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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文革简史》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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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水陆洲
 
 
一、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共武汉军区临时委员会《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武汉市八百零四个大、中型国营工厂,百分之九十以上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大部份建立了革委会;二十三所大专院校,十九所建立了革委会,三百零九所中等学校,百分之八十五以上实现了大联合,多数建立了革委会,在此基础上,一月中旬召开了工代会、红代会,一月二十日成立了武汉市革委会。八个专区已有宜昌、襄阳、恩施、郧阳、东风、黄冈六个专区建立了革委会;七十五个县(市)已有四十七个建立了革委会,三个建立了革筹小组。荆州、咸宁两个专区、黄石市和其余二十五个县(市)正在积极筹备建立革委会。
目前省、地、县机关中层干部大多数已站出来工作,省直的三百四十四名部、委、厅、局以上领导干部,也有一百三十四人站了出来。还有一批干部,正在军区学习班学习。
全省人民迫切要求早日建立省革委会,经与各革命群众组织充份协商,已经基本筹备就绪。
革委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革命群众一百名,占百分之五十七(工人三十五名,贫下中农三十名,学生二十五名,机关干部和其他群众组织十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三十名,占百分之十七;解放军二十五,占百分之十四;留作动机二十名,占百分之十一。
常委会由三十七人组成。革命群众十七名(工人九名,贫下中农二名,学生五名,其他一名),地方革命领导干部十一名,解放军九名。常委名单: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原省委委员、农村政治部主任)、梁仁魁(拟任湖北省军区副司令员)、王树成(原省委书记处书记)、姜一(原省委候补书记)、赵文华(原恩施地委书记)、李镜如(原粮食厅副厅长)、丁力(原省经委副主任)、李周仕(原省气象局局长)、王海山(原省委常委、副省长)、王舜(女,原地质局处长)、孙德枢(原黄石市委第一书记)、赵兰田(武汉空军副司令员)、王步青(武汉军区副参谋长)、吴永光(武汉军区政治部主任)、方铭(武汉市革委会主任、警备区司令员)、张纯青(警备区政委)、朱业奎(湖北省军区副政委)、朱洪霞(钢工总负责人)、胡厚民(钢工总负责人)、夏邦银(钢工总负责人)、邓锦福(钢九·一三负责人)、钟锡钢(钢九·一三负责人)、潘洪斌(工造负责人)、顾建堂(长办联司负责人)、王屏(女,工人,国棉一厂革委会主任)、杨玉珍(女,武钢工人)、饶兴礼(劳模,原省贫协副主席)、杨道远(钢二司负责人)、方保林(钢二司负责人)、张立国(新华工负责人)、龙铭鑫(新湖大负责人)、谢华之(三司革联负责人)、郑军(省直红司负责人)、暂空一名贫下中农。
建议由曾思玉同志担任革委会主任,由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等八同志担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对“张体学同志书面检查”的批示
1968.01.30;中发[6823
毛主席批示,照办。
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同意张体学同志这一书面检查。望武汉军区党委召开现在武汉的湖北各地区代表和武汉市革命群众组织、人民解放军的代表以及革命干部的会议,印发这一书面文件。在取得群众代表同意之后,张体学同志即可参加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在实践中认识改正错误,努力建立新功。
 
 
一九六八年一月三十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批示
1968.02.01;中发[6822
中央同意武汉军区临时党委会一月二十八日关于成立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的请示报告。
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由一百七十五名委员组成。其中,以曾思玉、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王树成、姜一、赵文华、李镜如、丁力、李周仕、王海山、王舜、孙德枢、赵兰田、王步青、吴永光、方铭、张纯青、朱业奎、朱洪霞、胡厚民、夏邦银、邓锦福、钟锡钢、潘洪斌、顾建堂、王屏(女)、杨玉诊(女)、饶兴礼、杨道远、方保林、张立国、龙铭鑫、谢华之、郑军和留下贫下中农代表一名共三十七人为常务委员,并由曾思玉同志任主任,刘丰、张体学、任爱生、梁仁魁、朱洪霞、饶兴礼、杨道远、张立国八同志任副主任。
 
一九六八年二月七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编辑部社论《长江万里起宏图──热烈祝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
 
二、制止武斗,反对三个分裂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八日,
一九六八年二月一日,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通知
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并转告武汉市三钢、三新各革命组织:
中央要求他们立即停止抢枪,坚决制止这个违反中央命令的犯法行为。并请他们准备派代表来京商谈。
 
 
八、中央解决湖北军队内部问题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中央首长周恩来 陈伯达 康生 黄永胜接见曾思玉刘丰时的讲话
总理:李迎希不能回去,其它几个同志什么时候回去啊?军区问题解决后再解决地方问题,王任重、宋侃夫、刘惠农都在这里,还有那些黑手,都搞来,进行批判斗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经过大批判之后,才能实现真正的革命大联合,才能解决跨行业问题,黑手才能抓出来。如果不解决跨行业问题的话,坏人就会互相包庇起来,就揪不出来。军队的问题,李迎希要批判,张广才还要作自我批评,其它几个同志已经作了检讨。叶明、孔庆德在七·二○作了些事嘛,有功嘛。黑手要抓出来,李迎希就是黑手嘛!干部有问题的,可以来,解放的干部也可以来,在这里做工作嘛!坏家伙也可以到这里来批判。跨行业的问题也可以到这里来解决。解决得好对广东、广西、湖南、河南都有影响,可以解决一些。
清理阶级队伍可以揪出坏人。比如孟夫唐,他是个典型的两面派嘛。军队内部,意见要取得一致,问题就好办了。
来了后要按毛主席教导办事,群众组织头头也来学习,来了就可以学习,就可以批判大杂烩。
康生:对军队,对革命委员会,对群众组织都要进行教育。现在的革委会与以前的领导不能一样看待,不能把刘少奇的专政同毛主席所领导的无产阶级群众专政一样看待。
春桥:去年一月湖南提彻底改造专政机构,毛主席说不能提彻底改造,提这是错误的,只能部分改造。
康老:王、关、戚抓军内一小撮,后来揪出了杨、余、傅。有一些群众受蒙蔽,有人就利用这一点把矛盾指向军队。武汉揪武老杨,广州揪广老杨,把军队看成什么,军队不能夺权。
总理:革命委员会也不能夺权。
康生:你夺权是造谁的反,这不是造无产阶级的反?中心问题是稳定军队,稳定巩固革命委员会。毛主席的思想,毛主席革命路线不能口头上拥护而实际上反对,这是错误的,不能离开毛泽东思想。说“军政府”,这是国民党的话,要学习、执行江青同志九月三日讲话。李迎希的错误,不仅是过去夺权错误,而且现在有问题,他分裂军队,分裂群众组织,分裂革命委员会。三个分裂主义,李迎希就是一个代表。张广才,毕占云,你们要与他划清界线,他是反党夺权,要着重批判这一点。他们错误有现在的问题,这就是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反对的。
总理:军队要团结一致,集中统一,不能搞分裂。你们在这里研究一下,把党委组织建立起来,统一军队内部思想问题。军队纪律一刻也不能涣散,不能夺权,不能一说就是黑指示,不能瘫痪。军队要服从命令。军队是久经考验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深入人心的。要广泛宣传。军队是毛主席缔造的,听毛主席的话的。有人想搞坏事,想把军队带走,这是带不走的。张国焘不是要把部队带走,也没走成,他的老婆、孩子还是我们以后送出去的。青海发现了赵永夫是个坏家伙,叫他到北京,他就来了。陈再道、钟汉华这样坏,要他们来,他还是来了。武汉独立师要调,还不是调出武汉了。部队是经过考验的,是有传统的。
总理:李迎希搞夺权是反党、反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是反党行为,他是黑司令,要把这个问题看得严重一点。这对军队有现实教育意义,要把军队威信树立起来,军队威信树立了,革委会威信也就树立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一九六八年六月十八日,曾思玉在湖北省市革委会委员三代会常委联席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中央开会解决军内问题,揪出了李迎希这个反党夺权的野心家。李迎希是埋在党内的定时炸弹,典型的两面派,分裂主义、机会主义的代表。李迎希旧账未还,新账又来了。旧账是去年一、二月份的夺军权;新账又来了。我们主持军区工作以来,他就搞阴谋活动,在那里搞分裂。军队要稳定,他要搞分裂。革委会是个新生事物,要巩固嘛!他就要搞垮,挑拨群众组织的关系。
李迎希的几个主要问题:
第一、反党夺权。去年他借军区机关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名,搞了大量阴谋活动。去年在北京开了五十多天会,他在大会上开会夺权,有些跑腿的人跟着出谋划策,他说:同志们的意见(指让他下台)我赞成,我同意,我欢迎嘛。当晚几个人跑到他家里,密谋策划,订了夺权计划。李说:这个兵权我敢拿,但要有个合法手续,我也拿得下来,能力不够,夺了再说,我指挥过七个军,夺这个兵权要出自你们的口,不能出自我的口。开了这个黑会,就按这个计划搞开了,但群众反对没有实现。
第二明知故犯,违抗中央。李迎希当面给我们说得多好啊,要如何如何,背后又在搞鬼,要把军队搞乱。他公然对抗毛主席批发的八条命令,搞了个三条指示责令正面教育的单位搞四大。
军队和地方不要挂钩。有个六所,逮捕了一个闹事派(×××),还有人要干涉。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冲了,幕后指挥就是李迎希,有人还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我是723日到军区大院的,说了该平反的坚决平反。他得意洋洋,说路线斗争,就是要给他平反,我走了后,底下提了五百多个条子,这个家伙唯恐天下不乱,很毒辣。不准搞四大,他硬要搞四大。
第三、搞翻案活动。“7·20”以后李以一贯正确自居,第二天召集这八个同志谈话,要作自我批评,说各有各的账,他紧张了。军区几个常委同志叶明、孔庆德、姚喆,他们作了高姿态检查。我找李迎希谈,他说好,好,好。可是就是揪住不放,他一进门就对他们提了三点:①要叶明等请罪;②要别人承认他自己一贯正确;③要给他这个革命领导干部平反。
 
