果倒过来翻,就要求该少数民族翻译的汉语水平要很高才行。当时所有工作队里这样好的少数民族的翻译非常少或是没有。

如果因为翻译汉语水平不够翻出了错,把交待人的原意弄错了就会出大错。这是工作队、工作队的翻译和交待者本人都极不情愿发生的事。不情愿不等于不发生。再说阶级敌人被揪出来的越来越多,少数民族翻译本来就少,汉语好的就更少。再说翻这些东西也没稿费可拿,要翻的材料又越来越多,可以说是堆积如山,大大影响了工作队工作的进度。该解放的不能解放,该上报的不能很快的上报。这在当时确实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政治难题。非解决不可,而且要快解决。

我的档案材料是牧场独一无二又重又厚又齐备的档案,其中绝大部分是我自己在反右中写的所谓交待材料。因而我是写这种交待材料的行家里手。该着重的地方会着重写,该省略的就少罗嗦,该分析批判时就分析和批判,该收笔时就立马打住 。这是我在反右运动中练出来的本事。一天写几千字糊弄领导或实打实的陈述自己的观点或是进行申辩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能一气呵成。五七年我写的材料场部秘书就说过有好几公斤重,能出一大部头的厚书。各种工作队也一定看过了我的档案。故他们发现了可用之“才”。

来牧场的各种工作队很少让我自己写什么材料。这大概与我的档案齐备有关系。但对别的份子们就不一样。特别是对刚揪出来的人就要求他们写比较系统的交待材料。工作队要上报和定性,没有专政对象自己写的交待材料工作队就什么事也办不成。上报这一关就没东西报。交待者必须写,不会写的也要请人代写。写得不好工作队看了不满意说你不老实还得打回来重写,就过不了关。

工作队头头们大都是汉族人。总希望交待材料是汉文写的。而且要写得简单明白,把问题说得清楚就行了。有些材料虽是汉语的,但是不是汉族人写的,而是由少数民族汉语程度不怎么好的少数民族翻的译文。本来交待者母语程度也低,原来就写得不行,再经不太高明的翻译翻成汉文,而他自己的汉文也很糟,这种翻译后的汉文交待材料的难读程度是够人受的。工作队自己弄不太懂交待人写的材料,如何给人家定性和上报!

有位专政对象与我关系不错,他全家人对我也很好,全家男女老少对我很尊敬,每次我到他家时都热情招待。我在新疆孤身一人,可以说是孤苦零丁,很少能得到别人的温暖。他一家一直对我不错,我当然是很感激的。可我无权无势无钱也是个阶级敌人,能拿什么报答和感谢人家呢?他虽有点本民族文化,但他知道自己没本事写好交待材料。让工作组的少数民族队员代写?那些人可是有倾向性的,他们下来就是抓阶级斗争的,能把没事写成有事,能把小事写成大事。写好了给你念一遍就急着让你签字画押,连让再想一想的机会也不给,许多交待者是有教训的。正所谓一字入公门,千金拔不出。黑字白纸铁证如山,写成了想改想辩也晚了。他不愿由工作组的人写,想请我代笔,我巴不能有为他效劳的机会,我就在工余时间替他写。

我在牧场生活的时间很久,普通的哈语也能听懂一些,而牧场的维哈族也都能讲些简单的汉语,所以我们交流起来基本不存在语言障碍。我向他交待我知道的党的政策。要想材料写得好就不能讲假话或是胡说,不能顺工作队的意思写。否则以后吃不了兜着走,想改也改不过来。一定要讲实话。我这是为你好,你放心,我不是工作队,我不会害你。我和他一起分析、判断、加工、整理。把要交待的人证、物证和旁证写得清楚。把证物、证人的地址和联系方法都交待得尽可能一目了然,让工作队外查内调都非常顺当方便。自己的请求说得简明扼要。对某些人或某件事的揭发证据确切,用不着工作队多费力气就能把问题弄清楚。

我写的这份既简单又明白,证据确切,分析得当,要求也合理。材料一次通过、一炮打响。工作队说材料写得可以。主人和他一家甭提多高兴,好像是我救了他一家命似的。我当然也为他和他一家高兴,也为我自己高兴。我救了人家一家的命哪能不高兴呢?他们连续多次招待我,只要他家有的好东西都拿出来招待我。请客的次数多了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他家再请我时我就借故推托。可他们总有办法把我拉到他们家。哈族人心实,只要你对他好,他们什么都舍得给你。他们请你,你若不接受,他们可受不了,说你见外不够朋友,他们可真生气。他们派大人来请不去,就派娃娃来,非缠得你非去不可。我很爱孩子,至今还想念他们,不过他们早就该长大成人了。

我一炮打响就开张大吉,请我替他们写材料的人很多。可我不是老板无权决定,我没有许多业余时间给这么多人写材料。就是有,拖的时间也很长,工作队等不了。再说我不经过批准给这么多阶级敌人写材料不合适。至少工作队的翻译们工作量就减少,那我不是抢了人家的活了吗!

工作队为了加快工作进度,更是为了能有比较规范的交待材料显得他们工作有水平。很快批准我脱产给专政对象们写交待材料。这样交待者和我都不用出工,而坐在他们自己的屋内替他们写。我们一会儿讲汉语,一会儿讲哈语。我把政策交待清楚了,他们只能讲真话实话,否则我再能写也写不出好材料。若讲假话引起麻烦我写材料的人概不负责。至今我敢说,我写的那些材料是不会参假的。因为我审问得很仔细。替他们写材料我就不必为伙食操心,每家都招待得非常好,因而我也省了不少口粮与钱。而且我写材料也照样和民兵一样不干田间活照样记工分。至于工分到年底是否能分到钱,那是全体社员的事,用不着我操心。

一个人的材料不是三言两句能写成的,要问清几十年的情况,要先在脑子里打腹稿,然后写成提纲,再写成初稿。然后念给他本人听,要写得他听得懂。分析和批判既要符合政策,本人也乐意接受才行。在他口头修正和补充之后再写成二稿。如果他本人确实无异议了,再誊写装订成正式的材料上交。

我通过写许多人的材料知道了新疆前后几十年的历史沿革和各民族风土人情。如杨增新、盛世才等军阀统治新疆的情况我过去就不知道。伊犁、塔城、阿尔泰三区革命的情况过去我也知道得不多。特别是乌鲁木齐县、达坂城地区及牧场外部及内部的情况我就根本不可能知道。这是我流放到新疆后的最大收获。我敢说,我比各种工作组知道的事要多得多。因为任何工作组的任何一个人也不可能接触这么多专政对象的材料。何况任何一个工作组在牧场的时间都不长久。他们像走马灯似的老换,而我却换不了,比他们在牧场的历史要长久得多。故知道的也多。

我当右派并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如果我不当右派,我哪能知道新疆少数民族这么多事情呢!

牧场第一把手阿不都拉书记成了走资派,他要写交待材料。他当了多年书记,文化也是有的。按理写个交待材料不会成什么问题。但他不自己写,也要求我写。我早就知道他人品不错,可以说是个好党员,根本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可那种年月好人的路难走,坏人横行得势,老百姓敢怒不敢言。阿不都拉从来没有受过如此的打击,极端悲观失望。而我早料定他一定会官复原职。这样我们两人就发生了分歧。他不相信我的话,他说我是个右派分子,又不是组织领导,过去连个党员都不是,怎么能有如此把握说他能解放官复原职呢!你自己的问题都保证不了,当了十多年右派也没把帽子摘掉,你还逞能什么都知道!我反复与他分析他的所谓问题,无论哪一条也上不了纲和线。我的右派问题与他的问题比不那么简单。一时半会解放不了。但我迟早也会解放的。他听了我的话目瞪口呆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他虽是哈族,但知道我档案里的东西。那是中央国家机关定了性的。想不到我胆子这么大,会相信自己能有出头之日。真是不可思议!我虽一再宽他的心,他还是将信将疑。

果不其然,没过多久他就被解放下楼被三结合了。这不能与我写的材料一点关系都没有。从此他对我另眼看待。再见面时也不再摆书记的架子,总要点头打招呼,笑嘻嘻地问上两句:“老五身体好吗,要到哪里去干活,生活怎么样等等”,他有个小儿子叫阿尔通,哈语是金子的意思。我在他家写材料时和他处得很熟,我很喜欢他。这孩子长得很帅很天真。至今我脑海里还有他儿时的影子。算起来也该过了娶妻生子的年纪了。

我对工作组请示过,我这样没完没了的替他们写交待材料适合吗?你们不怕我知道得太多吗?可工作组的人很机智。他们说希望我能很好地利用这样的机会和自己的能力为运动服务,为党服务而更好地改造自己。事实上不少人在我替他们写交待材料之后,由于我的解释和分析,他们心中似乎多少有了点底。不像写交待前那样惶惶不可终日。他们提着的心在写交待材料之后慢慢地安静下来了。所以也能对工作组的要求老实地配合,老实地交待自己的问题。工作组当然很满意。有些交待过的份子们因为态度老实,交待好而受到过好评。而他们之所以能够这样是我做了细致的工作打消了他们的顾虑才能老实的。我自认为功不可没,但是上级谁也没在公开场合表扬过我,连半句好听的话也没对我讲过,仅是那些被帮助写交待的人和他们的家属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感谢我。有这种发至肺腑的感谢我也就满足了。尽管这些感谢是来自我“自己”的阶级。你看,我的阶级立场不是大有问题了吗!接受对敌阶级的感谢就是被敌人的糖衣炮弹打下了水。我先被我们自己的人打成右派,然后又按党的指示为所谓的敌人分忧解难写材料,然后又被敌人的“感谢”这个糖衣炮弹打下水。我究竟是什么人?既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作队服务,又能为阶级敌人分忧。如果这事是在今天,到底谁该给我发奖金,或是我两边全要拿?我很庆幸自己,当了右派能被两边都看成是有用之才,我不是成了真了不起的人了吗!

工作组瞧得起我,专政对象们有求于我。上级要在专政对象中选个大组长自己管理自己。我当然不想当这个两头受气的大组长,因为我自己本人就不想好好干活,还能把别人管好?!可专政对象们死活不肯选别人,他们为了解脱自己,知道这不是个好差事,谁都不想当。另一个原因是他们知道我鬼点子多能领着他们耍滑,故非选我不可。

最后由无产阶级拍板让我当。我不当就是不服从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不老实。我只有当大组长的一条路可选。

结果是无产阶级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比无产阶级更加高兴,因为他们坚持的人当选了。就是我一个成了倒霉蛋。不过也不是全倒霉。当这个大组长也会有讨大便宜和大出风头的时候。如你不相信和有时间的话,请接着往下看!

11.那年月的会

达坂城的胜利牧场虽小,但在那场浩劫中也难逃恶运,也是当时中国大陆的一个缩影。牧场的人口不算多,男女老少、工农兵学商牧,革命的和反革命的、一会儿革命一会儿又不革命的,加上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革命的还是反动的,总共一塌刮子顶多两三千人。可当时的各种工作队:如工宣队、军宣队、贫宣队、区宣队、市宣队、县宣队等等,就象乡下人看走马灯似的来来往往间断不了。这些宣传队先后全加起来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大概没人统计过,至今也没有人能说得清楚,反正挺多。比牧场全部人口可能也少不了多少。若在牧场开什么祝捷或誓师大会时,从外面来的人就更多。来的汽车要比牧场的汽车多几十倍。这时牧场食堂就会火爆地忙,忙着杀牲口和打馕招待阶级弟兄姐妹。

这许许多多的人们来牧场不是游山逛景或旅游度假的。因为当时还不兴这一套。而全是来串联的,搞阶级斗争的。这就要到处串,就要内查外调,就要开交心会、座谈会、积极分子会、核心会和斗争会。当时的会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开得人心烦意乱。所以有人背后发牢骚:“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国民党的税多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年纪不大,未亲眼见过。可共产党的会多是亲自领受过的。难怪五十年代初就有个相声叫“开会迷”,说剧团买个洗脸盆要开全体成员会讨论决定才能买。相声是夸张的艺术,但我们开会多在当时是谁都得承认的。牧场的人们白天要劳动,可每天晚上都要开会,而且会议都很长,一时半会儿完不了。干部和工作队员们说起话来没完没了。很简单的事要翻来覆去讲成一大堆话。难怪有人说他们有些话是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弄得劳动一天的人吃不消。一个个像是被熬鹰似的熬得眼里布满血丝。有些年纪大的人实在吃不消会不自觉地在会场上睡觉。睡着了有人就会打呼噜,这就会给自己招来麻烦:主持会议的人或是工作队的人就会批评你觉悟不高,对××××认识不够,就要设法提高你的认识和觉悟;让你大会开完了还得补课开小会。因此年青人一般不敢打嗑睡,只好靠吸廉价的莫合烟刺激自己或是想些别的办法寻开心。我亲眼看见不老实的小伙子们把手伸到大姑娘或小媳妇的乳房上或裤裆里乱摸。可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中女方不好意思喊,也或许是女方本来就愿意,我没见任何女的反抗过。因为我是五类份子管不了革命群众内部的事情只当没看见,免得自讨没趣。有时在会过了几日后我问摸人的小伙子,他们无所谓,不怕人笑话。说摸摸不过是开开玩笑,再开会时照摸不误。有时一边摸一边向我点头微笑或使个眼色。他们知道我看见了也不会对别人讲的。

有些胆小的或是比较老实的既不敢睡觉,也不敢乱摸,硬着头皮听。听得实在不耐烦了就憋不住小声骂:“阿强攮斯凯(哈语:操你姐),你有个铁嘴能讲,我有个铁屁股能坐,看你的嘴厉害还是老子的屁股厉害!”可见大家对这些会是多么地腻味!

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开会或学习相对比群众少些。群众要学好多毛著,老三篇必须背得滚瓜烂熟,这可真难为了不识字和记忆力不好的老百姓。我们还好,只学一篇:“敦促杜聿民将军投降书”。我们这些人虽没有一个是将军的材料,可人家要敦促我们这些不是将军的将军投降。我既不是将军,又自认不是人民的敌人,所以就不知道要向谁投降。自己要向自己投降,搞不清这种投降到底是什么意思!

有些会我们不参加,如核心会、支部会、积极份子会我们都没参加的资格,想参加人家也不让。但有一种会必定要参加,不准请假缺席,有病也得架着去。那就是当时很盛行的斗争会。

那时斗争会不但多,而且千奇百怪:造反派斗走资派,我们要和走资派一起站在台上让人斗;革命派得势了斗造反派,我们得和失势的当初的造反派头头们站在一起挨斗。我们这些五类份子成了筛面箩的桩来回碰。谁欲表现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是货真价实的无产阶级,就得和我们划清界限,就得把我们拉上台斗。我在牧场日子久了也有不少朋友,交情不错,观点和看法都一致。但大家都卷进了文化大革命。我虽不能明着参加什么组织和团体,但对观点相同的朋友是支持的,有时也为他们出点主意。紧要关头也为他们担惊受怕。也像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差不多。仅是在表面上和在公开场合伪装界限分明不来往。他们为了压倒对方,有时也不得不拉我去挨斗。逢到这样的斗争会他们总事先通知我。让我穿多点,吃得饱饱的,斗起来也虚张声势。我也装着顺从老实,给他们面子,让他们斗得顺利,不和他们顶牛。让他们大获全胜,在对立方面前很风光。而对立面斗我时就往往不是这样。会和他们顶牛,给他们出难题,有时弄得斗争会很尴尬。我们的朋友在他们每次斗我们之后都表示我们配合得好,装得真像回事。再三再四让我们别往心里去。在会上他们斗我,斗得真像回事。台下是朋友是邻居,而且关系不错。大家一会是人,一会是鬼,好象总是在演戏。可这场历时十多年把中国闹得一团糟的闹剧的总导演是谁呢?总导演要不要负历史的责任,由谁来算这笔帐?那时说不怕乱,乱只能乱敌人,真的乱了敌人了吗?这个敌人又是谁?这个敌人现在在哪里?这些问题现在应当由谁来回答?

开斗争会对我们五类份子来说是家常便饭,起初我还有点怵。开多了,磨练久了,也就无所谓。就像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炼丹炉内炼过似的,砸不碎也打不烂。站在台上看看下面斗我们的人,大都全认得(牧场人不多,天天在一起劳动,怎么会不认得!)猜想在斗过之后这些斗我的人在会后又会怎样对我。我该怎样在会下与他们打交道。十有八九他们在会下对我和在会上完全不是一回事。他们不少人各自怀有各自的目的。真恨我或是主动斗我的人并不多。都是事前布置好了的,经过工作队导演的把戏。

有一次这种戏又开场了。我事先未得到任何信息,可见其保密程度之高!而且斗争矛头是对准我一人的。事后得知是区工作队在到牧场后深入基层了解到专政对象中我最不听话,最不好管,最难对付。总之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的右派分子。工作队长是个维族,他知道了我这种情况很生气。他很自信,要给我来个下马威。杀杀敌人的威风,长长自己的志气,好有利于工作队各项工作的开展。不过牧场的干部们却对他的自信不怎么相信,但也不好讲明,只好由他了。因为在准备斗争我的预备会上,有人提醒过工作队,但受到了批评。说他们无能连个右派都管不住,不像话!他们下来就非要帮牧场改变这种对专政对象管教不严的现象。把难管的右派斗倒了,别的阶级敌人自然就好管了。无产阶级的威风也就长起来了。工作队的成绩也就出来了,也就有功了,维族队长就显得有水平了。就比牧场的领导和所有来过牧场的工作队都强了。他们要求这次会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要火力猛,火力集中,别的四类份子可以暂时不问,全对准右派,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他们一开始就要我交待现行的,不要交待大家早就知道的档案里装的东西。

因为斗争会刚开始,双方还没有僵起来,我还没想顶牛。我解释我来牧场后大家都把我当作阶级敌人,全体革命群众和干部们觉悟和警惕性都很高,都在每时每刻监督着我。因而我不敢乱说乱动。因为不敢,没有机会,所以也就没有什么现行可交待的。我说的这些话是真话实话,没掺任何假。可讲实话没人听,非要逼着你讲假话胡说八道他们才能饶你。全国早就是个假话训练班。班主任就是发动文革的头头们。全国都要说假话,连钱学森这样搞科学的人都用“科学”的论据,早在五八年就证明亩产多少万斤不是胡话八道,而是真能实现。害得我们的伟大领袖深信不疑,结果全国人民遭殃:许许多多卫星在报纸上升了天,而几千万阶级兄弟不情愿地入了地狱,这种能耐何其大也!这是日本侵略者远远赶不上的。他们的南京大屠杀最多也不过三十万中国人,而且这笔帐他们想赖也赖不掉。可我们被饿死或折磨死的几千万人找谁算帐?有良知的人们,你们对得起这些亲人们的地下冤魂吗?有人说要向前看,“向前看”一句话就能把这些帐一笔勾销了吗?天下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古今中外,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会有!否则就没有天理了。我们当初能把蒋介石的八百万军队打败就是靠的这个天理,而天理不会失效的。

我据实情讲真话没用,又不可能有什么现行可交待的。但他们不干。可我也不能胡编乱造。因为胡编乱造了他们还要往下追,我就圆不了谎。这对被斗的我和斗我的人都会造成大麻烦。我曾经问过他们我实在没有什么现行的可交待,我是否可以胡编一些应付你们行不行。他们回答说不行。要真的,在这一点上我同斗我的人们意见是一致的。说真的没有。胡说我也不愿说,他们也不允许我胡说,这会就只能僵住了。

不过工作组里有人还是有点水平的。在会开不下去的时候他们要解围,要引导群众稳住斗争会,总不能斗了半天什么也没斗出来吧!这样工作队就等于出了洋相。我们场里的干部就会幸灾乐祸:你工作组也不比我们强!所以就有个工作组员对我说,连我们贫下中牧有时也会犯错误,难道你右派比我们贫下中牧无产阶级觉悟还高?是人总要犯错误的吗!你是个知识分子,总会懂这个道理的吧!这个干部的话不能说不对,而且问的态度也很文雅。我是人,人就要犯错误,我难道一点事也没有,难道觉悟比无产阶级还高?我该怎样答复他?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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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五)

12.让我交待什么?

事有凑巧,就在前几天我们的供销社被人偷了,损失不小。但案子很快被乌鲁木齐县公安局破了。可惜偷的人不是任何一个专政对象,而是贫下中牧中的“优秀”份子、培养对象,在运动中入了党的政治队长阿西姆。他被送进了劳改队。这是我亲眼所见的事。牧场谁都认识他。谁都知道对牧场来说是件大盗窃案件。他就是我们原来的队长。他被逮捕时我亲眼看见他被塞进了吉普车。他当队长时对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并不太凶。我对他并无反感。现在我还认为他并不是个什么很坏的人,只是他的老婆太好吃懒做花费太大,被老婆唆使一时糊涂才去偷的,他为此付出了进铁窗的代价。而他的那位老婆就很快和别的男人睡在了一起。

我抓住这次盗窃事件回答这位工作组说,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我完全同意(那位工作组很得意),你们贫下中牧的确有时会犯错误,甚至是大错误。要不警察到牧场抓的人不是我们任何一个专政对象(和我站在一起陪斗的四类份子中有人小声嘀咕:就是。不过也没人管他们,整个会场的注意力全集中在我一人身上。),连半个都没有。抓的是阿西姆,他是你们工作组培养对象,而且入了党,是贫下中牧中你们最相信的人。此时工作队的头头们有些难堪,因为我已经把矛头对准了工作队。工作队的人就让人把我的头往下压,要强迫我低头。当时我胸前挂着一块写着“大右派分子朱峰”的牌子。其实我在右派分子中是小得不能再小的。年纪小,未当右派时才是个小俄文翻译,要和章罗他们比根本就没法比,上不了档次。可牧场的革命的无产阶级们非要抬举我,我也推辞不了。我无权把这大牌子自己当众摘下来,否则就会犯了天条。他们所以把我当作大右派,估计是因为牧场除了我这个右派没有第二个,没有老二就是老大,这就是蜀中无大将,廖化就得当先锋了。另外我是中央来的,皇上门前七品官,中央不管什么人到了牧场就是大的。我这个小右派被他们抬举成了大右派,对他们来说,也是合情合理的。我到牧场多年到处窝囊,唯独在这个头衔上我是风光了一时的。若在北京想都别想!到穷乡僻壤也不是一点“好”处也没有的!

我脖子上挂着个大右派的牌子,他们一个劲地听工作组的话往下压。开了老半天会,我又饿又累,眼一花就趴在了地上。我头已经靠到了地再想往低处压也压不成了。让我交待也不能让我对着地说话!我就是想说台下的人也听不见。只好把我又扶起来。扶起来后就再没压。否则再压我一定又会再趴下就又得再扶起来。大概开会的人和工作组也都饿了。有些社员要忙着回去做饭,早有人开了小差,会场上人慢慢少起来。

指挥斗人的和斗人的以及被斗的我和陪斗的四类份子弟兄们这时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即赶快散会。谁说敌对的人和阶级没有共同语言,有时会想到一块的。

我也想早点散会。就比较客气比较缓和地说,希望让他们准我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没有什么现行可交待的理由。如若我说得不在理,你们可以继续斗我。斗不斗的主动权在你们,而不在我。

台底下有人建议让我讲理由,工作组在经过短暂的商议后也同意让我讲。他们大概以为只要我讲,讲多了就会言多必失,就会找出破绽,就能鸡蛋里挑出骨头或石头来。他们万万没料到我这块石头会砸他们的脚。

我不紧不慢地分析说,所谓现行问题不外乎杀人、放火、投毒、造谣、写贴反标、贪污、受贿、破坏、偷盗和不正当男女关系等等。

现在我逐条分析我为什么会没有这些现行问题。先说杀人,牧场和牧场周围没人被杀,我在此处也没什么仇家,没有不共戴天的仇人。再说我也知道杀人是要偿命的。我主观上没有杀人的动机;而这里又没有人被杀,从正反两方面是可以证明我没杀人的。工作组和台下的社员都承认我没有杀人,这条我顺利地通过了。

再说放火,这条最好证实,牧场和附近至今未见过火灾,也没人抓住过我要放火,就是我脑子里有想放火的想法也不必交待,想法不是现行的犯罪,不在你们要求交待的范围内。这时有人似乎发现了新大陆。急忙问我是否想放过火。我回答现在正在想。这家伙非常高兴终于找到了我的把柄,这是好几百人花了大半天才抓到的第一个把柄,是大家忍着饿肚子抓到的。他急忙接着问,准备在什么地方放,何时放?我说这由不得我,要你们批准同意才行。这下子台上台下全纳闷 ,你看我,我看你,不知这老右派搞的什么鬼。专政对象想放火,而且要无产阶级批准才放。这真是放屁的话!他们紧追不放。我说时间还得由你们定,地点是老地方。什么老地方,赶快交待!老地方既然老,就证明你已经放过火了。我说对得很。这时有些人已经知道我耍的是什么把戏,我们同站在台上的四类份子中就有几个猜着了。他们偷偷地笑。老地方在哪儿?老地方不止一处。快说,在哪里?我家里就有一处,是在灶坑里。这时大伙儿才如梦初醒,原来我说的放火是做饭的火,而不是杀人放火的火。工作队当即指出我态度不老实,是在耍滑头。我坚持说我不是耍滑头,我现在真是想赶快回家放火做饭。因为我肚子已经饿得实在受不了。台下有不少人响应:就是的,他们也同样饿得受不了了。有个文化高的工作组员纠正我说,做饭不能叫放火,叫生火或架火。亏你还是个大学生连我们的汉话都不会说。我回答说本来放火、升火、架火我是分得清楚的。因为要你们七斗八斗,连斗带饿弄昏了我的头,所以才用词不当。这不能怪我,而是你们七斗八斗的必然结果。如果你们再这样斗下去,我肯定还会出错。出错的责任不在我, 是你们逼出来的。党的政策不准搞逼供信,你们这样逼不是党的政策。其实我真是多余费口舌,那时还有什么党的政策!要是真有党的政策,刘少奇还会死吗?那么党的政策到哪儿去了呢?到底破坏党的政策的罪魁祸首又是谁呢?今后的党史究竟该怎么写呢?是要讲真话还是继续讲假话呢!

我想放火做饭。别人也想赶快能吃到饭。既然我不曾放过火,就赶快往下讲吧!

投毒:我不可能有毒物来源,牧场也没有人和牲口被毒死,这条现行我也没有。

造谣:谁听过我造谣或是我向别人讲谣言他听到过,请揭发!揭发了我就承认。没有人听到的谣言就是没有谣言,所以谁也没有造谣的嫌疑。包括与会者的全体在内。我主动把与会者包括工作组成员在内都赦免了。

反标:牧场至今没出现这反标。谁见了说出来,不管谁写的都可以往我头上推,我都愿意承担。但维哈文的例外。若我承认你们要我写,我不会写维哈文,承认了也没用。

贪污:我手中没有权,如果你们肯让我当一两天书记、场长或是会计。在我利用职权贪污之后再交待不迟。这时有人骂我:你这个右派想得美,不是党员想当书记,休想(我本来就从未想过)!没有权怎么能贪污呢!为了能有交待贪污的真凭实据,我只好想到了要权或夺权。但无产阶级不许可,也就是永远帮助我成不了贪污犯。对此我是非常感谢无产阶级的。

受贿:谁还会向我这个臭右派行贿?除非此人疯了。不过我们专政对象内部倒有不少人向我送过礼,如奶油、奶疙瘩、羊肉和现在已记不清的一些好吃的食品。但我自己认为这不是行贿,是我们资产阶级内部的友爱互助。无产阶级管不着,所以我没有交待。

破坏:大家知道我是从北京来的,见过大世面,不但见过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连赫鲁晓夫都见过。常去的地方是中央各部委,连最保密的飞机工厂都是我脚边之地。我知道我们国家的要害部门在哪里。就是胜利牧场被破坏完了,对我们国家也不会造成多大的损失,我怎么会在这偏僻荒凉的地方进行破坏呢?

