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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大楞:忆往事峥嵘岁月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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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的话:熊大楞,月池熊家人,建设部的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他1930年生人,今年已经82岁了。国庆前夕,他回到南昌参加南昌二中(心远中学)建校110周年活动,和南昌月池熊家人聚会数次。他交给我一篇回忆文章《忆往事峥嵘岁月稠》,我将它打出来,放在本博客中。看上去他头发乌黑(没有染过),全然不像80多岁的人,但是他的听力下降得厉害,视力也不好,能在如此状况下写出这样的文章,实属不易。从他口中,知伯母右臂受伤厉害,一直是他在照顾。他和伯母是南昌中正大学的同学,两人都是南昌人。我几年前到北京去,在他家里听见他和伯母都是用南昌话沟通的,感到很是亲切。他们可是离开南昌五六十年的人哪!乡音未改。
    打印这篇文章时,想到以前在博客中国上的那个老“月池熊家”博客上有一篇胡显中写的文章,就又百度一下,把胡文和另外两篇文章一起放在后来作为阅读参考了。
 

前言
解放前夕,南昌心远中学的师生,受到全国解放战争大好形势的鼓舞,在中共南昌城工部的领导下,党支部建立起来,学生运动健康发展,令人难忘。可是南昌解放后,中共南昌城工部的地下党员进了江西省委组织部领导的组训班学习,向党交心,认真学习,最后省委书记却来宣布大家不是共产党员。晴天霹雳!天塌下来了。时隔三、四十年后,感谢胡耀邦总书记,在他的领导下,进行了较为彻底地平反冤假错案,那些曾经的地下党员才得以平反、恢复名誉。

(一)中共南昌城工部领导的学生运动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新中国成立前,在国民党统治地区,掀起了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这是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一个战场,也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组成部分。当时,历史悠久的南昌心远中学,位于三道桥十字路口,与风景优美的东湖百花洲遥遥相对。时任学校校长的是国民党中央委员、曾参加过“五·四运动”的李中亮,校务主任李克长,训练主任张昭。整个学校像一潭死水,没有民主,没有自由。加之学校的学生统治会长期以来由王青田所把持,极力配合统治当局开设公民课、军训课等课程,积极灌输反动思想意识,使广大学生长期处于分散状况,难以团结起来。
1947年10月,中共闽浙赣特区城工部派人来南昌,先在中正大学站住脚,并开始发展党组织。此后,南昌市学生运动在中正大学进步师生带动下,得到进一步发展。
在全国和南昌市学生运动带动下,南昌心远中学的学生也逐步觉醒,开始组织读者会,在部分进步同学中秘密传阅进步书刊,举办民主论坛等进步活动。有的同学不满意学校当时的高压管理,发起了罢军训课、罢公民课活动。李克长、张昭等人对此火冒万丈,利用一切强制手段想迫使学生驯服顺从。这就更加激起进步学生的愤怒。他们在一天晚上关闭了电灯总闸,并痛打了张昭一顿。第二天,全校停课,由李克长亲自审问学生,企图找出事情的幕后主使。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一周后,学校发出通知:开除12名学生,解聘几名教师。与此同时,李克长和张昭也迫于压力灰溜溜地走了。
心远中学的进步同学由此得到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大家决心做好广大同学的团结工作,把广大学生的不满情绪引导到政治斗争中去。同时,大家也懂得了要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
