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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光宇谈鲁礼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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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叛徒鲁礼安的自供状
——鲁礼安接受美国专业反共、反华电台自由亚洲电台RFA采访录音节录

贺光宇

现在看来,最大的感触就是,这样一场很荒唐的所谓的革命,它给中国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可以说,它的很多的严重后果到现在仍然存在。它毒害着我们,而且毒害我们的后代,败坏着我们这个社会的风气。现在这个道德,你们也知道,整个道德到了可以说是100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时候了吧!好多情况包括法治的不健全、道德的伦丧,还有很多冤狱,包括这个下层老百姓的苦难,很多东西都可以从文革中找到它的根源的。文革作为人类历史上三大灾难,是吗?一个是法西斯,一个是当时苏联的极权政府,包括现在中国的文革。这是一个很艰难的研究和总结,去得到反思。但是很可惜,现在的政府,在创建和谐社会,一切向前看的这样一个构思下,拒绝回忆文革,是自己拱手把文革的话语权,拱手让给了海外。其实我们是最有资格来研究总结文革的。因为我们是经历者嘛!第二条呢,就是当时文革是千百万人,亿万人民,可以说是所有人都参加的文革,可是愿意把这段历史反思、反省、忏悔,如实地记忆下来的呢,很少。特别是这一代人死去和逐步的死去,那么文革的见证的这一代人是越来越少了,对文革的真实的认识将是愈来愈模糊。所以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抢救这一段历史。一个本来可以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财富的,一个民族对于一个人最好的学习,就是从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如果我们失去这个机会,不利用这个机会的话,我觉得是我们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


附:宏 :自由亚洲电台是美国反共反华心战的重要舆论工具
今年的
929日,是美国官方出资开设的自由亚洲电台开播六周年。这个完全仿照美国对前苏联、东欧各国进行颠覆性反共心战宣传的自由欧洲电台的模式,主要针对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电台。本来美国早已有了一个代表官方声音的美国之音电台,现在还要搞一个自由亚洲电台,其目的是什么?自由亚洲电台从开办到现在都搞了些什么名堂?看看自由亚洲电台的出笼事实,人们就会一目了然。
美国国会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发表的官方文件称“广播是推行对外政策最宝贵的工具”,“应当重新认识广播电台的战略作用,并从战略优势考虑,重新认真评价电台”,“电台广播是足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
1991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美国《华盛顿邮报》不打自招地供认:“西方世界为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忽然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这些新闻使苏联和中国人民开了眼界,他们于是起来要求民主、自由,这就是两个国家发生动乱的原因”。有些西方专家也持有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固然有其内在因素,但广播确实起了很大作用。美国官方认为自由欧洲电台“穿透东欧铁幕功不可没”,“起了积极的效果”。
苏联解体和我国1989年“六四”风波之后,美国政府就有人提议仿效自由欧洲电台的模式,成立自由中国电台。199110月,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最早提出并通过“设立一个专门对中国大陆广播电台”的提案,并决定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这项提案的可行性。1992年初,美国国会和总统联合任命了一个由11人组成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在19926月曾要求到我国来实地调查“建立自由中国电台的必要性”,理所当然地遭到我方拒绝,未能成行。后来他们又到香港、台湾和泰国进行考察。该委员会在19928月向国会和总统提交了设立“自由中国电台”的可行性报告,并获批准。之后,美国政府考虑到“自由中国电台”的名称对中国刺激太大,故改名为“自由亚洲电台”。该台除主要针对中国外,还兼及亚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
克林顿早在1992年竞选总统时就表示赞同设立“自由亚洲电台”,他声称:“中国有朝一日也会步前苏联和东欧的后尘”。克林顿当选总统后,他迫不及待地把建立自由亚洲电台所需的经费列入他上台后的首批预算,并拨款3000万美元。是年3月,美国白宫高级官员在接见所谓中国海外民运组织——“民主中国阵线”头头时,正式把这个消息通报给他们。
1994127日,美国国会参议院批准有关计划,决定建立“自由亚洲电台”。225日参议院正式投票通过拨款3000万美元用来建立“自由亚洲电台”的法案,授权组建“自由亚洲电台”。19963月正式成立,同年929日开播。


http://hgy.freepowerboards.com/viewtopic.php?f=8&t=63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2-03-04
从“极左”到极右的文革叛徒鲁礼安

