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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陆洲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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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青海赵永夫大规模屠杀群众


水陆洲



壹、本节概述:


一、青海省文革运动的开端


  一九六六年六月三日,青海日报的一篇社论《大进攻,大反击,大革命》开始了青海省的文革运动。
  文章发表后,在干部、群众中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社论是“大毒草”;另一种认为“好得很”,“说出了我们的心里话”。 编委中就有人忧心忡忡地说:“闯了大祸了!这是办报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下午,报社气氛进一步紧张,省委办公厅的电话说:“你们这篇社论是什么意思?现在社会上炸开了锅,我们这里电话不断,你们打扰了省委的工作。”
  省委宣传部的电话要求报社作出说明。

   一九六六年六月五日、六日,有更多的人涌进报社,大字报也越贴越多,以致省委大院内也开始参与到这股浪潮中来,有的部、委也有人写出了大字报。
省委要求省级各机关就“六三社论”明确表态,于是每天都有一拨拨人携带大字报来省委大院,以致省委办公大楼前楼一至四楼贴满了大字报,因数量实在太多,每层楼走廊都拉起了几道长绳,大字报的内容都是:“社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负责写社论的人从“政治错误”变而为“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资产阶级代言人”、“混进新闻界的地地道道的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二日左右,省委正式作出“决定”,宣布“六三社论”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予以撤销”,并申明“社论”未经省委审定,“系由程光远授意、陈逸执笔”,事先“炮制”的“向党进攻”的“动员令”和“宣言书”,着令“程光远、陈逸停职检查”,等待省委的“严肃处理”
同时派出了以省委副书记韩洪滨为组长的庞大的五、六十人的“工作组”进驻青海日报社。

  工作组对青海日报社动了“大手术”:

  一、程光远停职软禁在家反省,陈逸专派二人监守隔离别室,雷经农从中分化出来,要他“反戈一击”,以示政策区别;
  二、由省纪委副书记张全志坐镇报社,开展运动,要求报社职工(包括印刷厂)个个表态,人人过关;
  三、继续发动社内外群众声讨、批判《六三社论》;
  四、组织专人专版于1966年6月中旬在《青海日报》连续近半个月载文批判程光远、陈逸;
  五、继续内查外调,为“程、陈反党集团”的定性和组织措施预作基础性准备。


   一九六六年八月下旬,外地来青海串连的红卫兵大批涌到青海,本省也出现了“8·18红卫兵”等各类群众组织。所有外地红卫兵都站到了肯定和支持“六三社论”这一边;青海本省的“8·18”红卫兵、工人组织也都在这时公开表示了积极支持“六三社论”的意见。
   这时出现了又一个大字报高潮,大字报的矛头指向青海省委,每天都有一批一批红卫兵和工人群众来到省委,高音喇叭汽车也开到省委门口从早到晚播放口号、毛主席语录,一些外地中学红卫后就直呼“王昭”之名,要他出来说话;青海日报社更是关注焦点,一拨一拨红卫兵向省委报社工作组讨说法,韩洪滨、张全志、史克明、薛可成了冲击重点对象。
   在这一汹涌浪潮下,省委门口的警卫岗哨也被迫撤除,报社工作组不知何时也已悄然撤退,省委已处于瘫痪状态。
   与此同时,红卫兵奔波于北京、青海之间,把“六三社论”问题捅到了中央文革,取得了康生、戚本禹“肯定”“六三社论是革命文章”、“作者是想革命、要革命”的“表态”。
   青海“文革”形势大转,一时间,以达洛、刘明乾为首的青海师院“昆仑红旗”、以王中山为首的“8·18红卫兵”、以马集文、隆光前为首“8·18工人造反团”(上述诸人后皆为青海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旗帜鲜明地向青海省委“挑战”——以“六三社论”为导火线、以青海日报社为“焦点”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在一月夺权中爆发的斗争

