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豆瓣书评:评《ATibetanRevolution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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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被 yangharrylg 从 百花齐放 移动到本区(2015-11-23) —
源网址:http://book.douban.com/review/1642590/

       在春节期间,我读完了一本会是难忘的好书。这本书关于西藏,书名是A Tibetan Revolutionary,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 Wangye. 
  五十年前,解放西藏最关键的有三个人,毛泽东、达赖喇嘛,还有一个就是书中的人物平措旺杰。达赖喇嘛委婉地称平旺为红色藏人,说他把红色汉人带到了西藏。中国共产党则给他安上了西藏分裂分子的罪名,把他锒铛下狱,一关就是18年 
  我在Amazon买来此书。书的主要作者是Melvyn C. Goldstein,全书以第一人称展开叙述,因此更像是口述的西藏现代史。 
  平旺从小立志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创立了西藏共产党,却命运多舛,经历坎坷。他生活在西藏社会发生巨变的时代,为了建立一个平等、民主和自治的西藏,尽可能地履行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却在秦城监狱里受尽精神和肉体的折磨,以至于平旺蘸着自己的鲜血在一本《共产党宣言》里饱含悲愤和绝望地写道:毛主席、周总理、法西斯和大汉族主义是全体西藏人民不可饶恕的敌人。 
  我从未在任何一本关于西藏的著作里读到如此扣人心弦的话语,心中的震撼让我无法安眠,恨不得投入到窗外的冬雨里淋个畅快!如果历史能够倒退,平旺也许更愿意按照自己的理解和观念投身于西藏的民主和改革,建立他梦想中享受高度自治权的西藏。他在书中多次提到自己天真幼稚,可代价被无谓地尝付,西藏的局势依然焦灼。至今平旺已经八十多岁了,这样的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却依旧生活在新世纪的老夹缝里。 
  平旺出生于理塘。理塘真是个神奇的地方,既出土匪,也出共产党。从那些在解放后的各类政治运动中失而复得的珍贵照片里可以看到,平旺身材魁梧,头发浓密,是典型的康巴美男子。平旺14岁跟随叔父辗转前往中央政府的首府南京。途径重庆时,小家伙生平第一次坐车,惊呼房子为什么往后移动。在平旺眼里,内地的繁华街市就是现代社会,他的理想就是把贫困的家乡建设成现代化的新西藏,富足而民主。他在书里写道:我爱这一切,14岁,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到南京后,平旺进入蒙藏委员会专为培养民族干部而设立的中央政治学院学习。蒋介石亲任校长,并时常携夫人参加学院的早训课,带领学员念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平旺在书里写下了他对蒋的印象——帅,并且优雅。 
  平旺在政治学院学习的课程有汉语、数学、历史和地理。抗日战争爆发后学院先后迁至湖南芷江、贵州贵阳和四川重庆。受一部苏联电影影响,他向学校请假去武汉参加空军,想在空中与日寇决战。尽管最后没有如愿,但平旺的爱国热情跃然纸上。他从军未成回到学院,为应付考试写了一篇文章,通过对亲眼所见的描述,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灾难。喜欢平旺的一名王姓老师把文章投稿到了芷江当地的报纸。16岁的平旺首次通过写作挣到了足够一月开支的十块大洋。但在平旺看来,这篇文章给他带来的影响远非十块大洋。 
  学院最终落脚重庆后,平旺欣喜地发现重庆的政治气氛比南京宽松,他不仅能找到更多的进步书籍,还发现有中国共产党的办事处、新华社分社以及苏联大使馆。王老师同情社会主义运动,经常给平旺提供进步刊物和书籍。平旺记得王老师送给他的第一本书是斯大林的《论民族》,第二本是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后来这本薄薄的小册子荒唐地成为了平旺妄图分裂祖国的罪状。 
  《论民族自决权》给当时苦于寻找政治方向和民族出路的平旺带来了决定一生的影响。平旺回忆说自己被列宁的论述深深打动。列宁说,任何一个民族都有权选择独立或加入一个国家联盟,成为其平等的一员。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模式由此被平旺认为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方案。后来,平旺又阅读了唉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他和伙伴们兴奋地传阅这些书,就像平旺在书里说的那样,他们当时就像是一群分抢食物的饿汉。 
  1939年,平旺和其他四位藏族同胞成立了西藏共产党,起名为西藏共产革命组织,其宗旨就是为了在西藏建立自治的社会主义政府。但是很快,他们的共产主义实践活动被院方发现,平旺旋即遭到开除。念念不舍离校之际,平旺暗自发誓:我踏上了新的旅程,我要为我的理想去奋斗,不惜付出任何代价。 
  只是,平旺不可能预知未来,不可能知道代价将会来自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来自他的革命阵营。 
少年平旺曾经被送进寺庙,但他没有皈依。接触到了共产主义思想之后,平旺却义无返顾地投身其中。我边读边想,平旺的思想如此激进,处境如此孤立,经验如此缺乏,任何挫折都可能导致放弃。读罢全书,我承认自己低估了平旺的坚强意志和革命热情。每至山穷水尽,他总能另辟疆场,峰回路转。 
   
  西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甫一成立,平旺就给斯大林和毛泽东分别去信,告诉他们西藏共产党的成立,其主要宗旨是就是把民主和革命带到康区,乃至整个西藏。年少气盛的平旺具有同龄人少有的成熟,不乏政治智慧。按照汉藏文化习俗,信的抬头暗藏玄机,小觑不得。平旺考虑到苏联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绝对地位,在信中称斯大林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伟大导师和领袖。对毛则称“东方所有被压迫民族的伟大领袖”。 
   
  为了争取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支持,平旺还积极与苏联大使馆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苏联大使馆的参赞费德林几乎成功帮助了平旺取道新疆前往莫斯科,但由于德国入侵苏联而计划搁浅。此前,在叶剑英的鼓励下,平旺和伙伴试图前往延安,但没到西安就遇阻而返了。尽管目的没有达到,但平旺从费德林和叶剑英那里得到了一千块钱的援助,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连平旺都倍感意外,觉得共产党出手大方。后来,这笔钱被用于购买了很多共产主义著作,委托信得过的马帮偷偷运回了打折多,也就是现在的康定。 
   
  在蒙藏委员会供职的婶婶给平旺提供了在德格一所学校教书的职务,于是平旺和他的革命伙伴打算把德格开辟成革命根据地。路过打折多时,平旺成立了康区第一个革命组织星火社。平旺熟读毛泽东的著作,星火社的寓意就取自毛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时常用斯大林关于定义一个民族的名言游说当地的贵族,即一个民族需要有相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和疆域。他当时的理想是通过武装斗争驱逐四川军阀刘文辉的驻军,整个康区并入西藏版图。但贵族们似乎不买帐,反唇相讥说平旺很懂政治,但完全不了解当地情况。假如西藏政府接管康区,他们会加重税赋,横征暴敛。谁交不上就会遭到无情鞭挞。所以百姓说他们比中国人还坏。中国人看上去就像是我们的地主,而他们是贼。德格的贵族劝平旺放弃造反的念头,说你把刘文辉的军队赶跑了,就会招致更多的军队前来。 
   
  平旺再次引起了当地政府和驻军长官的警惕和注意,并准备暗中抓捕平旺。形势顿时紧张起来。权衡再三,平旺决定逃往西藏。平旺在离开重庆之前,曾经去达赖喇嘛的驻重庆办事处拜访,索要前往西藏的通行证。办事处洞悉平旺遭学校开除,非常同情他,爽快地应诺了。平旺不放心,偷偷拆阅了那封信。信中写道:平旺乃忠诚之藏族青年,因被诬陷而遭中国政府不公正之待遇。他欲赴拉萨朝圣,请各关卡放行为盼。正是凭这封信,驻守在康藏边界的西藏士兵没有阻饶平旺,令他顺利入境。 
   
  书中的这段描述耐人寻味。在当时,以金沙江为界,江东叫康区,归中国政府管辖;江西为西藏,为西藏噶厦政府治理。江西的人到江东容易,江东的人到江西困难。新中国成立以后,这条界线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可中央政府犯下了一个错误,承诺西藏的民主改革可以缓行,然而这并不包括康区以及青海的安多,草率盲进的改革导致了这两个地区的藏民大量涌入西藏,涌入拉萨,间接导致了西藏局势失控。这是后话,按下不表。 

途经昌都,平旺去拜访了昌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宇妥。宇妥是西藏噶厦政府最高行政官员四位噶伦中的一位,是现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的叔父。宇妥谦恭有礼,思想开明,非常赞同平旺对局势的分析,于是极力挽留他,承诺封他个团长干干。但平旺没有接受宇妥的好意,他意在拉萨,因为拉萨才是西藏的政治中心,变革应该从拉萨开始。宇妥很大度,除了给平旺提供了马匹和脚夫,还推荐平旺在拉萨去找首席噶伦肃康和宇妥夫人。后来平旺才知道,宇妥夫人是肃康的姐姐。 
   