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一九六八年六月三十日,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军区党委组成问题的通知
 
一九六八年七月某日,一九六八年七月一日,张体学的三点意见
有的人揪武老杨是不恰当的。
我们要在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批准的武汉军区党委,曾、刘和省革委会的正确领导下把武汉地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曾思玉刘丰说要按照行业、系统和班级实现大联合,要彻底地铲除山头,于是钢二司就要进行倒旗。
 
三、武汉“北、决、扬”问题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摘要)》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日,武汉新华工敢死队:《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形式仍然是武装夺取政权(摘要)》
全国性保守组织的顽固分子已经集结,八二○一中的混蛋们到处流窜,意味着一场较武汉事件更为严重的全国性反革命政变的到来。在强大政治攻势的配合下,对于被党内,军内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军权,必须用武装夺过来。
 “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些已被人讽为“极左”的理论,必将被未来的历史所证明,事实上已经在开始被证实了,而且继续证实下去!
 
一九六七年九月,《扬子江评论》创刊
 
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七日,以“北斗星学会” “命名的团体在武汉正式成立
其精神领袖为华中工学院的学生鲁礼安与冯天艾。出席开幕式的不到一百人中,竟有1957年被定为右派的老右派分子,后成为不同政见作家的白桦。从〈北斗星学会宣言中,既抨击了“搞什么鸡血疗法”的逍遥派,又针砭了“专好以势压人,进入官场”的“司令”、“佛爷”(掌权者与造反派)。〈宣言〉表示,他们要做的是“永远善于思考,善于学习”的“将来历史舞台上的主将”,换句话说,他们要在官方报刊社论外自己寻找对于文化大革命的目标、手段、方法的答案。〈宣言〉无论在思想上和语言上表现出了对当时正统意识形态的某种离心、反叛与挑战。
这一读书会性质的组织不久便被当时湖北省革委会的主要领导人曾思玉与刘丰公开指责为“一个奇怪的组织”,并在无形中迫使它解散。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日,武汉地区 决派联络站《北斗星学会宣言》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十日,鲁礼安《浠水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概要)
 
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一九六八年一月二十五日,武汉地区决派联络站《决派宣言(第二稿草稿摘要)》
革命委员会又不过是一个各派派性大力被压的一个暂时同一体,更何况是这样一个暂时同一体也是极不巩固的,……这样的各派政治势力组成的临时权力机构,决不可能长期地维持下去,而必须由一派通过斗争取得统治地位,……。
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
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被放到了“决派”肩上。
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将在这场斗争中被决派所摧毁。
现在的关键问题在于:从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过渡到正式的国家机器,将采取什麽样的道路。
一种人的主张是“和平过渡”,这就是说,革命委员会的建立,巩固和完善之时,便是革命委员会过渡成为正式权力机构之日,在这时期至多只会发生革命委员会中个别领导人的成员的变动或撤换。
我们的看法完全和上述相反,而认为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地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对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一九六八年五月十六日,武汉新华工决战决胜战斗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为捍卫516通知的原则性与纯洁性而作(摘要)》
考茨基派的大棒之一曰:论派性的反动性。
大棒之二曰:无条件实现大联合。
大棒之三曰:“现在的斗争只有公与私的斗争,没有什么革与保的斗争了”
 
一九六八年六月十二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怎样认识无产阶级政治革命》
二十年来,中国社会形成了新的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个阶级。
中国的这一场空前的阶级斗争中,同样也暴露了许多问题。从中央到地方,几乎没有一个单位不分裂。有的站过来了,有的变成社会民主党,有的则更成为法西斯党。
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产党都面临着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
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
革命阵营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是中央内部“宗派”的社会基础。
在向党内中派先生作斗争的同时,总要批判革命队伍中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潮。
只有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取得绝对胜利,只有最後撕下那些顽固至死的中派先生的画皮,第五个回合斗争才可能获得胜利。
希望和和平平取得全面胜利的思想,实在是有点靠不住的。不应当否认一切战争。要从混入无产阶级专政机构内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手上把权夺过来并巩固下去,没有武力和武力作后盾是不可能的。
政治革命必然伴随以社会革命,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通过临时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的过渡,会有这一天到来的。这就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将要向世界和历史宣布的一个划时代的社会产物──北京人民公社。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武汉《扬子江评论》编辑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要取得全面胜利,必须彻底瓦解,压垮,吃掉保守组织。保守组织维持原来形态也能扭转大方向的论调,是完全错误的,没有也不可能出现这种事例。
革命造反派没有自觉地按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铁的纪律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的标准建立、发展自己的队伍。[湘江风雷、首都三司、武汉三钢是造反派代表]
中派──考茨基派:武汉的新派,北京以聂元梓为首的“天派”右翼,湖南“学司”,河南“河造总”,四川“红成”“八一五”。
中派──考茨基派在中央的代表人物就是那个不大不小的集团。它惯用的手法是,借口在实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过程中有过火行动,就来取消这条唯一正确的路线,并用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代替之。……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的中心任务。
形左实右派:鼓吹“揪军内一小撮”“三个司令部”的516
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
(“北﹑決﹑揚”即“北斗星學會”﹑“決心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和《揚子江評論》的簡稱﹐是1967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異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體演變的三個名稱。據馮天艾(華中工學院學生﹐“北﹑決﹑揚”主要撰稿人之一)回憶說﹕“北﹑決﹑揚”人員極盛時不過25人﹐由于認識上的差異﹐造反派鋼﹑新兩派中絕大多數人對其都是反對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強烈批駁其觀點。魯禮安(華中工學院學生﹐“北﹑決﹑揚”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黃石鐵山的新派抓獲押送新華工﹐再送武漢警備區關押的。由于魯在“七二○”事件前冒著白色恐怖為工總翻案﹐被抓後﹐鋼工總許多基層單位自發組織了營救活動﹐但並非出自對其觀點的贊同。鋼工總領導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營魯”
 
 
四、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
 
一九七八年十月十四,《紅旗》雜志社論《吸收無產階級的新鮮血液──整黨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中提出:
反对复旧。凡是领导班子统统是原班人马,没有吸收无产阶级的新鲜血液,没有革命三结合,或者只有形式上三结合而不是革命的三结合的地方,不可能做好发展党员的工作。这样的领导班子,不能同革命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因而很可能吸收一些“中间派”、“老好人”入党,甚至可能被言行不一的坏人、投机分子混入,而把敢于向阶级敌人冲锋陷阵的、敢于坚持原则斗争的同志排斥在外。凡是有复旧倾向的地方,由于缺乏在毛主席革命路线原则基础上的团结,常常形成两个中心。这种地方工作往往死气沉沉,华而不实,滞而不进,“独立王国”气味甚浓。在这些地方,应当通过斗、批、改的群众运动,充分走群众路线,吸收无产阶级的新生力量,克服“多中心论”,实现领导班子革命化,在斗争中逐步形成一个坚决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革命核心。
 
山東省革委會主任﹑濟南軍區政委王效禹在《人民日報》发表的署名文章《擊退二月逆流的新反扑》,在全國最先搞“反復舊”,对全国的造反派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武汉造反派認為武漢就是《紅旗》社論所指的“只有形式上的三結合而不是革命三結合”。1968年省﹑市革命委員會成立初期﹐“在革委會裡﹐基本上是軍代表說了算﹐干部代表和群眾代表不起作用。群眾代表只是個花瓶和陪襯。當時有一種說法﹐說群眾代表是‘開會主席臺﹐看戲前三排﹐電話一打小車來。’”
武汉造反派认为,1968年底﹐大﹑中學生大批畢業離開學校到軍墾農場﹑上山下鄉﹐隨著開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各單位紛紛舉辦“五不准學習班”﹐把大批造反派代表作為專案審查對象﹐軍代表支持和依靠保守派利用“清隊”來整造反派。同時各單位還發起“捅馬蜂窩”運動﹐以奪取造反派在各級革委會中的政治地位。“三結合”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名存實亡﹐造成“造反者被造反﹐奪權者被奪權”的局面。
 
一九七九年初﹐單位的人來家裡抓胡厚民,他跑到了青島﹐見到了青島市革委會主任杨葆華。促成胡厚民下決心回武漢發動“反復舊”。
胡厚民在協和醫院住院﹐請朱鴻霞﹑夏邦銀﹑郭洪斌(Z口區房地局工人﹑工總組織部長)﹑田國漢(湖北印刷廠工人﹑工總宣傳部長)等巨頭先後上門找吳焱金承認鋼﹑新之爭中的錯誤。“胡厚民出院後﹐邀吳焱金到他家去了一次。講了抓他的經過和青島之行﹐還反省說﹐當年你們揪‘武老楊’時﹐我們共同對敵就好了。他還說‘反復舊’不搞不行﹐最好是由朱鴻霞﹑李想玉﹑吳焱金三個人出面掛帥牽頭。
 