有人问我不想在牧场进行破坏,到底要想到什么地方破坏?我想了想回答,我现在还不想到什么地方进行破坏。将来或许会有这种想法。他们急着问(这个“急”是急如星火的急)你将来要想到什么地方破坏?这下又抓住了我的尾巴。将来是将来的事,现在还定不下来。有人命令我现在就定下来。我说我到是曾经想过。曾经想过就说出来吧!我说那地方太远。这时已经有人意识到我又下了套子。但大多数还是要问有多远,究竟在哪儿。我说因为太远说了你们也去不了,就不必说了吧!他们不依,一定要我说,还质问我为啥他们就去不了。天下是我们无产阶级的,全中国我们都能去调查!我说这地方不在中国。在哪一国?快说!哪一国也不在。哪一国不在还是地方吗?是地方。什么地方?月亮上。他妈的,你尽耍我们,月亮上人上得去吗?上得去。谁上去了?不是我。那到底是谁能到月亮上去?美国人。他们上去把东西拿下来了。我就如此饿着肚子,耐着性子和开会的人闹着玩。这样也算苦中作乐、与人斗其乐无穷吧!闹来闹去,绕来绕去我和贫下中牧们一起绕到了月球上。会散之后还有好奇的平时对我不错的哈族小伙子问我,美国人真的到了月球上面吗?我点点头回答准没有错。

最后仅剩下偷盗和男女关系两项。

偷盗:我和我们被专政的每个组员全未偷过。偷供销社的,偷牛偷马偷羊的全是你们贫下中牧自己偷的。我爸爸的爸爸妈妈的妈妈他们不会偷,所以我没处学偷。等有朝一日我向你们当中一些被公安局抓去的贫下中牧们学会了偷再交待也不迟。这时会上场乱哄哄,骂我污辱人。我说不是我污辱人,而是公安局抓错了人。你们应当去公安局让把阿西姆那些人放出来,再把我们这些阶级敌人抓进去。你们怎能容忍公安局抓贫下中牧而不抓地富反坏右!会场上这时非旦不乱了,反而安静了许多。有人想说什么,但总也说不出来。我非旦证明了我自己没偷,还证明了我的组员们也都没偷。我是时时刻刻忘不掉我的组员的,因此他们愿意向我“行贿”。

仅剩下男女关系这一项了。我肚子饿得实在不行了,口也干得不想再多说话了。因而我不想多说,叫所有的人回家问他们的妈妈、老婆、姐姐、妹妹,老的小的,美的、丑的都可以问。如若有人承认,我也不计较年纪大小,只要她们肯揭发我统统地包了。

这时台下台上又乱了,比前几次乱得更凶,女人骂、男人跳,也有个别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还偷偷地笑。

这时工作队坐不住了,他们下令禁止我胡说,若再胡说八道,就不客气了。

我说客气不客气由你们决定。就是现在拉出去枪毙我也反抗不了。我说实话,说没有现行的交待你们不依。一条一条分析是经你们许可的,我说了实话你们又不依,说我是胡说。我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再不说一句话。随便你们办好了!我使出了拒绝一切提问的杀手锏。这时会实在开不下去了,人也走得差不多了,工作队也只好让散会,以后再和我算帐。

维族队长的下马威不但未能得逞,反而碰了一鼻子灰。我们场的领导也知道了他们的能耐也不过如此,老右派的头是不好剃的!

13.我心中的神

我当组长对于无产阶级对我们的专政有许多方便。过去没有我这个组长时要找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开会或义务劳动,专政队民兵得到专政对象家喊人。有了我这个组长他们就省事多了,只要通知我一人就可以了。我就得到各户喊替他们跑腿。而这种跑腿全是义务的,没什么报酬可言。每天干什么活,过去要把我们结合起来详细交待一番。而有些份子有时故意装糊涂,交待一遍还不行,还要交待二遍三遍。有了我这个组长他们只要简单地对我交待一下,他们就万事大吉。若出了差错,他们也就简单多了,拿我一人问罪就行了。因为他们知道四类分子都肯听我的话;若是出了差错,肯定是我从中捣鬼。别的四类分子他们懒得追究。我这个组长的确是很难当的。管严了专政对象不干,不管或管不严无产阶级不干。我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可对立的两方又要我非当不可。无产阶级的指示若不当好这个组长就证明我不服从上级,就是拒绝改造。专政对象们死活要我当,是想我能成为他们一堵挡风的墙。要让我当出头的椽子。我被两方夹在中间不能自主。我也不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我得想法应付双方。我一会是人,一会是鬼,好像老是在演独角戏,因为我本质上不服改造。我自己本来就没反什么党,反什么社会主义,本来就不必改造。这就决定我这个独角戏的演员演起戏来是带有倾向性的。那就是反改造。这就是物极必反的道理。表面上我对无产阶级是服从的;骨子里却是阳奉阴违,能懒就懒,能拖就拖,能糊弄就糊弄。糊弄得双方都满意。我要尽力让双方都对我满意。我要在夹缝中求生。我这个角色自认为比当总理还要难。当总理手中有权,一般可以说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干错了可以说是交学费也就过去了。可我这个组长不行。不但一点权也没有,而是小命在人家手中。干错了不能用交学费或是没经验来搪塞过关。而是要立杆见影付出代价。无产阶级要处分你,专政对象也要仇视你。得一边向专政当局检讨认错,同时也得向专政对象说好话抚慰平息他们的不满。这个角色真窝囊。但也长时间锻炼了我的应变能力,这对我一生也并不是一点好处都没有的。

我在四类分子中的信誉和人格的力量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经过十多年建立起来的。他们都无顾忌地把我当知心人,有事都愿意找我商量。难怪有人说我是反动派的狗头军师。人心换人心,人家瞧得起我,信任我这个口里来的右派,我很感动也很感激。我在自己的阶级队伍里的遭遇彻底伤了我的心。树怕伤根,人怕伤心。伤心或绝望时最需要的是理解和同情。他们同情我,信任我,我也就义无反顾地把他们从敌人的地位当作自己的朋友。有事就敢替他们担着。绝不出卖他们。故他们对我非常敬佩也非常感激。

有人说我立场不稳,帮敌人做事,替他们出谋划策。岂止是丧失了立场,我早就成了专政对象中的一员。不过不是我自已去的。是我们伟大正确光荣的党把我推进去的。我不去也得去。否则反右派的百分之五的指标怎么能完成呢!指标是铁的纪律,各级组织必须完成百分之五或超额完成。否则就是右倾,就要受处分或批评。至于单位究竟有没有什么右派,那是你们单位的事,上级不管。为了完成任务各单位就得想方设法揪,揪不出来就得制造右派。拿面团做或是用泥巴捏都可以,只要完成任务就行。在所谓伤痕文学的兴盛时期,有杂志登的文章说支部开了大半天会弄不出党内右派,一位党员出去撒了一泡尿,等他回来后就成了一泡尿的右派,是组织上决定他当的。也有开会开了很久,而且没人出去撒尿或拉屎,实在弄不出来,但任务不可不完成。有人提议抓阄,谁抓到红桃五谁就是右派。红桃五这张牌一定有的,所以红桃五右派也就自然会有的。听说有好心人当时大概没把反右当回事,在会开了很久弄不出右派时竟居然自动报名当右派替组织上分忧解难。反右时我所在的前二机部四零研究所也不过百把人,反出的右派竟达九名之多,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不能不算是航空工业管理局系统的先进单位。若是在今天,因超额而且是大大超额不知要发多少奖金,说不定会奖励套房子和汽车什么的。只可惜当时不兴这一套。

每当到当时的老所长家中作客时,在谈到当年反右这段历史时,这位正直的老领导心情无比沉痛,非常后悔,他当时也无能为力。他和一些正直的党员抵制过,但都失败了。有些党员因抵制也成了右派。

但直到至今,某些人对过去的右派还另眼看待。过去他们在运动中显赫一时,靠整人爬了上去,现在到处灰溜溜,心里哪能平衡!有些人大概还想东山再起,再反右,再上爬,以达到权力的顶峰。可惜就连现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当中也有当年的右派分子。不知这些人高兴还是反对。高兴也好,反对也罢,如今恐怕不是某一个人或是一小撮主宰社会潮流的年代。若想再大搞特搞什么左的把戏,恐怕是会很难的。但也保不定。因为中国封建的顽固势力在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并未消灭干净!

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当右派在北大荒和新疆被监督劳动时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如今当抹布和扎拖把也没人要,收破烂的也不会收。我老婆不止一次想把这些破衣服扔掉。我警告她谁扔我和谁玩命。我留这些衣服有目的。万一到时还反右,如果我还没死,我会自动报名当右派用不着别人费事打。这些衣服不是又有用场了吗?俗话说有备无患!问题是我现在已老了,又有糖尿病、冠心病、脂肪肝、肾结石等病。怕到不了北大荒和新疆,在半路上马克思就会把我叫去的。除非坐飞机带着保健医生去。可保健医生我有吗?就是有,肯和我一起去吃当右派的苦吗。人老了,就会胡思乱想,想入非非。第二次反右运动(如果将来有的话)我怕是没命参加了。

我被自己的阶级推进了“敌人”的营垒,并且由自己的阶级批准当了他们的组长,我这个组长就要为组员们谋福利了。多年干活的经验使我能看火候,会出主意找窍门,能做到既省力又能完成任务。能凑合就凑合,能少干活就绝不多干,能不干就绝对不干。反正能对付就行。对付不了的,想办法也得完成任务。绝对不留丝毫把柄以除后患。我能合理安排劳动力,组织他们轮换休息,紧要关头绝对不让每个组员偷懒耍滑。我自己这时要以身作则带头冲刺。

我们干的活大都是野外作业和田间农活。如开荒检石头和排除大石头、浇水、除草、挖树、伐木、建房、修水渠开山放炮、修路、冬季上山挖羊粪、拉羊粪、往水渠工地上运石头、下煤窑挖煤和背煤等等。这些活大都全是累活苦活。有时连驴马都干不了的活我们专政对象也得干。冬季进山挖羊粪我们就在羊粪坑内吃、坑内住,夜间就睡在羊粪上。是在零下20~30度荒野里露宿。帽子、衣服、鞋子都不敢脱。早上起来也没水洗脸。刷牙更谈不上。大家满脸满胡子都是冰霜,每个人的被头都 是硬梆梆的。建冬窝子的羊厩得在山里好几个月,周围都 没有人烟,见不到一个生人。体力上的劳累和精神上的痛苦是任何作家也写不出来的。但我过来了,这不能不说我是个强者。我们喝的水是拉羊粪的马车从生产队涝坝里拉来的冰块。涝坝里原来什么脏东西都有,再加上运输过程中是和羊粪接触的,化成水后底下有一层厚厚的杂七杂八的污物。若我们嫌脏不喝这种水就没有别的水喝,就得渴死。为了活,明知脏也得喝,这就是磨炼,就是所谓的改造!因为我们是专政对象,没讲价钱的资格,再苦再累再脏再危险的活我们也得干。下井背煤炭要在背上放个大扁筐,里面装上百斤煤,背煤的人要沿一节节木梯往上爬,一气要爬到很高的井口上。这活就是牛、马、驴、骡都是干不了的,但我们得干。这里我要说句不平话:干这些活的也不都是专政对象,专政对象在人民中毕竟是少数。干这种活的人基本上也都是劳苦大众。既然劳苦大众也干这些活,我也不该有什么埋怨的理由了。问题是我们革命革了许多年,特别是五七年反右以后,革得全国生产大滑坡,六十年代初还饿死了许多同胞。全国人民的生活和劳动条件非但得不到改善而且恶化。我有怨气也是在情理之中的。我要为饿死的阶级弟兄喊冤,我要为彭老总喊冤。当然,彭老总的冤是在他死后平了反。但那些几千万被饿死了的冤魂由谁出头平反过。就因为他们是平头老百姓。饿死了活该!翻翻我们的人民日报和各省的党报。六十年代什么时候登过这饿死几千万不正常死亡的消息?!难道这些报纸都瞎了眼吗?报纸应当是为民请命保护人民的工具。我们当时的报刊编辑和新闻记者们你们视而不见,见死不救,你们的良心被狗吃了吗?我们党一再声明我们是新闻自由的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没有任何人敢禁止你们发表真实的消息。可你们就是不报导,就是视而不见,你们是安的什么心?让党和国家受到了如此重大的灾难,你们问问自己的良心吧!更奇怪的是你们这些新闻工作者至今弄不出一部新闻法让人大通过,你们也太吃干饭了!这些年人大通过了不少这个法和那个法,就是没有新闻法。听说有个什么规定,我没见过。但我们是个大国,是在国际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不能光用一些规定来代替法律,不能光靠代替过日子。新闻法,您快出来吧!人民需要您!党也需要您!如果您能早出来,什么贪污腐败、什么国资外流,什么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就会在您的照妖镜下暴露出本来面目。就会老鼠过街人人喊打。我们国家就会少走弯路而勇往直前奔向民主、自由、光明、法制的四个现代化。就能完成我心目中的伟人邓小平的遗志。我要不是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伟人,恐怕我早死了,哪还有可能给你们读者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看!

经过多年的艰苦劳动,我当时的体力、耐力还是可以的。因为连驴马都不能干的活我都干过。不过我的最大优势不在体力、耐力。而是善于在劳动中总结经验,会找窍门。想办法不是拼体力,而是用智谋巧干,要省时省力与讲究效益。

在戈壁滩上开荒,首先要把大小石头排除掉才能让拖拉机开荒。小的石头和碎石头由妇女们和弱劳力用抬杷子运出地外就行了。抬杷子是新疆农村常用的一种树条子编的农具。两根约一米五长的木棍中间用柳条连结起来编成一个宽半米长八十厘米左右的长方形框。往框里最多能装上百十来斤东西。两个人四只手一前一后提住两根平行木棍的四端再顺一个方向往前走就能运出东西了。这种抬杷子最多也仅能承受一二百斤东西,否则不是框烂就是杷子断裂。可戈壁滩上比一二百斤重的石头多的是。抬杷子根本装不下,就是装得下也抬不起来。否则这个抬杷子就别想再用了。碰到这些大石头妇女们就弄不动了。就得我们用又粗又长的毛绳(羊毛的)先把石头捆起来。用杠子往外抬。两个人抬不动就再加两个,不行再加两个。有不少石头就像抬八抬大轿似被我们抬出去的。可有些石头别说八人或十人,就是一个班也抬不动。没法抬也捆不住。这种大石头就得用人往外滚。滚不能乱滚。如果把石头滚到地里的低处就更麻烦。这就要由我察看滚的路线。要借地势滚,又要滚得距离短,又要能滚下坡。如果在下坡路上有某些高处,要先派人挖平打开通道。虽然滚的距离近,但是上坡,或是上坡多就不可取。宁愿多滚距离往下坡滚。等滚路通道清理妥当之后,我就要按各人的体力和身高布置各人的位置,把预先找好的下面平上面不滑的枕头石在大石头旁边垫好、稳住。再插好长短不齐、粗细不一的铁的或木质撬扛,让撬的人巧妙地利用支点和力点,让他们懂得扛杆的原理。一切布置好了之后我一声令下大家要齐心协力撬,若出力不齐劲不往一处使,劲再大也白搭。我就一次再一次指挥,石头就一寸一尺地往地外滚。有时一块大石头滚好半天也滚不出去。但也有时碰到好滚的。我一声令下,石头自己像长了轮子似的自己滚到地外。这时就会爆发一片欢呼声。有人就会伸出大拇指祝贺。这时妇女们也都不干活看我们这些专政对象滚石头。有些专政对象滚时不用撬杠,而是四脚朝天似的仰睡在地上,用两只脚顶住石头推。等他爬起来时后背也都被汗浸湿了。这是他们脱下外面的皮衣散热时我才看到的。我们这些专政对象在关键时刻也不是很卖命的吗?!

不要以为石头都能滚出去。有个别石头就如一座小山似的,就连东方红拖拉机也拉不动,但一定要请出去这块地才能开成地。要是在水利工地上有炸药打眼放上一炮就能炸开。可开荒的时候没有炸药。

对这种石头也只能有一种方法--深埋。深埋的关键在于埋好后开荒时能保证犁铧的安全,但也不要埋得太深浪费劳动力。这时我就要绕着大石头绕上几圈,一边绕一边动脑筋,要根据石头的形状和姿态决定在什么方向挖埋它的坑。坑挖成什么形状正好让滚下的石头外形与坑的内形相吻合。如果脑子不灵光是很难做到这一点的。而我却几乎每次都得手。若是坑挖得深度不够或形状不对,石头进了坑会在日后损坏五铧犁那就犯下了故意破坏生产的大罪。这时你哭爹叫娘也无济于事。因为大石头是捞不出来的。除非再在石头下面再挖坑让它下二级楼梯。这样费的工就太多了。民兵和专政对象会全不愿意,那我就麻烦了。不过这样的事情在我身上没发生过。在石头旁边挖坑并不难。戈壁滩上表土层很浅,下面全是碎石头(因而也特别能漏水),只要妇女们不停地挖和运出碎石头,多大的坑也能挖出来。如果坑能挖得恰倒好处,又不损犁铧又不太深,深埋大石头是很省时、省力的一种巧妙干法。成功的关键是指挥要得当,计算要精确。如果指挥和计算不出问题,成功之后领导、群众、四类份子都高兴、开心。我自己也为能常做到成功而庆幸。因此我组长的椅子也越坐越牢。

但我不是万能者,总不能件件事让无产阶级和专政对象双方全满意。因为双方本来是对立的。让双方满意在逻辑上讲不太通。在操作技巧上难度也太大。

贫下中牧作为一个整体我是敬重的,何况我自己家在土改时也被评成了贫农。但实话实说,具体到每一个贫下中牧自然人头上就是另一回事。如前面提到过的偷牧场供销社的党员队长阿西姆。我就是想敬重他也敬重不起来,因为他自己不争气。贫下中牧里面不少人素质非常低,耍奸耍滑,好吃懒做的人有的是。

我们生产队每年收下的小麦和别的杂粮也不老少。专政对象少的时候是大家都要扛麻包入库。五类份子少,就是累死他们也扛不完打下的粮食。再说入库时间也就是几天的事。总不能把收好的粮食老放在场上。再说麻袋也不够,要把装好的麻袋倒在粮库内才能周转。

可专政对象慢慢多了,不少贫下中牧也慢慢懒起来了。他们光让我们扛麻包,而且不时地喊:“太斯、太斯!(哈语:快点、快点!)我们怎能不生气!粮食也不都是我们专政对象吃!

麦子先在场上装进麻包,过磅后装上马车,人随马车一同到粮库门口,再把粮口袋扛到肩上爬上高高的跳板迅速地解开口袋绳将麦子倒在麦堆上。然后再随车到场上再装。这是一项非常费力的活,而且要爬高得很的跳板。一不小心就会闪腰留下一辈子残疾。

在牧场没有许多专政对象以前,这活当然是大家干,就是冬季挖大便坑也是大家干。新疆冬季很冷,农村厕所都是露天的。有圈墙能档住外边人的视线在一个长条形的土坑上搭上几块木板就是厕所。入冬以后两条木板当中的大便因为拉出后立即会冻成冰不往下面滑,慢慢地变成了一座座金黄色的宝塔。如不及时挖掉就有刺破拉屎人屁股的危险。这种排除工作自打牧场专政对象多了起来就成为了我们的专利。权力就是权利。在封建的国度里尤其如此。因为封建者不给别人监督权,知情权就更不给。贫下中牧有了对五类份子的专政权、监督权,连他们的大便 和别的排泄物都要让被专政的对象包干。理论上贫下中牧应当是最爱劳动最能吃苦最不怕脏最不怕累的劳动者。可一旦手中有了权,劳动的美德就会大打折扣。将本来他们老干的活,恨不能全都推到别人的肩上。越脏越累的活就越想推得干干净净,最好也能多让人侍候才过瘾。

从我当了组长之日起我就经常想改变这些贫下中牧想学资产阶级和地主老财要人侍候的做法。我本来也是贫农出身,我不想让自己的阶级日益异化。让贫下中牧异化不是我们阶级的政策。但这种时机不是一时半会能找到的。

牧场经常放电影。什么电影我都去看。有些电影看过之后就像自己吃过一只死老鼠似的,但还是要去看。全国人民一台戏(样板戏)和一张报(党报),不看又能看什么呢!至今有几部片子我总忘不了。如左得出奇的《决裂》,和《海港》、《青松岭》、《龙江颂》等。

粮食收获后扛麻包入库成了专政对象们的专利,我们队贫下中牧没有人再对扛麻包有兴趣。有几天我的腰实在疼得受不了,想请假歇歇或是到医务室看看病。但我常用的这套小把戏他们早识破了,不灵了,说等麻包扛完了再去不迟。我又不能一个人罢工,怎么办!就这样屈服下去吗?万一闪了腰怎么办?一个人孤苦零丁死不成活不了有谁可怜和照顾!疲劳过度是肯定要出事的。我必须绝处求生,要把自己的死活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如果我出了事丢了命,若今后给我平反我自己也见不到了。说不定因自己是个小右派死了就白死了。也许会免去了平反(右派叫改正,好聪明的名词!)这道手续,岂不太冤!因此我就利用我组长的权(你看,我也是有权的!)让组员们在粮库门口全“屋脱”(哈语:坐下)。

我的组员对我让他们坐下的指示乐意接受,绝对服从,连一个站着的都没有。让坐下休息还不好!他们的腰也早和我一样吃不消了。反正有事有组长顶着他们没责任。马车上粮食没人往下扛。贫下中牧也没人肯出手。双方又僵住了。四类份子们也一个不肯起来扛,说是组长让他们坐下的。有人问我为啥叫他们坐下休息不扛。我回答叫他休息的不是我。他说我睁着眼睛说瞎话,全部四类份子都是你不让扛的,你还赖得了。我说我没赖,命令的确是我下的,但不让他们扛麻包的不是我。在场所有的人,就连我的组员们也有人弄不懂我的意思:下令坐下的是我,不让他们扛的却不是我,这不是前后矛盾吗!他们当然很生气:坐下是你让的,那么不让扛的到底是谁,不是你又能是谁?

我不紧不慢不慌大声回答:“伟大领袖毛主席。”这七个字的答案把大伙全吓了一跳,包括我的组员全部在内。

有人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让我再回答再重复一次。我的回答还是第一次的七个字。

这下所有的人全毛了,都认为我在找死。

这事闹得大了,有人飞快地请来了队上的干部。队上的干部当然知道我一贯弄鬼把戏,但绝对想不到我会开这么大的玩笑。

他们知道这件事非同小可,要保护现场,飞快请来了牧场当局最高领导军代表。军代表也认为事件严重,不可马虎处理。五类份子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在贫下中牧眼皮前面公然以毛主席的名义命令四类份子齐刷刷坐在粮库门前拒绝扛麻包,这不是反了是什么!

可军代表也不是一般的人,政策水平当然比大字不识几个的贫下中牧和队上干部们强得多。

军代表问我毛主席他老人家在北京离我们老远,怎么会让你们坐下不干活呢?!这话当然问得对极了。这是一万个不可能的。

我想军代表一定看过我的档案,他知道我是知识分子文化比他要高得多(他原来是连指导员),同时更知道我是个很难对付的又臭又硬又滑的右派,在牧场没人说得过(因为真理在我手中)。他见我一口咬定是毛主席让不扛的,也不得不考虑我讲话的份量。若处理得不好,他也会被卷进这场政治风波的。

但在场仍有不少人指出是我说假话骗人,无产阶级伟大领袖岂有让你们五类份子不扛麻包的道理。说我反动透顶,是在放屁!我回答他们,胡说也好,放屁也好,你们平时不学习没觉悟。所以你们不懂我说的话。请军代表帮帮你们吧!我一下子把军代表拉过来替我讲话!

这时军代表立刻警觉起来,估计我没有充分的理由和绝对的把握一定不会这样胆大包天从容镇定。--我在气势上已压倒了对方。

他并未像群众那样气势汹汹地问我,态度还是可以的。他问有什么理由能证明你说得对。

我反问他我们现在站的是什么地方。他向我看了看,又向粮库里面看了很久,终于明白了我内心打的什么主意。

我对军代表说,自打我看了电影《海港》之后我就觉得我领这么多阶级敌人整天在粮库里干活是无产阶级政策所不允许的。海港这部片子是说阶级敌人将玻璃纤维混进了装轮船出口的粮食里。险些造成不可收拾的重大国际政治事故。牧场所有的人至今麻木不仁,警惕性不高,让敌人公然进入粮库。我虽是右派,但我知道这样做法的严重性。我忍了许多天,总期望牧场有觉悟高的人出来制止这种敌我不分,失去警惕性的这种应受到处分的做法。

我现在忍不住把话挑明了,谁再不提高警惕性,让专政对象再进入粮库我有权也有义务向上级党反映这里党性不强的情况。我是右派,但我还是贫农,我要为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抗争。“粮库重地闲人免进”。闲人都该免进,专政对象就更不能进。--我给军代表上了一堂政治课。上课的内容绝对没错。说到天边,我的道理也是十分充足正确的。

如果你们不立即改变这种违反党的政策的做法。万一以后出了事,即使不说你们是阶级敌人的帮凶,但警惕性不高、党性不强的大帽子你们是万万跑不掉的!

在我申述了我的理由之后,军代表和不少人终于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当即果断下令不准我们专政对象进入粮库,而且是永远不准。这样我们就从此失去了往粮库内扛麻包的机会了。原来贫下中牧不肯扛麻包。我们因为他们不想扛,我就向他们学习也不想扛,专政对象向贫下中牧学习是应当受表扬的。贫下中牧不想扛,我们也不想扛,双方想法是一致的,可以说是配合得很好,对敌双方能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也是很不错的事。但军代表偏偏单让专政对象组长不想扛麻包的理想得已实现,而不让我们队的贫下中牧们不想扛麻包的理想不能实现,军代表也太偏向我们了。我当时真想感谢军代表一下,但我没敢感谢,怕人家不接受。

麻包还得象运动前由贫下中牧自己扛,他们扛麻包若腰疼了是否要埋怨军代表没人告诉我。但我亲眼在当时看到我的组员们差点高兴得手舞足蹈。都暗地里向我伸出了大拇指。

其实军代表心里像明镜似的知道是我一人在捣鬼。可知道有什么用!万一将来真出事故自己就会吃不了兜着走。谁想丢掉头上的乌纱帽!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认输了。

并不是经过这次较量之后就能完全改变让我们老干累活、苦活、脏活的习惯做法。要不我们还算什么专政对象!可专政对象也是人,是有血有肉有体力极限的人,而不是机器。再说机器也得经常维修和爱护。可他们宁愿心疼他们的牲畜,也不心疼五类份子。五类份子还值得心疼吗!那不是立场不稳了吗?!

从我出主意将扛麻包的活成了贫下中牧的专利之后。我们当然会受到报复。如我们冬天挖冻成冰塔的大便仍然是我们的专利。因为厕所不是粮仓,阶级敌人尽管随便进出无妨。挖人粪可以,挖牲口的粪如羊粪马粪当然也可以。可他们疏忽了粪源地点的区别,又留给了我再次钻空子的机会,我又成功了。

冬天在马厩内挖马粪也是个又脏又臭又累又气人的苦活。马吃草料可不像人吃饭那么文雅,饭菜掉桌子上会捡起来。被牲口吃饭时弄到槽外的草料很多,它们因为是牲口没有手,也没有自觉性能把拱出马槽落在地上的饲草捡起来。更糟的是还要撒上尿踩踏得结结实实。再加上非一日之寒后冻成比钢筋混凝土还坚固而且柔韧的又仿佛似橡皮的又臭又硬又有弹性的,很难用铁锹或是十字镐对付的东西。用铁锹铲根本铲不动。用十字镐一挖一个小白点的坑,只能挖下来鸡蛋大的一块马粪冰碴子,而且要溅得挖的人满头满脑满脸满脖子满袖子都有冰马粪的碴子。虽然没挖几抬把子我们这些轮流挖十字镐的人已经累得气喘嘘嘘,头上、手上、身上的冰马粪遇到汗水就溶化。真是又臭又臊又累又气人。我们个个狼狈不堪,而贫下中牧们心里可高兴了。他们报粮库门口让他们成为扛麻包专业户的一箭之仇了。其实马厩的马粪也不一定非要立即挖掉,等开春转暖溶化了妇女们用铁锹和抬把子就能方便地清理出去。不过到那时马粪发了酵会更臭。再说马厩里冰马粪一日高过一日,马槽变得越来越低,牲口住宿和吃草的确不方便更受罪。为了牲口们不受罪、食宿都方便,也只有让专政对象吃苦受罪的路可走了。再说马厩不是粮库,上次军代表没办法让你们继续扛麻包。这次军代表总不能被迫让你们不挖马粪吧!

事情发展得恰恰相反:我又一次命令我的组员全“屋脱”了。他们虽全都按我的命令坐下了。但他们也个个纳闷猜不出我又在捣什么鬼。难道又是毛主席让坐的吗?!

专政队员们的思路也与我的组员一样,这次他们“聪明”多了,出口就问我这次也是毛主席让你们“屋脱”的吗?我也不愿看他们,连连点头回答说这次也是。

组员们和专政队员这下子全都成了丈二和尚。有个平时对我还算好的专政队员(我与他父母关系好)指着我的鼻子说:“老右、老右:你也不要太聪明过火了,谁会相信让你们挖马粪会违背党和毛主席的政策。你们还是赶快起来干活少惹麻烦吧!”这位专政队员用心不能说不好,而且有一定的政治水平。他把党和毛主席的政策划上了等号。毛主席的政策就是党的政策,这在当时也的确如此。但他哪能知道这也是我们党和全国善良的人们的祸害之源!