  十一年的牢狱使鲁礼安从一个文革中的跳梁小丑式的极“左” 份子变成了一个极右的文革叛徒。
  在文革中他以极左思潮,毒害了一大批青年学生,特别是中学生中的天真而又幼稚的红卫兵。而十一年以后,以一本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为武器,以一个文革的叛徒的身份投入了反共、反文革、反毛泽东思想的极右行列,得到了反共专家余杰的青睐,亲自为其作序。很遗憾的是,我至今没有见到《仰天长啸》的原文,无法作进一步的具体的评论了!(当时没有,现已看到其电子版)回忆文革的过程,在幸存的人们中,也许我是少有的几个能对鲁礼安进行评论的人了!
  我是当年新华工红色造反团的所谓“四大金钢”(这是学习班中由走资派强加的)之一。我们参与了《北斗星学会》的筹备会(这是办学习班时,迫害我们的人所说的.据鲁礼安写,他们另有筹备会,那只是他们筹备之初,想拉红反团的人加入而开的一次会),但因不同意他的极左而分道扬镖了,在后来的“学习班”中,有人指责我们是一明一暗。他也曾向我们宣传过“决派”,但我们认为是中学小孩的激动而没在意。至于《扬子江评论》开始的主编(应是以决战决胜战斗队名义编的第八期,因本人对他们以前的报纸没印象而误以为是开始的)还是我和冯天艾,只因我们不满意他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与叛徒考茨基》一文中公然把矛头指向周总理而退出,重办了一份我们自己的报纸《新华工(聂派报)》。
  记得鲁礼安的被捕大概是在他68年春去黄石的铁山之后,他在黄石挑起了造反派的内斗,走资派借此制造出了“黄石发生反革命暴乱”的舆论并妄图借此来镇压造反派。为此我们红反团组织了赴黄石调查团,进行了为期几天的调查,后在《新华工(聂派报)》上发了一个调查报告,并由我写了一篇社论《黄石市根本没有反革命暴乱》。但在以后走资派对造反派的迫害中,“北、决、杨”成了造反派的代名词,正是鲁礼安极左行为给走资派对造反派的迫害提供了借口。
  在70年对造反派迫害的学习班中,主持者是这样来论证我是“北、决、杨”的骨干分子的。他们说:鲁礼安是“北、决、杨”,朱洪霞是“北、决、杨”的总头,工总是“北、决、杨”的大本营。鲁礼安要见朱洪霞,得先报告,再由朱洪霞安排时间、地点,叫鲁礼安去接受接见。可你们聂年生要见朱洪霞呢?却是由聂年生带信给朱洪霞,要他在聂规定的时间、到规定的地点去见聂年生,可见你们是“北、决、杨”的总后台。总之,在走资派的眼中,武汉的造反派都是“北、决、杨”,而鲁礼安也只不过是一个跳梁小丑,打鲁礼安的目的仅仅是为迫害造反派找借口而已!

http://hgy.freepowerboards.com/viewtopic.php?f=8&t=11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2-03-04
论文革叛徒鲁礼安和反动文人余杰及其它
——复“海纳百川”的跟漫骂帖者 

首先我要声明此帖的来源:我的一个网上的朋友老田介绍我来“海纳百川”看看,后来另一个也是网上的朋友李乾把我的几篇有关红反团、聂年生、赵延昌的文章转来“海纳百川”了!我自然也经常来看看“海纳百川”了。至于谢保安兄,以前并不相识,前不久,第一次给我来电子邮件,我复了一信,原信内容如下:
“我原来上网不多,2005年退休后上网多了一点,偶尔也写上几句。真正想写聂年生的回忆录,还是在看到你的文章后,有所启发。特别是这一段话:“最近又听闻武汉两大派代表人物相聚言和,据说他们还相约要共同书写武汉地区的文革历史,大概也有史上留名的意思在里边吧?我想这些老人们相聚时,是不会有人提到聂年生这个名字的。但聂年生这个名字早已深深地刻在许多文革亲历者的心中,这一点是那些过去迷恋官场,现在又急于史上留名的人所难于理解的。”既然他们不提聂年生,似乎也没有更合适的人来写,那就只有我来写了! 

