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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铭  山艺“傅二石反革命小集团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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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济南文革中山东艺专发生了一件轰动全省的“傅二石反革命小集团案”,惊动了北京“无产阶级司令部”,中央专门发了文件。傅二石是傅抱石的二儿子,山东艺专毕业后留校任教,在相熟的哥儿们中被戏称为“傅二蛋”。傅二蛋因信口开河说了江青的一些当年事而获罪。朱铭为昔日二蛋的老师后来又成了同事和铁哥们,有幸为当年“傅二石反革命小集团”骨干成员之一,对此事知之甚详。据闻文革后朱铭先生曾为山东艺术学院院长,山东省美协副主席。其画如何不知,但文章确实写得好。今转朱先生博客上一篇回忆傅二石的文章,以飨诸位博友。因原文太长,为便于悦读,居士对其略做了一些删节,并加了几个小标题。特此声明。


朱铭:我与傅二石

先生后师“傅二蛋”

     我和二石同岁,今年六十六了。在熟识的朋友眼里,我们两个都是天真的傻瓜,所不同的是:他比我更天真,我比他更傻。
    我们从1956年在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开始相识。其间,有两年的师生关系:我是师,他是生。后来他调回艺专教书,我们就成为同事和朋友,在一起工作学习,上山下乡,摸爬滚打,这辈份就乱了。再后来,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又一起被“红卫兵”打成“傅二石反革命小集团”,他是头头,我是喽罗,这辈份又颠倒了过来。十年动乱结束,落实政策,他调回南京,我还在山东,来往渐渐淡薄,谈起这辈份来,我们就谁也不欠谁的,算是扯平了。
    我说他比我更天真,是指他的率直,坦荡,不拘小节,随随便便,无忧无虑,走到哪里都是那么乐呵呵的,我就做不到。1956年,他从南京来到济南,就读于山东师范学院艺术系,我那年刚刚毕业,留在系里当实习助教,辅导张鹤云老师的素描课,就在他那个班。班上的同学全都比我年纪大,就是傅二石、陈宏仁、施庶民等几位和我同岁,我在画室里和大家一起作画,就像班里多了个学生一样,相处非常融洽。不料到了第二年,我就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因为是“敌我矛盾”,所以被取消了上课的资格,不能再和他们一起画画了。但是还可以参加“除四害”,被指派爬到屋顶上去向麻雀宣战。可怜我这个年方十九的“右派分子”,从此被赶出“人民”的队伍,大会小会,批判斗争,一提起来就是“地、富、反、坏、右”,还要加上个“之流”。可是,想不到我们这些“之流”,还可以除“四害”,打打苍蝇、蚊子、老鼠、麻雀“之流”。出于这样一种自豪,我站在屋顶上,手执竹竿,拼命地摇晃,显得比谁都卖力。不料还是挨了批评,就因为在屋顶上画了一张速写,被书记看见了,说我是“消极怠工”,外加“白专道路”,落了个前功尽弃。其实,当时我只是实在太自豪了,想在速写本上留个纪念而已,岂不傻得可以?此后不久,文化系统报名参加省委组织的“百日奋战工作团”,我也和大家一样积极报名,不料挨了一顿训,那位名叫曲显祖的党支部书记点着我的鼻子说道:“你也配!”又岂不傻得可以?从那以后,我才渐渐地适应了“专政对象”的身份,摆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模样,双眼看着自己的脚尖走路,生怕踩死蚂蚁。二石所在的班,也抓出来一个“右派”学生,叫张自强,学习成绩是最出色的,也不大爱讲话,不知犯了什么天条?
    1958年,我和省级机关所有的“右派分子”一起,被派到广北农场劳动,连户口也起下去了,好像回来的可能性非常渺茫。傅二石就在这时毕业离校,所以,我不知道他被分配到哪个中学当老师去了。
    我几乎打定主意,在农场过一辈子了。出乎意料之外,1960年,我也被调回山东艺专来,原来这时学校要建立工艺美术专业,人手不够,几位当时还能说说话的我的老师,提议要我回来,托他们的福,我终于又回到讲台上来。更加出乎意料的是,还有幸到南京艺术学院进修了半年,老师就是张道一先生。又是无巧不成书,他也是老右,正在循规蹈矩的韬晦之中。所幸这里的领导还允许他上课,而且要他上很多很多的课。我进修的课程“基础图案”和“书籍装帧”,都是张道一老师的课。当时,南艺的地址在丁家桥,二石的家在傅厚岗,相距并不甚远,但是,估计二石不会在家,所以也就没有去过。记得南艺请傅抱石先生来作讲座,我去听过一次,远远地瞻仰过他那高大的形象。他老人家讲了些什么,如今都记不得了,但是,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条是,我惊奇的发现,原来二石的形象绝肖乃父,而他的哥哥小石,是长得很像母亲罗时慧老太太的,不过这是后话。
    二石调回山东艺专,大约是1962年,回来之前在临清二中教英语。抱石先生因为长子小石在中央美术学院被打成“右派学生”,成了“阶级敌人”,失去了宝贵的前途,便意欲叫二石继承衣钵,不忍他在下面浪费时光,托了当时任业务校长的于希宁先生帮助,调回学校里来。我们这一伙年龄仿佛的助教辈,对他的到来十分欢迎,都亲切地叫他“二担”,因为旧时记帐的习惯,“担”与“石”通,“一担、两担”,通常都写做“一石、二石”。汉语的多音字实在太多,所以“二担”也语讹成为“二蛋”,听起来有几分戏谑,二石也并不计较,所以很快流行开来。其实,按辈份,他是“益”字辈,在族谱上的正式名字是“傅益钧”,字“二石”,以字行。“二蛋”,乃是在山东局部流传的昵称是也。
