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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海龙县黎学智文革初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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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当时处在革命洪流中的海龙县和山城镇,荒唐事彼彼皆是。身为共产党员的山城镇镇长赵德祥,被结论为创建国民党山城镇地下支部,其妻中心小学教师宋某是他解放后发展的第一名国民党党员。还有一名被结论为一般历史问题的王姓国民党员被批斗后投河自杀,竟然有一名自称是贫下中农的革命群众晚间闯入他家中,借口王某生前与他妻子通奸而把王某妻子强奸,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

    当时那些自称革命造反的左派师生们的反常行为,竟被自诩为他们特有的标志和象征。左派们行走时一律先用左脚,走路时一律左侧通行,红袖标一律戴在左臂,呼喊革命口号时一律使用左手,敬礼时一律使用左手,用右手写大字报一律用左手签名。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左,什么叫右。我曾经问过自称为革命造反左派的政治课教师张志,什么叫政治,什么叫阶级,他无言以对。我也曾经问过那个自称“黑七类”的革命筹备委员会委员语文教师刘明琦,什么叫黑七类,什么叫红七类,他竟然嘿嘿一笑说:“黎老师,咱俩谁和谁……”
    汉字中的“人”字只有一撇一捺,记起来多么容易,写起来多么简单,但是要读懂“人”理解“人”,那可能不是一代两代的事情。医学研究人的运动系统、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循环系统、呼吸系统、消化系统、泌尿系统、生殖系统;心理学研究人的感觉、知觉、思维、情绪;伦理学研究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美学研究自然界、社会和艺术领域中的一般规律与原则,但却没有一门研究人的“人学”。我们应当研究,人在什么情况下,他会盗窃,他会抢劫,他会杀人,他会整人,他会出卖良心?我们应当研究,人在什么情况下,他会自卑,他会认为没有出路,他会自杀?现在有研究罪犯的犯罪心理学,却没有研究无罪“罪犯”的无罪心理学。有罪的人,他们通过做假证,谎称不在现场,甚至嫁祸予人,改名换姓,整容潜逃,总之,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活下去。而无罪被诬陷为有罪的人,却怎么也活不下去只有自杀身亡死路一条,以此来证明他们的清白或无罪。。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和“红色恐怖万岁”的血雨腥风中,我却毫发未损,安然无恙。究其原因,也许我不是牛鬼蛇神,也许我不是红色恐怖的对象,也许我正处在台风眼中,也许马、颜之流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和足够的胆量。
    工作组被撵走之后,工作组建立起来的海龙一中革命筹备委员会也随之解体,学校基本上处于瘫痪状态。但学校的大权基本上还是筹委会那几个人掌握。他们成立了海龙一中革命教师红色造反兵团,吸收了全校除地富反坏右分子之外的所有教师。只有一个人不吸收:黎学智。
    可想而知,一旦这伙子人重新掌权,特别是他们掌管生杀大权之后,我黎学智今后的命运走向。
    我刚到校不到十个月,我同书记校长和马福生等人均没有任何关系,我当时只是觉得应该对得起刘专员的重托,执行党的政策。我真没有想到我竟被人忌恨到必欲置于死地的程度。
    1966年11月以来,随着教师红色造反兵团的建立,学生中的各种战斗队竟像雨后春笋般地迅速冒了出来。战斗队的名称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燎乱,目不暇接:红旗,红樱枪,红孩子,红五类,红后代,缚苍龙,从头越,丛中笑,长征,孙大圣,金箍棒,卫东,忠东,前卫,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不久,有些战斗队合并,成立了各自的兵团级组织。山城镇兵团级的头头均为男性学生。兵团头头们,头戴没有红五星标志的军帽,身着没有红领章标志的军装,左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上衣左边口袋上插着一只自来水钢笔和一只铅笔,左肩斜挎着的是军用黄色书包,右肩斜挎着的是没有八一标志的军用绿色水壶,腰间扎一条红褐色的皮带,外身披的是没有系扣的草绿色军用大衣,后面跟着的是二至四名身着没有任何标识的草绿色军装的女性学生。
    后来这些战斗队均杀向社会,又根据各自保谁革谁的观点不同,最终形成了两大互相对立的派别。一派声称打倒山城镇镇长王升,称为山城镇红色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山红革;另一派声称保卫山城镇镇长王升,称为山城镇红色革命总司令部,简称山红总。
    虽然文化大革命初期,我被贴了数百张数千张大字报,被诬陷为强奸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但是我在打、砸、抢、抄、烧、抓的“红色恐怖”时期,由于我兄长的老战友通化专署专员、海龙县社会主义教育总团团长刘一清同志的保护,却没有受到任何触及和伤害。我的1966年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黎学智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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