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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  沉重的浪漫——我的紅衛兵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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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浪漫
——我的紅衛兵時代


“文革”開始那年(
1966年)夏,我在南寧民生路小學畢業,進入南寧四中,當時還不滿13歲。從那時直到1969年下鄉插隊,我的三年“初中”生涯都在“革命”以至內戰的混亂中度過,沒上過一天正式的課,甚至於除小學同學、同組織的戰友以及後來一起插隊的同伴外,其他的“同班同學”我當時就認不得幾個。不過三年下來,作為跟在高年級後邊“造反”的年紀最小的一屆紅衛兵成員,我無論在認識社會與人生方面,還是在編印小報、寫論戰文章等活動中所受的“文化訓練”方面,都“收穫”不小。套用當時官方的話說,也算經歷了“革命鍛煉”吧。與這三年中驚心動魄、血火交融的許多事情相比,我的經歷是平淡無奇的,但它將永遠影響我的一生。

一、
我是懷著尋找“革命”的熱望踏進中學的,這一點許多小夥伴也許曾覺得奇怪。因為眼疾之故,我從小內向、喜靜,但我並不冷漠。我父母作為老民盟曾積極投身于建國前的反蔣學運,這對我或許有潛在的影響;生活在學歷史的知識份子家庭中,使我對“文革”前夕被批判的《海瑞罷官》和“三家村”作品中涉及的許多歷史典故似曾相識,為此在小學末期曾常有小夥伴向我“請教”,使我在得意之餘更對“革命”來了興趣;最後,小學臨畢業時已興起了學生給老師貼大字報之風,我也參與了,並從中感到“革命”蠻好玩的。於是一進中學,就急著要投奔“革命”。
除此以外,我那時已經有了“信仰”,尤其是十歲那年熾熱化的反修“公開論戰”給我以強烈的感染。我至今記得全家坐在收音機前聽《九評》的情景,當時我雖然似懂非懂,但播音員那義正辭嚴的語調使我感到了“真理”的力量,並為之激動不已。很長一個時期,我能對“九評”及以前的公開論戰文集《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反對我們共同的敵人》中的篇目倒背如流,對某些段落記憶猶新,如“朋友們,同志們,好樣的站出來,互登對方批評自己的文章。我們就是這樣做的,你們敢這樣做嗎?好樣的,就敢;心虛理虧,色厲內荏,表面上氣壯如牛,實際上膽小如鼠,那你們就不敢。我們斷定你們是不敢的,是不是這樣呢?請回答吧!”每念及此,一股要與人辯論以捍衛真理的欲望便油然而生。
我那時對這些論戰文章談不上有什麼深刻瞭解,但“九評”中關於“特權階層”的說法我是聽得懂的,我想全國許多人也是如此。當“文革”開始時,包括我在內的人們立即把“特權階層”與“走資派”的概念等而為一,而“九評”中列舉的蘇聯“特權階層”種種欺民惡行也立即被人拿來對照現實。今天看來,“九評”所列舉的那些惡行不僅確有其事,而且比那更嚴重得多的惡行在蘇聯也有的是(否則安能有今日之“劇變”?)。然而所謂“特權階層”究竟與“走資本主義道路”有何關係?“特權階層”者,權貴也。權貴欺民,古已有之,何待乎“資本主義”?而欺民之權貴所忌所懼者,不正是那時的人們所急於“撕掉”的“自由、平等、博愛的遮羞布”嗎?“撕掉”了這一中國本來就未必有過的“遮羞布”,又繼之以“限制”公平競爭的市民權利,再把本來就對權貴未必有多少約束力的儒家仁愛之說也給“徹底決裂”掉,唯有“法、術、勢”獨尊於神州,權貴不就可以暢其所欲、肆無忌憚了嗎?
然而今天看來如此淺顯的道理,那時的人們卻似乎一無所知,更不用說我們這些半大孩子了。今天想來這恐怕也不光是個“奉旨造反”的問題,甚至不光是個特定意識形態的問題。君不見就連華僑出身大仁大智的孫中山先生也曾經認為中國之弊在於“自由太多”了嗎?今天有論者把“文革”中之造反(而不是“保皇”)比之於東歐的“持不同政見運動”。可能就極個別的人而言這一比較有些道理(但我在造反派隊伍中未遇到這樣的人),然而就整個“運動”而言,這個比較未免不倫不類。這倒不是因為“文革”中的造反本就打著反修防變的旗號,而東歐的異見分子卻是“修”、“變”的產物,也不全因為“奉旨造反”(與當年的義和團一樣,“文革”中的造反並不全是“奉旨”行事,“抗旨”之舉也是有的,我所在的廣西“四·二二”就有不少這類行為)。而是因為……打個比方說吧,一則俄國寓言曰:有一富人從不知“餓”的滋味,光聽說“餓”是肚子裏不舒服的一種感覺。一日他飽食腹脹,頗感不適,遂悟曰:“餓矣”,於是又複進食以療“饑”,結果愈食愈脹,愈脹愈以為“餓”,於是愈食,終於活活脹死。
“文革”時期那種把“特權階層”當作“走資”之過來反的造反運動,不管是否出於“奉旨”,不都有似於上述寓言中主人公的所為嗎?