    1963年的冬天,我和他都荣幸地参加了“四清工作团”,到掖县(今莱州)去搞“四清运动”。当时,我的妻子还在招远县网扣厂工作,刚刚出生的女儿体弱多病,我常常骑着学校带来的一辆德国老头牌自行车,沿烟潍路回招远看望她们母女。我们所包的队就在烟潍路东侧的朱由公社,公社的一位又高又瘦的毛秘书负责安排我们的生活。办公室对面的小北屋就是伙房,自己买了饭菜,就蹲在院子里随便那个角落,呼啦呼啦吃完拉倒。住宿安排在公社旁边一个破旧不堪的小院的北屋里,紧贴门边是一溜大通铺,用高梁秸编起来的大箔,铺在一个木梁的大框子上,下面是空的。我们带的铺盖又不多,睡到了半夜就像躺在冰上一般,脊梁都冻透了。晚餐以喝粥为主,夜间免不了尿频,每天有老乡给我们在门口放一只很大的红陶尿罐子,供大家夜里方便,早晨来挑走,总是满满当当的。过了几天,忽觉屋内骚不可闻,大家以为起夜解手时有人怕冷,稍微打开点门缝儿,就胡乱一撒了事,弄得房门口尽是些黄色的冻冻,一天都晒不化。所以再三强调,不可草率从事。但屋内的骚味有增无减,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了。
    有一天阳光特好,全体晒被,我们终于发现了骚味的来源,那祸根就是二石。这位老兄懒得起夜,实在憋不住就扒开褥子和高梁秸,从缝隙间往床底下的黄泥地上溺去。那一天因为晒被,也掀起了褥子,他的身下扒出的一个大窟窿终于暴露,下面的泥土地面被冲出了一个窝窝,尿碱一片花白,于是乎真相大白。此举激起众怒,二石只得到饭店请我们打一顿牙祭了结。
    在朱由的时候,还有一件大雅的事,足见他的天真。朱由镇上有一所掖县八中,美术教师是曲广林,和二石是同班同学,学校里配合四清运动,排练歌剧《三世仇》,要画布景,来请二石帮忙,二石竟然满口答应。曲老师问他需要买些什么材料?二石稍一沉吟便说:“牛皮纸、墨汁就可以了,”我们大为吃惊。材料办齐之后,他独自一人到学校去画了大半天,快黑天的时候,打过电话来,叫我们都去吃饭,学校请客。席间那校长一个劲儿地说感谢话,听那话语中的意思,二石已经把布景全部完成了,何得如此神速?饭后到礼堂一看,大家哭笑不得,原来二石兄把一张张牛皮纸连接起来,在上面大过其山水画瘾,一律的山石树木、梅兰竹菊,水墨淋漓,大笔纵横,围着礼堂的舞台绕了一圈。因为广林兄向校长介绍过二石是傅抱石先生的公子,校长极其恭敬,以为看到了抱石先生的真传,尽管和《三世仇》的剧情相差十万八千里,也在演出的时候用了上去。
    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英雄岛》的作者王军同志也是朱由镇人氏,他因为奉命把曲波的长篇小说《桥隆飙》改编为电影,这时也来到朱由镇,桥隆飙的原型是在解放战争中负伤回乡的著名英雄乔明甫,虽然是土匪出身,但打仗英勇无比,是许世友手下的一员骁将,人称“无敌英雄”。现在他是平里店供销社饭店的经理,人称“乔八爷”,县长来了也让他三分,谁也不敢在他的饭店里捣乱。据说有一天,一位军人到店里用餐,因为上菜太慢和服务员吵了起来,那位军爷说了一句:“我们解放军保家卫国。。。”还没有说完,乔八爷解开上衣,扒开胸脯,露出满身伤疤说:“来看看吧,娃娃,老子也是解放军!”吓得那军人一声不吭,老老实实开溜。王军同志为了写电影脚本,和他整天生活在一起。有一天王军告诉我们,明天乔八要带着饭店的伙计们,到朱由来赶集,他可以带我们去见见这位英雄。那时我们还都没有照相机,便带了速写本,准备给英雄画像。第二天到了集上,只见在一大堆锅碗瓢盆的后面,一个身材矮小、满身油腻、形态猥秽的小老头,同我们打着招呼,这就是“无敌英雄”桥隆飙?我们一点画兴也没有了,寒暄几句转身离去。当天晚上,我们见到王军的时候,谈起观感,他哈哈大笑,指着傅二石说:“照各位的意思,将来演桥隆飙的人,大约非公莫属了!”可见二石虽然祖籍江西,幼年时代在四川渡过,青年时代就到了南京,但是,大约是出于抱石先生的基因,却生得器宇轩昂,魁梧高大,即使在山东大汉之中,也不落俗套。
    后来我和几位同志到海村当工作队员,记得也有傅二石。组长是县妇联主任王兰芝,副组长是省委党校的一位姓于的教师,村支书叫杜显耀,是一位复员回乡的空军飞行员,还有一位从哈尔滨回家的老大爷,是大队的保管员,因为曾在一家白俄商行里当过管家,精通俄语,二石常常同他用俄语交谈。根据当时的文件精神,书记是“四不清干部”,老头是“苏修特务”,两个人成为村里四清的重点,颇遭了些罪。掖县的四清到春节前就告一段落,我们全校班师回朝,与那里的老乡们也就断了联系。
    1963年,四清的政策又有了变化,出来一个《二十三条》,取代在掖县实行的《前十条》和《后十条》。我们又参加了那年冬天的社教工作团,去到海阳,贯彻《二十三条》去也。这次省里的带队是山师的老校长余修,当时任副省长,化名“郑直”,据说团中央的“三胡”(胡耀邦、胡克实、胡启立)也在海阳蹲点,用了化名,埋伏在工作团里。我们的任务比较简单,对外称“省委社教工作团文工团”,住在文化馆里,根据下边报来的材料编编画画,办一个《阶级教育展览会》。许多“四不清干部”,都已经身陷囹圄,我们就到县监狱里将他们提出来画像。他们的问题大多是“多吃多占”,当时大家都很苦,吃些什么、占些什么,说起来很可笑。有一个村子,群众把干部家里的衣裳都拿出来,据说挂了二里地,要我们去拍照,我们过去一看,像样的衣服也就是三四件,其余都是破破烂烂,可怜得很。我们到县监狱提他们出来画像,只见一个个被解了裤腰带,双手提着裤子,一进门赶紧蹲在地上,回答问题总要先说:“报告领导……”。全国著名的民兵英雄、地雷大王隋良萱,也成为“四不清”干部,不堪凌辱,在一片荒山坡里,吊死树上,现场照片也送到了展览馆,那含恨咬牙的模样,十分凄厉。编写文字的还有山东大学研究《文心雕龙》的专家、陆侃如先生的大弟子牟士金教授,他是四川人,处理夜尿比傅二石文雅得多,他每天清晨,总提着一只竹壳热水瓶上厕所,叫我不胜纳闷,后来才知道,那就是他的“夜壶”:一只不保暖的热水瓶。

