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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升平口述(秘书刘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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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升平口述,秘书刘旭整理

发表于2005年9月16日


    十年动乱期间,我任济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与济南军区司令员、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杨得志共事时,经历了一场同江青等人惊心动魄的斗争。
  当时,我作为济南部队和山东省主要负责人之一,积极参与了山东军民与林彪、江青一伙的斗争,因此,被他们诬蔑为“山东问题的总根子”、“翻文化大革命案的罪魁祸首”……于1973年8月党的“十大”前夕,撤销了我的“十大”代表资格和济南军区第二政委、中共山东省委第二书记等职务,在北京监禁4年多。同时,他们还勒令山东各地和济南军区所属部队,掀起了狂热的“揭袁批袁”运动,给山东军民带来了惨重的灾难,以致外国报纸报导说:“山东省,那里的一个党和军队的重要人物受到谴责……”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终于把颠倒的历史颠倒了过来。所有遭受林彪、江青一伙迫害的干部和群众得到了平反和昭雪,正义得到了伸张。作为我个人,过去的事情也就过去了,但是,我感到这是事关我党我军的一段历史,我作为当事人,有责任把它忠实地记录下来,以使我们大家从历史的明镜中,吸取可贵的经验教训,在新的征途中,紧跟党中央,胜利前进。
    斗争从“五七”事件开始
  1967年2月3日,王效禹在康生、陈伯达、王力、关锋的授意下,秘密窜到济南,篡夺了山东省党政领导大权。一个青岛市副市长一跃而成为省革委主任、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军区第一政委,这自然是受到林彪、江青一伙的赏识。林彪对他大加称赞,说他是“三红”、“四最”的干部。不久,中央文革又向济南军区发出了所谓“四个支持”的指示,要我们支持王效禹、支持以王效禹为首的省革委、支持“三结合”、支持三大左派组织。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尽管我们对“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但出于对党和毛主席的坚定信念,出于服从命令听指挥,对于王效禹这个“新人”及其“新生事物”,我们还是注意尊重和支持的。当时确定杨得志等同志分工参加省革委“三结合”,我分工抓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机关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了支左指挥部。全区抽调十几万名指战员投入“三支两军”,这对稳定当时十分混乱的局势起了积极的作用。被赶下台的大批领导干部重新参加了工作,分裂的群众联合起来了,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但是,这种比较稳定的局势没有维持多久,就被王效禹一伙破坏了。我们和王效禹之间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他们对两派群众要分“革”与“保”,要求自己一派掌权;把解放干部说成是“走资派复辟”;把“三结合”革委会说成是“大杂烩”,要“踢开”、“砸烂”;把我们抓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工作,说成是“以生产压革命”……分歧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尖锐。正在这时,林彪、江青一伙在北京整老帅,反所谓“二月逆流”和“带枪的刘邓路线”。王效禹一伙如获至宝,立即在全省发动了所谓反“五月逆流”,首先把矛头指向了支左解放军。军区党委常委、副司令员杨国夫同志,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是王效禹的上级,他奉命参加“三结合”,任省革委常委,分工负责生产指挥部的领导工作。然而,王效禹出于反军乱军的需要,竟在“反逆流”中对他发动突然袭击,公开点名批判,并进而把矛头指向杨得志同志。“揪出保守势力的黑后台”、“拔掉反革命逆流的根子”、“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打倒杨得志”、“打倒杨国夫”等反军乱军的标语、口号,贴满全省各地,群众组织重新分裂,“三结合”革委会瘫痪瓦解,生产再次遭到破坏。他们的这些罪恶活动,受到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和全军区指战员的抵制和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军区党委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电报,表明了态度,对王效禹的所作所为提出了批评意见。
  4月30日,张春桥、姚文元借口奉中央命令,来到济南。他们自称“要做各方面的工作”,“正确解决山东问题”,实际上一屁股坐在了王效禹一边,火上加油,反军压民,使得王效禹的反动气焰更为嚣张。