  从昌都去拉萨,平旺花了18天的时间。漫长的旅途使得平旺再次目睹了底层百姓在贵族阶层和地方官员的剥削和压迫下过着贫困不堪的生活,于是对自己的活动和计划进行了反思。平旺展现出过人的局势研判能力,修正了斗争策略。在康区,中国政府只会在发生叛乱的时候才谴大军来剿,平常只在一些较大城镇保留少量驻军,费用有中央政府支付,并没有给当地带来额外的财政负担,因此他们并不是造成当地百姓穷困的主要因素。但是在西藏,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西藏各地经过噶厦政府、寺院、土司、低级别官员和驻军的层层盘剥,民不聊生。平旺在马背上苦思良策。尽管平旺始终没有放弃回康区打游击的想法,但他并没有遵循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而是始终主张西藏的改革应该自上而下,惟有经过达赖喇嘛和上层贵族,改革才能平稳顺利地进行。在不断的出逃和旅行途中,平旺的目标越发清晰起来。可谁会来相信他呢,达赖喇嘛说平旺是好人,共产党至今还问计于他,可没有人能真正理解平旺,没有人采纳他的建议。 
   
  在拉萨,平旺吸收了他的巴塘同乡加入到革命队伍里来,还成立了西藏雪域共产主义革命协会,对外声称是西藏人民统一联盟。拉萨城里甚至还响起了藏语版的《义勇军进行曲》。但平旺游说肃康没有成功,于是再次上路,远赴印度寻求印度共产党的支持。经过半年多的沟通和等待,平旺依旧一无所获,无功而返。 
   
  1947年,在德钦经历了一次功败垂成的暴动之后,平旺再次因为被通缉而逃往拉萨。在拉萨,平旺和富家女次丽拉结婚,完成了人生一桩大事。到了1949年,拉萨城里弥漫着躁动不安的气氛,报纸上不断刊登内地国共两党的战报。对于胜利的预测,舆论倒向了共产党。噶厦政府对此紧张不已,甚至举办法事,试图通过神明的力量来扭转战局。此刻的平旺,在噶厦政府眼里,俨然就是一个危险分子。然而,他们的做法令人啼笑皆非。噶厦政府没有把平旺投入监牢,而是决定把他驱除出西藏。同时遭到驱逐的还有在拉萨的所有中国人,无论是国民政府的代表还是世居拉萨的商贩。 
   
  拉萨把平旺当成一个外国人那样驱逐出境,足见在噶厦政府眼里,康区和西藏分属两国,平旺的藏族身份并不能帮助他躲避这荒唐的厄运。出乎平旺意料的是,他是被两个士兵押解出境的。噶厦政府下令,平旺必须是取道印度返回康区,而不能从拉萨直接回巴塘。谁也没有想到,当两年后平旺重返拉萨,他的身份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是西藏工委里唯一的一名藏族人。入城时,走在第一排的18军战士扛着毛主席的巨幅画像,而平旺就走在画像的下面。后来就有了达赖喇嘛的那句话,是平旺把红色汉人带到了拉萨。 
   
  经印度到云南,平旺终于在丽江和共产党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平旺在书里透露出找到组织的喜悦,同时也不无伤感地说,我们不再独立地行事了。按照部署,平旺回到巴塘打游记,推翻刘文辉的统治,迎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到来。命运可真捉弄人,一直梦想在康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平旺,如今钢枪在手,强援在后,突然找不到敌人了。 
   
  刘文辉见大势已去,缴械投降了。 

 如果说书的前半部分讲述了平旺的个人奋斗史,后半部分则把他与西藏的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自从收到朱德的一封电报以后,平旺变成了达赖喇嘛和中国共产党的沟通桥梁。历史的演变说明了平旺是解决西藏问题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这是他的历史使命,就像700多年前的萨迦班智达。 
   
  13世纪初,成吉思汗建立了蒙古汗国。他的孙子阔端在征服西夏及西域以后,驻扎在凉州(甘肃武威)。阔端的大将率部经甘肃、青海,一直打到了拉萨河谷之北,烧毁了热振寺,杀害了500余名僧俗人众,然后撤军北还,开始和平沟通。而当时分裂的西藏根本并没有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藏王,僧俗势力割据,或主降,或主战。于是召请阔端以蒙古皇帝的名义给当时颇有影响力的萨迦班智达宫嘎坚赞写信,请他来凉州商谈西藏各部归顺事宜。63岁的贡嘎坚赞于危难中挺身而出,慨然应允,携10岁的侄儿八思巴经两年的长途跋涉到达凉州。随后,贡嘎坚赞向西藏各教派僧俗首领和亲属发出了著名的《告蕃人书》。这封信被后世认为是西藏正式归人中国版图的重要历史文件,现存西藏自治区博物馆。在信中,贡嘎坚赞正确评估了当时的局势,有理有据地陈述利害关系,力劝藏区归顺蒙古而免遭灭族之灾。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西藏再次面临痛苦的选择,而平旺接过了萨迦班智达的衣钵,担任起这非同寻常的历史使命。平旺深信中国共产党能带给西藏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在中国的主权范围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藏人治藏。踌躇满志的他渴望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一展身手。 
   
  1950年初的一天,远在北京的朱德给平旺发来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会晤第二野战军和西南军事管理当局的最高首长邓小平和刘伯承,商讨解放西藏事宜。换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的平旺在向他们简单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后,邓小平告诉他中央决定和平解放西藏。平旺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如果武力解放西藏,必将激发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仇恨。如果大量部队进藏,势必造成后勤保障困难。西藏是个贫穷的国家,没有适合现代交通工具的公路。 
   
  在逗留重庆期间,平旺阅读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少数民族政策的文件,参加了解放西藏议题的高级干部会议。平旺有趣地看到当邓小平在会议上发表讲话的时候,有高级将领在一边打盹。终于有一天,邓小平告诉平旺,中央决定他随18军进藏,并担任西南局西藏工委委员。平旺的工作就是争取西藏的上层社接受并支持中国共产党关于西藏的新政策,建立并维护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良好关系。为了更好地完成任务,平旺向邓建议在军队展开西藏知识普及,进军途中不干扰百姓生活,不破坏藏族的宗教和文化习俗。贺龙和刘伯承也委托平旺发展藏族干部,为部队寻找翻译。在平旺部队应自给自足的建议下,贺龙主持发明了一种轻型粉状食物,由鸡蛋、大米、花生和大豆研磨而成,用开水搅拌就能食用。 
   
  在筹备进军过程中,邓小平把张国华介绍给了平旺。张时任18军军长和西藏工委书记。18军下辖第52、53和54师。当时第52师沿川藏北线已经抵达甘孜。平旺将以副政委的身份随第54师走川藏南线进入巴塘。 
   
  为了更好地执行邓小平关于争取西藏贵族支持的方针,平旺在临行前购买了日本军刀、收音机和丝绸等作为礼物,并准备了数千多块银圆。平旺深知西藏的商人和百姓更希望对方为他们的物品和服务支付银圆,而非纸币。在部队进攻昌都之前,平旺组织动员了超过十万头牦牛为部队运送装备和粮食,牧民们非常乐意听平旺调遣,因为解放军付给他们的是白花花的银圆。平旺后来得知,那些牧民耍心眼,运输途中用刀桶开米袋,私藏军粮。但平旺说自己实在太忙了,根本顾不过来这些细梢末节之事。 
   
  在准备进攻昌都的同时,平旺和他的同志们没有放弃和平努力。他们请出格达活佛前往昌都,试图说服接替宇妥出任昌都最高长官的拉鲁接受和平解放的提议,可始终未见答复。同时,平旺还得知拉萨派人前往印度寻求外国支持。中央终于失去了耐性。在实力悬殊的碰撞下,18军顺利攻占了昌都,还拘押了接替拉鲁的阿沛·阿旺晋美。 
   
  在初尝胜利喜悦的同时,平旺也黯然神伤。那么多藏族兄弟的伤亡原本是可以避免的。 

平旺怀着复杂的心情重返昌都。他带着哈达去探望被关押的阿沛,一贯金衣玉食的贵族如今粗衣布衫,屈就在一间简陋的小屋子里。为了争取阿沛对和平解放西藏的支持,平旺力劝部队归还他的府邸和衣物,并邀请他在高级军官食堂里一起进餐。平旺的诚意显然打动了阿沛。绝大多数西藏官员对外界的了解几乎为零,首席僧官还曾经问过类似拉萨南京哪个城市更大的问题。所以平旺的游说几乎接近补课。他向阿沛介绍了中国的现状和解放军的强大,用以卵击石的道理来形容西藏的抵抗。 
   
  阿沛最终答应给拉萨去信,建议达赖喇嘛派出代表团赴北京谈判。在经过数月的等待之后,拉萨终于同意派出一个包括阿沛在内的五人代表团与北京谈判。平旺则奉命全程陪同,到北京后被周恩来亲点为谈判列席代表,并担任政治翻译。 
   