原来写的一些,由于偶然的机会与李乾有了联系,就寄给他了。他转在海纳百川了!也是由于网上文章的关系,我结交了老田,他向我说起过你们的海纳百川。我上过你们的海纳百川,总的印象,搞的不错,百花齐放。但恕我直言,似乎对鲁礼安抬得过高。对此人,在文革中,许多人都把他和聂年生拉在一起,红反团中也有几个人和他在一起,但聂年生对他并无好感。当时我们就认为他是搞极左,害了不少中学生。至于他的文革回忆录更是写得太无耻了,完全是一付文革叛徒的嘴脸。老田有一篇文章说了他,他说要和老田决斗,老田又写了一篇文章回了他。但不是把当对手,只是把他当成一个小无赖而已。不知你认为如何?不过我听老田的话音中对你是很欣尝的,应和老田的观点不会相对吧?”
由于我对“海纳百川”的看法,我不想因我的文章扰乱它的安宁,所以我没有把我的关于鲁礼安的文章寄给他,但不知保安兄却从网上找到我的文章并加以转载,对此我表此感谢,也请其原谅我没寄给他的原因。至于扰乱了“海纳百川”的安宁,我也不想。因为我的文革中最好的而也是仅存的一个朋友,多年未与我联系,在看到我网上的文章后,给我写了一封要求不要公开的信。内中写到“当年的故友,有的已作古,如赵聂;未亡之人,经过多次“审查”,也是劫后余生,早已是伤痕累累,且年老体衰,再也是经不起新的折磨了。为此,我希望在你今后的文章中,不要再出现我的名字了。也奉劝你还是留有一点自我保护意识为好。”(摘这几句不算是违反其要求吧)。确实很多经历文革中人都已是风烛残年,只想安度晚年,就是我的家属也不希望我再介入其中了。可是我一想起已亡的聂、赵等人,想到保安兄所写的“这些老人们相聚时,是不会有人提到聂年生这个名字的。”,我却不能安寝,即使有风险,我也得写下去,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已亡之人,也还为了更多在生的人。使已忘之人得以安息,使在生之人能够觉醒。
一石激起千重浪。没想到我的《述评鲁礼安文革回忆录《仰天长啸》中的聂年生和红反团》一文会使得能纳百川的大海涌起了波涛。支持者有之,反对者也有之,这不足为奇,引起争论也是正常之事。只是扫了那些想以悠然南山之情来观海的墨客骚人之兴,而引起了他(她)们的一片漫骂之声。抡起了反文革的惯用大棍,在毫无事实根据也没说任何理由的前提下,丢来了一顶顶大帽:“极左”“无聊”“个人攻击”“个人恩怨”等等,反过来说我是给余、鲁“戴高帽判罪名”,不一而足。来而不往非礼也,特此作复。奈何受回复字数之限制,只好先发于我新开的论坛上,感兴趣者可前来往观看 

有人说“时至今日,还在搞个人恩怨,还在就个人在文革中的不同观点纠缠,甚至使用不断的推论、猜测,搞个人攻击,继续使用文革的惯用手法戴高帽判罪名,十分无聊。”此人应是没经过文革的吧!谁都知道,在文革中,鲁礼安的敢死队和聂年生的红反团都被江城造反派合称为“新派”中的“钢派”,是相同的观点。而鲁礼安自己在回忆录中也写到是红反团的人把他救出新华工的,“北、决、杨”中还有好几个骨干都是原红反团的人呢!至于后来有了观点分岐,那也只是内部之事,当时并未公开。而鲁在回忆录中一边在大骂聂年生,一边又把敢死队和红反团拉到一起。是鲁挑起了这场争论,来而不往非礼也,我也只是为了洗刷鲁某人加在聂年生身上的不实之词。要说鲁礼安可怜,那聂年生可是更可怜了呀!鲁礼安写他的回忆录时,我想聂年生应已是不在人世了,死人已不能还口,难道说只允许他鲁礼安去说已死之人,还不允许在世的人帮死人说上几句吗?看来,此人语气与文革中鲁某人的口气是何其相似也,她说人家是“继续使用文革的惯用手法”,我看倒是她本人用的是从鲁礼安那儿学来的鲁氏文革手法更为妥当(因为我想此人不应是文革中的过来人。)至于我本人见过鲁,但已无多大印象,鲁对我可能完全没印象,根本谈不上什么“个人恩怨”。这里还是用得上文革中的一句老话,那就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阶级斗争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是鲁礼安以他的一本回忆录去讨得主子的欢心,而被海外反华势力所利用,流毒全世界。一个著名的海外华人网站的班竹曾给我发来email中称:“现有一事相求,就是关于鲁礼安的《仰天长啸》。鲁礼安现在已经堕落为彻头彻尾的文革叛徒,在海内外流毒不浅。以前我注意到您在一个帖子里说到愿意评论此书,可惜没有原书。我有此书的纸本,可惜我身在海外,无法给您。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将此书拍照后做成电子版本,给你下载后供评论之用,您意下如何?”对于我的上文,此班竹跟帖:“感谢楼主的好文,洗刷了鲁某人加在真正的革命造反派身上的不实之词和不白之冤。对真正的革命造反派冷嘲热讽,对自己形“左”实右的行径涂脂抹粉,唯我独“革”,目空一切,这就是鲁某人的真正政治面目!鲁某人此次出走,一个重要原因是右派掌门人徐友渔在一篇文章中骂了鲁某人,这对急于归队,急于卵附于右派强势集团羽翼的鲁某人来说,无异是一个沉重打击:叛徒,被什么人也是瞧不起的。”对此我回帖说:“对鲁某人此次出走,我还以为他是良心有所发现,思想矛盾所致。总还念及曾在一条战壕中呆过,在他下落不明之时批他是否不妥。现在看来,我是错了!其实在他的叛徒“自首书”中对他自己的思相根基、家庭烙印、如何混入造反派以及在“造反派”旗号下的所作所为都已明确招供,他之所以成为文革的叛徒并不是偶然的。看来他现在已经是资产阶级的丧家之犬,是找不到主子的泛走狗了,必须发扬鲁迅“痛打落水狗”的精神,予以狠批而决不能手软!”本来我的原文只是想洗刷鲁某人加在聂年生身上的不实之词,但在文章出来后的反响使我感到对鲁礼安的叛徒“自首书”还必须狠批以肃清其流毒,我得尽快完成对聂年生的回忆录,再全力以赴批鲁才是。 