在这个关键时刻,中共南昌城工部派来了中国新报文艺专栏总编张自旗(笔名陈祖)。他来到心远中学后,先发展了胡显中、钟纯民入党,后又发展了我、舒元禄、刘振辉、陶懋欣入党,并建立了心远党小组,由胡显中任党小组长。党小组的秘密联络点主要有中山路一号钟济襄医院、心远中学后边胡振锷律师事务所二楼、皇殿侧正大附中。我们还成立了荆棘社,秘密出版《人民的旗》刊一期。后因暴露而暂停出刊。当时,南昌女职熊幼贞、南昌一中罗时峰、南昌二中廖圣亮也挂在心远党小组。经过民主推选,心远自治会产生了,我、熊大彬、钟纯民、胡显中、胡康新、黎承瑞、钟延熏、舒元禄、袁鹤禄等都当选。其中,我担任了学生会主席,其他当选者分到各部门主持工作。在学生会的带动下,校园民主园地、歌咏队、话剧团、读书会都纷纷开展活动,校园里出现了民主、和谐、欢乐的景象。
心远中学的学生运动之所以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主要是后面有党组织的支持与领导。张自旗去萍乡时,就是由中正大学的袁孝鹑联系心远的老师廖伯坦、傅舜华、李驹良、曾伯雄等,才顺利成行的。在心远中学,实际上形成了以中共地下党为核心,联合地下民盟、地下民革以及进步师生的统一战线。
1949年4月1日,南京市的进步学生要求与国民党的总统进行谈判,国民党反动派开枪打死了两名学生,打伤百余人。这一惨案震动了全国,也震动了南昌。南昌的中正大学随后就举行“四一”烈士追悼大会,心远中学积极响应,一夜之间在心远校园里贴出了揭露“四一”惨案真相的文字材料和声讨标语。4月7日,心远中学全校罢课。当天,南昌市全市的大专、中学学生都集中到市中心的三道桥心远中学门口。按照党组织的指示,由心远学生会负责安排,江西工专、南昌一中、南昌二中、南昌女中的学生有秩序地乘坐卡车,经过布满军警的中山路、阳明路、中正桥,到达望城岗中正大学礼堂举行悼念活动。大家在悲壮的“四一”哀歌中,开始了对反动派罪行的揭露和控诉。这是解放前夕南昌市学生运动的一次大检阅。心远师生从这里深刻认识到国民党反动派狰狞面目,看到了群众的勇气和力量,开阔了视野,增强了斗争的勇气,真正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的真理。大家回到心远中学后,进一步揭露“四一”惨案的真相,联合写信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和声讨,并与全市学生一起停课三天。
随着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节节胜利,中国共产党向蒋家王朝敲响了哀钟。解放军南下势如破竹,不久,南京总统府的旗杆上的国民党党旗降下了。当时,南昌全市处于恐慌状态。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要我们动员学生住进学校开展护城护校活动;组织应变会,巡逻站岗,保护校园与学生的安全。
五月间的一天下午,我们召集大家在心远中学后院谭詹子墓前,由钟纯民教唱歌曲《山那边好地方》、《你是灯塔》等歌曲,并向大家宣讲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介绍《论新民主主义》等内容。5月20日晚上,南昌城外枪炮声不断,城内国民党军队调度频繁,有撤退的趋势。我们就组织了学生小分队在城内张贴安民告示和迎接解放军的标语,从阳明路一直贴到中正大桥。5月21日,解放军先头部队进驻南昌市,我和钟纯民来到沿江路旁的“励志社”,与二野先遣部队会师。紧接着,解放军进驻全市。心远中学由于准备得到,一切平稳正常,同学们兴高采烈上街迎接解放军,许多同学纷纷要求参军,或者下乡土改。我从小就熟悉的伙伴李德吉就是此时参加了解放军,离开了故乡。

(二)省委书记宣布否定中共南昌城工部