南下金陵保傅宅

     1964年春天我们从海阳回校,这时山东艺专已经“下马”,改成了“山东省艺术学校”,中专,美术只限招收工艺美术专业。同时,山东师范学院招收的美术、音乐本科师范专业,也放在艺校上课。通常把前者称为“小班”,后者叫做“大班”。1966年,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爆发,“大班”的学生首先发难,贴出大字报,题目是:《戳穿一个大阴谋——鸡窝里孵鹅蛋》。鸡窝指的是艺校,大学生们身为鹅蛋,落难鸡窝,似乎显得十分委屈。这件事在我们老师看来,倒是打心眼里高兴的,因为对于我们这些老母鸡来说,只要有几只蛋孵着,不至于闲得无聊,荒疏了业务,哪里还管得上它是鸡蛋乎,鹅蛋乎。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出人意料地愈演愈烈。本来,在春天,还只是在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时间里,念念批判吴晗的文章,似乎离我们很遥远。到了5月16日,报纸上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之后,形势就大不一样了。学校党委根据中央文件,提出要求大家揭发批判“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五·一六通知》的这些提法,都是《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里的继续和扩大,在我们这些参加过农村社教运动的人来说,皆已司空见惯。但是,看得出来,许多党政干部和年事已高的老教师,还是有几分紧张,讲话显然谨慎多了。6月2号,全校师生到窑头村去割麦子,由美术系的系主任杜牧野带队,在中午休息的时候,他给学生选读了《人民日报》刊登的北京大学聂元梓炮打陆平的大字报,学生们就有些骚动。回来之后,美术系的党支部书记向我和几个学生了解情况,6月6日,在书记指示下,要我写一份“大字报”,说杜牧野在学生中“煽风点火”,这就把斗争的矛头指向了杜牧野同志。按照后来的说法,这是党委玩弄的“丢车保帅”的阴谋,但杜牧野同志从此遭了罪,挨了许多斗,吃了许多苦,至今回想起来,我的心里还感到十分内疚。我是吃过这类小人的亏的,当年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不也是这类小人的所谓“揭发批判”吗?现在自己又来扮演这种无耻小人,真是羞愧之极,无地自容。如今,牧野已经是年届八旬的老人,又切了肺,还患了大面积心肌梗死,从死神手里捡了一条小命。他更加珍惜宝贵的岁月,但是,也更看破人世间的纷扰是多么无聊。
    到了9月份,上上下下的党委领导基本瘫痪,两三个月的时间,就把全国的党组织搞垮,也只有伟大领袖毛泽东才能够做得到。在我们学校里,两派“红卫兵”为了争夺木头图章,大打出手。人事档案也落到了“红卫兵”手里,“牛棚”里的“牛鬼蛇神”越来越多,不管男女,一律都剃“阴阳头”,在校园里每天拔草、扫地、洗刷厕所,还不准戴草帽,不准戴手套。上工、下工、吃饭,乃至于任何一个“红卫兵”忽然大叫“全体集合!”的时候,都要立即排队,当众举行“请罪仪式”,在手执皮带的“红卫兵”监督下,齐声高唱《黑帮歌》:
     “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
      我有罪,我有罪!”
    平日里都是朝夕相处的同事,如今成了这个样子,还有妻子和孩子在一旁观看,真是叫人心酸。这倒不是甘当东郭先生,同情“阶级敌人”,说实话,经过后来的拨乱反正,甄别平反,这里头一个“反革命分子”也没有,天,也终于没有“改变颜色”。
就在这时候,南京傅家传来噩耗:南京艺术学院附中的“红卫兵”要挖傅抱石先生的坟墓。傅小石也早已经被“革命群众”揪出来批斗,家里还有两个妹妹,大妹患有神经病,二妹还在南京师范学院读书,老母年事已高,二石无疑就成为全家的主心骨了。老太太一来信,二石立即匆匆回家。但是,这时我们和几位小班的“红卫兵”,正酝酿着举行一次步行“长征”的壮举,准备从济南一直步行到井冈山去,这是当时被某位领袖称为“革命大串联”的最最时髦的“革命行动”,全国的土地上,到处有“红卫兵”步行“长征”的队伍。“小班”的学生这时都才十七八岁,当然不甘示弱,我和二石、姜一鸾三个老师加入这支队伍,老实说那动机只是为了摆脱学校里内战的烦恼。二石临行前和我们约好,到南京后,先到他的家中汇齐,再一起步行出发。
    我们从济南出发,大约是1966年11月17日,先登上拥挤不堪的列车,到达南京正是午夜,按照二石留下的地址,找到汉口路235号,夜色中只感到铁门里面仿佛是一座小山。揿门铃无反应,很久之后才有一位大娘出来开门,并且小声地告诉我们,前几天有某个中学的“红卫兵”来抄了这里的家,占据了房子,把傅家的人都赶走了,她是傅家的保姆,住在门房里。我们问她“二石呢?”他说二石知道我们这两天来,白天来这儿等过,很晚才走,明天一定会来的。可是这一晚上到那儿住呢?我们决定还是上去。沿着有藤萝架覆盖着的山径,走到位于山顶上的一座楼房跟前,房子里没有灯光,从二楼的一个窗户向外斜插着一面红旗,上面有许多字,晚上也看不清楚。轻轻一推门厅的大门,竟然没拴,于是我们一呼隆全进去了。打开灯,见正面墙上还悬挂着康生亲笔大字榜书:《妙手》二字,那是专门书赠傅抱石先生的,如今康生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自然是最有法力的护身符了。走进右边的走廊,推开一个个房门,都是空空如也。再上二楼,直接推开那个挂旗子的房间,见里面横七竖八躺着些和我们一样身穿黄大衣的学生,忽然打开灯,一个个眯缝着眼睛。我们中数戏剧系的董伟民最横,他拉着山东腔大声说:“怎么回事儿?这房子是省委的,傅老是文联的,他儿子是我们山东的,怎么也轮不着你们来掺和呀!今儿晚了,明天都滚蛋,我们是山东来的,傅二石单位的,我们要在这儿住下去。今儿个晚了,明天你们要是还不走,可别怪我们不客气!”说罢转身下楼,找了一个空房间住下,然后从后门转到厨房,看看能不能弄点什么吃的。厨房的门从里面拴了,旁边有一个窗户,虽然没有灯,但隐约看见床上好像睡着一个人,而且发出鼾声。于是我们使劲敲门,那人果然坐了起来,一下子跳到门口,打开门说:“你们可来了!”原来是二石!我们把厨房里的食物一扫而光,他又把住在门房里的那位保姆叫来,为我们煮了一锅粥,这一晚,大家美美的睡了一觉。
    第二天我们起来得很晚,二楼上的旗子已经不见了,但还有几个红卫兵朝我们这夥人张望着,董伟民穿的是一身正规的军服,两只手插在大衣口袋里,带了一架旧照相机,搁在口袋里,故意把皮带搭拉在外面,看上去像是口袋里掖着一把驳克枪。大约相持到中午,那帮中学“红卫兵”终于落荒,二楼插上了我们的大旗,中央是“红卫兵”三个毛体大字,上沿一溜“山东艺术学校八一八红卫兵指挥部”几个字。二石在厨房后面的菜园里寻找他爸爸访问东欧时带回来的葡萄酒,因为怕被抄家的那些家伙拿走,便埋进了屋后的菜园里,现在想挖出来为我们“长征”的出发典礼壮行,可是挖了大半天,始终没有挖得到,这“真正的洋酒”,也就没有喝得成。
    我们这支队伍一共八个人,除了我和傅二石、姜一鸾三人是教师,其余都是学生。个个膀大腰圆,典型的山东大汉模样。一亮相,就把南京那帮奶油娃娃给吓跑了。这座小楼原是江苏省委的,因为军区的一位首长需要在傅厚岗那边住,便对调了一下。文革后,傅厚岗的院子还给了傅家,这里也辟为“傅抱石先生纪念馆”,馆长就是傅二石。
第二天到街上置备一点路上用品,准备出发,晚饭在南京师范学院旁边的一个小店里吃饭,南京的规矩,米饭都用小碗蒸熟,一碗二两,一口而已,再要,又是连碗端上来,就这么一碗一碗,八个人吃了不知多少碗,那空碗在桌子上堆起有二尺多高,惹得周围桌上的金陵食客人人瞠目结舌。

