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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二三夺权后山东师范学院的“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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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二三夺权后山东师范学院的“文革”

      山师红卫兵主要有两派: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和济南红卫兵师的一支主力山师红旗红卫兵。另外还有八一八、八一战斗队的小型组织。谭启龙等倒台后,山师红旗红卫兵销声匿迹。二三夺权后,各单位进行实现所谓的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的大联合、大统一。这是解放军已进驻各学校。山东师范学院当时有四个主要组织,为实现联合,成立了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临时服务组,具体负责大联合的工作,实现三结合。为了为大联合做准备,红卫兵决定开展整风运动,时间是1967年3月17日至3月25日。解放军也予以支持。《山东师范学院红卫兵临时服务组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草案)》。《决定》称:“通过整风,打一场向私字开火的人民战争,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我们队伍中的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加强我们队伍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为我院的大夺权奠定一个良好可靠的思想基础。”整风的内容是:“彻底批判和纠正山头主义、小团体主义、分散主义、极端民主化、宗派主义等错误思想,解决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彻底批判和纠正骄傲自满和排斥一切、反对一切、打击一切的错误思想,解决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彻底批判和纠正关门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解决正确对待犯过错误或受过蒙蔽的同志的问题。整风是一个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重点应以革命组织的各级负责同志,特别是总部负责同志为主。”
       关于整风的方法规定:向解放军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和有关文件,联系实际,对照思想,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大体可以按一下三步进行:
      (一)学习文件:根据整风内容认真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 、《反对自由主义等光辉著作。认真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三七指示)。认真学习《红旗》杂志三、四、五期社论,《我们鲁迅兵团向何处去?》以及《文汇报》发表的《造反不分先后》、《搞臭风头主义》| 《搞臭小团体主义》、《为革命干部的“亮相”喝彩》等文章。
      (二)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自我批评,自觉革命。互相批评时要切实按照毛主席所指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的原则办事。
      (三)开讲用会,进行群众性的整风总结。整风最后一天,以系为单位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讲用会,请在这次整风中联系实际、联系思想解决问题比较好的通知,讲自己的心得体会,作为整风学习的总结。
       各班系应根据这一精神和实际情况进行具体安排。各革命组织的中心服务组同志,在一起进行整风学习,每班派一名代表参加。整风开始的第一天,各班系先给中心服务组提意见,以便各班代表把群众的意见带上来。
       文化楼未参加革命组织的各级干部,也要以部门为单位,带着各自的问题和活思想,学习毛主席著作。
       3月18日,济南部队驻山师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何队长在全院整风动员大会上作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开门整风,在灵魂深处闹革命》的讲话。(讲话内容已经复印,写作时参考)在实行大联合的过程中,军队起了重要的作用。济南驻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3月27日散发的传单中说:“在学校就是响应毛主席、党中央的号召,回到学校复课闹革命。实现以教学班为基础的革命大联合。”“在目前的形势下,实行不实行革命的大联合,是检验一个革命组织是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试金石。”
       在整风之后,3月27、28日,山师红卫兵进行了红卫兵组织选举工作。从开始选举到出选举结果共十九个小时,即从3月27日晚7点到28日下午2点。(反对大联合的山师串联红卫兵认为)选举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候选名单由各系一次推选出来,其他系并未参加意见;第二,候选人就全院范围讲有相当一部分是群众所不了解的,不熟悉的,甚至有的人都不认识。
       大联合造成了山师串联红卫兵的分裂。串联红卫兵指挥部总部主张联合,但以王竹泉为首的激进派却反对联合,唯我独革,认为和社会上一样,有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围绕是否联合双方开展了激烈的辩论。双方都给对方带了不少的大帽子。他们在合并、整风、选举、反击逆流等问题存在原则分歧,其中又是以合并为核心的。(关于此问题复印的材料上有)激进的一方认为,串联总部的负责人进行大联合是上当受骗。“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这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大决战,势必带来阶级矛盾的总爆发。可是在我院,从表面上看,却异常的平静。而党委内一些面目不清的人物却频繁来往和交游串联总部、八一八总部的某些负责人,不住声的吹捧赞颂。而总部某些负责人也四处放风moumoumou 有魄力,有能力呀,某某某忠诚老实呀,从不去发动群众审查干部,这说明了什么?而明显的是串联总部某些负责人,迎合了阶级敌人的反革命复辟的需要,以保皇为罪名,强行解散了最早起来造反的革命干部组织《新愚公》,而党委内部面目不清的人物高举双手‘拥护串联总部的英明决定’。”(1967年4月11日彻底埋葬右倾机会主义—简论我院目前时期的阶级斗争山东师院文革串联红卫兵指挥部“击退逆流”战斗队)。攻击总部负责人麻痹大意。1967年4月1日文革串联惩腐恶战斗队云水怒支队的一张大字报说“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由于胜利流露了和平麻痹思想,我院还明明没有夺权,却认为大权在握,没问题,右倾机会主义思潮相当严重。阶级敌人把我们文革串联这个整体革掉了一块,他却麻木不仁,无知无觉。同志们向他大喝一声‘敌人磨刀霍霍,要杀我们的头,你怎么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呢?”他却认为你草木皆兵,夸大了敌情,甚至说什么‘何必动用一师人马去打一个班?’
