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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广西文革(程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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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眼中的广西文革 程郁 炎黄春秋 2011年第7期

1968年我曾做过派仗的俘虏,那年我只有11岁。

一直期待着比我大的人来描述这段历史,然而,转眼四十年过去了,这段往事仍无人提起,忽然意识到,连我自己都到知天命之年,文革的亲历者肯定越来越少了,再不谈,这些沉重的往事必成为轻飘飘的故事。

1966年文革开始,我上小学二年级。只记得先批判“三家村”,代表我们班的小女孩怎么也爬不上那个高高的讲台。其后,校园里出现许多大字报,抓住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攻击老师。毛主席在北京接见红卫兵,我曾为报社上街卖号外。大串联时,在中学当老师的舅舅带一批学生步行上北京,大我两岁的哥哥也跟着去了,但走到湖南就坐火车回来了。哥哥没从毛主席故乡带来红色的种子,却默默地给家里带来一大把虱子,把母亲折腾了两个月。那时运动对我们来说的确是好玩的。

母亲王慕冰在《广西日报》任编辑,父亲程兴业在南宁一中任教,我家就住在报社。食堂前的大字报先提打倒报社社长,后又针对广西的第一把手韦国清,最后刘少奇的名字也被打大叉了。我回去问母亲,这样一个个打倒,最后会不会打倒毛主席?母亲大惊失色,叫我不要胡说。街上越来越闹腾,报社涌来一批批红卫兵,围成一堆堆大声辩论。某天打起来了,石头飞来飞去,有人捂着脑袋退出人群。大人们分为两派,一派叫“联指”,一派叫“四二二”(“联指”全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指挥部”,“四二二”全称为“广西‘四二二’革命行动指挥部”。),父母最初不参加任何派别就叫逍遥派,也不怎么上班,母亲甚至学起绣花来。

武斗很快升级,报社成为焦点。最初大人们拿着钢叉和棒子,戴着工地上的安全帽,后来真枪也开始流入民间,流血事件越来越多。父母就把我们送到河池的阿姨家。1967年暑假,我在河池迎来了自己十岁的生日。暑假后,母亲曾想把我们送到桂林避难。可是桂林也不太平,夜半醒来,我看到母亲守在窗前忧心忡忡地听着远处传来的枪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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