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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言整理:俞文斌(“百万雄师”一号头头)的口述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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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言

  整理者按:经过反复联系,2005年冬至2006年夏,武汉文革的俞文斌先生,接受了两个武汉文革经历者的拜访。双方坦率地交换了个人文革经历、对历史的看法。由于俞曾患脑血栓中风,身体恢复不久,不便长谈,谈话分多次间断进行;谈话中俞还显示不少后遗症状,会在最关键地方出现语塞,记忆模糊,或有明显的时间、逻辑出入,乃至偏执性的臆想。尽管如此,他对文革重大问题的态度还是明确和坦率的。双方除当面接触数次外,还多次电话联系。现将俞文斌自己口述的重要内容,按交谈问题类别和时间顺序,如实记录于下,以供研究历史参考。已略去一些涉及具体事宜和对某些领导、干部、群众个人的评述、双方的个人遭遇,以及核对一些情况的对话。

  ◇ 出身履历

  我出生在1933年,浙江绍兴农村人。1949年浙江解放,夏天,我从农村参加人民解放军;当时,部队在浙江沿海集结,准备解放沿海岛屿。不久,部队又在组建空军,从浙江的陆军中挑选了一千人转为空军,集中到了河南信阳一个军校学习;我是其中之一,我学的是苏联米格15型喷气战机的机械师,这是苏联淘汰的产品。后来到徐州,抗美援朝爆发,我又转为志愿军,从徐州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从事地勤机械工作。这样,对武汉就熟悉了。战争结束后,我被调到太原,参加了当时组建导弹部队的学习和工作。毛泽东虽做了许多不好的事,但在打仗的问题上是不错的,组建导弹部队就是他提出的。后来我们这批人转业复员,按哪里来哪里去的原则,我必须回到农村去。我不干,在太原基地闹。后来各省到太原挑选人才,因为我对武汉熟悉些,便来到武汉。就直接到武汉市机械局任武装部干事,后来是武装部副部长。文化革命中我最先从基干民兵中成立“红武兵”组织,后来在这个基础上组建了“百万雄师”,这些都是市人民武装部巴方廷部长亲自促进组织的。(2005年11月29日)

  ◇ 文革运动

  难道我真的就是杀人恶魔吗?肯定地说,“百万雄师”里有坏人,造反派里也有坏人。那时我本来想将那些坏人清除出去,但我已经被包围了,清除不了,只得留着慢慢教育;后来情况失控,很多事情我就不一定清楚,事后才知道……武斗、杀人,很乱。我这个人像个杀人者吗?我的像是不是很恶?(2006年3月21日)

  文革开始后,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找我管好枪支弹药,当时罗振山是市机械局武装部长,我是副部长,我们的任务是到各公司武装部检查民兵工作,和管好枪支。当时民兵分为普通民兵、基干民兵、武装基干民兵三种,我当时不想参加什么派别,也不关心那些观点的争论。

  到67年,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拿了些文件给我,要我组织“红武兵”(也就是你们造反派说的“黑乌龟”);他们就这样逼我走上了这条路,并从军区派了人员(便衣)跟随我,名为帮助我协助我,实为逼我走上前台。

  那时我住在武柴附近。有一天从机械学院内走出来很大一排队伍,步伐整齐,唰唰唰的,扛着枪支,动作利索,跟正规部队没有两样。我打听后,说是叫着“百万雄师”,威武仪容令人赞叹。没有想到,我就是他们的司令。当时我很自豪。

  后来,有一些被你们造反派打垮了的小组织在黎黄陂路找到我,围着我,说造反派打死了人,打得不能回厂,要我干。刘敬胜也在其列;这样,打打杀杀也就开始了。我总说,你们不要打打杀杀的,他们总说你们造反派在打打杀杀,两派矛盾不断升级。

  “红武兵”这个组织就是民兵组织,是基干民兵;“百万雄师”原来有个联络员叫孙更生的,由于他的作用发挥得不好,才把我推上前台。

  在7月16日渡江的那一次,我们同造反派商量了的,结果是二司负责渡江时汉口的安全,“百万雄师”负责武昌方面的安全。那一天毛泽东也参加了渡江。(按:与事实不符,采访者反问:你怎么知道的?)我知道这些事情,我会慢慢告诉你的。(2006年5月6日)

  我原来是机械局武装部干事,后来是副部长;文革运动中,我原来想不要把民兵搞乱了,所以搞民兵,后来他们把我给拱出来了。我组织“红武兵”,纺织、机械几个系统的民兵组成的;后来组成为“百万雄师”,部长不出面,各个局都是叫我们武装干部、副部长出面。工作开展起来,军队系统都是支持我们的,从军委到市武装部,各级都完全支持我们。我与各个单位的领导也都熟悉起来。

  有一次有人打电话叫我去8201部队,到部队以后,才知道团以上的干部都已经集合起来了,我一去,大家都鼓掌欢迎,我心里很激动。他们领导说什么事也没有,就是大家见见面,熟悉一下,吃餐饭。部队对我们是完全支持的。

  “百万雄师”有13个常委,分好几个部。作战部部长刘敬胜,是刘华清的亲侄儿;江汉区一个厂的工人;政委是谢敏华。刘喜欢打打冲冲,闹了好多事情。像武棉(武斗),六渡桥(武斗),6•24(武斗)呀……联络部是张俊生负责。农民组织很庞大,东西湖、各区都管,由孙运东总管,他是洪山区委管农业的干部。宣传部是个女的,陈秀华,720以后表现不太好,我不喜欢她。政参部是蔡俊善,供电系统的。只一个后勤部,想不起来了,刚才你们来时,正打电话落实。(按:系陈德松)我希望把“百万雄师”的全面情况讲清楚,不是外面说的那样。

  我反对搞武斗,也一再告诉同志们,但我说归我说,下面不听,做工作都没有办法做。6•17武斗,刘受伤了,我本来不想去看他的,后来想伤了还是该看的。这个人没有文化,我们想他叔叔在军队里是高位了,应该把他教育过来,但他太犟,我批评他,他听不进去,越批评他跳得越高……6•17武斗怎么起来的?我也不知道,打起来以后我才到六渡桥的,两边的人都上了房揭瓦往下扔……,没办法呀,解放军也管不住,怎么起来的,我得再看看……

  “百万雄师”也不是专门搞武斗的,武斗是作战部的搞,作战部是个大部(按:13个常委,有3个是作战部长,1个是武斗与警卫专业队“雄师支队”队长),也不是专搞武斗,他们还要“斗批改”,开大会、批判“走资派”。那时,大批的物资是由市一商、二商提供的,二商局长叫我“老俞,你要什么有什么”!我们的后勤供应做的很好。当时有个中间势力,头头是……,他,还有市里、各厂里的头头,都是直接找我。我们组织纪律是很强的,因为是民兵嘛;“红武兵”是我亲自组织的,是我的嫡系。我是司令。

  “7•20”前整整三个月,我没有回过家,就住在“百万雄师”总联络站的3506工厂,那时算最照顾我的,晚上就睡在大板凳上。

  我们那个时候与上面有联系的。你们不知道,那时中央有好些老同志,支持我们,他们不出面,但我知道,心里明白……有时,不知是谁给我来信,有的甚至是很重要的领导写的。陈再道也给我一信,叫我去北京(反映情况)。去时他正在开会(67年4月);我去了,他马上宣布休会,接见了我。那时第一次见面,4月份;当时还写了几个字给我,我去找一下给你们看……(按:将一叠印刷材料、照片、文件找来,但没有找到陈再道写的字。便一份份介绍,看照片)我可以找人洗一下,送给你们。

  后来,有人把我叫到省委,说马上要上报材料。我马上组织人集中写材料,来人急忙带材料回北京。这是个女同志,穿着军装,还带着警卫员。她说随时可以见到毛泽东,马上把材料送给毛。但听说她一下飞机就被中央文革、“四人帮”的人抓起来了,关在青海7年,这大概是67年6月的事。这个人后来还找过我(按:指文革以后),但我没有到她家去,是在外面树林子见的。她是一个领导的儿媳妇,原来在广东工作。我们还可以找到她……

  对于两派,我总是说一定要对造反派的人耐心做工作,把这些同志都团结起来。我倾向于耐心做造反派的工作,让他们理解我们,瓦解他们。不是“四人帮”出面,武汉的问题就不会那样,我们可以作到绝对让大家坐下来一起谈。造反派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做过来的。因为造反派当时只剩下8千人了,工人没有组织了,大批群众已经参加到“百万雄师”里来。我们里面有很多是造反派。我与“新派”的有联系,他们好说话些,只有“钢派”学生在闹,总是气呼呼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气呼呼的……(2006年6月5日)

  ◇ 武汉“七二零事件”

  我们本来是想向中央反映情况的;(7月17日)谢、王到3506厂“百万雄师”总站,谢富治不吭气,王力言语横蛮得很,我们讲不上话,那一次没有得到沟通。

  7月19日晚,“省直联司”头头开车接我到武昌东湖,非常神秘,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的,主要怪王力,哇哩哇啦的。当时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武汉)情况……(采访者问:这么说你们知道毛主席在武汉的情况?你想去找毛?)知道,有些事情你可以找找军区的李良,和一军的军长……;没有弄成,主要怪8201部队(按:湖北军区独立师),他们把事情搞复杂了。(在东湖宾馆)许多人爬上桌子,形势失控了,有人打了王力,把他架走……当时造反派学生把王力在水院讲话播放出来,起到激化矛盾的作用。

  (“7•20”时)我们反对了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了毛泽东。的确,当时实质上就是反对了毛泽东,但是毛的文革全错了呀……

  在审判“四人帮”时,我是作为湖北省的特邀代表参加的,参加了审判的有关工作和审判会。(2005年11月29日)

