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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雄飞  韦国清广西罪行录(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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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  张雄飞的博客
http://zhangxiongfei-01.blog.163.com/blog/#m=0

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文革罪行录(1)

说明:我注意到了有年青朋友,很想了解广西文革到底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们这些行将就木的过来人,且不说别的大道理,仅从道义上,就应该把真实的、不是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编造的情况,尽可能地告诉他们,相信他们会从中总结出积极的历史经验,推动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以使国家更强盛人民更富裕。所以我愿把多年收集到的资料,提供给他们参考。
 
关于桂林文革的历史,我想从两方面为年青的朋友们发帖:一是自己掌握的资料,二是自己所经历过的事情。
 
顺便提醒朋友们注意一个事实:在这“军政史诗”版上,有些“国军”和“民主斗士”,拼命对我“追杀”,包括把“大字报”贴到我邮箱及博客上去。他们造谣说我是“桂林造反派的头头血债累累”,所以我想请朋友们注意一下,从下面的史料中,有没有“造反派头头张雄飞”的名字?那些血债累累的,都是哪个派别的人?

桂林市“八·二0”行动 

六八年八月初,广州军区在湖南衡山开了会,会议由黄永胜主持,广西军区吴华、桂林市人武部陈秉德、警司的景伯承参加了会议。会议主要是落实“七·三”布告,研究要出动军队,武装解放据点问题。
八月十七日,桂林军分区司令员景伯承在桂林步校主持召开了各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及县武装部第一把手会议。广西军区副司令员吴华出席了会议并讲了话,他说:“桂林问题肯定要解决。一小撮阶级敌人一定要搞干净。贯彻‘七·三’布告抓两个关键:1、收缴武器。2、清理外地人员,对抗拒不交武器的要采取军事行动强行收缴”。桂林军分区政委慕石起也讲了话,他说:“你们(指各县武斗人员)来桂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有很大的贡献,坏人、坏头头、走资派、叛徒一个也跑不了”。八月十九日在“一O四”驻地景伯承、幕石起主持召开了十二县武斗民兵团负责人会议,具体布置了“八-二o”行动,一O四部队康凝副政委、地区革委常委张牧田等参加了会议。
八月二十日,以桂林地、市革委会和桂林警备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署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的公告》(简称“八·二O”公告),借口以解除武斗据点、收缴武器、清理外来人员,组织大规模行动。行动前,收缴了“造反大军”的武器,绝大多数武斗据点已经解除,为对付“造反大军”,由市革委将“联指”武斗人员为主体组编了二千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十月底一部分“工纠”改为城区人民纠察队)配备半自动等式器,纠察队主要负责人有市人武部科长王永清,工交部武装科干部郑国安等。“工纠”武装人员、各县武斗人员,其它“联指”成员以及
反戈一击的“造反大军”部分成员等共一万多人组编为工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于八月二十日凌晨,进驻“造反大军”控制的地区,实行大规模的搜捕。从八月二十日开始,接连好几天,除从据点抓人外,各单位“联指”也分别自行抓人。因“八·二O”这个支一派压一派的错误行动,导致以后一段时间被抓、被打、被杀、被抄家、被错批错斗者约万余人。
八月二十九日,市人武部政委、市革委会副主任陈秉德在工人电影院召开的一次市直机关干部大会上公开号召全市人民行动起来,向一小撮阶级敌人发起猛烈进攻,刮十二级台风。
 
八月三十日举行了全市性的大游斗。
 
九月一日师院先后游斗了崔毅、周兆祥、谢荣杰、杨福庭、甘恒彩、李日明、黄沃南等院领导及不同观点的头头。
九月一日至二十日,市革委会、师院驻军对地市“造反大军”中的邓铁桥、许瑞林、鲁鹤松、于文杰、张树枝、余有壬、邓井发(专署农委干部)、诸葛军(专署外贸局干部)等十二人以混进群众组织里的“阶级敌人”罪名,在师院进行“活人展览”。
 
九月二日,“联指”市直机关“七·一”总部,对市直机关不同观点的另一派头头、群众和一些领导干部进行全市游斗。被游斗的有许正义(市监委副书记)、邵永清(监委委员)、王仁武(经委副主任)、蓝守贞(财政局长)、李新(市税务局长)、崔耀华(市财办副主任)、郭文刚(文化局副局长)等一百多人。以各种罪名,戴高帽、挂黑牌、反手捆绑,先是跪在盐业站院内,不少人被打,然后押上汽车,由“工纠”武装看押,沿街游斗,游斗途中许多同志被观看的所谓“革命群众”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有的被打伤致残。
九月三日,广西著名演员黄婉秋被文艺界“联指”押至十字街,脖挂破鞋,身披麻袋,跪在烈日下进行围斗,遭非人性侮辱。
九月二十七日,地、市革委会在市体育场批斗了王同连、许正义、杨德华、吴腾芳、王祝光、陈基义、陆文中、崔耀华等一大批领导和另一派群众组织头头,给他们挂上“叛徒”、“特务”、“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坏头头”、反革命”、“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反共老手”、三反份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牛鬼蛇神”、“翻天右派”、“地主分子”、“地主仔”、“资本家”、“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小爬虫”、“政治爬手”、“黑手”、“黑后台”、“黑高参”、“黑干将”、“牛鬼蛇神总后台”、“反革命两面派”、“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手”、“杀害贫下中农的刽子手”,等各种罪名黑牌。
由“八·二O”行动引起的抓、抄、游斗风持续一个多月,“八·二o”以后,不仅搞了几次全市性的大游斗和批斗会,各系统、各单位也纷纷组织游斗和批斗会,有的人在游斗、批斗中被打伤致残或打死。如染织厂副厂长陈华、市体委教练汪成竹就是八月三十日的全市性游斗时被活活打死。
九月四日,专区食品公司游斗车开到北门食杂仓库门口时遇上兴安县“卫革指挥部”组织来桂收尸(武斗时被打死的)的一伙人,他们不问情由,手持棍棒、石头、鞋子等物,爬上汽车,乱打乱砸被游斗的同志,并边打边喊:“打死这些国民党残渣余孽”,“为亲人报仇”,“推下车打”,此时,兴安中学学生蒋孝生手持“五四”式手枪,朝着被推下车的游斗对象连续开枪射击,直至打完弹夹内七发子弹为止,将被游斗的“造反大军”成员林伟(公司业务员)、张少钧(统计员)、苏秋枫、王修澡(业务员)、马洪光(物价员)、黎光录(统计员)六人杀害。
凶手蒋孝生,当时二十岁,广西灵川县甘棠公社灵保大队元村人,一九七O年应征入伍,一九七一年一月,,因“文革”杀人问题暴露提前退役。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入党,后被提为灵保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
九月十三日下午,市二建二O一工区在乐群小学操场召开批斗大会,会议由“联指”头头李良佑(工区工人)主持,阳春辉(工区工人)宣布了肖菊生、锁成林、段辉余、李元禄、胡际生、粟定芬(均系该工区工人)等人的所谓“罪行”材料,然后由该公司武斗人员李友和(人保干部)、黄广依、
韦锦沅、王日光、许汉生(均系工人),将肖菊生等六人押到染织厂门口桥边,由韦锦沅、李友和、李元禄等枪杀了。王日光完成了维持杀人现场秩序后,还对六具尸体补了枪。
九月十五日,为纪念“白沙事件”一周年,雁山“联指”头头秦宗德(雁山机械厂工人,雁山地区“联指”总指挥)、文华钧(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生、“联指”宣传部)、莫志文(雁山公社秘书、“联指”副总指挥)、李国荣(公社兽医站长、雁山“联指”总部常委)等人策划,经请示万春桥(雁山公社武装部长)同意,召开批斗会,会后在雁山农科所路口南侧集体枪杀了“造反大军”成员吴全仲(植物研究所食堂管理员)、腾秀山(植物研究所技术员)、马崇义(植物研究所研究实习员)、秦继诚(植物研究所工人)、孔庆柳(师院学生)、白胜山(桂林地区劳动大学学生)六人。
九月中旬的一天上午,雁山公社兴隆、罗安、枫林三个大队联合在良丰农场二队大草坪召开批斗大会,以熊德喜、熊绍海、秦税次、黎六弟、秦贵保、熊税喜、秦天忠(均为农民)、熊詹月(地主)九人参加“反共救国团”为由,决定对他们枪杀,另外还决定枪杀罗安大队的葛新荣(家庭出身地主)。会上秦贱贵(兴隆大队支部书记),葛连才(罗安大队支部书记)先后讲了话,尔后,由良丰农场机务科副科长齐秀贵和刘双发、刘春成、葛石保、葛秋生等(均为罗安大队民兵),在良丰农场二队猪场旁边,对以上十人执行枪杀。
据市革委会一九六八年十月五日向自治区的汇报中说:从“八·二o”到“九·二O”的一个月内,被当时的所谓群众专政,打死九十多人。据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办公室调查统计,“八·二o”以后至六八年底,被乱抓乱杀死一百六十人,批斗游斗死九十四人,自杀九十一人,总计为三百
四十五人。至于各单位私设“公堂”,随意关押、拷打、批斗这种现象就延续得更长。
“八·二O”以来,市革委中“造反大军”的二十二名委员,有十九名被抓,而“联指”的委员,不论是策划和直接参与武斗,还是枪杀过人,不仅不追究,反以执行正确路线,保卫红色政权和“八·二O”行动有功加官晋级。一九六八年至一九七八年十月间,市委、市革委的主要负责人虽
然多次更换,但“联指”头头曾明轩、曹铁军、伍华春等,长期担任市革委和市委要职,极力支持和依靠“联指”而被结合的某些领导干部一直被安排要职予以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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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1-06-13