  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二日,青海“八·一八红卫战斗队”、“青海日报社革命职工造反司令部”等组织在“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和北京航空学院“红旗”赴西宁支队的支持下,夺了《青海日报》的权。
  青海“八·一八”是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首要打击目标不是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而是第二书记王昭。
  青海的党、政、军纷纷用各种形式明的暗的硬的软的表示了反对。
  青海省军区内部对王昭是否“走资派”、是否应予打倒分歧甚大。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在党内积极揭发王昭和彭真、罗瑞卿的关系,认为王昭应该打倒。省军区副司令赵永夫等与刘贤权素来不和,赵认为“王昭有错误,如果和彭、罗没有关系,是批判的问题,不是打倒的问题。”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下达的当天,青海省军区司令员兼党委书记刘贤权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赵永夫在党委会上也表态同意支持“八·一八”。
    青海省军区内,赵永夫的支持、追随者是多数。他们效仿地方群众组织,在省军区党委决定支持“八·一八”三个小时后,起来造反,成立“青海省军区机关革命造反群众司令部”(后改为指挥部)。宣布省军区支持“八·一八”的决定无效,夺了刘贤权的权。刘贤权被软禁在家,电话被切断,住处放双岗,警卫员、秘书不得与他接触。他们拥戴赵永夫,赵则以“顾问”名义成为指挥部乃至军区的实际领导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五日,赵永夫邀请青海驻军各部队负责人开会,获总后勤部青(海、西)藏办事处主任张晓川支持。赵永夫成为青海的实际最高领导人。
  “八·一八革命造反派”在军区楼前张贴大字报,提出“当指挥员叛变革命时,革命战士不仅不应该听取他的指挥,而应该掉转枪口对准他。”并拉出巨幅标语“打倒军区一小撮混蛋!”“坚决揪出青海军区内一小撮混蛋!”
  此时,中共青海省委内部也严重分裂。王昭早于一月中旬离开青海治病,省委第一书记杨植霖支持“八·一八”打倒第二书记王昭。杨植霖几次召开会议,决定支持“八·一八”夺权。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九日,青海“八·一八”的夺了了省委、省人委的权.
  由于对方攻击其组织“不纯”,“八·一八”的主力“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决定纯洁自己的组织。他们自己“整风”,将几个成员定为“反革命分子”,交给公安局,要求公安部门严肃处理。结果给正在伺机行动的赵永夫和张晓川一个出手打击“八·一八”的机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张晓川掌管的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出动青藏公路使用的二百五十多台军车,省军区的部队举行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武装全城游行。他们把“八·一八”交出的“反革命”、“坏份子”戴上“八·一八”的袖章和写着“八·一八”的高帽,游街示众,借以向“八·一八”示威。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青海大学红卫兵张贴大字报《炮轰青海军区机关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表示“不把其中的小贺龙、小罗瑞卿揪出来示众,我们死不瞑目!”。


  一九六七年二月四日,软禁中的刘贤权起草了一份电报,说“青海八·一八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捍卫队是保守组织,界限非常明确,我们坚决支持八·一八。”他要求将电报发给中央,被赵永夫拒绝。刘的夫人安绍杰将电文用纱布缠在腿上,穿上棉裤,请假到兰州,由兰州军区发给中央军委。但未获回应。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四日,赵永夫等决定由西宁卫戍区司令部宣布对《青海日报》社实行军管。军管小组到报社。但占据报社的“八·一八红卫战斗队”组织动员守卫报社。西宁市各“八·一八”成员组织划分地段守卫报社。报社原有二百人左右,各成员组织派去近两千人守卫报社,相当拥挤。当时气温很低,有的就睡在临时搭的帐篷里。
赵永夫调动军队封锁通向报社的主要道路和大桥,暂时没有动作。军队不许运送物资进去,但许可人员出入。青海日报社被重兵包围。在报社外面,是从草原调来的部队,一辆辆汽车、装甲车把印刷厂围得水泄不通;南面占领了北门城墙,东面占领了宾馆顶层晒台,西面则在民房屋顶架起了机枪,在北面湟水河一座木桥上,更是布满了一层层荷枪实弹的年轻士兵(他们有的甚至不会说汉语)。
  以工人为主力军的包括干部、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在内的大约上万革命群众便开始了一场惊天动地的“保卫新生青海日报”的保卫战,他们在报社印刷厂四周搭起了帐篷,日夜轮班,吃在斯睡在斯,报社许多编辑记者和印刷厂工人拿出家里的米面煤砖给守卫人员做饭烤火…….
  烧煤用尽后,守卫在报社的人只能喝带着冰渣的河水,就着冻硬了的馒头充饥。有的家属给他们送饭送水。成百人趟过刺骨的河水,给守报社的人送去棉衣。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连日游行支持对《青海日报》社军管。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兰州军区给赵永夫发去“三条指示”,要求部队撤离报社。
  赵永夫派省军区副司令员刘斯起等十二人到兰州军区抗议,搞“绝食斗争”,要求收回“三条指示”。
  兰州军区把要求青海军区将部队撤离报社的指示用电话传给了“首都三司联络站”和“八·一八”。
  “八·一八”更坚定了守卫报社的决心。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七日,“八·一八”控制报社继续出报至这一天为止。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九日,“八·一八”等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军管《青海日报》。途经《青海日报》社时遭对立派阻拦。“八·一八”的车辆不慎压死了捍卫队成员张桂兰。当天,赵永夫和张晓川主持会议,拟将“八·一八红卫战斗队”定为反革命组织。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日,捍卫队抬张桂兰尸体游行。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一日,青海工人造反司令部、捍卫队等组织调动十万人,再次抬张桂兰尸体环城游行,并沿途砸“八·一八”等组织的办事机关。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月二十一日,赵永夫等再次主持会议,确定二十三日取缔“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武装占领《青海日报》社。青海省军区党委常委除刘贤权表示不同意以外,意见一致。他们拟定行动方案:“如果(“八·一八”)用刀子、斧头、武器进行顽抗,就坚决予以镇压。”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二日午夜,赵永夫向“参战”部队下达任务,说:“部队开进时,八·一八动刀,我们也动刀(指刺刀);八·一八动枪,我们也动枪;若遇阻拦,就强行开进;乘车的部队如遇阻拦,可以压死人。”