  张、姚一到济南,坐车去街上转了一下。张春桥看到一些拥军标语,十分反感地对迎接他们的省革委和军区领导同志说:“凭我的经验,一看就知道是‘老保’贴的,你们不要上当啊!”我当时听了很生气,便脱口而出:“左派就不应该拥护解放军吗?!”他没有吭声,但满脸不高兴。
  在安排他们活动日程时,张、姚自己分工:张春桥重点做支左解放军的工作,姚文元重点做两派群众的工作。我们尊重他们的意见,很快安排驻济部队、机关的排以上干部集会,请他们讲话,希望他们能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讲些有利于问题解决的话。但他们大讲解放军要如何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介绍他们在上海如何亲造反派、爱造反派、保护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如何分化保守派、瓦解保守派、打垮保守派、消灭保守派的经验,动员支左指战员掉屁股、转弯子、“同造反派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他们的讲话,只在少数同志中引起共鸣,上当受骗而转弯掉向,但绝大多数同志依然坚决执行中央和军委的指示,在派性斗争尖锐激烈、形势急骤变化的严峻考验下,坚守岗位,忍辱负重,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接着,张、姚又在做两派群众工作的幌子下,施展权术,大搞阴谋诡计,残酷镇压他们认为是保守派的群众。5月5日,原定在八一礼堂由张、姚给群众作报告,报告前他们即串通王效禹,只给拥王的少数派群众发票,多数派群众组织一张票也不给。这些组织派代表找省革委,要求在礼堂外广场拉线收听,王效禹以“保守势力嚣张,不能保证首长安全”为借口,取消了报告。广大群众受到歧视和污辱,异常气愤,各系统、各单位纷纷派代表,陆续来到省革委大院,要求王效禹作解释和解决听报告的问题。王效禹一伙在张、姚授意、指使下,策划了一个大阴谋。他自己躲在省公安厅,指令省革委机关人员全部撤出,对其亲信说:“群众愿进就进,愿砸就砸,不要理睬,让他们彻底暴露!”“要引导他们犯错误,冲省革委大院,冲省公安厅,那他们的错误就犯定了,他们就输光了。”下午,他召集XXX、刘崇玉等坏人开会,作出了调集另一派群众围攻省革委大院的计划。
  广大革命群众没有识破王效禹的阴谋,仅仅为了争取听报告的权力,显示自己的力量,进入了省革委大院。人越来越多,这正中了野心家、阴谋家的圈套。
  杨得志同志和我很快得知了情况,感到事态严重,如继续发展下去,武斗必不可免。于是,我们去找张春桥、姚文元,要求他们劝王效禹同我们一道做群众工作,避免发生冲突。不料他们听也不听,若无其事。我们又和王效禹联系,他竟蛮横地说:“群众的事由群众解决,你们军区不要插手!”后来我们才知道,就在那天下午的会议上,王效禹发出了镇压群众的命令:“第一步,先调二三十万人把进入大院的群众包围起来,把水电给他们掐断,断绝对外联系,周围所有路口统统把死,外面要有送饭的就留下吃掉,围它三天,不行就一个礼拜,然后就开展政治攻势;第二步,派人实行逐个分割包围,最后清理一下,把为首的逮起来。”他们还具体成立了四个指挥部。
  当晚7时半,省革委大院被围得水泄不通。9时,王效禹指使一些人将省革委电话总机电缆全部切断,接着用石头、瓦块等从四面八方抛向院内。密集的人群中许多人被砸伤,有的流血不止,晕倒在地。这时,王效禹却一面拍发电报欺骗中央,攻击济南军区领导“顽固坚持刘邓路线,挑动群众冲击省革委,公开武斗,打伤打昏群众数千人。”一面又指使一些人组成敢死队,潜入大院,胡写乱画,打砸器物,伪造现场,栽赃陷害。
  5月7日凌晨4时,一些人假冒济南军区名义,进入大院,公然宣布:“冲击省革委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随后,指使一些人手持绳索、棍棒、灭火器、鞭子等器物,在宣传车指挥下涌进大院,对被围群众分割围攻。他们勒令院内群众人人手举稻草,倒戴帽子,低头弯腰,逐个通过设置好的一二里长的人群走廊,边走边挨打,从早6点到下午两点,整整搞了8个小时,不少人还被画上标记,实施逮捕。事后统计,这次事件有近万人遭受殴打侮辱,300多人被非法逮捕关押,有的受刑不过,含恨而死,有的被打致残,有的终生留下后遗症,惨状目不忍睹。
  5月7日下午,王效禹以胜利者的姿态来到省革委大院,他嚷道:“把现场保护起来,请济南军区的同志来看看,也请张春桥、姚文元同志来看看。机关干部不要急着上班,先展览一星期。”其实王效禹指使一些人到省革委胡作非为,伪造现场的情况,在省革委执勤的部队,都及时向军区领导作了报告,我们完全了解。当王效禹要杨得志同志和我通知军区党委常委,参观所谓“老保冲击省革委罪行展览”时,大家付之一笑,没有一个人去看。事后,王效禹咬牙切齿地说:“军区就是不支持我!”
  王效禹并未就此罢休,为“扩大战果”,把所谓“冲击省革委”定为“反革命事件”,把受骗进入省革委大院的一派群众组织打成“反革命组织”,他们拟写文稿,企图以省革委和济南军区的名义联合下达通知。这是置广大群众于死地的阴谋,军区当然拒绝签署,并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杨得志同志和我去找张春桥、姚文元,要他们对此事表态。我们根据中央有关对待群众和群众组织要慎重的指示,根据中央军委4月份发的命令:“不准任意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对待较大的群众组织采取什么态度,应就地深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采取重大行动前,应向中央文革和全军文革请示报告”,坚决反对把所谓“冲击省革委事件”定为“反革命事件”,坚决反对把被诱入省革委大院的一派群众组织定为反革命组织。强调一定要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指示、命令。这时,张春桥不得不装模作样地说:“要再考虑考虑”。其实,就在围攻镇压群众刚刚结束时,张春桥紧紧握着王效禹的手表示祝贺,姚文元则连声说:“祝贺你们!祝贺你们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永远和你们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