他态度不错,我也恭敬地回答,你还小,你不懂,你们还是快把军代表请来吧!戏又演到了和上次一样的火候。他们当然知道弄到这种地步最好谁也不插手为好。根本的办法就是老右说的,得立马去请军代表。

军代表很快就到了马厩,他有过上次的教训早意识到这次我又在出难题。又是在挑战。他不得不小心。

军代表早就知道面对的不是等闲之辈,他知道我资格比他老,文化比他高,政策水平也比他高。事实上我已经给他当了一回老师了。学生对老师按理应当尊敬,更不能吹胡子瞪眼。可在当时全国的情况恰恰相反。臭老九的日子全不好过。学生红卫兵闹翻了天。他们连国家主席都敢抄家,都敢抓敢斗。师道尊严早就被无产阶级抛到九宵云外,唯独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导师。导师也是老师。为什么不反呢?为什么不抄、不抓、不斗呢?可见他们反师道尊严也是不彻底的。不彻底哪能算是彻底的革命派呢?其实当时哪儿有什么无产阶级的革命派。全是一群政治上投机者,不是利用别人就是被别人所利用。都心中各怀鬼胎。可全装得说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把中国大陆革得几乎要完蛋。若不是我们党内还有一批善良正直敢为人民利益冒风险的好人。如我心中的明灯邓小平和叶帅等老前辈,我们中国大陆早就成了魔鬼的天堂了。想要改革开放?没门!

军代表还算是较客气地问我为啥又下令让四类份子们“屋脱”。我回答牲口是贫下中牧的宝贵财富,有时比粮食还要重要。是无产阶级的土拖拉机,是土汽车。我们国家还穷,农民阶级兄弟离不了这些土动力。《青松岭》这部片子在牧场刚放过不久。阶级敌人是不可以与无产阶级的牲口接近的。万一有人下毒或是投针什么的,就会给人民财产造成损失,就会造成政治事故。 响鼓不用重锤敲,军代表很快明白了我的意思。我说若非要我们继续在马厩干活,若发生什么事我这个组长和你这位军代表全会倒霉的。现在我已向你提醒了,所以万一有事我可以概不负责,只好全由你负了。我不但拉住了军代表和我坐在一条凳子上,还像一根绳上拴的两个蚂蚱,出了事谁也跑不了!因为我事先向军代表提醒了,他不采取预防措施而发生事故,我就有为自己辩护的理由。而他是一定跑不掉的!他已被我下的套子牢牢地套住了。

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考虑之后就下令立即由民兵押着我们去戈壁滩上捡石头。戈壁滩上的石头多的是,恐怕祖祖辈辈也捡不完。我们也和贫下中牧一样也都喜欢捡石头这活。至于马厩里的马粪再由谁挖或留到解冻时再挖,我们专政对象就无权过问了。

军代表第二次听我的汇报,让我们解脱了不想干的活。我的组员们还能不高兴!?我能替他们分忧解难,他们就更加相信我,保护我、感谢我。我就像蚁群中的蚁王,蜂群中的蜂王,我的组员们对我的爱护与关怀真是无微不至。是患难之交,是苦难生活磨炼出来的。我的活学活用拿人家的枪戳人家马的能耐也是在苦难生活中炼出来的,是血和泪养成的,是那个发了疯的年代逼出来的。只要我还活着是永远难以忘怀的,而且也不应当忘却,无权忘却!巴金老人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的。我们怎能忘记刘主席、彭老总等许多无产阶级被“自己”人害死了的领袖以及许许多多在文革中被迫害的无数无辜的人们呢?!有人再三再四要别人淡忘掉这段痛苦的历史,不知安的什么心!让人们忘记就能忘掉吗?刻骨铭心的痛苦是印在骨头上和烙在心灵深处的。就是这个人自己主动想忘掉也办不到!让人忘掉仅是既骗人又是骗已的空话。是永远实现不了的鬼话!

现在我们党提倡讲实话、真话是很英明的。自欺欺人的话相信会越来越没有市场。真实的血泪写成的历史是任何人无法淡化的。袁崇焕的冤案是清朝政府给平反的。自古以来杀人的偿命,欠债的还钱。谁犯下了不可饶恕的滔天罪行,迟早都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古今中外无人能免。这就是天理,这就是人民的意志。天怒难犯,古之常理,如若不信,请等着看历史的车轮吧!

随着政治气候的不断转暖,逐渐对我们放松了管制。专政队也自己解散了。四类份子们有家的也各回各家了。我们这个临时大家庭非常团结友爱互助,不像无产阶级队伍里常 是一会儿我整你,一会儿你整我斗来斗去没有个完。无产阶级一声令下,我们这个友爱的大家庭就散伙了。我真有点舍不得。我这个组长因为组员回家也就名存实亡了。

我在打成右派前是国家干部,打成右派后在牧场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专政与被专政的双方都看重了我,当了既为无产阶级工作,又为反动阶级服务的组长,而且手底下管理好几个民族的份子们。我这段奇特的经历是谁造成的,应当埋怨谁或是感谢谁?谁应当负这个责任?相信历史会公正判决的!

当初把我打成右派是党对,要不就是党错。伟大的党怎么会错呢?!给我改正(定这个用词的人真聪明,这里的改正并不是将副的改成正的含义),又是党对。正过来反过去都是党的。那么错划右派的“错”字又应该谁担当呢?对的全是人家,错的都是倒霉蛋自己。要不我当了二十年右派没有任何人或是什么东西向我道过一次歉呢?二十多年的工资也没补发,仅出于组织上的照顾给了四百元人民币当生活补助。二十多年四百元,每年平均二十元,可见我这个右派也太不值钱了!

听说在讨论给被冤枉的人补工资时,走资派、反革命等都补了。就是右派不给补。有人说要钱没有,要命一条。我们错划了的右派要过谁的命?!到是我们自己当右派时有不少人把命丢了。女歌唱家张权的亡夫就是在北大荒劳动中殒命的。我们在北大荒时组内有一位电力部的老会计,姓朱,是在一棵矮树上吊死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斯大林为什么不能在红场上呆下去,齐奥塞斯库夫妇为什么会进入地狱?难道他们都是国际资产阶级或美国中央情报局搞的鬼吗?非也!历史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害人必害已是天经地义的常理。请别误会,我不信佛,我是一个真正的无神论者。如果硬要说我心中有神的话,哪这个神就是人民大众,而不是某一个被神话了的人或被崇拜的什么东西。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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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六)

14.改名与浇水

本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姓朱名峰。朱德元帅的朱,珠穆朗玛峰的峰。这在我的档案里写得清楚明白。各种政审表、履历表、调查表、定案表中都是如此写的。可我到牧场之后姓名却被人改了。既不经过公安局,也不经过什么领导批准,更用不着我本人同意。既改名又改姓。而且我还没地方告状伸冤,而且老老实实地服从和答应。

我究竟被改成了什么名了呢?我被 改成了“老五”。姓老名五。中国古代哲学家有位叫老子的,我成了他家的传人。但老子事实上也不姓“老”。我不相信老子的无为学说,他的学说我们无产阶级不能相信也不可相信。因为他不主张搞阶级斗争。不斗争怎么行呢?!我们伟大领袖提倡不仅与人斗,还主张与天斗,与地斗。斗争的乐趣是其乐无穷的。与人斗,把刘少奇、彭德怀、贺龙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斗死了。与天斗与地斗,战天斗地,斗得小高炉遍地开花,森林遭殃,植被破坏、水土流失。今年(89年)南北洪灾就是大自然给我们的教训。尽管我不相信老子的学说,但他的学说仍然流传了几千年,要比马克思的学说长久得多。我不太能看懂道德经的原文,只好读翻译成白话的文本。谁让我小时不好好学古文呢!

老五这个名子是怎样安到我头上的?我妈生的第一个儿子就是我。按中国固有的习惯,我应当是老大而不是老五。我母亲是补房,前面我从未见过的母亲有一男一女,也就是我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姐姐。则我应该是老三。我怎么会排行在老五的位置上呢?把我的名改成老五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就算能假设成立,也应还我一个姓吧!叫我朱老五我起码有一半可以接受,也就是对姓没有异议。可人家不给我姓,就简单叫老五,人家没有必要和你商议征求意见,人家就这么喊你,我认识的全都 这样喊我。喊久了不答应我也得答应。在仅有两个人的场合人家喊老五,不喊你是在喊谁?因为当时没有第三者在场。你不理不答应也没用。老五就是你,是大家公认的。叫你老五也不是一点根据一点理由都没有的。

若问有什么理由和根据,那理由就充分了,根据也非常过硬:地、富、反、坏、右吗!你若识顺序数。请你按“地富反坏右”这五个字顺着数。倒数我是倒数第一,顺数我是第五。我的这个顺序“第五”是中央国家党组定的,是有案可查的。我为这个顺序“五”当了二十多年右派。我的家庭也为了我背了二十多年的黑锅。我的大弟弟当年是南京七中的高材生,因为我成了老五,虽然他各方面表现都很好,成绩也很棒,就是因为我成了老五,重点大学不让他进。分到盐城师范专科学校(我祖籍盐城),也不批准他入党,尽管他入党条件早够了。我七九年底全国统一摘右派帽子。我曾请求留着这顶右派帽子当传家宝。全摘了就物以稀为贵,说不定过些年会很值钱的!我不情愿也不行,还是摘了。我不情愿摘掉帽子后我弟弟就非常情愿 地入了党。封建社会时不时会有一人犯法,满门抄斩的惨剧发生。我们是世界上最最先进的政党当政,应当一人犯法一人当,绝对不准搞株连。可我被错划成了右派我弟弟为什么不能上大学和入党。害得至今我全家都埋怨我影响了他们的前途。有段时间我气得不与他们来往,我质问我这个党员的弟弟:我和你入的党究竟谁错了?你不要摸不着坟茔乱磕头。你找我伸冤诉苦是找错了对象。冤有头债有主,我又没有犯错而你埋怨我,本身就是天大的错误。退一万步,即使我错了。我一人犯法一人当,新社会不搞株连,应当你进你的步,我当我的右派。各人的历史是各人的一生行为写成的。你们的党应当懂得这简单的常识。否则怎么能称得上一贯伟大光荣正确呢?!你当时入不了党应当是你的行为表现不好所决定的。可他不认账。说他的支部早就说他够条件了,就因为五七年反右才被压住不批准的。他埋怨我,我据理不认账。而且我的理由按党的理论非常充足。他说不过我。我说你埋怨我非常错误(他也承认),你埋怨的对象实实在在不该是我,而是你当时入党的那个党。他还能够说什么呢?!事实不正是这样的吗?可见一个冤案害的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大片。解放以后历次运动有多少冤枉!我们失去了多少民心!如果民心全失去了,那么我们的小命就要完蛋了。不是已经有许多人被历史审判了吗?可能有人会说还有漏网的。但天网恢恢,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就是躲过了十五,还有三十呢!你不要着急,总会被拉上历史审判台的。

我在牧场的真名实姓被别人省去了,我成了大家公认的老五。我对门的邻居家有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女孩五岁,男孩两岁或是三岁,长得都挺漂亮好玩,人见人爱,我非常喜欢他们姐弟俩,常抱小的玩。小的受了姐姐的管就哭着跑来向我告状:“老五叔,姐姐又欺负我了”。我每到这时心内不知是什么滋味。孩子们天真无邪活泼可爱。可孩子们小不懂事我又能有什么办法让他们懂!在他们的童心中,在他们非常圣洁的心灵深处认为我就叫老五。他们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朱峰这个人存在过。冤枉人的政策在这两个童心中已经把我朱峰彻底消灭了。而且干净彻底不留下任何痕迹。这种政策是多么的凶残和卑劣!国民党当年最凶残的时候杀我们的人。如杀上海的王孝和烈士,他们在报上要公开公布烈士的姓名。就是秘密处死在他们秘密档案里也要写明真实姓名和化名。而我们杀自己人,连姓名都消灭掉了,骨灰上不留姓名只编号。我虽然未被杀,但有些人活着比被杀还难过。要不然傅雷夫妇等 人怎么会自裁呢?我是活着,但在两个小孩心中朱峰是根本从未有过的。这种无形的刀子比任何锋利无比的钢刀都厉害得多。这种刀子现在谁手中还有?

小孩的父母们指责自己的两个孩子:“老五”也是你们喊的吗?!大女孩嘴硬反驳:“不喊老五叔喊啥,大家都是喊他老五的吗!”他们的父母无言可对。我批评他们不要怪不懂事的孩子,我能受得了,请他们二位尽管放心!

四年前我到辽河油田拜访过他们一家。女儿已经上班工作,儿子在上大学。两个都一表人材。大概是父母早就向他们做了工作。这回没喊“老五叔”,而是喊朱伯伯。我感谢历史的进步,孩子们终于明白了“老五”的苦涩含义。

我在牧场十五年,大人小孩都习惯称我老五,我哪能在十五年中不接受这个“雅号”呢?!但也有例外,就是我的组员们常不喊我老五而喊我组长。我这个组长是无产阶级批准的,是官的,他们不能不喊,否则就是对无产阶级不服从,是反党。不要说四类份子,无论是谁也无权反党的。至于我们这个党当时是对是错那是党自己的事,错了也不准反(党是一贯正确的,各个时期的宣传都是如此,因为历来正确,反党就是弥天大罪,就要戴帽子劳改坐牢和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更何况伟大的党是不可能错的。因为我们的党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和任何别的政党都不一样,能不断净化自己,能不断进步。根据这个理论,要说我们党现在贪污腐败成风,那是阶级敌人故意造谣,别有用心!什么×××、×××的案子都是假的。堂堂的北京市委有多少党员,又在中央鼻子底下,难道我们党组织和那么多党员在王宝森自杀前全是吃干饭的吗?!书记同志在政治风波中不是立场最坚定为党立了功的好党员好榜样吗?!这么好的书记是基层锻炼出来的,是久经考验的,请不要乱怀疑上敌人的当!

我在牧场一天就得当二十四小时的老五。我的组员们对我这个老五组长关怀备致,好的东西请我吃,重活、累活总想法让我少干和不干。他们都知道我这个组长对他们至关重要。没有我这个组长他们就没有主心骨,就没有档风的墙,好像蛇无头不行似的。我在无产阶级队伍里从来未受到如此钟爱和照顾。在我们内部绝对不会像无产阶级内部常内讧,今天我斗你,明天你斗我,他们绝对不愿意反我,因为他们舍不得。谁也不舍得拆自己的保护伞和挖自己挡风的墙。我们长时间在一起同甘共苦,相依为命。虽然他们大多数是少数民族,但全不把我当外人,我至今感激他们,尽管他们现在不知道。

牧场四月因冰山上雪水融化要浇第一次头水。浇过头水之后就要开始春播。牧场灌溉系统当时很落后,龙口没有闸门。分水和堵水要人下到冰冷的雪水中将渠内的大鹅卵石堆起来或清除掉。堆卵石的一边就没有水或水小,否则就相反,就有水通过,下游就能浇地。下水堆鹅卵石分水不是闹着玩的事。冰水寒冷刺骨,在水中久了谁也吃不消,要闹病或留下终身疾病。谁都怕这分水的活。我的组员们不让我下水,顶多让我在水浅的地方给他们当下手。他们说我一人在外,孤孤单单,要是冰病了可没人照顾。我病了他们就没组长了,就没人为他们想办法出谋划策了。我有时看他们冻得实在不行也要下水。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让,使我感动得眼泪往肚里流。这是阶级友爱吗?可我与他们是对立阶级呀!他们如此照应我,我觉得比亲兄弟还亲。我现在老了,六十有五,有糖尿病、冠心病、脂肪肝、肾结石等病,就是没有关节炎,而他们自己许多人就有。我未得关节炎与他们当年保护我是有直接关系的。这种以他们自己的健康铸成的友情超越了民族和阶级的界限,我是终身难忘的。我多年不见他们了,说不定他们有些人可能已离开人世。果真如此,遥祝他们在九泉之下幸福快乐。哪一天我也到了那边,一定会去看他们,再讲故事给他们听。我虽多病缠身,但我冒死也要想再去新疆看看他们,就是看不到他们自己,也要到他们的坟头上加上几块戈壁滩上的石头(写到此处,我这个六十五岁本来就心肠很硬的人止不住汨汨泪水落到了稿纸上)!故去的和活着的曾经是我手下的组员们,请你们千万等等我。我是一定要再去新疆的,拼死也得去!我必须再一次当面向你们表示我这个当年老五组长的谢意。也请求你们再喊我一次组长或老五(今年98年4月下旬我又飞到新疆,活着的当年的份子们仅有木沙一人了)!

他们在河坝里把水堵好之后,我已经在岸上拾了不少干柴架好了篝火并煮好了茶。他们一边烤火一边喝茶一边休息一边把带来的食品拣好的请我吃。他们吃饱之后大都骑驴到水的下游去浇地。浇地也是苦活累活而且各人要分散开干活,各人间的距离一般喊话都听不见。所以也讲不成故事开不了玩笑。他们把我留在龙口看水,怕水被邻队偷了。只要有一个人坐在龙口旁,水就万无一失了。看水这差事是最美的活。水渠边、树荫下,我一边听着收音机,一边喝着他们留下的奶茶。空气比任何地方都新鲜,风景是自然美,从未被人工破坏过。我翘着二郎腿,坐在篝火旁。安闲自在赛过活神仙,其环境比我在北戴河休假不知要美多少倍!

可这时我在安静的环境中反而安静不下来,脑子里放开了电影:我家是贫农,我十七岁考入华东军政大学并入了团,廿一岁从现在的上海外国语大学毕业。可廿四岁就当上右派先后流放到北大荒和现在的牧场。过去我所敬爱和相信的党不讲理地把我推向阶级敌人的营垒。我来到这荒山野岭、穷乡僻壤。父母兄弟都帮不了我,可能还要埋怨我。自己的阶级弟兄整我斗我,不知道自己将来是死是活。而这些所谓的阶级敌人的少数民族组员们对我比什么人都好都亲。比党、比父母、比弟兄、比朋友都亲。朋友们一个个怕牵连,就连过去的女朋友也吹了(若不反右肯定结婚,我今天孙子辈都该有了。可我现在是断子绝孙的人)。父母弟兄远在万里之外,他们已经为我背了黑锅,出于内疚,我总是写信欺骗他们说我在牧场如何如何好。能欺骗得了吗?全国都乱七八糟。我父亲那么大的年纪因为是右派的父亲被“英勇”的红卫兵脱光了鞋袜轰着游街。我的家也抄了,所谓洋书(俄文版图书)抄走了。我家里人能不埋怨我吗?!我在最困难的时候最需要的是理解是同情。这些我的组员们都给了我。因此就是让我两肋插刀为他们去死我也愿意,士为知已者死吗!我已离不开我的组员们,我不想孤孤单单一个人看水,我要找我的组员去。可我敢自由行动吗?我走了水就没人看,水就会被人堵走。几十个人在下戈壁断了水那就等于是天塌下来了,我能顶得住塌下来的天吗?!

不管什么事,只要你肯动脑子并做好思想准备,机会总是有的。机会对每一个人都不偏心,只要求你准备充分就行了。那些逮不住机会的人不应当埋怨机会不公平,而应当埋怨你自己没有把握机会的本事。

机会终于自动上门了。邻队的队长骑马来到我面前。我不用猜,他是为水来的。要不春耕农忙时节身为队长能有闲空骑马逛龙口吗。他今天来错了。如果看守龙口的是老熟人,抽支烟,说几句好话,或是像现在流行的给点回扣,总是能要到一些水的。可他万万没想到看守龙口的是老五这个又臭又硬的老右派,他连工作组和军代表都不怕,哪能分水给他呢?他自己首先泄了气,认为要水无望。他一个队长总不能低三下四求我这个右派分子吧!那无产阶级的体统不是全丢光了吗?!

可他不想 马上打马回府,总有点不死心白跑一趟龙口。

牧场规定各队轮流浇水,要是大家全浇,水源不够谁都浇不成。但龙口水大时若下游浇地的支渠盛不下龙口的大水,不能把水白白流掉,就可以分一部分水给邻队。他来龙口的目的就在于此。但因为雪山刚开始融化水不大,就不能分水,否则两个队都很难浇好水。

因为我看水,他想要水,因而他对我的态度应当说是很礼貌的。他让我吸莫合烟,我不会。我请他喝茶,他并未推辞。我问他来龙口有啥事。他也没说谎,想来看看是否有水能弄点。不过我是右派,就不难为我了,否则就会给我惹麻烦,我们队就会饶不了我。这位队长句句说的都是通情达理的老实话,而且不想为难我这个老右。别人对我这样的人越尊重,我就会本能地出自内心地感谢人家。而且我这时还急着想去找我的组员们。这可是送上门的绝好机会。

我叫他不必顾虑我。你尽管放心大胆地分水好了。他不明白问我为啥。我说天底下的贫下中牧是一家,还分什么你我他。你们队收的粮食也是牧场的粮食,也是牧场的社员吃,我们都是牧场的社员,还分什么你的我的。前些时在场部放的电影《龙江颂》你看过吗?他点点头说看过。电影里的好党员江水英情愿自己队受损失也不让兄弟队受损失。我虽是右派,但我也要学好人好事,也要发扬龙江风格。我的一席话把这位队长说得笑逐颜开。他高兴地说,怪不得大家都说你政策水平高(事实上按党的正确政策,这话不假),他服了。我说您若不敢下水分水,我自己下去给您分,有什么事与您无关,全由我右派自己一人承担还不行吗?!他的确也受了我真情感动。说由他自己下去分水,他不让我下水。可能有人会说我是在演戏,其实不然,我是真心想把水给他。若不把水给他我就离不开这里,就没法找我的组员去。他不下水我也会下水分水。水分时间短,只要推掉三五块大石头就能立马上岸,所以不会挨太久的冻。

他分了水上来后又和我聊天喝茶,因为他感激我和佩服我,我又多了一个朋友。他告诉了不少牧场斗争的内部情况和小道消息。他再三再四向我致谢辞行了。因为他们队也该有水了,得赶快回去组织人 浇地。

我们队几十人在下游浇水,起初因水大浇得快,后来慢慢水小了,再后来就更小了,谁也浇不成了。我们的组员和别的浇水的人无水可浇也只好原地休息了。我看水的本来就在休息,仅是苦了我们的队长。他急如星火骑马快跑,沿水渠察看是否在哪里跑了水。但一处也没跑水。等跑到龙口一看他火冒三丈。水被人家分了一半,怪不得浇不成地!

他气呼呼问水是谁分的,我据实说是邻队队长分的。他瞪眼问我为什么不挡他。这下轮到我火冒三丈了:我是右派分子,是专政对象,他是党员是队长是贫下中牧,我能挡得住吗?你不是让我和党员队长对抗吗?我那敢!我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就像你让我干什么活我该和您对抗吗?他说邻队队长是邻队的,管不了我。我说队长都是牧场的,牧场的队长还能管不住牧场的五类份子?我们的队长一不小心说走了火:他说牧场的哪个领导什么时候能管得住你这个老右派。我说全牧场的革命群众和领导每天每天每天都把我管得死死的。就是我爸爸临死家中发来电报牧场都不让我回去,怎么能说管不住我,还要怎样管?他气得说不过我,更生气说,你不想想我们队多少人在下戈壁浇地,水没了你不心疼吗?我说我不心疼,反正水都是浇的牧场的地,收的粮食都是贫下中牧和本场的人和牲口吃,还分什么你我。江水英是党员,你也是党员,你为啥不能发扬龙江风格?--我开始批评我们急得满头直冒汗的队长。因为我让他学龙江风格,他也不能找出理由再和我继续唠叨。因为再唠叨下去丢的水就更多了,下戈壁许多人就更窝工了。他只好下水把水再堵过来。气哼哼让我赶快回去浇水。他自己要留下看守水口子。因为对方一会儿也要上来人到龙口的。

我到地里水还未到,组员们因没水集合到一起喝茶休息。我们就像久别重逢似的那么高兴。

因为我平时浇水不行(我不愿意浇),所以让我看守龙口,没想到我仅看了大半天就计谋得逞又回到组内。其实看守龙口是件美差,仅是我自己要回组里的欲望太强烈才略施小计的。

队长从此再也不肯或是不敢让任何一个份子看守过龙口。

15.野胡萝卜

六五年春我被安置到达坂城胜利牧场。我是单身汉,场部有食堂,我就在食堂吃饭。食堂的伙食极差。菜除了土豆还是土豆。主食除了牙碜异常的黑面馍头就是牙碜异常的黑面面条。一碗黑色面条吃完碗底下能沉下许多黑砂子。其原因是麦场上细砂石多。这些细砂石扬又扬不掉筛又筛不净。再加上牧场冬天没水淘麦子,把眼见的石头捡掉就上牧场唯一的小钢磨磨面。因为麦子里石头多,所以钢磨磨片也比磨没石头的麦子磨损快得多。吃这种面做的馍上下牙不能嚼,上牙不能碰到下牙,否则会牙碜得不得了。所以只好小块往下吞。如果哪一天能吃到外地或是乌鲁木齐生产的八一面(标准粉)馒头,大家就像过年似的高兴。我在牧场吃到肚子里的石头加起来当以公斤计算才符合实情。

后来我到了生产队,有知青的年月队里断断续续有过食堂。但各队的食堂都是兔子的尾巴长久不了,大家情愿麻烦自己做饭也不想再吃食堂。因为吃食堂等于要被别人扒层皮。本来各人定量就不太多,吃食堂就更不够。加上队里穷,食堂常缺盐少油,谁也不愿意做饭侍候人。众口也实在难调。结果各队食堂全都寿终正寝。

牧场夏季所有的水渠里都有雪山融化后流下的雪水。若到雨季水就更大,有时也会发洪水。这时所有干渠内的大小鹅卵石就会万马奔腾似的,人畜绝不可趟水。否则就会被洪水冲走连尸体也找不到。到了冬季水渠断流,滴水皆无。大家先吃水渠里残留的冰。冰完了就得跑好远到牧场唯一的一口井上驮水吃。一般住户家中都有驮水的桶和毛驴。可我们单身汉没有。时不时可以向人家借用。但借多了自己也不好意思。大都是到井上担水吃。担一趟水得好半天功夫,而且人也很累。有些单身汉劳累了一天下工后连步都不想迈。自己虽然有粮食和柴禾,但是没有水;自己又没力气花半天功夫到井上担,又不好意思再向人家讨水。有个别人又饿又累但也无可奈何,干脆饿着肚子睡觉,到明天起床再说。在我身上从未发生过这种事。因为我的组员和邻居们都会主动给我解决缺水的困难。我平时极重视和他们搞好关系,更常主动为他们义务劳动,大人小孩都愿意给我水。我在牧场十五年,深深体会到帮人实际上是帮自己。而且这种帮人的时效很长久。人心都是肉做的,人心换人心,你若不对别人好,人家也不会对你好。我在牧场人缘好,讨的便宜不知有多少,甚至我这条老命也是因此而活到现在的。

夏季牧场遍地是水,做饭升好火后临时到水渠提水也来得及。水质好,甘洌绝无污染,胜过如今市场上质量不佳的所谓矿泉水或纯净水。但到了冬季牧场水贵如油,对单身汉更是如此。有家的人一般都有驴、驮桶和巴郎子(哈语:小孩),而我们没有这些东西和孩子。就是自己有驴也等于没有。因为驴是活的牲口,冬天牧场的驴都是放养的,用时到野外去抓,用完了给点草料吃过就又放开了。冬天到牧场,可看到周围都是没人管的驴。远远看去驴的长相都差不多。可驴的主人老远就能认得自己的驴,打个招呼驴就能招来。对调皮的驴,特别是不听话的叫驴(公驴)他们也有办法能逮住。可我们单身汉就没这能耐。首先是老远分不清谁是谁的驴。其次是它不听你的召唤,你就是向它磕头它也不会理你。就是人家同意让你用他们的驴,如果驴主人没空让你自己逮,你逮驴比自己到井上担水还费劲。不过有了驴和驮桶或水车,拉一趟比人担一次的水要多许多倍。可单身汉的容器有限,驮一次水没处装水也白搭,得把水送人。在牧场送人家水也是人情。我每回借人家的驴把剩下的水全都送给驴的主人。所以他们愿意把驴和桶或车借给我用。甚至有时还希望我去借。我没水时他们知道了也会主动送水来。这些孩子们穿的衣服有些是我义务给他们做的。

冬季我不敢洗脸,那是很奢侈的行为。顶多用半干不湿的毛巾擦一下,毛巾也黑得像锅底。衣服基本不洗,更谈不上洗澡。不少人身上都有虱子。冬季在野外休息和吃饭时不少人在太阳底下脱下衣服逮虱子也是一种乐趣和享受。我身上长期没有自己的虱子。若有了,觉得身上痒痒了,我也不急着逮,晚上回去把内衣全部脱光,把被单被套也都全部换掉拿到屋外冰冻。外面都在零下10~20度。再健康肥壮的虱子也会冻成冰疙瘩。这种办法在缺水低温的地方很管用。若有机会到乌鲁木齐市,就会去泡澡堂子。不淋浴,而是泡大池子。见了池子里的热水甭提有多亲切。总是不想爬出来,一泡就是半天。衣服当然也要洗。乌鲁木齐市不管什么地方室内不是有暖气就是有火炉。当地气候本来就干燥,洗过的衣服当天就干。据说哈族人不怎么洗澡,一生就洗三次。出生一次,结婚一次和死后洗净用白布裹起来下葬一次。在那困难的年月每人发的布票不多。六十年代初每人就发六十厘米布票,说是让补衣服用。所以前苏修就笑话我们中国大陆是三个人伙穿一条裤子的社会主义。三六一十八。一点八米也仅够做一条裤子。我是自学成才的裁缝,对俄国的计算我以为是很精确的。但维哈族死了人当时再困难也要给他们发丧葬布票。可见死了的他们比活着的人们更受政府的照顾。但少数民族当中有些人对照顾的政策并不领情。少数人要搞东土耳其斯坦,要闹独立。他们为什么要闹,我才疏学浅,不是专家,没研究过,所以也没发言权。我是汉族,不想国家分裂,曾做过一些少数民族有点文化人的工作:解放前新疆连一寸铁路都没有,现在连达坂城都有了车站,顺风时我们牧场也能听到火车叫,这不是比过去好得多吗!没想到我这片好心遭到了抵制。他们说没铁路时我们这里粮食、鸡蛋不值钱,因为运不出去。现在铁路通到哪里东西贵到哪里。现在连我们自己吃鸡蛋都很困难了,更不用说粮食定量少得可怜。我们自己种的粮食是我们自己的,为啥要你们定量。他们一肚子怨气都发到我头上。从此我再也不敢和他们讨论这些有关民族问题的话题。我只好用另外一种办法和他们交朋友,给他们尽义务,帮他们解难分忧,给他们讲故事。爱他们的孩子,慢慢地他们就不把我当外人,说我是汉族里的好人,苦命的人,值得同情的人。他们也敢向我讲不少知心话,向我讲他们不敢对别人讲的话。对这些话我至今还忧心重重,深感民族问题是很难应付的难题。但有一条原则任何人都得遵守,包括少数民族的人民在内,那就是不能用暴力手段。这在历史上是有血泪教训的。最根本的办法是要按各民族自己大多数人的意见行事,要尊重各民族绝大多数人的意愿。草率从事只能导致失败,这是迟早的事。

他们是否一生仅洗三次澡,我不相信。他们平时也是爱干净的。我虽然和他们,特别是我的组员相处得亲如兄弟。但为了尊重他们,我至今未敢向他们问过是真是假。他们下葬是用很长的白布裹起来不用棺木,这是我亲眼看到过的。

我们单身汉劳动一天已精疲力尽,下工还要担水拾柴做饭,实在是苦不堪言。有时太累不想动,随便找点剩的对付一下自己的肚子就行。至今我还是这样不挑食,能吃饱就得。现在我对家里人挑食很反感,不想吃的就一口不吃。有时我就摆家长的威风发脾气。可事后想想,觉得我自己不尽情理。我是在什么条件下养成不挑食的习惯的!是在那当右派的苦难岁月、是在解放前老蒋统治民不聊生的,是在三面红旗上天亩产万斤安徽无为 和全国各地饿死成千上万人的年代;是连周总理请客都付不出粮票的年代。他们连这些年代看过都没有,有些也没有听说过。怎么能养成像我不挑食的习惯呢?!除非把蒋介石再请回来,可他死了,连他儿子蒋经国也死了。蒋经国可比他老子有本事把台湾还弄得挺富。据说外汇储备有时比我们十多亿人的大陆还要多。这种话我不信,是阶级敌人造谣。你不想想我们十多亿有觉悟又勤劳又聪明又勇敢而且在光荣伟大正确的世界最最先进的英明党的领导和专政下还赛不过被我们打败撵到台湾的败军之将?他们手下才几千万人,我们手下十多亿人,而且都是中国人。难道我们有觉悟的几十个中国人,还不抵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处在水深火烈中的一个中国人,笑话!台湾太不像话,开选举会或什么会时大人物还动手打架!你看我们人大会和政协会就没人敢打架。对什么事表决时总是全体一致通过,掌声如雷。可近年来反常,居然有人投反对票,弃权票或是居然懒得连表决器也不按。不知这些代表按的什么心!他们怎么能混进代表队伍中的!其素质要比一致通过的代表们差多了!依我看这些代表迟早该清除掉。不和绝大多数代表保持一致的人民代表和政协代表能代表谁呢?!也许有人会说,说不定真理会在少数人手中。我以为你这是屁话!真理永远在党的手中,党是一贯正确的,一贯光荣伟大的。你若不信我敢和你打赌,和你一起去北京图书馆查看我们历年的党报,看看当时的记载,当时有没有党失去真理的记录(事后的不算)。你敢打这个赌吗?!