说鲁礼安是“文革叛徒”是“个人攻击”吗?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站在维护文化大革命的立场上,说鲁礼安是“文革叛徒”是名符其实的。有人说“为什么偏偏苛求鲁礼安做圣人呢?如果今天将鲁礼安称为叛徒,那你一定是当年将其看成是英雄,看成是圣人,可惜鲁礼安不是,鲁礼安只是一个热血青年。”看来叛徒必须先是“英雄”、“圣人”,然后才能去背叛自已的事业才能叫“叛徒”。所以她不惜去说什么“年轻的鲁礼安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当年的思想并不成熟,这完全可以在《仰天长啸》中看到,为什么要求鲁礼安这么高呢?”可反动文人余杰在《仰天长啸》中看到的却不是这样。他认为鲁礼安是英雄。他说“作为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一名不到二十岁的青年学生,鲁礼安参加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组织“北斗星学会”、起草“决派宣言”、编辑《扬子江评论》,一跃成为武汉地区红卫兵中最有影响力的 “笔杆子”。”“他成为若干轰动一时的大字报的作者,并组织了走在革命前列的“敢死队”。”而接着反动文人余杰以一个二主子的身份把鲁礼安的回忆录定为了文革叛徒的自首书:他说在鲁礼安的回忆录中他发现了一个“迥然不同“红卫兵”。这个红卫兵就是鲁礼安,他的叛徒的阶级基础就是“父亲是旧政权的海关职员,母亲是教会学校毕业的基督徒和医生,叔叔是反右中惨死于集中营的青年知识分子,出身这样的家庭,在“阳光灿烂” 的新中国,鲁礼安并不能享受到多少阳光。在文革前夕,他成为官僚们侮辱和打击的对象”。由此基础决定了鲁礼安参加文革的目的就是“文革的发生成为他改变自身屈辱身份和实现其单纯的革命理想的契机。”所以很快地““毛泽东的文革”与“鲁礼安的文革”渐渐产生了裂隙”。于是了背叛自己参加的文革,他要“反抗建国以来日益僵化的官僚制度,甚至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中找出“重建党、重建国家、重建军队”的理论支撑。”“鲁礼安就已经对中共的专制制度产生了怀疑。”“由此他发现毛泽东跟历史上那些最残暴最独裁的统治者没有什么区别”。作为文革的叛徒,“他坦诚地承认自己也是罪人,在风头浪尖上激流勇退之后,他开始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了反思。” 他说:“活着,记忆着,忏悔着,控诉着”是鲁礼安的这部厚厚的回忆录的主题所在。按上述某人的逻辑,余杰在这里是先认定鲁礼安是文革的英雄,然后忏悔了,承认自己有罪了,还要控诉文革。这不是叛徒又是什么呢?所以认定鲁礼安是文革叛徒的首先就是余杰了。我也是先看到余杰的序言,从他的文章中感到鲁礼安已是文革的叛徒,然后才看到他本人的书的。 