南昌市解放了。6月间,我接到通知,到阳明路天真旅社参加中共南昌城工部组织的整学会。参加人员包括:由蔡敏带领的山区农村地下党,李健带领的从事学生运动的地下党员,共计40余人。整学会组织这两批人学习党的文件,意味着南昌市的城市和农村地下党员的汇合,也表明当地党组织由地下转为地上,向社会公开了。紧接着,江西省委组织部通知所有城市和农村的地下党员,全部到南昌市葆灵女中参加组训班。这实际上就是最早的党校,参加人员共240人。组织部派来干部,加上蔡敏、李健和李纯祖等组成这次组训班的领导成员,组训班下设两个支部、10个党小组。我分在二支部第五党小组,组长夏威琪,我担任副组长。我们系统学习党的整风文件,检查自己,向党交心。学习将要结束时,大家期待着由地下转到地上,以便迎接党交给的新工作任务。时任中国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正人来到组训班,为大家作报告。但他最后对我们宣布:中国南昌城工部党组织不存在!你们只是参加了学生运动,都不是地下党员。你们可以继续参加工作和完成学业。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大家头晕脑胀,不辨东南西北。但是,按照大家刚刚学习的刘少奇《论共产党员修养》要求,省委书记陈正人说的就是党的决定,而对党的决定,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自己看着办吧。于是大家都从地下党员变成了非党员。
1957年,中共江西省委下发文件,为中共南昌城工部平反:所属地下党员经审定可以恢复党籍。但是这个文件发出后并没有广泛传达,加上当时阶级斗争、群众运动不停,因此受到牵连说成是假党员、反革命、两面派的大有人在,大家自保清白尚犹恐不及,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就更谈不上了。
且看看这些当年的南昌城工部地下党员后来的遭遇吧:
胡显中,走出组训班即参加工作,不久就上了长春大学,历次运动都成为批斗对象,被打成右派、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后被错判无期徒刑,含冤入狱17年。平反后,50岁才结婚。稍感欣慰的是,他女儿后来在北京经贸大学毕业,现在北欧从事外事工作。
钟纯民,解放后即在南昌市公安局工作,后参军到兰州,转业至兰州市花纱布公司工作。被打成右派,患病,缺少食物,不幸英年早逝,客死他乡,年仅29岁。
刘振辉,读了书又参军,回到南昌中联工作。全国批判胡风分子时,他上了《江西日报》头版头条,被定为南昌头号反革命、胡风分子,被批斗致疯,住进了疯人院。
陶懋欣,清华高材生,被打成右派到内蒙古参加劳动改造。文革后,中国科技大学接他出来,担任中科大少年班的班主任,并成为博士生导师。后来担任过海淀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北京工业大学数学系主任。1997年患癌症逝世。
舒元禄,在江西抚州市金溪县工作,被打成右派,一直隐居在县城。
其他同学、战友的遭遇就不一一赘述,他们大多都命运多舛。总之,参加地下党很容易与假党员“克格勃”挂钩。相反,只参加学生运动,还来不及入党的学生则成为了积极分子,就是好样的。

(三)党的总书记胡耀邦为我们平反昭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耀邦总书记大力倡导并实行平反冤假错案。于是,时隔四十年,中共南昌城工部的地下党员才又见天日,恢复了原来的党籍。
1983年,我到南昌,见到单喜发,他说南昌市的地下党员都恢复了原来的党籍。我又到江西省委组织部查询,答复说组训班的档案就是证据。我喜不自禁,回到北京后走访相告以前的战友李健、钟立民、赵碧莲、沈凤珍,并告知长春的胡显中,合肥的陶懋欣,沈阳的曾景云,还专程赴兰州,为早逝的钟纯民平反。在兰州,我受到兰州花纱布公司领导的热情接待。他们立即派人到南昌办理相关手续,并将抚恤金送到钟纯民母亲手中。
1986年,在中共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的关怀下,中共南昌市委召集原中共南昌城工部的地下党员欢聚一堂,研究撰写中共南昌城工部党史。这实际上是为地下党员平反昭雪,恢复党籍、恢复名誉。会后,我带上相关文件赴广州的华南理工大学,代表心远党小组向袁孝鹑汇报会议情况。
2004年5月,中共南昌城工部的老党员、老校友再次在江西师范大学聚会,为中共南昌城工部建立50周年祝贺。我们一行收到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孟建柱及前任书记万绍芬的接见,大家合影留念,并获赠珍贵的礼物《中共南昌城工部史料汇编》。


 附录相关文章三篇:
迎接解放