  “七二零”这个事,王力要负责,谢富治始终不讲话。江青要负最大的责任。(2006年5月6日)

  7月19日,我们在省委开会,“武汉公安”的冲乱了会议,我就回来了。省直联司的头头杨以才本来是叫我过去一下,一起去见毛主席,听说毛有个交代,要和“百万雄师”的同志一起照个像,吃个饭。两派一起去,两个房间;由总理陪“百万雄师”的头头在一桌,造反派和毛在另外一桌。(按:周恩来18日已经回京,此传说不知从何而来)杨以才,是他们派他来汉口找的我。他后来当过冶金厅的厅长。

  8201不那样搞,本来是很好的事,一搞,就乱套了,会开不成了,我也呆不住了,我就回来了(按:指回到汉口的总站)。当晚,是在军区饭堂吃的饭,但没有参加深夜在军区食堂开会商量揪斗王力。我并不知道要抓王力,大概是作战部他们搞的。军区支左办有没有参加?……我记不起来了。(问到:省直联司怎么知道毛在东湖的?)也只是杨一人知道。(问到:20号军区斗王力现场,“百万雄师”头头孙德洲怎么说毛主席在武汉,他怎么知道的?)那天是孙德洲,不知道他怎么知道的。他还在。说老实话我不知道这个事。我也没有参加,知道了已经很乱了。我去武昌,什么问题也没有解决。到第二天就很乱了。

  在19号我没有见到8201部队的蔡政委,但是在军区见到叶明副政委;第二天很乱了,我去军区,叶也一直和我在一起的。那几天他始终陪着我。(后来)他临终时还叫他儿子转告,要我过去……冲乱后,当时军区的甚么……李良?不是,那时他还没资格参加这种会……也不是叶明……我实在想不起来了……

  (来访者说原来谢、王一行是准备20号接见“百万雄师”的,因为他们的意见还没有充分表达)

  谢富治是副总理,我们都希望他说话,他不说话,只是说“老俞呵,写个头头的名单”,我写了他就不说话了。接着王力说我们怎样怎样。这个人很糟糕,带了派性观点来的。如果王力不是这个态度,那天的事不会那样。

  (来访者说,我觉得你们一开始对王力和文革小组就没有抱希望,有标语、有谣言……)

  呃,呃……

  江青这个人是很不好的。审判江青的会我参加了。是湖北省委派去的,省委去了5个人,大家都知道为什么叫我去参加。现在怎么说她好,我是决不赞成的。林彪、江青两个人,确实干了好多坏事。江青在审判的时候,还凶得很嘛!要不是他们两个人,武汉不会弄成那大的矛盾。

  (来访者问:后来平反和审判时,你们揭出了他们“操纵、制造‘720事件’”的证据吗?)

  ……

  (按:沉吟了半天,没有答)(2006年6月5日 )

  ◇ 文革运动以后

  王群原来是部队的,他知道不少情况。1983年由王群提议让我担任经委主任,结果许多人都想搞,最后让冯传武搞,我任副主任……后来陈丕显找我,同王群商量到外经委工作,这是个肥缺,争取的人很多。于是安排我到(武汉外经委)驻香港办任办事处主任。陈、王问我需要多少钱,我一时无法回答;刚好我一个战友任华润集团副总,他说你来,有困难我帮助。就这样我没有带一个钱去了香港……当时国内急需冰箱压缩机,我在战友帮助下,从日本、西欧搞回一大批压缩机,解决了燃眉之急,赚了二、三千万。(2005年11月29日)

  陈丕显到湖北来的第三天,就找到我,并说“我是第一个找你俞文斌的,我没有找其他人。我想让你当省总工会主席”。我说那怎么行呢,我怕搞不好。陈说,主要是想让我出来稳定两派的情绪。……陈丕显到中央后,准备要我当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我说干不了,不是那块料。他说“先干乾再说,以后再安排干别的事”。我还是没有去。

  你们造反派中有一个干部赵修,我始终跟他搞不好。在一次省委开常委会,他站在沙发上指责我,我很气,也站在沙发上骂他:你是个什么东西!我对他的印象不好。现在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我有时真不愿意回忆。能跟你这样轻松的谈话是少有的……(2006年3月21日)

  “七二零”以后,我抓进去关了四年另八个月,1971年下半年出来,一出来就到当阳县官当公社蹲点,任公社一把手。我是个外行,对农业一点也不太懂。好在王群专门去陪我,我在哪里,他在哪里,他老跟着。那时他在部队,是军代表,可能对我带有监视性质。可我们后来两人关系很好。

  陈丕显来了后,二、三天就找到我,要我担任省总工会主席。我找马学礼一打听──他当时是省总工会副主席,是全国劳模,别人不敢奈何他。另外三个副主席都是造反派,而且分得很清楚。我怕两派又搞起矛盾,所以坚决推辞不当。正因为如此,陈丕显才决定让我担任省委常委的,一干就是10年。

  陈丕显调中央后,多次要调我去全国总工会担任副主席,最后要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陈丕显用小车把我接到中南海,他住在中南海。那时胡耀邦也要我担任全总副主席,胡是个很好的人,可我这个人不适应当官。陈丕显介绍我认识了汪道涵,想让我去上海……后来在黄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黄是你们造反派的,从江西调来。

  当时中央批准了七个人(按:指编制,香港办事处),实际上市里只给了三个人,这三个人都是你们造反派的人,一个叫潘金青,是湖北省进出口公司的造反派头头,是个很能干的人,很会做生意;一个叫张德仁,另一个叫陈言,是武汉机械学院的学生,其母亲是省总工会副主席,父亲是内蒙古区委书记,高干家庭。陈言当时三十左右,不诚实。他认识了北京的李志,李骗了我们的二千多万元,这是我们赚的钱,市里的钱没有骗走。李志将钱骗走,把他的老婆孩子家人全部迁往国外去了。

  陈言急得无法,想自杀,闹了一个星期。我怕他真的死了,天天看着他,他是高干子弟,出了事不好说话。一个星期后,他好了,我却病倒了。脑血栓脑梗塞,当时疏忽了,不在意。后来不省人事,陈言把我送到医院。命保住了,但失去了再工作的能力。这样我的大女儿才以到香港照顾我的名义,由女婿(省公安厅的)办理了去港的居留证。我那时跟外经贸部的部长关系不错,要不是病倒了,现在可能会又是一个样了。你那时要是认识我,说不定我们是很好的合作夥伴。(2006年4月4日)

  我那时负责中南一片。姚帮军给我安排了不少副主任,广州、深圳、香港、澳门都设了副主任,我是主任。我来回都在这些地方跑,担子很重。从1977年起就担任省委常委,一个月有一星期在开会。在香港,我开会就少了,主要是赚钱,胆子重责任大。有成绩是副主任的,有责任却是我这个当主任的。姚帮军搞了不少鬼。

  我很喜欢你讲话,真是讲到我心里了……

  正当我准备去台湾的时候,没有想到病倒了,我开办的公司下面还有许多子公司,都由一个很能干的、你们观点的人,代表我参加了许多会议,并干得很出色。我的省委常委(职务)就此结束了。这是1987年的事了。(2006年4月20日)

  1967年7、8月被抓,正直大热天,我上穿一件汗衫,下穿一条短裤,我们同去8、9人都被抓了。我们关在宝丰路一所,全是单关。那时我太太拿着我换洗的的衣服到处找,跑遍武汉三镇所有关押人的地方,就是不告诉关在什么地方,多寒心呀!我太太一个女人,还是你们造反派的,那时女儿还小,多艰难呀。尤其是民众乐园那次,把我打得要死,拖到看守所睡了七天七夜,就象死了一样,昏迷不醒……当时是准备枪毙我们几个人的,多亏了一军一师的那位政委,他保护了我,他几乎每周都到看守所,直接进入牢房和我谈心。后来才了解到他就是市中级法院的院长,是一军一师政委。

  (来访者告诉俞,其他人和自己的一些遭遇)

  你不要老是回忆过去,要怪都怪毛泽东怪江青。我劝你不要想那些事,有些资料不要看,也不要带到我这里来,毛泽东没有干一件好事,建国前就有很多错误,但那时成绩是主要的,建国后毛泽东完全错了。你呀,我看要是做生意一定是个大老板……(2006年5月16日)

  ◇ 中央领导的关心

  前不久,有个朋友想我同他一起到北京找吴官正,是一件经济案子;我感到很为难,吴现在正是高位,而且又是经济案子,我怎么找他说?是非我都不清楚,说什么?李鹏跟我的关系也不错,有些事也不能瞎帮忙。(2006年3月21日)

  陈丕显调中央后,多次要调我去全国总工会担任副主席,最后要接替倪志福的位子。我到北京后,陈丕显用小车把我接到中南海,他住在中南海。那时胡耀邦也要我担任全总副主席,胡是个很好的人,可我这个人不适应当官。陈丕显介绍我认识了汪道涵,想让我去上海……后来在黄知真、王群的安排下去了香港,黄是你们造反派的,从江西调来。(2006年4月4日)

  我很想到北京去看看吴官正,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他在葛化时我不认识他。后来他任科委副主任,我任经委副主任,同住在天津路4号……他常来我家串门,我也常去他家串门。告诉你,吴官正还是你们造反派呢,他是清华大学的一个造反派头头,他曾谈起他造反的事。我说都过去了,还谈干么事,现在关键是把工作搞好就是。我估计他可能只做得这一届。不管怎样,我还是想到北京看看他。(2006年4月20日)

  87年还是88年,陈丕显找,要我去全国总工会,准备接替倪志福。我说等我把香港的事处理好了后,就去北京,请你给我三个月的时间。没想到病倒了。(2006年5月13日)

  我在电视里看就知道江泽民多次找过我,我也找他。×××,他希望帮我安排见江一面。但他忙,我不知他为什么那么忙,后来他离职前,非常着急要见我。一次,我就去了北京,江的一个秘书都和我见面了,秘书说总书记要找你,已经三天了;但不巧,他外出下农村了。我爱人那时有病,就没有等到他回来,我离开北京了。所以始终没有见到他。我们将来一起去找江泽民吧,他现在没有那样忙了,应该可以见到。

  刘华清也亲自出面几次,帮我联系,我知道他找我有三次。这些事想起来也很惭愧。这些老同志来找我……江讲他是“百万雄师”观点的;不止一次讲,我知道他讲过好几次。

  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记录“百万雄师”的,一定能完成得很好(拍肩膀表示相信),我听你的,我们一起去找江泽民。江、刘都要去找。(2006年6月5日 )

  ◇ 关于自己以及文革研究

  你送来的几本书,我认真地看了,文化大革命过去几十年了,还提它干什么?我不想再去招惹麻烦,书里也把我扯上了,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去世后,管他怎么说,怎么界定,那是以后的事,你说我说的对不对?