在那苦难的年月,我能填饱肚子就行。可现在连吃饱都不敢了,否则血糖就会升高,这就要控制饮食。我患糖尿病已多年,这病大多数是遗传的。近年来糖尿病发病率持续不断上升。目前仅北京一地糖尿病患者就达三十万之多,全世界至少也要有一亿多,中国就有两千多万。据专家论证,近年来糖尿病人不断增加与自己的过去的艰苦生活不无关系。人的身体有自动保护功能。当时生活苦、营养差,人体为了防患未然,自动把吃进的营养储存起以应付不测之需。可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东西多了,营养丰富了,麻烦也就跟着来了。艰苦的生活已经过去了,它还是照旧机制运行,照常储备,而且贪得无厌,越储越多,胖子越来越多,糖尿病人也就多起来了,我就是其中的一员。如今想吃的不敢吃,所以有钱也没用,首先我的嘴就被封住了。如果至今我还在牧场当右派,生活还是不好,劳动很累,说不定我的糖尿病不会有。病理专家分析:有一种叫糖尿病的冰山学说。说糖尿病的遗传基因虽存在,但营养不行,又经常劳累,糖尿病就会如水下的冰山,不会显露出来。如果苦一辈子,到死糖尿病还在冰山下面一辈子不会显露出来。因而世界上的事真说不清楚。是福是祸谁知道!有时福中有祸,又有时祸中有福,这大概就是辩证法吧!

牧场生活简单,少数民族每天是馕和奶茶,常吃肉,但不吃菜(也没菜)。他们认为地上长的草(菜草不分)都是牲口吃的东西。他们从来不种菜,只种草。而我们汉回族,特别是单身汉都没奶牛奶羊。就是有自己也管不了,也没人挤,因而要吃菜。牧场没有卖菜的,就得自己想办法种。有个四类份子老木匠,他也是一个人,家在山东张店,自己一个人到新疆谋生成了专政对象。我和他共同开了一小块地,用树枝简单地围上。从乌鲁木齐买了点胡萝卜种子种上。当地土很肥,羊粪又多,苗出得不错,丰收有望。因地肥胡萝卜产量又高,多收的我们一冬也吃不完。

有天上工我刚走到萝卜地,见有人在里面,走近看是队长的小女孩。她大约三四岁,胖乎乎,像个外国洋娃娃,非常好看。我让她出来,因为小苗才寸把高,还未长成萝卜,根本不能吃。再说她两只小脚丫子在地里乱踩乱踏,我们的辛苦就全完了。大概是她在家娇惯惯了,或是受大人影响,她根本不肯听我这个老五的话。死活不出来。我和她说好话和吓唬她全没用。她还反抗说这地不是你们从口里带来的,是我们自己的地方,我管不着她。大人和孩子能讲什么理!让她再踩踏下去这块地的萝卜就全完了。我没再好的办法,就把她提了出来。这下她哇哇大哭。幸亏大家早上工了,因为我一贯拖拉不愿好好干活才晚上班。如果有人看见了一定误会我是欺负哈族娃娃。她哇哇哭我就走不成了,我哄她不要哭。这娃娃知道我是专政对象是坏人,她不让我哄。这时我实在不知所措。娃娃眼尖,一边哭一边见到我把她提到的小支渠旁有许多多年生的野胡萝卜。这东西毒性大,人畜吃了有生命危险。她要拔了吃,我当然不让她吃。当她把野东西拔下抓在手中时我就抢了过来。这下她更不干更有理了,她骂我说你种的不让吃,这不是你种的又不让吃,说我太坏、太坏。我说这东西有毒要闹死人的,你小命还要不要!她不信,说我这个坏人有意骗她。也可能她因为太小不大懂死的意思。

我本来就出来晚了,又被她耽误了很久,我急着要上工,到下戈壁去,去得太晚就得被刮胡子(挨批评)。如果我走了她年幼无知出了事怎办?!不错,我是制止过,劝过,吓过,但没成功。我当大人的责任并未尽到位。她是骂了我,但孩子不懂事,我不能因为她骂过我就可以不管她死活,否则我还算个人吗?!她父母和她自己都说我是坏人,既然如此,我也可以当没看见,让不尊敬我专我政的人的女儿去死。可他们不尊敬我,有时还要刮我的胡子能怪他们吗?!他们是听党的话才这样对待我的。我自己在五七年以前不也是诚心诚意听党的话吗!入了团还想入党。错不在他们而在党。党错了我却要不懂事的哈族小女孩替罪去死,我还算什么知识分子,我还能算是个明辩是非的人吗!当然我走了,娃娃死了,法律追究不了我的责任,而且我与她和她的父母是对立的专政与被专政的关系。我公开救他们的女儿有人会说我是没安好心,想拉拢贫下中牧以弱化他们对我们应有的警惕,从而证实我是想收买贫下中牧。我走了可以避开这些可能要加在我头上的罪名。罪名可能被回避了。但我的良心呢?我的良心 不是被狗吃了吗!尽管当时不承认良心这个东西,说良心也是有阶级性的,但我从来就不相信这种什么东西就都有阶级性的胡说八道。牧场拉水的驴,主人也用,我这个被专政的人也用。你说这头驴是无产阶级的还是资产阶级反动派的?我的良心是我自己的,哪一个阶级也休想拿走!如果我怕批评刮胡子,怕日后可能有的,什么人硬加给我的罪名,而不坚持救这个可爱的小女孩我就会倒大霉,要后悔自责一辈子;要一生一世不得安宁。说不定因为自责太深会影响自己的寿命。

我反问自己,你什么都不怕,什么工作组什么领导你都不怕,连中央定你右派反党你到死都不肯认账,你还有什么可怕的!

受自己良心的驱使,我不能急着去上工,只是急得不知如何才能救这娃娃。如果我是她爸,我就要揍她不听话,把她拉回家。可我又不是她爸,我不能打她骂她,所以她也不害怕我。还是要继续拔着吃。水渠边这种野东西很多,因为牛羊都不吃这东西,长得快得很。

再难的事我都能想办法对付,可这回我急得实在不知所措。喊人吧!周围一个人都没有,因为大家早上工了。

慌乱之中我看到打麦场,离我们两个人站的地方不太远。我撤腿就往场上跑,估计她爸也可能在场上,她小命就有救了。可我自己得被刮胡子了。刮就刮吧,我被刮得还少吗?总要比开斗争会要好些吧!

果不其然,当我气喘嘘嘘跑到场上,她爸劈头就问我到现在还不出工磨洋工,是不是又装肚子疼或是又有什么事要汇报。因为我老装病骗他们,老装汇报给他和比他大的领导出难题。对此他早就领教过,所以防范意识很强。当着麦场上许多人。我又被开始刮胡子了!

我听到他说“汇报”两个字,就顺水推舟说对得很。我就是有大事要汇报。他因为过去领教过我的计谋。又气又不敢拒绝让我说。我说这件事非同小可,要保密。当众不能说。否则出了事责任在你队长而不在我。

他气得把干活的工具一扔,一起和我走出院场外。我哪有什么闲功夫和问题向他汇报!我一出场院跑得比兔子还快,他要我站住我偏不站,跑得更快。他很生气追我。不过他也意识到不知出了什么事,也停止刮我的胡子跟了上来。等我停了下来他才抓住我。我用手指向水渠的低处。他一个跳步串到他孩子面前,伸手就一耳光,这耳光很重,响声也很大。孩子被打得哇哇大哭,比我提她到萝卜地外面时哭得要响得多。老子把女儿嘴里的野东西往外抠,没命地抠,提起她把头按到水里让她嗽和吐。孩子一边大哭一边骂,说爸爸是个坏东西,比老五(就是我)还坏。

这时这位队长早把阶级立场抛到九宵云外,他对孩子吼:他(也就是我)是最好的人!此时他眼中含着亮晶晶的泪珠。

我在牧场许多年,除了专政对象们说我好之外,这是第一次听到如此感我肺腑的情深意切的褒奖之词。所以我也止不住我自己的眼泪。

水渠边、兰天下、三个人、两大一小六行热泪,各有各的苦乐和辛酸。一个美丽的哈族女娃终于得救了。人性、是人类的共性,不是任何阶级的私有财产。是全人类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这在胜利牧场的水渠边得到了最充分的证明。请问那些左得出奇左得不能再左的家伙们:若你的可爱的娃娃处在当时的情况下,你们希望我这个右派是救人呢,还是希望我坚持对敌态度不管呢?!请回答!你们有这个回答的胆量吗?!

这个当年的哈族女孩至今还深深印在我脑子里,可惜我不是画家。否则我会毫不费事地把她儿时的像画出来。算起来她也该早成家生孩子了。而且她的孩子比她当年还要年龄大。

从他的女儿得救之后,队长对我的看法彻底变了。他会怀疑党对我的政策。把好人弄成右派还流放到新疆受监督!他不可能不怀疑政策的正确性。

队长当时对我一句话也没说出来,只是含着泪水挥挥手让我上工去,再也没刮我的胡子。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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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6楼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七)

16.达坂城首富一家和大木头

我六五年春被送到达坂城境内的公私合营胜利牧场。也就是乌鲁木齐县公私合营胜利牧场。这个牧场是以达坂城地区首富大牧主昂达玛斯的财产为基础在新疆工商业进行改造的高潮中组成的。因为他投入的财产很多,所以政府每年按政策给 他的定息很可观。说他是乌鲁木齐县或达坂城地区的首富 是符合事实的。在文革初期以他为题材的怎样剥削劳苦大众的漫画到处巡回展览,我也有幸仔细看过。
他直到临死前也还是乌鲁木齐的政协委员,是当地的重要统战对象。我到牧场时他已经八十多岁。听旁人说他一生娶过八位夫人。当时我仅见到两位。较年轻的一位的年纪至少要比他的年纪小一半。最小的女儿才三岁或是四岁。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他的小孙女。他的子女很多,年龄差距也很大。我仅和他的长子和次子接触比较多。其余的因年龄与我太悬殊交往不多。他的子女在当时还没有一个成家的。全家十多口人一起生活非常和睦。我在牧场十五年中从未见到他家有人争吵过。全家的生活全由年长的妻子做主。她大概从未生育过,但对所有的子女都视如已出。对小夫人非常亲切,像是一对亲姐妹。小夫人和全体子女对大夫人都非常尊敬和服从。这是一个我在牧场见到的最和睦的家庭。我到牧场时昂得玛斯牧主本人因年事已高生活已不能自理。全家的重担都落在大夫人肩上。子女们都称她大妈妈。

我在牧场孤身一人。革命群众都与我划清界限,所以我工余时间没处去。他家两 位较大的儿子经常让我到他们家中喝奶茶。喝奶茶时所有的人都围坐在毛毡上。大妈妈要给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幼一个个一碗碗地倒奶茶。直至每个人不想喝为止。如果准备的茶已经喝完,女主人会把茶壶盖揭开,喝茶的人就会自动停止喝茶(哈族人喝奶茶不光是喝茶,而是边喝边吃馕等食物。其实就是在吃饭)。女主人比全家任何人都劳累。她既要和大家一起参加劳动,又要负责全家人的生活安排。挤奶、打馕(新疆少数民族的主食,类似我们的烤面饼)、纺毛线、打毛绳、打毛毡、织毛布、缝纫、洗衣、拾柴、担水等样样活都要干。这样的富婆不比任何一个劳动力干的活轻松。比我当时的强度大。我当时单身一人,自己一个人吃饱就行了。而她要操持一大家人的吃穿确实很不容易。

昂得玛斯在文革开始时已经八十多岁,虽是统战对象也经常挨批斗。连当权派也要挨斗,统战对象就更不能幸免。革命造反派说统战是资反路线。“统战、统战,包子抓饭,只统不战”,所以他们就不要统,只要战。文革开始不久昂得玛斯剥削人的漫画就到处展览,其“罪”几乎是家喻户晓。故他挨斗的次数就越来越多也越厉害。他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人,怎能受得起如此的折腾!这倒也成全了他,有一次终因挨斗很重而去了另一世界。但愿他去的另一个世界没有造反派,否则他还是要被斗的。因为他是达坂城地区的首富,他生前在达坂城银行有一笔巨大的存款。而且年年还有一大笔定息,不斗他斗谁?

文革开始后到处乱糟糟。可银行没有乱。新疆也闹打砸抢。可没人敢抢银行。对昂得玛斯的家小将们抄了不少次。可对他在达坂城银行的存款造反派和革命小将们却无可奈何。他们手中虽有昂得玛斯的存折,但银行不见存户不给钱。昂德玛斯家里的人达坂城银行的人都认识,他们有存折也没用。

以昂得玛斯为私方法人代表的公私合营胜利牧场的规模在乌鲁木齐县是很大的。效益非常好。我刚到牧场时所有劳动的人每月都能拿到五六十元工资。文革开始后大家疯狂搞革命,也就是要了牧场的命:生产连年年滑坡,牲畜损失惨重。因口粮不够,牧场只好把政府拨的饲料玉米喂人。人畜争粮,四条腿的牲畜当然不是两条腿的人的对手。母畜无饲料就会没奶或死亡。母畜死了就会断子绝孙。再加上老天爷来了几次暴风雪,牧场牲畜锐减,牧场收入一年不如一年。结果牧场再也无钱发工资。革命不能当饭吃,要吃饭就得有钱。而昂得玛斯却有许多钱在达坂城银行里睡大觉,怎么办?造反派的无产阶级觉悟高,认为这些钱是昂得玛斯剥削无产者得来的。理应还给他们。

昂得玛斯活着时连路都不能走,总不能抬着他去达坂城取款,死后就更不行。不过这难不倒当时的英雄们。他死了还有他妻子和儿子在。他们可以到银行合理合法地取昂得玛斯的存款。

昂得玛斯的长子叫哈利,是我在牧场时的好朋友。革命派多次批斗他,曾不少次用毛绳扣住他的两个大拇指往房梁上吊。人说十指连心,可造反派只吊两个指头,其它八个指头分担痛苦的机会他们也不给。对这种刑法再刚强的汉子也得低头屈服。事后哈利对我说,当时他实在疼得受不了,命要紧。命没有了什么都完了。他要求先放下来再说。可吊他的人不干,要先招了再放。所以他就什么都招都答应,他招认有枪埋在山里。吊他的人让他领着去山里取枪。他是被逼胡说的,哪里有什么枪。他领着他们在山里胡乱转,胡乱挖,连枪的影子也没有。问他为啥要乱说。他回答是吊大拇指逼的。

枪没有可银行里有钱,而且有存折在。所以不必到山里挖,到达坂城去取就行了。要不再吊两个大拇指上房梁。要钱还是要命由他家人自已选。

命没有了要钱有何用?哈利和他大妈妈乖乖地被人押着到达坂城银行将钱取了出来交给了吊他们的人。牧场就这样把昂得玛斯的存款取出来花了。

到文革末期气候已经转暖的时候,哈利曾多次去乌鲁木齐县委要求对这笔被强迫取走的存款落实政策。他已故的父亲是政协委员,他也找过政协。他曾带我到早年三区(伊犁、塔城、阿尔泰)革命已故领导人阿合卖提江家中拜访过阿的遗孀。她大概也是自治区政协委员。这笔钱按政策哈利早就该要回来了。

哈利的大弟弟叫叶明。是阿克苏大队九年制学校的毕业生。此阿克苏不是南疆的阿克苏市,而是达坂城境内的一个大队,和牧场是邻居。阿克在哈语中是白颜色的意思,苏就是水。阿克苏就是“白水”的意思。他在阿克苏九年毕业后文革就开始了。学校停课串连闹革命。大家皆无学可上,他就到生产队赶马车。我经常跟他的马车当装缸工。若到山里冬窝子里拉羊粪,一天只能拉一趟。若到河坝里拉鹅卵石砌水渠,一天要拉好多趟。马车在行进中他赶马车,我就坐在他旁边天南海北地神聊。他在哈族小伙子当中算是文化比较高的。可惜他是牧主的儿子对前途失去了信心,很颓丧。他问过我许许多多有关政策和人生哲理等较深的问题。在十多年当中我给他说的问题是可以写一本厚书。当然都是我个人的见解,不可能全对。但对他的一生发生了巨大影响。他曾问我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我没有反。他当然问,既然你没反岂不是党错了。我也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确实如此。这样的回答对他的思想震动很大。除了我之外,在牧场没有任何人敢对他讲这样的话。他问我当时党对地富子女的政策对不对。他自己是地富子女,将来也会有子女还是地富子女怎么办?我告诉他当时对地富子女的政策不是唯物主义者的政策。地富子女还有子女,子子孙孙没有个完,会从百万变成千万,万万。共产党如果不改变这种树立如此庞大对立面的政策对共产党能有什么好处?!这种傻子政策非变不可,而且不会太久。

当时都学红宝书。说学了红宝书会解决一切问题。别的东西全可不学和不让学。我让他不要相信这种奇谈怪论。不要丢掉在学校九年当中所学的东西。我也化了很大精力一边劳动一边帮他想学而我又能教的知识。我帮他学习不用纸不用书。是面对面的面授,是真正的无纸作业。

经过十多年的面授。当政策转暖允许地富子女考大学时。他以九年制的学历一举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这是乌鲁木齐县的光荣。但县上许多人弄不懂他不过是九年制的毕业生(相当于初中毕业),而且在农村赶马车荒废了十多年。更何况新疆大学是自治区的重点大学,好多十二年制的高中毕业生也未必考得上。许多家长不明白叶明为何能考得上。县上有些干部就亲自问叶明能考上重点大学的原因。叶明如实告诉他们因为有一位好老师,教了十多年的老师。是在哪里请的?北京!深山之中的牧场能请北京的老师,而且请了十多年, 不是大白天说梦话!不是梦话是实话,而且不是我请的,是公家免费派的。北京怎么会免费给你一个牧主子弟派老师?你胡说也得有个谱儿,你说说这位老师姓什名谁?!

--右派分子朱峰!问的人如梦初醒。因为县上的人差不多都知道北京有个右派在胜利牧场。

县上曾经想让我留在乌鲁木齐县教书。我对这位哈族干部用汉语说:拿大梁当椽子使用合算吗?他再没有说什么话,支持我回北京回航空工业系统。他到北京民族学院学习时曾来北航看过我。并用不太流利的汉语说:“大木头就该放到用大木头的地方。”

叶明在新疆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曾到中央电视台实习,也到北航看过我。他现在是新疆电视厅《视听天地》哈文版的编辑。也是乌鲁木齐的政协委员。

哈利和叶明和他们一家,不论男女老少对我都非常好。我将永久感激和想念他们一家人。

17.每年总会收到的贺岁卡

在那上山下乡的年月。达坂城的胜利牧场也来了不少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他们全都 是乌鲁木齐市石油煤建公司的职工子弟。大都是初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的也有,但很少。牧场居民成份复杂,几乎全是农牧民,所谓的肓流很多,因而文化程度普遍较低。牧场来了许多知青是牧场从来没有过的事。按理说也是件好事,会大大提高牧场居民的文化程度。可后来的事实证明当地老百姓并不欢迎这些知青。因为他们当中不少人素质较低,有些品德还不怎么好。怕劳动,经不起艰苦的考验。更有甚者会常偷鸡摸狗和偷老乡的柴禾。若被逮住了还要耍野蛮非但不接受贫下中牧再教育,而且还要用拳头“教育”贫下中牧。

石油煤建公司派了一位专职干部随他们一起到牧场负责管理他们。对少数不学好的知青他当然要加强管理和教育。但知青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年轻人,各方面都不成熟,相当难管。他们有时连父母的话都不听,更何况带队干部有些事管得也不一定很对。

有一个叫赵军的知青,祖籍大概是江苏,可能是我的同乡,高中毕业。他应当算是知青中素质和品德都比较好的一个,但也不听带队干部的话。他到不是偷鸡摸狗或是耍野蛮不愿吃苦劳动,而是和我这名右派分子来往很密切。不少人向带队干部告状说公司书记的儿子阶级立场不清经常和北京的右派分子在一起打得火热。这种事在当时是最要命的。带队干部当然要管。他找赵军谈话,当然要批评赵军。可赵军不是一般的知青,不是等闲之辈。他说自已与右派来往是按党的政策对右派进行帮助和监督以利对敌人的改造。他与我没干任何坏事(也确实如此),否则要别人拿出证据来。他是公司管政工书记的儿子,平时劳动表现也很好。牧场领导看在他妈的份上把他当作培养对象,让他种试验田,准备让他入党。因为牧场有不少汽车,离乌鲁木齐市路很远,路况又非常糟,所以汽油指标月月不够用。而他妈批汽油不费吹灰之力。这在当时对任何单位都是求之不得的。带队干部说不过也管不了赵军。他无能为力也只能把矛盾上交给公司领导。也就是向赵军的母亲汇报在牧场的知青就数她的儿子不听话,很难管,而且嘴皮子很厉害,没人说得过。其实并不是赵军嘴厉害,而是他有理。有理当然就厉害。正所谓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吗!带队干部因为有的仅是僵化的所谓政策而没有理,所以在赵军这个认真的知青面前也只好甘败下风了!

赵军的母亲在公司是管政工的书记,可她自己的亲儿子下乡当知青后非但不听专职带队干部的管,而且还和他顶牛,使带队干部下不了台很生气,逼得他到自己母亲那里告他的状。赵军的母亲应怎么办?当然火冒三丈在赵军回到家里后要教训赵军。这样他们母子之间必然会发生激烈的争论。争论的详情赵军没好意思告诉我,但我也能猜出八九分。他妈肯定会非常生气。赵军不听他妈的话,也就是党的话,非要说右派分子朱峰没叫他干坏事。而且右派朱峰在文化素养上、政治理论上比他妈还要强。右派比管政工的书记强,而且是出自自己亲儿子的口,你说当妈的能不生气吗?!赵军的父亲也是位老干部。从军队转业后到工农速成中学读书,毕业后又学了俄语到我国驻东欧某国大使馆当过机要秘书。他对老伴和儿子间的冲突采取了较为公平的态度:他劝老伴要相信自己的儿子。赵军已不是小孩,他有能力识别真假善恶。他相信自己的儿子绝对不会与右派一起干危害党和国家的事。否则赵军就不是他的儿子了。他认为自己的儿子说的话没错。对右派也要了解和帮助,否则怎么能改造右派?赵军的父亲与儿子站到了一起,老太太在家中成了少数派。

当我得知赵军的父亲持的是如此态度,我不能不发自内心的感激与感谢。他是我们党的好干部,生前是新疆自治区邮电局空袋科的科长。可惜我没见到过他,所以也没有机会当面向他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公司和赵军的母亲对赵军的工作没有奏效,带队干部就在牧场想办法管我。他们在队上发动群众和知青批斗我。说我太反动,要和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我内心感到这个帽子太大。首先是我并未和无产阶级争什么下一代。其次是根本没有什么组织或个人让我争过。我一个单身汉和别人争夺下一代有什么用处?就是我想争也不一定能争过来。因为我是一个人,而对方是一个强大的主宰中国一切的群体。力量悬殊根本不成比例。可对方就是不会算账,硬要一口咬定我是想与强大的群体争夺。他们也真是太看重我了!对这种批斗会我早就视如小把戏。我也十分清楚实际上他们主要不是批判我。他们也早就知道我这个老右是软硬不吃的。他们开这个会的主要目的是想让知青自己主动不再与我来往从而保护他们的下一代不被我这个右派夺走。他们是何等的小心、谨慎和心虚!一个大群体害怕一个小右派,你说怪不怪!