  所谓“五七事件”过去了,没想到张、姚从此对我痛恨至极,将我看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拔去而后快。这次事件也为后来江青一伙整我埋下了伏笔。
    “九大”预备会上的斗争
  1968年11月,王效禹继“反逆流”之后,又发动了所谓“反复旧”,进一步把矛头指向广大干部、群众和解放军。矛盾斗争达到了高峰。
  遵照毛主席“要解放老干部”的指示,我们在全省范围内恢复了一些老干部的职务,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除了极少数坏人,这些人要么是国民党的残渣余孽,要么是有民愤的打砸抢分子。王效禹很快发现,领导班子中不见他的这些得力“战友”和可靠“门生”了,他像被挖了祖坟那样发作起来,认为是“复旧了”,便在全省发动“反复旧”运动。
  于是,他又施展“文革”初期的故伎,单独接见,上下串连,重拉队伍,另立山头,制造事端,挑动武斗,全省形势再次恶化。他以被清除出各级领导班子的打砸抢分子为骨干,从上至下建立“文攻武卫”棒子队,一个一个去砸“三结合”的革委会。在全省范围内挑动起大规模武斗,制造了惨不忍睹的“临沂血案”。他调集全省13个地、市的棒子队,把大批干部、群众赶至山东与江苏两省交界的临沂地区的马陵山上,宣布他们为“马陵山土匪”,进行大围剿。部分干部群众跑到部队营房,指战员们视为亲人加以保护。王效禹又命令棒子队围攻部队,狂叫“投降就是204师,不投降就是74师(解放战争中,被我军在沂蒙山区消灭的国民党张灵甫部)的下场!”并冲进营房,砸烂门窗、揭去屋顶,对被困群众、干部和指战员进行毒打捆绑,并作为“战俘”关押审讯。204师政委孙子斌同志和临沂军分区政委庞世泽同志被押送济南遭到残酷迫害。
  当时,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转不完的弯子、站不完的队;写不完的检讨、请不完的罪;挨不完的毒打、流不完的泪。”王效禹“反复旧”邪风的蔓延,使武斗逐步升级,不仅祸害山东全省,而且波及江苏、河南、四川、河北等地,加剧了整个形势的混乱。
  周总理得知山东情况十分复杂,武斗时有发生,生产每况愈下,心中十分忧虑。1969年4月党的“九大”前夕,他对我们说:“是否可以利用“九大”预备会的时间,把来开会的省里的、军区的领导同志找来好好谈一谈,互相交换一下意见,顾全大局,多解决群众之间、工作之间的一些问题,抓紧时间进行,不要等正式开会了再谈。如果最后有的问题不好解决,我可以参加谈一谈”。周总理的心情我们十分理解,他感到形势不能再乱了,再乱国家就要有危机,就要出现各种可以想见的巨大困难。
    “文化大革命”中准备出击的武斗人员
  于是,我们本着总理指示,请王效禹来谈,但没谈多久就怎么也谈不拢了。我们又改作个别谈,由杨得志、我和他谈。我向他提出,如果对军队支左有什么意见,可以提出批评;如果有什么要求,也希望提出,只要开诚布公就行。王效禹开始不谈,我们再三表明诚意,他却吱吱唔唔,东拉西扯,不谈心里话,后来转了好大一个弯,才说:“你们不支持省革委,不支持我,我不满意。”听完,杨得志同志和我都说:“我们不存在支持谁和不支持谁的问题,对两派群众都一样,我们两方面做工作,如果我们不支持省革委,难道它能存在吗?”我表示说:“形势在发展,应当有新内容。现在还突出自己怎么能行?‘北京有个红太阳,山东有个红月亮’,这种提法怎么能行?”王效禹诡辩说他不知道。我说:“你明明听到了,可为什么从不制止呢?”
  就在这次谈话中,王效禹还坚持要摧毁不同意他的观点的群众组织,我们坚决反对;对“五七事件”,我们也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谈来谈去,各讲各的,直到快吃午饭,才不欢而散。
  最后,终于开了一个全体会议,由军委办事组吴法宪来参加,预备会华东组召集人许世友同志主持。许世友同志开了个头:“山东究竟有什么问题?听听大家的意见。”接着会议就改由王洪文主持。这一下,会议大受干扰。先是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同志发言,讲了青岛问题。接着,我就从山东“二三夺权”开始,针对存在的问题,一一谈了我个人的意见。我谈到王效禹不搞大联合,搞派性,挑动两派武斗等等,越说越激动,一下子过了一个多小时。快到11点1刻,王洪文插了嘴:“时间差不多了,是不是就开到这,下午再接着开。”然后他别有用心地说:“袁升平同志今天上午讲的这些问题,听起来没有一点至关重要的,如果光扯这些琐碎的事,那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不了了。”听到这,我很气愤,于是,我打断王洪文的话,对他说:“我讲的是王效禹挑动武斗的问题,怎么能说不重要?你讲这些话有什么根据?你没去过山东,怎么知道我讲的不重要?你不要用掌握会议的权利来干扰解决山东问题,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最后,我建议,像这样的情况,今天下午的会不要再开了。
  散了会,我边走边对许世友同志说:“你怎么把会议推给王洪文主持?”他笑笑说:“这些事你不明白,算了吧。”我又讲:“不管怎么样,这样的会不能再开了,不然,不管预备会还是正式会,我都不参加了。”许世友同志有意思地说:“好好,下午的会不开了。”下午,会果真没开。
  别人告诉我,那次会散了后,王洪文、王效禹就跑到张春桥那里告状,商量对策,说我的态度如何如何恶劣,把矛头指向他们,也就是指向造反派。江青、张春桥阴险毒辣,一直记着,后来整我时他们多次叫嚷:“你袁大头就是一贯不支持造反派!”