抗战胜利后,心远和二中相继迁回南昌,李中襄继任心远校长。这时期,学校师生开展了争民主、反内战的斗争,爱国学生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
起初,学生自发组织“读书会”,阅读研讨鲁迅、茅盾、郭沫若、巴金、老舍等人的著作;进而在部分学生中秘密传阅《大众哲学》《唯物辩证法入门》《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等进步书刊,不断发生罢上“公民”和“军训”课的行动。在国文教师廖伯坦的影响下,一些学生拿起笔杆进行斗争。在《中国新报》副刊“文林”和《国民日报》副刊“乡土”上,发表各类进步文章。有的文章被沪、京、港等地报刊转载,影响逐步扩大。
中共党员张自旗,当时的公开身份是《中国新报》编辑,热心指导心远、一中、二中文艺爱好者,组织进步文学社团“荆棘社”,决定秘密出版革命文艺刊物《人民的旗》。这一行动,得到当时地下党组织“中共闽浙赣边区湘赣工作委员会南昌城工部”负责人李健的指示和支持。《人民的旗》于1948年10月正式出版,香港《大公报》以显著版面予以报道,引起敌特严密注意,后为免遭不测而停刊。
1948年秋,张自旗传达南昌城工部指示,决定首先在心远中学建立党小组,批准心远学生胡显中、钟纯民入党。1949年春,张自旗奉命转移;心远又发展了4名党员,联合民盟成员,结成革命统一战线,推动和平民主进程。利用“合法权利”,联络南昌市各校学生,组织全市性反内战、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学生运动。1949年4月1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悍然向请愿学生开枪,造成死伤百余人的惨案发生后,震动全国。4月7日,全市学生集中在心远中学门口,由心远进步骨干学生组织,安排心远、一中、二中、工专、女中同学代表,乘卡车穿过布满军警的中山路、阳明路和中正桥,前往望城岗中正大学礼堂参加悼念活动,控诉反动派血腥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滔天罪行。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横渡长江,直捣南京,不久,上海解放。江西国民党党政机关全面向赣南撤退逃跑。此时,心远中学党组织,根据上级指示,开展了团结同学、保存力量、粉碎谣言、保护学校、迎接解放的活动。利用“应变会”合法形式,动员许多学生住进学校,印发《约法三章》《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宣传材料,教唱革命歌曲,组织护校队,巡逻守夜,防止破坏,防止抓人。1949年5月31日,解放大军攻占南昌。心远同学冒着枪林弹雨,从三道桥沿环湖路、阳明路,到中正桥头,到处张贴欢迎标语,组织迎接解放军。
南昌解放后,心远大批同学立即参加人民解放军,继续追击敌人。有的打起背包,随工作队深入农村参加土地改革;有的由军管会分配到各方面做接管工作,参加到建设新中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廿载辛酸泪一曲强项歌——胡显中其人
这是一个真实却有几分苦涩的故事。
1955年,胡显中在东北人民大学经济系读大二,某日,他翻看新到的《长江文艺》,一篇题为《声讨胡风分子刘振辉》的文章赫然在目。他揉揉眼睛读完全文,的确是那个在南昌心远中学读书时由自己介绍参加地下党的刘振辉。不久,公安局对胡显中进行搜查,重点是信件和照片,随后隔离反省。问题很快调查清楚,他又回到班上学习。
    一场虚惊。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像许多新中国大学生那样,“十三登台试辩术,十六极端露文锋”的胡显中也会跨进幸运儿行列,握珠抱玉,前程似锦。