三、镇压革命群众的二·二三事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晨八时,全城戒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宁市卫戍区司令部发表通令:
  一.从即日起,立即取缔青海省反革命组织“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及其所属组织。如再非法活动,一定严加惩办。
  二.对该反革命组织中罪大恶极的首要分子、幕后“军师”及其死党,立即逮捕法办。该反革命组织中的小头目和指挥部门一般成员,坦白者从宽,抗拒者从严,立功者将功折罪。
  三.对受蒙蔽的群众一概不追究。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团结教育他们。使其擦亮眼睛,分清敌我,与那些反革命坏蛋彻底决裂,并坚决进行揭露和斗争。
  四.立即交出一切凶器、武器、电台及其他军用物品。破坏或拒交者,严加惩办。
  五.立即交出所有旗号、公章、证件、档案、材料、文件、信函、交通工具、广播器材、占用的房屋、积存的资金等。不准破坏国家财产,违者依法严惩。
  六.自取缔之日起,不准更换名目,另建反动组织,有违者,罪上加罪。
  七.“八·一八红卫战斗队总联络站”派驻外省外地的办事机构,接到本通令后必须立即撤销,所有人员应即刻返宁回卫戍司令部登记。如有违抗者,依法逮捕严办。
  八.(略)
  与此同时,省军区调动独立师、独立团的部队,计十三个连,团团围住《青海日报》社。赵永夫在临近的宾馆四楼指挥,后为安全改到二楼。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一点钟左右,由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总后勤部兵站部政委陈郁文、后字205部队(即总后勤部青藏办事处)副主任张晓川直接策划、指挥,调动了十三个连围攻报社。
  上午十一时,军队枪击报社外的“八·一八”的广播喇叭,凡外面能看到的喇叭全部打哑。
  下午近二时,赵永夫所在的宾馆和报社后们临河的桥头先后发出信号弹,顿时枪声大作。部队从报社前面以及后面临河的桥头同时向报社院内密集射击。
  守卫报社前院大门的是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水文站三个人首先倒下,其中一位当场身亡。报社西北角是湟水河大桥,守在桥头的是汽车三场、五场、六场的工人。他们手挽着手,高声朗读毛泽东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第一排的同志倒下去了,第二排的同志巍然不动,仍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第二排又倒在血泊中了,第三排仍然坚持,结果又壮烈牺牲。”

  清华大学学生许宝生说:“一个解放军要我们举手,我们手挽手站成一排,他头一低,往后一退,用机枪扫射过来。当时我旁边的一个同志就打死了,另一个同学旁边的一个女同志的脑袋都打碎了。”
  军队未遇抵抗,仅用了二十分钟就轻易占领了整个报社大院。

