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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文革二三事(原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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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小努克来访  

七十年代时,流亡在中国的西哈努克曾经访问过抚顺,据当时新华社报导: 

“新华社抚顺一九七二年五月十日电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英·萨利特使等柬埔寨贵宾,由辽宁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沈阳部队司令员陈锡联,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徐向前陪同,今天到抚顺参观访问,受到十万工人和群众的热烈夹道欢迎。今天,抚顺市和整个矿区红旗招展,全市人民沉浸在中柬两国人民友谊的欢乐气氛中。当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及其他柬埔寨贵宾乘车来到西露天煤矿时,抚顺市革命委员会主任武峰光在这里热烈欢迎,并向贵宾们介绍了抚顺煤矿发展的情况。随后,西哈努克亲王等柬埔寨贵宾观看了露天采煤的生产情况。在同西露天煤矿工人告别后,贵宾们驱车来到市区接受群众的夹道欢迎。市区主要街道两旁的高大建筑物上悬挂着巨幅标语。欢迎群众举着红旗,手持花束和彩带,排列在街道两旁。当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乘敞篷汽车通过欢迎群众队伍时,人群一片欢腾,西哈努克亲王万岁!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西哈努克亲王,老抚顺人都戏谑他为“小努克”。按说,平时来抚顺的亚非拉外宾也不少,还没有一个国家的元首被抚顺人这样关注过,因为平时大家根本就不知道有外宾来访,只是从车队上判断:哇!这又是哪个非洲国家的“黑驴鸡巴总统”来访问了。抚顺人之所以对西哈努克有格外印象,是因为他整整折腾了抚顺人两个多月,要不新华社怎么会报导说“十万工人和群众热烈夹道欢迎”呢?这“热烈夹道欢迎”其实是指西露天矿和铝厂而言,因为外宾来抚顺访问,主要就是参观这两个地方,西露天矿世界有名,场面壮观,铝厂则是现代化生产程度高,可以代表中国的工业水平。还有个重要因素就是,由于中央首长经常到这两个企业视察,工人已经被训练有素“见过世面”,政治觉悟高,能保证外宾安全,不会出外交礼仪方面的麻烦。但是除了这两个企业之外的“十万工人和群众”,当局就没有把握了,这可是关乎国家形象的大事,周总理不是经常说“外交无小事”吗?所以说,当年抚顺人“热烈夹道欢迎”西哈努克,完全是个巨大的面子工程。 

这个面子工程,首先是在水库的一处临水山崖上修建了一座大型别墅,不分昼夜的抢工了两个月,这座小楼最后成了一笔三角债,当年受市革委会之命承建这座别墅的建筑公司,可能直到破产那天也没收到这笔工程款。其次,是那些在街上走动的情侣,领着小孩子的工人夫妇,路边打球游戏的中学生,本来都是便衣警察和学生干部们假扮的,甚至手上拎着的水果啦缶头啦点心啦,也都是从商店借用的样品,那些准备接受外宾访问的“家庭”,也是由政治上可靠的劳动模范,党团员和幼儿园中挑选的乖孩子拼凑起来的。为了防止万一,他们的胸前还都挂着“工作人员”的小标签。至于一旦“小努克”来了兴趣,真的想访问一个工人家庭,那也是有充分准备的,和排戏排电影一样,这样的“家庭”早就进入角色建立了“亲情”,借来的小孩子,一定会亲切的称呼借来的叔叔阿姨为爸爸妈妈。而且,观光线沿途,凡有碍观瞻的,丢面子的建筑物包括平房民居,都用蓆子围起来,写上“施工重地”。总之,一切都是假的,全是演戏。特别是在“小努克”来到那天,上级要求学校不放学,工厂不收工,交通停顿,商店关门,要保持一种静止的稳定。观光沿线的中小学校,欺骗学生说是组织欢迎不得缺席,却把学生们囚禁在教室里整整一天,午饭由政府提供一个面包几片香肠,那时还没有瓶装矿泉水,凉水还是随便喝的。而观光沿线的居民则被要求不得出门,自己囚禁自己整整一天。  