這是今天的看法了,當時我自然不會這麼想。然而我進校不久便遇上了“不准革命”的苦惱。當19668月末紅衛兵在南寧興起之時,四中基本上是以革幹子弟為主體的“南寧市紅衛兵聯合司令部”(俗稱“盾牌兵”,以其徽記為一有五角星的盾牌故也)的一統天下。當時這一組織奉行“成分”至上原則,只有“紅五類子弟”才可加入,不紅不黑的只能經過成分高貴者挑選後吸收進附庸組織“紅週邊”,而“黑五類子弟”則是“狗崽子”,求為“週邊”而不可得。我父母今日雖因40年代反蔣而被列為“離休”幹部,但那時民盟反蔣不被認為是“革命”,盟員身份反招來了麻煩,更兼身涉“教育黑線”,只待“下放”了。我因此不但不得列入“革幹”出身,險些連忝居不紅不黑也玄乎(其實就是那些出身“不紅不黑”的,也沒有幾個不為戴著那低人一等的“紅週邊”袖章而感到有傷自尊的),就憑這一點,我當時對“盾牌兵”就沒有好感。這也是我後來一直傾向“造反派”而反感“保皇派”的原因之一。
當時我們這些“不准革命”的低年級新生被學校安排去接待住校的首都紅衛兵南下串聯隊隊員,這些北京來的“小將”中有個家住海澱區新街口外大街某大院,名叫“赤烽”的高中紅衛兵與我很談得來。作為北京派來專門“煽風點火”的使者,他對“盾牌兵”也頗為不滿,鼓勵我們參加造反。不久發生“九·九”事件,在自治區黨委門前靜坐絕食的造反派和支持他們的首都紅衛兵南下串聯隊與圍攻靜坐者的“保皇派”(“盾牌兵”、“赤衛隊”等)發生衝突,南寧街頭到處為此事進行辯論。我也帶著支持靜坐者的傾向前往湊熱鬧。不久靜坐者受到壓制,參與此事的南下串聯隊頭頭被“保皇派”通緝捉拿。而這個人恰是我父母單位一位元老幹部阿姨在京讀書的兒子,我是同情他的。
隨後數月之內形勢大變,“造反”之潮滾滾而來,“盾牌兵”逐漸失勢,南寧市數不清的紅衛兵組織在四中招兵買馬,校園內一時山頭林立。但是影響最大、進校發展最早的一些組織儘管是“造反派”,也未能脫“成分論”之俗,總是優先拉成分好的入夥,而且在年齡上又是盡可能找高年級學生,對我們這些只能當啦啦隊的初一“小朋友”不大在意。而一些後起的、影響較小的二三流組織即俗稱“雜牌軍”紅衛兵因進入學校較晚,成分好的、高年級的學生大都已各有其主,於是才不得不注意發展我們這些“小朋友”。這樣約在11月間我便成了“毛澤東主義紅衛兵”(“主義兵”)四中分部的成員,如願以償地戴起了紅袖章。
“主義兵”是由位於南寧老市區(貧民區)的七中的一批高中生搞起來的,進入我們這個位於機關區的四中比較晚,它在當時屬二流組織,不像一些“大戶”那樣有獨門獨院的“總部”。“主義兵”的總部與其他一批“雜牌軍”一起設在南寧市中心一座專門撥出的“朝陽三號樓”(“文革”期間一直叫“紅衛兵大樓”)內。而我們四中“分部”就只有我們一起進入四中的幾個小學同學(中學的同學那時尚不知姓甚名誰),倒也沒有“官兵”之分。雖屬“雜牌軍”,畢竟也是一個山頭,校方照例撥給我們“辦公”用房、油印機及紙張油墨等物,還有少量經費。我們這幾個孩子還是第一次主了事,那“革命熱情”就不知有多高了。那些日子我們日夜都泡在“分部”裏,雖然家離學校不遠,幾天不歸都是常事。成天價衣服上弄的是漿糊、墨汁或油墨。上街時不進商店,只往大字報棚跟前湊。
那時總部的活動不多,“勤務員”們(頭頭,即今所謂常委,當時都聲稱是“人民的勤務員”,故名。)主要關注“主義兵”勢力較大、高年級成員較多的學校,對我們這個“小朋友”組成的分部不甚在意。然而我們卻不甘寂寞,當時不管市里運動中出了什麼“事件”,形勢發生了什麼變化,我們都要根據自己的“獨立思考”,未經總部的指示就發表意見,寫成文章以大字報或傳單、小報的形式公諸於世。到後來居然出了一份“主義兵四中分部”的“機關報”——“伏虎戰報”,每期印上數百份,沿街張貼,或夾在校際交換資料中散發各校。一次總部看到這份“戰報”上對好幾件事情都赫然發表了不同於總部的觀點,大為震驚,立即召開了勤務員與各分部的聯席會議。頭頭們一方面稱讚了我們的積極性,認為在總部尚沒有報紙的情況下,幾個初一的新生組成的分部便弄起了一個“伏虎戰報編輯部”,擴大了本組織的影響,並號召各分部向四中分部學習。另一方面也批評我們自行其是,不與總部商量便亂發表意見。我雖然在會上作了檢討,心裏卻甚為得意。