  王效禹见到王洪文明显地倾向他,气焰又嚣张起来,把山东出现的问题统统归罪于解放军,并坚持要彻底摧毁不同观点的群众组织,要彻底清算所谓“复辟倒退”的老干部。这些话引起到会代表的愤慨,纷纷起来据理驳斥。这样,不但没有统一思想,我们同王效禹的分歧越来越大,斗争越来越激烈。
    王效禹下台
  由于王洪文的阻挠破坏,“九大”预备会没能落实周总理解决山东问题的指示,王效禹在王洪文支持下,所表现出的嚣张气焰,使我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当时,华东各省代表纷纷要求尽早解决山东问题。因为王效禹以山东的“红月亮”自居,把济南称为“红色革命圣地”,支持华东各省以及全国跑到山东去的打、砸、抢分子,搞的四邻不安。我们也感到,不彻底清算王效禹的罪行,山东问题是不可能解决的。为此,我们下了决心,把王效禹的问题彻底揭开,并建议中央在“九大”闭幕后,留下山东代表解决问题。中央批准了这个建议。
  1969年4月24日,“九大”闭幕后,山东在京的27位代表专题集会,同王效禹展开了一场面对面的斗争。大家摆事实、讲道理,分析了当时山东动乱的根源。追随过王效禹的同志,揭露了他的不少严重问题。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态度十分消极,时而到会听一下。我们根据会上揭发的材料,提出了解决山东问题的十条措施,于5月24日报告了党中央。中央作了重要批示,给王效禹定了“方向性” 的错误,冠以“资产阶级政客”的头衔,经毛主席签发,以中央1969年第26号文件,印发山东地方系统公社以上、驻军营以上单位,并转发全党全军。山东军民听到这一喜讯,拍手称快,人心大顺,感到说出了心里话,称之为“红十条”。从此,山东形势出现了可喜的转变。
  然而,王效禹的下台,也有人很不高兴,他们感到,挖了墙脚,危及房梁。
    在庐山会议上
  1970年8月23日,党的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山东有杨得志和我等7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参加。
  会议第三天清早,到会同志每人收到一份大会秘书处印发的华北组第一号简报(总第六号)。简报上写着:“有人妄图否定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虽然没有点名,大家从议论中知道指的是张春桥。“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突出特点之一,是毛主席的地位空前提高,以至发展到个人崇拜。当时,我们对华北组简报的真实背景一无所知,而张春桥一伙在“文革”中的劣迹,早已令人厌恶。当得知“反对毛主席的人”就是张春桥时,我们的愤怒之情油然而生。发言正在激烈进行中,华东组召集人许世友同志从中央政治局开会回来,突然宣布:“会议休会!”没有讲任何休会原因和背景。随即,他向各省市小组召集人传达了毛主席关于“不要揪人” 和收回华北组简报的指示,但也没有讲原因和背景。这样,会议虽然停止了,简报收回了,但激烈情绪并没有平静下来,华北组简报仍然在起作用。加之山东小组除张延成、易耀彩在华东大组会上发言外,其它五人均未发言表态,我们感到在对待毛主席的态度这样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上,不表态或态度不鲜明是不应该的。于是,山东小组便在26日上午,仿照华东大组其他小组的作法,召开会议,联名写了一封表态信。信中写道:
  “在我们党的九大以后的今天,有人竟敢妄图否认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这是极端反动的思想。对此,我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为了誓死保卫毛主席,捍卫毛泽东思想,我们强烈要求:
       一、犯错误的人一定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请罪;
       二、在这次中央全会上进行批判,将这些反动思想彻底批臭!犯错误的人要向全会作深刻检讨或书面检讨;
       三、犯错误的人立即离开中央;
       四、到基层接受工农兵再教育,彻底改造反动的世界观。”
  信封上写是“呈伟大领袖毛主席华东组山东小组”。
  写这封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我们的真实感情主要是两点:第一,确实出于对毛主席的朴素感情;第二,确实出于对张春桥之流的愤慨。他们一伙在“文革”中暴发与横行,特别是他们在山东的恶劣表演,与会者普遍有公愤,我们更是深有感触。这不仅反映在“表态信”上,而且流露在闲谈中。华东组的饭堂离杨得志同志住所很近,饭前饭后,大家围坐在他门前的大树下闲谈,话题常常是对张春桥之流的痛斥。韩先楚同志说:“你们山东有材料,你们说嘛。”我说:“打仗的时候看不见他们,现在出来掌权了!上海市委竟代替了党中央,他们在中央胡捣,这样的人要离开中央,不能在中央工作。极左派篡权,一定要下来,要下放。”这种愤慨情绪,在休会期间,一直延续了三四天。
