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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文革二三事(原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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抚顺红工联与武振良郭大可  

抚顺的文革,和全国各地一样,都是在运动初期就形成了两大“群众组织”,互相批判对方是保皇小丑,而且都坚定的认为自己才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其实,识别保守派和造反派是很容易的,这就是看它的骨干成员是些什么人?有无官方背景?如果他们大部分都是文革前“党的基本群众”,即党团组织的干部和积极分子,特别是在运动后期成为“拥军派”的,那它就是保守派,因为就当时全国的形势来看,军队支左基本上是支持保守组织,中国的军队不是国家的,是党的,所以军队与保守派的政治立场都是一致的。与之相反,如果一个群众组织的领袖和骨干都是普通群众或普通党团员,而且他们在文革前都是与“党内当权派”有对立情绪的“剌头刁民”,后来又“反军”的,基本是自发的群众组织,那就是名符其实的“造反派”。但是显然,军队支持了哪一方,哪一方就是强势的,它可以摇身一变而成为左派,因为两派都在打倒对方的“走资派”,都在保自己的“革命好干部”,是否左派,取决于它保的“革命的好干部”是哪个司令部的,结果,运动中一向以左的面目紧跟中央文革的造反派,随着自己拥护的“革命好干部”被打倒,最后反而成了“国民党残渣余孽”。 

文革,虽然是个很大很复杂的话题,但也可以从人情常理上来简单认识它,不谈中央高层的党内争权夺势所谓“路线斗争”,只从民众的角度看文革,用鲁迅先生的三句话就概括了:曾经阔气的想复古;正在阔气的想维持现状;未曾阔气的想革新。所谓两条路线斗争,在中央叫左派与右派,在地方叫造反派与保守派,都不过是政治措辞,一切都是按谁的嘴大而说了算,昨天的右派,今天就可能是左派,今天的造反派,明天就可能是保守派。但是万变不离其衷,就是强势的一方最终要掌握权力。比如有个“走资派”被“炮轰”“油炸”“砸烂狗头”之后就这样讲:运动一结束,原来坐轿子的还是要坐轿子,原来抬轿子的还是要抬轿子。这个判断,基本上道出了所谓的“造反派”,不过是老佛爷利用的义和团民而已,如果“革命群众”是义和团,那他们的领袖无疑就是大师兄了,在老佛爷眼中,大师兄之类的一介草民,就是拉磨的驴子,怎么能与驴子的主人,忠于大清的朝廷命官相提并论呢?在文革中,虽然造反派得到了中央支持,但那是暂时的,是当时党内斗争的政治需要,就象西太后利用义和团一样,是为了打击维新派和对付洋人。即使大师兄们被招了安,当上了弼马温,也还是阶级异己,早晚也要被清理出阶级队伍。  

抚顺的造反派领袖武振良和郭大可,就是义和团大师兄式的悲剧人物。随着文革一代人的消失,这两个在文革中叱咤风云的人物也将从抚顺人的记忆中消失。武振良是谁呢?他就是抚顺文革时大名鼎鼎的《红工联》头头,抚顺西露天矿的一名普通矿工,而郭大可,则是抚顺第四中学的红卫兵头头,一个初中学生。这两个头头,领导抚顺红工联加入了辽宁三大造反派中的“八三一”派。沈阳的文革有点特殊,别的地区“群众组织”都是两派,沈阳却是三派:辽联派、辽革站派、八三一派。“八三一”派,以辽大八三一红卫兵为主力,它的根脉是北京红卫兵三司,也就是蒯大富聂元梓那一派,北京红卫兵三司,在整个文革中都是口传圣旨,怀揣上方宝剑的钦差大臣,后台是谁不言而喻。可以说,蒯大富聂元梓后来是什么下场,那八三一派也就是什么下场,只不过辽宁八三一这头驴子的下场,比蒯大富聂元梓们来的更早。可悲的是,蒯大富等驴子们,为了现实利益,大牙掉了呑进肚,他们只能将文革的真实感受带到坟墓里。  