二、
這樣的“革命”生活到19672月“奪權”之後便結束了。1966年冬蜂起的群眾組織,到“奪權”時便進入了“大聯合”階段。當時“盾牌兵”之類的“老保”已經崩潰,“造反派”的大批組織聯合成立了“廣西革命造反大軍”。然而“造反大軍”奪權之後立即發生內訌,“廣西紅衛兵”、“南寧八·三一”等聯合“工總”內部的反對派在解放軍廣西軍區支持下砸爛了“工總”,並引起了其他一批造反派組織的強烈反對。與此同時,以原各“老保”組織成員為基礎成立了被稱為“新保”的聯合組織“無聯”。“造反大軍”與“無聯”形成了初步的對峙。接著由於軍隊介入、領導幹部各受一派支持而“站出來”造反,局勢更加複雜。“大聯合”很快變成了“大分化、大動盪、大改組”,並最後形成了旗幟鮮明的兩大對立陣營。這期間,“造反派”內部在工總問題上的分歧得到彌合,而他們與廣西軍區的關係卻急劇惡化;被稱為“保皇”的“無聯”由於得不到軍區的支持,不久便被衝垮,但其中的主要力量很快又在與“造反派”關係惡化的軍區的支持下重新聯合起來。到了1967年四五月間,以《廣西日報》社事件為契機、“廣西四·二二”(基本上以原“造反大軍”的力量為主)與“廣西聯指”(以原“無聯”的主要力量加上在軍區支持下由“造反大軍”中分離出去的部分力量聯合組成)這兩大派對立的局面最終形成。
這時“雜牌軍”大多已不復存在。一是因為“奪權”以後的掌權者已不像那見人矮三分的原校領導那樣是個山頭就認,他們以反對“經濟主義”為由,對不附己者不給房子和物資經費;二是在各主要組織分別參與發起組建兩派陣營之後,被拋在一邊的“雜牌軍”迅速分化,由於不是成“建制”地發起加盟,他們中甲親此派,乙親彼派,意見難於一致,很快趨於瓦解。南寧四中的無數個組織到4月間便已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廣西兩大派在四中的基層組織:“廣西聯指”的四中“三·七”戰鬥團與“廣西四·二二”的“四中革聯”。對“特權階層”抱有反感,又沒有高貴血統的我,便成了四中革聯的一般成員。
這個時期我的“革命”生活起了很大變化。我不再能與幾個“小朋友”一起以小山頭的名義自主地說話了,四中革聯這個大組織自然是高年級學生說了算的。何況作為廣西“四·二二”的基層組織,他們本身也要受總部領導——隨著武鬥的不斷升級,兩派總部與基層組織的關係都逐漸科層化、制度化乃至軍事化了,再不像“主義兵”那樣任憑“四中分部”發出與總部不同的聲音。
但我的“革命熱情”卻並未減少,因為這時雖已沒有了自立山頭辦“報”的樂趣,卻多了另一份刺激:隨著“派戰”的日益升級,“革命”一天天地顯得悲壯起來。如果說我對“主義兵”的熱情主要出於好玩的話,那末我對四中革聯的熱情則更多地有了“正義衝動”的成分。南寧四中位於“聯指”力量占絕對優勢的行政機關區,四中本身又是軍區在南寧搞的兩個中學軍訓點之一,正規軍人組成的軍訓團進駐我校掌握權力,實際上是對四中實行了軍管。而軍訓團是完全支持我們的對立派四中“三七”的。因此如果說在南寧全市“四·二二”居於劣勢的話,那麼在四中,“革聯”就處於更嚴重的壓力之下。武鬥一起,我們就無法在校園容身,不得不走向社會,到“四·二二”控制下的所謂“解放區”參加各種活動。因此,如果說在“主義兵”時代我們日夜在校園裏“革命”的話,那麼到了這時,我們就更多地接觸了社會,許多意想不到的感觸滾滾而來。