  周恩来在火车站迎接西藏代表,并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平旺注意到有一位在民族出版社工作的藏族人悄悄塞给了阿沛一张纸条。事隔多年后,平旺才了解纸条的内容,上面写着,不要相信共产党的甜言蜜语。共产党不仅不信神,还以打倒宗教为己任。 
   
  代表团下榻在北京饭店。尽管名义上阿沛是全权代表,可由于谣传他被共产党收买,不再忠实于西藏,其影响力被严重削弱,藏军总司令凯墨取而代之,成为代表团里最具发言权的人物。凯墨曾于1946年率西藏代表团参加过国民大会,也是14世达赖喇嘛寻访团的成员之一。到北京之前,凯墨一直陪伴达赖喇嘛滞留在边境小镇亚东,不仅了解最新的印度和西方形势,也洞悉达赖喇嘛及其身边官员的想法。 
   
  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作为中央政府的全权代表和西藏代表团谈判。如平旺所想,谈判异常艰难。首先,在语言和文字的表述上,双方存在明显的差异。西藏代表团使用“西藏代表团”和“中国代表团”,以示谈判双方是独立平等的个体,而“我方”(平旺语)则坚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称谓,突出西藏乃中国的一部分。 
   
  表述方式的不同尚不算最棘手的问题,进军西藏成为双方的第一个大争执。中央政府坚称,为了把帝国主义赶出西藏并保卫国防,中国人民解放军必须进驻西藏。西藏代表团则激烈反对,说西藏并无帝国主义势力存在,根本不需要派遣军队。如果以后西藏遭受到帝国主义的入侵威胁,他们会立刻请求中央政府的支援。争执来回来去,西藏代表团迫于谈判可能破裂的压力以及解放军的威慑力,让步接受了这一条款。 
   
  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关系是谈判过程遇到的另外一个严重分歧。 
   
  中央政府非常了解这两位喇嘛之间的恩怨历史,五一节中央政府同时邀请了班禅喇嘛和西藏代表团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因为班禅喇嘛未获西藏政府承认,代表团拒绝和他正式会面。阿沛向毛主席敬献了哈达,却没有理会班禅喇嘛。 
   
  中央政府早就宣布承认班禅喇嘛,并承诺将他送回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西藏代表团在谈判中声称他们并无权力来承认班禅喇嘛,而且这也关于到诸如税收等其他问题。李维汉用中止谈判来威胁西藏代表团。阿沛给仍在亚东等候谈判结果的达赖喇嘛拍电报请示,达赖喇嘛回复道:我承认这名男孩就是第十世班禅喇嘛。相比剑拔弩张的谈判过程,最后的协议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明了班禅喇嘛的回归和地位。 
   
  在谈判接近尾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差点令谈判前功尽弃的事情。李维汉在谈判的条款之外,提出中央政府要求在西藏设立军管局,监督谈判协议的执行情况。中央政府觉得此举也许有得寸进尺之嫌,为了不惹恼对方,李单独约见了阿沛和平旺通报情况。 
   
  平旺清晰地回忆了那一晚的情形。李一改平常咄咄逼人的气势,和颜悦色地对阿沛提出了上述要求,并承诺由达赖喇嘛担任军管局主任,班禅喇嘛担任副主任。阿沛听借口回到了北京饭店。 
   
  三天后,李估算着西藏代表团内部已就此事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于是召集会议讨论。出人意料的是,代表团其他成员立刻出离愤怒了,因为这并不包括在原定的谈判范围里。当李维汉慷慨陈辞的时候,平旺听见凯墨低语,这也太离谱了,谈判没完没了的,太糟糕了。代表团成员土登更是怒气冲冲地站了起来,挽起袖子,挥舞拳头,打断了李的讲话,你们这是怎么回事?每天你们都弄出一个新花样来。阿沛一言不发,毫无表情地坐着。李维汉被激怒了,下了逐客令,说你们可以收拾行李回家了。在平旺听来,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要动用武力了。 
   
  在失控的局面下,平旺起身说,今天大家也都累了,李维汉请代表团先回北京饭店休息,今天就谈到这儿,改日再讨论。 
   
  平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试图向代表团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说明。凯墨怒气未消,他对平旺说,平旺啦,设立军管局毫无意义,这就像是在骑手的肩上再加一个骑手,多余嘛。平旺耐心地告诉代表团成员成立军管局是中央政府的临时性举措,一旦地方行政机构成立并健全以后,军管局就会被取消。在全中国四大区都设有军管局,不只是针对西藏。军管局也不会凌驾于西藏政府之上。平旺提醒大家,马上的那个骑手不还是达赖喇嘛嘛! 
   
  出乎平旺意料的是,他们并不知道达赖喇嘛将会出任军管局主任一事。出于对自身的考虑,阿沛并没有把那晚李维汉的谈话内容转告给他的成员。他竭力避免让他们得知那次私底下的会晤。也就是通过这件事,平旺知道阿沛其实是身在北京,心在拉萨。 
   
  凯墨告诉平旺他们明白了,谈判可以重新开始。平旺请示李维汉,要求见他。见到平旺,李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的人要打包回西藏了吗?当平旺如实汇报以后,李立刻给毛主席打电话,说平旺已经解决了问题,明天可以恢复谈判了。放下电话,李使劲握着平旺的手,兴奋异常。军管局最终没有设立,它被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取代了。 
   
  随后饿谈判很顺利,著名的17条协议就这样诞生了。包括朱德在内的三百多位宾客出席了庆祝晚会,李维汉举杯建议大家为平旺干杯,感谢平旺为17条作出的特殊贡献。 
   
  让平旺如释重负的是,西藏代表团的成员也对他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最后一天,凯墨对平旺说,平旺啦,当我们得知你会列席谈判,我们多少还是有点担心的,因为你曾经被拉萨驱逐出西藏。现在,我们的想法都改变了。我也会说中文,我知道李维汉其实是叫我们回西藏,而你却叫我们回饭店。我们清楚你对这次谈判付出的努力,你为藏中友谊作出了重大贡献。 
   
  平旺有记日记的习惯,我相信上述情节绝无虚妄。当李维汉脱口而出那句“你们的人要打包回西藏了吗”,平旺有没有认真思量过,在中国共产党的眼里,他究竟是哪一边的?! 


为了尽快把协议的正式文本送交达赖喇嘛,阿沛在平旺的陪同下返回拉萨,同行的还有一支由18军副政委王其梅率领的18军先头部队。平旺的妻子和他们刚出生的儿子也同赴拉萨,可怜的小家伙和行李绑在了一起。 
   
  变化来得如此出人意料。在被驱逐出西藏的两年后,平旺以新中国政府的一位重要官员的身份重返拉萨。这令平旺无限感慨,对未来充满信心。他想象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会通过循序渐进的改革迈入现代化的社会,同时又保持自己的民族传统、语言和文化。 
   
  由于这支队伍将会是第一支进入西藏的解放军部队,因此挑选出来的战士年轻精悍,纪律严明,武器精良。但他们的目的不是打仗。按照中央的部署,他们一要争取达赖喇嘛和上层贵族们对17条协议的认可和支持,二是确保进军途中的安全和后勤保障。 
   
  当战士们高举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行进在八角街上时,引来数千群众围观。身穿军装的平旺就走在队伍之首,于是就有了后来的那句话,平旺把中国部队带进了拉萨。 
   
  平旺回忆说当时他惊讶地听见了一名妇女这样评论他们,他们就是我们听说过的共产党的部队,可他们没啥特别——他们还是中国人。 
   
  中央政府的代表张经武取道印度,比先头部队早到拉萨。达赖喇嘛也从亚东回到了拉萨。平旺他们立刻展开了工作,他们拜访上层贵族,赠送礼物。贵族们态度和气,出言谨慎,对时局避而不谈。但鲁康娃例外。 
   
  当王其梅和平旺拜访时任代理总理大臣的鲁康娃时,王说了些客套话,17条协议已经签署了,我们今天来拜访您,给您带来了礼物。孰料鲁康娃勃然大怒,指着王说,你们中国人过去占领了我们的打折多,现在你们打着解放的旗号再次悍然侵犯我们,霸占了昌都。王其梅,你给我听着,昌都战役时,人们叫你王副政委。现在,你打败了我们的军队,到了拉萨,被提升为了王司令。但我们不会轻易屈服。你什么也别管,先掂量一下你们的米袋子里还剩多少粮食吧。 
   
  鲁康娃的爆发让平旺震惊。拉萨的贵族们从不这样失态,哪怕是面对凶残的敌人,他们照样会表现得彬彬有礼,就像是好友重逢。 
   
  担任翻译的藏族干部不敢照实翻译。王从鲁康娃的神态里猜出他是在指责他,脸胀得通红。事后,王向平旺征询,在得知真情后,生性急噪、猜疑心重的王对平旺说了一番令平旺不得不承认正确的话来。那家伙真是个反动分子,但至少他很诚实,心里想什么,嘴里就说什么。其他的那些贵族只会当面说好话,但你永远不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 
   