  其实我这个人是个很好的人,我不喜欢搞人。你那时不认识我,可惜了;当时你要认识我,不会有很多事的。都怪毛泽东,不是毛泽东,那来的文化革命呢。都是瞎搞。你们现在还写这些干什么?现在我只想平安过日子,不想那些事了。这些历史,等我们死了后再说。反正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历史总是留给后来人去写。(2005年12月7日,电话诉说)

  谈起过去,我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不是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怎么会这样呢?“七二零”以后,我被关在市一看守所,每天拉出去挨斗;尤其在民众乐园那次,我被打得昏死过去一天一夜。一些年轻人从排水管道爬上去打了我,他们的人也管不了。难道我真的就是杀人恶魔吗?……后来在关山一带的大厂批斗,我简直没法活下去。那时在监狱支左的一军一师的一个政委,对我很好,经常开导我,安慰我。……我不是像造反派说得很坏的人,我这个人其实是个很好的人,我跟谁都可以搞好关系。象韩宁夫、赵辛初、陈丕显、吴官正等,关系很好。……我当了10年的省委常委,我每次去北京就住在陈再道家里,他是粗人,有怨气;“百万雄师”抓王力,打错人打了他,所以他有怨气。陈再道写了一本书,他的书稿首先就送到我这里来,我看,他在书里骂这个骂那个的,搞么事呢?这不好,不客观。这个书是张体学的儿子(他的秘书)跟他写的。(谈到陈没有把客观真实留给后人,相反有负面影响)就是嘛,那为么事呢?因为他只有那个境界。

  (听来访者诉说造反派的遭遇)都怪毛泽东,他不搞文化大革命,就什么也没有了。(来访者说两派中都有坏人)两派中都有坏人,连共产党内也有坏人,这没有什么奇怪的。(2006年3月21日)

  我看你这个人很好,我们合得来,尽管你是造反派,我是保守派,但我跟你认识,觉得你为人诚实,能客观地看待问题。我这辈子最遗憾的是没有人能理解我,你们造反派总把我当坏人。这是我的不幸。要你们造反派都像你这样理解我该多好啊!

  “七二零”后,我带了7、8个人去新华工,张立国却把公安联司的搞来了,把我抓走了。同去的7、8个人全都是“百万雄师”的高层人员。这一关就是4年另8个月。……他们在道路旁边布满了荷枪实弹的造反派,气氛相当惊人。反正是新华工的把公安联司的人搞来把我们全部抓了。毛泽东在打仗方面是很不错的,但我就想不透他为什么要搞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错误。(来访者说:主要是反修防修)要反修防修也不能这样搞,我们都是受害者……(2006年4月4日)

  (一起在俞家进餐,席间)我太太就是你们造反派的,虽然我们观点不同,但在家里我们不谈那些不愉快的事,所以家庭关系一直很好。

  ……另有一个人也是我想看的,就是一军一师的政委,原来是军代表,对我很好,我在看守所时承蒙他关照。后来他主管法院,是法院军代表。后来是一军军长,现在在浙江。

  李良现在很好,他不喜欢你们造反派。军人嘛,他就只那个素质,就素质而言,他比不上我们俩人。有机会我带你到他家去玩玩。他知道不少事情,你可以问问他,但要注意方法。(关于来访者去年12月赠送的《东湖风云录》一书)

  我看了后感到不适宜送人,因对前期讲得过多过细,所以我考虑后没有送人。(按:原来俞意要了几本,分送他身边其他的“百万雄师”朋友读)怎么不把“720”以后情况写写?(来访者问:你能写点东西吗?)我想写,又能写,但我的手也发抖。(来访者说:你应该写一个真实的俞文斌,首先必须具备客观公正,否则就不是真实的俞文斌)哎,你可以写好,我可以找章迪杰,再找另一个人来,也是我们中的人来一起写。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

  过去的事情,很多都是毛泽东搞的,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搞错了,他应负责。

  (来访者说:对毛泽东的评价问题,也要客观公正对待。文革过去几十年了,我们不能用文革思维或文革行为方式看待过去所发生的一切。我们都是文革过来人,或多或少都带有文革情结……)老×呀,有些事,我认为你还是说得有道理的,我们以后再作进一步交流……(2006年4月20日)

  (开始就谈起上次提到的《东湖风云录》一书)我谈谈对书的看法,作者是造反派吗?他怎么掌握了那么多那么细的资料?总的我认为书是写得可以的,所掌握的资料很详细,具有一定的说服力,但里面也有重复的,如王力的事,可以说在这个问题上我最有发言权。

  这个书给人很多思考。这书没有写完,尤其是关于“百万雄师”方面的事比较少,“七二零”以后的事没有。我们丢失了不少资料和文件,现在还可以找到一些文件和资料,尤其是军区当时的那些文件,还保存了一些,我都可以拿出来。(2006年5月6日)

  (端午节的电话联系)老×吗?有什么事?(你说你想见《东湖风云录》的作者,他到汉,你能方便见一下吗?)到时候再说,他写《东湖风云录》时也没有征求我的意见,书也出了,我不想再去谈过去的那些事情,你就把我的这个意见转告他吧。我不想惹麻烦。(你前阵子不是说很想见他吗?)到时候再说吧。(2006年5月31日)

  (来访者说需要沟通,说清楚历史)要是我们不沟通,说不清楚,以后的人就更说不清楚了。书要重新写,详细写。我们俩好好谈谈。这几天我就准备下,我们一起准备……

  (当来访者谈到毛泽东本来意图是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要联合;67年7月从武汉到了上海,心里很沉重,还问武汉为什么不能做好两派的工作时,俞当即接)毛为什么“想不通”?他问这个?!这要问他自己!他这边这么说,那边那样说,怎么不搞起来呢?

  (来访者说,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是对的,谈当时自己对文革的看法,赞成些什么,反对些什么)你那时要看见“百万雄师”,你也会参加“百万雄师”的……
……

  你要告诉美国之音他们的记者,我现在可以给他们谈了,我在电视上就知道他们一直在找我,我那时有病,怕说不清……我是香港的身份……(2006年6月5日)

华夏文摘增刊 第五九二期 二○○七年八月十五日

级别: 总版主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10-10
荣根
荣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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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二零”事件 1967年7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亲临武汉试图解决湖北文革问题。湖北省军区独立师部分指战员和武汉群众组织“百万雄师”,抵制中央处理问题精神,冲击武汉军区和东湖宾馆,绑架、揪斗、殴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在全市武装游行,形成在文革发展变化中有重大和深远影响的“七·二零”事件。 7月18日周恩来在武汉军区二级部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代表毛泽东和中央对解决武汉问题的表态,表达了对处理武汉问题的基本方针。得到毛批准的武汉部队《公告》中将“七二零”事件称为“明目张胆地反对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军委、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叛变行动”,并称事件“是在部队内和'百万雄师’内极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进行的。而王任重和陈再道则是上述事件的罪魁祸首。”27日,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名义,给武汉市革命群众和广大指战员的信称此事件为“严重的政治事件”;并称:“你们英勇地打败了党内、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极端狂妄的进攻”,“你们的大无畏精神和果断手段,已经使一小撮人的叛逆行为,一败涂地。”“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涨开始了。”并且改组了武汉军区党委。毛泽东、周恩来逝世后,文化革命被否定。1978年11月,中共中央批复湖北省委、省革委会、武汉军区的报告,为该事件平反。该报告称:“七·二零事件完全是林彪、四人帮反对毛主席,反对周总理,反党乱军,挑动群众斗群众,以达到其破坏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而亲手策划挑起的一个重大事件。” 

    文革结束后,除了官方有少数有关“七·二零”事件的报道以外,“百万雄师”的13名常委从未接受过记者的自由采访,他们也从未发表过回忆文章,他们中4人已经去世,所有的人已经年逾古稀,他们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据章迪杰讲,当年除政参部长蔡俊善是高中生外,其他人全部是小学、初中文化程度),已经存世的大量“七·二零”事件的记述,研究文章绝大部分来自当年造反派人士的见解。所以“百万雄师”的内幕显得较为神秘。他们当年和今天的真实想法和有关背景资料更是鲜为人知,扑朔迷离。