韦国清及其帮派势力文革罪行录(2)


临桂县大屠杀

     1968年5月下旬,各公社都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县武装部政委龙凤山、部长詹佩喜、副部长刘顺卿等人,以“抓革命、促生产”名义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公社革委常委以上干部和县直机关单位革命领导小组负责入及“联指”一派的头头。会议布暑:大抓阶级斗争,大刮十二级台风,在农村和机关开展“七清”。龙凤山在会上说:“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第一条任务就是要抓阶级斗争,主动地、不停地向阶级敌人发起进攻,将他们一网打尽”。龙凤山还讲了开展“七清”的内容:“一清查打砸抢抄抓杀的违法活动;二清查混进群众组织暗藏的阶级敌人;三清查投机倒把和搞五风(嫖、赌、抢、偷、单干)的为首分子;四清查地、 富、反、坏、右及其子女的翻案活动;五清查国家和集体单位中的贪污盗窃分子;六清查和收缴武器;七清查外来人员,有严重问题的要扣押上交”。会后,各公社都成立了“保卫革命委员会指挥部”,组织“民兵”进驻公社、大队,开始刮起了杀人台风,陆续不断地有一批又一批的无辜群众、干部、学生,被强加上“反共救国军”“暗杀队”等等莫须有的罪名,戴上阶级敌人的帽子,惨死在“三保卫”“七清”的屠刀下,躺倒在“群众专政”的血泊之中。在这段时间,南边山公社有莫光华等18人,六塘公社“农总”头头白先玉等13人,庙岭公社水口大队社员文接风,茶洞公社花岭大队抗美援朝志愿军复员军人李平和社员褚火连、褚兆福等等分别在各地惨遭杀害。
    1968年6月上旬末,桂林军分区调动桂林地区十二个县的武装民兵包围了桂林市,支持“联指”,以保卫红色政权的名义攻击“4·22”。我县武装部按照军分区的命令,组织武装部人员分头到各公社调动民兵进城,分配庙岭公社的民兵驻守阳桥、四塘、五通公社的民兵驻守文昌桥、会仙公社的民兵驻守桂林市人民医院、滨江大道一带,黄沙公社的民兵驻守象鼻山下,六塘公社、六塘镇的民兵驻守象鼻山下面一带河边,县直机关“联指”武装人员加强在桂林市人民医院、象鼻山一带防守。前线指挥部设在舍利塔旁原财政局内,后勤部设在麻袋厂。阳桥以北至北门以南的桂林市中心区域为“4·22”所占据的地区,指挥部设在广西师院内。双方以榕湖、杉湖为界对峙,互相越界进攻达十余次之多,使用的武器有装甲车、机关炮、迫击炮、轻重机枪、冲锋枪、新式步枪、手枪、手榴弹、炸药包等等。县一些当权派也积极参加了武斗的活动。如代县长陈裕修到县农机厂督促修理武器,副县长唐申元参加到兴安夺枪。在此期间各公社到桂林参加武斗的民兵还从本公社抓一些不同观点的群众到桂林杀害,仅保宁公社就在象鼻山河杀了廖振军、莫喜三等五人(详见一九六八年民兵进城武斗事件调查材料)。
1968年6月上旬的一天,县“联指”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正副总指挥胥明德、韦英豪、唐秀明及常委邓子友、覃毓芳等人。开会分析民兵进城后的形势,研究将来抓住 “4·22”的人如何处理的问题。首先他们决定杀人由总部集体负责,然后他们根据龙凤山指示“七清”的要求,确定了四条原则:一、公开支持“4·22”的走资派;二、“4·.22”战斗队长以上的骨干分子;三、地富反坏右家庭出身这次站错队又跳得起的分子;四、历史上犯过错误受过处分这次又跳出来闹翻案冲得起的分子,这些都要镇压(杀)。会后由韦英豪主持召开“联指”战斗队长会议传达,并确定总部成员各自负责审查自己所在战线各单位上报要杀的人员名单(详见胥明德供词)。 1968年6月6日四塘公社“4·22”毛斌带领四塘中学部份学生到公社革委会,要求放出六月五日公社革委抓去的梁心衍(县粮食局副局长),与进驻公社的武装民兵发生武力冲突,民兵用步枪朝大门射击,“4·22”这边也投了四枚土造手榴弹,打死围观群众廖家德(小学生),社员廖来弟,“4·22”未能冲进公社革委会,只好撤退。
    1968年6月12日县“联指”韦英豪带领曲志贤、以瑞芳、李广忠(教育局干部)等武装人员到会仙公社,把正在七星大队抓生产的县委副书记李瑾科押到桂林麻袋厂关押。经过胥明德、邓子友、唐秀明等人的策划,于六月十五日晚,由胥明德指挥以瑞芳、蒋生柱等人以及六塘的一部份民兵,把李瑾科、谢崇晋(县农业局干部)、李明久(六塘“农总”头头)、彭昌林(四塘中学学生)从麻袋厂绑架到象鼻山河边,由胥明德等人将他们手脚捆紧,推入漓江淹死,李瑾科还被蒋生柱用马刀砍了数刀后推入漓江淹死(详见胥明德供词、秦良宣、蒋生柱证词)。
    1968年6月17日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发布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广西分团”的公告,县人武部和“县三保卫指挥部”把我县“文化大革命”以来的一些事件当作“反共救国团”的活动和罪行,把部份不同观点的干部群众看成是反共救国团的成员。后来,全县被强加上反共救国团骨干分子的罪名而惨遭杀害的有234人。
    1968年6月23日,县武装部龙凤山带领石焕光(县武装部政工科副科长)、秦绽(县武装部管理员)到五通公社煽动杀人。龙凤山在机关干部民兵大会上说:“对阶级敌人,不能手软;要稳准狠地打击他们,刮八级十级台风不行,  要刮十二台风才行!”这时龙凤山的一个随从人员插括说:“六塘的民兵很勇敢,已经镇压了好几个牛鬼蛇神,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大灭阶级敌人的威风”。龙凤山接着说:“五通的条件比六塘好,只要公社、大队组织起来,阶级敌人一个也跑不掉,要摸准一个揍他一个”。讲到揍他一个时,龙凤山还作了一个手势,他伸出右手,母指竖起,食指伸直,其余三指勾住作手枪状。龙凤山还说:“搞阶级斗争哪有不死人的,上面讲现在死人还不算多,现在死这么一点人,没有过去一个战役死的人多,还比不上一场瘟疫病。为了革命,死几个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现在问题大的是怕没有造反派的那种冲杀劲,有没有冲杀劲,就是这场革命的标志”。在龙凤山的煽动下,五通“保革指挥部”决定六月二十九日墟日开群众大会,先拿从上海下放为的药剂师丁志瑜(过去曾被划成右派)开刀。并提出要杀害的李秀亮、于仁龙、肖德旺、董勋等14人,除董勋逃脱外,其余13人均先后被杀害(详见金子俊1982年5月30日证词)。
    1968年6月27日,蒋善忠从永福经过两江时被守卡民兵扣押,县“联指”宣传部于6月28日发出传单说:“阶级异己分子蒋善忠自投落网”说“罪恶累累的蒋善忠将寿终正寝”
    1968年6月30日,龙凤山到保宁公社,在公社召开的“七清”三级干部会议上放火加温说:“在‘七清’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的台风中,由群众决定,群众要如何处理就如何处理,对坏人打死了就打死了,杀就杀了,这是群众的事,我们不要害怕,不要干涉,不要泼冷水”。在龙凤山的煽动督促下,公社在七月十日召开大会枪杀了上祥大队社员周树保、卢英功。事后,龙凤山又到两江放火,要公社开大会压邪气,还特地交待说:“这个大会,我在这里,你们不要开,我走后你们想怎么开就怎么开”(详见罗传琦、雷金生证词及两江“处遗”汇报材料)。
    1968年7月2日,两江公社在彭土养(公社主任)的主持下,在两江车站旁边岭坡上召开万人大会,枪杀了两江供销社副主任肖育华、山口大队社员廖大桥、宝山大队地主仔李怀秀等三人(见007卷4页)。
    1968年7月3日,县“联指”派人跟随桂林“联指”到兴安抢枪,副县长唐申元自告奋勇给抢枪“联指”带路。
    1968年7月3日,中央发布了解决广西问题的布告(简称“七·三”布告)。这个布告根据广西革筹小组的汇报把一派群众组织的错误行动、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提出两派都是群众组织,停止武斗,撤除据点,混进两派群众组织的坏人两派各自进行清理。