日记揭出反革命

恋爱女友告黑状

    1967年1月31日,青岛市的一个支持造反派的中共山东省委委员王效禹来到济南,宣布夺了中共省委的权,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人们以为,从此该太平下来了。不料,事情并非人们所料,“革命”既没有“形势大好,”也没有“越来越好”,内战打来打去,一直打到夏天,我们也越来越弄不清究竟谁“革命”,谁“反革命”,就只好当起“逍遥派”来。那时候,我和二石、姜一鸾,还有体育老师郭宗琪,都住在学校果园边的一座筒子楼上,闲来无事,铺一张凉席在果园里,泡上一壶茶,天南海北,云遮雾罩,穷聊一气,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到王效禹吃面条,无所不谈,打发日子而已。二石是讲故事的好手,平淡无奇的凡人小事,到了他的嘴里,添油加醋,出来的味道就非同一般。傅抱石老先生是老一辈艺术界的名人,与演艺界交往甚密,所知江青解放前在演艺界的那些荤荤素素老故事不在少数,饭后茶余,难免说到这些陈年旧话,二石自然也听了不少,这时候难免搬出来卖弄一二。诸如江青艺名蓝苹,演过一两部电影,经常和人争主角,以及和导演金山的桃色新闻等等,和现今小报上登的那些电影明星们的绯闻逸事差不了许多。听了也就听了,无所谓的。却不料惹下弥天大祸,叫我们“果园四仙”真个儿“吃不了兜着”也。
    记得是1968年的春天,一大早,我照例去上班,却看到办公楼的西山墙上,出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大标语:“坚决揪出傅二石反革命小集团骨干分子朱铭、郭宗琪、姜一鸾!”所有的人名,都用血淋淋的红色打上了叉叉。一夜之间出来了一个“反革命小集团”,团长傅二石,团员一共三人!我顿时懵了:傅二石何时成了反革命?我们又何时成了小集团?不但是“分子”,而且是“骨干”?怎么就一点儿音信也没有听到过呢?
这标语一出来,人人见了我就都如同躲避瘟疫一般,避之唯恐不及。叫你有一种在马路上走得好好的,忽然一脚踩空,掉进下水道里去了的感觉。回到家中这才听说,昨天“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来抄了姜一鸾的家,收去许多书、笔记本、信件,姜一鸾还大叫他的存折也被偷走了。想到也许会抄我的家,我连忙处理后事,将许多有价值的业务笔记、来往书信全都付之一炬,在自家的花盆炉子里烧掉了。下午果然来了另一派的“红卫兵”,在我的家里洗劫一番,因为有所准备,来者一无所获。后来才知道,事情的起因就在姜一鸾的日记,这位越南回来的学生仔,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傅二石讲的那些关于江青的无聊故事,他都记到了日记里。当时他正和山师的一位女生谈恋爱,那位大学生翻开他的日记就看到了这些事,回去之后又告诉了她的“红卫兵”头头,于是联合山东艺校的同一派“红卫兵”,当天晚上就对姜一鸾采取了“革命行动”。
    二石可就惨了,据说昨天晚上被“思想兵”里的几位专管黑帮的人提审了半夜,“对所犯罪行供认不讳,‘傅二石专案’取得重大突破”。但是,主犯傅二石,乘看守人员不备,跳窗逃跑。事后得知,“专案组”狠狠地把他揍了一顿,使他思来想去,不能不跑,否则,只会不明不白地死掉。这时“毛主席派来的”解放军工作组已经进校,但“造反派”仍然我行我素,这样的大事,工作组完全插不上手,被对立着的两派“红卫兵”把持着。记得在第三天,工作组的一位戴眼睛的南方人,态度和蔼地找我谈话,正式告诉我所谓“傅二石反革命小集团”的罪行,就是那些有关江青的故事,我表示很惊奇,因为那些事,稍有年纪的人谁都知道呀!那位解放军同志很严肃的对我说:“第一,这是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严重问题,不能小看;第二,主犯是傅二石,但是,你们听见之后,不抵制、不揭发,也是错误;第三,如果你再传播,错误就更大。最后说:“至于你们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性质,还要等审查后再定”。稍过了几天,来了一位自称是文教委保卫科长,名叫宋占彬的家伙,又把我叫到“革委会”去,拍着桌子,瞪着眼睛,拿着厚厚的一本《卷宗》,连吹带吓,比“红卫兵”还要“红卫兵”。后来知道此君是石华山从公安厅带到文化口来的,后来还当了省文化厅的保卫处长,江青倒台之后,又跟石华山滚回公安厅去了。我不愿意随便骂人,但是,我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公安战线上的败类。
    头几场雷声响过之后,这件案子似乎又搁下了,不论是“红卫兵”、  “军宣队”、保卫科,都再也没有传讯过我们。但是对傅二石可不客气,在全国发出了《通缉令》上面印着二石的标准像,可能是从档案里找到的,那相片器宇轩昂,春风满面,笑嘻嘻的,完全不像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样子。济南的大街小巷、电线杆上,到处张贴,我在泉城路和杆石桥等好几个地方见到过。据说全国各大城市都贴得到处可见,想来这印数肯定不少,也许仅比“伟大领袖”的肖像略逊一筹。令“造反派”没有想到的是,就是这张《通缉令》充当了二石和他的妻子孙靖华女士的红娘,使他们缔结了千年之好。这件事大概张荣东同志的书里已有叙述,我就不在这里罗嗦了。
    1968年就这样风风雨雨的过去了,转眼到了1969年,学校里成立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由革命干部、红卫兵代表、军工宣队三方面人士组成,实际工作都还是军工宣队来做。被结合进去的革命干部,是原人事处长、党委委员汤天德,原来工作大胆泼辣,七斗八斗,也变得谨小慎微起来,遇事总是退避三舍。刘少奇打倒了,邓小平认错了,北京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经过修改的《党章》,规定原国防部长林彪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原来开会只喊“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现在又加上了一句:“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一切就这样安排得井井有条,还会出什么问题吗?于是,毛主席对学生们说“要复课闹革命”,王效禹也指示,学校要“下乡搞斗、批、改”。大约在割麦子的季节,我们全校都拉到济南以南约45公里、泰山山区里的柳埠公社槲疃大队,一面复课闹革命,一面搞斗、批、改。这一年的3月,我的妻子生下我们的第二个女儿,为了纪念九大召开,起名叫“朱旭”,这时才两三个月,妻子上班的厂子离学校二十多里路,一天六趟,骑着自行车飞奔,我这心里实在忐忑不安,但又有什么办法呢?。