  9月1日,毛主席在8月31日写的《我的一点意见》发给与会同志。毛主席运用马列主义的认识论,批判了陈伯达关于“天才”问题的唯心论的先验论,号召党的高级干部加强马列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这时候,我们认识到山东小组的“表态信”在“天才”问题上上了陈伯达的当。但当时因为我们对林彪和陈伯达的阴谋勾当毫无所知,思想上又为对张春桥一伙的愤慨情绪所支配,也就没有认识到“表态信”是上当受骗。后来,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又进一步明确指出:“多年来不学马列,在庐山闹出了笑话”和“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我们当时的思想统一在毛主席的结论上。所以在九一三事件后,我们也一直没有觉得“表态信”有什么大的问题。然而,后来整我时,江青一伙却把“表态信”和我在闲谈时对他们的痛斥,当成“重炮”猛轰,对我恨得咬牙切齿。
    江青赴青岛
  1971年8月初,我们接到中办通知:江青要到青岛休息,由李作鹏、吴法宪陪同,要我们热情接待。因为江青是政治局委员,中办又通知热情接待,经研究,我们决定以青岛市革委为主,军区管理局、保卫部、北海舰队和青岛警备区派人参加,联合组成接待办公室,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孙训担任接待办公室主任。
  8月4日,江青到达青岛。因省里正在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时间安排很紧,青岛又有专门接待班子,所以我们没有赶到青岛去迎接她。在会议安排妥当后,我们于8月6日到青岛作了礼节性看望,并简要汇报了山东工作,介绍了一些山东名胜古迹情况。生活上,交待接待班子尽量安排好些。当时我们考虑她是来休息,不是视察工作,省里正在开着会,所以我们陪同她玩了4天之后,于8月10日告别她回到了济南继续开会。
  谁知,在野心家、阴谋家江青看来,杨得志、袁升平,来前不迎,离前先走,是目无江青,不识抬举。就在我们离开青岛的第二天,她不辞而别,愤然回了北京,原计划并安排妥当的济南和她的老家诸城之行,也生气不去了。
  江青赴青岛,“休息”是假,搞阴谋诡计,妄图扩大影响,网罗亲信是真。她到青岛的当天,一下飞机,便径直来到青岛的游览闹区栈桥,抛头露面,显耀自己。保卫人员提出,这样做安全难以保障。江青装腔作势地说:“你们就是不相信群众!”李作鹏连忙帮腔:“首长群众关系好,游兴正浓,愿意到哪就到哪,你们不要阻拦。”江青还夸耀自己同林副主席的亲密关系,津津乐道地介绍,林彪如何支持她到部队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她把刊登有她拍摄的林彪装作学毛主席著作照片的《人民画报》到处送人。她同陪伴她的李作鹏、吴法宪打得火热,整天吃喝玩乐,打扑克、游泳、看电影、逛大街,形影不离。李作鹏和吴法宪交待把接待规格定为“特级”,还亲自联系,用专机从广州为她运来良种西瓜。
  然而,仅仅时过一月,九一三事件就发生了。江青为了掩盖她同林彪及其一伙的肮脏关系,竟然摇身一变,把自己装扮成“受害者”,说在青岛时“有人监视”她。下令清查,将参与接待工作的服务员、炊事员、司机、放映员、警卫战士、办公室干部等三百余人,集中到济南办了半年多的“学习班”,逐个审查,勒令交待问题。实际上这是妄图追逼这些同志承认,我和杨得志同志是“监视”她的后台,以便加罪于我们。这样既可解我们对她不忠之恨,又可表明她的“清白”。可是,因为完全是无稽之谈,结果没有搞出任何名堂来。但北海舰队政治部主任孙训,却在审查中被迫自杀身亡。
    于、浩、刘山东之行
  1972年7月间,我们接到一个通知,说国务院文化组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要来山东看看。到济南的那天,省革委、军区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前去迎接,军区领导人也到山东宾馆看望。当晚省革委设宴款待。过了两天,他们提出要以军区名义请他们吃饭,我没有答应。他们又提出向军区要“灵芝草”,我告诉卫生部给了他们二斤,他们还嫌少,大造舆论说军区不请吃饭、不热情,二斤灵芝草太小气。几天之后他们到曲阜、泰山、青岛、烟台、威海、蓬莱、内长山游逛,去一处吃一处,招待费竟达1万多元。他们演《红嫂》的舞剧组,在八一礼堂排演,请我去看,我没去看,又说我蔑视“样板剧。”
  1972年9月11日,我到内长山要塞区检查工作,看望守岛部队。次日上午,在听取汇报时,政治部副主任兼长岛县县委书记邹本堂,首先谈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等人去胶东半岛游逛的情况。他说:“他们本来计划于8月6日到长山,据说在烟台同接待单位关系搞得紧张,提前于8月1日来到长山。我们按常规接待,中午给他们包了水饺,他们4人只吃了7个,有的咬一口就丢了,找炊事员要饼干吃。听说,在烟台就反映他们架子大,没有工农兵感情,和解放军没有话说。烟台招待所备有毛巾,他们嫌不新,要特备香皂和每人三条新毛巾,一条洗脸,一条洗脚,一条洗澡。招待所不能开支,省委陪同的同志只好自己拿六块钱上街买。”后来到烟台地委报销,地委书记、副军长陈福胜同志讲:“没有这笔开支。”