    在举世震惊的武汉“七·二零”事件发生四十周年之际,从2007年3月到6月,笔者有幸能接触到当年“百万雄师”的一号头头俞文斌先生,“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常委、当年任联络部长的章迪杰先生等“百万雄师”的高层人员。与他们进行了多次深入交谈。笔者是首先认识并接触章迪杰先生的。章迪杰先生2004年5 月前写了10余万字的书稿《疯狂岁月》,较详细地记录了从文革中“百万雄师”成立,到“七·二零”事件发生,中央表态后“百万雄师”主要头头被监禁、关押,到1972年3月被释放,以及释放后直至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前他们同湖北的造反派头头之间的斗争。以及1978年11月26日中共中央为他们公开平反的过程,都有较为详细的交代。章迪杰先生希望我能帮助他完成这部书稿的写作。我自觉未亲身经历此段历史,况且关于“七·二零”事件的记录和论述已是汗牛充栋,再重复写别人写过的这段经历,如果没有新的素材和观点,很难引起读者的兴趣,而且本人的能力也很难胜任这一工作,不如就本人所大量阅读的关于“七·二零”事件有关论述(本人今年上半年以来阅读的有关“七·二零”事件的各种资料、传记、专著达100万字以上),以第三者的眼光,提出若干问题,以问答的形式,写出采访记。章迪杰先生觉得这种方式可行。双方谈过几次。章先生有些事情不在现场,不是当事人,经我提出要求,章先生又约请俞文斌先生等人一起谈了4次。俞先生1987年患中风、脑梗塞,现在尚能讲话和行走,但记忆力有所减退。所以,每次会见,章先生均在场作陪,其中第3次俞先生还约来了沈邦安(曾任“百万雄师”联络部副部长、文革后任武汉市二轻工业局副局长)、王少荣(“百万雄师”骨干,武汉列电基地保卫干事)等参加访谈会见。俞先生对抢救文革史料很关心,后几次会见均是他主动打电话约见我的。在回答了我两次的提问后,俞先生拿出署名李明的《陈再道将军与武汉“七·二零”事件》(载《中华传奇》2005年11期)的文章,约13万字,让我复印,两天后,俞先生又打电话来问我读完了这篇文章没有,并主动约我第三次见面。在第三次见面时,俞文斌先生说,李明写的那篇文章很真实,你要写“七·二零”事件,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我当即随便翻开其中一页,在六、七百字的文字中,我指出本文连续出现4个史实的错误:如武汉大学“三家村”问题,明明是王任重操纵湖北省委抛出“三家村”,根本不是“武汉街头出现揭发武汉大学‘三家村’的大字报”;工总的全称是“毛泽东思想战斗队武汉地区工人总部”,李文却写成“武汉工人造反总司令部”;工总成立于1966年11月,李文却说“当年8月下旬,朱鸿霞操纵一批人马,冲进省委大院”;王任重是被武汉大学“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揪回武汉的,李文却说是朱鸿霞将其“揪回湖北”。俞先生说,前面的事与我们“百万雄师”无关,我认为后面写的“百万雄师”部分是完全真实的,希望你在他的文章基础上增加一些内容,然后设法出版。沈邦安先生说,别人写的文章有版权问题,不能这样做。俞先生又说,能不能我写一段按语,放在前面,然后在香港印成书出版,我说在香港印是可以的,但是要全部由自己承担费用,没有任何一家出版商会将这篇在杂志和网络上已经刊登过的文章编辑出版。俞先生中午在汉口江边的亢龙太子酒店订的包房里宴请我们。吃饭时,他问我能否找到李明这个人,我说只要找到杂志编辑部,即可联系到作者。俞先生委托我一定要找到李明其人。第二天,俞先生去深圳,在深圳,俞先生专程打长途电话问我是否找到了李明,我回答说上网查询了一下,那篇文章落款《中华传奇》2005年第11期是假的。《中华传奇》根本没有登载过这篇文章。俞先生后来告诉我,他打电话问了李文中提到的鲍邦林先生,李明署的是化名。

    以下是访问俞、章等人的记录。

问:请介绍一下你们个人文革前的经历

    俞文斌:我1933年出生在浙江省新昌县,我原是木工,1951年元月当兵,1954年,军队要成立导弹基地,于是在全军抽调了1000人到河南信阳学习,开学时,中央军委还派了两位将军来讲话。半年后,导弹基地不办了,学员解散时,将我分配到武汉市机械工业局任武装部干事,文革前已经是武装部的副部长了。

    迪杰:我是1936年出生的,文革前为武汉市硚口区房地产公司第五房管所工会主席.

问:职工联合会为什么解散了?

    迪杰:文化大革命是揪斗党内走资派,而我们这一派的绝大多数是党团员、劳动模范、工农积极分子。老干部是培养我们劳模、党团员的人,我们怎么会去反对他们呢?

    “职工联合会”是“百万雄师”的前身,1966年12月11日,在武汉体育馆召开了成立大会,由市长刘惠农授旗,办公地点设在汉口万松园路的武汉市总工会里,一号头头叫崔景德,是武汉重型机床厂技校的电工,曾任“四清”工作队队员。市里还拨了棉被、自行车、办公桌等物资。市委秘书长黎智说,工人总部每月要的经费是三千元,你们只要一千元,不够用,就批准了每月两千元作为活动经费。当时会员总数达到四、五十万人。

    因为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负责人李一清说“职工联合会”是保守组织,所以,“职工联合会”发动全市的基层组织1967年元月2日至4日到湖北省委去造反揪李一清。因送饭车在路上受阻,群众在省委坚持了3天,“职工联合会”的头头却没有出面。由于头头们组织无能,指挥无力,“职工联合会”自行一哄而散。

    “职工联合会”解散以后,几个大的组织成立了一个全市性的组织,叫“专批刘邓联络站”,联络地点设在新华路体育场东司令台,可以相互照应。

    俞文斌:我们当时成立了一个组织,叫“红武兵”,就是“红色武装基干民兵”的意思。我们的组织发展很快,没有几天就发展到27万人,而且我们手上都有枪。武钢、一冶、长航、铁路、中央在汉的大单位都参加了。我们组建“红武兵”的目的是为了稳定民兵组织,所以省军区及市人武部、全市各级武装部的干部都支持我。当时最积极的是一轻局的武装部长,他是老红军,他一讲话,大家都支持我。市人武部政委巴方庭对我是积极支持的。我看老红军、老干部都支持我的工作,我就答应当“红武兵”的一把手。“职工联合会”垮台后,许多原会员没地方去,要求参加“红武兵”。当时,我们组织的总部先设在景明大楼,后来,江岸区委党校将办公楼让出来给我们办公。造反派当时主要攻击我们“红武兵”,他们称我们是“黑乌龟”。我们不怕,我们手上有武器。任何组织想搞垮“红武兵”是不可能的。

    “专批刘邓联络站”有六七个组织,是个松散性的组织,办公地点设在江汉区委党校。当时刘敬胜找我,想让我参加他们的“专批刘邓联络站”,我认为我是武装部的干部,我还不想与他们一起干,我当时派了一个叫申耿生的,也是一名武装干部,代表我们组织去参加,没几天他跑回来了,他说别的组织都是主要头头参加,我们主要头头不参加不行。刘敬胜别的本事没有,但他有骂人的本事,他骂骂咧咧地要我参加。我被逼得没办法,我只得同意成立大联合指挥部。因为观点相同,他们都相信我,让我当指挥长。

问:当时为什么要成立“百万雄师”?成立“红武兵”和“百万雄师”时,武汉军区、省军区、市人武部发了文件没有?

    俞文斌“百万雄师”是“红武兵”发起的。我说小组织挨打,我们要联合起来。因为“红武兵”组织最大,我自然成为“一号头头”。我选的常委是同我关系好的,态度要积极的。

    迪杰:按组织大小,杨道安是工人,他是“二号头头”。孙运东代表贫下中农,他是“三号头头”。俞文斌代表民兵,一二三号头头代表工、农、兵的意思。后面的常委没有排序。当时党政机关已经瘫痪,所以没发文件。

    俞文斌:我说“专批刘邓”这个组织名字代表性不广泛,实际上我是不同意批刘、邓的。当时发起全市统一组织的几个主力是“红武兵”、“中学红卫兵”、“大专院校红卫兵”、“红城公社”(居民委员会的组织) “造反大军”、“贫下中农”,以及“硬骨头战士”等,以“红武兵”为主。参加“百万雄师”的组织有40至50个,人数约92万人,后来鼎盛时发展到129 万人。我同意叫“百万雄师”这个名字。我们的口号是“百万雄师过大江,牛鬼蛇神一扫光” !当时还编成了歌曲。

问:你们指的“牛鬼蛇神”是些什么人?

    俞文斌:我们当时指的是地、富、反、坏、右,黑五类。

问:当时,各级领导是怎样支持你们的,部队给您派的两名警卫叫什么名字?

    俞文斌:“百万雄师”成立时,我把中央所有在汉大单位及武汉市各区、局的武装部长都找来开了个会,中共武汉市委组织部长辛甫、市工交政治部副主任林立是我们的高参。“百万雄师”的成立大会1967年5月16日在新华路体育场召开,在江汉区委党校(江汉公园旁边)办公,6月4日搬到中共武汉市委大院办公,市委一百多位老干部集体亮相支持“百万雄师”。中央6.26电报后,6月26日下午搬到3506工厂。3506工厂的党委书记张启贵是个老红军,他们欢迎我们去。他是全力支持我们的。我们总站设在厂办,联络部设在五一俱乐部,我们吃住都在厂里。

    市人武部派了127部队两名军人跟着我,一个叫杨爱忠,河南人,是武装干事;另一个人是科长,叫张有富。他们的任务,一是联络,将我们的情况上传下达,我们组织与市人武部、省军区、武汉军区联系都是通过他们两人。二是对我进行重点保卫。他们不穿军装,穿便衣,与我同吃同住,24小时形影不离。他们的来历只有我知道,我们“百万雄师”其他常委都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我也不告诉其他人。别人问我时,我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章迪杰:这两个人是专门保护俞文斌的。总站其他负责人的保卫由雄师支队负责。这两个人直到“百万雄师”垮台时才离开。

   俞文斌:“百万雄师”成立后,原来松散的组织变成了有严密机构的全市性的统一组织,全市统一行动。当时是想夺全市的权。权本来就在支持“百万雄师”的当权派手里,但是害怕被造反派夺走了,万一夺走了,全市和各区、局的领导干部,都会被他们整死。