事后我对赵军说,请他再不要和我近乎。这样我也免得挨批担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罪名,同时对你将来入党和提拨也有好处。但万万没有想到赵军他不接受我的提议。他说我老教育他为人要光明正大,身正不怕影子斜。我既未叫他做坏事,又何必疏远!他说他不怕。这倒好像是我怕了。所以我也说不怕。我并不是怕,而是为了免除无谓的麻烦。我劝他我们还是稍微疏远一些为好。

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在大庭广众之中我们尽量少接触,免得给人抓住话把子。暗地里还可以和往常一样。但纸里总是包不住火,没有不透风的墙。再说我们俩也都从未受过干地下工作的训练。而贫下中牧广大群众和知青的眼光是雪亮的。我们总不能成年累月瞒天过海。当然会有人告状。带队干部当然还会向赵军妈汇报。但赵军不服他妈管。他爸也劝他老伴不必管。至于右派分子牧场更是管不了。这件与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的说法也就自动慢慢淡化了,也就没人热心再提了。我与赵军的交往也慢慢从地下转 入地上。赵军也公开说谁有兴趣可以到任何地方告状,他绝不后退一步。

赵军在牧场知青中的影响是别的知青难以比的。首先他妈是公司的政工书记,牧场有求于她。更重要的是他本人素质较高,文化程度也高,又能吃苦,和老乡们的关系也相处得很好。所以牧场领导特别看重他,让他种试验田,准备培养他入党,说他能扎根农村表现好。

赵军为人正直善良,肯动脑子思考问题,求知欲极强。他看不惯那些整天胡闹腾常打小报告的知青,也瞧不起那些没真本事尽靠卖狗皮膏药的低水平的干部们。我虽是个臭右派,但他胆子大不害怕主动和我接近,能与我讲心里话,也曾给我多方面的帮助与照顾。对这样的知青和小老乡我能不喜欢和尊敬吗?他和多数知青不一样,有自己的头脑,做事想问题从不盲从。我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将来的希望。

我一直鼓励他和帮助他,也敢对他说心里话:不要看红宝书涌动的红海洋,就是红满了天也不能当饭吃。这种狂热永远改变不了中国的贫穷和落后。一句顶一万句的话不可信,是骗人的鬼话!只有知识才是力量。迷信对谁也没有好处,对其本人也是大害。红海洋的局面维持不了许久。我们将会看到闹剧如何收场。我们的党为了自身的生存也绝对不会让全国继续胡闹下去。一个小小的胜利牧场就从乌鲁木齐首富没几年就弄得和牲口争粮吃,把国家拨的饲料粮喂人。全国再闹下去谁受得了!我劝赵军要把握时机抓紧学习,要充实自己以免成为时代的弃儿。人民需要的是有真本事的人,而不是争权夺利的骗子。他们骗得了一时但绝对骗不了永久。赵军对我这些出自肺腑之言虽如雷震耳,但也深信不疑。并且有同感和共鸣。他学习很用功。我恨不能把肚子里的学问全倒给他。我们在劳动中,在地头上,在炕头上,在行进中,甚至是在吃饭和喝茶的时候都在进行问题的探讨和知识的交流与传授。赵军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极强,进步极快,使我非常高兴。他原来基础厚实,又愿学,加上我愿教,双方配合很默契。有这样的好学生当老师的是非常高兴非常求之不得的。我们的学习不脱产,是生产学习双丰收。也同帮助叶明?昂得玛斯一样,我们不用笔,不用书本,全靠嘴和耳朵。是100%的无纸作业。我们当时的条件还不如现在监狱里的犯人。现在犯人可以在课堂上读正规的电大或函大。可那时只能偷着学。若要学就只能学红宝书,学别的就有被批判的危险。

果不其然,我说的话很快兑现了,高校公开招生了。我让赵军考大学,这是我对他的多年愿望,成败在此一举。可万万没想到他当政工书记的妈妈不想让他考。这样我与他妈就公开闹矛盾了,也就是与她公开争夺她的儿子了。如果这时说我与赵军妈争夺下一代我自己也是要举手同意的。他妈不让考大学的“理由”是赵军在牧场因种试验田很有成绩,表现不错,牧场要让他入党。如果要报考大学就等于不想在农村扎根,不想农村扎根的知青是不应该让入党的。否则怎么向愿意扎根农村的知青交待!

我在赵军身上花了多少精力,挨了多少批斗!我绝对不能顺从他妈的意见让赵军不考大学而顺顺当当地入党。我十分生气认为他妈这位党员书记不怎么样。我对赵军说入党要入得硬梆,只要够条件,哪里都有共产党,何必一定要在牧场入!是不是因为你妈是牧场的关系户你好入党才不让你考大学?这样入党是否有些走后门的味道?想不到入党和考大学成了矛盾体,你说怪不怪!你赵军若是条硬汉子就不要靠你妈,就要靠自己!不要怕离开了牧场你就入不了党。入党的机会只要你条件够了就会有,而且不受地域和时间的限制。可高考不等人,以后高考竞争会比今年激烈会更难。你千万不能听你妈的话,要听我这个右派的话!这时我真是横下一条心公开和他的党员、书记、妈妈争夺下一代了。不过我并不是为我们的对敌阶级争夺,而是为我们自己的无产阶级争夺未来的高级人材。如果这时要批判,那批判的对象不应是我,而应当是赵军当书记的妈。

经过激烈的争夺和较量,书记败给了右派,赵军参加了高考。可麻烦的是他并未完全听我的话。而是相信了他妈主张的“学了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说法,报考了理工科。这下赵军砸了锅,他第一年没考上。因为我在牧场帮他的是文科方面的知识多。因为我本人是学文的。再说当时不脱产没书本和实验器材设备,根本没有学理工科的条件。而我自己的数理化也不是强项,没本事在这方面帮助赵军。

因为没彻底听我的话,赵军头一年鸡飞蛋打;大学没进,党也没入上。

我埋怨他未彻底听我的话,也埋怨他妈误了他。不过埋怨归埋怨,我还是鼓励他下一年考文科,并立即继续帮助他。他不愧是个儿子娃娃,学习更刻苦。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考入西南政法大学(当时全新疆还没有这类高校)。他是牧场,也是全乌鲁木齐县唯一考上法律专业的考生。当年全新疆一共也不过四个人考上了此专业。

赵军当然很高兴,可我比赵军更高兴,因为还有哈族小伙子叶明.昂得玛斯在我十多年的直接帮助下也一举考上了新疆大学中文系。这是我在牧场十多个寒暑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这是我在牧场“改造”十五年之久的最大收获,从而充分证明我究竟是坏人还是好人。我以自己多年的实际行动自己洗刷了我的冤枉。这是很值得我自己欣慰的。赵军的母亲当然也会很高兴。我相信她终于明白了我这个右派并未坑害她的儿子,而是在背着很大黑锅的处境下将她的儿子送进了高等学府。赵军在毕业前夕也入了党,从而他妈想让他入党的愿望也实现了。他妈能不感谢我吗?我回北京后曾几次再去新疆故地重游,曾去看她。仅她一个人在家(赵军在澳州留学),也早就离休了。她对我非常亲切,不断地感谢我,并不顾年事已高亲自上街买了许多葡萄干送我。我说自己有糖尿病不能吃。她说让孩子吃。从前我们有分歧。可现在都老了,她离休了,我也退了,分歧早就没有了。要说有什么,那就是体谅和理解。在那样的年代,她作为公司书记也只能那样,她绝对没有任何选择的可能。

赵军大学毕业后分到新疆自治区党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他来北京看我,一再表示要感谢和报答我。我不要任何感谢和报答。仅希望他今后在工作中要凭自己的良心和党性办事,要为平民百姓说话,要敢同贪官污吏斗。“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否则你赵军永远对不起我。赵军为人老实,果真如此做了。结果给他添了令人伤心的麻烦。

他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刚毕业后就派他到哈密地区出差。他到那里就动真格的,迁怒了当地不少有权势的人。那时他入党预备期还未过。回到区党委讨论他转正问题时那个专区的一些人还能给他说好话?!再加上他经常与同事们争论究竟党大还是法大时,他引经据典坚持法大,弄得那些主张党大的人张口结舌辩不过他。可事实上,在现时的一切场合明白人都知道究竟是谁大。否则就用不着讨论这个问题了。好在区党委还是能讲理的地方,是省一级的机关,还是让他转正了。从此他认为新疆不应该是他久留之地,不愿在新疆继续干下去,一气之下去了海南省法制局当了个处长。后来又去澳洲留学。他在国外时每逢过春节,我总会收到他的贺岁卡。

18.窗户纸一捅就破

赵军能顶住各方面的压力从未间断和我来往。为此他不惜与他母亲发生争议,这是非常使我感动的。因此我们成了忘年之交,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我们平时交谈的话题很广:天南海北,从古到今、天文地理、科学技术、国际形势、政策法令、运动走向、伟人动态、要员变动、场内外情况等等。他有不少见解和看法有自己的独到之处,也常使我耳目一新甚至佩服。但他毕竟年轻,学历较浅,初入社会,总的方面也还是较幼稚的。再说那是左得出奇的年代,不少左的东西也必然渗透他的头脑里,这是一般人免不了的。

他经常在工余时间找我聊天。他真像一块海绵,对各方面的知识吸收能力极强。记忆力和理解力都很好,是牧场知青中的佼佼者。我很喜欢他,并认定他将来一定会比别的知青有出息。因而我在平时在各方面都留心指导他,启发他,不让他被当时的迷雾所蒙蔽。要他多动自己的脑子,凡事多问自己几个为什么就会有莫大的益处。由于他肯学,也聪明,响鼓不用重槌,他进步是非常快的。他当时对现代迷信的个人崇拜,无处不有的阶级斗争学说,全国学大寨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而不读书等等问题均有了自己比较透彻的看法。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难怪他母亲对他很有意见也非常为他担心。

有一天晚上他又来找我。现在我也记清当时谈了多少问题。但有件大事我至死也忘不了。

那天晚上在我的小黑土屋内没有别人,仅我们俩个。我坐在我自己的“床”上。给“床”加引号是有原因的。其实我睡的不是什么床,而是在靠里面的土墙上掏两个洞,插上两根较粗的树棍,在悬空的端头往地下钉上两根较粗的树桩。树桩是经过选择的,上端都有丫叉,两根穿在墙洞里的横树棍就担在两个丫叉上并用绳子捆牢。在木工房找上几块长板皮平面朝上铺好,再到麦场上背一捆麦草铺上就行了。这张“床”一分钱不花,但却非常柔软暖和。其最大缺点是不能搬动。因为是固定在土墙上和插在土地上生了根的。原理和火车上的卧铺相似。

赵军坐在我“床”下对面的小矮“凳”上,给“凳”加引号也是有原因的。实际上不是什么凳。是用一块较长的木板和两块短木板用四根洋钉钉成的像枕头样的东西。为了坐起来平稳,将两块短木板的靠地的端锯出三角形的缺口从而形成了四个接地点(腿)。他坐在上面已经和我聊了很久。在聊的过程中我总在考虑有一个重大事件是否有必要告诉他。若告诉了他会引发出怎样的后果。会不会给我和他造成难以意料的麻烦。牧场曾多次抓住过我不少鸡毛算皮的事,既上不了纲,也上不了线,但他们不怕麻烦还是要进行批判和批斗。更可气的是我明明没有错,连鸡毛蒜皮的错也没有,非但没错,有些事我还表现不错(如割麦子又快又好),还要时不时找茬为难我。我想对赵军说的这件事比天还要大,牧场除了我谁也没发觉。如果我对赵军说了后传 出去会捅出大漏子。到那时就得吃不消兜着走。“祸从口出”,我被打成右派就是吃的嘴的亏,我不能不有所顾虑。但我这个人“恶”习难改:从赵军一进屋我就忍不住想对他说。结果忍了好久我认定我对他说了这件事他绝对不会再对别的人说。我猜想就是用鞭子抽他或是要砍他的头他也不一定会说出去。

我对赵军说,我想告诉他一件事,已经想了半天还拿不定主意是否要对你说。他显得不耐烦。他说我平时是个痛快人,说话从不拖泥带水,为啥今天吞吞吐吐。他让我有话就说,有屁就放,不然他要告辞打道回府。

我只好小声对他说:“林彪倒台了。”我五个字刚说完。赵军像被火烫了似的从小矮凳上弹了起来。一边用手指指着我一边吓得结结巴巴地说:“老五啊老五!人家说你反动我不信,这回我信了。居然敢说林副 统帅倒台了,不是反动是啥?”他根本不相信,说我是胡说八道。我回答他信不信由你,反正这是事实。他不信,我说准没错!怎么办?我们两个人打开了赌。若我赢了,他请我喝啤酒;若我输了,我答应将我带的手表输给他。这块国产表在当时要上百元。几瓶啤酒当然很便宜。我打这种不成比例的赌的原因是我认定自己胜券在握。对方必输无疑。

此次打赌大概发生在九月十四日晚上。当时我点的是柴油灯。擤出来的鼻涕都是黑的。他走后在“九、一三”事件公开之前再未来找过我。我除他之外再未对任何人说过。因为我除了赵军对别人信不过。

国庆节前是对阶级敌人加强管制的时候,也是知青们忙着回家过节的时候。过节之后赵军从乌鲁木齐市带了啤酒来。此时此事早已家喻户晓。

他问我是否是偷听了外台才早知道这件事的。我说连外国人也不知道。他说这就奇了,连外国人都不知道是谁告诉你这个右派的呢?我回答说:“党中央”!

他真有点不相信他自己的耳朵。他怎么能相信是党中央告诉我的呢!他既生气也疑惑地说我胡说八道乱吹牛。党中央不把这件天塌下来的大事先告诉组织上(他妈是党委书记)和人民群众。却要先告诉我这个右派。这根本不可能。他也知道我与中央没有直接联系的途径。他说我是在胡说八道骗他。他怀疑一定是我听了外台才知道的。我否认这一点,但他不相信我的否认。认为我是有意在瞒他。

我无奈只好把这事的前前后后仔仔细细地告诉他。

前面我已经写过我有一台很好的收音机,而且随身带着防别人偷。有天在马厩挖马粪。我就把收音机放在马厩窗台上收听新闻广播。当时不管做什么事都有固定的套数。广播时播音员总是开始时说,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以林副统帅为辅的党中央……(这个套数我们现在仍然在采用,仅是姓名不同罢了)。不料这天上午播音员未说“以林副统帅为辅”的这半句话。起初我以为是播音员大概未睡醒发生了口误,而且将会受处分,必定会很快改过来。我从上午听到下午,播音员既未换人也未改口,这样我就意识到中央出了大麻烦,林彪出了大问题。至于是什么问题我当然不知道。但林彪倒了台这一点我已经能断定。

玩政治等于是走马灯。政治舞台每时每刻都在转,绝对不会有中断和停歇的事发生。若林彪出国会有他的出国消息。若生病会有他的病情公报。就是死了也要发丧出讣告。绝对不会在政治舞台上消失掉。而中央台的播音员绝对不会胆大包天自己把“林副统帅为副的”这几个字私自省略掉。这实际上已明明白白公开宣布林彪已经倒台了。因而我说是党中央直接告诉我的是没有胡说。只是一般人政治敏感较差未发现这种公开的事实罢了。

赵军对我的说明心悦诚服。也后悔自己为什么不能多用脑子想想。其实这种问题并不复杂,是窗户纸一捅就破的事。可他自己就是捅不了。他曾在我告诉他此事件之后想了很久,认为我不是脑子出了毛病就吃了豹子胆,竟敢说出常人所不敢想更不敢说的话。他当时认定我是个非常危险的人物,思想极端反动,说不定日后会给他惹大祸,因而好几天也不敢来找我继续争论他怎么也不会相信能发生的问题。因为林是毛和全党在党章上公开写明的毛的接班人。怀疑林就是怀疑毛和全党,这是又犯天条大罪的!他说我说这样的话简直是找死,是活到头了。他真替我害怕。

我真感谢赵军,他替我担心受怕;并为了保护我,他对亲娘老子也没说过我这个胆大“妄”为而“胡”说八道的事。能交到这样的朋友也真是我一生中的大幸。

他在澳洲已留学多年,大概是打工和学习太忙或是什么别的,我能猜得出的原因,平时很少与我联系。但每年总要收到他的贺卡。这些贺卡不能不让我回忆起我在牧场与他结下的生死友情。但愿他在海外学习进步,一切都顺利,将来能成为更有自己头脑的高级人材,能有能力捅破任何迷人的窗户纸。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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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7楼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八)

19.我经历的“诉苦会”

前面我不止一次提到过文革中各种会多如牛毛。各种会开得人心烦意乱。我当时所在的生产队在运动最关键的时候每晚上的会把所有的人都弄得像熬鹰似的,连工作队里的人自己也受不了。但还有一种会在我所写的东西里还没有仔细写过--那就是那时各地各单位非开不可的诉苦会,或是称忆苦思甜会。诉谁的苦?当然是诉旧社会的苦,诉坏人的苦;否则就不能诉,有多少苦也不能诉,不准诉!

说来也巧,我很小的时候,就参加过这种诉苦会,那时我大概在十岁左右。我是在苏北盐城长大的,那里是老解放区。土改也比新解放区早得多。好像是各地在土改前都要上演 《白毛女》和《血泪仇》这两出戏。《白毛女》在以后还被搬上银幕让田华出了名。《白毛女》演到最后喜儿被大春等人救下了山。在申冤诉苦会上和害他的黄世仁展开了面对面的诉苦伸冤斗争。当时十岁左右的我每看戏看到此处禁不住眼泪像大河似的奔流,全身热血沸腾,恨不能一个箭步窜到台上咬黄世仁几口肉。至于台上是否是真黄世仁还是演员在演戏,那时我的脑子里就不管三七廿一了。据说不知在什么地方有战士看到此处在台下举枪将演黄的演员崩了的,别人拦也拦不住。这事不知是真是假,但我信。一个人当愤怒达到极顶时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如果我当时看戏手中有枪也保不住会那样做的。又据说为了在看《白毛女》时免生意外,战士枪膛内不准上子弹或根本不准带子弹看戏。可见伸冤诉苦会对提高人民对旧社会、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和提高对新社会对党的热爱所起的宣传和鼓动作用是多么大多么必要!因而文革中经常开申冤诉苦会也当然是很必要、很广泛和很频繁的了。

前面我写过昂得玛斯是达坂城首富,是公私合营胜利牧场的私方法人代表。虽然他在全国工商业改造中响 应党的号召把自己的全部牲畜全拿了出来, 当了场长和政协委员。但他也仍然是达坂城的首富。富人之所以能成为富人就离不开剥削。剥削的对象当然不是他自己(否则就不叫剥削了),而是无产阶级劳动者。所以在文革一开始时昂得玛斯在旧社会,也就是在新疆解放前如何剥削穷苦牧民,如何欺压牧民的漫画就在乌鲁木齐县进行了巡回展览。各种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将其中的内容编成了各种文艺形式到处演出。有山东快书、快板、数来宝和说唱等等。内容不外乎是克扣牧工工资(每个牧工每年应当是十二头羊由牧工挑)、欺压穷人和娶了八个老婆等等,但没有人命案。尽管如此,经过漫画的巡回展览和宣传队各种形式的宣传鼓动。昂得玛斯在旧社会的罪恶在当地人们的心目中不断升级和膨胀。

胜利牧场的邻居阿克苏大队有个老牧民叫强日克巴依,当年也给昂得玛斯当过牧工。可他在文革初期被送到北京天安门见过毛主席,大概和毛主席握过手。所以他的了不起的手回到了新疆就和普通人的手不一样了。有了不起的感召力和号召能量。穷乡僻壤之地的牧民和干部都以能接触他的一双手为荣耀和幸福。他从北京天安门回到了达坂城首先要做的事就是到处做报告。报告他到北京天安门的盛况。当然也要报告他个人能得到什么人的接见和握手是如何地激动如何地幸福。因而他也要把这种非常宝贵的激动和幸福传达给每个没有机会到过北京上过天安门的阶级姐妹弟兄。

强日克巴依从北京回到达坂城做过多少次报告我不清楚。估计在达坂城辖区内及乌鲁木齐县的各个单位他都去做了,这是当时的通行做法。胜利牧场在乌鲁木齐县算是小单位,他也来了不止一次。有一次上级为了我们这些份子们能受到教育或是当相应的反面教员,让我们参加了他的报告会。工作组和场部领导非常重视这次会议。会场布置得也很庄严。把我们所有的份子们押到会场的台子上当他的听众和伸冤诉苦的对象。

他从他当牧工受穷受苦累受剥削一直讲到他登上天安门,其新旧社会对比可谓强烈之极,的确非常感动人而且说服力也很强。仅是我自已站在五类份子当中作为他的伸冤诉苦对象似乎对不上号。因为我家是贫农,所以从未剥削过任何人。何况我是关内人,只是当了右派才来到新疆。解放前新疆的事与我毫不搭界。他受昂得玛斯剥削时我大概还不知道新疆在什么地方。我当他的伸冤诉苦对象也实在冤枉。受了冤枉照理应当有申诉的地方,要求平反。也就是我应当向强日克巴依申诉,要求他不要把我当作申冤诉苦的对象。我这个右派分子敢吗?!当时我已被自己的党打入了另册,我就是从未剥削过人或是曾受过人剥削,也得老实承认自己是剥削者,是反动阶级的成员。强日克巴依说什么就得听什么承认什么。这就是政策,这就是“改造”!

当时昂得玛斯本人好像是未到会:不是病得很重,要不就是已经死了。现在我已记不太清楚。仅记得强日克巴依诉了很久的苦,我们也就当了很久的反面教员。可惜他的这次诉苦对与会群众并未起到很强烈的震动。呼号声的声音当然会有,但不太响也不太整齐。会场上的妇女们好像掉泪的也没有,更未听到号陶大哭和义愤填膺的。事后听别人说解放前在新疆牧区,特别是少数民族穷人的日子并不像关内穷人那样艰难。他们只要能劳动放牧生活也还是可以的。

我因为在小时候就看过《白毛女》诉苦伸冤振奋人心的恢弘的场面。相比之下,强日克巴依的伸冤诉苦就非常逊色了。

大概是上级认为这次诉苦会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还要在大规模全场的诉苦会之后各生产队还要开小的诉苦会。亦或是本来的程序就是这样的。

某一天在下戈壁的劳动中有位河南老乡说某生产队晚上开诉苦会。每人都要诉旧社会的苦,否则就是阶级觉悟不高或是对新社会热爱不够。没有大苦深仇诉小苦也可以。总之不能不诉。无产阶级劳苦大众哪能无苦无冤呢?若一时想不起来别人会帮助你想;干部们会不断启发你。启发的方法不外乎问你过去祖宗八代或是本人曾经受过什么苦。这样的路数当然会收到预期的效果!谁家在过去一点不顺心的事也没有?那是不可能的!

当某个河南的小伙子被干部问到他父母是怎样亡故时效果就出来了。不问不知道,一问吓一跳:这个平时刚强的小伙子眼泪汨汨地往外流。启发他的干部大喜过望,劝他暂时忍住眼泪,向大家说一说他心中悲伤的原因。可小伙子一时止不住哭,也说不明白或是不肯说明白他伤心哭的原因。

在干部和群众一再劝说下他只说了一句话这次诉苦会就立即散会了。他说他妈是六零年饿死的。

顺便说一句,在文革末期上过天安门的阿克苏大队的强日克巴依老人因为偷供销社的茶叶使他的知名度在当地大打折扣。

20.她嫁到土鲁番去了

全场规模的伸冤诉苦大会开过不止一次之后。各生产队也全面开花接着开本队的诉苦会。我们队有几个牧主和富牧,另有一个内地的木匠地主蒋华杰。他当时已经六十多岁,做了一辈子木匠,一身受的苦和累确实不老少。他的一双手满手都是硬茧皮,不怕刺扎。一般的小木刺也休想扎得进,除非是钉子般的刺而且要扎的力猛才能扎得进。我替他在手上挑过扎进的刺;要用粗缝衣针挑,细些的针会折断。他双手的老茧皮和我脚后跟上的老茧皮相比,不但不薄,还要显得厚些。我家是贫农,我已经在农村劳动和“改造”了十多年,但我手上的老皮与他的一双手的老皮相比,简直是细皮嫩肉的玉手一双无法相比。如果按当时凭两手老茧就能上大学的说法,他应当进我们的所有的大学。就是这样一位从小就跟木匠学徒,给木匠师傅的老婆倒过尿盆,挨过打挨过骂的连腰已经累弯了的老木匠,却要大家诉他在旧社会无恶不作的苦,怎么会诉得起来?对我这个右派分子就更没法诉。我家在解放前三年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仅是在土改后才分到一些田。而且我在解放前三年还是个未成年的孩子,向我能诉什么苦?至于那些牧主和富牧,我看贫下中牧对他们诉苦的劲头也不大。或许是牧场地方小他们之间都有沾亲带故的关系;要不就是这些牧主和富牧过去并不像汉族黄世仁式的恶霸地主对待穷人那样凶残心狠。诉苦会开得不热闹,有时还冷场。怎么办?

办法总会有的,“聪明”的人也总会有的。“君子动口不动手”,可诉我们苦的群众,特别是工作队的干部们已经谁也不会当君子。或许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从来没听说过“君子”这个名词,因而也不知道君子是什么东西。反正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温良恭谦让。嘴的功能起不了预期的作用时就可以采用拳头或别的什么方法试试了。

于是有聪明人在诉苦会比较冷清时开始恶作剧。如强压低头流行全国的“喷气式”我们也被训练过。但这好像是大城市的洋玩意,未能在穷乡僻壤流行起来。牧场有自己的土办法。因为我们队有木工房,木工房有许多长短不齐的圆木头。短的圆木上能站一人,较长的可站两人到三人甚至更多。他们让被诉苦的阶级敌人统统站到横在地上的圆木上。当我们站上去之后他们就出大力气滚动圆木。圆木滚动了我们这些份子们只有两条路可选:一是赶快随木头转动提脚跟着木头转,这真要有点杂技演员的功夫。要双腿双脚灵活自如,要与木头本身转动的频率同步。走快了和走慢了全不行。否则就是另一条,不是朝前就是向后从木头上掉下来。不是摔个狗吃屎就是仰面朝天后脑勺着地。我们这群份子们就像被人们玩弄的一群洋老鼠在滚笼上没命地转。我年纪轻,手脚和头脑都比年纪大的份子们灵活些,动态平衡能力要比他们强。但我也免不了从滚动的木头上摔下来。若摔下来时被摔者也要头脑清醒,要想尽一切办法动作麻利地保护自己的头部。头上的帽子早被摔掉了。头上没任何东西保护,而且是重要器官,所以我在要摔下的那一霎飞快地用双手护住头部。朝前摔就护住脸;向后倒就垫住后脑勺。革命群众认为我摔的动作优美、快、自然、萧洒。时不时给我以一阵阵笑声作为鼓励。而那些年纪大的动作不灵活的头上脸上的伤痕和鼓包就要比我多得多、流的血也就比我流的多得多。有些年纪大的份子们忍不住眼泪,泪水和鲜血齐流成了大花脸,大红脸。我看到他们流着泪和血的脸我内心就飞快涌起心血的浪潮。尽管我自己看不见自己的脸,但我肯定自己绝对不会不流血。但我脸上的、手上的和臂上的血绝对不会像我内心中所流的看不见的“血”那样汹涌澎湃-─我们革命革了许多年,我们革掉了什么?我们革掉了人性和天良。我这个小小的被党强加的右派十七岁就在抗美援朝前参加了解放军,也干革命革了不少年,我又革到了啥?是一顶右派铁帽子。

这样的滚木头滚到后来绝大多数份子们玩不起了,玩不动了。全趴在了地下,一个个像死猪似的(我听革命群众这样说的)动弹不了。这场戏总算到头了。但还有不少人玩兴不减,还要换花样玩下去。再说还有几个份子还未变成死猪,那怎么成!于是新花样就出台了。

有人搬来了不少土块。土块是当地土制的建筑材料。是由泥巴用土坯模框脱成的。这种工艺当地叫“打土块”。这个活我干得最多。俗说“脱坯打墙,活见阎王。”这是重体力活,谁都害怕。初到牧场我一天十多个小时才能打几十块。后来我打土块技术熟练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每天能脱八百块。每个土块的重量约有十五斤上下。

搬来的土块干垒成一个个台子。让我们还未变成死猪的份子们站在土块台子上。我当然跑不掉,是其中的要员之一。我们站在土块台上之后每人面前有一个专职群众往我们各人头上垒土块。因为土块顶在头顶上,我们的头和脖子必须笔直而不能稍有倾斜或是整个身体略有弯曲。否则顶在头上的土块就会顶不住,就会移位而掉下来、这是捉弄者事先向我们说明,是绝对不允许的。如果顶不住掉了下来就会受更严厉的惩罚。一个土块有十五斤之多。但一个土块当时对年轻力壮的我算不了什么。我在电影或画报上看到过朝鲜族或是南方一些少数民族及印度或巴基斯坦的妇女,她们不分年长和年轻的头上都能顶不少水、粮食和别的什么东西。我一个土块当然能顶得住。身子站得也直,脖子和头都不歪。一个土块上再加上一个我仍然不在乎,像一尊铁铸的塑像纹丝不动。可时间顶久了脖子也要疲劳发酸和混身冒汗的。别的份子当头上增到四块时,也就是六十多斤时开始腿发软身子微微摇摆了。我比他们稍好些,还没有完全像他们一样。

给我往头上垒土块的是个维族丫头,右眼上方有个小疤,故有些人叫她疤拉眼。名子叫赛提古鲁。“古鲁”在维哈语中是花朵的意思。今天这位花朵和土块打上了交道,已经往我头上垒了六块土坯。当我开始有些摇摆时她掂着脚举着双臂“帮”我扶正土块以免垒着的土块摔下或滑下来。她个子本来就比我矮,而我是站在土块垒成的台子上,头上还顶着六块土块。她“帮”我扶正土块也是够累够悬的。她的这些“帮”我的动作给了我一种强烈的启示。这仅是我脑子里一闪念的事。就是这一闪念让我付诸实际行动。土块从一块慢慢加到六块,若我再拼命咬牙坚持就等于鼓励他们继续往我头上垒。这样错就不在他们而在我自己了。这出戏无论如何是要收场的。谁头上也顶不下无穷无尽的土块。我们的土块场上土块够砌好几栋房子,我的头上能顶得下吗?问题是要找个台阶让垒土块的人下。这个台阶在我的一闪念间已经由赛提古鲁“送”给我了。因而我得“感谢”她,不过她也不应当不“感谢”我。否则她矮小身材老要抱十五斤重的土块往我高高的头上垒也确实不是一件轻快活。

当她沉重地搬起第七块土坯费劲地码垒在我高高的头顶上时我有意(真的是有意)稍稍一低头。这七个土块一百多斤准确无误不偏不歪全部砸在了她的一双小脚上。因为她离我确实太近了。用“近在咫尺”形容则非常准确。只听她大声“啊呀”了一下就立即弯下了身双手乱拨在她脚面上的土块。土块连一块整的也没有。她破口大骂,骂我没安好心有意砸她。我也横下一条心指责她没本事把土块放稳,责任不在我,应她自己负。这真是应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古训。所幸她搬的不是石头而是土块。否则她的一双小脚就成肉酱了。

她蹲在地上站不起来一个劲儿“噢呀”。大家救人要紧。垒土块的把戏立即停演。不少人七手八脚架起她象兔子似的飞快向场部医院奔去。因而没人再理我们这些满身都是土块土的泥菩萨了。

赛提古鲁的爸爸是我们队的老铁匠,是位打马掌的能工巧匠。是位很善良的维族老人,对我这个关内来的右派很友善。她丫头被我的(?)土块砸伤,他非但未丝毫责备我,反而一个劲向我赔不是。请我原谅他老人家对女儿管教不严,做出了对不起我的事。这样一来弄得我很尴尬。内心非常后悔和沉重。我实在真不应该那天晚上被一闪念的鬼点子迷了心将这么善良的老人的女儿脚砸得非常重。可悔之晚矣,我也无可奈何了!