或许是性格决定命运,胡显中在1957年仗义执言,挥笔写出《胡风等人是反革命吗?》这篇惊世骇俗的奇文。作者慷慨陈词:“胡风等人的宗派活动是服务于什么目的呢?他们要击碎的‘铁壁’是指什么呢?过去认为是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事业,未免言过其实。还是从他们秘密信中找解答吧!‘动摇二十年来机械论的统治’,因为‘现实主义的生机给闷死了’,原来他们是为了挽救现实主义的生机。可见他们的活动是为了他们的艺术观点。至于他们的艺术观点,从来就没有隐瞒过:从《文艺笔谈》到《上党中央书》为止。天下竟有这样的‘反革命’,敢于向党、向全国人民公开自己的观点、信仰、主张?"“观点的分歧,是是非非,谬误问题,其解决不必借助于监狱和枪杆(用这些也不可能解决),而应借助于讲坛和笔杆。马克思说:‘物质的力量要用物质的力量来克服。’兹不揣浅薄,敢作如下补充:‘精神的力量也只有用精神的力量来克服’……”
真所谓快人快语,掷地有声。胡显中公然为顶风臭40里的“大反革命”声辩,把某些要人精心糊制的黑灯笼捅个大窟窿,这的确需要阿基米德支起地球的勇气。文章作为毒草在校刊《东北人大》发表,一时舆论大哗,市报、省报先后刊出批判文章和报道,火药味浓浓的,本校师生更是义愤填膺,口诛笔伐。
这是一场实力相差悬殊的交锋,据胡显中回忆:“……他们说我反党。我说:‘当天空飘着青天白日旗的时候,我就喊‘共产党万岁了。’有人立刻反驳我:‘当天空飘五星红旗时,你就喊国民党万岁了。’”面对不可理喻的辩论对手,他背诵一段诗后愤然退场,那是大诗人普希金《纪念碑》的最末一节:
听从上帝的旨意吧
既不要畏惧污辱
也不要希求桂冠
赞美和诽谤
都平心静气的容忍
也不要和愚妄的人
空作争论
他满怀悲忿也满怀自信进京上访。这位热血男儿不相信在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找不到公正和真理。三天奔波,毫无结果。在当时,有谁敢怀疑并推倒大有来头的关于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序言和三批材料的按语啊!他在北大未名湖畔徘徊,忽然想起女同学邓荣玲写给自己的大字报《最后一言》:“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她因此划为右派)这里风冷水凉,莫非是我的毕命之所!?他真正绝望了……
马克思有句话深深触动了他:“我是一个世界公民。”鬼使神差,他来到英国驻中国代办处,由一等秘书接待,离开时要了一份去英国的申请书,返回长春。问题迅速升级,他被投人监狱。半年之后,长春市人民法院向他宣布:胡显中,胡风分子,投敌叛国分子,右派分子,判处无期徒刑。
他当然不服,但不想上诉。他用大学生的智慧和机敏逃出了监狱。1978年1月7日凌晨,他又出现在首都,申诉状递进了中南海。1980年6月,他终于拿到一纸留有尾巴的改正结论。
廿载辛酸泪,一曲强项歌。
其实,这种粗线条的勾勒,很难包容胡显中20年囚徒生涯的全部磨难和冤苦……然而今天,除了悄悄流逝的青春和壮年岁月,一切都得到某种补偿。他年过半百结婚,在别人当爷爷的年纪开始为人之父。他的学术专著《孙中山经济思想》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他当年写的《纵论国是,兼评鸣放》和两篇论胡风问题的手稿被中国革命博物馆收藏。他继续思考,写成《三论胡风问题》,刊登于1989年第二期《时代论评》。
而且,经过多年申诉,这个当年的中共地下党员于1986年恢复了党籍。他相信人有两次生命,“老骥又萌千里志,雄心何惧两鬓雪。逢盛世,当鞠躬尽瘁,死方歇!”他选择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他认为:人生的要义是参与和献出。
“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邓拓)
(本文作者桂向明,文章载于《中华魂》1999年第12期)


中共闽浙赣地下党冤案
(作者:胡显中,原载《纵横》2004年第02期)

  1948年秋天,中共地下党福建省委组织审查委员会决定,处死127名“叛徒”。由此在闽浙赣边区地下党内部引发了一系列冤案。
  