当然认定鲁为“文革叛徒”,还得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肯定文化大革命。对于某些跟随着他人去否定文革的人来说,错误东西的叛徒不正是你们心目中的英雄了吗?又何必对此反感呢?不过你们也不要跟风乱跑,以为文革已是“盖棺定论”。对吕加平重评文革的书稿《从战争角度看文革》,胡锦涛同志看完后说:“从战争的角度看文化大革命,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样的观点,非常新鲜,说得有道理”。而推荐此书的范兴运是温家宝总理的大学同班同学。他是著名的作家和新闻记者,范仲淹的后人,国内第一位有系统的公开尊毛反邓,并已写成了文章,正式出书批邓批江的作家。详情见其2002年8月第一次出版,2007年2月再版的作家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书,名叫《剑竹丹叶》。他本人已从伊川县委退休多年,因看了吕加平的《从战争角度看文革》书稿后,深受震动,他写文章《破解文革战略之谜》向中央领导反映。于2007年6月4日,又被任命为《决策内参通讯》编辑部(也就是我们老百姓平常所讲的很神秘的内参。它对外的介绍是:以全新视角纵观政策走势,为中央领导提供社情民意,为地方政府反馈中央政策动向的权威性内参。定期报送中共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暨各有关部、委、局。)的高级顾问、编审副主任、特别调研组长。他曾面对面给温家宝讲:我的一句话顶你千里之行,下面老百姓都知道一句顺口溜:“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派干部,派完干部念文件,念完文件下饭店”。“政令出不了中南海”,你都知道吗?我要用“老百姓的话,我老范的笔”向你反映真实的下层老百姓的情况。胡、温很清楚范兴运的为人:反邓尊毛。就是派他带着书到全国各地广为宣传发动群众,这就是信号,毛主席预言的第二次文革实际上已悄然来临。范老今年7月的《范兴运邵阳惊历“警险”记》反映了中央内部在重评文革问题上的激烈斗争。感兴趣者可到在本论坛中找到:http://hgy818.phpbbweb.com/hgy818-forum-5.html
至于余杰是反动文人吗?我想各位到网上去搜一搜就很清楚了。 