  王其梅的话很快得到了印证。大臣绕噶厦举办了一场派对,平旺惊讶地看到绕噶厦把一张毛主席的画像镶嵌在精美的镜框里,悬挂在了墙上。绕噶厦不算是进步贵族,他这样的举动多少令人觉得有点奇怪。不料镜框摔落在地上,露出了藏在后面的蒋介石画像。意外让绕噶厦相当尴尬。 
   
  这些事件也让平旺清醒地意识到在双方之间建立信任绝非易事。西藏方面始终认为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中国只是宗主国的关系。在平旺的眼里,自他被驱逐后的两年里,拉萨没有丝毫的改变,布达拉宫依然巍峨耸立,街上人来人往,他们都是拉萨的居民、僧侣和朝圣者。但新时代已经降临。 

1951年10月26日,18军主力开进拉萨。为了表示尊重,军长张国华打算去罗步林卡拜见达赖喇嘛。李维汉告诉过平旺,张国华离开北京前,曾被毛主席私下召见。毛主席要求他见到达赖喇嘛的时候务必磕三个长头。张显然不乐意这样做,反问毛敬礼是否更合适。毛主席生气了,不留情面地说,张国华,你为了革命流血流汗,给达赖喇嘛磕头又怎么啦?张没敢再出声,但毛的命令他最终也没有执行。 
   
  张国华向达赖喇嘛敬献了哈达,磕长头的事由平旺代劳了。其实,平旺作为藏族,觉得向佛爷磕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一名共产党高官能如此遵循藏族传统,给达赖喇嘛留下了深刻而良好的印象。我曾经在达赖喇嘛的自传Freedom in Exile里读到对这个细节的描述。达赖喇嘛说平旺那天穿着藏袍,带着皮帽。达赖喇嘛事后问平旺为什么没和他的同志一样穿毛式制服。平旺敦厚地回答,您可别以为革命就得换衣服,革命是换脑筋。平旺的这番话能够出现在达赖喇嘛的自传里,足见达赖喇嘛当时被平旺充满智慧的回答深深地打动。 
   
  后来,平旺跟张国华开玩笑说,我下次见到毛主席一定向他老人家汇报你没磕头。张突然变得紧张起来,连称这事谁也不能告诉。 
   
  18军之后,西北局的1000余名战士在第一野战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范明的带领下也到了拉萨。于是,整合这两支部队成了当务之急。范明进城前通报张经武和张国华他想在八角街举行阅兵仪式。张国华反对说,长途行军,人困马乏,有损军容,而且阅兵仪式已经搞过了。张把平旺推了出来,说应该问问藏族同志的意见。平旺很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看法,我同意张国华同志的意见。另外,城里找不到足够的草料来喂食你们带来的马和骆驼。平旺着重提到再搞一次阅兵会难脱炫耀武力之嫌。我们一直在努力证明我们是朋友,而非占领者。 
   
  范明没有听从张国华的指示,一意孤行。在平旺眼里,这只是整个五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西藏领导层之间产生严重分歧的开始。范明是个卤莽无礼的家伙,他对接待规格偏低而怒火中烧,甚至一把推开西藏官员敬献的哈达。 
   
  两支人马组成了新的西藏工委,张经武任书记,张国华和范明分别担任第一和第二副书记,张国华兼任西藏驻军的最高首长。时年29岁的平旺,则是西藏工委里唯一的一名藏族委员。 
   
  范明和他的士兵俨然把自己当成了拉萨的新主人,不断制造摩擦。1952年初的一天,范明驾驶着他那辆从青海带来的破吉普车在八角街招摇过市,轰鸣的马达声惊动了商贩们的驴子,撞到了货架,踩烂了商品。商贩们被惹急了,向吉普车投掷石块,击中了范明和保镖。盛怒之下,范明把商贩们抓了回去,宣称他们是西藏政府派来袭击解放军的。平旺几天后得知消息,找张国华协调释放商贩。平旺从张国华的嘴里得到了证实,那些商贩遭到了范明部下的毒打。平旺对张正色说道,如果解放军的高级首长继续这样任意妄为的话,势必在群众中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会议上,张国华批评了范明的做法,并说,我们唯一的一名藏族平旺也不同意你的做法。 
   
  不幸的是,这样的恶劣事件绝非孤立,破坏纪律的事件接二连三地发生。这让平旺既愤怒又沮丧。在表面上,平旺和汉族领导们相处甚欢,还和张经武、张国华以及范明经常在一起打麻将,下象棋。平旺不否认他们个个骁勇善战,政治经验丰富,但明显的缺点就是没有太多的文化,知识面狭窄。他们大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比如张国华,12岁就参加了红军,小学都没念完。他们读过一些马列著作,但对党的民族政策知之甚少。令平旺忧心冲冲的大汉族主义在范明身上表现得尤其强烈。 
   
  平旺承认自己当时无暇考虑西藏的未来,因为那是一个过于遥远的问题。西藏政府在继续行使权力,改革尚未被提及。平旺始终相信党的民族政策不会因为范明之流而改弦更张,西藏一定会成为一个高度自治的民族地区,就像苏维埃共和国那样。他发誓要排除干扰,为西藏的未来尽心尽力。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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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2-07-31
丁一夫:一个康巴汉子的一生和理想
  
  由美国著名藏学家Melvyn C. Goldstein等执笔的《一个西藏革命家》,是平措旺杰的自传。平措旺杰是藏人中的共产党人,他参与了半个多世纪前汉藏关系的变化。最近读他的自传,读出了一些感慨。
  
  一,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藏人
  
  由于雪域高原的地理条件,藏地一向和外界比较隔阂。当上世纪初共产主义思潮席卷欧亚大陆,到处都在革命的时候,西藏却是一个例外,革命思潮被堵在了外面。平措旺杰是上世纪四十年代藏人中屈指可数的共产党人。他是怎么会成为共产党人的呢?
  
  平措旺杰1922年1月出生在巴塘。巴塘这个地方位于今日四川省西部,历史上属藏地三区中的“康”区。平措旺杰小时候,生活在巴塘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藏族人,可是它远离拉萨,拉萨的政治权力到不了这个藏地的边缘地区。统治着巴塘的,是四川军阀刘文辉派出的汉人县长。这个四川军阀又和国民政府的中央政权离心离德。平措旺杰从小就给父母送到拉萨最大的寺庙甘丹寺,跟着当喇嘛的叔叔,为以后出家当喇嘛做准备,只是后来叔叔不幸早逝,才回到巴塘的家里。而此时的巴塘,呈现出汉藏民族和中央地方政权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平措旺杰开篇说他的儿时巴塘,不是一般回忆录中温情脉脉的童年记忆,而是中央和地方政权的矛盾之下,汉藏之间的血腥冲突。就是这些冲突,让幼小的平措旺杰接触到了独立和自治的含义。他讲述的第一个故事是一个叫格桑次仁(Kesang Tsering)的人。
  
  1932年,平措旺杰十岁,他说他一直记得格桑次仁回到巴塘的景象。格桑次仁骑一匹大白马,一身戎装,在十岁的平措旺杰眼里神气之极。格桑次仁是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的成员,平措旺杰有一个叔叔也在南京的蒙藏委员会。这次格桑回到家乡,是来完成国民政府交给他的使命,在巴塘建立国民党组织。但是格桑次仁有自己的打算,他要利用这个使命,来推翻军阀刘文辉在巴塘的统治,把治权重新收到藏人的手里。他要对付的是刘文辉在巴塘的兵营。用的什么办法呢?他以国民政府派员的身份,邀请兵营里的指挥官赴宴,在筵席上下了他们的枪。
  
  后来,军阀刘文辉派出的兵力,还是把格桑次仁赶出了巴塘地区,格桑次仁没有完成国民政府给他的使命,他也没有实现在巴塘藏人治藏的个人理想。但他从此成为平措旺杰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平措旺杰立志也要成为这样的人:受过现代教育,有魄力有能力,为家乡谋福利。
  
  当时巴塘的汉人和藏人,中央和地方军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独特的纠葛局面。于是,“鸿门宴”的故事一演再演,成功概率仍然很高,其原因是,被邀请者除了赴宴,其实并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而汉藏文武官员之间的承诺,结盟,伪装,背叛,成了家常便饭。
  
  平措讲述的儿时故事里,他的叔叔洛桑顿珠奉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之命,在巴塘和刘文辉手下一个叫傅德铨的人发生冲突,特别血腥。洛桑先用鸿门宴扣留了傅德铨,傅德铨发誓服从,骗得释放,又反过来扣留了当地一个著名喇嘛。当最后傅德铨对藏人发动进攻前,他们举行了一个鼓舞士气的仪式。他们把一个藏人俘虏绑在柱子上,让每个士兵用刺刀刺一刀,刺得浅一点,不要把俘虏一下子刺死,但是每人的刺刀上都要沾上鲜血。这个人的惨叫太凄厉了,于是他们堵上了他的嘴,一直折磨到晚上才让他死去。
  