  “第二战线”言犹在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在题为《蒋介石政府处在全面的包围中》的文章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与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尖锐的斗争。”在这篇文章的指导和鼓舞下,国民党统治区内的学生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江西省南昌市的学生运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46年,闽浙赣省委书记曾镜冰到延安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刘少奇代表中央对当地工作做出指示。主要精神就是六个字:巩固、发展、提高,并且具体指示应该向浙江、江西、皖南方向发展。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福建,而且是为了全国。曾镜冰从延安回来,途经苏北,陈毅指示:福建的中心工作要放在闽浙赣边,依仗武夷山的地理优势,发展壮大自己的力量。 11月曾镜冰回到福建,召开省党代表会议。会议分析了江西的形势:江西从1942年大破坏以后就没有党的组织,因此做出了恢复江西赣南苏区的决策,并任命闽浙赣边区党委委员黄衣禹为特派员。
  1947年5月,黄衣禹到达江西省兴国县,6月到泰和县。7月,省委通知他回福建开会。在会议期间,他向省委建议,必须同时开展城市工作,希望省委派人到南昌开展工作。经过省委研究,黄衣禹和省委城工部部长庄征商量后决定,调李健到南昌工作。1947年10月,李健到南昌,以江西省邮政管理局小职员的身份为掩护开展工作。根据两个多月的调查,李健搞了一个工作方案。认为:南昌是中等城市,产业工人比较少,而手工业者和店员、公教人员、中小学教师比较多,但是他们都非常分散,与我党长期失去联系;再加上反动派的残酷镇压,黄色工会的政治欺骗,有政治觉悟的工人很少。因此,打算先在大、中学生中着手建立党组织,并首先选定当地的最高学府中正大学作为突破口。黄衣禹同意这一意见。按照李健的方案,南昌的地下党组织顺利地发展起来。
  由于工作进展十分顺利,到了1949年解放前夕,南昌已经形成了有几百人的地下党组织,名称就叫“中共闽浙赣边区南昌市城工部”。除了在南昌市的大、中专学校里建立了党组织以外,还在广大的农村发展了一大批党员。此外,还通过私立心远中学的学生胡康新的关系,联系到中国民主同盟在江西的领导人廖伯坦、唐敬斋和农工民主党的负责人廖少仪等,在推动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壮大了革命的力量。
  自从1948年2月起,中共地下党南昌市城工部陆续向湘赣边工作委员会机关据点羊岭山送去黄金40余两,银元300多块,短枪20多枝,以及革命书刊、生活用品等等,占城工部组织筹款总数的80%,筹枪总数的90%,尽到了一个地下党组织所能够做到的最大努力。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策反活动,有力地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正面攻势,为顺利解放江西、减少破坏和损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李健所领导的中共南昌城工部的成员中,除了大量的大专学生以外,还有一群中学生。这些中学生当时的年龄不过十六七岁(按照党章规定,入党年龄应该在18岁以上,但是在地下工作环境可以变通)。他们是:一中的罗时烽、二中的
熊国模、私立心远中学的钟纯民、胡显中。这四个人是由《中国新报》国际版编辑张自旗(诗人,笔名陈夜)介绍入党的。后来,胡显中又奉命在心远中学发展了熊大楞、陶懋颀、舒元禄、刘振辉共四名党员,组成一个党小组,由胡显中担任组长。
  我们这些中学生年纪虽小,但是志向却不小。我们将自己年轻的生命和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联系在一起,感到无限的幸福和自豪。但是,在我们单纯而幼稚的心灵里,万万没有料到,在曙光即将来临的时刻,却发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挫折和坎坷。
  
  风云多变冤如海