2006年5月初,中国异见知识分子余杰、王怡和维权律师李柏光三人,曾以中国家庭教会成员的名义在白宫的总统私人客厅与布什会谈。布什称余杰等人与达赖喇嘛为“勇敢的人”,并表示非常愿意倾听他们的声音。达赖喇嘛是反共反人民的叛国卖国贼这应是不争的事实,被美国主子布什并列一起的余杰又能是什么人呢?对此,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说:“(布什)不顾我们内部的交涉和坚决反对,会见实际上是政治异见人士的所谓的基督教徒家庭教会代表余杰等人。”叶小文还炮轰美国利用文化霸权,“打着所谓民主、自由、人权、法制、廉政的旗号,排斥一些国家文化、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加紧对一些国家进行的文化渗透,侵蚀别国的文化根基。叶小文说,中国要改变被动的局面,破解“媒体煽动—民众激动—政治人物施压”这一中国面对的“连环套”,需要提出实实在在的实例向美国民众展示中国宗教的真实状况。
另有反共人士评论说:“布什接见余杰,是一个重大的事件,这标志着美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开始采取最高级的进攻手段——意识形态控制,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继续采取守势,静观其变的策略快要站不住脚了。余杰们不是一般的右派,他们要做的事情不仅仅是政治层面上的,而是文明层次上的。他们要通过在中国发展基督教家庭教会,占据目前处于混乱和真空状态的意识形态领域。一旦这个目标达成,即在中国广大中下层民众当中建立基督教宗教信仰,则执政党存在的根基将彻底崩溃。到那个时候,无论执政党采取什么手段和措施,其存在的合法性都将被根本否定。这虽然是一个慢功,但却是根本性的措施。这也不仅是政治的竞争,还是文明的冲突。对美国来说,这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的终极手段。”这段话说明了余杰是其美国主子布什用以向中国意识形态控制进攻的急先锋,“是政治层面上”和“文明层次上的”“不是一般的右派”。这样的人不是反动文人又是什么呢?
余杰对其主子布什也是极尽吹捧之能,他在他所写的文章《“布什主义”改变美国与世界》中吹捧“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崛起和“布什主义”的高调登场,为自由世界树立起了一面迎风招展的旗帜。“布什主义”不仅正在改变美国,也正在改变世界。“布什主义”不仅将美国的武力用于保卫国家,还运用于在全球范围内传播自由。“
一位网友是这样评价余杰的:“我觉得余杰挺可怜的,堂堂一个北大硕士,著名作家学者,在北京找不到工作,有北大人卖肉有北大人卖糖葫芦,余杰没什么技术,只有卖文为生,由于他的反动本质,没有一家出版机构敢发表他的作品。做父母的养这样一个儿子,能不寒心么?”鲁礼安曾对批评余杰为他写的序言的老田说“因为你的批评文章,就使得余杰的序言被出版社拒绝”。我也不知这是真是假,但也说明一点,连出版社都拒绝余杰的序言,确是太反动了一点吧?这样的人不是反动文人,难道说是革命文人吗?余杰积极为鲁礼安作序,而鲁礼安对于余杰的序言被出版社拒绝是极为心痛,这不正说明鲁礼安和余杰是一丘之貉吗?
有人说:“无论人品还是学识,hgy先生都无法与余杰和鲁礼安先生相比。”如果讲文学,我自叹不如,因为我是学工的,文革后当的也是物理老师。但讲学识,物理与文学是不可相比的,但我自认为并不差。通过google你可以在《世界人辞海》网络版第一版搜到“贺光宇 1945年5月生,湖南人。大学文化,高级教师,全国中学物理研究者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撰写学术论文30余篇,先后发表于《中学物理》、《中学理科》、《第二课堂》等杂志。主编和主审了中学物理教参书《初中物理250问》、《初中物理教学目标和测试》、《高中物理导读与选修》、《高中物理学习辅导》、《高中物理实验指南》等10余本,分别由山西人民出版社、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北京学苑出版社及海南出版社等出版。组织和主持召开了六次全国中学物理研讨会,负责评选论文数千篇。”也可以在《湖北省物理学会历届理事会名单》中的第七届和第八届中查到我的名字。近日刚收到《中国教育家大会》发来的嘉宾邀清函邀清以嘉宾身份出席大会。上述事实就可以反映出我的人品,那就是:我既不是像余杰那样用反动文章去投靠洋人谋生,也不是像鲁礼安那样凭一份自首书去领取外国卖办的津贴,而是一个与吹牛拍马的官场无关,一心从事教育工作的中学物理教师。自1978年以来,除退休的前二年应本人要求,担任高一物理外,一直是担任高三重点班,而且主要是复读班的物理教师,熟悉高中教学的人就可以从此知道我的为人了。
至于政治立场应与人品并无关系。聂年生与张体学是文革中的死对头,但张体学临死前留下遗嘱说:聂年生不是“51.6”,“北决扬”,是一个好同志。这就说明了张体学的人品是好的。至于余杰的人品,只是一条洋人的哈巴狗而已,他的人品能是好的吗?鲁礼安呢?武汉文革专家老田的文章说:“这个被称为“九二七指示”的中央文件出台,虽然不够谨慎,但是还是那么一点点依据的,而且是鲁礼安先生本人提供的材料,鲁礼安如果不太健忘的话,就应该记得自己曾经对人说过“我在里面主要揭发了王盛荣、周岳森和干毅”,中央文件说“老反革命幕后支持”也许没有多少事实根据,但是确实有鲁礼安先生的口供。根据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时期军队干部的交待,上报中央的文件就是武汉军区根据鲁礼安的交待写成的,而九二七指示就是中央对武汉军区上报文件的批示。”老田后来在《回答鲁礼安先生》一文中仍写到:“至于说到你在监狱中间主要揭发谁,你没有对我说过,我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我相信这个人甚于相信你,所以虽然你对此很不满意,但我仍然持有这样的看法,而且也不打算把他的名字“出卖”给你。”老田是武汉文革研究专家,而我相信此文作者也甚于相信鲁礼安。当然,我也并不是因为你的口供把红反团也拉入“北、决、杨”而恨你,正如老田所写:“当然,因此牵累整个武汉造反派挨整,不是鲁礼安先生的本意;而且就算没有鲁礼安的揭发材料因此没有九二七指示,武汉造反派也肯定不会在幸免于“秋后算帐”,全国对造反派的系统清算打出一千万“五一六反革命份子”,除了湖北之外都没有中央文件认定“反革命组织”,但是其他省区整起造反派来也没有因此手软;问题在于鲁礼安先生不能假装说:我真的不知道对立面是谁?是谁要整造反派和鲁礼安先生本人?更不能因此去诬指毛泽东。”但由此应可反映出鲁礼安的人品是何等的卑劣了呀! 