二时半左右,报社内幸免于难者一千余人全部被押到操场。据被俘的师范学院的红卫兵说:“捍卫队的人纷纷跑来,在(被俘者)人群中走来走去,从八·一八派的大队长到小组长以至一般成员,全被抓出来,高举双手跪在地上。”“有人一遍又一遍地向我们说:‘八·一八先开了枪。’并且煞有介事地在一些俘虏堆中找机枪射手。”
  枪声停止后。赵永夫、张晓川等赶到现场。他们看到死的人太多,便指示部队迅速将尸体拉走、掩埋,并层层传达编造的统一口径:“八·一八打死打伤我干(部)、战(士)五人,才开枪还击。”“他们自己用机枪督战,打死四十余名。”部队进攻时,水利局的“八·一八”成员朝过道撤退,有几个人被设在临近科委大楼门口的一挺机枪从背后扫倒。事后,军队说他们“背上中枪,是八·一八自己打的。”
  这次事件,前后共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四十人。逮捕、拘留、看管和软禁的即达一万零一百五十七人,其中逮捕四千一百三十一人,拘留二千五百二十二人,看管和软禁三千五百零四人。采用各种刑法对革命群众实行逼、供、信,不仅本人遭到逮捕、毒打、捆绑、抄家,而且株连了自己的亲属和小孩。同时,大搞“请罪”,人人过关,人人写检查,有的集体跪倒“请罪”,长达四、五个小时。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叶剑英亲自打电话向青海省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询问“青海事件”发生过程,并对他说:你们打得对,打得好!
  在西宁的街头,很快出现了大标语:“林副主席来电:你们打得对!打得好!”(有人说这是叶被误作林)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赵永夫又镇压了民族学院的革命师生,打死打伤十二人,再一次制造了流血事件。



四、中央文革召开青海问题调查会


  一九六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青海开枪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八日,中央军委秘书长叶剑英指示刘贤权、赵永夫、张江霖三位司令都到北京。他们到北京时,“军级干部会议”(后来又叫“军以上干部会议”)已开了两个星期。
  赵永夫成了平定“反革命暴乱”的英雄。在会议上他被安排数次讲话,介绍如何“反击冲击部队的右派组织”。他借机自我表功,吹嘘“平定反革命暴乱”的经验。据刘贤权的夫人安绍杰后来说:“赵永夫表了三天功,说二月三日武装游行是他组织的,‘二·二三’时他如何指挥、如何开枪……什么功劳都是他的。中央作了记录和录音。”
中央文革的《简报》刊登了红卫兵的来信,诉说他们被赵永夫镇压的经过。
  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联名给毛泽东写信,要求重新审查青海事件。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一日,毛泽东批示:可以调查一下。如果是学生先开枪,问题不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值得研究了。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三日,中央文革召开第一次青海问题调查会。
  关锋 戚本禹第一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戚:八·一八有机枪是怎么回事?!
  喜:纯属军区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出于反革命政治目的的需要……
  王敢雄:他们自己的。
  戚:八·一八在报社内打死不同意他们的人是怎么回事?
  众:(气愤不已,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喜:…… “火车头”真“勇敢”,有的“八·一八”打伤以后呻呤,“火车头”拿小锤一锤一个打死了……
  戚:你们哪个在报社内?
  张苗苗:我在二十三日上午五点还在报社,根本就没看见死人。
  众:我们都在现场。
  戚:有没有把解放军从墙里扔出去?
  众:……
  戚:(拿出一迭估计是反面的材料提问题)报社有电台?(答:原来就有)报社有迫击炮、机关枪?(答:造谣?)报社内“八·一八”混进了坏人没有?(答:当时严格地审查过)
  戚:谁先开的枪?
  陈:军区先开的。
  戚:报社有没有枪?
  陈:没有。
  戚:没有迫击炮?(没有!)没有机关枪?(没有!)没有手榴弹!(没有
  陈:我们五个人,三个没举起手来,当场被打死(工人详谈)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日,中央首长第二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记录
  〖时间:夜至22日凌晨,地点:政协礼堂。出席:陈伯达、康生、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肖华。〗
  于桂梅:……北邮的宣传队出去宣传……下一时,打起了枪,不知打到哪儿,只听枪声,报社里面的师傅指枪膛说:“你朝这儿打。”军队叫:不要慌,我们把枪对准一小撮反革命的。停了一会儿,一点多时,形势紧张,一会儿外面枪声紧,大家都去了,正看到一卡车×××在打枪,朝前面一堆人扫射。当时我想不会打死人,没关系,有假枪。后来倒了一排又一排,有人跑,跑到那边也倒。后来在倒下的一堆人上有一人起来了,脸上全是血,我们才知道人打死了。后来车上的人都下来冲进报社了,……叫报社里的人交证件、主席纪念章。……后来了人,照名单宣布反革命,(主要是坚守报社的八·一八和红宣兵)当时抓起一些人捆起来打一顿。一直没见的捍卫队这时全出来了,(关、戚冷笑)来一批老捍抓人,打人,一直到七点,押我们,勒令举手,我们不举,就×× ×××,半路叫我跪下报名……到了省委,他们叫我们按单位分开……后放了,路上见全城戒严。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央首长第三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时间:晚至24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被接见单位:青海省“八·一八”革命造反派代表,首都三司驻青海联络站代表,地院东方红代表,北航红旗赴青海战斗队成员。接见首长:周恩来、康生、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肖华、杨成武、穆欣、曹轶欧等。〗