  我们党的地下组织任务之一便是筹集经费以支援游击战争。当时的福建省委城工部认为“变敌人的资财为革命的资财乃是城市游击战争的特殊形式”。早在1947年7月,国民党福建海关查扣了一批布匹和棉纱,总价值大约相当于黄金200两。城工部通过海关的内线关系,里应外合冒领出来。这件事被称为“布变”。其中一部分布匹临时存放在城工部副部长孟起家里。孟起家的女佣人无意间将消息泄露了出去。孟起以刑事犯的罪名被逮捕,家也被抄。敌人在孟起家中发现了党的文件,因而发现了其真实身份,孟起后来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孟起被捕后,省委城工部部长庄征曾经提出三条营救方案,其一是“假自首”。由此引起上级组织的怀疑,立即调庄征上山审查。在审查过程中没有实事求是地认真核实,而是依靠刑讯逼供,认定庄征出卖了孟起,定是内奸,并于9月末处死,这可以说是福建城工部冤案的远因。
  1948年初,发生了阮英平失踪案。闽浙赣省委常委、军事部长阮英平带领一名警卫员化装成商人,从宁德往福州。在中途遇到国民党保安团的巡逻队,二人失散。阮英平自己隐蔽到洋中乡大窝村村民范起洪家。范的邻居周玉库见阮英平的褡裢里有金银首饰,就唆使范起洪联手谋财害命。他们哄骗阮英平说:“国民党兵来了,快随我们上山躲避。”在山上,他们乘阮英平不注意,将其杀害,这是解放后调查的失踪真相。当时的情况是,警卫员陈书琴寻找三天没有找到首长,便回到福州,向负责交通联络的苏华和城工部部长李铁报告。李铁给他路费命令他回到出事地再找。陈书琴在途中遇到叛徒,被拘禁在旅店。当晚逃脱,回去再找李,李派一位熟悉宁德的同志再次寻找。同时,闽东地委派出游击队发动老乡四处寻找均无果而终。
  阮英平是闽东红军领导人之一,改编为新四军以后担任旅政委,1947年被华东局派回福建领导军事斗争。他的失踪使省委领导感到震惊和怀疑。陈书琴为什么丢下首长单独回到福建又说不清首长失踪的原因和经过?陈书琴被拘禁在旅店,竟然能够逃脱?为什么几次去找李铁?而派陈书琴给阮英平当警卫员的正是这个李铁,李铁当时已经调任省委宣传部长,为什么还要关心并且直接处理这件事情?许多的疑点集中在一起,再联系到前面所介绍的“庄征事件”,就认为陈书琴和李铁都是坏人。曾镜冰轻率地决定成立审查城工部的委员会,并且立即逮捕李铁及在省委机关工作的城工部干部。在审查工作中,大搞逼供信,错误地认定城工部已经是被敌人控制的“红旗组织”。尤其严重的是,省委轻信了在刑讯逼供之下得到的所谓“五一节”前后杀害各地委领导干部的假口供,要求各地在五一节以前紧急处理(即杀害)城工部的骨干。在未经请示党中央和华东局的情况下,李铁及城工部的干部共计127人,一律被当作“叛徒”、“特务”处死,由此铸成了千古奇冤。
  事情到此并未结束。案件进一步牵连到江西的地下党组织。这是因为1947~1948年福建省委奉中央的命令向江西发展组织。江西的地下党组织就是在福建省委指示和领导下发展起来的;黄衣禹的赣南特派员身份也是由福建省委委派的。在这危急关头,黄衣禹表现了一个老革命家的成熟和机敏,他经过深思熟虑以后,作出了一个大胆而稳妥的决定:没有把江西地下党的同志调上山,而是切断与江西地下党组织的一切联系,让他们独立作战,“在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来证明自己。”但是由于“左”倾路线的影响,也是由黄衣禹创建和领导的另一个组织———湘赣边工作委员会的负责人并没有执行黄衣禹切断联系的决定。大概他们认为,江西地下党组织同样是被国民党“打进来”或“拉出去”的叛徒组织,因此也必须一网打尽。1948年2月,李健从民革处搞到两枝最好的短枪,再加上大洋300元,派杨尊文、吴志福、吴植佛三人送到湘赣边工作委员会所在地的羊岭山,竟然被当作叛徒而处决。1949年4月初,湘赣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派交通员突然来到南昌李健的秘密地址,交给李健一封信,说是要成立“军政委员会”,请李健上山,并要他随身带黄金50两。
  在这生死关头,沉着老练的李健考虑了一周,感到疑问很多:按照秘密工作方式,交通人员应该去联络点联络,约定时间会见,可是湘赣边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却把一个地区负责人的姓名、地址都交给交通员,这种做法很不寻常;我们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是向群众募集而来,一下子要求带黄金50两,数目巨大令人吃惊,难道他们以为我们有什么后台或者“背景”,能够一下子搞到这么多的东西?此其一;其二,这个“军政委员会”起什么作用?执行什么任务?没有说明白。上山以后还回不回来?南昌地下党这么多的人和组织关系交给谁领导?这许多问题都没有事先商量、研究,就匆匆忙忙要求我随同他们上山,这引起了李健的警惕。李健当机立断,立即设法募集了3两黄金,交给交通员,打发他回去。解放以后,才知道所谓成立“军政委员会”纯属子虚乌有,只是为了诱骗李健上山加害而已。由于李健的警惕性高,才幸免于难,南昌的地下党组织才得以保存并且整体投入战斗,保护地方,配合解放。南昌城工部是福建“城工部事件”以后,惟一完整地幸存下来的地下党组织。