我最大的感觸是市民“造反”與我們這些學生的“造反”截然不同。當時,長期在野、一直承受很大壓力的“四·二二”一派在南寧控制的地方,除廣西大學等高校與因歷史原因(由於緊挨《廣西日報》社而在“4·22”報社事件中成為“火線指揮部”)而成為“四·二二”總部所在地的孤立據點區展覽館以外,連片的“解放區”基本上是南寧市下層市民集中居住的老市區,如解放路、新華街、上國街、西關路等處。這裏房屋老舊,好的是古老的“騎樓”,差的則為磚木結構陋房乃至棚戶區,其居民原來多從事傳統行業,三教九流,歷來被上層社會視為“情況複雜”之地。“造反”的意識形態色彩在這裏明顯淡化。在我們校園裏,指斥“走資派”及本派對立面一般都是列舉其離經叛道的“三反”言行,並以本本上的敍述為依據而力證其非,只要“證明”了他是“異端”,就可以對他“造反有理”了。然而在上述“解放區”裏,居民對意識形態並不感興趣,滿街的大字報多是指斥“權貴欺民”的具體事例,而且作者多為當事人或與當事人有關。諸如某某領導欺男霸女,某某官員挾私陷害,某某小民冤案莫伸,某某百姓負屈莫訴等等。而他們的群體要求則多有十分明顯的利益指向:臨時工、合同工要求轉正,下鄉知青要求返城等等。
“解放區”的社會、經濟狀況也出乎我的想像。一般都認為“造反派”是極左的教條主義信徒,然而在“造反派”控制的這片地區,正規計劃經濟色彩十分淡漠,“江湖經濟”則熙熙攘攘,十分熱鬧。“解放區”的中心“水塔腳”地區赫然一片在工棚式臨時建築中開業的私營餐館,號曰“南疆飯店”。這大概是“三大改造”之後城市中從未有過的經濟景觀。臨近街巷中,擺小攤的、江湖買藥行醫的、兜售各種自印奇方秘訣的、甚至算命的與賭博的,林林總總,不一而足。後來軍區、區革籌與“聯指”大舉摧毀“解放區”時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說那裏隱藏著親臺灣的“反共救國軍”組織,到1983年“處遺”時這個案子已經查明為冤案。其實現在想來,政治性的“反共”組織固然莫須有,但在那種情況下存在著不認同現體制的江湖黑社會團體卻是有可能的。
當然,在“解放區”裏也存在著強大的計劃經濟產業大軍的象徵,這主要是“廣西四·二二”最有戰鬥力的工人組織“航運工總”。該組織在南寧航運分局占絕對優勢,邕江上的主要船隊,包括當時廣西內河最大的客輪“桂宏號”等在內,都控制在航運工總成員手中。當武鬥初起,工總在航運分局的陸上據點被攻佔後,該組織便“全軍”轉移到船上,開到“解放區”瀕臨的邕江大橋至朝陽溝口江段,錨泊江心。入夜後江心的船隊燈火璀璨,綿延數裏,蔚為壯觀。有了這支“海軍”,“四·二二”在一段時間內便擁有了“制江權”。在武鬥處於冷兵器為主的階段時,航運工總進可派出“陸戰隊”上岸作戰,退可避至江心使“敵軍”徒喚奈何,“聯指”對此十分頭疼。但熱兵器大戰開始後,毫無掩蔽地暴露在江心的船隊變成了“聯指”岸上炮火的靶子,幾乎全部被毀,而建國前後幾十年積累起來的邕江航運力量也就在戰火中幾乎蕩然無存了。
在尊崇“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風氣下,南寧航運工人幾乎一邊倒地向著“四·二二”,這一點曾頗為鼓舞我們的士氣。“四·二二”的工人力量當然不止航運工總這一支,在廣西鐵路的樞紐、路局所在地柳州,“柳鐵工機聯”的力量就不亞於“航運工總”。不過柳州遠在天邊,南寧的大工廠又多分散在城郊,在市內“解放區”能感到的產業工人的支持主要來自航運工總。但“聯指”的人卻有種解釋,說南寧的水上航運業是自傳統的個體船主群體經公私合營與合作化改造而來,不像工廠工人是正牌的產業無產者。邕江上的航運工人因而有個體船業與疍民色彩,言下之意是得到他們的支持算不得“四·二二”的光榮。我參加過“四·二二”學生組織與航運工總的聯歡,在交談中感到他們與“解放區”的居民一樣,對“造反”持有與學生不太一樣的、比較非意識形態的理解。
事實上,當時一般的老百姓的確不像今天有些說法那樣充滿意識形態狂熱,只有學生是比較狂熱的,而學生中恐怕又以中學生更狂熱些,——儘管其實就真正對“意識形態理論”的理解而言,大學生應當更懂。然而用當時“四·二二”中人們私下議論的話說:大學生“滑得很”,哪有我們中學生這麼賣命?那時的宣傳品上的確充斥著某某人“鼓吹”什麼謬論,或是“閉口不談”什麼真理的指責,然而對南寧市民的情緒真正有影響的是另外的事情:我印象極為深刻的是一份關於1959年“環江事件”的長達上百張的大字報,系統地講述了當時因“反瞞產”造成的慘絕人寰的災難。今天人們都知道那幾年大量餓死人的事,相比較而言廣西死人並不是最多的。然而它的一個特點是進行了殘酷的“反瞞產運動”,當“放衛星”招致的高徵購無法實現時就說下面“瞞產私分”,並用層層拷問、肉刑相逼的辦法逼基層幹部與農民交出子虛烏有的“私分”之糧,以至許多人不是被餓死、而是被活活打死、逼死。記得當時觀看的人群中一片哽咽之聲。而街頭出現的流行標語有“XXX是屠殺XXX萬貧下中農的儈子手”之類,它所起的煽動效果是極強的。