一个国家,能把人民的自由限制到这种境地,能在极短时间内调集人力物力,全仗它有个专制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每个社会成员已经不是公民了,更不是所谓的国家主人,他们都是实际上的奴隶。而奴隶之间也有等级压迫,就象监狱里的犯人一样,也要有“大角”(音甲,牢头)。什么是“大角”?盖房子砌砖,墙的四角要由技术高超的瓦匠来完成,这个“把大角”的通常是领班。在监狱牢记里,能睡在墙角的,也基本是犯人头头或老犯。那么在城市居民中,这个“大角”,就是街道居委会的小脚侦缉队。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都离不开“群众专政”,三五反镇反,反右,文革,严打,清理精神污染,反邪教,什么综合治理啦,向阳院啦等等,街道居委会都是首当其冲功莫大焉。今天,小脚侦缉队们虽然大多已经做古了,但仍然后继有人,现在叫社区干部了,充当的还是小脚侦缉队这个角色,小脚侦缉队充当了专制社会践踏人权的打手,她们有对居民进行监视和报告公安的权力,当公安非法闯入私宅,侵犯公民隐私时,都是由她们带路和叫门的。她们觉得是党和政府在重用自己,积极卖力的在专制下充当着极不光彩的角色,就象她们当了多大官似的。 

遍布于城镇人口中的小脚侦缉队,在首长或外宾来访时,都要接受这样的政治任务,即负责监视那些有“阶级敌人”(特务嫌疑)的邻居,比如“地富反坏右分子”家庭,国民党军人的遗孀按例都是“反属”,甚至有海外亲属的家庭,都是专政对象,每当政治运动或非常时期,都要严密监视。不过,尽管经过多次下放清洗,这样的“阶级敌人”在大城市中可能还会有千千万万,总不能全关起来吧?但是“群众专政就是好”,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她们都要向居委会报道,街道干部们会表情严肃地向她们交待一番党的政策,同时警告: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所以每逢欢迎贵宾来访演习时,“阶级敌人”都要把自己反锁在家里作若干小时的囚犯。而这次“小努克”来访,不是反锁了,是正锁,由小脚侦缉队负责把“阶级敌人”的房门外都上了锁。尽管这么控制人民,还是不放心,在外宾来访前,照例是安全大检查,特别是铁路,要分段扫雷,甚至欢迎人群手里气球充的都是惰性气体。在那些日子里,每个有“无产阶级觉悟”的“革命群众”都把“阶级斗争的弦”崩得紧紧的,那时还不叫爱国呢,说爱国就显得阶级觉悟低了,应该是热爱党和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反正在安全上是滴水不漏,绝对没可能出现刺客,更不可能出现有辱党的形象和国家面子的事情。 

为什么抚顺对“小努克”来访这样下大成本呢?因为在此之前出了这么个大事:

以往外宾来辽宁,按例要走三个城市:大连,沈阳,抚顺,这三个城市分别代表辽宁的文化,政治,经济三个面貌。当时大连够星级的下榻之处是东方红饭店,事情就出在这个东方红饭店上。东方红饭店楼下有个车库,停放着专门为西哈努克来访配备的红旗轿车。这天,可能是“小努克”出行用车,红旗轿子刚刚开出库门,就从上空落下一物,叭喳一声,前风档玻璃立时就被砸个稀碎,幸亏车内只有个司机没有外宾,不然就是一埸震惊中外的国际事件了。这个飞来之物是什么呢?是一只直径十寸的大菜盘子,从东方红饭店四十多米的高空落下,自由落体重力加速度,其冲击力会有多大可想而知。这还了得?立即,大连公安局,军分区全都倾巢出动了,把东方红饭店围个水泄不通,戒严,大搜捕。搜捕的结果出来了,原来是住在这饭店顶层的房客顺手扔下来的!其实这只大菜盘子,本来不是在房间里,也不知是哪个房客吃过了丢弃在楼梯拐弯处窗台上的,还不是一只,是一叠,服务员也没收拾。这位老哥和同事出外学习归来,大概是爬楼梯爬的不耐烦(电梯不对普通客人开放),爬到这层时,看到了这叠菜盘子,就顺手扔出窗外一只,高空飞物,虽然在中国可能也不是什么怪事。不过这次他可是闯了大祸,砸什么也不能砸到红旗轿子吧?红旗轿子是啥人坐的? 