一个人的人品常常反映在对过去的自己行为的描述上是否真实。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有着很多事实是刻意加以歪曲了的,仅举几例以说明之。 

(1)首先我再次同意老田的说法:“整本书的叙述格调,应该说文学性和故事性高于史实性。一个造反派读完大作之后的看法是:书中说毛泽东错了、王任重张体学错了,陈再道钟汉华错了,曾思玉刘丰错了,造反派错了,百万雄师错了,只有鲁礼安是正确的;仍然是文革时期“唯我独左、唯我独革”的口气。这个看法我是同意的。”特别是关于中央文革下调令要他去一个写作组的事情。“证明鲁礼安先生,在当时运动中间具有多么高的重要性,高到中央文革另眼相看的地步,也许仅此而已。这个大概是你为了文学性,牺牲了史实性的地方。”对于此事,我在华工并未听说,而且作为革委会副主任的聂年生和革委会常委的赵延昌和柳书论都不知道此事,这应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清“三种人”时,武汉的造反派头头就是因为在中央文革办公室有他们的汇报材料而被定为“四人帮爪牙”的,如果鲁礼安当时能被中央文革如此看重的话,还能逃得出“四人帮爪牙”的命运吗?即使他的自首书再如何摇尾乞怜,走资派们也是不会放过他的。
(2)重复我上面文章中的一段话以说明鲁礼安人品之低劣。“至于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自我吹嘘,说什么“当有人问我对华工和省内及中央的解放干部的问题的看法时,我直截了当地表示说,“华工的朱九思、省里的张体学、中央的邓小平,这三个人都是应当解放出来重新启用的”。因为在我看来这几个人虽然都执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甚至戴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帽子,但都是正正派派能干实事不搞阴谋诡计不搞腐化的人物。尤其是不搞腐化这一点,我认为对于身居高位的领导干部非常难得。”要注意,鲁的这话绝不可能是当时的原话,而只是充当了文革叛徒后向新主子示忠的一种表态。鲁在文革中是否说过朱九思和张体学的好话,我不清楚。他的内心中是否认为邓小平“是应当解放出来重新启用”我自然也不会清楚,但在当时他绝对不会也不敢公开去说邓小平的好话。邓小平是中央文件点名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他自己也承认的,并表示永不翻案。在当时,即使是保守派的“三字兵”,当时也是对他大喊“打倒”的。像鲁礼安这种自称已是“大名鼎鼎”的造反派头头,他可能去说也确实说过“要发展毛泽东思想”、“炮打考茨基式人物周恩来”等“敢于造反”的惊人之语,但是绝对不可能去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如他真敢如此说的话,敢死队的人早就耻于与他一起,那他造反派的假面具就会不揭自破了。”想当年的走资派在制造“六.四”事件为DXP翻案时,都是用的周总理的名义,像鲁礼安这样连周总理都要炮打的人物会去说邓小平的好话吗?造假的手段也是太差火了一点吧! 