無疑,正如80年代的“處遺”結論所說,當時的兩大派都是“極左”思潮下的“造反派”組織。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之間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區別可以忽略。這僅從雙方控制區的分佈就可以看出:草根階層聚居的舊市區是“四·二二”的根據地,而機關大院密佈的新市區則是“聯指”的大本營。設在新市區內的一些教科文單位如文化大院、水電設計院、二中與醫學院等地方,“四·二二”成員也居多數,但他們後來都陸續被擠走而“流亡”到所謂的“解放區”去了。

三、
市民沒有學生那樣的意識形態狂熱,但決不意味著他們的“造反”勁頭不大。恰恰相反,如果說狂熱的偶像崇拜引起的“造反”可以由來自偶像的禁令來平息的話,那麼不太具有這種狂熱的“造反”也就較難以這種禁令來平息。
1968年初開始,“四·二二”的處境日益困難,區革籌與軍區支持“聯指”的態度日益明顯,同情“四·二二”的或中立的駐軍,如南寧6984部隊、桂林6955部隊與柳州55軍或被調走,或換了負責人,或改變了態度。各地、縣對“四·二二”的鎮壓愈演愈烈,更重要的是中央對廣西問題的態度明顯改變,從“五次接見”時對“四·二二”較為有利的姿態一變而為完全支持區革籌(實際上也就等於間接地支持了“聯指”)。這最後一點尤為嚴峻。以某種崇拜作為“造反”動力的紅衛兵在危難時總是吟唱著“革命方知北京近”、“抬頭望見北斗星”。如今“北京”越來越遠,“北斗星”在對方頭上閃爍,而自己本身又似乎並沒有什麼實際利益需要以“革命”名義來維護,他們能從“奉旨造反”轉向“抗旨造反”嗎?
因此,這個時期“四·二二”的內部危機十分嚴重。許多為“主義”而造反的紅衛兵一來覺得被自己“誓死捍衛”的物件所拋棄實在沒意思,二來又對不很在乎“主義”的造反者在自己組織中的作用日益增加深感不安。
當時尤其在“解放區”裏,草根型的造反者如“四·二二野戰軍”、“廣西四·二二保衛處”、“草上飛”、“飛將軍”、“邕江風雷”、“雄鷹”、“新工群”、“青年近衛軍”等日趨活躍。之所以說他們是“草根型”,並不是因為他們的成員都是下層市民(相反,其中很多是學生,而且是中學生,但大學生也有,如“野戰軍”的首領黃達升就是醫學院學生,我們四中也有很多人參加了這個組織),而是因為這些組織反映的主要是當時“解放區”內的市民情緒,並受到市民的強烈支持。這些組織是在1967年的戰鬥中因“作戰”需要打亂原來的單位歸屬而在保衛者中建立的臨時隊伍的基礎上形成的,它們完全突破了“四·二二”原來按系統按單位形成的基層組織體系(如四中“革聯”、二中“紅革會”、一中“指點江山”、西大“革聯”、醫學院“闖”等),由在“解放區”活動的各單位勇敢分子組成。他們以“解放區”為根,受那裏的氣氛感染,已經與原來的基層組織關係疏遠。面對“上面”的壓力,他們採取了激進的反抗立場,而這種激進一出自某種“正義衝動”,二出自“解放區”市民身家性命實際利益的驅動,與“主義”並無太多關係,更不完全受“北京”和“北斗星”的制約。這是與我們這些為“主義”而造反,奉“北京”為偶像的紅衛兵所不同的。
但另一方面我們這些人雖是“奉旨造反”,畢竟有個“主義”為基礎,與那些純為個人目的而投機、見風使舵、毫無信仰、今天“奉旨造反”明天就可以“奉旨保皇”的人全然不同。“主義”使我們在“特權階層”與草根階層之間傾向於後者(但老實說至少就我本人而言,也並不真正理解他們),而“主義”的象徵卻傳來了當時在我們看來對屬於前者的力量有利的聲音。在這種情況下,既不願(當然從內心來說也還有些“不敢”)由“奉旨造反”轉為“抗旨造反” ,又不願轉向“奉旨保皇”,就成了必然的傾向。我們一方面不願與“北京”支持的區革籌、軍區公然對抗,另一方面又存有“奸臣當道,蒙蔽聖聰”之忿,希圖以有節制的抗爭喚醒“聖聰”,使“北京”改變態度。