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反復舊”打頭炮的是武鍋的王光照。
王特地選了對工總大逮捕的兩周年紀念日─,在廠門口貼出大字報﹐標題是《列寧選集》中的一句話“我們決不半途而廢”﹐這與朱﹑李﹑吳署名的《人類解放我解放﹐灑盡熱血為人民》大字報﹐拉開了武漢“反復舊”大幕。胡厚民又叫朱鴻霞﹑吳焱金﹑王光照等人上街演講﹐講保守派怎麼回潮﹐造反派為什麼受壓﹐為什麼要“反復舊”。王光照在“反復舊”中﹐在全市各單位一共講了60場大型報告會﹐與他同臺演講的有丁家顯(武漢測繪學院學生﹐鋼二司勤務組成員﹐武漢市革委會常委)﹑吳焱金﹑朱鴻霞和李想玉等人。他概括的是:軍宣隊拿“三條扁擔”﹑“三根繩子”壓造反派﹐“三條扁擔”是指“派性﹑打砸搶﹑搶槍亂軍”三條罪名﹔“三根繩子”是指造反派“想當官﹑想入黨﹑造反動機不純”三條罪名。
 
一九六九年四月二十七日﹐胡厚民等人在漢口工藝大樓街頭召開“反復舊誓師大會”。
大會由胡厚民主持﹐朱鴻霞和吳焱金分別講話﹐有數萬人參加大會﹐把中山大道堵塞得水泄不通﹐“造反派感到揚眉吐氣”。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將湖北省﹑武漢市革委會常委以上群眾組織代表接到北京京西賓館。胡厚民敏感到中央某些人打算隔離造反派頭頭與群眾聯系﹐要壓制造反派捍衛“文革”成果的努力﹐臨走前指派郭洪斌﹑方斌(工總武漢客車制配廠頭頭)當“反復舊”負責人﹐交代說﹕我們去北京以後﹐不能打電話﹐也不能寫信﹐你們在武漢鬧得越歡﹐越有利于問題的解決。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付廉返回武汉搞反复旧
付廉回忆:武汉军区和湖北省搞斗批改,我当时在孝感花园,谢青云是团长。他找我谈话,说:老付,你根子正,有时候说话不看场合这个不好,这次是不是帮助我一下。你有时候没有头脑,容易动肝火,这次本来是对你们有利的。安排我在机关组,也没有什么具体任务,也没有固定的组,团部可以随便进出,我进去他们就谈天,我走开他们才继续开会。我在那里的时候,就是玩了几个月,说我是个幽灵,有时候还借他们的车子开去大梧县城玩,车子可以随便借。
当时军代表都是一把手,权都在他们手上,当时都听军代表的,这个权力分配方式是军区和张体学做主的。实际上是利用斗批改让干部进行反夺权。开始是黄正荣找我回去,后来刘建章他们说武汉来人,要回去搞反复旧运动,我说都回去。在反复旧的时候,街上大字报的中心内容就是要还我革委会,不要穿新鞋走老路。厅里的干部对我说,张体学说你是一个大祸害,把那么好的一个斗批改搞散了,他要喝你的血。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六九年三四月间,朱鸿霞、胡厚民等成立所谓“反复旧”指挥部,搞“反复旧”运动,湖北武汉地区许多单位停工停产。
 
一九六九年四月底﹐中央通知将湖北省﹑武汉市革委会常委以上群众组织代表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开会。
胡厚民认为:中央某些人打算隔离造反派头头与群众联系﹐要压制造反派捍卫“文革”成果的努力。临走前,他指派郭洪斌﹑方斌(工总武汉客车制配厂头头)当“反复旧”负责人﹐交代说﹕我们去北京以后﹐不能打电话﹐也不能写信﹐你们在武汉闹得越欢﹐越有利于问题的解决。
 
一九六九年五月初,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叶群﹑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等第一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进场后每个人发了一份铅印的有关“反复旧”的资料。其中第一篇就是朱﹑李﹑吴三人署名的大字报。
周恩来第一句话就问﹕哪个叫胡厚民﹖
胡厚民坐在较远的地方﹐站起来回答了。
“你坐过来﹐我今天要领教领教你。”周恩来问﹐“‘反复旧’是你发动的吗﹖”
胡厚民说﹕是我们大家一起搞的。
 
周恩来又问﹕“你是根据谁的指示﹖你‘反复旧’的依据是什么﹖”
胡厚民回答﹕“我是领会中央的意图。”
周恩来问﹕“中央什么时候说要‘反复旧’﹖”
胡厚民说﹕“中央两报一刊中提到的﹕反对复旧。”胡厚民举了很多例子。
周恩来问康生﹕“康老﹐你有什么看法﹖”
康生把“‘反复旧’的资料翻了一下﹐问了署名的三个人是谁。
康生说﹕“你们现在都还年轻嘛﹐‘人类解放我解放﹐洒尽热血为人民’﹐你们的雄心壮志还不小。你们对马克思主义了解有多少﹖从文章中看不出来。现在形势大好﹐复什么旧﹖党的九大召开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占统治地位嘛﹐你们是反哪个的复旧﹖”
康生(谈到周恩来在上海搞工人运动﹐出生入死﹐那才是洒尽热血为人民。)听说武汉市还在搞“反复旧”﹐根子就在你们﹐你们要做工作。
陈伯达也讲了话﹐大概意思也是你们不能再搞了。
叶群讲话说﹕“我也算你们半个老乡。你们年轻气盛﹐看问题不全面﹐有盲目性。也许你们受了委屈﹐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你们应该按正常的组织渠道反映情况。你们不是普通群众﹐你们不应该搞这么大的动作﹐你们在全中国全世界都造成了影响。毛主席﹑林副主席都知道这个情况﹐派我们来就是做你们的工作的。你们今天谈的情况﹐我回去以后会向林副主席报告的。你们可以写信回去说服他们不要搞了。”
接见后﹐胡厚民对吴焱金说﹕机会来了﹐你把接见的情况写下来,对武汉方面说﹕方针不变。说中央没有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我们只有继续搞﹐才能反映群众的呼声﹐促使中央解决问题。信是由胡厚民口述﹐由吴焱金执笔﹐落款仍是朱鸿霞﹑李想玉和吴焱金。
 
一九六九年五月,在”反复旧“运动中,原“北、决、扬”成员萧务农创办了叫《百舸争流》的刊物,
他又把被打垮的《扬子江评论》的成员聚集在一起。这些人又为“反复旧”的人制定了纲领式的东西,基本思想是使“工代会”和同级革委会平起平坐,并使后者服从前者的监督。这一提议“成了他们的口号。
有人说:“这的确是一个大胆的建议。集中和统一一直被看成共产党国家政治体制的基石。而且,在经历了两年半的‘文革’动乱之后,毛又强调自上而下重建集中和统一制度的必要性。但这个根本原则现在遇到了挑战,而且,另一个原则——分权与制衡——提出来了。如果实行这样的原则,整个中国政治体制都会从根本上被动摇,甚至毛的绝对权威也可能会成问题。”
 
一九六九年五月中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第二次接见湖北﹑武汉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问:是怎么回事?要你们给武汉做工作,武汉的火怎么越烧越旺了呢﹖
胡厚民说﹕我们做工作群众也不一定听﹐他们有切身的问题未解决﹐你把问题解决了﹐就是不做群众工作﹐群众自然就不闹了。
康生声色俱厉地说﹕群众的工作做不了﹐头头的工作你们也做不了﹖﹗你们的部下﹐你们怎么不能做工作﹖你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不是工作做不了﹐是你们没有做工作﹐甚至做相反的工作。你们不要搞两面派﹐不是做不做工作的问题﹐而是革命还是反革命的问题﹗你们不要以为不做工作中央拿你们没办法了。
陈伯达﹑叶群﹑黄永胜讲得比较缓和﹕你们不能再搞了。周总理身体这么不好﹐工作这么忙﹐为了解决你们的问题﹐一个通宵一个通宵地陪你们谈﹐姑且不谈大道理﹐不知能不能感动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日晚上﹐中央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第三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说﹕毛主席很关心你们﹐责成我们拿出一个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方案。
周恩来拿出“五二七指示”草稿的打印件发给每个人看了﹐大家提了一些意见。意见提得最多的还是朱鸿霞和胡厚民﹐周恩来在现场用铅笔对文件进行修改﹐修改后又给朱鸿霞和胡厚民两人看﹐并解释有些意见不能采纳。还说如果没有大的意见﹐就这样定了。
吃完夜宵后﹐放映《南京长江大桥》纪录片﹐周恩来坐在我和朱鸿霞中间﹐周恩来对代表们说﹐这一次﹐不能再反复了﹐除了做下面的工作﹐你们这次来的人中还要统一思想(暗指胡厚民)﹐周恩来握着我和朱鸿霞的手说﹕我相信你们。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五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湖北省、武汉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亲切关怀下,在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英明领导下,形势一片大好。斗、批、改运动不断出现新的高潮,各条战线都取得了很大胜利。运动的发展和主流是好的,但是省、市革委会在具体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主要问题是:对毛主席的各项无产阶级政策,没有很好抓典型,总结经验,因而落实得不够好。“稳、准、狠”地打击一小撮阶级敌人,在准字上狠下功夫不够,个别单位甚至有逼、供、信和扩大化现象。在工作态度和作风上不够深入、细致和谨慎。对文化大革命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关心、爱护、帮助和培养不够,致使他们常常受社会上错误思潮的影响。
在“九大”开幕以后,全省广大革命群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们希望这一次代表大会,能够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大会以后,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的最新指示鼓舞下,进一步掀起了抓革命、促生产向“九大”献礼的高潮。正当这时,武汉市工代会主要负责人和省市革委会的个别同志,在极“左”思潮的影响下,在武汉市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运动。他们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毛主席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学说和“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教导,把工代会凌驾于革委会之上,把矛头指向解放军,指向革委会,指向革命干部。这在实际上就背离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不利于贯彻执行“九大”提出的各项战斗任务。这一错误已经波及到一些专、县,对革命和生产有了一些不良后果。但这还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了认真接受教训,纠正错误,总结经验,落实政策,按照中央负责同志的提议,反复进行了研究,拟采取以下措施: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同意“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关于解决武汉‘反复旧’问题的报告”
毛主席批示:照办
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一九六九年五月二十七日晚上﹐中央领导人第四次接见武汉的群众组织代表
周恩来等正式向代表传达中共中央〔中发(6928号〕文件﹐即“五二七指示”。
 ‘五二七指示’下达后﹐造反派不再进行公开的群众运动了﹐但是在广大造反派群众中间﹐与革委会的对抗情绪并没有消除。一些造反派由此对周恩来颇有微词。”
 