  1968年7月3日,县“联指”胥明德又指挥李广忠、秦良宣、贲伦传等人将蒋善忠(县工交办主任)、卢定宣(县林业局副局长)、刘一峰(县供销社教导员)、李源森(县农业局干部)等四人,从麻袋厂绑架到象鼻山河边,用棍棒、手榴弹打昏后推入漓江淹死(详见胥明德供词)。
    1968年7月8日一7月10日,龙凤山、刘顺卿、詹佩喜等人,在县召开了各公社主任、武装部长会议,汇报总结“七清”,布置搞“三查”,向“阶级敌人”刮起更大的台风。会议先由各公社汇报六月份开展“七清”运动的情况,会上六塘、南边山、茶洞三个公社作了较为全面的汇报。六塘着
重汇报了他们采用大宣传、大斗争、大游斗的经验,说他们搞了一个被红卫兵“兵管”遭到打砸抢严重破坏的六塘中学现场展览会,打击了几个重点分子,进行分化瓦解,出现父送子、兄送弟投案自首的现象,并讲他们已经杀了十三人。
    南边山汇报开展“七清”后,破获了以“农总”主要成员为主的反革命纠合案,约有五十多人,他们和机关单位的坏头头相勾结,想搞垮革委会,这些人成份复杂。讲他们已经杀了十八人。现在社员开会积极了,再没有人敢搞盗窃、赌博,也没有人敢进山乱砍乱伐了。朗联大队原来闹分队,杀了“农总”头头莫光华后,现已经又合起来了。
    茶洞公社汇报他们破获了一件“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军茶洞地区第一分队”的“反革命纠合案”,抓了十一人。
    在汇报中也反映出有一部份公社革委会主任担心这样搞下去会重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怕杀人多了以后追查起来负不了责任。针对这个伺题,龙凤山在会议总结中特别提出要肯定成绩,认为前段运动存在的问题:一是运动发展不平衡,一些单位落后的原因,主要是对这场阶级斗争认识不足;二是政策和策略掌握不够好,把这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了,急急忙忙地把人杀了,使一些线索中断,不利于一网打尽,这个问题不能向群众泼冷水l罪大恶极的不杀不好,但杀人多了也不利于团绪,要留一些活靶子,当反面教员。
    针对存在问题,他提出:“首先要求各级领导正确认识当前这场斗争的性质,弄清楚这样搞下去到底是毛主席革命路线还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说:“我们开展“七清’运动是根据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布署提出来的,是夺取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的伟大战略措施。“七清”是一场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决不是什么两派的斗争,我们搞“七清”是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绝不是什么镇压群众的反动路线。只有这样认识才能全心全意地领导好这场运动。他说:“我们这场运动是对准一小撮走资派,对准叛徒特务,对准不服从管制的地、富、反、坏、右,对准国民党两的残渣余孽,矛头指向这些阶级敌人,就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矛头指向群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龙凤山在讲话中要求把“七清”集中为“三查”,刮更大的十二级台风。龙凤山布置说:“三查”即:一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二查叛徒特务;三查阶级敌人牛鬼蛇神的活动。具体方法:1、收缴武器搞展览j;2、把搞出来的材料进行整理,有系统的向群众宣传;3、大造声势,召开大斗争大批判会,4、发动民兵到后进地方去搞大串连;5、摸准后,群众还不起来,可以把石头搬掉;6、利用一切宣传工具宣传中央(“七.三”布告)的精神。龙凤山在会上还批评了前段行动较慢的黄沙、会仙等公社。会后,刘顺卿特地找黄沙公社在桂林参加武斗的武装部长风有桂,要凤有桂从桂林带十来个精干的民兵回去,限期打开局面,否则要犯政治性错误。此次会议后,各公社不断地开大会杀人,县武装部也派出武装部的人员同县“联指”人员分别到各公社参加杀人大会,  各公社杀人大会上都是先宣读中央关于解决广西问题的“七.三”布告,然后进行杀人(见茶洞公社1968年会议记录和祝
家才笔记本,凤有桂证词)。  
    1968年7月7日,渡头公社覃日飞(公社主任),陈全辉 (副主任、武装部长)带领民兵包围粟村“4·22”派“农总”的据点,到13日攻下据点,抓获周德晃、粟新生等10人。7月14日,在粟村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粟村社员粟亮梅、粟金福等三人。
    1968年7月15日,茶洞公社在现在的食品组对门的岭坡上召开大会,银发忠主持会议,廖世权(武装部长)讲话,廖火桥宣读被害人银可英、周国祥、梁个生、龙冬成、褚田生、梁田妹、吴水林的罪状后,由“民兵”将这七人杀害(详见银可英等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16日,庙头(今庙岭乡)召开大会,梁承光主持会议并宣读“七.三”布告,李庭康讲话后,由被害人所在单位的“代表”各自宣读被害人宋振治、朱黑子、朱全保、粟跃文、李矮子、阳称保、唐树生的所谓“罪状”后,公社“保革”指挥部成员、公社秘书刘正哲大声问会场群众,这七个人该怎么办?群众呼喊“该杀”!刘正哲叫唐保胜安排民兵将七人推出会场,在公路旁的岭上开枪打死(详见宋振治等七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16日一7月18日,县“联指”“三保卫”指挥部(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保卫革命委员会)出面,召开各公社“保革”指挥部负责人紧急会议,韦英豪在会上布置说:“我们这次行动,开门见山地说,就是把“4·22”中的主要骨干分子和把各公社大队‘七清’‘三查’中清理出来的四类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和其他危险分子,刮他一次十二级台风”。胥明德也布置说:“这次行动是清理社会上一切牛鬼蛇神,具体对象是:一是对立面的主要头头和一切有民愤的对立面骨干分子;二是还有活动能力还没改造好的四类分子;三是对现实不满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四类分子子女;四是机关学校企业单位中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残渣余孽伪军政人员和历史上有问题搞不清楚的人”。会后各公社回去贯彻,以“群众专政”的名义,又把公开大规模杀人推向高潮(详见刘副林、秦志文、秦良宣、崔树元、陈荣初等人的证词.)。
    1968年7月22日,四塘公社召开万人大会,蒋运发(公社武装部长)主持会议,袁书勤(公社主任)讲话,宣讲“七.三”布告,大抓阶级斗争,会议进行到一半,武装人员就将覃雨林、廖龙寿、龙才息、周顺弟、龙运赏等八人拉出会场杀害(详见覃雨林等人死亡结案报告)。