更奇怪的是自打我砸了赛提古鲁之后她非但不恨我,还时不时在背地里请求我原谅她年轻无知做错了事。这样我就更内疚也就喜欢她了。这是我事前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的事。赛提古鲁虽然右眼皮上方有个小疤,但是位典型的维族少女,身段线条很美,在家中什么活都能干。至今她的影子还活在我的脑子里。在我还未离开牧场的时候,她已经嫁到吐鲁番去了。

21.蒋介石说台湾是中国的

随着运动不断向纵深发展,有个叫吴巨轮的在新疆煽风点火。在乌鲁木齐市中心广场和流动的公共汽车上到处可看到打倒“武、吕、张、包、伊”和“火烧区党委,油炸王恩茂”的大幅标语和大字报。武指武光,他调到新疆区党委前是我们北航的党委书记。吕是指吕剑人。张指新疆建设兵团的张中瀚。包是包尔汉。伊是伊敏诺夫。王恩茂是新疆区党委书记。他们都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政军的首要负责人,连这些新疆的最高负责人都要打倒、油炸和火烧。我们这些阶级敌人五类份子们的日子还能好过吗?

当时新疆也和全国各地一样,什么样的造反派、战斗队、保皇派都有。各种各样的红袖箍叫人眼花缭乱。当时各种旗帜印字行业估计会发一笔大财。我们一个很小的牧场也有好多群众造反组织。因此各种各样的红臂章也很多。因为牧场本来人就少,可各种组织倒不少,所以有些战斗队或造反派里仅几个人。但这几个人的组织其权力也不比那些人多的组织小。他们之间不少是相互对立或是相互竞争的。他们都扩大自己的队伍以壮自己派别的声威。因而他们就要想尽一切办法证明自己的一派是最听什么人的话是最最革命的。最能证明自己的一派是最革命最省事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把公开的或是隐藏在干部和群众中的所谓阶级敌人揪出来,并斗倒斗臭再踩上一千只脚让他们永世不得翻身。

隐藏的阶级敌人有些容易挖出来,有些就要费些气力。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敌人,而且还有保皇派或是别的什么组织保他们。更有些挖不出来的原因是这些人还是什么组织的重要成员,根本挖不动。最省事的办法是先拿早就公开的敌人开刀。因而我们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在运动一开始就成了各种派别的批斗对象。对我们斗争越激烈、越凶残、越奇巧、越没有人性就越能证明自己的一派最革命,最听什么人的话。我们成了地地道道招之即到的被斗专业户。当时任何组织不必经任何人批准,也不管在什么时间都可以把我们拉出去批斗。任何人都干涉不了。否则干涉者就是不准别人革命,就是反革命,就也应该被打倒被揪斗。谁敢没事找事自己抢反革命帽子往自己头上戴。那时我们的处境还不如劳改队和监狱里的犯人。犯人受劳改队和监狱保护。任何组织都不敢到监狱和劳改队揪人批斗。而我们地富反坏右却没有受保护的福气。有为数不少的地富反坏右份子在运动中被整死了。而在监狱和劳改队却很少发生这种事。当时我们真想进监狱或劳改队,但这种请求不会有人理睬。因为革命群众能识破你是寻求保护伞和避风港。这种对抗改造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我有一位右派朋友曾亲自跑到劳改队请求收留他进行强劳,可人家把他拒之门外,奈何!

在文革闹得最凶的时期,牧场五类份子们不但牧场的任何组织随时都可以拉出去批斗。牧场以外的各种组织也可以到牧场把我们拉到他们的地方批斗。或是由他们出面请我们牧场的什么组织和他们搞协作,由我们牧场的什么组织把我们押送到协作单位批斗。经办批斗会的各个组织总是力求台上站的批斗对象越多,挂的牌子越大,高音喇叭声音越高,台下看的人越多就越热闹越有气派就越能证明他们越革命。运动的关键时期我们几乎天天要上台被批斗。个别的天数还分上午和下午连轴接着斗的。

我个人几乎被这些批斗会斗疯了,差点得精神病。所幸我是死老虎,是个早被列入另册的右派。再者我是北京送去的,不是那里土生土长的反动派。从前与他们当地人不认识,因而也就没有矛盾,派性就与我无关。因此我讨了大便宜。绝大多数情况下我总是当死老虎,当陪斗的角色。他们斗争的锋芒根本不是对着我,而是当地倒霉鬼。

当然也会有斗争锋芒专门针对我个人的批斗会,而且次数也不少。因为我从来未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而麻烦的是中央国家机关的确给我定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这样我每次批斗会就过不了关。我这个人有讲死理不肯见风使舵的毛病。非要光棍硬吃眼前亏。总是和人家顶牛。每次针对我的批斗会总是让我弄得很尴尬。

每次开这种会的焦点和难点总是我不肯承认自己反党反社会主义。而批斗我的人们也总是认为我是彻头彻尾又臭又硬死不悔改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说实在的,他们反对我的理由并非无根据,因为我这个右派是中央“封”的。中央还能错吗?北京的党组织还能错吗?因此他们当然要反对我。着重批斗我也在“情理”之中。因为别的四类份子和走资派们被批斗的态度要比我“好”上千万倍。人家不用怎么斗就彻底服从投降,而我总是顶牛不认账。如果在我不认账的情况下结束批斗会岂不是灭了无产阶级的威风!所以无产阶级就得想方设法强迫不认账的人认账,否则批斗会不就白开了,主持批斗会的人脸也丢尽了。果真如此他们在对立派别面前就无地自容了。连个死老虎臭右派都斗不过,还革他妈的什么命!

当批斗会开到僵住时有一个常用的办法,就是大喊口号以壮声威。我因为开批斗会开油了。每到底下大声呼口号时我心里反而踏实了。我知道这会底气快完了。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没多少气好鼓了。

有一次批斗会的气泄了差不多的时候台下大呼“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这大概是从什么人语录中弄出来喊的。不知道什么原因,虽然我知道批斗会的气快泄完了,而我的气却上来了。我随口就问这话对吗?立刻引来了台上台下一片斥责声。台上主持会议的人对着我气势汹汹地责问:“你老实点!这句话怎么能不对?”我脱口就问蒋介石是不是敌人。台上台下一片嘈杂:“他妈的,那还用说,当然是敌人!”我脱口又问:“蒋介石说台湾是中国的,你们反不反对?”

这下整个批斗会上除我右派一人之外。所有的人,包括陪我挨批斗的四类份子们的嘴吧好像被无形的封条封住了。我仅见到有工作组的人象似想说什么,但又结结巴巴,呜里呜噜最终还是张口结舌不知说什么好。经过好一阵沉默之后终于下令把我们批斗对象轰下台--蒋介石的一句话给我们被批斗的人解了围。

22.他还是被抓了回来

文革爆发初期,牧场和全新疆以至全国都一样,各种革命造反组织多如牛毛。经过社教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之后,多数地富子女不敢参加什么组织,他们都知道自己的出身不硬。起初都持观望态度。那些外调还不清楚,地富子女身份还未暴露的一些人就想混水摸鱼,把自己妆扮得对运动非常热心,非常拥护的模样。对抄家、打砸抢和批斗被揪出来的人都非常积极。我们队也有这样的人。

文革一开始,我们牧场就有了造反派。勤务员,也就是造反派的领袖人物是一个从四川自流到新疆的高中生。他叫何世武。运动前我们常在一起劳动,有些接触。他是个老高中生,当然读过一些书。他对我这个右派分子态度还不错。我对他的印象也还好。

牧场的造反派没风光几天就站不住脚。何世武也只好跑到乌鲁木齐新疆大学红二师那里躲了起来。新疆大学红二师的人很多,他们要吃饭,要武斗,就得到处弄粮、弄钱和弄武器。弄的办法不外乎打砸抢。最后红二师还是没斗过保皇派或是别的什么组织。因为我没资格搞运动,具体情况不大清楚,现在更记不清楚。反正何世武被牧场的人抓回牧场进行批斗。批斗他时为了证明他是坏人,也就把牧场的全部份子们也押上台陪斗。何世武被五花大绑被批斗得很凶,居然有人用小树棍粘上鸡拉在地上的溏(软)鸡屎往何世武的嘴上抹,让人看了甭提有多恶心。这个抹别人糖鸡屎的人我以为要比何世武坏得多。因而我当时暗下决心等到适当的机会要教训这种不择手段污辱别人,特别是采用卑劣的手段或方法污辱别人人格的人,他首先降低的是自己的人格而成了两条腿的动物。从而也会给自己招来灾祸。

批斗何世武整整进行了一上午,历数他在红二师打砸抢的各种罪状。当时派性很凶,对立派哪怕是犯了点小错误,得势的一派也会落井下石痛打落水狗。何世武成了落水狗其下场当然是可悲的。因为我老被别人批斗,深知被批斗的苦衷。何世武被斗得很凶残,连嘴上都抹上了溏鸡屎,我不由得不同情他。这也算是同病相怜吧!保不住那天也会往我嘴上抹的。

何世武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当时我弄不清楚。当时哪一派得了势哪一派的人全是革命派,否则就相反。今天是好人,说不定睡了一觉第二天就变成了敌人。刚造反时何世武不也是红得发紫的人物吗!可没过多久就变成了阶下囚被抓回来批斗,害得我们五类份子还要当陪斗。何世武造反真是偷鸡未成蚀了本,还得抹上一嘴溏鸡屎。可怜他一个自流到新疆的高中生不知受了谁的利用上了何人的当!

在这次批斗会上发生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这次我总以为自己是陪斗者,仅是陪何世武站在台上半天就得。实际上与我无关。因为我既未参加红二师(想参加人家也不要我这个阶级敌人)更没参加打砸抢,与我何干?可事实上并非如此。当时是个无理可讲的中国,谁都有权往我们这些人身上泼污水,而且不必负任何法律上和道义上的责任。连国家主席都能被随便整死,何况我这个无名小卒!
何世武被反绑着双手,低着头,高高地撅着屁股,被斗得满头大汗。头发像水浇过似的。嘴边上的汗水和溏鸡屎一起往下滴,我真想替他把汗水和鸡屎的混合液从他脸上擦干净,也就是从我的心灵上把人类中一些“非人”的恶作剧擦掉,永远擦掉!何世武手被绑着他自己不能擦,可我仅是陪斗者,人家没绑我。我的手还是“自由”的。我自由的手应当能擦任何东西,替何世武擦一下脸仅是举手之劳,费不了多少事。可我哪里敢这样做!何世武的手是被绳子绑着,可我的手被一根阶级斗争学说的比世界上任何绳子都要牢靠千万倍的无形绳索所捆绑着。这种学说在当时无所不在,无孔不入,到处阴魂不散:睡觉、吃饭、拉屎、撒尿等等各种事物都一概免不了。牧场许多人都吸新疆到处能买到的莫合烟,说是价廉物美还有劲,能过瘾。我从不吸烟对莫合烟是外行。可我一天到晚总是看别人吸莫合烟,知道莫合烟的吸法。这种碎粒状的莫合烟要用裁成小条的纸卷起来才能吸。因为阶级斗争这根弦到处都崩得很紧,有人就在这张吸莫合烟的纸上出了麻烦,被斗得死去活来。更有甚者,因为用报纸擦拉过屎的屁股(当时牧场根本没有卫生纸,用报纸算是高级的,一般人都 用土块,石头或是树枝树叶等物)而成了阶级敌人。因为擦的报纸上有什么人的头像或是他说的话。而当时的报纸上除了什么人的像和什么人的话以外,可以用来擦屁股的地方也实在不太多了。这样想用当时的报刊废纸擦屁股的人就要冒极大的风险。

何世武脸上的脏东西我心里想给他擦,但实际上是痴心妄想,我无能为力,也只好作罢!正当我想这件事时有人又“揭发”何世武的罪状。而且这是一颗重型炮弹--何世武在牧场有一个最亲密的朋友。是谁?右派分子朱峰。──这下我由陪斗的地位上升到把“陪”字去掉了。我真是活该!我为什么要在心中想替何世武擦脸,这下引来了麻烦:说不定我脸上也将会有溏鸡屎安家落户的时刻,而且不会太久,马上就能实现。我真佩服这个揭发者有特异功能:我在心中暗暗地刚想帮何世武,他就能马上说我是何的好朋友。革命队伍中能有这样“火眼金睛”的人物当然会无往而不胜。何世武这一派会失势倒霉也就是命中注定的了。

大概是既定方针主要矛头针对何世武,其他的份子们规定只有陪斗的份以免转移这次批斗会的方向。我升级未成还仍然是陪斗,虚惊了一场。

这位揭发者周家荣也是一位高中生,也是四川人,大概是与何一起自流到新疆的,与何是同乡。其家庭是地主(外调结果当时还未公布)。他过去也和何世武一样老同我聊天。他当然也读过一些书,但为人不像何世武那样爽快。队里人普遍认为他为人小气还常常自命不凡假清高。人缘不如何世武好。我的感觉也是如此。不过十个指头还有长短,人与人皆不一样。再说我还是个右派,不想得罪任何人。所以我过去对何世武与周家荣都一视同仁不分亲疏。我住在木工房时周常到木工房与我聊天探讨一些当时大家关心的问题。他曾劝过我不要灰心,说我将来还是有前途的。我回答我在政治上已经被枪毙了,还奢望什么前途。他说我俄语很好将来一定能派上用场的。他劝我这些话时许多木匠都在场。

周家荣当时还未暴露他的地主出身,故一般人不知道。我对门的邻居张建甫是在革委会的,在收到他的外调后闲聊时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张说像周家荣这类的人自己并不干净,却想在运动中充好人浑水摸鱼。事实上周的确是这种人。要不他何必在批斗何的大会上不但批斗同乡,还要把我这个死老虎右派踏上一脚!而我生平最见不得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阴阳人。对他在批斗何世武大会上要把我拖出来的做法十分生气。我在征得我们队里不少汉回族朋友的同意与支持后,我决定要狠狠咬周家荣一口,看看今后谁还敢对我这个右派再落井下石!我从未想整什么人。但我要自卫。否则谁都敢欺我和打我骂我,那我也太窝囊了!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反正死驴不怕狼啃,不想太平过日子或是活得不耐烦的就来试试吧!

因为周家荣本来人缘就不好,别人早就想教训和收拾他。偏偏我主动站出来要整他。许多人非常高兴,表示支持。我在心里有了底之后就到场部找牧场最高当局军代表。请他批准在我们队召开一次群众大会,我有重要问题交待。我保证在这个大会上能挖出一个暗藏的阶级异已分子。这是任何领导与组织在当时求之不得的大“好”事。这事我一说就成。

开会的那天晚上生产队除了周家荣一人蒙在鼓里之外,全都知道是开什么会。可见每一个人平时的人缘是多么重要!若是一人走漏风声他就能轻易地跑掉。

会议开始后让我交待。我早就胸有成竹地交待:“那天周家荣在批斗会上说何世武是我的好朋友。其实我在牧场的好朋友不是何世武,而是另外一个人。”是谁?是周家荣自己!这时周家荣立刻被吓得脸色刷白,连忙否认并指出我是胡说八道。我回答我绝对不是胡说八道,更不敢诬陷好人,我有人证和旁证。结果我把周家荣那次在木工房如何劝我说我俄文好将来必定有前途的话原原本本交待了一遍。并且指明当时有那些人在场都听到了。因为这是真事,句句是实话,而且在场的人很多。连周家荣自己也不敢和没办法否认这件事。我整他的计谋获得了百分之百的成功。他劝我这件事是在文革前发生的,他劝我当时并无恶意。我也从未想过想用这件事整他。这是我经过批斗何世武的大会之后才决定从我保卫自己的“武器”库里临时动用的。如若在批斗何的大会上周家荣能老实点,做事不要太出格,我是绝对不会难为他的。

群众做人证,周家荣自己也认账。仅剩下的问题就是周自己解释为什么要用“俄文好”这句话劝我这个右派分子了。

周家荣的确“不凡”,他回答我俄文好可以为无产阶级做贡献,比如可以翻译毛著和语录什么的向世界宣传革命。我解释说周这种说法是狡辩。党中央有“马列主义编译局”,有那么多觉悟高和外语好的人正在从事此项工作。当时在牧场就有俄文版的毛选和语录。中央绝对不会立场不稳让我去做此极为重要的工作。而且我的水平也不够。因为我在毕业后一直从事航空技术的翻译,对社会科学和马列主义不在行。结果大家认为我解释在理(我还能有在理的时候,实出意外!),认为周的解释不在理,大家不接受。

周家荣这位聪明得过了火的大笨蛋终于也像何世武一样想混水之中捞一把充当革命派未成而转眼被我送上了批斗台。

大家一定要他说出比较合理的对我的解释。周家荣就是浑身上下都是嘴也说不清楚。他当时的本意是什么我自己也不十分明白,也不敢进一步问他。可群众敢问。他结结巴巴支支吾吾说了好久也说不出比较能站得住脚的解释。结果终于有人问他是否是想鼓动右派往苏修逃跑。这下周家荣可吓瘫了。他当然想否认,可又没有能够否认掉的充分理由。而当时群众手中的帽子若想给谁戴上,你就是孙悟空不想戴也不行。想鼓动右派逃跑苏修这帽子可谓大矣!周家荣做梦也未想到他会为此神速地戴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大帽子。

我是五类份子的组长。他当了现行就成了我的组员。而他这个新组员我是不加任何保护的,还时不时向专政队汇报或是在劳动中给他小鞋穿。最主要的是他人缘不好。我真弄不清他不知为何得罪这么多人。不但是群众,就连我们份子们内部也很讨厌他。他终于经不住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压力而有一次自杀未遂。仅是用菜刀割断了自己的颈动脉被送到医院缝合起来未丢了命。

自打他自杀未遂之后我动了恻隐之心,不再难为他,还开导他。我骂他是个大熊包,我的压力比他大得多还未自杀,你刚来没几天就受不了!你既然知道挨整挨斗的滋味不好受,为什么在批斗会上还没事找事整别人!何世武和我过去都未伤害过你,你为啥要整?只准你整人不准人整你,这公平吗!我从来未想过整死你,不过是想报复你一下,教训教训你,你就要自杀,你不是个熊包是什么!自杀是你自己要结束你的小命,别人也从未要过你的命(我深知这次和我一起整他的群众也没有人希望他死),你把你的命就这样随随便便地打发了,你父母在四川怎么办?!

经过我耐心地开导和劝说,他再未动过自杀的念头。过去他劝过我,回过头来我又劝他,这也算是一种回报吧!经过这次的较量,他向我表示他佩服我的人品并为自己过去的行为深感内疚。

以后他再未自杀过。不过曾逃跑过一次。他也真傻,无产阶级的天罗地网谁能跑得了,还是被抓了回来。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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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8楼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九)

23.翻身不忘共产党

牧场也和各地一样,进入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的年代。不管地方多穷多偏远,总是花大气力建造许许多多标语牌和语录墙。我敢说至今有些地方还有这些东西的陈迹。因为有些最高指示是刻在石头上或木头上的,可以流传千秋万代。就连在墙上写的也是用的上好油漆。想洗刷或是铲掉都不容易。因而不少地方为了清除灾难年代留下的已经不适时宜的东西只好采用再在上面涂一层油漆覆盖的办法凑合了事。墙上的东西可以马马虎虎凑凑合合清除和覆盖掉。而亿万人心中的烙印不知道到何年何月才能想出什么好办法来医治好!不少人主张淡忘或彻底忘掉。说这样话的人其实是个大骗子。因为连他们自己也忘不掉还怎么能叫别人忘掉!至今大概还有不少人比我们挨整的人还念念不忘。他们还朝思慕想有朝一日还来一次或多次能让他们充分表演发挥再整人“本领”的机会该有多好!说不定再来几次他们就会爬到更高的位置也未可知。至今许多高位上不是也还有些当年很风云了一时的人物吗!

全国各地究竟有多少标语牌和语录墙谁也没办法数得清。要说比天上星星还多也不为过,反正要达到天文数字。要这么多的墙和牌究竟有什么用?用处当然多得很,主要是制造文化大革命的声势起宣传作用。

那时我们生产队也有这种墙。是我们被专政的份子们亲手建造的。从和泥巴脱土块开始一直到表面处理美化竣工,都流的是我们阶级敌人们的汗水。贫下中牧革命群众每天要向阶级敌人们建造的土墙两 呼万岁。早上和晚上各呼一次“万寿无疆”,即早请示晚汇报。

我们队上有不少回族。回族男女每逢星期五他们都要做乃玛孜。这是依斯兰教徒们一种很圣洁的宗教朝拜仪式。在做之前他们总要更衣沐浴把身体洗清洁才行,否则就是对胡大不恭敬,就是犯罪。可我们每天的早请示举行得很早又很匆忙。许多回族男女没时间更衣沐浴就仓促上陈。特别是有些人夜间做爱之后早上来不及洗用过的器官就参加这种仪式,在他们的看法中这是最污辱崇拜对象不可饶恕的罪过。是会受到惩罚的。但他们老是这样早请示之后居然太平无事,连个头疼脑热的毛病都很少有。所以他们就认为我们汉族每天所朝拜的神不如他们的胡大灵验,因而他们更愿意信奉胡大;对我们所信奉的神则不太热心。有时还偷偷地笑话我们信奉的神,说他不嫌脏。这是我在浇麦子时碰巧听到在麦海深处人们不易发觉的地方两位回族妇女小便时拉的闲话。

群众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早请示的时间很早,不少人在通向请示地方的路上一边走一边扣衣服的扣子或是扎裤带。也有些人哈气连天。晚上开会开得很晚,而请示又特别早,有些人就背地里发牢骚,说这样折腾人真受不了。

我们被专政的分子没资格参加群众的早请示,但也不能睡懒觉,否则群众受折腾而分子们睡觉享受这还成什么话?因而想出了另一种办法:在离群众早请示不远的一间孤独的小土屋的外墙上端挂上一张伟人像。由一位民兵领着我们被专政对象举行早请罪晚悔过的庄严仪式。由专政队员领着我们这些份子们背语录。他喊一句我们大家也跟着喊一句。那位民兵叫周春义,大概是河北献县人,自流到新疆。先在乌鲁木齐河滩上筛沙子卖给建筑工地。后来乌鲁木齐也和全国一样工业大下马,不需要沙子。筛沙子的盲流们全被市政府收容疏散到农村。周春义也和别的筛沙子的人一样到了牧场。周春义的父亲在解放前当过警察。按当时的公安十条,警长以上才算历史反革命分子。因而周春义按当时的政策不能算作历史反革命子女。所以他在牧场汉族青年中要比周家荣、陈法政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们神气得多,因而得罪的人也太多。他很高兴当专政民兵,可以不干活或少干活而多拿工分。那时每天晚上都要开各种会,而且散得很晚。如果哪天不开会就要布置自学什么人的文章和语录。因为大家早学腻了,就偷着不学而关起门来悄悄地打扑克牌玩。可外面有周春义当密探。若他探到谁家偷打扑克牌,他也不敲门劝说或禁止,而是随身带着早就准备好了的电工克丝钳将偷打扑克牌人家的电源线从户外剪断。这些人立马陷入黑暗之中,但也不敢对这种恶作剧提出抗议。因为不学毛选或什么规定的文件而偷打扑克牌在当时是非常大的罪过,犹如犯了天条。“罪证”已在周春义手中,哪里还敢反抗!只有一个劲地说好话,装笑脸赔不是,求他高抬贵手开恩大赦的路可走了。这时周春义就会显得趾高气扬,大权在握和得意忘形。如果他开恩,也可以大事化小,反之则大祸将会临头。周春义不愧是他的当过警察的爸爸的儿子,很有些密探蹲点的“才能”!因此我们队里不少群众对他恨之入骨但也无可奈何。因为他有无产阶级专政的大伞保护着他,这把大伞是无人敢碰的。

周春义这个旧警察的儿子在无产阶级专政大伞的保护下的的确确是很风光了一时的。他每天押着我们这些被专政的对象们,就像押着一大群牲口似的甭提他权力有多大了!想骂就骂,想打就打。份子们一个个敢怒而不敢言。我当然也是份子之中的一个,当然也是如此。我嘴上虽不说,但我内心中也实在瞧不起他,也很恨他。只不过是我与他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发展到要暴发要公开化的时候。不过我已经向我们当时的队长,也是他的老乡说过周春义应当不要太忘乎所以,免得日后遭祸。不知队长当时是否向他转达过我的议论。周春义当时正在追求队长的二丫头。可队长认为周春义不配,不许可。因而周对队长大概是怀恨已久的。

革命群众每天晚上要开会议或是学习。我们专政对象不开会但也不能闲着。一般是由周春义押着搞所谓的义务劳动。劳动活多得很,随便找点我们这些分子们祖祖辈辈也干不完。但我实在不愿干这种义务劳动。总是想方设法不干。队长也是河北省的汉族人,有些头脑。当时对运动的看法和我基本一致,我是他们一派的同情者,相互能谈得来。在生产方面我也经常替他出主意当参谋。他当队长时队里生产搞得还是可以的。他对周春义这个人的看法也和我基本一致。许多次义务劳动时我都向队长找个不怎么过硬的理由请假不干。队长也明知道我是偷懒,但每次总是批准。大家都是口里人,何必对谁都弄得过不去!

某天晚上下大雪。我知道群众又要在晚上开会。我就早早对队长打过招呼,说自己感冒要休息。队长没当什么了不起的事也就随口答应了,也就是批准了。所以我也提早睡下了。

在群众走向会场时周春义喊我起来义务劳动。我告诉他我已经向队长请了假。不料他因为队长不同意二丫头和他好而对队长恨之入骨。当他听到我是向队长请了假的话就非常暴怒:“你不要拿队长压我!不提队长还好些,你提队长,今晚这义务劳动就免不了!”他硬把我从铺上拉起来押我走。我无奈,但也非常生气,只好穿上皮大衣,棉裤和戴上皮帽子跟他走。

义务劳动是扫雪。我和周春义走到扫雪地点时四类份子们早就扫开了。我也只好拿起一把竹扫帚参加扫雪。这时周春义肚子里有气:气我拿队长压他,而且队长不愿意当他的老丈人。我肚子里气更比他多:连队长都准我假了,你周春义为啥不肯卖个人情。大家都是从口里来的,何必那么认真。队长不想当你老丈人与我何干,为啥要拿我出气!你这小子平时得罪的人太多,准保会没有好下场。我一边扫雪,脑子里就一边想这些有关周春义的事。周春义这小子不学无术,尽一天天瞎闹腾,还自以为了不起。其实正经事他一件也办不了,大家都瞧不起他。包括少数民族社员在内。非但瞧不起,而且还恨他。大家都喊他周勺子。这是西北土话。“勺子”就是傻瓜的意思。他有一次勺到如此地步:我们在戈壁滩上开荒,工地上没有厕所,大家就找比较大的坑在里面大小便。有一次周春义在坑内大便结束后提着裤腰爬到坑上一面两手抖动裤腰一边高喊“万寿无疆”。弄得全工地男女老少全都笑话他是个大勺子。我当时就预见到这家伙是吃饱了撑的找死!