  到长山岛后,反映最大的,是县吕剧团编演了一个反映军民关系的小戏《双剑岛》,听说样板戏“专家”来了,全团同志满怀希望,突击排练加工,在岛外休假的同志,接到电报星夜赶回,为他们专场演出,请这些“专家”和“首长”指导。开始,他们很得意,连声说好,还答应演完登台接见演员。但当演出结束后,一千多观众热烈鼓掌,欢迎上台,连续4次,每次掌声长达两三份钟,他们就是不上台。驻军政委刘汝贤和县委领导,一再邀请他们给演员以鼓励,并表示,戏如果有什么问题,请留下意见让他们修改。但这几个人还是坐着不动,场面十分尴尬,使领导被动,群众哗然,台上台下不欢而散。
  巧的是,演员们回到剧团,打开收音机,正好赶上播放浩亮的《红灯记》唱腔。大家愤怒的斥责:“什么革命戏、革命人!台上是李玉和,台下是鸠山!他们如此高贵,好像我们不是人似的。”后来得知,他们不上台,是认为这个戏民兵和解放军都出了场,太突出解放军了,方向不对头。他们的这一谬论,使守岛军民更加愤怒。
  听刘汝贤等同志汇报到这里,我觉得:这些人也太不像话了,搞了几个“样板戏”,唱来唱去还是这么一套,可到处游山玩水,享受不应有的荣誉、地位;但又考虑到,他们是国务院文化组成员,便说:“这些人来,招待一下是应该的,你们接待是热情的。他们脱离群众不好。要告诉同志们不要随便议论,有意见按组织原则反映。”
  曾昭林副司令员接着汇报说:“他们不仅生活上特殊,还要求参观岛上的机密军事设施。”我一听,这可是个原则问题,忙问是怎么回事。这时,随同我检查工作的军区作战科长易元秋同志告诉我,他们在来长山之前,就已经看了新式武器装备,总参追查,叶副主席在批示中给予了批评。我一听更急了:“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易科长解释说:“电话是在首长出发前的晚上接到的,当时很晚了,没有当即报告。”我批评说:“重大事情再晚也应报告。”易科长当即给军区打电话,连夜将叶副主席批示的电话记录送给了我,上写道:“叶剑英副主席对有的部门擅自组织无关人员参观保密阵地和军事设施一事,批示:‘这样不请示、不报告是不对的,应批评’。”我当即在电话记录上批了几句:“这样重要的情况和叶副主席的重要批示,不报告、不传达,是不应该的,是一种不正常的现象,应从中吸取教训。”我又亲自向驻军领导传达了叶副主席的批示,并指出:“参观军事设施,上面没有指示,不应该安排。今后不管谁来,都应按保密规定和组织原则办理。”
  我到连队时,下面的指战员对于、浩、刘也反映十分强烈。我一面按上述口径做大家的工作,一面交待随同的工作人员,找一些接触过他们的同志座谈,把情况搞清楚、搞准确。
  回到济南,我按组织原则,就这个问题向军区党委常委写了专题报告。报告中除如实反映上述事实外,还归纳了几个问题,里面提到干部、战士对于、浩、刘意见很大。有的说:“这些人眼睛里没有工农兵,修正主义味道太浓”,还有的说:“我们宁愿不看戏,也不能要这样的人”。
  当时在家的军区常委同志都看了这个报告,方正同志还批道:“建议将这些人的表现情况,如实向中央反映。”我考虑到当时的政治气候,这个材料没有再上报,批交党委秘书室保存。但我们的这些正确看法和做法,通过军区和省里一些人打的小报告,很快送到了江青一伙手里。说我整了于、浩、刘的黑材料,是“胆大包天”的“反党行为”和“政治谣言”。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几个人游逛胶东,是江青亲自安排的,难怪江青一伙得知情况后,暴跳如雷,强令济南军区和山东省委进行清查。更有甚者,他们竟然借此大反叶副主席和总参谋部。张春桥搞突然袭击,调走了总参处理于、浩、刘参观军事设施问题的文件、记录和叶副主席的指示,随后盗用中央名义,连续三次压总参检讨。针对叶副主席的批示,张春桥在一份材料上连提了二十多个质问,什么“你们不了解他们是什么人吗?难道这种工作性质的人就不能看军事装备吗?怀疑他们是干特务吗?是你们认为不请示、应批评吗?你们这种态度我不同意”,等等。诬蔑总参“正气不能伸张,邪气得不到抵制”,要把总参的 “政治空气换一换”。江青后来更为恶毒地攻击总参“是林彪的总参”。王洪文则谩骂总参是“维持会”。
    青岛会议
  党的“九大”以后,山东清算了王效禹的极“左”错误,召开了党代表大会,并经中央批准,成立了新的中共山东省委,随后成立了各级党委。杨得志同志任省委第一书记,我任省委第二书记;白如冰、苏毅然、秦和珍等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走上重要领导岗位。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我们还表示欢迎谭启龙同志回山东工作,主席说谭启龙同志另有安排。徐建春、郝建秀、张富贵等劳动模范和群众代表,也进入各级领导班子。全省形势稳定,工农业生产恢复和发展,各项工作有了新的起色。1970年山东省农业会议的经验,中央在全国推广。
  但是,对比之下,青岛的形势却落后了。市委尚未成立,核心小组内部思想不统一,群众积极性不高,工农业生产拖了全省的后腿,社会秩序混乱,反革命分子活动猖狂。青岛干部和群众纷纷来信来访,要求省委帮助解决问题。省委多次派工作组去,但没有解决问题,矛盾越来越突出。
  省委认为,青岛是国防前哨,是全省的重要工业基地,又是全国的重要港口之一,它的问题不解决,影响全省以至全国。省委决定:由杨得志同志率工作组帮助青岛解决问题。1972年10月16日,我们省委4名常委来到青岛,参加市党的核心小组召开的批林整风会议。