    在同一天,庙头公社革委常委梁承光带领民兵到独秀峰大队督促大队杀了苏三喜等三人。八月中旬又带民兵到秧塘枪杀了杨炳兰等六人。八月十三日又到二塘大队杀了苏桥生、阳冬副、陈发息、黄乔佥、李全海五人(详见苏三喜、杨炳兰、陈发息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0日,两江公社在墟场召开万人大会,银为斌主持,彭土养讲话,李实强宣读了被害人秦克纯、李有小、刘玉成、秦守钊等四十一人罪状,由匡国柱、李运华指挥“民兵”在两江小学厕所旁和老鼠钻仑(地名)分别将这四十一人杀害(详见秦克纯等四十一人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3日,渡头公社革委和“保革指挥部”召开大队支书、大队长、“七清”领导小组长会议。会议由陈全辉主持,徐天寿介绍两江在7月20日公开枪杀四十一人的“盛况”后,要求各大队汇报“4·22”骨干以及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活动情况,报要处决人员的名单和罪恶材料,决
定7月24日开誓师大会。当晚(7月23日)陈全辉和覃日飞召集徐天寿、周业光、黄永光等“保革指挥部”成员审查、决定了在誓师大会上要刮台风的人员名单。7月24日,在粟村大队的长岭上召开大会,陈全辉任总指挥,周业光主持,徐天寿宣读了被害人粟桥生、粟冬弟、粟新生、粟大三、粟秋苟、徐霭平、徐宝森、周成光、周德录、廖竟业、刘剐斌、王志明、卢邦伍、卢生保、粟生、李家元、徐曾寿等十九人的罪状,由黄永光安排“民兵”执行枪杀。其中:廖竟业等四人是在会场旁边的菜地上打死的,其余十五人是用汽车运到老墟杀害。这一天谢家大队在到公社开会途中还枪杀了二人(见粟天才等二十一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4日,县武装民兵团召开了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誓师大会,县武装部副部长刘顺卿在会上大讲“七清”、“三查”刮台风的成绩,并讲:“在杀人问题上,我们只能搞阶级报复,不能搞私人报复,什么是阶级敌人?“三查”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是走资派、叛徒黑手,我们打击的锋芒,一定要稳准狠地指向阶级敌人”。会后还派人分头到各公社传达这个讲话的精神。刘顺卿的这些讲话,为后来大肆屠杀无辜群众,起了推波助浪的作用。
    1968年7月25日,县“保革”指挥部向全县工人、贫下 中农、干部、学生发布《关于坚决贯彻、誓死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七月十八日批示,全面落实中央“七.三”布告总动员令》,提出了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更加深入地开展“一批三查”,更好地向阶级敌人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同时还翻印发出与他们《总动员令》内容相同的桂林专区革命委员会七月二十一日的公告。
    1968年7月24日,南边山公社在车站梨子园召开万人大会。林志忠主持,吴殿龙作报告,张崇德宣读石钟纪、黄联辉、银发璋、陈慕文等十六人所谓罪恶材料,然后由莫才刚指挥民兵将陈慕文等十六人押到朗联大队三角地(地名)杀害(详见陈慕文等十六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6日,六塘公社召开万人大会,呜枪二十响后,石继唐(公社革委主任)宣读“七·三”布告,廖家祥(民兵团政委)宣读给毛主席党中央的“三忠于”信,会上“联指”代表秦志文、镇革委代表、工人、贫下中农、学生、教师代表作了发言后,由廖家祥宣读了被害人唐四生、胡敦
秀、张有才、翁守约、翁善可、张开宏、白野、白月秋、海绍兴、杨俸先、郭荣钧、诸葛高、李世纯、滕建德、滕茂清、李正斌、李日亮、周义才、李贱荣、邱水渭、李永荣二十一人的所谓罪恶材料,然后用汽车将以上二十一人押运到六塘墟北面翁家塘(地名)杀害(详见杨俸先、海绍兴等二十一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27日,会仙公社在会仙中学大礼堂召开大会,全贻斌主持,张国良讲话,宣读“七·三”布告,刘副林传达县总部紧急会议精神,秦新胜宣读了被害人张群英、兰雪英、陶培英、廖乔松、李文喜、张国威、蒋小弟、蒋祖祯、.龙猪仔、李振荣、莫世聪、吕祖旺、秦大悦、刘枝玉、龙凤生、吕六发、秦保生、石来喜、蒋祖相、秦天然共二十人的所谓罪状,宣布完后由执行“民兵”秦继忠、白云姣、李社苟等二十人押往牛行上(地名)全部枪杀(详见会仙乡关于张群英等二十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7月30日,茶洞公社副主任彭忠才带领“民兵”到仁义大队界底村召开批斗会,仁义的徐乔生(支书)主持,彭忠才讲话,蒙老火(仁义治保主任)、梁焕兴(温良支书)先后宣读了被害人李福全、周老乔、彭水成、梁老征、李必信、蒙维勤、姚老征、梁大升八人的“罪状”,然后全部枪杀(温良大队在会前还召开了生产队两委会,宣布处理人.员名单,大小队干帮、贫协都表示同意,并签了名)。(详见茶洞乡李必信、李福全等八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8月3日,宛田公社召开批斗杀人大会,会前李志武(公社革委主任、武装部长)召集社直各单位负责人,派头头朱明光、杨光华、蒋吉贵等人作了研究和布置,决定批斗枪杀李光烈、石旺德、于宝鼎、于春华、于老庆、于安庆、阳万春、孙业强’、秦剑新、蒋崇清、曾凡远、李洲田等十二人。大会由朱明光主持,谢茂林宣布孙业强、蒋崇清等五个国家干部的“罪状”,于景山宣布于春华、阳万春等七人罪状,蒋吉贵安排“民兵”执行枪杀(详见孙业强等十二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8月4日,临桂县民兵团向地、市“造反大军”发出声明:必须交出我县“阶级敌人”秦乔苟、黎运钊、谢务咎、唐家副、胡本庆、曾昭悦、阳守基、卢永芳、张兆祥、龙炎运、阳武胜、朱玉林、黄国杰、张云高、李开旺、海鸥、。阳彬林、刘老贱、蒋小光、王振庭、申柏球、王保林、陈树保、覃明元、李季有。在这二十五人中除张兆祥、申柏球、覃明元幸免于难外,其余二十二人均在“八·二O”以后惨遭杀害。
    1968年8月7日,县武装部以龙政委指示的名义给各公社发了一个电话通知。说:“对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要支持,现在是贫下中农帮助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要支持贫下中农,不要怕乱,乱杀人要防止,但不要急刹车,不要泼冷水,对过急行动,不要当面指责,不要影响发动群众……。”(见蒋运发记录本)
    1968年8月17日,桂林军分区在一o四部队召开各县民兵团长、县武装部负责人会议,部署进入“4·22”派据点,强行收缴武器的问题。军分区政委慕石启在会上讲了话,说:广西形势大好,南宁抓了八千多人,桂林也要象南宁一样,桂林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桂林是贫下中农的天下,你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今后转入政治斗争,现在是收缴武器清理外地人员,各地要成立纠察队,对外地人员一个个地清理,牺牲同志的家属要照顾安排好,桂林不是一般的武斗,而是激烈的阶级斗争。会后,县武装部和民兵团作具体布署和分工。
    1968年8月20日,桂林地、市革委会发出贯彻执行中央 “七·三”布告的《公告》。原桂林军分区调来的桂林地区十二个县的武装民兵仍在桂林“4·22”据点外围固守。这天,在桂林警备区和桂林市革命委员会支下,以部队出面,桂林地、市县“联指”武装人更配合,以贯彻执行党中央“七·三”布告为名;进入“4·22”据点,强行收缴武器。我县武装部和九九分队除留值班外,由部长詹佩喜,刘顺卿等人带队进入阳桥以北的据点收缴武器,大肆抓人。我县仅被抓到军管会关的四十余人中,除少数释放和周德生一人在杀场死里逃生外,大部分被杀害。当时就地被枪杀和未经关
押被杀的人数无从统计(见陈荣初,蒋作侣证词)。