今天的“毛左派”“唱红打黑”能得到下层社会中文革一代人的支持拥护,其实也和文革时遗留的派性有一定关系,文革是一种官民矛盾的爆发和释放,但也结下了一代人的群体性仇恨,这一点,毛泽东可能并不在意,他在意的是如何利用“民意”搬倒政敌,肃清他搞极权的障碍,他的一生都在“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反而乐于见到“群众斗群众”,至于人民之间互相残杀能产生什么样的历史后果并不重要。但是正如他自己所预见的一样:我死以后,右派会翻天!今天在文革一代的广大工人群众看来,正是这种结局。这代人,因为所受教育有限,对历史的认识也有很大局限性,始终认为毛泽东是维护劳动人民利益的,认为毛发动文革是正确的。甚至很多老知识分子也糊涂的认为毛是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是好人办了错事,都没有认识到老佛爷的本来面目。其实,即便是真的太阳,它发光发热,主观上也是为自己,客观才是为地球人,认为太阳是为了人类才存在的,那不是笑话吗? 

如果说武振良是实实在在的维护自己本阶级的利益,那么郭大可则是个共产主义理想家,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装逼”。在文革中,他们都太拿自己不当外人了,不知天高地厚,烧错了香,拜错了佛。他们真的认为这是一埸打倒官僚资产阶级的革命,自己从此可以当家作主人了,哪里料到最后还是没能扭转乾坤,“无产阶级印把子”没夺来,反而被卸磨杀驴了,到头来人家仍然还是要坐轿子的。他们可能至死也没明白,在古今中外政治野心家们的信念中,根本就没有理想二字,而且他们虽然高唱某个主义,但并非都是某个主义的忠实信徒,从来都是借用某种信仰,利用那些忠诚的理想主义者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再说,共产党的天下是用“三千万人头换来的”,这样一个利益集团,能轻意让你个臭工人书呆子坐享其成夺权掌权吗?五七年反右运动反的是什么呢?就是反这个。  

抚顺的文革,与郭大可武振良是分不开的,因为最早“砸开抚顺市委阶级斗争盖子”的就是这个郭大可,他率领四中红卫兵到市委静坐,得到北京和沈阳前来煽风点火的八三一红卫兵的支持声援,而抚顺市委则利用专政机器镇压,同时发动了产业工人围攻红卫兵,即“九一”事件,这一事件导致了两位市委副书记下台,由副省长苏羽接任,抚顺的保守势力这才脑筋急转弯,也成立了“战斗队”,开始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毕竟是有官方背景,了解党内派系斗争的底细,谁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一打准倒。所以他们的矛头就指向了有“西北帮”背景的露天矿矿长黄静波,这个黄静波,其实是被反右倾“拔白旗”,从中央贬下来的省级干部,一个矿长能有多大权力?抚顺的保守派将斗争矛头指向他,肯定有更深层的原因,无非是党内派系斗争的需要,按黄静波的历史经历看,明显是习仲勋的人。因为文革,也是继高饶事件以来,毛对“西北帮”和刘少奇麾下“白区派”的大清洗。  

但是黄静波这个六级高干,在露天矿却很有人气,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不贪污不腐化,深得矿工爱戴,矿工们就组织了“红工联”来保他这个“好革命干部”,红工联的头头就是武振良。红工联一开始也是“炮轰”黄的,因为黄虽然权力不大,但级别在抚顺最高,但是红工联批斗黄的结果反而被他的诚恳谦卑感动了,黄静波说:大家不是保卫毛主席吗?我黄静波是最早保卫毛主席的,早在延安那会儿就陪同毛主席检阅,我有照片和他老人家的亲笔提词为证。于是红工联就由批黄变成了保黄。不过,最早保黄静波的,本来是个无组织无派别的《反到底兵团》,其实哪里是什么兵团,只是一个纯朴倔强山东藉老工人,名叫王满仓,单枪匹马的光杆司令而已,因为感念黄矿长的恩德,一夜之间,抚顺市中西部的显眼地方全是他贴的大标语:“黄静波是毛主席的好干部”,落款是《反到底兵团》,后来被抚联嘲讽为“反掉底兵团”。  