    当时,在物资供应方面,我们得到市一商局、二商业局的大力支持,我们要什么给什么,大量供应。吃的、喝的、穿的、戴的,我们一要送都送不赢。当时的武器有长矛、匕首,极个别的人有日本人的马刀。

问:1967年5月“百万雄师”成立不久,是否在东湖宾馆开过会,决定从汉阳开始,一个一个地扫平?网上有“公安联司”审讯的记录。

    俞文斌:当时社会上秩序已经非常混乱,我们到东湖宾馆开会,在长天楼吃的饭。总站和各分站负责人都去了,有好几十人。当时,我们内部有矛盾,与造反派也有矛盾。会议的精神是研究形势和任务。总站没有“扫平”的思想,我要求大家加强团结,然后把造反派瓦解掉。少数人瓦解不掉,就孤立了。绝大部分总站、分站的负责人也都是这个思想。我们常委会开会从来没有研究武斗。好斗的是刘敬胜,他只会搞武斗,6.12打汽配(汉阳汽车配件厂),他自己跑去,搞得一身的硫酸回来,自己吃了亏。

   章迪杰:这是我们总站成立后召开的全体工作人员会议,总站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我们在那里整整呆了一个晚上。会议是研究形势、任务、对策,当时“百万雄师”在汉阳占绝对优势,被造反派称为“敌占区”,武昌大专院校多,被造反派称为“解放区”,汉口犬牙交错,既有你,又有我,被称为“游击区”。没有研究 “扫平”的计划。

问:请介绍一下1967年5月至7月武汉几次大型武斗的情况和双方伤亡人数,从6月起,“百万雄师”是招架挨打还是主动进攻?

    章迪杰:武汉武斗的情况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66年12月到1967年元月,“职工联合会”实行“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只要上街游行,就被造反派冲击成几截,首尾不能相顾,是绝对被动挨打阶段。第二阶段是1967年4月底,“百万雄师”还是被动挨打的。如4月29日武汉棉织厂事件,造反派造谣说武棉的保守派打死了3个人,用麻袋装着丢到汉江去了,双方辩论时,保守派又挨了打,造反派还要保守派消毒请罪。第三阶段是从5月初起,造反派先使用藤条帽和木棒,我们提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这时我们就提出要还击了,我们也配备了藤条帽、木棒,双方都武装起来了。5月份,造反派搞起全市的绝食斗争,断绝交通,要为工总翻案,我们有些小厂的人不能回厂,我们就把不能回厂的人搞到一个地方住起来,形成了武斗据点。

   6月初,武汉军区邀请我们“百万雄师”总站常委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孙德洲、章迪杰等人,到军区开会。出席会议的有武汉军区叶明副政委,副司令员杨秀山、姚喆、孔庆德以及夏奎、信俊杰等部长,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动员部副部长马明、独立师政委蔡炳臣等首长。会议的议题是要我们“百万雄师”起带头作用,作表率,选择有条件的单位或系统,能回去的,都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应该说,6月以后,“百万雄师”在武斗方面是占绝对上风的。

   会议开到中午12点,叶明说,蔡政委要请大家吃饭,当我们穿过马路,到达8201师部,步入食堂时,当时正在食堂就餐的师部军官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对我们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当时武汉这种军民一家、亲密无间的关系在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

    6.17武斗是一个误会。当时叶明等军区首长要我们带头制止武斗,撤出据点。6月17日,我们将江汉区委党校的财贸系统的200多人撤回到六渡桥德华酒楼的财贸大楼,回去“抓革命,促生产”。造反派去了一车人,财贸大楼的人发出信息,被造反派包围。结果遭到“百万雄师”派出的人的反包围。

    俞文斌:现场有刘敬胜、谢敏华等人员,当时是由作战部负责。事后我到现场去看了一下,没看到武斗,只看到满街满地的砖头瓦片。

    王少荣:江汉分站的沈浩然说“6.17”死了23人,当时是他指挥的。还有几个人,罗明发、余俊才(省体委的)直接参与指挥武斗比较多。

    章迪杰:“6.24”打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是因为政参部长蔡俊善,二七区一号头头张文、《雄师报》编辑陈秀华他们三人到铁四院,回来时被造反派绑架到武汉水运工程学院。我们总站向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反映交涉放人未果,后来才采取的武力。6.24围水运是营救蔡俊善等人。总站的指挥是刘敬胜,封锁水面防止造反派将蔡从江面转移的是江汉分站的沈浩然。当时没有攻打“工造总司”的计划。我当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打“工造总司”。我第二天去看过现场,楼下并排有6具尸首(造反派当时有确切统计死了28个人,笔者注),楼上气窗旁的平台有将近一尺厚的碧血,后来我才理解什么叫“碧血丹心”。6.24打水运,是作战部安排的。为什么6.24同时又打了“工造总司”,汉轧(汉阳轧钢厂)等三处地方,我不理解。我对“工造”的印象不是蛮坏。可能是刘敬胜带人去打的。刘敬胜经常吹牛,说武汉部队的人说他的指挥能力可以当个司令。刘敬胜没有组织观念,他到哪里并没有通过常委会。揪王力总站没有派他去,不知他怎么钻进去的,他是自由行动者。

    俞文斌:刘敬胜的亲叔叔是刘华清,但刘华清对他印象非常坏,因为刘敬胜爱骂人,没有文化,他对武斗有兴趣,谈起来滔滔不绝,都是他搞的,我对武斗没兴趣。

    王少荣:刘敬胜喜欢武斗,只要哪里打起来,他就在胸前别个“指挥”的条子。作战部是“百万雄师”里最大的一个部,三个常委谢敏华、孙德洲、刘敬胜都是作战部的人。6.23营救蔡俊善,接着在汉口打“工造”,在汉阳打汉轧,罗明发知道。他说通过营救蔡俊善,显示了“百万雄师”的力量,当时兴奋劲就起来了,接着就去搞吴焱金(“工造总司”的一号头头)。

    章迪杰:刘敬胜有两个亲哥哥在台湾,如果他不隐瞒此事,按照“百万雄师”特别注重家庭出身、个人成分的惯例,他连参加“百万雄师”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当常委了。

问:8201部队是否分派了各团的干部到各区,参与“百万雄师”的训练、指挥?

    文斌:8201是城防部队,是一个加强师,有7个团。造反派和部队是对立的。我们去8201师部,食堂做了很丰盛的菜,首长把部队集合起来欢迎我们,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各团部自己和“百万雄师”的基层联系。

问:1967年7月15日,当时明知中央代表团来汉,为什么要去袭击游行队伍?当时电车公司的武斗是谁组织指挥的?

    章迪杰:7月15日我们“百万雄师”组织横渡长江,造反派组织全市游行。造反派故意在电车公司门口挑衅,喊“解散百匪,镇压反革命”。电车公司本身就是据点,集结了一些人在那里,以20多岁的青年人为主,有霸王鞭、铁臂摇等组织,有几个青年被激怒了,于是打起来,所以“7.15”没有预谋,是突发事件。我当时在3506工厂“百万雄师”总站,3506工厂出动了两车霸王鞭的小伙子支援电车公司。据“百万雄师”硚口分站的童飞讲,这次武斗死了3个人,是他处理的尸体,埋在东西湖。造反派这次丢了土炸弹,据说是他们把自己炸伤了。我亲眼看见了送到联络部来的新华工制作的未爆炸的土炸弹。

问:7月16日白天,武汉三镇大街上开始出现大标语:“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钦差大臣!”“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到工农中来!”“强烈要求谢富治、王力下连当兵!”这些标语是谁草拟的?“七·二零”事件前,武汉街头出现“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要爱护她。”“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的最新最高指示。还有一些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来电,这些是谁创作出来的?当时的指导思想和目的是什么?

    章迪杰:“百万雄师”的标语口号都是政参部蔡俊善等人草拟的,由各个基层组织照此去刷标语。编造毛主席指示和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的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汪士奇,他是某科室的干部。当时6.26中央文革、中央军委来电指责“百万雄师”对若干院校的围攻,编造的目的是为了稳定军心。

问:当时,毛泽东在武汉是绝密的,仅仅是军区主要领导和负责安全的刘丰知道。当时是谁告诉您毛泽东在武汉的?

    俞文斌: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的是省直联司的一号头头杨以才(文革前为省监察厅办事员,文革后为省冶金厅厅长、省司法厅厅长)。7月17日晚杨以才把我拉着就走,开车接我到东湖,他神秘地告诉我,毛泽东在武汉。你要去见见。还说毛主席也要见见你。杨以才还叫我找周总理谈谈。19日,我到了东湖、武汉军区一号楼,未见成毛、周是因为省直联司(省直机关干部)和8201部队的人冲击武汉军区,而且这些军人都带着枪支。杨以才对我说:看来今天这事办不成了,你先回去,“百万雄师”中知道毛在武汉的就我一个人。杨以才后来又告诉我,中央要我们两派各派100人到北京去谈。

    章迪杰:我40年来都不知道这件事。今天听你们说才知道毛主席当时在武汉。

问:当时专揪王力指挥部的副指挥长杨以才明明知道毛主席在武汉,为什么还要去揪王力?

    俞文斌:杨以才找王力是想了解他的面貌。

问:7月18日,周总理在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军区支左有错误,甚至很严重,建议陈、钟主动承认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工总平反;要以三钢、三新为核心团结其他组织;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红三司是倾向保守派一边的群众组织。谢富治、王力在讲话中都没有提到百万雄师是保守组织,你们怎样看待周恩来当年的表现?