這樣的心情在“四·二二”紅衛兵中是普遍的,至少“四中革聯”就是如此。當時總部組織了好幾次到區革籌、軍區抗議請願(用對方的說法是“衝擊”)的活動,四中革聯都參加了,但很多人心裏十分勉強。記得那次“請願”到深夜,隊伍在軍區大院內一棵大榕樹下休息時,“革聯”的負責人俞崇東一聲接一聲地歎氣,末了對我們說:“總部完全聽他們那夥人(指“草根型”造反者)的,這樣搞下去我看危險。“眾皆默然,我和幾個初一學生說:“你到總部去說嘛。”他只搖頭不言。
俞崇東今天若活著,他大概不會記得我這個小卒,然而我卻永遠記得他這個頭頭。他是個面孔白淨、溫文爾雅的典型書生,完全不像今天一些文革小說中的“革命小將”那種氣宇軒昂目空一切的樣子。他父親是“文革”前玉林專區負責人(專員還是地委書記我忘了),就是說他也屬於“革幹子弟”,而且據說當時他父親是親“聯指”的。俞本人在“文革”前是品學兼優的高中生,“文革”之初官辦的“校文革”與後來的軍訓團都曾重視他、爭取他,但他為某種信念所推動,斷然走上了“造反”的路。他雖然文質彬彬,卻並不優柔寡斷,雖然書卷氣濃,卻並非不諳世事。當時北京的蒯大富、韓愛晶等造反學生諸領袖已經垮臺,他曾憂心忡忡地談到過這件事,顯然不會沒有想到過這種鳥盡弓藏的結局,何況“四·二二”還根本沒有得到過蒯、韓等曾一度得到過的那些榮耀,一直就處在烹狗藏弓的惡境中呢!
顯然,這時的俞崇東決不是“四·二二”中的激進派,他是傾向於妥協的,而且對“四·二二”中的草根激進勢力很有看法。然而後來到“內戰”結束,我從外地避難歸來時卻驚愕地聽說他已在“解放區”陷落時戰死,並且是死在草根激進派的核心之一“四·二二保衛處”大樓的保衛戰中,也就是與“他們那夥人”在一個戰壕裏死去的。當時面對滿校園“打倒現行反革命俞崇欽”(俞的原名,“文革”時他為了表示忠於領袖而改名崇東,但在敵對派看來他是不配享有這個名字的)的標語,我真是感慨萬千!關於他的死,原革聯成員後來有種種說法,有的說他是高呼“毛主席萬歲”而昂首遇難,有的說他是在負重傷後被拖著去槍斃的。但總是被俘後遭處決則無疑。80年代“處遺”後,他們這些死難者被摘掉“反革命”帽子而作為一般性死亡處理了。但他的亡靈能因此得到多少告慰呢?
實際上,在19683月末,“四·二二”最後分裂為“新四·二二”與“老四·二二”時,四中“革聯”與“四·二二”的幾乎全部基層組織都站到了以草根勢力為中堅的激進派“新四·二二”一邊,而主張順從“區革籌”和軍區、向“聯指”靠近的“老四·二二”只有原總部的部分頭頭等極少數人。以至於後來人們很少提起“新”“老”之分,不管是“四·二二”一邊還是“聯指”一邊的人都徑呼“新”派為“廣西四·二二”,而“老”派則已被人們遺忘了。
為什麼這些為“主義”而造反的紅衛兵會站到原來自己頗看不慣的草根激進派一邊並與他們一起走上了“抗旨造反”之路。而俞崇東這樣的人還與“他們那夥人”血灑一處?現在看來,直接的原因是當時“區革籌”與軍區實在逼人太甚,使“四·二二”中那些本來願意妥協的人無路可退,只得與激進派一起作困獸之鬥。只有那些甘冒“賣身投靠”之惡名的很少幾個人願意不惜“名譽”地在對方控制下謀個一官半職。
但從根本上說,這樣的結果是不是也可以反映“主義”之爭在那場浩劫中實際上並沒有那樣重要,而實際的利益衝突和社會矛盾更具有實質性呢?
記得我初次看到“解放區”內那種“江湖經濟”的“混亂”情況時很是愕然,當即與另一夥伴一起以“四·二二戰士”的名義投書“造反樓”廣播站,建議整頓那裏的秩序,以免給“聯指”抓到把柄。結果無人理睬。後來我漸漸明白了:即使在最狂熱的意識形態口號下,人們的行為也往往具有現實利益動機。“四·二二”如果僅以一副冷冰冰的意識形態面孔對著市民,怎能指望他們的支持?