 
一九六九年五月,反复旧的时候把谢保安打入另册
他们巴不得我早点走,免得留在武汉找他们的麻烦,就很快下户口,落户到宜昌去了。
汉阳区还特地派了一个干部陪我去宜昌,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办公室做了交代。此后我就开始了在农村的生涯,其它人都陆续回城走光了,我就是回不来,当地农民推荐了许多次,都不行。最后宜昌县管知青工作的副县长刘兴举直接对我说,小谢,如果上面不做安排,你们就不动,推荐是一百次也是没有用的,这才知道当权派已经把我打入另册。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六九年反复旧之后,就开始办付廉的学习班
航运局成立革委会,给我安了个副主任的头衔,没有分配具体工作。召开什么党委会、行政会都不通知我参加,我整天没有什么事情。完全是名不副实,我还算好给我安排了一个办公室,有一个坐的地方,牟登第也是副主任,连坐的地方也没有,张蓉是主任。一次别人喊付主任,我说王八蛋才是主任,刚刚好杨家新在边上,说我骂他,我们就是这样被悬在那里,一直悬到坐牢为止。
1969年反复旧之后,就开始办我的学习班,在复兴公司,先抄家再搞五不准,他们12个人对我一个,侯善生负责。他们搞车轮战我也不理他们,自顾自大瞌睡,等到我醒了看见他们在打瞌睡,就把他们的烟拿出来给他们分烟,不让他们谁。有时候我就讲笑话骂他们,说随着混的人没有好结果。他们一凶,我就提醒他们说毛主席说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现在是对目标对准谁,文革是要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给他讲故事。张德咬把他们叫过去训了一顿,说你们这是谁办谁的学习班?第二天他们就对我说,你做做好事不要讲故事好不好?张德咬这个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清楚,就是靠拍领导马屁和整人起家的,老工人没有不骂他的。
1969年夏天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就把我解放了。张体学找我谈话,说湖北省成立汉沙公路指挥部,省军区的赖副司令员是指挥长,你和杨爱国担任副指挥长。杨爱国协助赖副司令员工作,你负责组织材料供应。我问赖指挥部设在哪里,他要我不要管,这个指挥部后来设在交通厅,派一个胖子盛工来协助我。当时修公路最缺的就是柏油,我和张进先一起坐飞机去北京,找交通部和石化部要这个东西。赖振华这个人是个老红军出身,人蛮随和。我们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因为出过一次车前轮跑掉了的事情,他年纪又大,就开始担心怕他出什么事,我跟杨爱国有自觉为他当保镖。在这个指挥部里,实际上也是对我们不放心,到11月份的时候,就通知我们去参加北京学习班。
在北京学习班里,开始的架势蛮大,张钊剑当着我们的面吼陈祖文,说你陈祖文不要以身试法,吓得陈祖文几天睡不好觉。还用大字报去搞任爱生,这个人是湖北省最早起来支持造反派的干部,任个性很刚,不怕他们。后来逐渐地松了,实际上利用我们新派去整钢派,利用小头揭大头,我们不是重点,还是他们利用的动力。批判胡厚民我们都做了发言,主要就是讲几句增强火力,具体讲了什么不记得了,胡厚民也检讨了一次。在这个学习班里,我们的军代表是个小孩,拿我们没得整,成天就是谈天,肉包子要吃十个,回来的时候大家都吃胖了。我们19706月回到武汉兵站,在那里等了很久,也没有人来,陈祖文说这个气候不对。家里都传说我们被弄到河南南考去劳改去了。在兵站住了几天,有几个首长去转了一下,后来在武汉剧院开了一次大会之后,就各自回单位去了,一回单位就看忆苦思甜展览。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五、湖北省的“两批一清”运动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
根据现在看到的材料,在武汉市出现的所谓“北斗星学会”、“决派”这类地下组织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的大杂烩。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对这类反革命的地下组织,必须坚决取缔。
所谓《扬子江评论》,是一些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幕后操纵的反动刊物,肆无忌惮地大量放毒,必须查封。《扬评》的主要编写人员,应由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责成有关机关审查,按其情节轻重,分别严肃处理。
对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犯,必须立即逮捕,依法惩办。
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和武汉市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具体的人数,名单,由省革命委员会讨论提出,报请中央批准。
 
 
一九六九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讲话
我们讲了形势,主要是“九大”以后,产生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党中央,各地也早已成立了革命委员会。革委会是中央肯定的。如果革委会一级有毛病,那是加强问题,改进问题,不能说今天的革委会里是走资派掌权。对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新成立的革委会,要尊重。中央所发布的布告、通知、通令,都是经中央讨论过的,通过的,同意的,全国都要遵守、执行。有的地方还要闹,还要夺权,你夺谁的权?不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吗?这就不简单是极“左”。如果不改,还要闹,后头就必然有坏人。这就值得注意。反复旧,湖北现在还闹。起初出在山东,山东的反复旧传到湖北。他们出版刊物,叫做《扬子江评论》,说什么现在是走资派当政,他们提出要农村包围城市,大搞秘密活动。他们的这种做法,其性质基本上是一九六七年的“五·一六”活动。他们秘密搞,还散发传单。阶级斗争在国内还会有起伏。这样来一下也好,把敌人暴露了。
 
 
一九六九年十月三日到十月二十八日﹐曾思玉﹑刘丰在洪山礼堂召开省革委会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九二七”指示
十月三日﹐刘丰在湖北省革委会扩大会上关于“北﹑决﹑扬”问题的讲话﹐讲到“决派”及《扬评》的反革命罪行共10条﹐从第5条开始就全是张冠李戴﹐把部分造反派做的事说成是“决派”罪行。例如﹕“五﹑煽动抢枪﹐挑动群众组织打内战”﹐“八﹑鼓吹‘反复旧’运动﹐狂热地煽动向无产阶级反夺权”﹐“九﹑鼓吹反动的‘工团主义’﹐破坏革命委员会的一元化领导”等等。
被曾﹑刘钦定为“北﹑决﹑扬”一号头头的鲁礼安听了十大罪状﹐莫名其妙﹐他在几十年后写道﹕“这后面几条以前我都没听说过﹐大概是社会上一些群众组织鼓吹的﹐也一股脑栽到我们头上”。此时曾﹑刘是想用“北﹑决﹑扬”这个箩筐﹐将所有造反派都装进去。
这次会议﹐批“北﹑决﹑扬”只是名义﹐实际是批武汉造反派的头面人物﹐批胡厚民﹑朱鸿霞﹑任爱生﹑杨道远等﹐特别是集中批判胡厚民。大会发言中﹐凡是造反派的发言﹐无论钢新﹐多是先把自己批评一番后﹐再集中批胡。朱鸿霞就揭发过胡厚民的“三个长期斗争论”﹐即所谓“革与保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委会中新老干部的斗争是长期的﹔钢新两派的斗争是长期的”论点。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上旬﹐中央决定在北京开办湖北省毛泽东思想学习班。造反派组织的骨干和头头1000多人被集中到北京空军学院
学习班是中央党校性质的﹐名誉校长是林彪﹐陈伯达亲自主持﹐学习班的主要负责人是张昭剑。
学习班的目的是要斗私批修﹐解决湖北派性问题﹐弄清湖北文革中几次大的事件﹐如抢枪﹑武斗﹑派性会议和大的争论。
张昭剑在学习班里把主要矛头指向三钢三新,把朱鸿霞﹑胡厚民并列为重要对象。在学习班里﹐把是否认识自己有问题﹑是否揭发别人﹐提高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高度﹐要求大家画出各种反动组织表格的式样﹐一直画到上面满意为止。
学习班的领导人对胡厚民特别“重视”,要汤玉莲承认她与胡厚民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在学习班搞“车轮战”﹐日夜不让休息﹐点着大灯泡照她的眼睛﹐最后她被逼跳楼自杀。
 
一九七0年元月﹐陈伯达到学习班讲话
他说:造反派偏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派性膨胀﹐打倒了一批走资派就忘乎所以了﹐又跟走资派搞到一起。
他说:北京出了“五一六”﹐中央抓了他们﹐他们就分散到各地发展组织。
陈伯达问武汉有没有“五一六”?
朱鸿霞回答说:武汉造反派在观点上与“五一六”针锋相对﹐在内部进行过清查﹐没有发现“五一六”。
陈伯达出门后又转身回来说:不是你说的那样﹐“五一六”在武汉大大地发展了组织。
陈伯达越说越气地说:你们不争气﹐我们中央文革很伤心。
学习班后期﹐把工总的刘万泰﹑九一三的张鹏程﹑工造总司的王锦铭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九七○年五月十四日,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给毛泽东、林彪(当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中央军委报告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六日,周恩来送审的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经验指示稿的批语。
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七日,一九七0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武汉军区党委抓点情况的报告
毛泽东批示:照发
 