雪还没完全停。我一边扫一边想,脑子里像是过电影似的。我本来就不愿意什么义务劳动,再说心中又有气,脑子里又在过电影,当然就会分神。我扫雪思想就集中不起来。结果扫得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周春义气势汹汹说我故意破坏不好好扫。这时我也不知从哪里来了一股劲。我对周春义嚷,我是不会扫,因为我过去从未学习扫雪。我只当过翻译,扫雪却不会。你若想我扫得好,请你这个民兵先扫个样子给我看看。我横下一条心把扫帚扔在了雪地上让他扫。

这下我可捅了马蜂窝。起初他愣了一会,但立刻凶悍了起来。他手中正好拿着一把准备铲雪的铁锹。他就用这把铁锹砍了我一家伙。所幸他未砍我的头,而是屁股。否则他的一条小命恐怕就保不住了。被砍的是我,他为啥有性命危险?请别急,请往下看!

我头上戴的皮帽子,身上穿的皮大衣和棉裤。周春义力气也不大,或者是他手下留情也未可知。我屁股上挨的一铁锹并不疼也未留下一丝一毫的伤。但他这一铁锹是砍在了我心上。因为我到牧场从来没有任何人用任何带把的工具打过我。更何况周春义还是口里来的汉族人,这实出我的意料。如果我不教训教训他,今后若谁都跟他学,我的日子就不好过了。我于是要杀一儆百,我要保护自己。

我先找队长。队长已经知道这件事。他也认为周春义做得太过分。既然如此,我向队长提出让周春义向我表示一点歉意就行了。队长问他若不肯呢?我说我要整他报复他。队长又问若我们河北老乡不让你整呢?我说谁不让我就连谁一块儿整。队长知道我的厉害。答应与周春义谈判。

我先找队长是先给队长一个面子。他在河北老乡中有一定威望。不先和他打招呼等于瞧不起他,他就会拆我的台。我就像打据点似的先要把外围扫清才进行总攻。

也该周春义倒霉,他不听队长的劝,既不愿向我表示歉意,而且批评队长和老右穿一条裤子。他表示不怕,要等着我报复他。队长还有什么话可说的呢!

我又找队长和不少河北老乡。我说我已经给了大家面子。但周春义不识好歹,不给大家面子。我现在把话向大家挑明。我若动手整周春义求大家不要与我作对,否则我只好被迫与我作对头的人周旋了。说白了也就是放在周春义一边一起整。若果真如此,请大家不要怨我。因为我已经事先向大家说清楚了。何去何从请你们大家掂量着办。除了周春义是个大勺子,所有河北老乡及别的汉族老乡均已感到事态严重将一触即发。没有一个不表示这事随便我,他们绝对不加干涉。周春义得罪过的不少人,其中有许多少数民族的群众鼓动我快出手,他们一定帮我整。

我已经将绞索套在了周春义的脖子上,随时都能要他的小命。可周春义至死也不回头,照样忘乎所以洋洋得意,单等我这个右派如何报复他了。可他一直认为我是个臭右派,他是个专政民兵,我根本奈何不了他。他深信他打了我一铁锹是白打。因为右派绝对翻不了天。

每天早晨群众要早请示,而我们就在离群众不远的地方由周春义领着我们早请罪。这种仪式已经举行了很久。他领着我们喊的第一句是“翻身不忘共产党”。第二句是“永远跟着毛主席”。他已经这样做了很久,我没有干涉他。我只认为他是个勺子,太没水平。和他在拉屎后提着裤子乱喊“万寿无疆”一样可笑!同时也为他担心会因这样的勺子式的玩笑而遭祸。所幸当时没有人找他麻烦。他领着我们在伟人像前早请罪时领着阶级敌人们喊“翻身”,我虽然早就意识到这家伙是在找死,但大家都是口里来的汉族人,当时他还未拿什么东西打过我。我也就听之任之没表示过任何异议。反正他领着喊我就与四类份子们一样喊。队里群众们离我们也不远,周春义领着我们喊的什么人家也知道。连革命群众都听之任之没发觉任何问题,我何必逞能没事找事!对也好,错也好,全是他们人民内部的事,用不着我这个右派来指手画脚。因而周春义的勺子行为一直太平无事。

在我自己反复思考扫清外围之后,确信没有任何一个河北老乡敢为周春义保驾就立即付诸行动了。

出事的那天早上周春义刚刚领着我们这些阶级敌人喊完“翻身不忘共产党”之后,我一个箭步跳到周春义面前抡圆了胳膀用尽了力气狠狠掴了周春义一个大而响的耳光。我这迅雷不及掩耳突如其来的行为一下子把周春义和四类份子们都镇住了。周春义大概是被打懵了,两只手托住腮帮子嗷嗷叫。我当时经过了多年劳动锻炼,正在壮年,有的是力气。这一耳巴子一定是够他受的。他一边嗷嗷叫一边吵着嚷着骂我这个臭右派竟敢打人。我回答说打你周春义算是轻的。你这个伪警察的儿子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领着阶级敌人闹翻身。闹翻身还不算,还要阶级敌人们跟共产党和毛主席算账。你是个货真价实地地道道的领着阶级敌人闹变天的现行反革命。你的死期快到了。我为什么不敢打你?!

经我这么一说,所有的人,包括周春义自己和从早请示墙那边跑过来的群众以及全部四类份子都明白了我敢狠揍周春义的原因。周春义的老乡们也终于知道我的报复行动开始了。

我狠揍周春义人心大快,很快有人把军代表请了来。这回我对军代表的态度和前两次大不一样。我非但不客气而且怒气冲冲。我说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我们胜利牧场,竟会发生一个伪警察的儿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革命群众和场部领导以及你这位军代表的鼻子底下公然领着一帮阶级敌人闹翻身,而且要和共产党以及伟大领袖毛主席算变天账。更奇怪的是你们谁也不管,非得我这个右派分子出来管。你们的无产阶级觉悟和革命警惕性到哪里去了?对这件反革命案件我要上告。不但要告周春义,也要告你们丧失阶级立场和警惕性不高。如果你们对这件案子处理不当,我不但要往县里告,而且要往你们部队里告。我有这个权利。我可以一直告到中央!

我把队上及场部的干部和军代表美美地刮了一通,谁也未敢对我说个“不”字。周春义已经被我这许多话吓得魂不附体一个劲地喊冤枉,可没有一个人听他的。

军代表显得很尴尬。他知道这次发生的问题非同小可。要是我真告到军队里就更麻烦了。怎么办?

牧场领导们在军代表主持下开了紧急会议。没过多久,一块很厚很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周春义”大木头牌子用一根很细的铁丝套在了周春义的脖子上。并由另一位民兵押送到我们组里由我这个组长领导。

在批斗周春义时许许多多受过他的气的群众把十几把铁十字镐捆在一起用一根细铁丝在吊他的脖子上。我命令挨过周春义打的少数民族的组员们替我,也是替他们自己狠狠地揍他。他现在也是反革命分子,和我们一样都是坏人。按当时的说法,坏人打坏人也是活该。因而周春义落在我手中是活该挨揍,是他自找的。批斗周春义大得人心,也大快人心。他过去所作所为的“勺子”行为群众一件也没忘,全同他算了账。他的河北老乡们也傻了眼,才知道我的报复是如此的厉害。幸亏他们保持了中立,否则就要和周春义这个现行反革命分子一起下汤锅了。因为只要我上嘴皮和下嘴一碰,说周春义的这些反革命行动是受谁指使的,谁就跳下黄河也洗不清。就是等到有洗 清的年月也早就被运动淹死了。就是命大不死也得脱层皮的。正所谓疯狗咬人入骨三分,必得狂犬病呜呼哀哉。我自认自己不是疯狗。但在那发了疯的年月,我这个臭右派只要我“照顾”谁一下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也就等于把这位“朋友”送上了刑场。我试验过好多回,屡试不爽。周家荣就是最好的一例。

周春义众怒难犯,群众借机报仇,四类份子们也报仇不手软,反正是组长让打的,打死了他们也不负责。若是当时真把周春义打死了大概也是白死。他被打得晚上睡觉时鞋都脱不下来,因为被血粘住了。这时我动了恻隐之心。他虽然打了我一铁锹,但我没流一滴血,也不怎么疼,也没留下任何痕迹。报复人要适可而止,任何事都不能做绝。我问周春义服不服,打我一铁锹他该不该。现在为什么会有许多人打你,你懂不懂。他说他服了,也懂了,并表示内疚和求我饶了他。他们的老乡也传来话让我原谅他年轻不懂事。这样我不得不给人家一点面子。因为人家保证在我整周时他们保持中立,人家的保证做到了。人家的求情我当然不应当拒绝。我下令组员不许再打。周过去打过我们,如今我们也狠狠地教训了他。两不欠账抵销了。若再多打他,就是我们的不对了。少数民族的份子们都非常听我的话。周的小命也就保住了,我拿钱让一个份子到供销社给周买了一双鞋,并在以后的劳动中再不难为他。我是个儿子娃娃(新疆话),从来说话算话。周的老乡们对我能如此对待周春义他们从内心里佩服。

因为场部和军代表对周的处理使我整他的计谋完全实现,我再无告状的必要。军代表心里也踏实了。如果我真告了,场部和军代表受批评将是必然的。但我这样做对自己一定会没有什么好处,而且会在日后为自己招来麻烦。领导上也会报复给人小鞋穿的。

对周春义的结论是这样做的:问题严重,性质反动,念其年轻无知并肯悔改,故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问题严重,性质反动”这顶帽子是他一铁锹给自己招来的,是组织上给戴的,与我无关。可偏偏有人说他的帽子是我给他戴的。我有这么大的权吗?我当然要呼冤枉。可我喊冤也没用。有人说我是假喊冤。只有周春义心里最清楚他这顶帽子是谁戴的。最公平的说法是他自己。

在我们被专政的队伍里,我在报复周春义够了本之后,对大家守信用,再未难为过他。连周春义自己也承认这一点,可不知为什么有一天他偷偷逃跑了。我们到处找也找不到,因而我的组内就少了一个组员。可没过几个月,场部革委会派人到兰州把周春义押了回来。他为什么要逃跑,我至今没问过他。他如今在何处我也不知道。相信他随着年龄的增长会慢慢懂得自己该怎么做人!

24.牧场文革鼎盛期

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鼎盛时期,也是全国夺权和武斗最凶的时期,是全国大乱套的时期,也是阶级敌人队伍不断扩大和兴旺发达的时期。达坂城的胜利牧场也不能例外。
    
我六五年春从南京返疆后被自治区重新安置到胜利牧场。那时全场仅有少数几个牧主和富牧以及我一个从北京来的右派分子,人数少得可怜,仅是小猫三只四只而已,形不成气候。可下一年就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的队伍不断扩大,花式品种与日俱增。不仅地富反坏右全有,而且多了不少走资派和当权派。再不是昔日的小猫三只四只,而且是走起来是一大串,被斗的时候是一大堆,戴的高帽子要一大摞,挂的牌子成一大串。当我们全体登上批斗台时会站成黑鸦鸦一大片。“可惜”文化大革命终于结束了,要不今日之中国早就不是我们无产者的天下,而是正相反。因为阶级敌人队伍增长的速度太快了。
    
当时牧场领导也被夺了权。牧场的公章被夺了权的贫协主席用根牛筋绳拴在了裤腰带上。场部也常常派汽车装满武斗队员参加武斗。有位场部革委会的委员在达坂城武斗时被小将们捅了一刀子。因为牧场单位小,离乌鲁木齐远,弄不到什么杀伤力大的武器,有的仅是搞头和铁锹把子,当然就要吃亏。为了武斗能取胜,乌鲁木齐市有多次武斗用了真枪实弹。新疆八一农学院弄不到真坦克,就把拖拉机焊上钢板当土坦克用。土虽土,但攻个民房和土堡时威力不比真坦克差多少。在新疆日报社附近武斗时枪弹满天飞,市民只能躲在家里不敢上街。武斗越凶,死的人越多。但死的都不是我们这些地富反坏右分子。因为我们没有参加武斗的权利,因而也就没有死的资格。
    
新疆虽是边远地区,但武斗一点也不比内地大城市逊色。连新疆第一把手自治区党委书记王恩茂的一位公子也死于非命。听我的朋友说他不是在武斗中殒命的,但也不是与武斗没有关系。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武斗中究竟有多少无知而善良的人上了什么人的当死于非命,至今也无人弄得清楚。这些地下冤魂至今也找不到伸冤的地方。好像是死了白死,该死。如果您家中若有这样冤魂,您能同意是活该死的说法吗?
  
当时除了武斗之外,还有另外一件大事各地都搞得热火朝天--塑像搞得越来越多; 纪念章弄得越来越大越重;语录墙和请示台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语录和红宝书印得越来越多。胜利牧场接到县上通知让派汽车去取维哈语文版的毛选。场部可为难了,不敢派车去取。因为牧场每家每户已经都有好几套毛选,若运回来再发,东西多了大家就不稀罕,而且已经有不少人用着卷莫合烟抽。若再多发保不住会有人当手纸用(大概已有人用过)。牧场领导怕惹祸,说每家已有好几套,不想去领。但县上存着许多少数民族语文版的毛选又不能不发出去,一定要场部派车去领。场领导无奈先给县上打个报告,要求批给钱先建一个存放毛选的库房。等给钱把库房盖好后再去领。场部采取连拖带顶的办法总算把这件要命的事糊弄过去了。
  
胜利牧场是边远地区的边远地区,在天山深处,交通很不方便,往外的交通仅靠牧场几台破旧的解放牌汽车,除此之外就要靠马车和毛驴了。尽管如此,运到牧场的毛选除人手一部之外,连我这个右派也能不见外地有了毛选,而且还不止一部。我一个人有一部就够用了,把多余的托人带往乌鲁木齐市邮寄给南京的朋友。我万万没有想到被委托的人把书寄走了,却把邮寄费退给了我。我弄不懂寄东西为啥不要邮资。他说当时全国邮局对邮寄红宝书的全部免费。牧场发毛著免费,想不到邮寄也免费,这大概是全世界邮政部门绝无仅有的事。当时红宝书成了红海洋,什么都可以不学,唯独红宝书不能不学。学了红宝书一切问题都能迎刃而解,而且立杆见影,有奇效、神效。就像江湖郎中说他们的药能包治百病一样。要是谁不相信,那一定就是阶级敌人了。我是右派分子,是当然的阶级敌人,也就本能地不会相信红宝书能包治百病而奇效无比的神话。
    
为了让所有活着的人都相信伟大的神,在文革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全国各地,从城市到农村,直到偏远的胜利牧场都掀起了空前规模的造神运动。人们在见面打招呼之前先要念上一段最高指示。在通信时先要写上一段语录。全国不管大小单位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比牛毛还要多。到处都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到处都跳忠字舞。沿道路两旁到处都是成排成列的语录墙……
    
我们牧场在这场伟大的造神运动中岂敢落后!不但不甘落后,而且还要和邻近的单位攀比,否则对神的忠诚好像就比邻居要差似的。可搞这些表面上很花俏的东西要求有很大的财力才行。而胜利牧场从文革一开始生产就开始滑坡,入不敷出,拿不出许多钱搞三忠于活动。但当时流行这样一句话: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牧场尽管条件差,但在三忠于的造神运动中全场上下齐动手,当然也包括阶级敌人在内。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而且要大上快上。于是许多人离开了生产岗位,土法上马,就地取材,大搞三忠于的硬件“建设”。
    
牧场决定在场部大门外的公路两旁每隔一定距离砌一对语录墙,一直通到第四、六生产队的小拱桥。另外在各队要建一座早请示晚汇报的请示汇报台。在场部要建一座豪华气派的大门。在三队还要建一座过街的凯旋门。对胜利牧场,特别是对当时的胜利牧场来说,工程是非常巨大的。困难是当时牧场又没有多少钱买砖和水泥等建筑材料。但以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群众有无比的创造力,没有砖就用土块代替。好像当时已经预计到这些将要建造成的墙、门和台用不着多长久的寿命,用土块砌足可以对付。为了在这些砌好的墙、门、台上能写上最高指示和什么豪言壮语,就要用大量的白灰将这些土头土脑的泥家伙刷白。有位从乌鲁木齐公交公司下放到牧场的姓徐的司机自己报名会烧石灰。可牧场附近山上没有右灰石。这位老徐就领着大伙在牧场各处的河坝里寻找大概是远古时期从远处被水冲下来的石灰岩鹅卵石。把这些捡回来的石头用强酸进行检验无误后备用。他找了一处一面为陡坡的土岗,将土岗顶面铲平,然后挖一个直径一米多,深度约四米的上下一般粗的大圆坑。在底部装上炉条,在炉条下面挖通水平升火通道。一座烧石灰的窑就算成了。在炉条上先装窑膛容积三分之一的煤,然后装满从河坝捡回的石灰岩卵石升火煅烧。等煤燃尽了,石灰就烧成了。要不是文化大革命,我一辈子大概也不能学会烧石灰。
    
石灰仅是表面涂料,光烧成石灰还不行,更重要的任务是要在规定期限内脱出大量的土块。打土块是件非常累的活。有句俗话叫脱坯打墙,活见阎王。因为数量太大,牧场能打土块的人总动员,我们这些众多的管制对象当然也得为伟大的造神运动出力流汗。土块场上脱出的土块就像一座座小山似的用马车不断地往工地上运。
    
土块脱好之后我们这些五类分子们立即投入建造语录墙、请示台和过街门的劳动。这种工作也非常辛苦。过街门建得很高。因为没有提升工具,很重的土块单凭人力一块块往上抛,再健壮的有力的小伙子连抛几块就再抛不上去了,就得换人搞车轮战。
    
有时大家实在太累,负责领工的民兵们或干部就让大伙歇一歇再干。大家一起坐在地上喝些水或是吃点东西,会吸烟的卷支莫合烟吸。唯独我这个从北京来的右派大家不让休息。大家要我给他们讲故事或是说个笑话解乏取乐。这已成了我们劳动中的惯例。不过我也不是白讲。讲过之后若大伙高兴,会在劳动中照顾我,让我干些轻活,我何乐而不为!
  
有一天民兵领着我们专政对象砌一座请示台。台体很高大,要求很高,式样也很新颖别致。顶端的泥瓦活很细致,工期一拖再拖也无所谓。因为领导上要把这座台成为牧场最好看最出众最气派的艺术品。因为顶端的活过于细致建造的速度就会减慢,在单位时间内用料就会比干粗活时要少得多,因而当下手和做小工的相对要轻松得多。因此领工的和民兵们更有理由命令我讲故事或是说笑话。
    
在文革未开始前我曾对他们讲过“一个鸡蛋的家当”,结果文革一开始我就成了牧场的小邓拓,所以我再讲故事和笑话时就特别注意免得再给自己惹祸,没有十分保险的把握,我宁可干重活也不讲。就是惹得别人不高兴也在所不惜。
    
这次在请示台工地已经讲过了不少故事和笑话。但总有一个历史故事老在我脑子里转,拿不准是讲还是不讲。
    
经过几天的考虑,我还是讲了:
    
在明朝朱由校当政的时候,有一个人权倾朝野,这人就是一人(皇帝)之下万人之上的宦官魏忠贤。他从小就是个无赖,也是个赌徒,因为还不起赌债,一怒之下自己把自己的小老二阉了进宫当了太监。因为他同皇帝的乳母不干净,再加上他非常善于吹捧拍马和结党营私,连全体东林党人都斗不过他,被他杀了许多,被满门抄斩的也不老少。他在皇城内上街谁也不敢挡他的道,否则有抓起来杀头或坐牢的危险。接着我就重复了相声大师侯宝林曾说过的张好古连升三级的笑话。大家听得非常过瘾。好多人听了笑得前倾后仰合不拢嘴,也有人笑得喘不过气来。侯宝林大师的相声在文革中让我少干了不少重活,至今我没法感谢他。
    
有人急着问魏忠贤后来的经历。我按史实说他在独揽国家大权之后命令他的党羽在全国到处给他建生祠。有人问生祠是什么东西。我解释生祠就是在人未死之前就为他建造祠庙向他叩头烧香朝拜他。有哈族问是否就是像他们民族做“乃玛孜”的地方。“乃玛孜”就是伊斯兰教徒向胡大(真主)朝拜的仪式。我真佩服这位哈族的联想能力。
    
有人问:后来呢?
  
后来朱由校的儿子朱由俭登了皇位,魏忠贤自知罪不能赦,也只好知趣地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对罪恶滔天的人,即使在身前再建造更多的生祠也难逃罪有应得的下场。历史就是一面镜子,古今中外都一样。想当年全世界有多少人崇拜斯大林,而斯大林的功劳的确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但最终因为他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死后被人“请”出了红场。这就是历史的公正!刘少奇主席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保护不了他。被永远开除党籍,死后连个姓名也没有,只给一个编号。但最后还是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裁判。人民是不能长久被骗下去的,不信就请等着吧!
    
我在胜利牧场在当时很疯狂的造神运动中终于憋不住讲了魏忠贤造生祠的故事,在内心深处是捏着一把汗的。要说我很“反动”也确实如此。
  
可事隔几十年在牧场谁也未曾向我提出任何质疑。这仅有两个可能:要不就是有人听出了言外之音而有同感故意保护我;要不就是谁也没有听出来。如今细想起来,后者的可能性较大。
  
今年我又一次远去新疆重访胜利牧场,特意留心当年造神运动中我亲手参加建造的那些建筑物。经过几十年的风雨,已几乎荡然无存了。费了好大的劲才找到两处遗迹。有一处被人家改成了驴厩的一面墙,有一处在原址改建成伊斯兰教徒做乃玛孜的地方,这也算是物尽其用吧!我们当年流的汗总算没有彻底白费,这也不是很幸运的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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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9楼 发表于: 2012-08-24

第一章 千年戈壁(十)

25.右派裁缝学雷锋

我在被打成右派被发配到边疆之后,对自己将来的前途十分担心。毛泽东说了,右派就是反动派。我是中央党组批准的二类右派分子,按毛的说法当然就是级别相当高的反动派了。在我之上的仅有极右分子和一类右派分子。我在右派中的排行是老三。右派等于反动派,反动派就是当然的阶级敌人。阶级敌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还能有出头的日子吗?
    
所以我就在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后处处留心学习各种劳动和生产技能,而且用不着请师传授。在被迫的劳动中就慢慢地不自觉或是自觉地就学会了。农牧业的各种劳动基本都会,泥瓦活也行,木工也凑合,也能修理简单的家用机械。最拿手的是剪裁和缝纫各种服装。如果万一永世不得翻身,当裁缝谋生是我最理想的选择。因为只要是人类社会,包括共产党专政的国家,谁也不好意思光屁股。革命的人和被革命的人总要穿衣服,就是押往刑场杀头也总不能一丝不挂。所以我就铁了心学裁缝。我是个阶级敌人,老要受革命人民的管制与监督,不会有胆大的裁缝师傅收我做徒弟。再说我没有人身自由,一切要听党的安排。发配到北大荒的西大林原来连根人毛也没有,哪里会有裁缝师傅!离开北大荒又充军到新疆哈族地区后,就更不行了。不但当地没裁缝,起初连他们的话也听不懂。在经过十五年之久我才稍微能懂些哈语。我怎样才能学会裁缝呢?既不能靠组织或是别的什么人,只能靠自己了。
    
我向上海市新华书店汇款,在汇款单上要求邮购自学剪裁和缝纫的书刊。没过多久寄来了上海市服装研究所戴永甫等人编写的剪裁与缝纫的教材。这些教材编写得非常好,既通俗易懂又非常科学合理。教材不是凭经验教 ,而是在总结经验之后把经验归纳成条理和公式,并且设计了剪裁比例直尺和角尺。大大简化了初学者换算人体各部分尺寸的麻烦。上衣只要 知道衣长、袖长和胸围就行。裤子也只要记住裤长和腰围就行。有初中文化的人保证三个月就能学会。我受过高等教育,在大学读书时就很少会落在别人后面,自认不笨。所以戴永甫编写的这些教材被我很容易消化了。我按书中的图样自制了一套裁剪比例尺。并按书后的介绍又邮购了一本《服装性线紧密排料法》。这样我裁起衣服来不但快速、标准而且碎料和余料极少。最大的碎布也不会比鸡蛋皮大,非常省布。这是一般由师傅教出来的裁缝根本办不到的。我能学会裁缝和学好裁缝首先要感谢上海服装研究所。另外也应当感谢上海新华书店和当时邮购书刊的制度。当时邮购仅收书费,不收邮寄费和挂号费,而且是用上好的牛皮纸包装,正好用着包书皮用,也不收包装费。可如今了不得,要收总书价10-20%的邮挂费和包装费。难怪老百姓说如今是一切向钱看。
    
因为当时的一切并不都是向钱看,我也是如此。我为别人缝衣服从未收过钱。我若收人家的钱,我与人家就成了买卖关系,这对我不合适。我不收钱,我就变成是学雷锋,人家就会感谢我,人家就会欠我一份情。我宁要情不要钱。我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光工资就失去了成千上万的钱。若收手工费就好像我的一轮船油都沉了,我还在水面上捞油花子!我成千上万的钱全没了都能过,也就不在乎缝衣服的几个工钱了。再说天下也绝对没有白帮忙的事。我免费帮忙人家,人家在我困难的时候,只要人家有能力,也会帮助我的。人心都是肉长的,都会以心换心。我在新疆农村给许多群众免费缝衣服。有不少“革命”的人和工作队的干部说我是以小恩小惠拉拢革命群众没安好心。可我不吃他们这一套和他们顶,和他们吵。我说自己是听党的话学雷锋。他们说右派还会学雷锋!我说右派为啥不能学雷锋,中央有哪一条规定不准右派学雷锋,请把红头文件拿出来让我看看!他们当然拿不出这样的规定或文件。因为他们拿不出,我就说他们的话是老鼠带马嚼子胡勒勒。这些人当然对我讽刺他们很生气,但也找不到合适的理由反驳我。因而我还是照学雷锋不误。找我帮忙的人不但不减少,而且越来越多。不单仅仅是我们牧场的人找我帮忙。因为我的名声传开了。说我做的衣服既好看又省布,又快又不要钱,特别是做皮袄和皮大衣不用手工缝,全是用缝纫机做,外地的裁缝见了都佩服。
    
离我们胜利牧场最近的邻居有一处是达坂城公社的东沟大队。那里的江苏支边老乡多。他们常到牧场找我给他们帮忙缝衣服。
    
东沟大队地势比我们牧场低,有许多水磨,我们场的人每月都要到东沟磨面粉。我每月也得借了毛驴驮着麦子去东沟磨面。这样就有机会认识了东沟四队的会计马生清。牧场许多人都在他们队的水磨上磨面。马生清是回民,原来当过民办小学老师,后来被精简下放回到自己的生产队当了会计。生产队的会计权很大,生产队财权都在他手上,连队长和书记都得礼让三分。马生清所在的生产队是东沟四队。四队当时在东沟是生产搞得比较好的,工分值高,社员年年都能分到钱。这大概与马生清会当家不无关系。马生清在农村算是个文化人,所以对有文化的人比较敬重。当他从我们江苏老乡口里得知我是北京来的右派,是个大知识分子后,他主动和我打招呼,并邀请我到他家作客并盛情招待。我就像在异乡遇到了故知,时间久了就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有一次他看《人民日报》读徐迟写的有关哥德巴赫猜想的文章,是篇报导陈景润勇攀数学高峰的报告文学。他不太看得懂,在东沟也找不到人问。正巧我到东沟磨面。我看了一遍后就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和比喻使他读懂了这篇文章,从此他更相信我的确是个在东沟找不到的知识分子。从此他碰到任何难题都愿意问我。当然包括他们生产队各种要解决的问题。我给他出谋划策,提合理化建议,许多想法总是与他想的不谋而合,因此我们相处得很投机。
    
他妻子是东沟供销社的营业员,每月都有固定的工资收入,这在当地农村是很让人羡慕的差事。因为马生清在生产队,故他家吃粮、吃菜、烧煤等等都用不着付现钱。故他家的生活在当时的东沟是要让人眼红的。他家的住房是砖的,地面也是铺的砖地。睡人的火炕上铺的是价值四佰元的和田地毯。另外还有大立柜、木床和一般农民家很少有的家具。因此就引来了不少闲话。当时农村流传这样一首顺口溜:“队长用钱手一伸,会计用钱不吭声,社员用钱等决分”。决分要等到年底生产队各种账目算清之后才能分,因而社员平时在生产队是支不出钱的。因而大家就按顺口溜的想法推断马生清会计用钱就会不吭声地随便用。马生清对这种猜疑也没法找任何人争辩或解释。反正各人都有嘴,谁也没法让别人不说话吧!马生清一直为这件事很恼火,但也无可奈何,什么办法也没有。他预感到迟早自己要为此招祸。因为他的前任会计在社教之后连老婆的裤叉都用着退赔了。他马生清将来的遭遇会怎么样是他一家经常担心的事。他说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北京会遭受如此巨大的不白之冤,而且弄到新疆来,他将来大概也不会有好果子吃的。
    