(3)鲁礼安的“北、决、杨”究竟是什么货色呢?真是什么反思毛泽东的产物吗?不仅不是的,恰恰相反,完全是崇拜毛泽东而仿毛泽东青年时代所为。他的《北斗星学会》是仿《新民学会》;他的《杨子江评论》是仿《湘江评论》;他在毛主席著作上批字,也是仿毛主席在马列书本上批示。他自己说过,搞《北斗星学会》的目的是为了总结文化革命的经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并不是反毛主席,而是想当马恩列斯毛后的第六人,他的崇拜者都称其为“鲁克思”就是因此而来的。但事实上呢?毛主席当时提的是“复课闹革命”,他认为是对一般人而言的,他鲁礼安等人是可以不执行的,他们是总结文化革命的经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马列主义理论家,是可以不回校去复课闹革命的。至于总结出的理论是什么呢?那就是“决派”理论了,具体的行动就是去迎接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他的《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也是想仿毛主席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想当农民领袖,然而,“农民领袖”王仁舟并不卖他的帐,他所预言的1967年元旦社论将提出迎接农民运动高潮的到来,也并未出现。至于《杨子江评论》更是矛头直指周总理,冯天艾就和我说过:“周恩来是右倾的总根子,是考茨基式的人物,我们有周恩来的许多材料”。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就是指周恩来的。正是因此,才导致了红反团和他们的最后决裂。至于该文的副标题《为捍卫5.16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是否与“5.16”集团有关就不得而知了。应当说《北斗星学会》和《决派》确实谈不上什么样反革命组织,但与毛主席当时的“复课闹革命”的步署是相违反的,干扰了文化革命的步署,这一点是很明确的。而决派理论中的某些内容应该说是极“左”的。至于《杨子江评论》按文革中炮打周总理就是反革命的话,确可以说是反革命的,与北京定为反革命组织的“5。16”确有其相似之处。至于走资派利用抓“5.16”来大整造反派那就是另外的阴谋了。而鲁礼安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他大谈张立国、郭保安等人污蔑他反对毛主席,却回避了他反对周总理的事。
 
(4)有人提到“徐友渔在《南方周末》用鲁礼安对萌萌仰慕而碰钉子来贬损鲁”,也有人说“鲁某人此次出走,一个重要原因是右派掌门人徐友渔在一篇文章中骂了鲁某人”。如真是如此,再联系他的回忆录,我们也可以看到此人的人品是如何了。老实说,对鲁氏的长篇大论,我只是粗看了一下,但给我的印象,与其说是回忆录,到不如说是一本爱情小说更为恰当了。从他的中学年代到他从牢中出来以后,不是他对女人的爱恋就是女人对他的爱恋。要说他像一个造反派倒不如说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更为妥当。他对女人的描述远远超过他对他的亲密战友冯天艾、程琳等人的描述,等到有时间时,倒想帮他作一个专门的统计,也不知他的战友们看后会有何感想?我记得我们原来的班上共有32 个学生,到文革后期,死硬的保守派就只有《鸟兰牧骑》的二人了。而在文革中谈情说爱的也就只有他们二人了,即使他们二人也只是在“7.20”后出于对前途失望的前提下同病相怜而至相爱的。记得毕业时,我作为班文革小组组长,在分配时,并没有发现什么因恋爱要求照顾到一起的,为此还曾经开玩笑地搞了一个“促进委员会”,闪电式的促成了一对,分到一起,后成了夫妻。经历过当年运动的人都知道,当时的造反派在66-67年的生死博斗中,谁也不可能有那种卿卿我我的小资历情调的。如把鲁氏的回忆放在现在,有人可能还会认为是太过“革命化”了,可在当时,却确是不可思念的。对此。只能是二种解释:一种是鲁礼安当时确是一心二用,表面上在当造反派,内心里却是在想着谈情说爱,是在挂无产阶级的羊头,却卖的是资产阶级的狗肉。而现在为了讨好新主子,不惜把当年的小资产阶级的阴暗心理暴露出来。而另一种解释就是他是在故意地编造一些花样给他的回忆录加上一些现代的胡椒粉,以适合现代人的口味而已。不管是何种心理,都只能反映出鲁礼安的人品是如何的低下了。 

至于鲁礼安在文革中,趁各种机会“拿走”大量的书籍,甚至在去红旗大楼考察王仁舟的“农民运动”时还不忘把《湖北日报》当时查封的书拿上不少,导致他和王仁舟的分裂,事后却以孔乙己为榜样,大说“窃书”不算偷,这也可以说是士大夫的“高尚”人品了吧!
有人说我现在还“在使用“反动文人”和“文革叛徒”这样的极左而陈旧的词汇,真是令人惊讶!”在此人看来,现在已没有什么反动与革命之分,恐怕是也无什么是非可言了。此人应是与时俱进的现代人了!只可惜在资本主义复辟的今天,“窑奴”、“鬼妻”、“残童”盛行的时代,社会已不是倒退到资本主义,而是封建主义,甚至于是奴隶主义的社会了,你那些与时俱进的语言恐怕只能是极右而又腐朽的词汇了。社会主义是现今世界上最为最先进的时代,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代又是社会主义时代中最为先进的时期。君不见,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已在互联网上悄然兴起,走资派和“反动文人”、“文革叛徒”等一切牛鬼蛇神都将会扫入历史的垃圾堆,到时新的社会主义的词汇必将出现,你们再等着去与时俱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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