  为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我们集体或分头逐个找部、局以上负责人谈话,到群众中座谈。经过分析研究,大家觉得,青岛工作之所以落后,主要是由于市党的核心领导小组思想不统一,步调不一致,工作不得力。领导分歧,表现在以青岛驻军支左代表和地方干部各为一方。分歧的焦点,某部支左代表主张,青岛的批林整风,要“上批林彪,下批X、X、X”,并特别强调,要公开点名批判青岛驻军原政委兼市核心小组组长XXX同志,以“分清路线是非”,“重新调整班子”;地方干部代表认为,王效禹及坏头头XXX下台3年多了,XXX离开市核心小组一年多了,青岛落后,主要责任在现领导。主张“批林”联系实际,主要是清算极“左”路线,不宜以X划线站队,重新打击地方干部。“整风”主要解决市领导班子的团结问题,不同意整人。经过我们全面分析,青岛的问题,受青岛驻军影响很深。“文化大革命”以来,青岛驻军广大指战员在支左工作中做了大量工作,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驻军某部领导内部路线斗争反复几次,通过支左,影响到地方上反复多变,造成了地方干部和群众思想混乱,工作被动。而XXX同志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军队内部。九一三事件后,经中央和军委批准,对他进行了“离职审查”,没有发现重大问题,当时也没有做结论。
  因此,我们认为,以地方干部为主的多数同志的意见是对的,并接受了驻军同志的正确意见,经集体反复研究定稿,由我代表省委讲话。主要讲了认识上要有“四个区别”,就是对待X的问题,军内和军外要加以区别;与市核心小组的集体领导要加以区别;与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要加以区别;与广大支左人员的成绩要加以区别。并指出,对XXX同志的问题,在没有定性结论之前,只在内部讲,不公开点名批判。整风要坚持“三个为主”:领导问题同下面问题,以解决领导问题为主;当前问题与过去问题,以解决当前问题为主;政策原则问题与一般问题,以解决政策原则问题为主。这些意见的核心,是保护广大地方干部和群众,支持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不要再搞重新划线、站队、整人。到会绝大多数同志拥护这些意见,现在看,这些意见仍然是正确的;可是当时XXX、XXX同志坚决不同意。他们认为是“和稀泥,不讲路线斗争”,后来竞说我们“捂盖子,保XXX”。
  为了慎重起见,我们又将青岛情况和省委解决问题的措施,发电请示中央,内容主要有三个问题:一是“九大”以来青岛形势估价问题;二是XXX同志的错误问题;三是逐步撤回军代表,由地方干部担任主要领导职务、发挥地方干部积极性的问题。并具体汇报了上述“四个区别”、“三个为主”和市领导的两种不同意见。
  11月12日下午,纪登奎同志给杨得志同志来电话说:省委给中央的电报,周总理批示请政治局研究答复。中央政治局研究后,先电话上打个招呼。拟同意省委的意见,同意多数人的意见,准备给省委发复电,并请毛主席批发。
  这时,我们认为,省委解决青岛问题的意见,既得到青岛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支持,又得到了中央的同意,问题可以圆满解决了。
  但是,时隔四天之后,11月17日早上,纪登奎同志又电话通知:省委给中央关于青岛问题的电报,毛主席已经阅示,周总理到主席那里去了,要中央政治局帮助解决一下青岛问题。因此,中央决定,请省委杨得志、袁升平、白如冰、秦和珍4同志和青岛去4名同志(驻军两名:马忠全、邓龙翔;地方干部两名;刘众前、郑干)到京解决问题。
  当日上午10时30分,中央派的飞机降落青岛,下午2时40分,我们高兴地登上飞机,直去北京。
     意料不到的转向
  1972年11月,我们到北京后,会议名称定为“山东青岛汇报会议”。但内容不是汇报青岛情况,更不是纪登奎电话说的毛主席“要中央政治局帮助解决一下青岛问题”,而是揭发批判杨得志同志和我。方向完会转了,气氛变了,范围也由8人扩大到25人,省里地委以上、军区军以上单位均派人到京参加会议。会议完全由“四人帮”控制,江青操纵,姚文元自称“中央委派解决山东问题的组长”,垄断会议。江青一伙倾巢出动,利用青岛某驻军少数领导同志对省委解决青岛问题的不同意见,策动下面反,他们在上面压,借题发挥,上下夹击。
  他们重点抓住九届二中全会山东7人联名“表态信”问题,把责任全部推给杨得志同志和我。他们的“逻辑推理”是:华北组简报是陈伯达点火;陈伯达的后台是林彪;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搞的是“未遂政变”。你们支持华北组简报,就是支持陈伯达;支持陈伯达,就是支持林彪;支持林彪,就是支持“未遂政变”,就是“上了林彪贼船”。从而,妄图把我们打成“林彪死党”。我们说,“表态信”是在党的会议上写的,公开写的,集体写的,为保卫毛主席写的,写给毛主席的。华东大组别的小组也写了,而林彪,当时是党的副主席,上了党章的毛主席接班人,九届二中全会并没有揪出林彪,事隔两年多以后的今天,林彪出了问题,还以当时情况为罪证整我们,显然不能成立。