    章迪杰:我们当时只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不知道周总理和毛主席来了。当时武汉军区尽管亲我们这一派,但对我们是敬而远之,除了收缴武器、制止武斗、撤出据点要我们带头以外,其他不会跟我们讲什么。我们当年对周恩来绝对相信,也没有反感。

问:当年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王力?“四点指示”是周总理讲的,王力从未讲过“四点指示”,为什么说是王力讲的?是否知道王力背后有毛主席和周总理支持,是否想压迫中央改变态度?还是你们认为谢富治、王力在水院的讲话公开支持了造反派?是谁把“四点指示”传达给百万雄师的?

    章迪杰:毛泽东当年的意思是先把两方的工作做好了再表态,所以请周总理打前站,王力、谢富治18日送走周总理后就到武汉水利电力学院造反派的据点表态: “武汉的问题一定会解决得最好,因为武汉地区有一支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派,造反派受歧视、受打击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王、谢一表态,必然引起群众过激的口号。因为中央文革是全力支持造反派的,我们当年最恨中央文革的人,所以把矛头指向王力。

    为什么8201的战士要殴打王力?听说8201的战士向王力诉苦,说我们挨了很多打,王力说:“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你们最大的爱护。”那些战士说,我们今天就来爱护你一下,所以把王力的眼睛打肿了。

    王少荣:原来中央安排两派各派100人去北京解决问题,如果去北京谈,不会出现激化对立的局面。造反派播放王力、谢富治在水利电力学院讲话的录音,利用他们的身分、态度,激化了矛盾。

    章迪杰:“四点指示”是从部队传出来的,“百万雄师”的各个分站都是军代表传达的。而且都说是王力讲的。

    王少荣:上街武装游行是抵制中央文革的错误路线。因为“百万雄师”当时在党内、党外都是大多数,承担着“抓革命,促生产”的重担,中央突然来了这么一个大转弯,这么做既是反弹,也是叛逆。当时如果知道(“四点指示”)是毛主席说的,“百万雄师”是会绝对服从的。

    沈邦安:我认为当时中央的表态(指“四点指示”)是错误的。

    章迪杰:他们把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埋头苦干,17年的依靠力量说成是“保守派”、反革命,肯定会引起巨大的反弹。

问:当年揪王力,说是百万雄师、武汉公安、8201部队的人干的,当时主要是谁干的?据说当时百万雄师成立了“专揪王力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铁路局,主要是哪几位同志?是否有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的计划和行动?“七·二零”时,百万雄师、公检法和8201多人冲击东湖宾馆,你们当时是怎么统一行动的?由谁指挥的?当时,您们是否知道毛泽东就住在那里?

    章迪杰:7月19日晚,我们在3506工厂吃过晚饭,我参加了常委会,当时决定派杨道安、孙德洲、余均才(“百万雄师”总站工作人员)三人去武汉军区大院落实“四点指示”。因为军代表向各分站传达“四点指示”后,各单位的人自发地涌到军区大院。他们三人到达武汉军区时,那里已是人山人海,据当时统计,各分站到军区的车辆有273辆,1万3千余人。他们是去落实究竟有无“四点指示”的,不是去揪王力的。当时知道消息的只能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和军区的人,揪王力肯定不是“百万雄师”去揪的。

    “专揪王力指挥部”指挥长是谢敏华,副指挥长是省直联司的杨以才,指挥部地点就设在武汉军区对面的武汉铁路局大楼的七楼。封锁机场、码头、火车站,当时总站有这个提法,但没有行动,行动主要在军区。“七·二零”事件的发生,我们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上街游行是8201部队先搞起来的,“百万雄师”是跟进的。

    俞文斌:原来周总理准备接见我们,我主要想亲自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关于“七·二零”揪王力,8201部队的人很坏,不听招呼,跳到桌子上,打人,都是他们干的。有人打了王力,并把他架走,把事情搞复杂了。但“七·二零”事件的责任主要怪毛泽东。

    我们反对中央文革、“四人帮”,其实就是针对毛泽东,武汉军区军训部副部长李良应该很清楚这些事情。

问:冲击东湖宾馆和武汉军区,谁在现场?

   章迪杰:冲击东湖宾馆,“百万雄师”园艺军东湖分部(东湖管理处)头头雷荣华知道经过情况,我不在现场。

问:当时营救王力,保护毛泽东的是否是孔庆德和后来连升三级的武空副司令刘丰、8199政委张昭剑?“七·二零”事件后,他们成为英雄和功臣,但是有人说他们原来也是支持百万雄师的,8199部队也参加了揪王力的行动。“七·二零”事件最大的受益人有3人:刘丰、张昭剑、孔庆德,您今天怎么看他们?

   章迪杰:我们审问了王力后,孔庆德进去了。孔庆德叫刘敬胜、谢敏华退出去,张昭剑是在孔庆德出面后接的手。他恐吓王力,说“百万雄师”和8201的人正在到处抓你,带着王力往山上跑,深一脚、浅一脚,慌不择路,把脚崴了,说是“百万雄师”打骨折的。张昭剑先把王力控制在8199部队二连,然后刘丰从张昭剑处接过王力,把王力转移到武汉空军。刘丰为什么要救王力,因为吴法宪事先打了招呼,要刘丰不要听武汉军区的。在武汉部队的范围内,部队没有反对“百万雄师”的,空军虽不是支左部队,但他们也是同情支持“百万雄师”的,当时部队是一边倒,不管是陆军还是空军。刘丰、张昭剑两人当时有投机心理,乘机立了功。

问:陈再道90年代对武汉军区副政委谢胜坤说:武汉军区都是好同志,孔庆德除外。孔是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的指挥长,对武汉的运动负有重要和直接的责任。但 “七·二零”以后,孔反戈一击,将自己做的事都推到陈身上,是货真价实的风派人物。而且孔庆德是最大的受益者,“七·二零”以后,军区常委仅孔一人不受曾思玉排斥,还当上了省委书记。

    俞文斌:我不喜欢孔庆德这个人,一向对孔庆德没有好感。刘敬胜喜欢跑到孔庆德家里去,回来又向我们吹牛。

问:《东湖风云录》说:百万雄师的作战部长汤忠云指挥了六渡桥6.17、6.23围攻武汉水运工程学院、6.24血洗工造总司事件,还把工造总司的二号头头、人民仓库的代鹏从家里捉到市委大院亲手杀害,您是否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章迪杰:汤忠云不是作战部长,他是雄师支队(相当于警卫团)的负责人。代鹏是江岸分站派人去捉的,因怕他叫喊,将毛巾塞在嘴里窒息死亡的。代鹏的尸体是汤忠云处理的。

问:请讲讲从7.20到7.23四天上街游行的情况,游行的目的是否想迫使中央改变对武汉运动的表态(毛是这样认为的)?

    章迪杰:“七·二零”的游行是有组织的。当时打算在汉口新华路体育场斗王力,因王力被张昭剑等转移,于是从上午10点钟开始,武汉三镇凡是能通车辆的街道都是塞满了汽车,所有单位,凡是能上街的汽车都上了街。黄石、荆沙等地的消防车也拉着警报,风驰电掣地赶往武汉,既有军车,也有消防车。仅一冶(第一冶金建设公司)就派出100多辆20吨的红头、蓝头的载重汽车参加示威游行。军车架起机枪,“百万雄师”的车辆上都举着长矛,“七·二零”那一天,驻扎在宝丰路的8201一个团,有20余人来到3506工厂“百万雄师”总站,他们脱掉军装,戴上了“百万雄师”的袖箍,参加了游行队伍。还有三五成群的战士来到 “百万雄师”总站,要求参加“百万雄师”。后来指战员越来越多,袖章一时缝制不及,我们就只好将印有“百万雄师”字样的袖章布整匹整匹地发给他们。 8201部队当天印发了《特急呼吁》传单,传单上印的“最高指示”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传单里说:“我们认为‘百万雄师’是真正的革命左派组织。他们是‘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拥军爱民’的模范,是制止武斗和打击牛鬼蛇神的英雄。谁敢妄动‘百万雄师’一根毫毛,我们就毫不留情杀他个片甲不留!我们再次重申,黑工总是个地地道道的被反革命分子操纵的组织,我们坚决踏平工总,为民除害。‘三新’,‘二司’的大方向完全错了。”武装游行共搞了4天,当时根本没想到后果。

    7.20我们已经游行,武汉军区的人打电话给我,说要我们派100人去北京谈判。我回答说我们哪里也不去,我们要就地解决问题。

    打倒王力的大游行持续到7月23日。这几天的示威大游行,是“百万雄师”和驻地部队、百万人民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和林彪、四人帮妄图篡党夺权阴谋活动的一次殊死大搏斗,是举世无双的革命壮举。

问:“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为什么要去攻打武钢、一冶一中、新湖大。新一中、二十中、二十九中、华师一附中?直到7月24日晚上,还派一万多人攻打武汉体育学院,晚上出动18车人,次日出动38辆卡车,3辆卡车、一辆消防车?直到周总理来电话才停止?

    章迪杰:总站不知道这些事情,估计是下面单位自发地搞的,当时他们认为总是不行了。

问:请讲讲7.23中央表态后你们13位常委的经历:你们怎样被捕、被关押了多少年、什么时候释放?从释放到正式平反,你们在干什么?你们退休前在各单位担任的职务?为什么13位常委中只有6位被关押,平反时报上点名只有10位?