适逢沈阳成立了“辽宁造反派大联合”(简称辽联),得到沈阳军区,东北局省市委等“五大官团”集体亮相支持,抚顺保守派的背后是抚顺市委市政府,与五大官团都是一个山头的,顺理成章的也就加入了辽联,成立了“抚顺造反派大联合”简称抚联,这时全国的形势大有文革结束的味道。但文革仅仅就这样收场,毛肯定是不满意的,因为地方上的大清洗并没有完成,他必须将刘少奇的羽翼彻底铲除,不然就会“右派复辟”。如果按前面的简单定义识别群众组织的性质,这时的辽联,应该说是个包括抚联在内的保守派大联合,显然,这样的大联合中央文革是不支持的,因为“五大官团”的干部们并非都是毛司令部的人,包括宋任穷,很多人都参加过批毛的“七千人大会”,那么中央文革就撺掇蒯大富这些红卫兵来反对这样的大联合,辽大八三一显然是首当其冲,成为辽联的对立面。接下来,就是“反二月逆流”,各地的造反派开始受中央文革之命“抓军内一小撮”。  

而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是个最能看风使舵的人,这之中当然还有毛远新起的作用,当他发现上头对一些地区的军队支左问题不满后,就来了个急流勇退,宣布沈阳军区不再支持辽联。于是辽联就分裂了,产生了拥军打宋派和反军保宋派,实质上也是五大官团与沈阳军区的分裂,拥军派是打倒“宋马顾喻徐”,耐人寻味的是,这五个走资派有四个是“西北帮”和刘少奇培养的“白区派”。反军派是“打倒陈锡联”,但是显然,这时陈锡联已经抱上了毛远新的粗腿,没可能被打倒。八三一则是不问青红皂白全打倒,这也是有来头的,根子在蒯大富那里。这些都可以说是中央内部斗争在地方上的反应,也是地方政权党内斗争在社会上的表现。以“工人阶级”为主的拥军反宋派退出辽联后,成立了“无联站”,后因被嘲讽为“无赖站”而改称辽革站,辽宁各地的保守派也自然而然的汇集在辽革站旗下,造反派则汇集在八三一旗下,唯独沈阳分化成三派,但从“反军”这个一致性上看,辽联与八三一实则是一派,特别是“思想兵”(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沈阳总部),和八三一红卫兵一样,都是反“红后代”(沈阳红卫兵保守组织)起家的。  

抚顺的文革从学校和企事业单位走向社会化,与抚顺市委和抚顺矿务局不无关系,众所周知,抚顺矿务局直属国务院部委,在行政权力方面与抚顺市委几乎是平起平坐的,那么在长期合作中必然积累了矛盾,这也是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这种体制造成的,这个矛盾终于在文革伊始暴露了。以抚顺市委为后台的抚联以“打倒黄静波”为口号炮轰矿务局,以矿务局为背景的红工联则以“打倒沈越”为口号炮轰抚顺市委,因为矿务局地处市中心,所以被抚联的“小八”(革军革干子弟为主的八一红卫兵)攻克,打跑了红工联,之后武振良又联合郭大可,纠集西部的八三一红卫兵“自卫反击”,造成抚顺市第一埸大规模武斗,抚联死伤了十数人,这笔血债最后当然是算在了武振良郭大可头上,不然运动后期以什么理由专政他们呢?而著名的抚联“老葛”、“大黑娘们”等武斗干将(处决了很多红工联俘虏)也是血债累累,当时却没有一个被专政。另外, 抚顺的文革武斗升级,和北京来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北京红卫兵三司)煽风点火也有直接关系,他们甚至亲自参与制订攻打抚联的作战计划。