 
一九七0年五月三十日﹐胡厚民﹑杨道远被定性为湖北省“五一六”的总头目。
胡厚民﹑杨道远﹑李想玉等人从学习班被逮捕单独押解回汉。
 
一九七0年六月十一至十六日,经中共中央批准,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召开扩大会议,批斗胡厚民、李相玉等。
 
一九七0一九七0年十月一日,刘丰在汉阳的大桥工程局平台上看焰火时对人讲﹕“‘北﹑决﹑扬’就是土‘五一六’”。
 
一九七0一九七0年一月十七日,曾思玉说胡厚民是 “北﹑决﹑扬”的总头目与“五一六”合伙
曾思玉在湖北省“两代会”上说﹕“要把‘北﹑决﹑扬’的总头目胡厚民的‘三个反对’﹑‘三个重建’﹑‘三个长期斗争’的反革命黑纲领批倒批臭”。“胡厚民就是(工总)驻北京联络站的站长﹐干了许多反革命勾当。他与‘五一六’合伙”。
刘丰常常说﹕“南下干部特务多﹐五师(湖北地方干部以新四军五师干部为班底)干部叛徒多﹐地下党干部地头蛇多。”真正“架空革委会”的﹐实际上是这批人。
 
一九七二年﹐胡厚民﹑杨道远、任爱生三人单独关在省公安厅。
 
一九七三年三月,胡厚民﹑杨道远、任爱生等转移出武汉﹐到了咸宁。
 
一九七二至一九七三年,一些人为杨道远翻案
一些人还在学习班被迫交代问题的时候,就组织材料,给敬爱的周总理和江青同志等写过信,希望他们过问杨道远的冤案。杨道远最开始是在北京学习班里被陈伯达点名,说他是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刘丰等人又给他加上北决扬反革命组织总后台的罪名,这些都是莫须有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二年,又一次办付廉的学习班
付廉回忆:“1972年,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召集我们去开会,在会上给我们介绍了一个人,说这是武汉市公安局长王杰,我说介绍这个人干什么,曹承义对我说这个蛮明显,我们是在公安局挂上号的。我心里想我们这些人将来不好下地,当时我们每人跟一个动力,我的动力名字还是侯善生。这个人是个上海人,是海军上校转业的,因为家住上海的关系,觉得武汉这样整造反派不对,1974年批林批孔的时候还曾经反戈一击,把笔记本交出来了,因此这个人后来也没有得到当权派的提拔和重用。
这个学习班在省委第二招待所进行,到后来会议伙食也没有了,就散伙了。我回去之后,胆结石就发了,当时以为是胃病,住在医院里准备做钡餐。这个时候侯善生找来了,说省委找你去谈话,我说那就叫省委来。果然韩宁夫的秘书带着省委的车子来接,说韩省长和信司令员请你去谈点事情。我到达会议室的时候,看见交通厅的秦钟和军区三办的徐剑都在那里,室内烟气呛人,我对他们说我是要动手术的人,有什么话就快说。他们有人就问你这些时跟聂年生接触没有。韩宁夫火了说:上级党委很看重你,要挽救你。我回答说:我没有什么要挽救的,你们还是挽救自己吧。信俊杰一看说僵,就转弯说:以后在个别找你谈,做工作。张德咬站起来说:这样的人还跟他谈什么,干脆抓起来算了。我说除非共产党垮台了,才有人抓我。我们是一个斗争,有什么活动,有活动也不会告诉你们,向你们投降。
反潮流酝酿的事情我是知道的,彭勋在开会的时候问我,付主任有没有权,我说不谈这个。彭勋说权是毛主席给的,不能不要。我说从结合那一天起,哪个是掌了权的?确实没有政治权力,经济地位乃至人身安全都失去了保障。”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二年,张体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
省革委会副主任的张体学在洪山宾馆对刘汉武说﹕“湖北整‘五一六’﹑‘北﹑决﹑扬’﹐全省搞了六十几万。确实搞错了﹐要给省委一点时间来纠正错误。
 
一九七四年初,曾思玉说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时﹐曾思玉临走前在洪山宾馆召开军队师级以上干部﹑地方省革委会常委以上干部会议﹐说﹕“湖北清查‘北﹑决﹑扬’﹑‘五一六’搞了几十万﹐不该斗的斗了﹐不该批的批了﹐不该抓的抓了。我心里也很难受。很对不起﹐这个事情搞错了﹐向被整的人赔礼道歉。”
 
六、湖北省的批林批孔运动
 
一九七四年三月二日﹐胡厚民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
胡厚民放出来后﹐主持制定了湖北武汉批林批孔运动的“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五字方针。胡厚民被补台到省总工会任副主任。
 
一九七四年三月,武锅的造反派偶然在厂党委档案室发现毛泽东关于湖北省清查“五一六”搞过了一点﹐要剎车﹑纠正﹐并注意政策的讲话。刘丰在文件上批示“暂不传达”。
钢工总的四大柱头武重﹑武船﹑武锅﹑电信局﹐马上召集一些人到武汉军区门口静坐要求接见。新调来的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领着政委王六生﹑副政委张玉华在武昌炮校接见了造反派代表。
群众代表将刘丰封锁毛主席的指示﹐对抗中央精神﹐长期整群众的事当面向杨司令员作了汇报。
杨得志问张玉华:有没有这件事情?
张玉华当时内心极为惊恐不安﹐他把眼镜取下来﹐又戴上去﹐又取下来。杨得志拍案追问﹐最后张玉华哭了﹐承认有这件事。
 
一九七四年三月三十日﹐钢派的人把军区围着要“两清一批”的黑材料。
新派头头张立国就要顾建棠牵头去找市委查封军区搞的黑材料。
当时钢新两派关系并不融洽﹐但都意识到不联合不行。胡厚民赶到市委﹐对新派查封黑材料的革命行动表示坚决支持。
市委书记王克文在市委党校一号楼小会议室接见新派的人说﹕“曾思玉不是解放军﹐是军阀”。王克文还专门对胡厚民的所谓罪状进行了驳斥﹐说是“栽赃”。
根据一定的组织程序,经王克文书记同意,群众代表留了借条﹐将3万多份“两清”材料运回。过了一周﹐市委秘书长栗栖传达了周总理的指示﹕“运走和抢走的材料要全部送回来。”代表将材料一份不差地运回了市委。
凡是1974年到军区去抢了“两清”档案材料的人后来都判了4年徒刑﹐这些人当时办了手续﹐留了借条﹐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付廉回忆:这个事情后来被定性为抢机密档案,其实都是军区三办整理的“清查五一六、深挖北决杨”的整群众的黑材料。
材料取出来之后,第二天我们就觉得事情很重大,因为东西是在航运局的船上,如果散失了有责任。我就到省里面找张立国,通过他找到姜一。我打电话过去是姜一的秘书接的,他说姜一马上来,过了一会,姜一、王克文和陈克东一起过来了,都没有带秘书。姜一一进门就拿指头点着我说,叫你们不要动手。我就说材料在我们手里,我来是准备与省委协商共同派人去整理,如果省委不派人我们就不谈了。陈克东抢着说派人派人。姜一问我有没有我的材料,我说我没有看材料,但是肯定有省委领导的材料。
我提出三点要求:第一是省委派人去领导整理材料,这个人最好是清办副主任房昭义;第二是省委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开展材料整理,我们也派人参加;第三是参加整材料的人由省委发给会议补助。他们三人在出去议论了一下,就进来对我说:省委没有合适的地方,整理材料就在船上进行;双方各派四人参加材料整理工作,群众这边应该是政治上可靠的人和党员;房昭义去领导,会议补助是当然的。
后来他们就被接到船上,在那里进行整理工作,武钢的杨玉珍是省革委会常委,代表省委参加了,我们这边李苏明和彭勋参加了这个工作。后来过了两天,薛坦找到我,说中央领导同志电话指示,取走的材料必须一律归还,问我怎么办?我说那还不好办?材料本来就在房昭义带人整理,你们叫他拉回去就完了,当天下午就运走了。
湖北省的材料取走之后,姜一说我们不听招呼,我和几个去市委找王克文,要签字把市委档案室的清查材料拿出来,王克文说是不是非要他签字不可,我说省里姜一书记说我们不听招呼,现在我们来找你,当然你要签字,最后他就签了字,这样凭王克文签字的条子打开档案室拿出军区整的黑材料。这个材料拿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整理,中央的电话就来了,又原封不动地交回去了。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付廉)》)
 