这位老哥是何方神圣呢?是奉抚顺市革委会之命,来学习大连“革命大批判”先进经验的抚顺各界代表之一,一行十几个人。啥叫“革命大批判”?说起来这也是文革的新生事物,就是各企事业单位里为斗批改而设立的机构,叫革命大批判组,相当于一个部门科室,是专门搞“大批判专栏”的一些人,其中有编写文章的,有写字画画的,配合形势需要及时宣传,著名的“梁效”、“罗思鼎”、“石一歌”等等,都属于这类喉舌班子,按现在流行的说法就是“五毛”。这十几个人立即全被抓起来隔离审查,惹事的几个,被一面测谎,一面反复表演扔菜盘子的动作,排成了电影(当时还没有录像设备)回放,由中央派来的刑侦专家分析他们供词的真实性,一面组织人员外调这几位大仙祖宗三代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折腾了半个多月,经过仪器测谎,电影回放和内查外调,刑侦专家们最后肯定了他们的供词是真实的,扔菜盘子不是蓄意破坏,结论是不属于反革命事件,也不属于反革命集团。这事儿,他们算是“捡着了”,一是没赶上点儿,没发生在文革后的清队时期;二是这几位的祖宗三代都是苦大仇深贫下中农;三是惊动了上锋,搞了科学侦讯,谁也不敢胡乱判案。不然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之下,要他们承认什么,那就是什么,狗熊也要招供自己是兔子,打成反革命集团枪毙几个是很容易的事情。正是因为这次事件,而且和抚顺人有关,所以抚顺对迎接“小努克”的筹备,格外的不敢掉以轻心。 

“小努克”终于来了,他路过时,并没有象新闻电影里那样的可爱亲切,似乎很疲倦,与他的莫尼克夫人偎依在车中,半睡的样子,而且车队是飞快地驶过的。亲王连看都没看一眼那些假装笑逐颜开的,向他频频招手欢迎的人,他也不可能知道那些欢迎者们其实都是假扮的。那些居住在观光线上,外窗沿街的居民因为被严厉禁止出门,只好都象笼子里的猴子一样向外张望,他们最感兴趣的除了“小努克”和他的法国太太,还有那个害了帕金森病,整天摇头不止的宾努亲王,因为他们天天上电视报纸,大家都熟悉,这次能亲眼目睹也是人生幸事。至于徐向前是哪位大仙,天高皇帝远倒没人关心,人们关注的还有陪同访问的陈锡联,不是喜欢他而是恨他,全国的城镇市民都是每月只供应半斤食油,这个陈锡联因为夸下海口“辽宁粮食不过关我死不瞑目”,他不是从发展生产上下功夫,而是让辽宁人民勒脖子扎裤腰带,硬是把辽宁人的配给份额尅扣了二两,所以落下个“陈三两”的绰号,谁都巴不得唾他一口。再说,本来市民们也不知道是谁陪同,即使看到了也不认识。遗憾的是,人们只看到了车窗的窗帘。为了迎接努克亲王的到来,为了看一眼飞驰而过的汽车窗帘,抚顺人劳民伤财的整整折腾了两个多月!每次都是“努克来了!”结果是没来,演习。“十万工人群众”不知误了多少工,停了多少课,手里拎的从商店借用的新鲜大鲤鱼不知烂了多少条,鲜肉臭了不知多少斤。两个多月里,这个城市的上空,每天都回荡着那首亲王谱写的歌曲:啊!亲爱地,中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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