  正是这些儿时故事,让平措旺杰相信,自己必须受现代教育。在这次事件以后,平措旺杰要求他的叔叔把他带出去。他们赶着牦牛,从巴塘走到汉藏交界的打箭炉,再到乐山,乘船到重庆,换船顺流而下到了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平措旺杰进了蒋介石的中央政治学院,他进的是蒙藏委员会为培养蒙藏干部而特设的班级。该校学生一律制服,军事化管理。在这里,平措旺杰学到了流利的汉语,还接受过蒋介石的检阅。
  
  抗战爆发后,平措旺杰随学校西撤。就在这西撤的一路上,他第一次看到了政府的腐败,民间的疾苦。年轻人对世间不公的愤怒,自然而然倾向开明的思潮。同时,日军的入侵,让平措旺杰心里澎湃着报国的热血。他说,他一方面有作为藏人的民族意识,要为藏人推翻军阀刘文辉的统治,另一方面又有爱国热情,爱的是大中国。他和另一个伙伴决定要去报名空军。他们请假离校,前往长沙。一路上没有钱,风餐露宿忍饥挨饿,他在中国社会的底层切身体验到了巨大的贫富差距。穷人的悲惨艰苦,富人的奢侈骄慢,富人对穷人苦难的麻木和傲慢,这些刺激,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是一个年轻人滋生革命情绪的温床。
  
  结果,他们没有当成空军,他在回校后对路途上见识贫富差别的一篇作文,却引起开明思想的老师赏识,介绍他阅读政治书籍。由此,他走上了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1939年,他在重庆的藏人伙伴里组织了西藏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叫做西藏共产主义革命小组。平措旺杰是西藏共产党的开创者和组织者。那一年,平措旺杰17岁。
  
  二,解放家乡
  
  整个四十年代,平措旺杰在展开革命活动,可是他的革命活动和当时的世界大势相比,规模有限。他们和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印度共产党都有过联络。他曾经前往拉萨,打算在拉萨建立共产党组织,展开活动,可是不久就让拉萨的西藏政府驱逐了出来。到1949年,解放军进军全国的时候,他又一次返回家乡巴塘,建立了中共康藏边区党工委和藏东青年团。在老家,他组织了巴塘地下党,一开始有十个成员。他打算配合解放军,在康区的巴塘,理塘,德格,打箭炉等地组织起义,推翻刘文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此时的刘文辉,已经不是独立于中央政府的地方军阀,而是国民政府将康区划出来,于1939年1月1日成立的西康省的省长,成了国民政府的“自己人”。而蒙藏委员会培养出来的藏族干部平措旺杰,此时却成了共产党人,策动旨在推翻国民政府的革命。于是,在巴塘,两边人马是老对头,而在大局上的站位,却已经全然变了。
  
  平措旺杰的起义没有来得及举行,刘文辉就投降了。为刘文辉一方管治巴塘的官员刚好是平措旺杰的一个叔叔。于是叔叔把政权交给了侄子,政权在叔侄之间和平转移。巴塘就这样和平解放了。
  
  此时的平措旺杰意气风发。他28岁,已经是有十年革命经历的老革命家。他期待着一个新的时代将在藏人的康区开始,甚至将会在全西藏展开。
  
  然后,有一天,他收到了解放军总司令朱德的电报,要他立即到刚解放了的重庆,向邓小平和刘伯承报到。他说,他为“我们在巴塘的努力得到中国共产党政府如此高层人士的认可而非常兴奋。”
  
  在重庆,他得知解放军第18军已经准备解放西藏,而他是共产党内汉藏两种语言都流利的最高阶干部。组织上要他随部队解放西藏,他的任务是搞好和藏族上层人士的关系,向他们做宣传,同时要让解放军了解西藏的文化风俗。贺龙和刘伯承还要他注意发现和培养藏族干部。
  
  他为自己能置身于如此伟大的历史变革而骄傲,决心尽力而为。他的语言能力,他对藏人藏地的熟悉,确实是不可替代的。比如,他向邓小平提出,藏区粮食有限,部队必须带粮进藏,切不可让部队自己就地解决粮草问题。又比如,他知道,搞好藏人上层关系,礼物很重要,于是他亲手操办置买礼品。他赶到打箭炉,召集以前地下党的旧友,商讨怎样为解放军组织牦牛运输队。为了解放军进藏的第一仗,著名的昌都战役,仅仅为运送物资去巴塘,他就亲自组织了有十万多头牦牛的庞大运输队伍。
  
  昌都一役,藏军几乎全军覆灭。在随后谈判签订著名的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平措旺杰起了重要的作用。
  
  三,十七条的中间人
  
  平措旺杰在18军攻下昌都后第13天进入昌都。他为战胜者提的第一个建议是善待被俘的藏军官员,特别是藏军的总司令嘎宝,即阿沛•阿旺晋美。这些战败的藏军垂头丧气,心事重重。平措旺杰说,他为他们感到一种“难以解释的同情”(felt strangely sorry for them)。在解放军一方,大概只有他一个人会有这种难以解释的同情。他建议说,既然要把西藏上层争取过来,就不能羞辱他们。要显示出尊重,不是把他们当成俘虏,而是当成西藏政府高官,是准备与之谈判的人。
  
  他又是共产党一方唯一能够和嘎宝他们沟通的人。他回忆说,他用了很多日夜同嘎宝他们长谈,谈苏联,谈共产主义,谈形势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那就是平等和宗教自由。那个时候,平措旺杰对此丝毫没有怀疑。他也向嘎宝他们指明,西藏在军事上抵抗中国是不可取的。他用了“鸡蛋碰石头”这个成语来做比喻。
  
  随后,嘎宝等致信拉萨政府建议谈判。平措旺杰回忆,这封信是他和嘎宝他们讨论后,再三修改,让解放军王其美将军过目以后,才有一众西藏官员签署发出。
  
  平措旺杰关于十七条谈判和签署的回忆,读起来非常微妙。在汉藏实力的大局之下,双方人士的反应和内心活动,恰似平静的水面之下波涛汹涌。平措旺杰的身份是谈判的翻译,其实却远远不是一个工具性的角色。他是认知上相差巨大的双方都能够理解和沟通的人。站在他这个位置上,他能够看到其他任何人都看不到的事情。
  
  作为翻译,一开始他就注意到双方不同认知而产生的用词不同。藏方用“西藏政府”和“中国政府”的说法,而中方只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说法。这种说法不同,有时候会造成尖锐对抗,可是如果翻译能灵活一点,就能降低或消减这种对抗。有意思的是,平措旺杰回忆中说到中方的时候,说的是“我们这一边”(our side),而中方的谈判代表对他说起对方的时候,却不由自主地说是“你们的人”(your people)。在某种意义上,双方都把他看成自己人,有时却又都把他看成对方的人。他到底实质上是那一边的,就要看双方在具体情势下,需要他做什么了。他以为,他的这种双重身份为两边都做了好事。他是真心的。可要是一个汉人就会小心,因为这样的双重身份很可能种下日后的祸根。
  
  十七条谈判最困难的是解放军进藏驻军的问题。西藏代表们尽其所能地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必要。他们内部也激烈地争论。最终达成妥协的原因很简单,不管签不签,解放军总是要进藏的。签了意味着和平进藏,不签意味着武力进藏。藏方无力抵抗,没有别的选择。
  
  几乎导致十七条谈判破裂的,却是最后中方提出的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的计划。中方首席谈判代表李维汉预先向藏方的嘎宝打了招呼,嘎宝却没有向西藏代表们通气。三天后当李维汉正式提出的时候,西藏代表们就炸了窝。他们认为,这是解放军进藏后将取代西藏政府的一个计划,以前谈判所得到的自治条件都将化为乌有。而中方认为,预先给你们打过招呼,你们没有反对,就是默认了,为何又出尔反尔。于是,李维汉发出了要西藏代表卷铺盖回家的威胁。解放军将用武力解放西藏。
  
  站在漩涡中间的平措旺杰,没有把李维汉的“回家”翻译成“回西藏”,而是翻译成“回旅馆”。随后,平措旺杰以一个藏人的身份,在西藏谈判代表中展开了说服。他解释说,这个军政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机构,不是要取代西藏政府。而且,达赖喇嘛是军政委员会的负责人。终于,平措旺杰成功地把双方又拉回了谈判桌。
  
  在十七条签署后的庆祝酒会上,李维汉举杯祝酒:“为平旺同志,为他对十七条协议作出的重要贡献!”
  