  一九六七年三月十四日,中央首长第四次接见青海代表会议纪要
  〖时间:24夜-25日凌晨,地点:人民大会堂安徽厅。
  接见首长: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叶群、杨成武、关锋、王力、戚本禹、穆欣、肖华。
  总理:今天开会,以前的情况基本上都弄清楚了,首先,要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你凭什么权力撤销刘贤权同志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赵 :我们没有权叫他工作不工作。
  总理:是他自己(指刘贤权同志)不工作吗?
  赵 :(结结巴巴,满头流汗)
  总理:停止了刘贤权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二十多天了,难道你不知道嘛?……你不是党委委员吗?你们成立了“指挥部”,上报了兰州军区和中央军委没有?
  赵 :没有。(态度极不严肃极不老实)
  总理:现在,你在中央同志面前回答问题,你态度必须老实!
  康老:你到指挥部,代表你个人,还是代表军区?
  赵 :我代表军区。
  总理:你们没有得到了军委批准,停止了刘贤权党内外一切职务,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
  赵 :我不知道。(态度相当恶劣)
  总理:你代表军区嘛,怎么什么都不知道?!
  赵:(支支吾吾)
  总理:兰州军区来的答复,你们认为怎样。
  赵 :(沉默)
  总理:(十分愤怒)兰州军区三条指示,你们执行了吗?
  赵 :他们都不同意。
  总理:你同意吗?
  赵 :我也不同意。
  总理:你为什么违抗上级军区?
  赵 :××、×××、××都不同意。
  总理:围攻青海日报社谁下的命令?
  赵 :大家研究的……
  总理:你是个军人,你怎么这样回答问题?(十分严厉)
  总理:你们都不老老实实的讲问题。刘贤权同志你简单的讲清楚。
  刘贤权:十号上午开常委会,我们通知赵永夫开会,他单独行动不来。布置围攻报社的事,部队几乎全是军区的部队,主要是独立师、独立团的。主要是赵永夫调的。
  总理:对于军区党委停止你的一切职务,你表示怎样?
  刘 :我根本不知道,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刚听同学讲,才知道停止了我的职务。
  总理:张江霖同志,你还有什么要讲的?
  张江霖:联合指挥部名为造反指挥部,实际上是赵永夫指挥。一月三十一日“机关造反派”叫我们答复问题,不答复就跪下。赵永夫在后边坐着。(总理:他是“造反派”的头子嘛!)……林山想提意见,王文英讲,提也不行了,部队已经调好,调了二百多辆车。
  总理:(对二○五张晓川)谁调的车?
  张晓川:赵永夫。
  康老:你们的指挥部什么时候成立的?
  张 :二月十八日。(总理:不对)是一月十八日。
  康老:那天你讲的是刘司令员不能工作,不要组织指挥部,可现在你讲,一月十八日就组织了。
  张 :(重复,罗嗦地谈起来)(众首长不满)
  总理:二月三日武装镇压,你参加了没有?联合指挥部讨论了?
  张 :讨论通过了。
  总理:谁指挥?
  张 :用卫戍区司令部名义。
  总理:现场上谁指挥?
  张 :赵副司令员,×师长。×××在前场指挥,赵副司令员在宾馆楼上指挥。
  总理:从指挥部成立你就参加活动,还是一月二十七、八号,你就参加联合行动了?
  张 :在以前就参加活动了。