正是這種非意識形態的成分使今天一些論者認為它有“持不同政見”的性質。然而我卻感到它有點像“阿Q革命”。如果說處於意識形態(“極左思潮”)狂熱中的造反是可悲的,那麼那種“非意識形態的”阿Q式造反至少是同樣可悲。
當時在“解放區”內有一個無處不在的幽靈,即“廣西四·二二保衛處”,大街小巷都可以看到它貼出的佈告。這個機構在“四·二二”活動的後期權勢日益增大,從巡邏、“抓賭”、“收稅”、“清洗內部”、參與總部決策直到上陣參戰,無所不為。在“四·二二”內部,尤其是在較為具有“理想主義”的學生們中,對這個機構的人員素質、品行、行為方式及其可能的發展當時就有不少議論。如今人們已經無權更多地指責他們,因為據說它的成員在1968年那個血腥的夏天已全部死於不公正的鎮壓。但若是“革命”成功了又會如何呢?
在廣西兩大派中,“聯指”做的錯事和壞事要遠較“四·二二”為多,而後者曾長期成為不公正的犧牲品。曾是“四·二二”成員的筆者如今這樣說應該不會被指責為有“派性”之嫌,因為這是1983-1985年“處遺”結束後政府正式公佈的材料證明了的。但今天我還想說,這樣的結果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因為“四·二二”沒有掌權。倘若“四·二二”大權在握又當如何?歷史沒有給“四·二二”以展示其“革命”前景的機會,但我們從其他省“造反派”掌權時的情景可以推之,也可以從廣西境內“四·二二”局部地或暫時地掌過權的地方印證,如果這一派完全掌權,情況會是怎樣。1967年冬我因事到桂林,住在一位“老多”成員的家裏,當時桂林是“四·二二”一派的“老多”掌權,並得到駐軍的支持。然而與南寧相反,這裏的“草根階層”卻普遍同情“聯指”,而且“聯指”也在“草根階層”聚居區開闢基地,如同南寧的“四·二二”一般。我問為何如此?這位“老多”成員歎口氣說,“得勢不饒人哪,我們把他們(聯指)欺侮得狠了,老百姓是同情弱者的。”
看來,無論哪一派都有這個“得勢不饒人”的弊病,而無論在桂林還是在南寧,老百姓都把同情給了弱者。
但“弱者”一旦掌了權,他們會善待老百姓麼?想想未莊的阿Q,想想中國歷史上一次次重演的“農民起義”導致王朝更迭的活劇,委實難以讓人樂觀。

四、
1967年《廣西日報》社“5·25”事件時我就隨隊伍在報社院內度過了一個不眠之夜,這是我第一次捲入武鬥。此後類似的場合只要“組織召喚”,我都隨隊前往。當然像我這樣十三四歲的孩子不能充當“戰鬥”的主力,只能助威壯勢或作些“戰地”服務工作。每次去,心裏都挺矛盾,一方面有一種為“革命”而戰的悲壯與自豪感,另一方面又著實害怕。如果某次人家忘了或來不及招呼我,我會在懊惱之餘又有些慶倖。
家裏對我如此“好事”極為擔心,多次勸阻無效。到這年8月武鬥由冷兵器發展為熱兵器,家裏慌了,提出由媽媽帶著我和妹妹去看外婆(當時在貴州),我明知父母的用意,但自己對愈演愈烈的武鬥的確越發怵頭了,於是便借臺階下樓,離開槍聲四起的南寧而當了“逃兵”。直到10月間才回來,又重新參加了四中“革聯”的活動。
當時第一次武鬥高潮已過。“四·二二”在“五次接見”後一度在政治上處於上風,雖未能成為掌權派,但畢竟揚眉吐氣了一陣子。戰友們相見,大家都很高興,然而我內心卻很為自己當了“逃兵”而感到慚愧。
這種局面很快就告結束。進入1968年後,“四·二二”面臨的形勢又嚴峻起來。到4月間“新四·二二”成立後,一場新的更為殘酷的內戰又在醞釀之中,小規模的衝突已日益頻繁。我們當時已預感到會有大變,卻以為未必會超過上一年8月內戰的水準。就在這時,家裏決定媽媽帶我再去外婆家探望,並把妹妹接回來(上次返回時妹妹留在了外婆家)。於是我又於5月間離開南寧到了浙江寧波(外婆已于此前遷居於此)。這次離邕心裏倒沒什麼“逃跑”的感覺,然而到寧波後不久廣西即局勢大亂,鐵路中斷,甚至連通信也不正常了。那些天,我們全家常為等不到留在南寧的父親的來信而焦急萬分,度日如年。到七八月間,我才從報紙上關於《七·三佈告》的報導和寧波街頭的“文革”小報上隱約地感到:“四·二二”完了。
8月間我們收到父親的來信,催我們速返。後來才知道這是大鎮壓結束後、自治區革委會成立前各單位要進行清點,尤其是“四·二二”成員,清點不到恐怕要被當成“逃亡分子”,所以父親這麼著急。