    俞文斌:7月16日深夜,谢富治、王力到了设在3506工厂的“百万雄师”联络总站,谢富治要我写了13个常委的名单装在口袋里。然后一句话也不说。7.23中央一表态,就按照名单抓人。

    王少荣:7月26日下午,总站将所有工作人员及物资装了六辆大客车,由一辆吉普车带路,直奔东西湖额头湾,准备将总站转移到东西湖。因未联系上,又转往古田三路公安学校和姑嫂树的东风中学。当即商量决定:几位头头仍回3506工厂观察了解情况,组建第二套临时领导班子在此留守等待头头的消息。

    章迪杰:7月26日深夜,“百万雄师”联络总站举行了最后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俞文斌、杨道安、孙德洲、章迪杰、李本富与武汉军区领导交涉处理善后事宜。其余常委帮忙指导群众疏散,能回家的回家,不能回家的投亲靠友,尽量避免遭受重大打击。

    7月27日上午,俞文斌等一行五人,由杨道安开车,乘坐一辆苏式吉普,跟着造反派庆祝胜利大游行的车队,从汉口3506工厂到达武昌洪山宾馆的武汉军区支左指挥部。当晚叶明副政委、杜宪章、夏奎部长等领导在洪山宾馆接见了我们五人。俞文斌提出,请武汉军区帮助我们印发一个声明,“百万雄师”的责任由全体常委承担,听候处理。我们要求对“百万雄师”的广大成员不要打击报复,应该让他们回原单位“抓革命,促生产”。当夜,我们住宿在洪山宾馆。次日,因军区没能帮助我们印刷声明,我们决定留下孙德洲、李本富等人告诉我们的去向。然后我们三人开车直奔新华工,希望新华工郭保安(华中工学院学生、“七·二零”前红司新华工的一号头头)等人起调停的作用。我们一向认为新华工与其他造反派不一样,他们是大学生,理解中央的政策要好一些,同时也希望新华工能帮我们将声明印发出去。我们被安排在一栋楼房的三楼,我们吃饭、洗澡都有人跟着。7月31日凌晨两点,公安联司一号头头田学群等人来到我们的住地,向我们宣布:“你们是 ‘七·二零’反革命暴乱集团的首犯,现在对你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说完就将我们三人(俞文斌、杨道安、章迪杰)押送到汉口老法院(当年市公安局十三处)的看守所牢房。在此处关押一个星期后,8月6日晚,我们被戴上手铐,转往宝丰路湖北省第二监狱,其他几名“百万雄师”负责人也先后入狱,集中关押在宝丰路监狱,直到1972年3月才解除监禁,被关押的时间长达4年零8个月

     俞文斌先生对他们投奔新华工,新华工将他们转交公安联司一事一直耿耿于怀,在采访时多次提起,但他们都记不清当年接待他们的新华工头头是张立国(华中工学院学生、“七·二零”事件后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团省委副书记)还是郭保安(笔者注)。

    王少荣:7月26日晚俞文斌等5名头头开车走后,留在东风中学的我们将卸下的物资作了处理。把上百斤一捆的袖章都堆在教室里,把自卫的武器全部丢进了一个大水塘里。当夜,总站未转移的人员转移到姑嫂树一个大湖中央的养鸡场,由生产队长为我们送饭送水,我们忍受着蚊虫的叮咬和难闻的鸡粪。三天后,二套班子的领导李清绍与陈秀华判断总站那几位头头可能被抓了,不然不会没有消息的。于是我们决定去找总站常委、政参部长蔡俊善同志。蔡俊善是在常委中是受排挤的,他反对武斗,讲究策略,对当时总站的蛮干是有意见的。我们认为他是最有水平的领导,只有他才能带领我们应付目前的局势。7月29日下午,我们走了十几个小时赶到额头湾,听说蔡俊善已经带人在柏泉农场安营扎寨,我们又赶到柏泉农场,和蔡俊善等上百名同志会合。李清绍同志带来了“百万雄师”总站的公章,我带来了八百余元的活期存折。8月上旬,蔡俊善又带领我们极少数同志转移到沔阳县(现已改名仙桃市)长埫口,打算以这里为根据地,将“百万雄师”的汤忠云等一大批骨干接来,举办学习班,研究形势,决心组织武装斗争,上山打游击。8月14日,我们组织中的“甫志高”(小说《红岩》中的叛徒。笔者注)――朱长春及陈某某,带领公安联司开着大卡车,来到长埫口将“百万雄师”最后的据点一锅端了。

    章迪杰:为什么市委公开平反时只有10人?因为没有坐牢的人没有公开平反。“百万雄师”的常委实际上只有俞文斌、杨道安、纪登清、谢敏华、刘敬胜、孙德洲、章迪杰7人坐牢,纪登清1970年3月死于狱中,汤忠云是在1967年8月20日被公安联司追捕时枪杀。另外两名公开平反的是“武汉公安”的头头,当时是公、检、法的“一小撮”坏头头。蔡俊善在牢里只关了一个月,后来他被要回本单位监护审查,他是由市公安局发的平反文件。未坐牢的当时有可能“反戈一击”了,所以“百万雄师”的群众后来只信任我们坐牢的6个人。

     在监狱被关押期间,被批斗、遭毒打,无一人幸免。到1968年秋冬季,公安联司和造反派群众对我们的审讯、批斗、毒打基本结束。

    俞文斌:我坐牢时,后来在关山一带的大厂批斗,我简直没法活下去。一军一师的政委对我很关照,经常开导我,安慰我。他是当时法院的院长。他离休后,我还去浙江看望过他。

    章迪杰: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以后,监狱军代表何元吉等人对我们的态度由阴转晴,脸上露出了多年难见的笑容。1971年底,我们被允许从各自的监号中搬到一起,八个人(“百万雄师”常委中坐牢的6个人加上公检法坐牢的坏头头2人)头对头、脚抵脚地搭铺睡觉,比在原监号里自由多了。

     1972年春节后,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把我们送到武昌南湖的市公安局疗养所,这里不设岗哨,行动基本上是自由的,要我们边学习边劳动。请神容易送神难,要放我们回家,不说清楚,做个结论,我们是不走的。

     1972年3月21日,军管会派几辆小车,将我们连人带行李一个一个地送回家。便算是结束了4年零8个月的监禁。在家休息了一个星期,我们又接到军管会的通知,到汉口古田三路武汉公安学校报到,由武汉市公安机关军管会刘主任主持,学习了一个星期后结束。

    我们要求有个结论,拒绝回去上班。军管会又在汉口解放大道的红旗饭店继续组织我们学习,学习没有多久安排我们到农村去,我们8个人坚决不去,僵持了半年,一直呆在家里。

    1973年,中共武汉市委发出文件,对在文革中被(造反派,笔者注)打伤致残而不能坚持原来工作岗位的,应予以适当的照顾。经过各级领导多次做工作,为了顾全大局,我们才回各自的单位上班。

问:请谈谈批林批孔运动中“工农兵”的4次赴京上访。

    俞文斌:批林批孔运动中,1974年3月份,原“百万雄师”组织更名为“工农兵”,还有召集人并上街贴大字报。武汉市革委会主任、15军军长方铭,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15军副军长张绪组织安排我们“工农兵”的大小头头一百多人在汉口赵家条市财贸学校学习。省、市领导赵辛初、姜一、潘振武、王克文在首义路省第二招待所接见了我们。接见从晚上八时一直到凌晨三时。省、市领导本来想搞两派的大联合和“三结合”,因为意见分歧太大,没有搞成。

    章迪杰:批林批孔中,原造反派“三钢”、“三新”更名为“革命群众”,在反复辟、反倒退、反潮流的口号下,敦促省、市委领导转弯子。省、市委领导屈从压力,提出了否定“两清”(清查“五·一六”,清查“北、决、扬”)的六条草案、说“两清”的大方向错光了,打开牢房找左派,把当时以“五·一六”,“北、决、扬”嫌疑人的在押人员统统放了出来。昔日的阶下囚,今朝却成了反潮流的英雄。他们威逼省、市委对这些人放(人)、平(反)、补(台)、提(干)、纳(新),大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湖北武汉还出现了“党委造反”这一现象。

    1974年3月到1975年1月,俞文斌、章迪杰等组织了4次赴京汇报团,向设在北京陶然亭2号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文革小组联合接待站反映湖北武汉省市委领导“两赵一王”(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市委书记王克文)不敢坚持原则,否定“两清”的大方向的问题。我们认为,“两清”运动确实搞了扩大化,但是不能全盘否定,不能“一风吹”。动员各级党委、革委会上街造反、亮相、游行、表态,是纠缠历史旧帐。提出“打倒‘百万雄师’一小撮坏头头,粉碎右倾复辟势力”等口号,是大搞支一派,压一派,挑动群众斗群众,继续分裂工人阶级队伍。省、市委迫于造反派的压力,不仅对“两清”搞“一风吹”,而且大搞“放、平、补、提、纳”活动,对造反派头头搞“突击提干”、“突击入党”。

    上访材料的搜集和整理,都是“百万雄师”江汉分站沈浩然负责,把湖北武汉地区批林批孔运动中出现的情况,向中央作了全面、系统的汇报。在以后的几次上访中,都是呈阶段性的。只要武汉一出现重大问题,我们就带着材料及时上京汇报。我们及时地上访,不仅变“七·二零”前的被动为主动,而且有效地控制了武汉的局势。

问:九大、特别是十大以后,“百万雄师”有过几次考虑需要与造反派沟通,实现联合?