    槲疃是个大村,但是很穷,小学在村头河边的一所破庙里,院子里有一棵奇特的大树,这时正开着满树的小白花,村里到处飘着清幽幽的香味,好闻极了。师生们分散住在社员家里,学校自带伙房,自己起伙做饭吃。大约在麦子刚刚割完的时候,某一派红卫兵的领袖,突然把傅二石押解到村里来了,算是逮捕归案,拿来当做搞斗、批、改的“活靶子”。军宣队也号召两派对立的红卫兵组织,要通过共同批判傅二石,团结起来,于是乎联合召开“批斗会”,双方比赛,看谁的嗓门高,谁的态度坚决,每次都是在一片“砸烂砸碎”的呼声中结束。我和几位“红卫兵”小将,还有军宣队的苏一帆同志,住在村东头的一所空房子里,小将们来去自由,说走就走,经常就是我和老苏看门。傅二石被安排在伙房劳动,每天一大早,就挑起水桶穿过一条极窄极窄的小胡同,到山坡上去担水,我在速写本上记下了这个场面。由于“小集团”的事情还没有结论,我们不敢相互招呼,当然更不敢向他打听这几月的逃亡生活。但是,我在槲疃画下的一本速写本上却有他的一页速写,画了几个了草的头像和坐着的人物,好像是在某次开大会时,一起席地而坐,他拿过去涂鸦两笔留下的,我特地注明“本页作者:傅二石”字样。
    在槲疃住到6月19日,麦子收割完毕之后,就不了了之地撤回学校来了。我一入校门,走到直达宿舍的那条大路口,就看见我家屋旁的照壁墙上画着一幅很大很大的油画——毛主席和已经在《党章》里保了险的“接班人”林彪的肖像。我的岳母来帮助我们照料孩子,一家人天天在两位巨人面前,吃着他老人家给的定量,倒也其乐融融。傅二石住在西楼,到食堂买饭吃总要从我家窗前经过,当然和我当右派的时候一样,他也学着目不斜视,看着脚底下的蚂蚁走路了。根据省革委的意见,傅二石暂时在学校里“接受群众监督,劳动改造”。被安排在舞台美术队,去打扫仓库,把那些破破烂烂的灯具、道具都一一擦洗干净,排列整齐,以备排演“样板戏”时好用。理所当然,他也被编入“黑帮”队伍,一日三餐要先唱《黑帮歌》才准许吃饭。这时的“黑帮”队伍,由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分子三部分人组成,走资派不服气,反动权威年纪太大,他们唱歌都不卖力气,常常受到“红卫兵”的呵责,二石的到来,使这种情况大大改观,歌声变得嘹亮起来。但是,在我们听起来,那声音就像已经挨了一刀的猪似的声嘶力竭,叫人听了真是寒心。
    不久,军宣队换了一次班,炮兵的一位师政委奚俊生同志来任队长。这时,中央成立“五七”艺校,以样板戏为教材,培养新一代“革命文艺工作者”。奚政委征得上级机关的同意,也准备成立“山东省‘五七’艺术学校”。这里的所谓“五七”,是指的毛主席1969年5月7日发表的“最新指示”:“学生也是这样,即不但要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沙家浜》等八个“京剧样板戏”,已经采用管弦乐伴奏,写实的布景灯光,集音乐、美术、戏剧表演于一堂,我们这个学校正好行当齐全,可以立即开张。奚政委用人极其谨慎,生怕把派性带到这个新的集体里来,所以第一批抽调的教师极少,美术老师仅有赵玉琢、李振才、梁敬泗等三、四个人,我们这些人都还在老艺校继续搞斗、批、改。
    1971年春天,我也调到“五七”艺校,担任色彩课,业务撂下的久了,总得认真备备课,妻子也很支持我,让我独自在北面的厨房里写教案。对门是一位老干部的家,每天晚上总聚集有一大帮人,抽烟的味道一直呛到我这边来,也不知道他们讨论些什么。有一天,大约深夜十一点多钟了,奚政委忽然来到我的小厨房,见我在备课,也没有坐下,站着说了几句。他很严肃地问我一位姓张的老师,“他的业务怎么样?”这人是我的同班同学,我自然不能说他不行,“但是。。。”不等我开口,他就当住了我,说:“别的事你不要说了。”大约呆了两三分钟,就离开了我的“书房”。不一会儿,我的那位姓张的同学就推门进来了,原来他也每天到对门来聚会,好像商量着什么大事。他软磨细唠叨,曲溜拐弯地对我说起希望调到“五七”艺校教学的事,说是有人从中阻挠,希望老同学无论如何要帮帮忙。我大受感动,不顾组织纪律,把刚才奚政委来征求意见的事都对他说了。你看,我这人傻就傻在这里,这位老同学在对面的屋子里,正劲头十足地起草一个叫做《关于一小撮别有用心的人包庇傅二石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要通过当时的九大中央委员、潍坊柴油机厂的一个痞子、造反派的坏头头张延成,带到中央去交给江青。这份材料把我们这一伙说成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纲领、有行动”的,“妄图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十恶不赦的反革命“大”集团,而“在一小撮人包庇下,首恶分子傅二石逍遥法外,骨干分子朱铭、姜一鸾、郭宗琪等均获重用”。尤其令人莫名其妙的是,这伙人硬说:包庇我们这“一小撮”的“大保护伞”竟然是与我们毫不相干的26军政委、时任省革委政治部主任的曹普南,还有结合进校革委会的老干部汤天德、杨力“之流”。这份在乌烟瘴气中炮制出来的“材料”,竟然也是由我的这位老同学亲自送给那位痞子委员的。他一面准备把我打入十八层地狱,同时又拍着我的肩膀,叙起同窗友情来,这样的老谋深算,这样的不动声色,可不是我辈小百姓能够识得的。
    又过了一年,初夏的某日,记得正是中午食堂开饭之前的当儿,从外面来了一辆吉普车,几个公安人员气势汹汹,在“革委会”头头们的带领下,把“反革命分子”傅二石从西楼宿舍里押了出来,走到大路上,面对一大群围观者,戴上手铐,推进车里,一溜烟地带走了。我不必出去,在家里的南窗上就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得见这一幕。后来我才知道,就是这份在乌烟瘴气中,从我的邻居家里炮制出来的材料,经过张延成的手,被送到了江青的面前。江青气急败坏,批示要周恩来、张春桥、王洪文、谢富治、于桑等人传阅,“指示”要严厉惩办,和上海文艺界人士被抄家、关押的情形一样。据后来我听林风眠的学生陈积厚先生回忆,在上海,被逮捕的文艺界人士很多,林先生也因此事被关进监狱,他去给先生送内衣,要经过七道门,打开七遍锁。林先生此时已经八十多岁,还能搞什么反革命活动呢?看来这个卑鄙恶毒的女人,是下决心要把她自认为不光彩的一页,从无情的历史中挖掉,从所有人的记忆中挖掉。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蠢事?难道这一段故事就会妨碍你当“女皇”吗?谁不知道汉高祖赊过樊哙的狗肉,朱元璋偷过庙里的灯油,孙中山当过串乡郎中,蒋介石嫖过上海的妓院,不是都没有妨碍他们当皇帝、当总统吗?何况当明星的事是何等光彩?美国总统里根也不过如此。她这样的迫害知情人,只能说明,这个女人,在可憎的邪恶之外,又增加了一层可笑的愚昧,一种违背常识、愚蠢透顶的愚昧。