当他在江苏老乡们的口里知道我会做衣服,而且会做皮大衣。开始他不信,但在看到我做的皮衣后他不能不信。他早就存了不少熟好了的羊皮准备做皮衣。他试探着说了这件事。他是我的好朋友,我十分乐意为他做衣服,而且拿出我最高的工艺水准为他做。我请他找三位手巧心细的妇女当我的下手替我拼接羊皮。因为我干细活性子急,老是粗针大麻线,自己也不满意自己的手工活。三个妇女加上我,还有烧水做饭的,再加上十几张羊皮和一堆面料和缝纫机,他家三间房子被填得满满的,成了一个临时缝衣作坊。我在他家连续缝了五天,做成了长短六件皮衣。他担心我在他家的天数太多会给我造成麻烦。我说年关已近,牧场没啥活干,我来东沟是向队长请了口头假的。队长并没有限定请假的时间。我要将他的衣服做完后回牧场。
    
就在他的衣服快要做完时,他们队突然来了工作队。他显得十分慌张,并说牧场也到了工作队。他在这节骨眼上让右派为他缝了这么多皮衣感到忧心重重。
    
我问他怕什么。他说这还不是秃子头是的虱子明摆着的吗!他们下来不整我还能整谁!我问为啥。他说他们家在东沟别人眼里算是最富有的。我问事实上也是如此吗?他说也差不多。连他自己也承认在东沟是首富,又和我这个右派交往密切,他的担心也不是没有理由的。东沟姓马的很多,工作组已开过会把矛头对准了他。已有同他好的人偷偷向他通风报了信。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也感到不能等闲视之。但我毕竟经过大风大浪,而我自己早就是死驴不怕狼啃。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我镇定了自己的情绪,并也要他沉住气。不要大祸还未临头先乱了自己的阵脚。我们泡了一壶茶,一边喝茶一边商量对策。我还是像在牧场给牧主富牧们写材料时一样要求他对我说实话。我问他究竟贪污过没有,要求他绝对不能对我说假话,否则我出的主意也没用。他说他看到自己前任会计的下场根本不敢贪污。我问他在账面上有问题否。他说账面上不可能出问题。我问他家里这些地毯和家具的来源。他说老婆每月有工资,因为家中一切平时都用不着花钱,可以拿几百元买地毯完全不成问题。家中的家具全是在队里买的木头请人做的,油漆和玻璃全是队上的知青们动手油的和配的。这些家具实际上花不了多少钱。不仅如此,他们在银行里还有一大笔存款,是历年累月他妻子在供销社领的工资。这样他家一切财物来源都有出处,都能说得清楚。我听了他源源本本交待的事实不但不为他发愁,而且大喜过望,悬在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我向他献计谋:你此时表面上不但不能表现出有一丝一毫的心虚和害怕。反而要理直气壮,最好是要气壮如牛一碰跳三丈。特别是对工作组要顶住,要硬顶,要软硬不吃。若有必要可以骂他们或揍他们。因为你是贫下中农,又丝毫没有贪污。就是打了,他们因为手中没证据也奈何你不得。你的策略是要以攻为守。他说这样行吗!我回答肯定行,照我的话做准没错。他决定照我的意见办,见机行事。
    
因为牧场也来了工作队,他劝我赶快回去,我不怕。在把他的六件皮衣做完后才回到牧场。
    
我回到牧场就被工作队“请”到场部挨训,工作队的人在谈话刚开始第一句话就问我姓什名谁,并且还问我自己是否知道自己的身份。我见来头不善,立马展开了迅雷不及掩耳的反击。我说我知道你们是乌鲁木齐来的工作组,政治水平一定很高,工作能力一定很强,可事实令我很失望。你们竟然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你们把我“请”来干什么? 你们的工作能力也实在太差劲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我的回答是如此的不礼貌和不客气。他们一些人一时反应不过来,不知往下怎么问。还算好,其中有人说,知道你是右派分子朱峰。我立马“表扬”了他,说你这位工作组还差不多,敢说实话。我提醒你们,与我这个北京来的右派用不着兜圈子,有什么话照直说,这样双方都省时间省力气。马上又有一个工作队员吹着胡子瞪着眼睛问我这几天,我胡乱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我马上反驳他的问话不符合党的政策,是有意胡问。理由是:(1)我到东沟前口头向队长请过假。(2)我是中国人,东沟是中国的领土,我没跑到美国去,说我胡乱跑是信口开河的胡说八道。这位工作组被我的回答气得差点要蹦起来。又有人问我到东沟这么多天搞了什么活动。我说我到东沟搞学雷锋的活动去了,也就是学雷锋。你这个右派还能学雷锋?我说我为啥不能学雷锋?你怎么学?我给贫下中农缝皮袄。你这个右派还会缝皮袄?我本来不会,是共产党逼着我自学的。胡说!组织上怎么逼你学裁缝,你档案里没有这一条。我说这是把我打成右派的副产品,档案里没记录。你给东沟谁家缝了这么多天皮袄?东沟四队会计马生清家,五天共缝了六件。收了多少工钱?因为我是学雷锋,分文未要。你思想那么好? 我回答:“谢谢!谢谢您表扬我思想好,我到牧场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表扬我”。此人赶快声明说我耳朵不好使。他不是表扬我,而是有疑问,是肯定我绝对没有学雷锋的好思想。否则你就不是右派了。
    
我若不是学雷锋,你说我到东沟干啥去了?他说我是到东沟缝衣服赚钱搞资本主义去了。还问我这次赚了多少钱。我照实说我离开马生清家他是拿出了一大把人民币要我收下,被我拒绝了。我说马生清这样的举动实在是破坏我学雷锋,所以我一分钱也没拿他的。他们不相信我说的话,说我一定收了不少钱。对这样的工作组我实在不想再理他们。我让他们到东沟去调查。等外调好了再说。我同这群工作组纠缠了好半天他们什么也未得到只好拉倒。
  
在我离开东沟之后当地工作组当然会找马生清的麻烦,找他谈了好几次。可马生清听我的话早心中有了底。对他们队上的工作组软硬不吃。难怪他们队的工作组背后说马象头犟牛碰不得,一碰就火冒三丈,总是要工作组拿出证据来。马生清的帐被查了很久是滴水不漏。工作队对马生清好像老虎碰到了刺猬,恨得没处下嘴。
  
可偏偏在这紧要关头我们牧场工作组派人找到他们队的工作组。这下他们队的工作组大喜过望终于送来了突破口。两处的工作组一起审问马生清,要他交待与右派分子的关系。马生清没讲一句假话原原本本说了与我的交往全过程。他公开对工作组说了我许多好话,如我为人正派、文化高、有水平、待人诚实等等。总之两处工作队想要的东西他一点也没给。不料我们牧场的工作组问他给了我多少缝皮袄的工钱。马生清也是实说他倒是想送我一点钱。但朱峰死活不要反而批评他破坏学雷锋。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地方的工作组要马生清放老实点!因为右派分子朱峰在牧场已经交待收了你马生清多少钱。你这样不识好歹为阶级敌人打掩护,可见你对自己的问题也是不肯老实交待的,这样你绝没有好下场。
    
马生清听到他们这番训斥后非但不反驳,而且不说一句话走了出去。工作队员们暗暗高兴马生清被他们的重磅炸弹击中了。否则刚才还侃侃对答如流的人怎么一下变沉默了!
    
大约经过了二十分钟,马生清骑着一头马,另外还牵着一头备好了鞍具的马。他在屋外让工作队的人出来。工作队的人走出屋外问他骑马和牵马干什么?不料马生清破口大骂:“他妈的,原来我认为朱峰这个王八蛋还是个人,想不到这个臭右派满嘴胡说八道尽骗人。”工作组非常高兴。当然就问朱峰是怎么的胡说和骗人的?“他妈的,他在我这里一分钱都没要,回到牧场却胡说收了我多少钱,他不是骗你们工作队吗!”他让他们队的工作组赶快上马和他一起到牧场找我对证。
    
这下可麻烦了,牧场和他们队的工作队员都不愿,实际上是不敢和他一起到牧场找我对证,这是马生清早就料到的。于是他接着破口大骂:“你们这些王八羔子还不如右派,右派都不骗人,而你们却胡说八道想欺诈贫下中农(马生清是贫农),像你们这种胡说八道的人还配当工作组吗?”
    
马生清在他家门前暴跳如雷把两地的工作组骂得狗血喷头。可这两个人自知理亏被骂得大气也不敢吭。他不准这两个人走,非要把他们押到牧场找我对证。
    
因为骂了很长时间,他家门口围满了人看西洋景。他在围观的人多时指桑骂槐。他说身正不怕影子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老子谁都不怕!这两个小子还想在我面前玩鬼花招,还嫩点!他把两个工作组的人骂得恨不得钻到地缝里。有好事者报告到东沟工作队队部。队部负责的立即赶到马家解围,一个劲地劝老马消消气,说这是个误会,并保证会实事求是按党的政策对待你老马同志。
  
马生清其实也不是真要到牧场找我对证。因为他知道我根本不会胡说。而是要用逼工作队去牧场对证的方法戳穿他们并不高明的骗局而已。
  
围观的群众都已知道了工作队也会胡说八道,而且还怕马生清。他的敲山镇虎的目的已经达到。再说到牧场很远,也很累。就给个台阶卖个面子放走这两个倒霉的工作组。他们欺诈虽未成功,但赚到了马生清痛痛快快的一场大骂,也算有所收获吧!
    
从此以后东沟的工作组再没敢碰过马生清。这倒不是马生清有什么特异功能,而是马生清本身过得硬,而且态度也十分生硬。四队离不开他,谁都是欺软怕硬的。马生清和我遇到的工作组也是如此。

26.收听广播的风波

我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之后被逐出北京,先在北大荒,后又调到新疆。自己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深感前途渺茫。我曾做过最坏的打算。如果在政治上永世不得翻身,就只好学一门手艺度此残生了。所以我能学到的东西全都尽可能地学。学得最出色的是裁缝手艺。如果不是拨乱反正给我摘帽子复职回北京。说不定我会成为一名水平很高的专业裁缝。像我这样文化程度的人在裁缝的队伍中恐怕是为数不多的。
    
但是我始终不死心。因为我从未反过党,反过社会主义。让我受冤一辈子,我至死也不会甘心。我总认为当时共产党内,一些糊涂虫当政做的蠢事,绝对代表不了广大正直共产党员的心声。如果共产党不想在人民中彻底失去威信,如果共产党不想继续自己打倒自己。那么,共产党内总会要有能人出来为这些糊涂虫做的蠢事擦屁股。如果真有一天拨开云雾见青天,如果我把自己的专业忘得一干二净,到时人家想再起用你你也没招。我经常盘算共产党在中国是第一大党,大概在我活着的时候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能够取代。我一直在基层,基层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对那些蠢材所犯的傻早就表现出极端的不满。自古众怒难犯,即使权再大,位再高只能横行霸道一时,他们总不能一辈子不死。他们活着时可以用高压手段维持自己的胡作非为。但死后自会有人出来为百姓做主。中国许多朝代经常发生这种剧变。我在受苦受难时不仅期望,而且相信会有这样的剧变。但算不准这种剧变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因为这种剧变决定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变化,随机性很强。即使是神仙也没法子算。但万一很快发生了剧变,若我不早做准备,就会被时代的剧变抛弃。那时我就悔之晚矣。
    
基于上面的认识,把我打成右派之后,我决定不能忘记所学的专业。不管今后是否用得上,不忘记总比忘记好。俗话说艺不压身,学会羊儿疯,过河摆渡还可不付钱。何况我是花了多年的时间与精力才学成的专业怎么舍得丢!
    
五八年初我们到了冰天雪地的北大荒。当我们住地刚通邮,我就自费订阅新华通讯社俄文版新闻稿。每天一本,足够我全部业余时间看的。我就是在俄文版的新闻稿上读到西藏叛乱的消息。也是在阅读这份新闻稿中知道许多我过去不太知道的常识。如俄国人把我们称的珍宝岛另有他们自己的叫法。
    
在北大荒的几年中我的俄文程度没有多大的倒退,社会科学方面的词汇反而比在北京时记得多。
  
到了新疆之后条件有了极大的好转。我订阅了俄文版的《中国建设》,还不断地收听全世界的俄语广播:北京、汉城、平壤、日本、美国、英国等地的对苏广播我都收听。苏联各地,如莫斯科、塔什干、阿拉木图的俄语台更好收。新疆收听中央和外台的质量非常好,基本没干扰,仅干扰对华的广播。
    
我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写过信。说我是俄语爱好者,想收听对外的俄语广播。他们给我这个听众写了回信,并详细地把俄语广播的时间,频率告诉了我。我把这封回信装在我收音机的皮套内。如果有人怀疑我是在听苏修广播,我就把这封回信拿出来给人看,并打开收音机请人听。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苏俄语广播几乎很少停歇,打开收音机就有。一开始的呼号是“东方红”,结束时奏“国际歌”。我这样做其实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在那种“左”得要命的年月,我这是一种保护自己的防卫措施。但这种防卫措施有时也不管用。
  
在胜利牧场我有过许多半导体收音机,全是南京家中给我寄来的。当时的收音机升级换代也像如今的电脑一样升得很快。起初是单管或三管的,而且只有中长波。后来多管的带多种波段的就逐渐问世,不过价钱也越来越高。我不怕贵,把旧的卖掉换新的。反正当时牧场根本买不到收音机,只要有人卖,立刻就有人要。寄收音机来时都有发票,我按原发票的原价卖。邮寄费也有单据,我卖给谁,谁就非常感谢我。我不赚一分钱,但我能白用许多新的收音机。通过多次更新,最后我弄到上海产“红灯牌”十一管多短波收音机。当时再没有更好的就坚决不再卖。因为我坚决不卖这台收音机,故用了很久。但最后还是被小偷“买”去了,他不仗义,未给我一分钱。我能猜上是谁偷的。但我没抓住人家的手,所以也没法向他要回来。
    
我没有收音机就度日如年,等于有一只无形的手阻断了我与世界的交流。我又以最快的速度求人又买到上海一个军工企业一零一厂生产的“红波”牌超短波半导体收音机。我接受被人偷的教训,收音机不离身,真正做到了人在收音机在。复职回北京时我带回到北京,一直用到八十年代,修过好几次。最后终因线路老化而寿终正寝。
    
我是汉族,最拿手的语言是母语汉语。听起俄语广播来就非常费劲。听的时候要高度思想集中,绝对不能有一丝一毫的分心。要时刻准备捕捉听不懂的生词,而且这些生词瞬间即逝,绝不停顿。一个生词听不懂,一句和一大段的意思就泡汤了。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艰难的脑力劳动。我知道的俄文单词与俄国人比差得太多。我能熟悉的一些单词都是我学过的和在国内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中必须记的。当时国内搞文化大革命。我读过俄文版的语录和毛选,什么万寿无疆、永远健康、一句顶一万句、东风压倒西风、东风吹战鼓擂,世界上究竟谁怕谁等等,我听起来不怎么费劲,故我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对苏俄语广播最顺当,但也最枯燥无味。每天翻来覆去的总是老一套,听久了就不想再听。可国外不搞文化大革命,他们的广播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有些东西我根本听不懂,可自己又想听。因为自己不懂的东西对自己才最有吸引力。当时没有字典,没有老师,再说也不能把听外台的“秘密”公开。别无办法,听不懂也只好听不懂了。但外国人对重要的大事他偏要你听明白。对十几亿中国人他们哪能不管!所以他们的华语广播办得非常好。美国、英国、日本、汉城、澳洲、加拿大等以及台湾,你都可以听。比听我们自己的台还方便,顺当(特别是在新疆地区)。所以我俄语不懂就听外台的汉语广播。那时听美国之音对华广播,我最爱听中国及东亚问题研究专家费正清教授对文化大革命的评论文章。他讲的和我心里想的就如同一个妈妈养的。他们的文章不靠帽子,不打棍子,不凭口号,而是搞学问以理服人,不由你不信。我就是在他们的启发和引导下看穿了文化大革命的实质。后来的事实证明人家说过的丝毫不差全兑现了。不过外国电台的消息并不是100%的灵光。如九一三事件,没有一家外国电台在九月十三日之前知道这件事。仅是美国之音报导了这样一条消息:说中共领空很奇怪,没有任何一架飞机飞行。林彪倒台的消息还是中央台透露给我的。因为九月十四日一整天,播音员再未说过以林副统帅为辅的党中央的话。这句话省掉了,即可推断林秃子的末日到了。至于是怎么样的“末”法,我实在难以猜想。
  
文革中牧场来了一位新疆大学的教师,他留学苏联回国后很快就变成了什么分子被送到牧场与我一起被监督改造。他叫阿合买提。和新疆不少高干子女一同去苏联留学(其中有乌鲁木齐市前党委书记亚森胡大拜尔的儿子),他在塔什干大学学新闻专业。他们许多人在将快毕业时到莫斯科找苏共中央请求允许他们能在苏联留下。因为当时中苏两党的矛盾还未公开化,表面化。接待他们的人表示对他们想留下的事苏方不便出面与中国交涉。但他们若自己留下苏方也不会赶他们回国。这样他们许多人就自己不回来。可阿合买提舍不得妻儿老母,想在回国之后再把妻儿老小带出去。他真想得美!结果回国之后他们向苏共中央联系的事被人揭发,就送到了胜利牧场与我为伍了。
    
他也是个知识分子。但他汉语不行,我更不懂维语,我们的交流只好靠俄语了。这成了胜利牧场一景。而麻烦的是哈语里面有不少词语与俄语相同,也就是哈语的外来语。我与阿合买提用俄语交谈时哈族们有时也能听懂一些词。如:社会主义、共产党、马列主义、逻辑、战略、原子弹、氢弹、卫生、主席、代表等等。尽管他们能听懂许多词,但我们所谈的内容他们是弄不懂的。所以常有人向上级报告这两个阶级敌人一天到晚讲黑话,老听苏修敌台。上级当然会找我们问。我们如实讲了我们各人的情况。因为我们的母语不同,共用俄语是现成的交流捷径。我们从未说黑话,实在不行可以把我们调离开。至于听敌台,那是误会。我又拿出中央台的回信,又用收音机试收北京的对苏广播。开始是东方红,结束是国际歌、领导上也没话可说,再未加任何责难。
    
来牧场的各种工作队像走马灯似的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我听外台的事也一次次被揭发,我也一次次对付和糊弄。有时糊弄很容易,三言两语就能奏效。可碰到那些顶真的所谓觉悟高的工作队员就要纠缠一番,有时还没完没了。他说我们是偷听敌台,我说是中央台,也拿出了中央台的信和试收了,他们也承认是自己的台。但他们觉悟高,说我是在有意打掩护,这反而能证明我是老在收听敌台。我暗地里很佩服人家说得很对。但我却绝对不能承认。他们分析说有现成的中央汉语台为啥专门收俄语台。我说我本来不会俄语,是共产党教我学会俄语的。为了不忘本,为了有朝一日我平反后不忘记专业报答共产党,我就非常有必要听俄语广播。如果你怕弄不清我究竟收的是哪家的俄语台,我给您出个主意。他们问什么主意。我说您赶快打报告请自治区派一个俄文好觉悟又高的人来白天黑夜监视我不就成了。他们听了我这个主意差点气得说不出话来,说我想得到美!还想自治区派人侍候你这个右派!我说我仅是建议而已,派不派又不由我,不派我也没意见。他们还指出我想保持俄语水平,想日后中央再有起用的可能,简直是痴心妄想,是想变天,说我太反动。
    
不过各种工作队里的人也是人,人和人都不一样。我碰到不少工作队员,他们对我的做法与想法虽然表面上装着不同意。但从他们内心深处,从他们的眼神里我能看出他们是支持我的。只不过是仅在意会,而不口说罢了。
    
因为我在新疆成年累月收听外台没有人管得住我,我的胆子也慢慢大起来,慢慢失去了应有的警惕。收听外台应当偷着收,可有个别情况下我不是偷听,而是公开听。结果给我招来了未曾料到的麻烦。
  
有一次我在下戈壁打土块,土坯场上就我一个人,周围也没别的人干活。打土块不像干别的活,两只手整天要和泥巴打交道。和好的泥巴粘性越高土块脱成后就越结实。脱的时候越好脱,速度快,产量高。若是泥巴和得半生不熟,泥巴里面有疙瘩。脱的速度就会慢,不但土块质量不好,还会伤手指甲。我和泥非常用心,和好的泥巴要把它“醒”透了再用。在泥巴堆底部接地面不是铺上很厚的麦草就是设法找许多废塑料布垫隔,再浇上许多水免得和好的泥巴堆下部被土地吸干。我打土块打到最后一把泥都不会变硬。我双手中的泥巴全是粘乎乎的象江米饭似的。我这双满胶泥的手当然不能调整收音机的波段和频率。可我一个人打土块没人说话就只能请收音机给我解闷了。不仅仅是解闷听音乐,也要听消息和别的节目。反正周围老远没有人,离公路至少有几百米。我就把收音机放到土块堆上听开了苏联的华语广播。因为满手都粘满了胶泥,定好波段后我的泥巴手再未调过收音机。我定位在《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频段上。因为不能再动收音机,所以莫斯科播什么我听什么。中午吃饭时我必须把手洗干净才能吃饭。吃饭时我收过我们中央台的午间新闻。那天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正在访问中国。
    
傍晚快要收工回家的时候,从场部有个民兵骑着马飞快地来到我打土块的场地。这时我差不多已收拾停当,手脸都洗干净了,衣服也穿上了。吃饭的餐具和收音机也装好了正要回去。这位民兵说场部领导有事找我,让我先去场部。这个民兵很机灵,他未向我透露一丝一毫的信息,态度也不象逮住贼似的那样对待我。我们俩在路上什么话也不说。我纳闷场部领导找我干什么。反正好事不会找我,我总得有点思想准备留点神。预计到一场纠缠绝对是免不了的。
    
果不其然,我到场部时办公室里已经坐满了工作队的大小干部和我们场部的苏场长。他是回族,平时对人很和善,对我这个右派也不像水平差的干部那样总是吹胡子瞪眼。他们都正襟危坐,只在靠门口处给我留了一块能站人的地方。这架势好像会审似的。我一下就明白了自己将要被审问了。工作队长立即问我今天干什么了。我说这还要问,我是从土块场上被你们招来的。我这几天全在脱土块,没干别的活。他立即又说他们知道我是在打土块。他们是问我打土块以外还干了什么。这下我答不出来了。除了打土块别的活我什么也没干。但经过多少年的“战斗”,我自信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挺行的。我稍微想了一下随口就回答,还有吃饭、休息、撒尿和拉屎。他又说,这些他们也知道。除了这些之外问我还干了什么。正好这时背着的收音机碰了我一下。我立即回答,还听了广播。你听了什么? 我听了齐奥塞塞斯库访华的消息和听了样板戏等节目。他问还听了什么?我坚决否认再没有了。
    
不知在我身后的门外何时冒出了一个人,此人我曾见过。他常到牧场来分水,是东沟的一个回族小伙子。他在我身后大声嚷嚷:“你偷听了敌台!”我听到他嚷的这句话自己的神经像触了电似的,知道自己将大祸临头,这回要人家逮住了!大概是人总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能耐,知道自己要死了反而镇定了。这大概是许多人押往刑场赴死反而视死如归的原因吧!
    
我回头望望这位东沟的来客说:“既然你听到了我收听敌台,那么就请重复一遍所收听敌台的内容吧!”想不到这一位想立功的小伙子鸣噜鸣噜半天急得满头大汗一点一滴的内容都没说出来。
    
这时我抓住时机对屋里的所有人说。这一位不是脑子有毛病就是一位经常偷听敌台的坏蛋,因为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敌台,结果昏头昏脑把我们的中央台也当成了敌台。
    
这小子听了我的话气得像驴似的直跺脚,说我胡说八道。我立即反驳,若是你脑子没毛病,若是你不是偷听敌台惯了,若是你觉悟高,你为啥不仔细多听听,或是当场把我抓住。我今天从未见过你,你也未见过我,你怎么能知道我偷听敌台!退一万步说我就是想偷听,我也不敢在光天化日的大白天堂而皇之地听。那就不叫偷听了!这种傻事只有你这种脑子有毛病的人才敢干。反正我这个阶级敌人没这么大的胆子。
    
东沟的这个人本来想立一功,他万万没想到我会倒打一耙。工作队本来以为在他的证明下可狠狠教训我一顿,或是给我添个什么新罪行,这下全没希望了。
    
工作组还不死心说我再用收音机不合适。有收音机就有偷听敌台的条件,若没有收音机我想偷听也听不成。
    
我不干,我要听中央的声音,改造思想就要学学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你们扣留我的收音机就等于不让我进行思改造。你们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因噎废食,并不高明。再说你们是工作组,应当懂得公安十条。想扣我的收音机必须有公安部门扣留或没收证。你们有吗?没有公安部门的许可私自扣留别人的财物是抢劫的土匪行为。工作组总不会成为土匪吧!
  
工作组不是公安局,拿不出没收证,也不想当土匪,所以我的收音机还背在我的肩膀上。
    
我们场的苏场长见工作组下不了台,这样双方僵持不知还要顶多久的牛,再说大家也该吃晚饭了,于是他命令我放老实点赶快回到队上吃饭,明天要老老实实地干活!
  
苏场长给工作队和我都有台阶好下。这场听敌台的风波就算结束。
    
有了这次教训,我再也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收听外台。东沟举报的人是骑马到牧场分水的。因公路离我的土块场太远,风又大,他不可能太听得清楚我收听外台的内容,这得感谢老天爷保护了我。
    
尽管如此,我还是从未间断收听外台,我认为我应当有这个权利。收听外台不违反我国的任何一条法律。

27.伟大的五个指头

胜利牧场以牧业为主,牲畜数量在乌鲁木齐县名列前茅。其次是农业,以服务本场的牧业为宗旨。故胜利牧场的生产队有牧业队和农业队之分。牧业队常年流动,农业队都在场部附近。从事牧业的全部是哈族,他们以家庭为单位,每家放一群牲畜。放羊的每家一群,至少在四百只羊左右。这些羊的产权归牧场所有。每家每户按当时的农村政策,允许有一定数量的自留畜。每户牧民都有自己私人的大牲畜和羊。大牲畜中包括马、牛、骆驼和驴。这些大牲畜对流动的牧民不能缺少,否则他们就流动不了。因为每一地方的草场都不一样,都不能一次彻底把牧草吃光,要轮换着放牧。春夏秋冬的牧场都不在一个地方,所以牧民的生产与生活是在马背上和毡房中进行的。
    
哈族牧民的自留羊为数可观。因为自留羊与公家的羊是混在一起放牧的,谁也分不清那些羊是私有的,那些羊是公家的。上级也从来没这方面的具体规定。因此一群羊内好羊、大羊、生殖能力强的羊都是私人的自留羊。而且这些羊经久不死,死的都是公家的,向场部上报在羊群内减一个数就行。但必须把死羊皮交给场部顶数。有了这些漏洞,所以牧民也就能经常有羊肉吃。牧民家若来了客人都会煮肉招待。对好朋友还要宰活羊招待。牧场偶尔也有狼害。若狼吃了羊,也要把狼咬死的羊皮上交,否则漏洞就更大。因为两条腿的人比四条腿的狼吃起羊来会更凶更多。
    
牧场的牲畜,特别是羊,总量在逐年下降。自然灾害的原因固然有,但人祸是最主要的原因。在文革中大家的思想乱了套,劳动生产纪律没人抓,正派人想管也不敢管。结果公私不分,连拿带偷的案件多不胜数。随便在公家的羊群内宰一只大羊,拿只自己的不管什么样的羊顶数是家常便饭。牧场羊再多也经不住这细水长流的漏洞。
    
有户哈族牧民由于各种原因,最主要的还是他自己的原因,他的一群羊越放越少。牧场无奈,若再让他放羊,就会把羊全放完了。在那种年月,就是他真把羊放完了,他既赔不了,也不能抓他去坐牢。结果让他到场里农业队劳动。在农业队既没有奶和奶疙瘩,也没有像在牧业队放羊时有那么多的羊吃。可吃惯了羊肉的人若很久没有羊肉吃就会难受熬不住。他还习惯地认为在农业队也像在牧业队偷几只羊吃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
    
他偷了一只羊没有被逮住,于是认为可继续偷下去。没想到很快犯了事。逮住后领导上也未怎么样他。仅让他在会上交待一下,也就是教育教育他就行了。在牧场偷只羊解解馋也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坏事。
    
没想到这位老兄在会上的交待大大出乎领导和群众的意外。我自己并未亲身经历过这件事,是牧场我们队的牧主子女哈利(现在是牧场的总会计和税务员)告诉我的。
    
这位偷羊的在会上交待他是宰了两只羊,但不是偷。他是请示过伟大领袖毛主席才宰的。他只想宰一只或是两只就行了。没想到他老人家伸出的是五个指头,让我宰五只,因而还欠他三只。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宰。
    
当然会有人指出他是胡说八道。他不服气:他说每天早请示晚汇报时总是向他老人家请示这件事。而他家的伟人像在他请示要宰一两只羊后见伟人伸的是五个指头,告诉他可以宰五只羊。你们不准我再宰三只也可以,但首先要派人让老人家收起三个指头。不然就是不执行最高指示。
    
人们对这位的高论究竟如何对待的,哈利没对我说。所以我也没法往下写,只好非常抱歉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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