  四,领着解放军进入西藏的人
  
  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藏汉关系史上,拉萨的藏人给平措旺杰一个标签,说他是“领着解放军进入拉萨的人”。这个说法是有来历的。十七条签署以后,解放军终于越过青藏高原,于1951年9月9日开入了拉萨。解放军浩浩荡荡地行进在八廓街上,他们抬着毛泽东和朱德的巨幅画像。走在队伍前列的,是王其美将军和平措旺杰。平措旺杰身着解放军的军服。
  
  我们如今很难猜测,在观看解放军开进拉萨的成千藏人眼睛里,平措旺杰是什么样的人。而平措旺杰在那一刻,感觉到的是自己投身在革命事业之中,这个事业是为藏族谋平等自治的,是为藏民谋开明和福利的。不幸的是,就在长途行军前往拉萨的路上,就显示出了党内藏族干部和汉族干部在某些问题上的细微分歧,而王其美等汉人干部就已经开始产生对藏人平措旺杰的怀疑了。
  
  在共同的共产主义信仰之下,汉藏民族的不同文化背景,引出处理具体问题的不同态度,如今,半个多世纪以后,读来意味深远。
  
  按照礼仪,随解放军18军大部队进入拉萨的最高指挥官张国华将军,要正式拜会达赖喇嘛。这次会见非常重要,在北京时候就已经决定。李维汉告诉平措旺杰,张国华离开北京以前,毛泽东私下召见张国华的时候,关照张国华,第一次面见达赖喇嘛时,要行三次“叩长头”礼。张国华将军显然不乐意对达赖喇嘛这个16岁的少年行如此大礼,因为这样把自己完全卧平在地的“五体投地”的礼节,还要起来又卧下行三次,这对于不习惯藏传佛教的解放军将军来说,确实是一件有所为难的事情。于是张将军对毛泽东说,对达赖喇嘛行个军礼是不是就可以了吧。毛泽东对张的态度感到有点生气,不客气地说,“张国华,你能为革命流血流汗,对达赖喇嘛叩三个头又有什么关系嘛!” 张国华只好默不作声。
  
  在拉萨,临到了要见达赖喇嘛的时候,张国华还是不想行这个叩长头大礼,于是他对平措旺杰提出,你是藏族干部,你来做代表叩头吧。谁知平措旺杰对这个难题的反应是,“这对我一点没有问题,因为这是我们藏族文化的一部分”。
  
  达赖喇嘛在后来的回忆录《流亡中的自在》里,提到了这次会见。他记得很清楚,随着解放军将军一起来的,有一个身穿藏人服装,戴着藏人皮帽的青年,一进来就行了三次正式的叩长头大礼。“我觉得有点奇怪,因为他显然是中方代表团的一员。后来得知他是翻译,是共产党的忠实支持者。我后来问过他,为什么他不像其他人那样穿毛式服装,他好心地告诉我,千万不要以为革命只是衣着的革命,革命是思想的革命。”
  
  平措旺杰的共产党人和藏人的双重身份,使得汉藏双方在需要他的时候,都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在五十年代初的汉藏互动时期,平措旺杰见证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现场。1954年达赖喇嘛到北京访问的时候,他为达赖喇嘛做翻译。中方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习仲勋,到张经武,张国华,范明等治藏军队干部,他们和达赖喇嘛的谈话,都是平措旺杰翻译的。在这个过程中,他和比他小十多岁的达赖喇嘛交上了朋友。那些年,是平措旺杰工作如鱼得水的几年,他感觉,共产党人把他当成战友,而藏人的领袖达赖喇嘛也把他当成心腹知己。两边都对他很好,两边都离不开他,而他也在尽力促进两边的互相理解,他显然认为,这种互相理解,对于革命事业,对于藏人的福利,都是有利的。他感觉自己干得很值得。
  
  就在他这几年的回忆里,仔细读来,可以读出一些微妙的信息。从身份上来说,他属于共产党队伍里的一员,他是中共统战部和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干部,而不是达赖喇嘛噶厦政府的官员。他有共产主义的信仰,对和平解放西藏有功劳有成绩,他更多的,应该说是共产党的人。可是,如今读他这一段的回忆,你会觉得他更多的是一个藏人,是西藏达赖喇嘛那一边的人。他的回忆录读来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
  
  在他的回忆里,他讲述了经历过的各方人士,有细节有描述。他的描述,对中共一方的人士,有足够的尊敬,却不知怎么就让你感觉少了一份亲情和信托。而对达赖喇嘛,名义上他是中央派来的翻译,他对达赖喇嘛有着藏人都有的崇拜,作为“共产党一边的干部”,照理说还应该有所疏远和敬畏,可是你却能读出一种亲近,一种默契。
  
  在多年后达赖喇嘛的回忆中,也多次提到这位翻译平措旺杰,说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安静而聪明,精于思考。还说他真诚,诚实。达赖喇嘛回忆说,“有一次我们谈到西藏的前途,他说他对西藏的前途非常乐观,因为他认为我是一个思想非常开放的人。他告诉我,很多年前他作为观众在罗布林卡看到我,是一个小男孩坐在宝座上。‘现在你不再是个小男孩了。现在你和我一起在北京’。这个念头让他如此感动,竟使他泣不成声。”
  
  而平措旺杰对达赖喇嘛的回忆,也有一些细节。他用一个藏人的心态和眼睛,来注视这个19岁的青年。这个年轻人从雪域西藏来到北京,置身于一群成年人中间,这些人手中有几百万大军,治理着几亿人口,有压倒性的实力来决定他和他的藏人未来的命运。大概,在场的人中,没有谁观察达赖喇嘛如此细致,如此怀着感情。他注意达赖喇嘛是不是紧张,说话是不是流畅。他似乎在和达赖喇嘛一起,感受达赖身上肩负的无与伦比的沉重责任。达赖喇嘛会见毛泽东以后,对他说,“平旺-拉(“拉”放在名字后面是藏人表示尊敬的称呼法),今天事情进行得非常好。毛主席是个了不起的人,他和别人不一样”。这种宽慰之心情,也可以从平措旺杰的回忆中读出来。
  
  平措旺杰还回忆到,他在接触了达赖喇嘛以后,才发现达赖喇嘛生活上简朴的一面。他说,达赖喇嘛日常吃的东西,比常人想象的简单得很多。很多常人习以为常的食品,达赖根本就没吃过,一点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美味的食物。于是,达赖对在北京时候给他吃的丰美佳肴感觉非常惊奇。
  
  如今,五十年过后,汉藏关系中发生过了很多事情,再读平措旺杰的回忆,你不得不看到,尽管共产党博学多识的领袖们都知道达赖喇嘛对藏人的含义,同样是面对青年时期的达赖喇嘛,却不会有一个人持有平措旺杰那样的眼光和感情。平措旺杰是一个共产党人,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但是,达赖喇嘛对于平措旺杰,仍然是一个精神上的依托,仍然是他的精神领袖。对藏人来说,达赖喇嘛的意义,就是世界的意义,就是生命的意义。这种道理并不是理性的知识,而是雪域西藏千百年来植入藏人血液的生命本身。
  
  达赖喇嘛也从平措旺杰身上看到未来藏人和共产党人之间一种他所希望的关系。他回忆说,“我一向认为只要毛主席继续信任平措旺杰,那麽西藏就有希望。在他回北京后,我向张国华将军提出一项要求:请派平措旺杰为党书记。起初是原则上同意,但是有好久都没有下文。”
  
  可惜的是,平措旺杰没有像达赖喇嘛盼望的那样回到拉萨担任书记。1957年,正是内地反右斗争的一年,也是在四川的康区、和青海的安多地区的土改和合作化运动引起藏人反抗的一年。汉藏关系中,以中央政府主导所维持的那种和平,突然显示出诡秘的气氛。年底,一位中共官员告诉达赖喇嘛,平措旺杰不会回西藏了,因为他是一个危险分子。
  
  五,世上千年,洞中一日
  
  几年前,平措旺杰领着解放军进入西藏,张经武和张国华将军是他的战友,他们共事了八年,很多时候几乎是朝夕相处。可是当两位张将军向他宣布,要对他进行审查,并且要求他肃清自己的思想的时候,说出来的理由让他觉得“荒唐”。
  
  张经武说,在1957年全国人大少数民族代表举行的青岛会议上,平措旺杰策划要把隶属四川省的德格划给西藏的昌都。这完全是误解和冤枉。在那次会议的一个小组会上,是别人提出应该把德格地区的四个县划给昌都,这不是平措旺杰的想法,而且平措旺杰立即就意识到,这种想法是上级不会赏识的,于是公开表示这不可能。他注意到会上有民委派来的 干部默默地做着记录,却没有放在心上。但是,此后他发现嘎宝等都向他提起这个事情,他隐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在第二天周恩来和他谈话的时候,他向周恩来做了解释,说明这不是他的想法,而且相反,他是反对的。于是,周恩来说,看来是记录员记错了,别当回事。可是很明显,这仍然还“是一回事”。遗憾的是,在那个年代整人的风气中,事情到了公开摊牌的时候,挨整的苦难之路一经展开,那就非得走完不可,再解释也来不及了。
  
  当平措旺杰向两位将军老战友追问,还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张国华说的理由更精彩。张将军缓慢地说,“解放军进军西藏的时候,你随身带了很多书。你带的这些书里,有一本是列宁的《论民族自决》。你可得好好想想。”
  
  这个理由,让平措旺杰无言以答。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是青年平措旺杰走上信仰共产主义道路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正是这本共产主义导师的著作,让来自偏僻巴塘的藏族青年平措旺杰相信,共产主义是主张所有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为什么带了一本列宁的书,会成为一种罪过呢?平措旺杰感到愤怒,他怎么也想不通。
  