  南昌城工部虽然因为李健的多谋善断和机警周旋而保存下来,但在解放后却面临着新的考验:1949年9月,在当时地下党集中学习的地方———葆灵女子中学,江西省委书记陈正人向全体地下党同志正式宣布:由于李健的上级是叛徒,造成组织严重不纯。所以,不承认南昌城工部是党的地下组织,不承认大家的党籍,只承认参加革命工作的经历。于是,这个地下党组织还没有来得及在南昌正式公开,就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所有的成员都作为普通干部,分配到各地工作。在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坚持工作和学习;坚信总有一天,党会承认自己的。就是靠着这一坚定的信念而生活下来,这些人在苦苦地盼望着、等待着。
  
  苦苦盼春姗姗来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吹开了人们心头的阴霾,也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历史闸门。1984年党中央决定全面清理地下党历史遗留的问题。9月12日至21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在昆明召开了16省、市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的问题的座谈会。
  10月底江西省委成立了“处理地下党历史遗留问题办公室”。在工作了20多个月之后,终于恢复全部地下党成员共计652人党籍。我本人因为在1953年以调干的身份考上了当时的东北人民大学(吉林大学的前身),千里迢迢来到吉林省,直到1986年才恢复了党籍。离开党的怀抱,前后历时37年,而其中三分之二的时间是被当作敌人打入监狱的。
  在这里需要插述一笔:其实,经过被害人家属的不断上访和中央的认真调查,早在1954年福建省委就已经澄清了全部案情,并且在1956年6月为含冤而死的127位同志平反昭雪。1957年6月,江西省委批发省委组织部《关于南昌城工部地下党组织的处理意见》。这个文件承认南昌城工部地下党组织是我党的组织,对其成员则按照不同情况分批予以承认:“首先恢复已经重新入党的同志的党籍;其次,解决已经参加工作的干部的党籍;再次,处理没有参加工作而本人申请者的党籍。但是不必公开宣传和登记,以免造成混乱和被动。”然而文件还没有来得及传达,就赶上了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于是问题又被束之高阁,而且这一搁就是20多年。
  更为耐人寻味的是,就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我和罗时烽、熊国模、钟纯民等四人连同我们的入党介绍人张自旗,还有对我们几个中学生最早进行启蒙教育的心远中学语文教师廖伯坦、心远中学学生胡康新等多人,无一例外的都被打成了右派分子。尤其令人扼腕三叹的是,钟纯民在划为右派不久就抑郁而亡,年仅29岁。其余几位,熬过了生命中漫长的严冬,终于迎来了改革开放的春天。
  作为一个幸存者,回顾几十年所走过的生活道路,追忆含冤而死的战友,深深地感到,有责任把过去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写下来,公之于世,一方面是为了告慰逝者,让他们的灵魂得以安息;另一方面是为了昭示来者,以史为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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