    1968年8月21日,县“保革”总部正副指挥长韦英豪、胥明德在县卫生局召开了有总部成员、县直各单位“联指”战斗队长参加的会议,研究和部署处理在押人员。决定从据点清理出来的人分三种情况进行处理。凡是“4·22”战斗队以上的骨干、国民党残渣余孽、家庭出身不好,本人又站错队,冲杀得起的,都要刮十二级台风(杀掉)。“4·22”总部成员由总部负责完善手续(杀掉)。战斗队以下,认为也应该杀掉的,要先报总部审批;二凡是不属上属人员,但又冲得起,比起上述人员又好一点的人,就送军管会关押起来;三对一般不大起作用的就尽量放出去抓革命促生产,但也要和群众商量决定(见莫增克、李广忠证词)。
    1968年8月23日晚上,由“联指”胥明德指挥带领邓子友、李广忠、黎寿息、贲伦传、苏泽沛、廖瑞祥、廖显朝、秦丙未等十多名武装人员,将关押在麻袋厂的熊和钧、王福才、粟德钧、谢渊太、莫锡发、韦新亨、谢大朝、黄惠芬、邓惠萍(蒋善忠之妻)共九人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8月26日,成立临桂县革命委会,县革委有委员共五十二人,以龙凤山、詹佩喜、刘顺卿、唐申元(副县长)、蒋明光(县监委书记)、曲志贤(财办主任)、周建民、何奇舜(茶洞公社书记)、石继唐(六塘公社书记)、杨光华(宛田公社书记)、韦英豪(县团委干事)为常委,龙凤山任主任,詹佩喜、刘顺卿、唐申元为副主任。革委会成立,乱杀人并没有停止下来,而是变本加厉的加速进行着。县革委成立后立即把原来“联指”控制的武装班扩充为纠察队,由邓子友任队长,李开成、李广忠任副队长,崔树元任指导员,参加纠察队的人有九十三人(见011卷223页)。
    1968年8月下旬末,县革委会副主任唐申元、常委韦英豪等人分别找还在驻桂的各公社民兵团负责人交待说:“要抓紧清理公社大队关押人员,要搞的对象赶快搞去,下一步要转入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怎么搞法可交群众讨论处理,由群众专政”根据这个部署,全县又再次出现乱杀人的高潮,白天黑夜突击杀人(见庙岭乡唐良胜证词)。
    1968年8月27日晚上,庙头公社在沙塘大队公路边山脚下枪杀了莫英豪(该公社党委副书记)、陈国良、梁英跃、彭丽霞等四人(详见刘正哲案卷)。
    1968年8月29日晚上,县“。联指”的“保革”指挥部胥明德、唐秀明,带领李开成、邓子友、以瑞芳等十多名武装人员,将关押在麻袋厂的潘其万、李景发、牟新生、赵良才等十多人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8月30日,县l“联指”“保革”指挥部韦英豪、胥明德、唐秀明带领“工人纠察队”包家明、李广忠、邓子友、秦世达、周冬生、邓智辉、秦康息、付善元、贲伦传、曲志贤、秦良宣、以瑞芳、周维新、刘素珍、伍天锡等武装人员,乘坐四辆大汽车,将关押在麻袋厂的“4 22”头头秦乔苟、胡本庆、梁承义以及周英丽(李瑾科之妻,民政科长)、唐德秀(秦乔苟之妻)、林再(刘锡臣之妻,农业局会计)、马家副、卢永芳、谭广三、秦金珠、李开明、胡明富、卢连生、陈树保、翁玲(学生)、刘日明(学生)、秦天生、刘作英、李进、周业彰、王振庭(县人委办副主任)等二十多人,挂牌到六塘墟游斗后,在杀人冲(地名),在韦英豪、胥明德、唐秀明等指挥下,全部杀害。在游斗杀人的前一天下午,韦英豪在麻袋厂召开了工纠队员会议,作了动员准备工作,他说是县革委决定要把“4·22”的坏头头拿到六塘、两江、五通三大墟镇游斗,要求除看家值班的人外,都要参加(详见韦英豪、胥明德案卷)。
    1968年8月31日,县“联指”的“保革”指挥部胥明德和 “工纠”成员,将周克仁(副县长)、王文启、李继全、龙宗培(在刑场逃脱后在二塘又被抓)、徐承汉、楮振益、周秦芳、覃光恒、罗家复、罗俊烈、唐超、李双荣、王长青、章守先、熊保功、粟振德、周德生(杀场逃脱幸存)、秦明
珠、廖日光等二十三人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9月1日,南边山公社由朗联大队支书毛合全和彭乔次等人指挥,在黄竹山(地名)杀害了宾文活、经继修等八人(详见南边山乡宾文活等八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9月3日,茶洞公社再次召开万人大会,“八·二 O”从桂林抓回来的毛开兰(公社团委副书记)、王纯亚、李习民、陆森隆、黎秀珍等12人,在批斗会上被用棍棒活活打死,其中毛开兰被入挖去心肝。这天,会仙公社也开大会,杀害了李继西、李者田、周裕业、周妹妹、谢六生、龙寿范、李国华、梁关材、刘肇书等十人(详见茶洞乡、会仙乡有关王纯亚、李继西等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9月5日,胥明德带领包家明、蒋永辉及农械厂的秦德威、司机周文友把关押在二塘农械厂的袁清渭、文邦才及林云仪三人绑架到二塘水利桥头附近杀害(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9月7日,五通在新墟场召开大会,由全子俊宣读被害人于仁龙、彭茂功、彭茂述、苏永杏、黄仲华、秦芝保、于火炉、李宁发、苏启祥、林茂长、苏桂荣、苏年达、于衡瑞、吴德胜等十四人的“罪状”,由钱喜春布置杀人凶手。会后将以上十四人拉到五通大祖(地名)杀害(详见五通镇关于仁龙等十四人死亡结案报告)。
    1968年9月5日,庙头(今庙岭乡)游斗杀害了马云高。
    1968年9月上旬末,县革委会挑选了“三保卫”中的积极分子组成贫下中农宣传队进驻县管的四所中学,领导学校斗、批、改。每个“宣传队”都派有一、二名领导干部参加。
  “贫宣队”进驻学校,四塘中学仍杀了四人,被迫自杀一人,两江中学1968年11月18日,批斗中还打死教师刘义友。
    1968年9月18日,在县革委召开的全县贫下中农代表会上,经龙凤山等人同意,将关押在军管会看守所的刘锡臣 (县委常委、县法院院长)、龙炎运(县检察院副检察长)、李志辉(县工会干部)、谢务咎(临桂中学学生)拉到大会主席台上亮像、批斗,被打成重伤后,由胥明德等人指挥
“工纠”队员将刘锡臣等四人和被关押在红卫(今民主路)小学的茶洞一教师共五人一起拉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龙凤山、胥明德案卷)。
    1968年9月26日,由胥明德指挥,从军管会看守所将经过军管会以冲击军管会罪批捕的,从河北省刘锡臣老家抓回来的刘镇光(桂林市二中学生、刘锡臣之长子)以及按县革委通知到军管会自首同意给回原单位上班的蒋益寿(县粮食局干部)刚走出公安局门口,正好碰上胥明德拉刘镇光上汽车,也一起被抓上车,绑架到秧塘飞机场杀害(详见胥明德
案卷)。
    1968年10月初的一天,县“联指”“保革”指挥部从军管会要出从湖南抓回的黎运钊、胡德猛、冉洪彬给县机关群众批斗,用棍棒将黎运钊打成重伤,后黎死去。其余二人也被打成重伤。(详见胥明德案卷.)。
    1968年12月6日,县革委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早巳惨遭杀害的县委副书记李瑾科、副县长周克仁的“罪行”材料,通过定性决定,李瑾科定性为“死不改悔走资派”;周克仁定性为“历史反革命,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
    1968年在乱打死人期间,全县共发生了一千二百余起乱杀人案件。其中5月份以前打死五人,6月份打死七十一人,7月份打死四百七十五人,8月份打死七百五十八人,9月份打死二百二十四人,10月份二人,11月份一人,时间无法查明的四十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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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1-06-13