  他被留在北京,不准回拉萨。奇怪的是,在拉萨,党政机关公开宣布对他的地方民族主义进行批判,而在内地,并没有公开对他的批评。他被降职,安排在民族研究所工作。在反右运动后期,他还参与了给别人定右派的事务。
  
  1960年初的一天,他被告知写出一生的经历,从八岁开始写起。于是,他写了长达二十多页的一生经历。对于1949年以前他成立西藏共产党的革命活动,他没有详细解释,因为这时他已经学会担心,他在成立西藏共产党以后曾经通过领馆和苏联共产党联系,后来当西藏将他驱逐出境以后,他在印度又和印度共产党联系过。这些革命活动,现在他知道,是有可能被误解的。
  
  他把报告交上去以后,有两个月太平无事。然后,1960年八月的一天,人家通知他,他被隔离审查了。他当时立即想到的是,家里的孩子们没人照顾,因为这时他的妻子还没有调到北京,岳母帮他照管孩子,但是只会讲藏语,而他的孩子有的不会讲汉语,有的不会讲藏语。但是人家拒绝让他回家料理家事,也拒绝让他的孩子来看他。
  
  很久以后,他才了解,中央民委向上级打了有关他的政治问题的报告,毛泽东亲自批阅了报告。几年前,毛泽东当着达赖喇嘛的面称赞过他,但是这个时候达赖喇嘛已经出走印度。毛泽东的批示是,要彻底调查,即使有“天大的事”,也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争取过来。可是,后来的事情证明,下面的人并没有照毛泽东的批示办。这是为什么,至今是一个谜。
  
  8月31日,六个人来到他隔离审查的地方,出示了公安部谢富治的批示,宣布逮捕反革命分子平措旺杰。他被关进了著名的秦城一号。
  
  这是1960年,平措旺杰38岁。当他迈出秦城监狱的时候,将是18年以后。在这18年里,他大部分年头被单独监禁,即使看守他的士兵也不许同他讲一句话。
  
  长期单独监禁,是最为残酷的一种刑罚。单独监禁十年以上的人,几乎无一例外精神崩溃,不管你身体多么强壮,不管你精神多么顽强。平措旺杰也曾被送入北京安定精神病院。在此期间,他的妻子死在地下室里,他一无所知,没有人告诉他。当1978年他突然获释,他的孩子们来接他的时候,他已经不会说话,只会流着口水发出呜呜的声音。
  
  在这18年里,发生了很多事情。西藏也和康区、安多一样,展开了“民主改造”。大饥荒,文革,西藏的大部分寺庙被毁,连班禅喇嘛也被关在监狱里。这一切,平措旺杰一无所知,他在单独监禁的炼狱里煎熬。这个康巴汉子,凭着草原牧场给他的强健体魄,凭着没有害人动机的单纯良心,凭着他进去的时候正是38岁年富力强之时,终于熬到了文革后拨乱反正的年代。有很多像他一样的人,没有能熬到这一天。
  
  他到底犯了什么事,要这样惩罚他,到底是为什么,要用如此残酷的方式折磨他,至今也没有人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
  
  六,来自山南的关怀
  
  1978年4月的一天,平措旺杰被释放,和前来迎接的他的孩子一起,直接被送上了火车,送到四川省自贡,在那里被安置下来。名义上他恢复了自由,实际上他不能到他自己想去的地方去,不能到北京去。他到成都去看病,需要自贡当局的批准。他决定作出一个反抗的行动。1979年2月,他和他的儿子一起,登上火车,前往北京。
  
  这个时候的北京,正在经历文革以后的拨乱反正。在台上掌权的共产党官员们,在文革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受过“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批斗和监禁。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中央官员们集体呈现出少见的恻隐之心的时代。平措旺杰要推翻加于自身的反革命罪名,他向邓小平、胡耀邦和陈毅写信申诉。
  
  这里,他两次出现了记忆失误。陈毅早在文革中去世了。可是平措旺杰两次提到了向陈毅申诉。这种记忆错位的原因,我想,是因为1956年他随陈毅,汪峰,张经武等进藏的一路上,陈毅给他留下的记忆。当时,在汪和张的言谈里,他们认为藏人什么也不懂,他们是到西藏去指导他们的。这种汉人的傲慢让平措旺杰不快。轮到陈毅说话的时候,陈毅间接地批评了汪和张,他说,我们到西藏去,应把自己看成学生和客人,而不是老师和中央政府的权威。他说“我们对西藏的局面其实并不了解。我们应该向藏人学习,而不是对藏人指手画脚。”藏人记恩,显然这番话让平措旺杰刻骨铭心地记住了。
  
  平措旺杰向中央申诉以后,1979年3月,统战部派人来找他,告诉他,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作为中央政府的客人,来到了北京。嘉乐顿珠提出一定要见平措旺杰。统战部的来人说,平措旺杰可以见他。而且,考虑到他是住在孩子家里,没有自己的房子,所以统战部已经在民族宫饭店安排了房间,你可以在那里见嘉乐顿珠。第二天,统战部来人又告知说,嘉乐顿珠坚持,一定要在平措旺杰自己的家里见到平措旺杰。
  
  在平措旺杰家里,嘉乐顿珠讲述了这次他代表达赖喇嘛来访问的前因后果。他说,他在接到新华社香港分社转达的中央政府的邀请后,立即赶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向达赖喇嘛请示。达赖喇嘛说,他应该去,并且关照两件事。第一件是,他这次来,可以听任何人说话,但是自己不要谈政治,也不能自己和中央政府谈判。第二件是,要设法找到平措旺杰,了解平措旺杰这些年在哪里,他过得好不好。
  
  嘉乐顿珠向他简单介绍了流亡在外的藏人的状况,告诉他说,现在藏人的儿童都上学了。告别前,嘉乐顿珠说想看看他的孩子们,于是他把孩子们叫出来。孩子们把他们这些年的经历告诉嘉乐顿珠,他的女儿说着说着就哭了起来。嘉乐顿珠看着这些下一代藏人,强忍眼泪。
  
  嘉乐顿珠的来访,顿时改善了平措旺杰的政治待遇。但是,他还是没有得到平反,没有恢复工作。这个时期,他接待了刚从监狱里释放的班禅喇嘛来访。班禅喇嘛答应尽力帮助他。他也向嘎宝请求帮助。嘎宝,即阿沛•阿旺晋美,是藏人中很少的在这些年里没有遭受极大苦难折磨的人,一直担负着没有实权的很高的职位。从十七条谈判时期开始,嘎宝就认识他,了解他,没有人比嘎宝更清楚,他对中央政府绝无背叛之心。嘎宝答应,帮助他把写给邓小平的申诉信递上去。
  
  1979年秋天,邓小平邀请达赖喇嘛派代表团访问西藏。统战部长杨静仁邀请平措旺杰出席了为达赖代表团举行的宴会。这是平措旺杰二十年来出席的第一个公开活动。杨静仁和主宾们在第一桌,平措旺杰和统战部的干部在第二桌。席间,达赖喇嘛的代表们频频走到第二桌来,向他祝酒。他们好像是预先就想好了一样,故意在各种场合向中央称赞平措旺杰。这些不可能不引起最高层的注意,促进了平措旺杰的平反和恢复政治待遇。
  
  随后,达赖代表团开始对西藏地区的访问。在他们访问以前,统战部担心翻身农奴会出于对达赖喇嘛的仇恨而对代表们不礼不恭,于是布置基层,要说服民众,不要向达赖代表们扔石头,吐口水。
  
  平措旺杰说,没有比这种担心更离谱的了。政府一方对藏人的判断完全错误。达赖喇嘛的代表所到之处,民众狂热欢迎,场面惊心动魄。人们哭着喊着,达赖喇嘛万岁!这是1979年,自从毛泽东三年前去世,中国人就不再对哪个人喊万岁了。
  
  这个场景,从来没有在中国的报纸上报道过,以后也从没有在文章、书籍中出现过。所有当事人都奇怪地保持了沉默,再也没有人提起,似乎没有发生过一样。但是,它发生过。这个场景,意味深远。它表明了中央政府,共产党的干部和汉地民众,对藏人藏地的判断是何等的失误。他们和几百万藏人相处交往了三十年,竟然一点不知道藏人心里是怎么想的。他们对藏人的判断,和现实完全相反。而过去几十年的执政方对管治西藏政策的自信,是全部建立在这一判断上的。这一判断被证明失误,说明了什么呢?此后对这一判断失误的沉默,又说明了什么呢?
  
  但是,有一个共产党人不一样,那就是平措旺杰。如果平措旺杰不懂藏人,那么世界上就没有共产党人懂得藏人了。如果共产党想懂得藏人,他们就应该听听平措旺杰的看法。那么,汉藏关系往哪里去,平措旺杰是怎么想的呢?
  