当时陈伯达同林彪的阴谋勾当,我们并不知道,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对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早有明确结论:“少数人发难,欺骗蒙蔽二百多个中央委员”,后来除林彪死党以外,党中央和毛主席并没有追究当时上当受骗的其他中央委员。他们又说,“表态信”没有送给毛主席,送给了林彪。我们说,信是按组织系统上交的,我们同林彪没有任何接触。事后,中央专案组查明,华东组几封信落到林彪手里,是中央办公厅有人捣的鬼,与我们无关。我们实事求是申辩,他们恼羞成怒,狠打我们的态度,说我们“不老实”。杨得志同志让秘书给福州军区韩先楚和南京军区许世友同志的秘书打了个电报,查问一下“表态信”上交的经过。结果这个情况被省委一位副书记秘密报告了江青一伙,江青斥责我们“搞小动作”,组织专场专题批斗。我们不服,他们又抛出一个“重型炮弹”,骇人听闻地说:林彪叛逃前的9月12日,毛主席路过济南时,“杨得志擅离岗位,借故不见毛主席”,“袁升平带着保卫部长携枪进入车站,企图谋害毛主席”。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些话出自于这些人之口,其份量的确是可以置我们于死地了。然而,谎言毕竟是谎言。当时的真实情况是,9月12日凌晨4时许,我突然接到负责“三支两军”工作的副司令员、省委常务副书记张钰秀同志来的电话,说车站军管会报告,毛主席乘坐的专列停在济南车站,请杨、袁首长去接受接见。当时杨得志同志正在曲阜开会,我火速赶到车站,张钰秀同志已到,汪东兴同志在站台上会见我们,我告诉他杨得志同志不在家的情况。他说,主席还没有起床,杨不在家,天又早,不惊动主席了,列车马上就开。我说,那好,你们离开济南后,我立即报告中央。就这样,我们进站不到5分钟,主席的专列就驶向北京了。我立即回到宿舍将这一情况和主席离开济南的时间,电话报告了周总理。当时军区保卫部长晋国强同志下部队去了,根本不在济南。第二天凌晨5时许,我又接到周总理的保密电话,说“庐山会议上第一个发言的人,带着老婆孩子,乘飞机跑了。”并指示我们:“加强战备,稳住部队,做好工作。”总理虽然没有点名,我立即意识到是林彪叛逃了。我赶紧通知杨得志同志赶回济南,传达总理指示,共同研究落实了加强战备的措施,全区部队和全省人民经受了考验,没有出任何问题。
  当我把真实情况摆出来后,原来捏着一把汗的同志恍然大悟,但“四人帮”和少数追随者不相信我的陈述,说我是“诡辩”。在这个问题上,汪东兴同志说了实话:“主席原来是预定找杨、袁谈话的,是我事先没有通知他们,想到济南再通知,结果杨不在家,没有谈成,不能怪他们。”
  因为江青一伙的既定方针是要整人,他们又抓住我们在庐山大树下议论张、姚和上海的情况,硬逼我们承认是“参与了一些阴谋活动”。华东组讨论设国家主席问题时,我们没有发言也成了罪状,说什么“不发言,就是没有表态支持江青,实际上站到了林彪反党集团一边”。他们还指责我们,“九一三”以后在山东“捂了盖子”、”清查工作不力,林彪反党集团的隐患没有挖出来”。其实,到开会时为止,经过一年多的揭批查,山东地区军内外与林彪反党集团有牵连的人和事,都已基本查清。后来,1973至1975年他们大搞“批林揭袁”,也没有搞出任何超过我们主持清查工作时的问题来。江青更是大骂:“山东政治谣言这么多,中央派人去不尊重,后台就是你袁升平!”所有她提出的问题,我都一一据理说明真相,有些问题还“上纲上线”,违心地作了一些检查。但江青仗势压人,蛮不讲理,不时拍着桌子叫嚷:“你还强词夺理,我这里有证据!”甚至破口大骂“你袁升平是个什么东西!”不让我们讲话。会议后一段,我们索性什么也不讲了。
  尽管江青一伙咄咄逼人,并有少数人追随他们,提供“炮弹”,但到会多数同志对杨得志同志和我还是了解、信任的,对江青一伙的诬陷迫害进行了抵制。在讨论给中央的报告时,江青一伙和少数人硬要坚持点名批判我们,并写上“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XXX、XXX同志认为,22名到会同志一致通过的给中央的报告调子低,拒绝在文件上签名。XXX同志个人另写了一份与22人对立的报告,同时送给姚文元。姚文元以此欺骗主席,搞成“不点名的点名”,就是点职务,形成中发[1973]4号文件,作了”省委、济南军区党委的主要负责同志在第十次路线斗争中犯有严重错误”的错误结论。在这过程中,省委办公室副主任刘文欣同志曾不平地说:“我是坚决不同意点名的。你们说杨、袁错误严重,该坐班房就坐,该杀头就杀,我不同意说山东省委执行了林彪路线。”这话传到江青那里,她破口大骂:“我倒要看看他是个什么三头六臂的怪物,你们赶紧查,一定是林立果小舰队的人物!”随即,强令以省委在京五常委名义,撤销了他的到会资格,撤销了他在省革委的党内外职务。会后关押审查,没有查出他与林立果有丝毫的牵连。一个耿直正派的同志,就这样凭空遭受迫害。军区副政委方正同志如实说明了一个情况,江青竟就他的名字大兴问罪:“你什么方正,我看你既不方,又不正!”妄图以这些杀鸡给猴看,压制坚持真理、主持正义的同志。
  会议开了四十多天,围绕着庐山问题,我们违心地作了三次书面检讨,遭受几十次批斗,江青一伙还是不让过关;而在原则问题上,我们又始终不屈服,会议开成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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