幸而保住了脑袋

    二石就这样被逮走了,下面的事,就该拾掇我们这些“骨干分子”了。这一次直接出面的是文化厅保卫处处长,就是那个当年还是科长的家伙。他带了一名助手来找我谈话,那小伙子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这家伙一直雄赳赳地站着,拍着桌子,歪着嘴大声喊叫:“你不要忘了你是个右派,你对无产阶级专政有刻骨仇恨,不惜一切机会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你的面前只有一条道路:老老实实交代问题!”    
    我很客气的问:
    “交待什么问题呢?”
    他又发起火来:
   “交待什么问题?还要我告诉你吗?”
    我更不明白了,央求着:
     “您给点个题儿吧。”
      他还是不消火,大骂我的态度不好:
     “告诉你,把你和傅二石一块抓走,很容易,我们马上可以带你走!”
     “那就走吧”
      我只得说。房间的门开得很大,走廊上听得见这里的吵闹声,军宣队的同志走进来,对我说:
      “你目前主要的事,就是交代你与傅二石的关系。”
      “我和傅二石是同事关系,这还用交代吗?”
      “他对你讲过一些有关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情吗?”
      “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事,他能知道吗?”
       一直在那里走来走去的那个“处长”急了,又大声喊起来:
      “就是关于江青同志的那些谣传!”
       这一下才算是点了题,我淡淡地回答:
      “那些事我不是四年前就交代了吗?你做的记录,我签的字。”
      “还有新的问题没有?”
      “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自从那回事儿之后,我听见江青的名字就远远地躲开,从来没有从我嘴里吐出过这两个可怕的字。所以我敢这么斩钉截铁的保证。那家伙有点气急败坏,可又无可奈何,最后只得说:
    “那好吧,你把以前说的那些再写一遍,交给我们。”
     “对不起,那是四年前的事了,我怎么想得起来?写得不一样又是不老实。你们那里不是有记录吗?我承认了的事,决不翻案就是了。”
     我还是坚持一字不写,走出了革委会的大门。
     没有想到,傅二石一案,还真的成了“惊天大案”在此期间,二石的母亲罗时慧先生,为了救儿子一命,来到北京,奔走于廖承志、何香凝门下,并把申诉材料交到了邓颖超同志手里。总理当时已经检查出膀胱的问题,正在住院治疗,他当然也看到了张延成交给江青的那份所谓“传阅件”,虽然只是关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的问题,他当然一眼看出这中间的关节在哪里。其间的过程,张荣东先生的书中一定会披露许多我所不知的情节,我就不再把道听途说的流言拿来干扰视听了。
    经过多方面的努力,二石的案子被审结,判处徒刑7年,到泰安的一所监狱服刑,他的同班同学邱恩鸿、许仰由都在泰安,想来会给他一些帮助。而我们这些“骨干分子”,也不再有人过问,过着和千千万万老百姓一样的平安日子。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周恩来总理拖着病体坚持从头到尾的接待和谈判,此后就一直住在医院里。1973年,省公安厅厅长石华山到学校来召开全体教职工大会,宣读《中央文件》,专门为一个小不点儿的学校下达《中央文件》,这在山东艺专的校史上恐怕还是第一次。这个文件是国家公安部、山东省公安厅联合调查组对《傅二石反革命集团》进行调查后,给党中央写的报告,和周恩来总理在这个报告上的批示。调查报告的结论是:
    1、  傅二石散布有损国家领导人威信的言论,山东省公安厅对其所做的结论是正确的;
    2、  傅二石的问题属于个人行为,经查证不存在小集团问题;
    3、  为防止傅二石传播的言论继续扩散,不应再继续扩大追究范围。
周总理批示的意见大意是:请江青、春桥等阅。我同意报告提出的意见,请公安部注意:有关本案的所有材料全部上交公安部六处保存,任何人、任何单位,一律不准留底或复印。
    周恩来总理在这里无疑是大喊一声:“刀下留人!”传达完这个文件之后,许多人都哭了,我也哭了。就在这之前几天,刚刚发生了“永远健康”的“林副主席”坐三叉戟飞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罕的事件。总理为这个国家,把心都操碎了,还要抓他的“宋江”、抓他的“孔老二”,天理何在啊!
    转眼间到了1975年,美术系来了一位烧不熟、煮不烂的“老革命”,当我们的党支部书记,他曾经在北京荣宝斋当过几天保卫科长,所以每一开口就是“我在中央工作的时候。。。”,此人跟风极紧,报纸上一提批“右倾翻案风”,他马上嗅出味道来,要在学生中批“白专道路”,要在老师中抓“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大字报、批判栏又在美术系热闹起来。我们这些教业务课的老师又成了批判对象、阶级斗争的活靶子,人人自危。此时,幸亏我们这个“反革命小集团”早已鸟兽散:姜一鸾调到省博物馆画恐龙去了,郭宗琪因为要照顾家庭,调到济宁市体委当教练,傅二石在服刑,唯有俺老朱还是傻模傻样,厮守着一大窝儿女,伸着脖子等着挨刀子。君不见,“老革命”三天两头大叫:要对我“新账老账一起算”。这句话就像唐僧的紧箍咒,灵得很。
    这一年的6月,我们家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上有老,下有小,59块钱工资养家活口,还敢“捣乱”吗?只有老老实实。入冬,传达文件,中共山东省委组织“农业学大寨”工作团,到菏泽工作一年。动员会上强调这是中共省委组织的工作团,我想起码得是党员,才有资格参加。回忆1958年我被定为右派分子后,学校动员大家参加中共山东省委组织的“百日奋战工作团”,我也积极报名,不料惹来的却是当头棒喝。当时的党支部书记叫曲显祖,把我叫去说:“要说你是故意捣乱吧,你吃不了兜着,可是难道你真的不知道,这是省委组织的工作团,能要右派分子吗?”17年前的情景犹在目前,所以,我没敢报名。不料“老革命”在大会上说:“积极报名的同志,我们也不一定就叫他去;不报名的,我们也不一定不叫他去。”周围的人都把说不上什么意味的目光,投向我惶恐的脸上,这“老革命”算是把我给盯住了。虽然许多领导很体谅我的难处,但考虑到既然顶头上司盯上你了,就算是把你留在家里,肯定也没有好日子过。1975年11月,我给孩子起了个名字:广宇,就离开了岳母、妻子和三个可爱的小宝宝,一溜烟跑到郓城县程屯公社杨寨大队,“学大寨”去也。不必点明,我为孩子起名“广宇”,是出于鲁迅先生的一首有名的诗:
    “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
     心思浩莽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后来,听回校休假的同志回来说,学校的工宣队长在全体老师会上点名批判我,就提到儿子的名字,若是联系到鲁迅的这首诗,打个“反革命”是易如反掌的事儿。幸亏这位工人师傅不知道什么鲁迅,也不知道什么诗,只是一个劲大骂“右派分子,破坏计划生育,还光荣?还名誉?这不是右派翻天吗?”回校休假的人这样告诉我。我真是倒抽了一口凉气,又把心放进了肚皮。
     我们这个省委“学大寨”工作组,一行五人,在杨寨大队,一呆就是一年。农村的贫困出人意料,干群关系紧张,社员们用消极怠工来表示他们的不满,甚至宁可饿肚皮。头一年冬天,社员要查账,干部要抓牲口啃青,大队会计半夜来叫我们到麦地里去捉社员的羊,还要剖开羊肚皮,看胃里有没有青苗。到第二年,我调到县里,住在文化馆为《农业学大寨戏剧会演》画布景,村里的情形就不大知道了。可是,在悄然无声的日月中,全国人民所日夜期盼的“惊雷”终于来到了。1976年的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去世,天安门广场和西单民主墙都出现了人民的心声。6月,唐山地震,几十万人在防震棚里度过了夏天和秋天,我还得挂念着远在济南的老老小小,不知道他们能不能住上防震棚?到了9月,忘记是哪一天,那舵手也终于去世了,惊雷,就快要来到了吧,我想。
    天气渐渐冷下来,第二个冬天又快要来临了。有一天,我正提着石灰桶在工作组驻地的土墙上写大标语:“你办事,我放心”、“按既定方针办”。工作组长董炳玺同志从公社开会回来,忽然凑到我耳朵边,小声对我说:“老朱,不要写了。”我大吃一惊,进了屋才知道,那些所谓“遗言”都是假的,“四人帮”倒了,江青完蛋了,邓大人又上台了。我的心情和前年在空军张庄机场画布景时听说林彪摔死在温都尔罕时一样高兴,大家又一次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同一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时候一到,一齐都报”。那是陈毅元帅最喜欢说的一句古老的中国成语。
    1976年12月,我们回到了学校,一切都步上秩序的轨道,按部就班地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1980年,以江青、林彪为首的两个最最恶毒的反革命集团,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看到在被告席上,江青那副无赖的样子,我的心里真有一股无名大火在上升,几乎要爆炸开来。我的“右派”问题,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得到甄别改正。记得第一次谈话后,组织部门起草的意见是,“虽有一定的错误,但不属于敌我矛盾问题。”人家告诉我,这是“留尾巴”,于是我又去找,杨力同志对我说:“说实话,就是有一个问题不好办,有一份检举材料说,你在办公室看报纸时说‘章罗联盟’攻击党的意见很好,现在,‘章罗联盟’还没有平反,所以这份材料揭发的问题还不能改正。实话给你说,写这份揭发材料的人还在你身边,还和你在一个教研室”。甭说,我得感谢那位到江青那里状告“傅二石反革命集团”的“老同学”了,他二十几年前的这一纸黑状,到今天还牢牢压在我的头顶上。这一回,我感到,就是当一辈子右派也值得,因为我终于认识了一个“人”,也认识了“人”这个动物,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这还不值得吗?
    但是,傅二石还是没有回来。算起来他服刑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江青既然倒了,他也该回来了吧?