    俞文斌:“七·二零”以前,我找过吴焱金一次,准备联合。我们自己里面有些人打打冲冲,像刘敬胜。我是希望通过做工作,把造反派瓦解。但吴焱金没有接受我的建议。“七·二零”以后再没有和造反派谈过联合。

    章迪杰:1974年办学习班以后上层就谈不拢了。各个基层单位有造反派主动找保守派共同批林批孔,对付当权派。但是他们的革委会我们根本不承认,因为我们没有参加大联合、“三结合”,我们称他们的革委会为派委会。

问:请您谈谈被您称为“牵牛政策”的挂职锻炼。

     章迪杰:1975年初,批林批孔运动已到后期,中央一再强调运动要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进行。省、市委领导为了巩固发展这一相对安定的局势,便将两派主要头头分别下放农村挂职锻炼,被称为“牵牛政策”。意思是,两头牛在一起就会要打架。现在把牛牵开,架就打不成了(而造反派头头的说法是,省委对下面的内部指示是,这些派头头在武汉市会闹事,放下来搞监督,用这种方式把“三结合”中的群众组织代表赶走。笔者注)。

    1975年3月,省委书记赵辛初、赵修把俞文斌找去谈话,说根据省委意见,要他到当阳县挂职锻炼,任当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官垱公社党委书记。当时王群在宜昌地区任地委书记,赵辛初向王群交待,要他帮助和照顾俞文斌,完成挂职锻炼任务。

    杨道安因不是党员,安排到京山县任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京山县机械厂厂长【当时造反派的主要头头夏邦银(中共九届、十届中央委员,省革委会常委)、朱鸿霞(省革委会副主任)、胡厚民(省革委会常委)、张立国也分别被安排到通城、大悟、罗田、麻城县挂职锻炼。笔者注)。

    当时叫我们其他几个头头都下去,我们没去。

   俞文斌:我到当阳县后,王群也在那里,我到哪里,他也到哪里,可能对我带有监视的性质,后来我们关系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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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0-10-10
看似偶然的必然——读《“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有感 /李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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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0”事件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十年。感谢荣根先生让我们有机会了解“7。20”事件所以能发生的若干环节中的重要一环,即台前的“百万雄师”的核心当事人的想法和行为,让这一事件背后的神秘面纱第一次在大家面前打开,也让我们对此事的评判得到更多的佐证。

“7。20”事件是一批多年来一直信奉听领导的话就没错的工人及士兵第一次发现自己被党中央、毛主席看作了另类,即不再是党相信和依靠的人了。用章迪杰的话来说:“对党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埋头苦干,17年的依靠力量说成是‘保守派’、反革命。”他们在巨大的失落和极度绝望的情况下,情绪完全失控,加上当时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的支持、放纵,再加上当时谢、王等人没有注意策略和方法所发生的一起“哗变”性质的群体事件。从这个角度来说,“7。20”事件看似偶然,其实当时武汉已俱备它发生的全部条件。

建国以后的多次政治运动,已让大多数人形成了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理念:听党的话,跟党走就没有错,这个党不是自己看不见摸不着的党中央,而是与自己息息相关的顶头上司。特别是“反右”中几十万右派悲惨命运的警示,让全国人民空前强化了这一理念。文革中保守派的力量远比造反派强大,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我们今天来回顾、反思“7。20事件”的时候,不能离开共和国的历史。实际上这一声势浩大的反对毛、周的力量,正是毛、周等用十数年的时间训练和培养出来的。毛、周不可能不清楚这一点: “百万雄师”既是这个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又是这个政权的社会基础,更要命的是毛要整的党内走资历派是和这个基础融为一体的,搞得不好,载水之舟要覆舟,毛开始调整思路。从这个角度来看,百万雄师的头头说自己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有道理的,他们推动毛开始调整思路,但最终让毛完成思路调整的不是他们,是清华两派的武斗,是造反派自己。毛的思路的调整证明了保守派们那根深蒂固的理念并没有错,那怕是闭着眼睛跟领导者走,最后也一定会有好果子吃。大抓“5。16”分子也不是偶然的,这是思路调整的结果。既然造反派不能用了,那就得在他们头上安一个紧箍咒,于是毛、周、林不惜制造一个天大的冤案,用一个子虚乌有的“5。16” 把全部造反派绑上祭坛。在毛逝世之前,百万雄师事实上已经平了反,造反派事实上已被打入了另册,毛去世后他们的头头们更是享受优厚的政治和经济待遇,不少人官升多级,俞文斌从一个市局的人武部副部长一下子成了省委常委,这中间有多少级?造反派不仅被正式打入另册,而且还被踏上一只脚,好像永世不得翻身了。那知时间老人的力量太神奇,四十年光阴让当年的种种天威慢慢失去了效力,于是当年被打入另册的人们如今也有了说话的机会,这是社会的进步:再也没有不敢思想的政治贱民。

看完访谈录让我大跌眼镜的是“百万雄师”的核心成员竟然是几个文化程度很低、基本上没什么思想可言的人,也许只有这样的人才会仅在一种暗示和纵容下,就“武装游行共搞了4天,当时根本没想到后果。”于是成就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想起古人说的“刘项原来不读书”。

让我最感到最失望的是在两万多字的访谈录里,看不到他们对当年被他们无辜杀死的群众有一个字的悔意,那怕是表面上说句对不起。相比之下我对陈再道将军充满敬意,因为他在22年后的1989年态度坚决地反对部队进城,不管他主观上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实际上他已从“7。20”事件里走出来,他这一旗帜鲜明的表态实际上是在他心里已坚决地否定了“7。20”事件。

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

章迪杰:“说毛泽东尽管晚年有错误,他还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使全中国受剥削压迫的劳动人民获得了翻身解放。文化革命是对的,但方法是错误的。”

因此有朋友跟贴说现在有一个奇怪的现象,毛泽东当年全力支持的造反派,现在却是否定他的主力军,而曾经被毛泽东批评的保守派,现在却大多数理解了毛泽东。

这其实很好理解:造成派之所以造反,是因为当时他们受到种种不合理的压制,他们有强烈的改变现状的诉求,毛泽东发动的文革契合了他们的这种诉求,他们感到毛是他们最贴心的人,因此在各种艰难的时刻和危急关头,他们才会一次又一次地含泪唱起“抬头望见北斗星”。但经过文革的反反复复和不断的反思,不管自己的际遇是如何悲惨,他们中相当部分的人已经走出思想上的误区并跳出个人得失的局限性,认识到文革企图用人治的方式去解决在一个人治社会里必然会出现的种种弊端,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他们非毛是从希望中国走向法制这个角度说的,也是让自己从文革中走出来,这本身就是一种理性的进步。而当年的保守派现在才感受到这些弊端,才刚刚心生出种种不满,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现在只相当于当年初期的造反派,只是当年的造反派经过几十年的反思已经开始有了若干理性的思考,而他们要达到这种程度的思考可能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只是不知道他们还有没这个时间。

章迪杰的话让我想起几年前一个名叫卡玛的美国人拍的一部有关文革的纪录片《八、九钟的太阳》,在最后的结尾部分是这样一段意味深长的旁白:



在无数人心目中,革命已死

乌托邦的美景正以新的面貌展现

但毛的幽灵仍在徘徊

每当人们受到压迫并感到绝望

每当异议或抗议被视为非法

毛泽东的身影就可能化为希望的象徵

再次激励人们举起造反有理的旗帜



但这没有出路。这句是我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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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0-10-10
读《“百万雄师”头头俞文斌、章迪杰等采访记》有感
http://sz1966.blog.hexun.com/10935342_d.html

   首先,要感谢海纳百川在7&S226;20事件40周年前夕,发表了荣根先生的采访记。这篇采访记堪称武汉地区“草根文革”的精品文本,她填补了武汉地区文革史料的空白,让我们这些过来人得以窥探神秘的百万雄师之一斑,这也是我们企盼已久的,因而显得弥足珍贵。荣根先生的胆识、坚毅、执着、勤奋,都是我十分钦佩的。
   其次, 略感遗憾的是,被采访者似乎还存有许多不必要的顾虑,对荣根先生所问,并没有做到“竹筒倒豆子”似的回答。想当年,百万雄师武斗装备之精良,后勤保障基础之雄厚,围剿造反派作战指挥之得法;又比如7&S226;20事件过程中,出动那样多人员和车辆,军队也撩开面纱赤膊上阵投入其中,没有相当一级的头面人物出面策划和指挥,是很难达到那个“水平”的。看来被采访者可能有顾虑,我们读来不满足,好在人还在,为对历史负责,我们期待着今后有更深层次的采访记,把更多的史料抢救出来而不致被岁月的尘土所淹没。
   其三,决不能同意“7&S226;20事件是百万雄师反对林彪、江青反党集团的壮举”这一毫无根据的说法。党中央的主席亲临武汉解决武汉地区文革问题,这在历史上属于首次。坐镇武汉的是毛主席,处于前台的是周总理,具体操办的是毛主席亲自指挥的中央代表,林彪和江青远在北京,风马牛不相及,何谈 “7&S226;20”是反对林彪、江青?又何谈什么壮举?说白了,7&S226;20事件是一场直指毛主席的未遂叛乱,除此而已岂言他哉?
   其四,不能动辄说造反派同林彪、江青“挂了钩”。这是某些人整治造反派的杀手锏。事实上,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根本区    别在于,是否按中央决定和毛主席“整党内走资派”论述行事,而不是其他。为了莫须有地置造反派於死地,在数不清的“清查”中毫无根据地将造反派群众同林彪、江青“挂了钩”,剥夺这部分人的话语权,致使有的人身陷囹圄之灾家破人亡。在抢救文革史料的过程中,不上纲上线,不乱挂钩,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才是正道。
   其五,上世纪80年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否定文革和批判资产阶级派性的教育,按中央的意思,文革中不管是“保”还是“造”,都是错误的,因为都是文革的派生物,都贯彻了文革的路线、方针,都运用了文革中的特有的手段如“四大”和武斗。但这一“教育”在武汉完全变形为对造反派的再一次清算和斗争,不仅没有愈合文革造成的伤口,反而加大了群众的分裂和仇恨,掩埋了不安定的祸根。这段历史至今少见披露,也须抢救,百万雄师的头儿们在这方面也大有所为。
   其六,历史的发展再次证明了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和“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论断的英明。毛主席曾一再强调资产阶级就在党内,他一再提醒要保护大多数人民群众的利益不受侵害。拙文《常思常想井冈山》在海纳百川发出后,曾受到许多的批评,但批判者往往忽略了我引用的毛主席在井冈山的那段名言:“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重温这段话,再读采访记,不知批判者有何感想?
   荣根先生的采访记是献给文革研究者和文革历史爱好者的厚礼,我们对荣根先生的努力和辛劳再次表达敬意,并祝先生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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