  总理:现在结束调查,青海情况开始不清,消息逐步透露出来,真象慢慢弄清,得到毛主席指示,林副主席同意,经过调查,搞清实质,宣布:
  (一)赵永夫,青海军区内部的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赵永夫玩弄了手段,欺骗了一些人,推倒了刘贤权同志,篡夺了无产阶级的党权、军权,就是他指挥的。
  (二)赵永夫篡夺了党权、军权后,勾结了张晓川,二人从一月二十三日到二月二十三日窜来窜去一个月,对西宁的革命组织八·一八进行了残酷的法西斯镇压。死伤百余人,逮捕革命群众一万多人,拷打、酷刑,完全是法西斯手段。
  (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假说八·一八有枪,这是他自己说的。我们向革命群众调查,根本没有枪支,现在证明毫无根据,这件事他自己也说不出来。但他向中央汇报都说有,欺骗中央和群众。他说他也派人作调查,兰州军区派人调查,都没有找到枪。
  (四)这件事把八·一八看成是反革命组织,和青海省委王昭是有关系的。
  根据以上情况,报告了毛主席、林彪副统帅,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将发布命令,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青海问题。因为刘贤权同志没有被罢免,这是反党的人做的事。兰州军区也没承认,总政根本没有批准。由刘贤权同志全权处理,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帮助调查。需要说明:林总根本没打过电话。
  (戚本禹:林总很少打电话。
  叶群:林副主席三个秘书一个也没接到电话,二十四日听到此事,死亡那么多,主席、林副主席非常生气,他们下令调查此事,林彪同志执行主席指示,下令好好调查这个事件。他们是反革命“三结合”的经验。)
  (二)在青海的部队由刘贤权同志指挥独立师、独立团。八零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零五部队,在此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同志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是革命群众组织。“二·二三”流血事件,由赵永夫一伙人,包括张晓川在内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抚恤烈士家属。受伤群众代为治疗。因为这一事件被捕、押的群众一律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对受欺骗的群众慨不追究,青海的同志要有无产阶级风格,要带着无产阶级气概团结他们,教育他们。采用整风的形式来解决。
  (五)应该说明:我们的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是光荣的,伟大的。应当相信解放军,这次受蒙蔽的十三个连包围了他们,这次事件中他们也流了泪,证明他们是好战士,革命的工友、同学、战士要团结在一起,揭露这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揭露这一小撮叛徒。
  (六)刘贤权同志回去要成立军管会军管,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军事管制委员会。全部实行军管,通过军管,帮助青海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为革命的三结合作好准备。
  (七)赵永夫应隔离受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解放军同志,把他们三个带走!



五、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中发[67110
  根据毛主席和林彪同志三月十一日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经向各有关方面进行了反复调查,青海问题的实质已经基本清楚:
  第一,青海省军区内部问题是一个反革命政变。副司令员赵永夫玩弄阴谋手段,推翻了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的领导,篡夺了军权。
  第二,赵永夫篡夺了军权之后,勾结二○五部队副主任张晓川,对西宁“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进行残酷的武装镇压,打死打伤革命群众三百余人,甚至向十五、六岁的女孩子开枪,逮捕革命群众近万人。
  第三,赵永夫谎报军情,欺骗中央,蒙蔽群众,所谓“八·一八”等革命群众组织拥有大批枪支,并首先开枪,毫无根据。经向在现场的许多革命群众调查,守卫青海日报社的“八·一八”群众,并没有枪支。赵永夫等人,派了专门小组进行搜查,至今亦未搜到一支枪。
  第四,以上事件同原青海省委书记王昭直接有关。