8月中旬的一個夜晚,我們乘坐的列車在晚點很長時間後到達南寧站。下車後的景象令我終生難忘:當時經歷一個月來激烈巷戰後的南寧又遭邕江特大洪水襲擊,全城大部分被淹,斷垣殘壁間成為魚蝦遨遊之所,尤其是原“四·二二”控制的所謂“解放區”位於濱江一帶,被淹尤慘。不少退入地道中堅持抵抗的“四·二二”殘餘人員慘遭滅頂,一些群眾包括原自治區副主席、民革負責人李任仁先生在內也被淹死,當時稱為“水火之災”。
我們摸出漆黑的火車站,一下臺階即陷入及腰的水中。當時全城停電,交通斷絕,已成河狀的朝陽路兩旁的大樓寥無人跡,茫茫夜空中只聽得幾處高音喇叭在宣佈“……殲滅伍匪的偉大勝利……”。一同下車的旅客手拉著手,摸黑在水中探索前進,不時傳來一陣異味,立即有人驚呼“死人!”原來是一具屍體隨水漂至……
第二天趕到學校,只見滿校園除了“打倒”、“槍斃”“革聯”壞頭頭(名單好長一串)的標語之外,就是原“革聯”戰士寫的“退出革聯,反戈一擊”的聲明。一個夥伴告訴我,人人都得寫,你也寫一份吧……
但我終於沒寫。倒不是我特別“勇敢”特別效忠於革聯,而是我看到對方當時沉浸在全勝之後的亢奮之中,忙著收拾本校從“解放區”押回來的俘虜、開鬥爭會、成立官方紅衛兵團、籌備革委會成立事宜,以及在“新生的紅色政權”中分配交椅,根本顧不上對我們這號“老初一”學生進行清點——我們這些直到“畢業”當了三年“新生”的人,由於並未正式“同窗”,除了小學時代的同學與本派的“戰友”,對方一派的人往往根本不認識,素無交往,也就不像高年級學生在政治鬥爭中往往因昔日恩怨而糾纏而蓄意整人。倘若我不是個初一的無名小卒而是高年級學生或骨幹分子,那是溜不過去的。同時“革聯”既沒有留下什麼檔案,“反戈一擊”的聲明又實在太多,彼此覆蓋,誰也鬧不請“革聯”到底有多少人,是否都寫了這種聲明。
當然,“革聯”已經不存在了,我寫與不寫,還有什麼意義呢?
之後很快成立了各級革委會,學校建立了“紅衛兵團”——這個“紅衛兵團”已不是原來那種群眾組織,而是官辦性質的“優秀學生”組織,其地位類似當時尚未恢復的共青團。“團部”相當於校團委,年級班級設連、排,則團總支、團支部之類也。我們的對立派四中“三·七”的成員都自動轉為紅衛兵團員,其他人則須像過去申請入團那樣,“爭取加入組織”。……
一年後我們“初中畢業”了。這一年沒有實行“一片紅”(即全部下鄉),而是進廠、升學、下鄉皆有。進廠當工人要看成份及“政治表現”——後者在當時實際上就是指你是否屬於掌權一派的戰友,我顯然不會有份。但升學的名單上有我,因為我屬“班”上年齡最小之列,當時規定滿16歲可去插隊,不滿者可繼續讀高中,我符合這一條。
但是我不願升學,要求去插隊。“班主任”楊老師頗感意外,幾次要我慎重考慮,還到過我家去徵求家長意見——為此我敬重他。因為他不屬於那種千方百計地“哄”人下鄉以顯示自己工作有方的人,而這種人當時是太多了。當證實了我確已下了決心並且家長也同意之後,楊老師又勸我寫一份“決心書”以便校方對此宣揚一番,同時還勸我寫申請加入紅衛兵團——相當於入共青團。當時學校的確有幾位積極要求下鄉而“火線入團”的同學。但是,我還是兩者都謝絕了。因為我雖然仍有理想與信仰,但已不願再做“紅衛兵”。我雖然也相信“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大道理,但我要求下鄉部分地也是出於一個“小九九”:我不相信再讀兩年(當時高中為二年制)後我的分配前景會比現在好,而且當時我父母已被列入名單等待“下放”農村,如果我再讀書,到時也會隨家轉學而離開南寧。與其到那時下鄉,還不如現在下,能保持個“南寧市知青”的身份,並且可以與我的夥伴們——他們都在下鄉之列——繼續在一起。
19699月,我終於以“非紅衛兵”的身份離開了“母校”-——那個我並未留下學習記憶,卻以血與火的洗禮銘刻了我一生的南寧四中,到“廣闊天地”去尋找新的生活,沉重的浪漫結束了,浪漫的沉重又擺在我這個15歲少年的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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