       对于王竹泉等人,主张合并的组织和人员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在关于大合并的第一次呼吁中,就把矛头指向他们。声称:“谁不同意合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别有用心,就是百分之百的糊涂虫”。主张合并的组织到社会上散发传单,大造舆论。批判激进派是“唯我革命”、“山头主义”。还贴出了“炮轰王竹泉”的大字报。断言“我院在大联合大夺权中的阻力不是来自‘八.一八’、‘八一’、‘广播’三个革命组织”,“是来自文革串联中以王竹泉为首的一小撮分裂主义者”。王竹泉把“矛头指向了解放军”、“肆意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哺育起来的世界第一流的解放军。”(文革串联驱虎豹战斗队三支队:《炮轰王竹泉代表了一种什么思潮—评大字报炮轰王竹泉》1967年4月)。
       王竹泉等一派唯我独左的思想,不能很好的相信大多数,认为三个组织合并是个大阴谋,是“借合并之名,行抢权之实”,“三个组织是反革命复辟的群众基础”,“广播站在为反革命逆流制造舆论”,进行所谓反击逆流。“主张反逆流的都被当成唯我革命打了。”(1967年4月1日《对目前争论的几点看法》中63-1 千钧棒一支队、二支队、五支队、六支队)。实际上两派之间的斗争主要反映了以王效禹为首的造反派与济南军区之间的斗争。在山东夺权之后,中央发出三支两军的指示,军队开始进驻地方单位,并在许多单位掌握了由于原来干部被揪斗而空出的权力。造反派虽夺去了胜利的大权,但由于其缺乏组织性并没有能够很快掌握各单位或各地区的权力,这也是夺权后山东并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就是当时有人提出“为什么解放军进驻我院前后有那么多谣言?如解放军支持捍卫队!“串连攻击解放军!” “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有人在挑拨革命群众与解放军的关系!”等疑问。
       王竹泉们声称自己是“老造反”,要掌权。“老造反受到二刘一王的压迫最甚,受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压迫最甚,因而反抗力最强、斗争最坚决。因此他们是我院文化大革命的骨干力量,之又以他们为核心,团结广大受压迫的革命群众,才能搞好文化大革命。作为阶级对立来讲,左派对右派是半点也不客气的,左派就是要把右派置于死地而后快,因而二王一刘最害怕老造反。他们晓得老造反上了台,没有他们的好日子过。要斗垮二刘一王,搞好斗批改,不能离开老造反。老造反必须登上我院的政治舞台,必须树立老造反的权威!老造反必须夺权!”(《论山东师院的夺权斗争》山东师范学院文革串联红卫兵指挥部1967年4月12日)
       王竹泉等在二三夺权后的大合并、大联合时,提出在大联合中要以文革串联为核心,要树立文革串联的威信。面对炮轰王竹泉的大字报,串联总部的负责人认为大字报是好的,是革命的,大方向正确。结果被指责为“在大联合的问题上,执行了一条不折不扣的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不惜抽掉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的灵魂搞合二而一。并且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踢开我院革命力量骨干老造反,召开了代表一部分战士合并的臭名昭著的胜利会师大会,于是,一支依靠中间派、团结保守派、排斥革命派的队伍形成了,那些保守派泥瓦匠的威信大大树立起来。”(同上)王竹泉渔串联总部某些人的分歧由来已久。第一次整风某某某要求在家的人搞人人过关,王竹泉则强调从实际斗争中,在路线斗争上解决问题,这引起了极强烈的争论。此后,对于问题的看法,王竹泉与总部中某些人分歧越来越大,以至于达到今天根本对立的地步。后来王竹泉一派离开文革串联指挥部,成立了山师文革串联红卫兵指挥部。
       (文革串联总部还做了这样一件事。济南柴油机厂是保守势力夺权,厂革委会对该厂革命造反派施加压力,制造白色恐怖。柴油机厂的工人多次到我校要求文革串联去该厂支援,然而却得不到支持。柴油机厂革委会企图以借用我们的大礼堂来进一步压制工人,招摇撞骗,对着造反派的工人说:文革串联不支持你们,而支持我们。)文革串联总部把大礼堂借给了厂革委会。)
       在大联合之后,老造反派声称必须分裂,重新组合。他们说:“在我们山东师院老造反们扬眉吐气的日子是有过的,去年十一四以后,老造反们真正挺起了胸脯,雄赳赳、气昂昂,今年战败了山大主义兵和工人联合会一小撮以后,老造反们在欢庆山东红色政权时高兴得跳起来,唱起来,那时,山东师院确实是老造反和广大革命群众的天下。现在老造反和广大革命群众没有权,重新受压抑了。丢了权怎么办?夺!夺!夺!重新夺回来!”老造反的破坏大联合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对老造反说:“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观点,我相信你们胜利。但是,我们不同意你们杀出来,这样做不太符合大联合、大夺权的大方向,应该内部辩论,实行改组总部。”