  在平措旺杰的回忆录里,有那么一个历史细节。
  
  七,藏人的旗子能不能打起来
  
  平措旺杰对1954年达赖喇嘛访问北京的回忆里,有一件事情,看似平常却意味无穷。那年达赖喇嘛待在汉地几个月,在北京的时候,毛泽东会突然来拜访这位年轻的西藏宗教领袖。毛泽东常有出人意外的言谈,有些话显然是深思熟虑以后说的,有些话又似乎兴之所至,随口而说。
  
  有一天晚上,毛泽东突然又来到达赖喇嘛住的地方。在他们交谈的时候,毛突然说:“我听说你们有一面国旗(National Flag),是吗?他们不让你带着,是吗?”平措旺杰把这句话翻译过去,达赖喇嘛反问,他说的“他们”是指谁啊?平措旺杰把这个问题再翻过去,毛泽东直接了当地告知,他指的是当时代表中央在西藏的张经武、张国华和范明。
  
  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在不知来意的情况下,达赖喇嘛回答说,“我们是有一面军旗。”他避免直接回答西藏政府和达赖喇嘛有没有自己的国旗这个问题。谁知道毛泽东立即说:“没有问题。你们可以保持你们的国旗。将来,我们可以让新疆有自己的国旗,让内蒙有自己的国旗。在这些国旗之外,再加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这样好吗?”达赖喇嘛点头称是。
  
  平措旺杰对毛泽东的这番话感觉非常兴奋。虽然他不知道毛泽东的话是不是经过政治局讨论,抑或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想法,但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很注意苏联的榜样,他认为,毛泽东说藏人可以用他们自己的国旗,说明将来会采纳苏联那样的共和国联盟的政体。
  
  这天夜里,兴奋莫名的平措旺杰把这番话告诉了张经武。谁知张经武非常关心的是,毛泽东说的“他们”都是谁,对“他们”还说了别的什么话没有。他对有关国旗的说法一点兴趣也没有。
  
  后来,平措旺杰还向刘格平提起了毛泽东的话。刘格平是一个回族干部。他对“他们”是谁一点没有留意,却立即就抓住了毛泽东的话可能蕴含的意义。他说:这么看来,将来,西藏,新疆和内蒙,可能会建立苏联式的共和国,而小的少数民族则建立自治区。他说,这可是太好了。他们俩都认为,只要毛泽东这样说,那么中央政府一定会采纳这种想法的。
  
  可惜,从那以后,这一共和国联盟的模式,在西方称为联邦制,再也没有人提起。而在中共的正式文件里,这一思想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来。
  
  平措旺杰说,很多年以后,他在长年的单独监禁中,又想起了毛泽东的这段话。他为这段话没有留下任何记录而焦虑不安。大概在1974年到1975年间,他在单人牢房里想到,自己这辈子可能再也不会放出去了,现在达赖喇嘛在国外,而毛泽东也非常衰老了。于是,他把这段毛泽东对达赖喇嘛说的话,写了下来。
  
  如今,离开毛泽东说那番话,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多。平措旺杰记下的这段话,说明汉藏关系其实本来还有别的路可走,本来还有别的可能性的。同样,未来也并不是只有已经开了头的这一条路可走。和半个世纪前一样,选择权在实力强的一方。
  
  八,汉藏关系的钥匙在哪里
  
  平措旺杰回忆录的最后两章,讲述上世纪八十年代他的经历。八十年代初是中共高层反省西藏政策的年代。从文革苦难中过来的胡耀邦等领导层官员,痛定思痛,意识到过去几十年的西藏政策中,很可能对藏人造成了极大的苦难。于是,他们打算纠正错误,让中央对西藏的政策拐一个弯。
  
  这时的平措旺杰,虽然刚从监禁中释放不久,但是他无疑仍然是藏族共产党人中资格最老的人。他在党中央高层中的人脉无人可比。当他要把自己的平反申诉递交上去,办事干部显得冷淡的时候,他出示一张几十年前和邓小平的照片,立即就让对方转变了态度。
  
  可是,几十年过去,人事皆变。西藏已经有了一个庞大而严密的权力结构,这个结构上已经布满了汉藏两族的干部。这些干部中,有些人并不欢迎平措旺杰重新出山。平措旺杰显然是看清这一点了。
  
  1980年6月的一天,胡耀邦邀请平措旺杰谈话。平措旺杰五十年代就认识胡耀邦。当胡耀邦见到平措旺杰的时候,第一句话是:“你还活着,是一个大胜利。”
  
  然后,胡耀邦提议派平措旺杰去西藏担任自治区党委书记。意外的是,平措旺杰凭着强烈的本能感觉,谢绝了这个提议。他的理由是,他要完成狱中多年进行的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思考,要写成一部大部头的著作。另一个理由是,他系狱多年,如今不熟悉西藏的情况,此时不是一个合适的西藏领导人选。
  
  但是,平措旺杰显然十分关心西藏的情况和政策。于是,在一次胡耀邦宴请藏族干部的场合,平措旺杰发表了一番意见。这番意见,只有平措旺杰一人有这样的胆量和见识说出来。他说,中共应该重新评估导致达赖喇嘛出走的所谓1959年西藏暴乱。他还说,不能动用军队来镇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不能用军队来做警察应该做的工作。
  
  平措旺杰回忆录里,以后的故事是他和党内一些官员展开诬陷和反诬陷的经历。过去半个世纪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会有这些故事似曾相识的感觉。那些反感他的干部说,现在世界上有三个藏人是最坏的主张藏独的人。一个在国外,达赖喇嘛;另一个在国内,班禅喇嘛;第三个在党内,平措旺杰。
  
  平措旺杰一面为自己辩诬,一面仍然在面见中央高层的时候,发出自己对西藏问题的看法。读到这些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康巴汉子又回来了。1983年,他在和胡耀邦谈话的时候说,1958年在西藏等地展开的批判地方民族主义做法是错误的,从此以后就没有了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真正平等。他还批评说,少数民族干部必须真正有权,不能只给少数民族干部一个好听的头衔,却没有实权。他又强调,不能派军队镇压少数民族地区的动乱和不安。要控制向少数民族地区的移民,不能让汉族劳动力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他说,他理解,少数民族地区人少地多,而汉族地区人多地少,移民是必然的,但是应该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汉族移民不能危及少数民族经济和文化上的生存利益。
  
  他向胡耀邦提议,拉萨永远不应该变。拉萨,藏语里是圣城的意思。他说,几百年来,那是藏人的神圣之地,就像麦加对穆斯林一样。如果只顾建设,不讲保护,如果布达拉宫被大群高楼簇拥,如果周围全是讲汉语的汉人,中国政府就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会引出严重的后果。
  
  可惜,随着胡耀邦和赵紫阳政治上的陨落,中国政治转向了另一个方向,对藏政策又开始收紧。平措旺杰的意见不再被中央所重视。如今,距离平措旺杰提出这些建议又过去了25年,拉萨的面貌在发生历史上从来没有的变化。2005年,中外学者调查发表的《拉萨历史城市地图集》指出:“拉萨历史核心区未来的保护已经变得刻不容缓。然而在逐渐意识到这种文化遗产的重要性时已经太迟了。”和布达拉宫相对的,是文化含义和建筑风格迥异的“西藏和平解放纪念碑”。而大量汉族移民的涌入,正在从文化氛围上改变拉萨。
  
  2002年,平措旺杰回忆录完稿后,执笔者Goldstein问平措旺杰,是不是想为自己的自传写一个后记。两天后,平措旺杰交给Goldstein一份文稿。在这份评价自己一生的短短稿子里,平措旺杰表达了国家应该统一,少数民族不应该分裂出去,但是应该得到高度自治的看法。
  
  最后,平措旺杰推崇汉人作家王力雄的观点:解决汉藏关系问题的钥匙,是达赖喇嘛。平措旺杰说,康区、卫藏和安多,这藏人三区的大部分人,都从心底里想念他们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他们相信他,依靠他,祈求他的祝福。
  
  平措旺杰呼吁:没有理由怀疑达赖喇嘛的动机,没有理由歪曲达赖喇嘛的真诚无私,没有理由攻击达赖喇嘛无与伦比的人格。相反,达赖喇嘛是解决西藏问题的钥匙。
  
  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平措旺杰刚好80岁。
  
  九,何时相会
  
  1989年,流亡30年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第二年,达赖喇嘛出版了他的自传《流亡中的自在》。在这本回忆以往的书中,达赖喇嘛多次提及这位当年的翻译,流露念旧之情:
  
  “平措旺杰现在仍然健在,但是垂垂老矣。在他死之前,我非常想再见他一面,我仍然非常尊敬他,因为他是一位老资格的、有经验的西藏共产党员。现在的中共当局明白这一点,我仍然有希望能再看到他。”
  
  又过去了17年。如今,达赖喇嘛73岁,平措旺杰86岁。
  
  完
  
  A Tibetan Revolutionary: The Political Life and Times of Bapa Phuntso Wangye.    
  Melvyn C. Goldstein, Dawei Sherap, and William R. Siebenschuh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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