一枕黄粱怀二石

    当然,二石是出狱了,而且早就出狱了,只是我不知道而已。在向他宣布无罪的时候,他就提出,因为要照顾家庭,请求回南京安排工作。实在说,这个家如今也只有靠他了。上有高堂老母,经过为儿子奔走数年,忧心如焚,她已经心力交瘁,步入风烛残年。长兄傅小石,“文革”期间到苏北农场劳动改造,叫他赶大车,在一次翻车中摔断了一条腿,成了残废,整日借酒浇愁,1987年中央美术学院派人来给他平反,他一高兴又喝多了,突发脑溢血,几经抢救,命是保住了,但是成为半身瘫痪的残疾人,后来靠着坚强的毅力,练习左手,终于获得成功,长嫂不贤,家居欠和,也常常给大家添些麻烦。大妹妹是精神病患者,已经奄奄一息,小妹远在日本,这个家不靠二石靠谁呢?于是他走了,离开我们这些“小集团”的难兄难弟,走了。从此,由于“两地分居”的缘故,我们之间的的交往也就比较稀少了。
    现在,二石已经是知名画家了,我想,还应该对他的画再说上两句。傅家父子三人:抱石先生和长子小石、次子二石,都是中国画坛独具特色的优秀画家。傅抱石先生早年留学日本,研习绘画,日本的山水画,称为“南画”,其实完全是学的中国货,受南宋马夏一派的影响很多。抱石先生重视写生,锐意革新,在用笔、用墨,尤其是用色上,都有许多自己的创造。他在60年代初访问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时的作品,就很有代表性。他早年虽然也画过《洛神》、《山鬼》等人物题材的作品,但主要还是一位现代中国画坛上的山水画大师。其最为知名的作品,当然是与关山月先生在人民大会堂合作的巨幅国画《江山如此多娇》了,毛泽东主席亲自为这幅画题名,而且国家领导人正式接见外宾,一般都在这幅画前。小石、二石,乃至他们的妹妹傅益瑶,自幼受到父亲的影响,都很有绘画的天才。但在傅老的眼里,最有才华的还是老大小石,1953年小石考取了中央美术学院,就读于中国画系,这时正是到处学习苏联的时候,中国画也要从西洋的素描入手,蒋兆和先生、宗其香先生、李斛先生等等,都是素描功力极深的老师,教学生在宣纸上直接面对模特用水墨写生,线条和墨色相得益彰,很有独创性,但是,与千年传统颇相背悖,故而在后来被指责为“虚无主义”,并且是美术界最大的“右派分子”江丰的一条罪状,遭到批判。1957年,毕业前夕,“反右斗争”扩大到学生之中,好几位才华卓著的高材生,都被打成“右派分子”,到大西北去劳动改造。经过傅老再三说情,学校破例同意把傅小石发回南京,由当地街道监督改造。本来想放在自己身边,另加教导,不料小石从此有些颓废,自暴自弃,不思上进,那场惊心动魄的伟大运动,对于一颗幼稚嫩弱的心灵来说,打击的力度也实在太沉重了。
    自那以后,傅老自然把目光投向小儿子二石。二石自幼娇生惯养,生性好动,爱好体育,文化课马马虎虎,画画也是兴之所至、信手涂鸦,不曾认真对待过。1956年上了山东师范学院美术专修科,两年的学生生涯很快就过去了。毕业之后又常常打杂,或教英语,或教俄语,甚至体育。其实,就我在他的班上教课时的感觉而言,二石的天赋极好,素描、速写在班上都是极好的,尤其是他那举重若轻的潇洒劲儿。那时候在山师教中国画的是臧仲文先生和刘家裕女士,年纪大约都是六七十岁,擅长国画的于希宁先生、王企华先生,那时一个教中国美术史,一个教图案,所以在国画方面,二石没有什么长进。抱石先生见了自然有些着急,这就有了托于老帮忙,调二石进艺专以谋深造的事情。
    艺专时期,山水花鸟已经上课很少,大家忙于画工农兵形象,今天上工地,明天上车间,要不就上连队,二石有一手过硬的速写能力,从上面说到的那张画在我的本子上的速写,可以看得出来。文革中当逍遥派的那段时间,我和二石住在一个楼上,我为一个名叫《红画兵》的单张小画报画画流行的“大批判”漫画,黑色和红色两色套印,千篇一律的“红太阳,放光芒”,千篇一律的工农兵,二石常常讽刺我们说:“南京人对长江大桥两头的四组雕塑编了一段顺口溜:‘前腿弓,后腿绷,姐妹加弟兄,东西南北风,一齐往前冲’,尔等亦然也。”这倒真是实话,可是你要不这么画,行吗?这种话,也就是坐在果园里乘凉的时候说说,在外面是说不得的。我们美术系有一位须发雪白的老革命臧仲文先生,就是因为在讨论刘春华的“革命样板画”《毛主席去安源》的时候,于众口一致的赞扬声中,说了一句:“这油画不像油画,年画不像年画,算个什么东西!”立即被红卫兵带到“黑帮队伍”里去,呆了好几天,后来因为实在是砸烂了骨头也找不出臧老有一点“反革命”味道来,只好在保证“随叫随到,听候批判”之后,获得释放。要是摊在我们头上,恐怕就没有那么轻松!其实,说句老实话,我们许多人都对搞“样版画”不以为然,对刘春华的这张也叫“画”的东西,更是嗤之以鼻,只是当做门神、灶马最合适了。后来我亲耳见过当时是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造反派头头,被江青封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美术组副组长的一位老兄说到这张画的创作经过,倒也有趣,他的话说明:1、这张画应当是集体创作,不能算是刘春华的个人作品;2、江青为了把这张画定为样板画,亲自接见了他,听了他的意见后才决定的;3、就他个人的观感而言,江青的长相、风度都是了不起的。我当时就感觉到,就是现在假如有人提出来要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平反,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二石不参加那些宣传画、连环画、漫画之类的创作,有时自己关起门来瞎画,在桑皮纸或者生宣纸上信手涂鸦,用的据说是他父亲的“山马笔”,是一位日本朋友赠送给抱石先生的,用日本特有的一种生活在高寒山区的野马鬃毛做成,笔毛虽然稀疏,但却极长且硬,皴擦效果特别,近看乱麻一团,远看层次丰富。他之作画,轻松自如,一边和你聊天,一边胡乱涂鸦,不经意间,一幅生气盎然的山水画就出现在你的面前。