(原创)韦国清文革罪行录(3)

阳朔县大血案    

1968年6月初,桂林“造反大军”夺了桂林军分区军械仓库的枪枝、弹药,抢走了物资、打伤了警卫人员。军分区“支左”办公室主任郝群给阳朔人武部打来电话,电话用暗语说:“分区仓库花生米(即枪枝、弹药)给老鼠(即“4.  22”一派组织)吃光了。你们有没有老鼠药,请赶快送来。”
      阳朔县人武部值班员蒋凯接到军分区的电话后,即将电话记录交给部长、县革委主任辛恒山。在家的部领导作了简单的碰头。辛恒山连夜召开了武装部副科长以上人员参加的部党委扩大会,传达了军分区的电话精神,经过讨论,多数同志同意出兵桂林。县人武部党委扩大会议后,辛恒山部长、王瑞武政委在人武部小会议室召集了县革委常委紧急会议。出席人员有:县革委副主任黎成称、县革委常委邰连岗、张洪新、远景宇、张林生、邱行举等人。传达了分区的电话精神和入武部党委决定,县革委常委也一致同意出兵桂林。6月3日,由县入式部参谋蒋凯向各区武装部下达出兵桂林紧急命令:其他人员做好出发前准备和调动车辆工作。
     各区和县直机关接到县人武部紧急命令后,立即带领一个民兵连(除兴坪区重点部署防守外),全副武装,深夜乘车出发,于四日黎明前到达桂林,住在桂林“东方红”饭店。在住地成立了阳朔民兵团和指挥部。团长邰连岗、政委远景宇、参谋长张占奎(县工交政治部主任)、政治部主任李仁(县委财办副主任)、后勤部长孙秀国(县财办主任)、赵兴珍(商业局局长)。下属七个连,约七百余武装民兵,编成班、排、连,配备了各级干部,并送行战斗编组。
    武斗前期,民兵“失利”,桂林武斗总指挥分析其主要原因之一,是武器不好。七月四日桂林武斗总指挥部曹铁军等人在“五一”饭店召开了郊区和桂南各县头头会议,布置动员武装民兵到兴安四五三国防仓库夺枪。邰连岗参加会议回来后;即交待郑国j洋(白沙区干部)、杨先发(工商局干部),带领阳朔民兵一百多人,星夜乘车由阳朔经恭城赶至兴安夺枪。
    兴安夺枪后,地、市和县民兵枪多弹足,总指挥部于七月八日在芦笛岩附近(苗圃,)召开南北联合作战会议,讨论了夺枪以后的行动,策划在西山一带组织一次大打,南北佯攻。西线突击的作战方案,确定了作战的时间,还决定调动北片的民兵团到西线充实力量,对“造反大军”发动一次总攻击。阳朔邰连岗参加了这次会议,并接受了战斗任务。邰回团后召开了各连的领导会议,传达战斗命令,积极地做好战前的准备工作,邰与连队干部亲自到前线察看地形,派人侦察对方火力配备和布防情况。这次武斗从七月十三日打响,十九日结束。阳朔民兵团分别拿下了西山、白崖山等。这次武斗,消耗弹药八万多发,发射六O追击炮弹60多发,对方死亡100多人,阳朔死亡8人。以后阳朔民兵团又参加了桂林的打击一大片的“八.二o”统一行动。  
    8月28日,阳朔武斗民兵回到县城,并在阳朔镇小召开了 “庆功”大会。进城武斗历时八十六天。武斗人员个个吃饭不花钱,人人发给棉毯、雨衣、水壶、胶鞋、毛巾、衣服等。耗费国家资财八万多元。阳朔民兵死于武斗12人(干部5人,农民7人)。武斗期间,桂林交通堵塞,工厂停工、商店关门、学校停课、机关无法办公、近郊农民不能正常生产、人民不能正常生活,使整个桂林城陷于一片混乱、瘫痪、恐怖之中,各类建筑物受到严重地破坏。
   桂林武斗期间,到桂林武斗的民兵多次回本地搞杀人 “垫底”。6月14日下午,赴桂林武斗民兵干部林定权和十余个民兵乘汽车从桂林回葡萄区。当晚以上桂林的诸葛军对证为名,将对立派的阳致政、张雄、蒋任、廖祖偿、张步勋用布蒙住眼睛推上汽车,拉到桂阳公路西侧的柚子弯附近枪杀。6月30日,赴桂林武斗的民兵干部容木胜、苏成忠专程从桂林带回一个武装民兵班,经黎元发签字批准,从白沙区工农兵指挥部“牢房”提了孙锡华、宾正荣、李光祥、韦有恒、容作飞五人出来民兵李桂发、潘武炎奉命将孙锡华推到现白沙邮电所(原草坪)枪杀;宾正荣、李光祥、韦有恒、容作飞四人被容木胜等民兵推上汽车押往桂林,在将军桥附近的铜鼓山脚下集体枪杀。7月15日赴桂林武斗指挥部将在武斗被打死的县百货公司黄金成尸体运回阳朔。16日在公园开追悼会。一派群众组织乘机煽动杀人垫底。当天把关押在文化宫的程忠纯(县百货公司干部)、苏良钰(县委委员、粮食局局长)、李超(县合作社干部)分别打死和枪杀。
    1968年6月上旬,赴桂林武斗后,为巩固“后方”成立了 “阳朔县工农兵保卫革命委员会指挥部”。简称,“工农兵指挥部”。白沙、福利、兴坪、葡萄、金宝、高田六个区也相继成立了工农兵指挥部。各区下属的乡也相继成立了工农兵指挥所。县工农兵指挥部总负责人是吕明忠(干部)、负责人莫孝良(工人)王天德(农民)莫桥芳(红卫兵、朔中学生),成员若干人(均是“联指”观点)。下设宣传组、保卫组、后勤组、纠察队。工农兵指挥部(所)成立后一直得到县(区)革委的支持。1968年7月20日县革委的简报稿中指出“对工农兵指挥部领导成员和工作人员以及武装民兵、纠察队要进行认真审查。如发现混进坏人,要通过群众组织采取适当措施把他们清除出去。以保证阶级队伍的纯洁。防止坏人混水摸鱼”。工农兵指挥部(所)的活动实际上是武斗活动,是一派专政。
    “阳朔县工农兵保卫革命委员会指挥部纠察队”是专设在文化宫执行关押看守任务的,故称“文化宫纠察队”。主要人选是由军管会和工农兵指挥部指定的。大队长朱名贵、副大队长诸葛景、副指导员廖发柏、负责审讯的谢志辉、莫家合,负责行政的莫嘉明、陈文辉。纠察队下设三个排和一个机动班,共61人,由军管会配备武器,实行昼夜值班看守,有交接班登记簿和拘留人员花名册。自1968年6月7日起至9月1,日止的98天中,被纠察队关押在文化宫的共2 37人,其中本县的13人,外地的106人,干部61人,工人133人,医务人员4人,教师3人,学生10人,居民6人,农民9人,不明职业者10人。被打死和迫害致死的有沈治忠、黎兆凡、莫崇跃、莫文初、吴尚贤、吴章龙、莫军、肖水养九人。