 
一九七四年三月十七日,省委姜一书记找我(谢某)谈话: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
说你们都是文革中的新生力量,在农村这么多年,中央有精神,省里也有个安排,你们是青年当之无愧的好代表,准备补台任命你当共青团湖北省委书记。当时我连团员都不是,我到团省委直接由毛局元和张立国做介绍人,拿了一张表给我现场填好,搞火线入团。这个时候,长江日报也找我约稿,以纪念文化大革命8周年的契机,要我写一篇纪念文章,配合补台的舆论。王克文还找我谈话,要我好好干,说省市委对我们寄托了很多希望。我们当时也不是想要当官,更不是要夺权,后来说是我们要抢班夺权,这实际上是黄袍加身,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回城。在我去东北支左的时候,实际上造反派内部已经开始进行大联合,开始搞梁山泊英雄排座次的时候,我对这些没有兴趣。后来军区张玉华主持筹备省市革委会叁结合的事情,在滨江饭店、德明饭店谈判,我父亲说最好要内敛一点,我就没有继续参加,当时杨道远和方保林还对我有意见,说不打招呼就跑了。我在农村呆了七年,当时别人已经是谈婚论嫁,我们当时回武汉连5分钱的车票,都要向家里伸手。实在是因为在农村那么多年出不来,有这个补台机会就接受了。
1974年的时候,大学生们也都回来了,省委补台不考虑补他们,大概是要单纯一些的、好盘的人。我们也是不识相的,每次见了书记们,就要谈为杨道远翻案的事情,这个问题最让他们头痛。省委组织部长薛坦召见我们的时候,他的秘书跟我做手势,我不吃他那一套,照谈不误。我们还在水塔那个地方出了一大版,要他们还我杨道远。此外我还在武汉的几个主要的中学召开了多次会议,如武汉一中、叁中、实验中学、华师一附中,组织全市性的中学生游行,呼喊口号“还我杨道远”。游行之后,宋侃夫找我到他在车站路15号的家里去谈了一次,他对我说:小谢,不要再这样做,这搞得我们很被动;关于释放杨道远的事情,总理的联络员来电话有记录,有总理的话在那里在,我们对总理要有个态度;你要听我的话,别老是跟省市委将军。他没有说个所以然出来,这个思想工作就没有效果。
省市委领导多次打招呼,叫不要跟杨道远搞在一起。可能是我们表现的冥顽不灵,所以关于补台的文件---湖北省委9号文件,已经上了印刷机,仍然是撤消了,我们仍然要回到原来的农村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四年五月底,武汉市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偃旗息鼓了。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准备谢某补台至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谢某从农村回来之后,省委书记赵修把他带着,到铁路各个局站介绍说,这是小谢,省委准备要补台,把他安排在武铁分局当革委会副主任。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五年初至一九七五年底﹐胡厚民﹑张立国﹑朱鸿霞﹑夏邦银被省委分别安排到罗田﹑麻城﹑大悟和通城县挂职锻炼。
任县委副书记和公社党委书记(朱不是党员﹐任县革委会副主任和公社革委会主任)。
当时结合到省市革委会常委的造反派头头绝大部分都派了下去﹐对外讲是根据邓小平指示﹐新干部要下去锻炼﹐将来好工作;省委﹑省革委会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会闹事﹐放下来监督。
实际是和贫下中农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群众组织的代表赶走。这几个人在基层工作很积极,与基层干部关系处理得较好。
 
七、湖北省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六年二月﹐省委通知挂职锻炼的群众代表回汉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一九七六年,一些人继续为杨道远翻案,
一直都是写信给周恩来、江青、王洪文等人,后来就因此说我跟四人帮写效忠信,恭喜江青做女皇什么的。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六年三月,成立了夏邦银﹑谢望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胡厚民﹑顾建棠等七人核心领导小组
参谋班子有胡厚民﹑顾建棠﹑彭勛(湖北大学教师﹑新湖大造反派头头﹑武汉市革委会委员)﹑沈复礼﹑聂年生﹑曹承义。
胡厚民开玩笑说﹕“彭勛是摇鹅毛扇的。”彭勛说﹕“我是鹅毛﹐胡厚民是鹅头。”“鹅头”之称从此不胫而走。
胡厚民对到省委的行动进行了具体分工﹕曹承义为前线总指挥﹐林子忠为现场总指挥﹐还对材料﹑宣传﹑后勤﹑安全﹐宣传车﹑简报组﹑刻写组﹑标语队﹑水塔版写作组进行了具体分工落实。因为干事的人多是新派的﹐林子忠戏称这个班子是“钢头新兵”。
随后,召集在汉的中共中央委员﹑部分省市革委会常委集体签名在水塔下贴出给全省人民的《公开信》和一系列大批判文章﹑口号报。
号召全省人民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紧密联系湖北武汉的实际﹐做好领导干部“转弯子”工作。
口号大多数为胡厚民等参谋班子所拟订﹐用以统一思想﹐明确主攻方向。
 
一九七六年三月,省委常委扩大会议
省委扩大会议期间﹐在汉中共中央委员夏邦银﹑董明会(武钢工人﹑九一三成员﹐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武汉市委书记兼市总工会主席)﹑中共中央候补委员谢望春列席会议。省委书记赵辛初﹑副书记姜一﹑赵修﹑韩宁夫对夏邦银等人讲﹐你们要把会议的精神向造反派吹吹风﹐让造反派和我们步调一致。关于各级党委补台﹑关于各级革委会要恢复﹐省委要介绍朱鸿霞﹑张立国入党等问题﹐都是省委要夏邦银等人向外吹风的。
39日﹑11日﹐夏邦银﹑谢望春在东湖召开的省委常委研究转弯子的会议上﹐打电话出来“要发动群众去促一促”﹐胡厚民等人按其要求﹐部署调度群众和省市革委会部分成员前往﹐省委负责人出面接见﹐谈妥三五天后再回答。(后来被说成:“197639日﹑11日﹐由参加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夏邦银﹑谢望春提供信息﹐胡厚民﹑朱鸿霞组织人员和车辆﹐先后两次冲击省委常委扩大会﹐围攻省委领导。”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九日,一些群众代表到省委﹑省革委會,听取省委負責人的答复。
(后来被说成:“319日沖進省委﹑省革委會機構﹐圍攻﹑控訴省委負責人)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
“四五”天安门事件发生以后﹐48日﹐造反派群众在汉口武胜路街头召开盛大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群众大会﹐人山人海﹐群情激昂。
 胡厚民说﹐群众开会﹐为什么不能请省委书记们来参加﹖
当时省委书记们正在开全省广播会议﹐被胡厚民知道了﹐派武重的工人去省委中断了电话会议﹐将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要他们去参加会场设在武胜路街头的群众大会﹐要他们明确表态批判邓小平。实际上也是要他们对文化大革命有一个明确的表态﹐促进他们转弯子。”
据谢保安(武汉三中学生﹐钢二司常委﹐武汉三中革委会副主任)回忆:
我们进入省委办公楼一个个办公室找,最后我看到他们在那个会议室里,就把门一敲,要他们中断会议,跟我们一起去跟群众见面。宋侃夫说要有个值班的,刚好我今天值班,是不是我留下来,我们就同意了。
随后我们把赵辛初、赵修、韩宁夫等人请到大交通车上去。因为要等待汉口这边布置会场,我们就把车子沿着水院到广埠屯转一大圈。后来赵辛初说我们要解小手,我们就到龟山脚下的公共厕所,看着他们方便。因为当时担心如果万一有人打他们一下,或者他们自己想不开,所以很紧张,他们年纪都比较大,而且赵辛初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我们到达武胜路之后,已经是人山人海。赵辛初他们一个个沿着长竹梯子爬上新华书店的屋顶,他们还都算是做了明确表态。
朱鸿霞、胡厚民都在这个会议上讲了话,会议是田学群主持的。
会议结束之后,省委的车队就来了,就把他们交给省委秘书长陈克东他们接回去了。为了保护省委书记的安全﹐夏邦银亲自将他们一一护送到家。
后来我们挨整的时候,把这个事情渲染得完全是不得了,说我们中断了省委领导的电话会议,造成全省革命和生产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六年五月二日,参谋班子提出的口号﹑斗争策略
内紧外松﹐上促下攻﹐深入基层﹐发动群众。
四不变﹐一变﹕目标不变﹐湖北路线搞正﹐组织上要体现出来﹔决心不变﹔基调不变﹐也可以说是原则不变﹐去年七﹑八﹑九(月)﹐是林(彪)﹑刘(丰)路线的继续﹔突破口不变﹐(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赵辛初1975年)“六四”报告。
活动上灵活机动﹐重点在基层以革委会﹑(革命)领导小组为我们的活动手段。五月份争取有1/3的单位搞起来。
抓点﹕武重﹑武钢﹑一冶﹑交通局﹑体委。
“滚”下去(的)﹐要请回来﹕(1)去年﹐从党内滚到党外﹐从上面滚到下面﹐从要害部门到其他部门﹐坚持要省委下文件。(2)以朱(鸿霞)﹑李(想玉)﹑吴(焱金)为代表的要请回来。十年来﹐斗争坚决的。
克服速胜论和悲观论的思想。
类似这样的口号﹑策略﹐几乎每周都出现新的。
胡厚民提出要在省委和各委﹑办﹑局实行真正的老中青三结合(这就是后来被指控的“篡党夺权”罪行)。
 
一九七六年九月二十五日,水利部长钱正英到湖北,跟省委商量想调顾建棠到水利部去当副部长
省革委会副主任饶兴礼把顾建棠找到东湖客舍﹐赵辛初﹑姜一当面告诉他﹐省委不同意﹐因为准备安排他当省委副秘书长。后来才对钱松口。
 