    傅抱石先生是山水画大师,祖籍江西新余,1904年出生于南昌。自幼酷爱金石书画,于画艺则尤其推崇石涛,故自名书斋曰《抱石斋》。18岁起,以傅抱石之名行世,或曰“抱石斋主”。1933年东渡日本,入东京帝国美术学校,专攻雕塑与美术史,并研习绘画艺术。1936年回国。受徐悲鸿先生之聘,任教于中央大学艺术系。抗日战争爆发,他随中大西迁入川,沿途写生,山川民情,尽入画中。八年抗战,他携家带口在歌乐山金刚坡坚持作画不辍。他的画风很有个性,尤其表现在他的用笔和皴法上,与黄宾虹先生,与李可染先生,与潘天寿先生都各具特色。傅老在“文革”前一年去世,二石的绘画则是在“文革”后达到高潮,所以,虽然耳濡目染,受到父亲的影响,但是,他并没有被父亲的影子笼罩着,靠着他的庇佑而失去自我,而是独自在阳光雨露中,在风吹雨打中,茁壮的成长起来的。也许出于对傅抱石先生的崇敬,日本绘画界对二石的作品评价尤高,二石也多次到日本举办他父亲和他个人的画展,获得很大的成功。大约是1994年吧,台湾故宫博物院为纪念傅抱石先生诞辰90周年,举行了盛大的纪念活动,组织者以故宫博物院的名义,向全世界华人华裔发出邀请,欢迎届时携所藏傅抱石先生作品前来参展,一切费用自理。结果,从五大洲携傅公作品来台北聚会者逾千人,盛况空前。组织者安排傅二石在《中央日报》礼堂作报告,介绍抱石先生生平与艺术。他走上讲台,就看见讲台的背景上悬挂着青天白日旗和“先总统蒋介石”、“故总统蒋经国”和“现总统李登辉”的巨幅画像,不禁感到十分好笑,所以,头一句话,他就对台下的几千人说:“像这样的场面,我经常在打败国民党的电影里看得到,想不到今天在这里,也当上了这样的角色。”惹得大家哈哈大笑。不论多么正经的大事,经过二石“幽他一默”,也就冰融雪消,“相逢一笑泯恩仇”了,所以在老艺专,也有人说,二石没有去当外交官,实在是历史的误会。
我以为这正是二石的可爱之处。
近几年我到南京时,总要去看看他,总是他请我吃饭,而且每次换一个地方。1993年那次见面,他请我到华东饭店吃板鸭,那厨师亲自出来见他,亲热得不得了,我很奇怪。他告诉我说,前几天南京的宾馆厨师们举行烹调技术比赛,二石把刚刚从日本带回来的一套豪华餐具借给这位厨师表演时使用,结果得了大奖。所以每次二石来到,不但随便点菜,好吃好喝,临走还要送他一些鸭肫、鹅掌之类,让二石拿回去自己做。算起来他在南京请我吃饭已有五次,换了五个地方,除了这次,其余的,我都记不得字号了。
2002年9月10日,我接到二石从南京寄来的《山水画册》,洋洋百余幅作品,真令人爱不释手,我衷心祝贺他取得的成就。一开头我就说过,二石比我更天真,我比二石更傻。回忆我们之间近50年的交往,事事都说明了这一点。可是,二石最大的天真,就在于他始终坚持画他的画,而且越画越好;而我的最大的傻,就在于丢了自己的所长,捡起了自己的所短,又是搞理论,又是当官儿,煞有介事一般,结果到了老年,成了一个两手空空的大傻蛋——既不是鸡蛋,也不是鹅蛋,但愿不要成为混蛋,落个善终就好。从1958年上房顶哄麻雀画速写的时候起,几十年来,我都被领导说成是“白专道路”的典型,到了如今这个年月,人家搞政治的都往“白专道路”上挤,一门心思去发财,我这个“白专”分子,倒反而挤到政治堆里来了,身居高位,徒有虚荣,穷得丁当响,却还自我感觉良好,要当廉政模范,岂非傻得可以?
    今年五月,去了一次冀南,在邯郸郊外,有一个叫做“黄粱梦”的小村庄,供奉着吕洞宾和被他超度的那位卢生,唐人小说《枕中记》就是写的这个故事,说卢生上京赶考,在此处住店休息,店主淘米煮上黄梁饭,卢生乘机伏枕而卧,梦中自己得中状元,封为宰相,妻妾成群,家财万贯,权势显赫。不料传来圣旨,因为牵连到一件案子,满门抄斩,眼看家人一个个人头落地,刽子手举起大刀,直朝他砍了下来,吓得他大叫一声,猛然醒来,店家锅里的黄梁米饭,兀自还没有煮熟。经过吕洞宾的点化,卢生大叫,所有的荣华富贵,我在梦中都已经享受过了,还去考他做什么?于是随吕仙出家修炼去也。老吕点化人的道道,不过“人生如梦”四个字而已。回首我与二石兄46年的交往,不是也有几分似梦非梦,似醒非醒的味道吗?
    回到济南以后,诌得两句歪诗,供二石兄一笑:


卢生犹在高台卧,我亦随尔入梦来。
荣辱贵贱云烟过,醒来闻得鼠咬鞋。
                     ——过黄粱梦咏卢生

喜煞人、愁煞人,笑煞人、恨煞人,
一枕黄粱醒来人。
莫道世间无真事,烦恼无休缠煞人。
锅里黄梁饭未得,世间争斗几折腾。
罢罢罢,好时辰,走走走,莫浑钝,
趁早去作逍遥人。
                    ——过黄粱梦偶得

     二石呀,二石,倘若我们都还在黄梁一梦之中,我可就一点儿也不后悔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后悔又有什么用呢?哈哈。
                                                

朱铭,2002年9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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