    6月25日晚,福利区工农兵指挥部值勤民兵莫有生去换岗时被站岗民兵开枪误杀。六月二十六日晨,唐绍文召开工农兵指挥部成员紧急会议。决定杀杨忠、韦树才为莫有生 “垫底”。会后唐绍文交代看守所长黄志诚布置民兵黎永禄、莫杰松将杨、韦押往阳朔,在路上将他们“干掉”(即打死),黎、莫两人又叫了十多个民兵一起把杨忠、韦树才押往阳朔方向,行到古榕塘时,黎、莫等人即开枪将杨忠、韦树才打死。枪杀杨、韦的人尚未回来,福利镇街头已贴出预先写好的海报,主要内容是:杨忠、韦树才在押往县城途中逃跑,被我民兵开枪击毙。7月7日下午,高田区工农兵指挥部副指挥长梁桂万等人策划,杀害对立派覃德业、李启维、万成康、龙意富、徐正书、冯家潘六人。,当晚,以押万、龙、冯三人到蒙村,押覃、李、徐三人到平塘村批斗为名,在返回高田途中,分别在雷劈山、大祖坟(地名)由民兵开枪打死,7月8日晚,县工农兵指挥部在手工业联社楼上召开了一个前、后方合谋研究杀人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吕明忠、李先德、陈益昌、英桥芳、王天德、蒋正本、牟科永、麦建元、朱名贵、邱建生等人。吕明忠主持会议,他说:“最近形势很好,两派到京开会,情况必然要变,所以前方(赴桂武斗)同志回来要求处理一批。……”在讨论中有五人发言。李先德说:“后方同志将阶级斗争盖子揭开了,我们向在家的同志学习。我们回来是与大家交换心情、统一思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蒋正本说:“要抓紧干”。王天德问:“材料怎样”?吕明忠说:“材料够了的”。邱建生说:“现在就干”!会议提出的名单是:苏良钰、程忠纯、吴尚贤、李超、廖杰、张伯勋、覃荣华、戴开志。在讨论如何处理这些人时,有的提出先抓几个到桂林干掉,有的提出由各单位组织群众利用批斗的形式,由群众打死较好。最后还是
统一同意第二方案。结果,已被关押在文化宫的程忠纯、苏良钰、李超于1968年7月16日分别被枪杀和打死;张伯勋、覃荣华于1968年7月30日在游斗中被打死;吴尚贤于1968年8月3日晚工农兵指挥部在大礼堂召开的批斗会上被打死;戴开志于1968年8月21日从文化宫拉出来在游斗中被打死;廖杰因原单位部份领导不同意搞死,只被打成重伤,拖至1972年死亡。县公检法军管会根据县工农兵指挥部上报材料定罪。决定在批斗会上拘留县邮电局干部莫崇跃。8月3日晚,工农兵指挥部在县人民礼堂召开拘留莫崇跃的批斗大会。由纠察队从关押在文化宫的人员中捆绑,押解20多人到礼堂台上作陪斗。批斗大会由牟科永(教育局干部、指挥部成员)主持;会议准备执行拘留莫崇跃时,蒋彬(县委组织部干事,赴桂武斗直属民兵连指导员)和一部份民兵进入礼堂并冲上舞台,蒋抢过话筒,高喊:“保卫红色政权的战友们、同志们,我们在前线流血牺牲,他们在后方这么安然,我们的血不能白流,血债要用血来还”等话。在蒋彬的煽动下,先后约有40多人冲上台轮番斗打被批斗人员。莫崇跃、莫文初、吴尚贤、吴章龙、刘汉和被打死;其余20余人全部被打成重伤。8月20日晚,福利粮所在福利区礼堂召开批斗普益粮站干部廖大文
大会。廖是7月初被工农兵指挥部关押的,在此期间廖被斗打多次,经受不起折磨,撞柴油机自杀未遂,后被抬到大光亭。秦芳、莫桥福、李继忠等粮所负责人研究决定,再次批斗廖大文,经指挥同意,令被关押的黎光辉等人把廖抬到会场。批斗会后,由本单位职工陈永吉、管德疆二入,用绳子把廖大文头在前,面朝下,手反绑着,从礼堂沿着福利老街,在那高低不平的石头路上拖到漓江边鲤鱼洲上,约一里半路程,廖大文被活活拖死。
    1968年9月1日,县工农兵指挥部撤销。区、乡的工农兵指挥部(所),也先后解散。
    1968年6月13日,县革委会在高田区召开各区革委会领导和县下乡工作队队长会议,由县革委副主任黎成称传达贯彻专区革委会召开的兴安会议精神;部署开展“三查”工作。会议布置从6月中旬至10月份,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一个查“走资派”、“叛徒”、“黑手”,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和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三查”运动(后束发展为“三查一清”运动,增加了清理阶级队伍的内容)。会后,经县革委批准,县直各单位、各区、乡、大队都成立了“三查”领导小组,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地在全县开展“三查”运动。六月二十一日县军管会向各区公安员、派出所发出三点通知:l、取消“四大”的政策界限以公安六条第四、五条精神掌握。2、审批权限,社会上由军管会审批,国家干部由革委会审批,乡、区签署意见报到“三办”和军管会。3、县区革委委员要批斗的,需事先上报材料,批准才能批斗。我们掌握真正是坏头头可以抓起来。