  根据这种情况,现在决定处理办法如下:
  (一)中央军委发布命令,由军区司令员、党委书记刘贤权同志全权负责处理青海问题,并由兰州军区派负责同志协助。
  (二)除独立师、独立团归刘贤权司令员指挥外,八○六一部队,八一二二部队,二○五部队,在处理青海问题上,也统一由刘贤权司令员指挥。
  (三)向群众宣布“八·一八”为革命群众组织。二月二十三日流血事件,应由赵永夫和张晓川负责。要为死难的革命群众恢复名誉,给予抚恤。对负伤的群众,要负责进行治疗。因为这个事件而被逮捕的革命群众和干部,一律立即释放,被打成反革命的,一律平反。
  (四)受欺骗和蒙蔽的群众,概不追究。群众组织之间的问题,用整风的方法解决。严防坏人挑动群众斗群众。
  (五)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二·二三事件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制造的,广大的当地驻军的干部和战士是没有责任的。一切革命群众同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紧密团结起来,坚决打击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好。
  (六)着手筹备建立以刘贤权同志为首的青海省军事管制委员会。
  (七)赵永夫隔离收审,张晓川、王昭隔离反省,听候处理。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戚本禹接见青海代表时的讲话
  青海的事件是毛主席首先发现,二月二十四号毛主席就发现了问题,毛主席和林副主席非常关心也很难过,林彪同志说把革命群众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三月二十号毛主席有批示。
  我们送些材料给林彪同志,赵永夫也送了些材料,他送的材料很多但一会儿两挺机关枪,一会儿三挺机关枪,互相矛盾。你们的信里写……在枪声中唱大海航行靠舵手、东方红,被迫跪下时,大家跪向东方,林彪同志看着都哭了。
  你们的信,毛主席也看过。是他要中央文革调查的。
  解放军是光荣的、伟大的。像赵永夫那只是一小撮。二·二三事件是这一小撮坏人制造的,广大驻军、干部、战士没有责任的,他们没有责任。不要回去后,认为自己的军队对待你们听了他们命令采取镇压措施,部队是受了坏人挑动,这不能怪战士,千万不要上当。


  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五日,林彪关于青海问题的指示
  地点:京西宾馆第一层会议室。
  主持:由周总理主持会议。
  赵永夫造了很多谣,说:“八·一八有枪,首先开枪,是百分之一百的反革命。”经调查根本没有这种事情。八·一八没有枪,怎么能首先开枪呢?就是事后也没有搜出一支枪,当时,青海事情发生后,毛主席和我们都很重视,觉得问题很大,打死这些人就是问题。经过一查就是有问题,事情发生后震动很大,即使是反动的,也不能这样做,即使是反动的,也是头头反动,大多数受蒙蔽的群众是好的嘛!报告都有倾向性,对报告要慎重,不能以报告者的观点去听报告。


贰、本节简论


  青海赵永夫事件极具典型性,它是当时文革形势的一个缩影。

  一九六七年一月,各级党委和政府由于负责人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遭到革命群众的反对、批判,陷入困境,而社会上的无政府主义、经济主义妖风越刮越猛。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各地造反派纷纷联合起来,从走资派手中夺取权力,从而加强对运动的正确引导、对社会的有效管理。

  此时,党中央命令各地的军队支援左派,然而一些地方的军队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的形势缺乏正确的理解,继续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立场上,支持保守派,压制造反派。而他们的这种错误立场又得到中央那些搞“二月逆流”的老人们的支持、纵容。

  赵永夫作为一个副司令员为什么敢不经兰州军区、中央军委批准,就从军区司令员刘贤权手中夺了权,并把他软禁起来,有人怀疑他这个时候就已经从上面某个人那里得到了支持。

  二月二十三日事发当天,叶剑英就得到了西宁市大规模屠杀群众的情况报告,并直接打电话给赵永夫,鼓励他“打得好!打得好!”

  二月二十四日,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了青海事件,这既是邀功又是备案。然而,这确实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如果不是发生了大规模的反革命暴乱,为什么如此大规模地屠杀群众?指示中央文革小组立即进行调查。

  二月底,叶剑英把赵永夫请到北京,在军委召开的会议上介绍青海“镇压反革命”的经验。

  中央文革小组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以后,三月十一日,毛泽东作出了关于对青海问题进行调查的批示;三月十三日,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了
第一次青海问题调查会;三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文革小组召开的次青海问题调查会上,就由周恩来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关于青海问题的决定。
  这说明:事实很清楚,性质很明确,处理很干脆。

  叶剑英和徐向前都向毛泽东写了检讨,承认对青海事件处理错了。(张云生《毛家湾记实:林彪秘书回忆录》第103页)
  然而,就是这些人,在一九七六年政变以后,又闹翻案了。不说别的,一次军队行动,打死三百多个工人、学生,其中还有不少是十五、六岁的娃娃,他们就不感觉心中有愧吗?

2007104日初稿
2011826日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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