       《新愚公》是二三夺权后在山东师院起重要作用的一个组织。其成员主要是在文革前主持及支持院党委的中层干部,占领着学校党委、行政、人事处、各系总支等要害部门。在二刘一王遭到批判以后,他们也打着造反的旗号给党委写大字报。但其矛头指向了对原来院党委有意见分歧的张维冷。原来院党委根据工作需要,拟在二三年内提拔一些干部,年龄都在35岁以下,共39人。陈香亭对此事曾说过:“运动前我们给省委的报告中谈到一个顾虑即培养提拔新生力量,将来来了运动那些平时对各位口秀心甜的人会刮起大飓风,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顶不住。这次运动刮了一点飓风,可是被广大革命同志的铁扫帚扑灭了,顶住了……”(《砸烂二刘一王的修正主义思想体系—“新愚公究竟是什么货色?”第一集》“炮打文革楼”联络站材料组1967年6月5日)知道这件事的很少,被造反派称为绝密材料。知情者对此大多守口如瓶,或者避而不谈。张维冷却把这个问题揭了出来,结果遭到知情者的强烈反对。称张维冷挑动群众斗群众,耍阴谋,又一方面把39人名单说成是450人。1966年6月14日,黄敏、陈香亭、李克信召集党委、院行政两支部部分党员,把斗争矛头指向张维冷,贴出了把矛头指向党委的大字报。之后在运动中以次为资本,树立自己的形象。称“我们是文革楼最先起来造反的,使工作组把我们打成了保皇派。”(同上)1966年6月24日,陈香亭写信给李芸生、蓝名述谈到614大字报的评价问题说:“文化楼三十几位革命同志揭发刘砥石、刘明凡镇压革命群众的大字报是革命的行动,绝不是像张维冷说得那样是黑帮分子的反扑。”(同上)
       关于39人名单,听了蒋南翔报告的陈香亭回去作了传达。文革风潮起后,陈香亭1966年9月6日曾给董子宜、张维冷写过一封信,谈对这些敏感问题的看法。原信如下:
       董子宜、张维冷同志:有三个问题,一是反修审干的情况,二是新生力量培养名单,三是常委在讨论干部时谁同意谁、不同意谁的意见如何。这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我向李芸生、蓝名述同志面交待过,后一个问题我准备自己背黑锅,我承担责任,不准备说任何表明自己的话,这是党的利益所在。因此这个问题任何人未交待。上述三个问题支部逼我写大字报或口头交待,我始终未交待,总是吞吞吐吐过去了。现将处级以上干部名单交您,我不存了。至于其他方面的培养名单在张金梅手里,我就不再转手交待了。
                                                                                                                       此致

                                                            敬礼
                                                                                                                                    陈香亭
                                                                                                                               1966年9月6日
       张维冷看了信后,表示名单是黑材料,可以公开,以便批判秦和珍、二刘一王修正主义干部路线,而董子宜则坚决不交。新愚公中的人也为董子宜、张维冷奔走游说,拼命保这份黑名单。
       结果在对院领导进行批判时,不同观点的人对董、张的态度也截然不同。1966年12月份,董子宜写了一份检查,鸣凤山把党委行政人事部的人召集起来,说“大家提提意见,弄出个像样的检查来,好早同学中通过。”新愚公迟寿云亲自给董子宜的检查加了按语,认为董的检查基本上触及了灵魂。对于张维冷的检查,在讨论时,迟公、吴公、蔡公大叫道:“他的检查根本不能印,放毒,别叫他蒙蔽了大家!”在张的检查按语中写道:“张的检查很不像样子,现抄出来,供革命师生批判。”
       在批判董子宜的会上,当别人揭发到董亲手签发九个同志材料报公安厅的事时,有人叫他交待,迟公忙说:“坐下、坐下,继续揭发。”有意把这个问题回避。在看对张维冷的批判会,气氛紧张,态度严肃,众愚公怒发冲冠,不怕你张维冷不服。回忆起愚公们对张的斗争,在回忆红旗兵、赤卫队对他的斗争,在回忆旧省委要把他打成右派、反革命,有着多么微笑微妙的关系!
       在大联合中,造反派彻底失势,山师权力被原来的干部掌握,造反的学生实际上被排斥在外,因而对大联合不满,导致山师串联指挥部的分裂,结果新愚公在串联分裂之际,重新进入文革串联指挥部。“新愚公不是坚定的左派,而是地地道道的保皇组织,它是二刘一王一董体系的代表,是董子宜操纵的御林军”,他们施展了外革内保,明革暗保,假革真保的绝技,一句话,打着红旗反红旗,装扮成革命的左派,两次钻进文革串联。其中:迟寿云做了院革委会的委员,控制着党政财文一切大权,过去受二刘一王及其帮凶压制的干部仍然受压制,他们是文化楼的实权派,领导干部也要听他的裁判。(《新愚公假革命真保皇的九张王牌》炮打文革楼联络站材料组1967年6月5日)
       1967年4月8日文革串联分裂,指挥部从串总中杀出来。
       炮打文革楼联络站于1967年5月29日正式成立,它包括7个系的文革串联分布和其他四个系的许多战斗队。文革楼问题成了我院斗争的焦点,成了运动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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