一九七六年十月初,群众代表提出省委、省革委补台的具体意见
省革委会全会前夕﹐胡厚民说﹕“省革委会两年都没有开过会了﹐这次开会机会难得﹐不能轻易放过。”又说﹕“赵辛初是省革委会主任﹐韩宁夫是主管省革委会的﹐乘这个机会抓住他们两人来一个攻韩促赵﹐大家都在会议上放炮。”
 朱鸿霞召集了部分安排工作的省革委会常委开会﹐他说‘你们要提出来﹐是党员要进党委班子﹐不是党员的要求解决党籍﹐还要兼各部﹑委﹑办的主要负责人’。夏邦银讲﹕‘我现在不光考虑省委核心问题﹐我还考虑组织部﹑宣传部﹑办公厅﹑公安局要进造反派。
夏﹑朱﹑胡提出﹕组织部就是专搞修正主义﹐不改组不得了。
省委对朱鸿霞﹑张立国等人脱产分工后﹐胡厚民也要求开一个会议﹐胡厚民对夏邦银和谢望春说:现在省委着手解决组织上的问题了﹐我们要有一个意见﹐向省委提出来。
具体意见﹕一﹑省委班子中﹐四个中委(中共中央委员)要进核心。二﹑部﹑办﹐朱鸿霞说胡厚民到组织部当副部长﹐顾建棠到办公厅当副主任﹐彭勛到宣传部当副部长。
当时,省委按照毛的指示“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正确对待群众﹐正确对待自己”的指示﹐已经准备安排夏邦银当省委书记﹐革委会成员中造反派是党员的都进同级党委领导班子﹐不是党员的都发展入党。
胡厚民对林子忠说﹐赵修态度较好﹐书记们(指两赵一王﹐不包括韩宁夫)对我们不错了。
 
八、政变后镇压造反派
 
 
十四、十月政变后对革命派实行镇压、翻“七·二0”事件的案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晚,省革委会会议仓促结束
中央通知赵辛初﹑赵修﹑杨得志8号到北京开会。他们次日回武汉。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晚,胡厚民对张立国﹑朱鸿霞等人讲﹕“实践证明﹐我的‘三个长期斗争’的理论是正确的
现在还不是新老﹑革保的斗争吗﹖这类斗争还得长期斗下去。”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省委向省直机关传达“四人帮”被抓
胡厚民私下说﹕“我作好了坐牢杀头的思想准备。断定这是一次右派政变。”“同志们准备迎接最艰苦的风浪﹐已经是考验同志们的时候了。”“你们以后不要乱跑了﹐特别是不要到上面头头这里来﹐把毛主席给江青的那封信好好回忆一下﹐自己领会就行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上旬,谢保安听到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的消息
一些朋友在我家里聚会,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儿子李江也来了,他说王张江姚被抓起来了。大家就七嘴八舌说是右派政变,还猜测上海那边会不会有动作,甚至说到要上山。我当时有一份谨慎,联想到我们会又有一段非常难受的日子,要大家赶紧散了,不要再议论这个事情。我去告诉长江日报的邓国栋,他还不相信,说根据报纸的报道口径推测应该如何。再接着就听说朱鸿霞他们下落不明了。那个时候我的母亲刚刚去世,父亲去了株洲姐姐家里。我当时在铁路上分配的工作单位在铁山,我想我应该回铁山去了。我到单位之后,因为曾经是准备补台的人选,所以受到他们非凡的礼遇。因为当时气氛已经不是很正常,我想应该先去探访一下父亲,没有向单位请假就去了株洲,在那里和父亲一起呆了两天,果然这是我和父亲的最后一次见面。
(摘自老田:《文革亲历者访谈录(谢先生) 》)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上旬,‘工农兵’头头研究决定﹐对造反派的主要头头要抓起来办学习班”﹐“交代问题”
“武昌(汉阳)以武重﹑武锅﹑武船﹑汉轧的同志为主”﹐将“夏邦银﹑朱洪(鸿)霞﹑胡厚民﹑李湘(想)玉﹑彭勛等人抓起来”。“其目的有三点﹕1.掌握‘四人帮’插手湖北﹑武汉的情况和()牵联()的人和事﹔2.三钢头头打﹑砸﹑抢﹑抓﹑抄的罪恶行为﹔3.湖北﹑武汉个别领导干部与‘四人帮’的牵联(连)和支造的事实真相”。
(汪扬(长江仪表厂工人﹐百万雄师Z口区宣传部副部长﹐1977年提拔为武汉复印机总厂副厂长﹐后调市经委并提为正处级)披露﹕《波澜岁月》179页至183页﹐自费印刷﹐2003年)
胡厚民等人就被由“百万雄师”极少数骨干分子组成﹑受到省﹑市委支持的群众组织“工农兵”非法关押一个多月。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二年七月,胡厚民被關押在位于武昌民主路45號看守所。
一同關押的还有楊道遠、夏邦銀﹑朱鴻霞。原來因“北決揚”案件被抓的人也都关關在這裡。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二日,中共湖北省委发出通知
要求各级党委认真传达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联系湖北实际,深入揭批“四人帮”及其在湖北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的反革命罪行,彻底清查其帮派体系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全省批斗“四人帮”的骨干分子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大会在武昌洪山礼堂召开。
 
一九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武汉市召开大会,批斗“四人帮”在武汉的骨干分子董明会、李想玉。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准,将夏邦银、胡厚民、张立国永远开除出党,撤销一切职务;撤销朱鸿霞的一切职务。司法机关依法将夏、朱、胡、张4人逮捕。
 
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中共湖北省委、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中共武汉军区委员会《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转发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党委《关于处理武汉“七·二○事件”的请示报告》的通知
 
一九八二年六月十日,武汉市检察院对夏、朱、胡、张阴谋颠覆政府一案向市中级法院提起公诉。
七月二十四日,胡厚民的法庭陈述
尊敬的法官先生:
我认为我的问题决非个人问题,而是个社会问题。不为个人陈述,我要为千千万万在文化大革命中致伤致残致死、被批被斗被关的的工农兵群众、干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包括他(它)们的子女及亲友]在这里讲几句,为他(她)们鸣冤叫屈。
我认为,既然文化大革命全错了,那就不是你是我非。更不能一派的受害者得到了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得到了各种优厚的照顾;而另一派的受害者至尽不仅得不到公正合理的评价,而且仍然背着各种罪名(包括其子女及亲友仍然遭到歧视和排斥)。人民是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概念,人民法院不应该站在某一边讲话,应该为全体人民作主,伸张正义。决不能以曾经反过或者保过自己来作为判断是非、认定功罪的标准,而应该以法律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大公无私,亲疏一视同仁,不是说在法律目前人人平等吗?我想在这里也应该是平等的。造反派这边伤害了那边的问题,我愿承担一切责任,那么百万雄师那边伤害了这边的人,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总不能说这边是人民,那边就不是人民罢。
也许有人说我这是为民请命,对此我将理直气壮地告诉他,这是责无旁贷的。为此,我将代表这些受害者及其亲友特此向人民法院提出口头起诉,希望人民法院真正站在人民立场上秉公执法,严肃审理,为全体受害者作出一个实事求是的公正合理的结论。我起诉的内容如下:
第一、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出于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而积极投入文化大革命,被打成“三家村”“四家店”牛鬼蛇神、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小邓拓等等罪名的工农兵群众、干部、学生、知识分子,如果这些人确负上述罪状,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应该给这些人员作出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二、 1967317日,全省上下一个晚上以反革命名义抓成千上万的人,关押时间不等,有的致伤致残致死,如果上述人员确系反革命,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人家作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三、 1968年底清理阶级队伍时,据曾思玉在总理面前汇报时说:湖北全省清理出几多万阶级敌人(我当时在场,曾有讲话稿)。如果这几多万确系阶级敌人,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应该给这些人作一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四、一九六九年中共中央发出了九·二七指示(我有证据,这个文件是康生搞的),曾思玉、刘丰在湖北大抓北决扬、516,全省上下被打成北决扬分子,516分子的人,数以万计,被批被斗被抓致伤致残致死的人数是空前的,我个人就被打成516反革命集团在湖北的幕后总指挥,北决扬反动组织的总头目总后台,幕后主要操纵者。假如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到底谁是北决扬?到底湖北有没有516?应向全省人民讲清楚,好象天津市委就宣布天津没有一个516分子,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五、 一九七○年曾思玉、刘丰在大抓北决扬516的高潮中,每次批斗我时,都要提出一部电台来,并称这部电台是我私设并使用过的。然而,我活了四十多岁,还不知电台是何许物也。请法庭审查,假如确认我私设电台并使用过,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是,请对这个轰动全省的奇案,应该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该追韭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第六、 一九七六年底以后,全省上下许多人被打成四人帮的黑干将、黑爪牙、黑爪毛等等,被抓被斗被关致伤致残致死者无法统计。如果上述情况属实请按国家法律惩处,如果不实就该给上述人员作出实事求是的结论。该追究谁的责任?该追究什么样的责任?
以上问题如果真正得到了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瞑目。如果得不到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解决,枪毙了我胡厚民,我死也不瞑目。但是我深信我伟大的党,必定会作出实事求是、公正合理的结论。至于我是判死刑还是只判无期,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但是为了向党向人民表明我的心迹,特写了二首小诗,题为法庭吟:
第一首:
肉躯刀可断,主义枪难灭。
身首异处分,魂尤信马列。
第二首
行至地狱入口处,当象游子返故居
入党当许献终身,捐躯岂能头反顾
一刀可将生命断,万枪难使真理屈
共产党人谁惜死,敢擎方寸照环宇
我的陈述完了,谢谢法官先生
 