第二埸大规模武斗是两派上缴武器时发生的,这时抚顺军分区已经明显站在抚联一边,和抚联一道,全副武装的埋伏在市立医院大楼里,一旦红工联缴枪就大开杀戒,但红工联也早有准备,出动了坦克轰击抚联盘踞的大楼,不过军队发出了警告:红工联再不撤退就开打,并露出了反坦克火箭筒,红工联被吓退了。第三埸大型武斗是抚联大反攻“进攻西部”,因为军队支援了抚联大量武器弹药,红工联在胜利矿和千台山的据点被攻占了,死伤惨重,大约有三十多人,都埋葬在雷锋墓。第四埸大型武斗是红工联抢“325”军火库,但守库军队没出面,打退红工联的,是由复员兵组成的抚联《八一兵团》,还有从市内赶来在和平桥截击的抚联,这次红工联也是死伤惨重,估计至少也有几十人,但这埸武斗的伤亡数字,一直被隐瞒到今天也无人披露。最后一场大型武斗,是抚联进攻301厂(抚顺铝厂),这才惊动了中央,周恩来派柴成文率领军队到现场制止武斗,铝厂才没被战火破坏。总的来看,在武斗后期,抚联是强势,军队从中拉偏架。持续一年之久的抚顺武斗,动用了重武器,双方共死亡1000多人(包括自伤,抚联处决的红工联俘虏和流弹击中的平民),红工联在后期处于劣势,中央介入后,在抚联的强势围攻下,红工联从此一蹶不振红,“文攻武卫”人员也一哄而散。这时,毛却发出了“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厉害冲突”!他早干什么啦?于是,辽宁的三派被中央宣布为“都是革命群众组织”。毛远新则召开了“沈阳红卫兵代表大会”,代表中央拆散三大派红卫兵,实行“革命大联合”。  

毫无疑义,武振良郭大可被抚顺革委会“专政”了,扭送到公安关进监狱,这是他们没想到,也逃不过的结局。因为即使在文革前,专制政权镇压群众领袖也一贯是手狠心黑的,为防止社会产生反抗力量,一直都在严厉禁止人民结社自由,一切民间自发的群团组织都是非法的。特别是那些领袖人物,大部分都要被重判枪毙。宗教团体中的牧师,神父等都被打成外国间谍特务,很多民间宗教也被打成反动会道门加以取缔。文革时,则有《公安六条》和《军委八条》,严厉禁止“跨行业跨地区”的群众组织。很多群众组织被定性为“反革命集团”,而且镇压了一大批“反革命坏头头”,这是有罪名的镇压,但是没有罪名的怎么处理呢?在文革后期“清理阶级队伍”时,大部分没有罪名的,曾忠心耿耿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平民出身的造反派领袖们也大多被整死了,因为他们是“反军派”,各地革委会谁是一把手?军代表。文革后各地谁操生杀大权?军管会。那么“反军”会是什么下场?了解文革全过程的人都知道,“反二月逆流”和“抓军内走资派”,当初本来是毛的“最高指示”,但毛利用群众武斗把军内政敌肃清后,立即就抛弃了“反军”的“造反派”,让“拥军”的“保皇派”掌握了权力,因为“保皇派”始终都是“党的基本群众”。  

关于武振良郭大可的最后结局,今天已经很少有人问津了,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们早就死了。但人是怎么死的?却鲜为人知。在专制者看来,文革中那些斗争走资派最坚决的群众组织领袖,都是脑后有反骨的“刁民”,是对政权最大的危胁,必须除之而后快。据关注武振良郭大可的人们判断,他们都是前后相隔时间不长的死于莫名其妙的中毒,武振良是患了“急性菌痢”,死在有军队严密看守的矿务局医院里,不准家属探望,火化后才允许家属取骨灰。郭大可则在中央有政策宽恕“犯错误的革命小将”之下,走出监狱第二天,与朋友聚会后就上吐下泻,不到两个小时就一命鸣呼。很显然,这是监狱依照军管会秘令下的毒手,因为群众领袖被释放后,会给社会造成不稳定,必须秘密处死以绝后患。当局对那些需要灭口斩草除根的,通常是在监狱中借刀杀人,唆使犯人将其欧打至死,然后说成是自杀或者其它种种理由。但对于武振良郭大可这些社会影响大的人物,杀人就不留痕迹了,要将知情者压缩到最小范围,通常的手段是以打防疫针为名,给被指定处死的人注射病毒或细菌,造成疾病死亡的假象。有人会问:那些具体杀人的刽子手为什么没人揭露呢?这当然也是一种制度下的规则,请问给张志新实施割喉的法医,有人揭露过吗?没有!而且,据说这种人还参加了监狱举办的张志新追悼会。
[ 此帖被铁背山在2012-01-27 14:41重新编辑 ]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2-01-10
很珍贵,请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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