七月二十八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对夏邦银、朱鸿霞、胡厚民、张立国阴谋颠覆政府的反革命案件公开审判
判处
张立国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夏邦银有期徒刑十三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朱鸿霞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判处胡厚民有期徒刑二十年,剥夺政治权利五年。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北决扬”问题
“北﹑决﹑扬”即“北斗星学会”﹑“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无产阶级革命派联络站”和《扬子江评论》的简称﹐是196711月至1968年下半年造反派中具有异端思潮的同一松散群体演变的三个名称。据冯天艾(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回忆说﹕“北﹑决﹑扬”人员极盛时不过25人(另一说:“决派”的组织有数千人登记)。由于他们创办了他们自己的理论刊物《扬子江评论》,在上面发表他们的观点——一个不大的文革不同政见者流派在武汉登场了。
由于认识上的差异﹐造反派钢﹑新两派中绝大多数人对其都是反对的﹐在其被中央定性之前﹐多次强烈批驳其观点。鲁礼安(华中工学院学生﹐“北﹑决﹑扬”主要撰稿人之一)就是被黄石铁山的新派抓获押送新华工﹐再送武汉警备区关押的。由于鲁在“七二○”事件前冒着白色恐怖为工总翻案﹐被抓后﹐钢工总许多基层单位自发组织了营救活动﹐但并非出自对其观点的赞同。钢工总领导人和胡厚民本人都不支持“营鲁”。
“北、决、扬”的不同政见首先集中在应当建立一个什幺样的政体上。他们认为:在一月夺权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只是一个“临时权力机构”,并且是直至今天仍在袭用的资产阶级国家体系”。因而他们宣布:“革命委员会这种由革命群众自己创造出来的新事物,必将由革命群众自己来把它消灭掉。这个任务,毫无疑问地放到了‘决派’肩上。”什幺是他们要建立的新政体呢?那就是“公社”,类似巴黎公社式的“北京人民公社”。通过什幺样的道路来建立这一新政体呢?“决派”主张“政治革命必然地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国内战争的形式”。“崭新的国家机器诞生之日,是临时权力机构被群众运动推翻之时。我们公开宣布,真正的权力机器只有通过对临时权力机构的严重斗争才能堕到地上。”
“北、决、扬”的不同政见还表现在对中国社会政治与阶级状况的分析中。
他们认为十七年来中国存在着一个“官僚资产阶级”,“要彻底让工人阶级获得解放,就必须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推翻这一阶级”。更深一步,他们还认为: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着一批右倾机会主义者组成的“中派”或“考茨基派”——在中央,则是以1967年开始转而批极“左”,迫害造反派的文革派首要人物康生、张春桥及周恩来等。“北、决、扬”断言:“目前他们成了革命事业最重要的危险,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和他们的斗争成了革命中心任务。”
与他们异常激进的阶级、路线分析相反,在对待中共及保守派历来重视的干部与群众的“历史问题”上,“北、决、扬”却表现出了特有的宽容和理智。早在1967年5月20日,鲁礼安、冯天艾便以“红司新华工敢死队”的名义贴出一张题名为〈“大抓叛徒网,保护一小撮”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一个新的组成部分〉的大字报,文章指出:“经过长期革命战争考验,现在又能坚定地站在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即使曾经有过那幺一段历史,基本上仍属于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我们没有理由在今天把他们仍称为变节自首分子,硬将他们塞进‘叛徒网’之列。这样做,实际上是为了打击革命干部,就是挑拨干部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关系。”
与上述分析相随的是,“北、决、扬”认为中国共产党已“面临重新改造、重新建设、重新组织党的队伍的严重任务”,而“决派”——“从第五个回合中形成的无产阶级左翼队伍,将是整顿后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队伍”。换句话说鲁礼安等人准备建立新的政党取代已经腐化的中国共产党。另外,鲁礼安等人还按照马克思关于“废除常规军”的有关巴黎公社的论述,要求消灭人民解放军,代之以人民武装。
“北、决、扬”这一自视为“造反派中先进分子”的认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各种派别的分析》中有更为完整的阐释。该文认为文革中所有派别可分为六种:极右势力、保守派、革命造反派、中派——考茨基派、形左实右派、决派。作者认为,一般造反派与决派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一般造反派不仅普遍漠视彻底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的必要性,而且也很少认识到他们的敌人已形成了阶级这个简单的事实。他们认为‘文革’的目的仅仅是为了清除某个走资派,所以不去反对革委会。相反,他们在革委会相互争权夺利。‘决派’却不一样,他们完全理解,引起‘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就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的紧张化决定了进行彻底社会变革的必要。这就要求推翻新型资产阶级的统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重新分配财产和权力,建立新社会——中华人民公社。”
 
他们到底要干什幺呢?一个民运分子指出:“北、决、扬”等人”要彻底推翻“革委会”,推翻并重建腐化了的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这到是说了一句大实话。
“北决扬”所反映的极左思潮不是偶然的。在这个时候,一些省份也出现了类似的思潮和流派,如上海的“炮打”派,湖南的“省无联“,山东的“翻案兵”等等。
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根据湖北省上报的不真实的材料,断定;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盛荣、国民党反革命将领干毅、老国民党特务周岳森等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假借名义、暗中操纵,其目的是妄图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反革命复辟。他们不择手段,制造谣言,散布各种反革命的流言蜚语,混入群众组织进行挑拨离间,大刮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妖风。从而,错误地把“北斗星学会”和“决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派联络站”定性为“反革命地下组织”。湖北省又把参加这两个组织的一些学生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加以逮捕并判刑。
一九七九年十月﹐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定:作为认定“北﹑决﹑扬”反革命组织的主要依据即幕后是由一小撮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暗中操纵的事实已不存在﹐而且公开发表的“决派宣言”不能认定为反动纲领﹐因此﹐“北﹑决﹑扬”不能定为反革命组织。
鲁礼安﹑冯天艾等人免于起诉﹐先后释放。
二、关于“反复旧”问题
1,一九六八年二月湖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以后,三结合的架构在组织上初步建立起来了,但在实际运行中还很不完善,往往形成军队干部一家说了算的局面。在一些地方、基层单位中,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就必然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对这些问题感受最深的是原来的革命造反派。
2,到一九七八年底,全国大部分省市已经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中共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二中全会。一九六九年初,苏联加紧了对我国文化大革命的攻击,并入侵我国珍宝岛地区,造成两国之间的紧张局势。中央为加紧务战,稳定内部,推进文化大革命,积极筹备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
3,当时,在一些造反派中产生了一种错觉,就是认为,全国的形势仍然处在一种非常严重折危险局势中,而中央某些领导人,在“七二0”事件以后开始右倾了,甚至认为毛泽东本人对方向路线错误的斗争也发生倒退了,由严肃处理军队支左中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转到提出“拥军爱民”的口号。而处理王关戚的问题就是一个标志。
4,湖北省的一些群众组织代表,由于自身的一些感受,加之不同程度地受到错误思潮的影响,在全省发动大规模的“反复旧”运动。在当时局势下,这样做显然是与中央的战略部署背道而驰的。
5,中央对湖北省“反复旧”运动错误的处理是完全正确的。首先是把湖北省一些群众组织的代表请到北京,周恩来四次接见做说服教育工作。然后,中央“五·二七”批示指出:武汉市、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于一九六八年一、二月相继成立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对斗、批、改说,也有一定成绩。这是运动的主流。但由于缺乏经验,他们没有很好地试点,抓典型,总结经验,落实政策,以点带面,在工作作风上又不够细致谨慎。这些缺点、错误应该纠正,但不能因此并在社会上错误思潮和无政府倾向的影响下,提出所谓“反复旧”运动,把矛头指向省、市革委会、人民解放军和革命干部,把三代会、首先是工代会置于一切之上。这样做,是不合毛主席关于革命大联合、革命三结合和一元化领导的教导的。
中央批示一方面指出了革命委员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开展“反复旧”运动的错误。此后,所谓“反复旧”运动也就停止了。这个问题也就算是解决了。
三、关于“两批一清”问题
到了一九六九年下半年,以曾思玉、刘丰为正副主任的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在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工作中,又发生了扩大化的错误,搞了许多道听途说的材料上报中央,致使中央发出《一九六九年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对武汉问题的指示》。而他们又利用这个指示去打击革命造反派,把一些群众组织的头面人物都打成“北决扬”的总后台、幕后黑手、五一六分子。人数达六十万之多,时间达四、五年之久。受打击最重最深的是革命造反派的带头人以及支持他们的革命领导干部。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地揭露和清理。
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分子的工作中,发生扩大化的错误,在全国具有普遍性。
四、关于群众组织代表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起伏问题
随着一九七四年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湖北省一些受打击的群众组织代表企图乘此机会,揭露过去一段时间反文革倾向的错误,求得对革命造反派的公正待遇。但是,由于与运动总的要求不合拍,没有得到应有的支持。虽然如此,但一些领导人自知理亏,对个别人还是作了一些释放、补台的工作。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搞整顿,造反派又成了挨整的对象,参加各级革命委员会的群众代表,都“滚”出了革命委员会,下放到工厂农村。
一九七六年开展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湖北省这些挨整的群众组织代表又闹腾了一阵,随着九月毛主席逝世,十月政变,他们敏感地预见到最困难的时期即将到来。
很快,他们中的一些人就成了“四人帮”在湖北省的骨干分子,被关押、批斗、逮捕、判刑、坐牢。
这种情况在全国也具有普遍性。只是在湖北省这方面的材料揭露多一些,其它一些地方还封闭得很严密。
 
2007年月1221日初稿
20111014日修改
 
http://www.dfhsk.org/a/lishiyanjiu/guoshi/2011/1124/14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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