6月25日县革委又召开紧急会议,宣读了广西“革筹”小组、广西军区公布的“关于破获中华民国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反革命案件的公告”,传达区革筹和军区的有关指示,强调开展“三查”运动,“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6月27日至30日,各区先后召开了革委扩大会,参加会议的除革委成员外,还有区干部、乡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以及区属各单位的负责人。各区的会议学习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和有关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论述。7月20日县革委又召开了全县三级干部会议,总结了“三查”运动的情况;提出了“把公开的暗藏的阶级敌人统统挖出来,并把他们从政治上、思恕上批深批透、批倒、批臭,夺取‘三查’运动的全面胜利”的要求。
    6月中旬,以县革委常委冯仁基为组长,邱显福、莫子正等同志为组员,组成工作组,遂驻县良种场搞县直机关“三查”试点,历时一个月时间,由于推行极“左”路线,十几位干部、职工被批斗和吊打。工作组总结“三查”试点经验,向全县推广。6月16日工人莫振云被押上桂林途中在良丰农场附近被枪杀。7月7日,工人李志年、莫继荣、周祯被毒打后丢下工农桥河里淹死。工作组离场后,9月12日,良种场曲一派群众组织还把工人董日新挂上“黑牌”拉到县城游斗而被打死。6月30日,县革委主任副黎成称在县人委院内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三查”核心小组,负责县人委机关的“三查”工作。 7月1日上午,黎成称在县人委院内召开的干部、职工大会上作了“三查”动员报告。下午,又召开骨于会议,确定“三查”对象,先后被批斗、吊打的干部32名,县水电局副局长苏志生被批斗后含冤上吊身亡j农业局干部朱方瑾被批斗后含冤投河自杀身亡;县水电局干部夏玉林被打伤后两年医治不好而死亡;农业局干部韦伸昆被错误开除干籍,遣送回家后不久死亡。副县长阎秀清等十二位同志被打伤后得不到治疗和休息而留下残疾。7月10日晚,葡萄区福旺乡干部徐保发等人,在乌龙村召开群众大会,批斗黄八生、潘卒西“反攻倒算”问题。黄、潘被群众打成重伤后,徐保发指派容上六找人把他们埋掉。容带领民兵押着“.四类”分子把黄八生、潘卒西拖到帽子山推下石灰窑活埋致死。7月13口晚,葡萄区林家旺村第十二队队长林初耐等人,策划决定要把被诬陷为参加“飞虎暗杀队”简被关押在乡政府的本村社员林九准等六人杀掉。当晚,林初耐等人怂恿不明真象的群众四十多人,手持木棒,到乡政府以把林九准等人拉回村里批斗为名,将林九准、林用忠、林杰、林素、林五高、秦中意六人提出来捆绑后,押到丙弯里板栗林打死。7月16日晚,白沙区五里店莫志林在本乡主持召开批斗陶天喜、练仕善、刘德展、刘五一“参加陈大岩策划暗杀干部群众黑会’罪行的群众会,在乡干部骆文甫讲完话后,诸葛桥等十二人即将陶天喜等四人用棍棒打死和枪杀。8月17日晚,兴坪区西山乡十八门楼村召开群众大会,批斗秦社林父子五人。批斗后,乡“三查”小组组长、民兵营长徐光养带领民兵多人,将秦社林、秦金发、秦远荣、秦水荣、秦年生五父子押至东门尼龙光亭公路附近枪杀和用石头砸死。在“三查”运动期间,全县从上到下,开展了大检举、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刮十二级台风”,对阶级敌人进行大扫荡。在“三查”中,全县到处抓暗杀团(队),许多地方出现揭出问题必抓,逢抓必斗、逢斗必打;出现到处随便打死人的严重情况。据统计,全县被批斗的有2513人;被打死和逼迫自杀的共601人;伤残留下后遗症的727人之多。
    1968年8月10日,阳朔县革命委员会、阳朔县人武部党委为了大力宣传“七.三”布告,决定由辛恒山、王瑞武、黎咸称、邵铁男、冯仁基、邱行举、张林生组成领导小组。辛恒山任组长,王瑞武、黎咸称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各级革委会和革命领导小组也相应成立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强调要以最大的政治热忱,最坚定的决心,最主要的精力,最快的速度,宣传、贯彻、落实好“七.三”布告。、采取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组织强大的宣传队伍,深入街道、厂矿、生产队的田问开展宣传活动,做到人人学习、宣传。要求在布告发布后三天以内,做到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于是动用了一切宣传工具,在凉亭、渡口、商店、墟场、村头设立宣传站。组织了县、区1825人的135个“七.三”布告的宣传队,号召以“七.三”布告为武器,深入开展“三查”运动。
    桂林武斗紧张期间,兴坪区工农兵指挥部和“三查”领导小组加紧抓“四类”分子和“坏头头”,并布置民兵各处设卡戒严。“2.12”群众组织的卢光寿等12人感到在家不安全而外出东藏西躲。1968年8月lO日晚,上山躲避的一些同志与守卡民兵相遇,投了两枚手榴弹。因此,县革委和人武部认为外出躲避的人员的性质变成上山为“匪”,所以决定“剿匪”。于是,由县人武部副政委宋广盛到兴坪区坐阵,下令调动兴坪、福利武装民兵和下乡宣传队几百人到湾寨、老屈家进行围剿。8月17日,上山躲避的兴坪区卫生所护士冯天秀被围剿的民兵开枪打死。其余人员全部被“抓获”或“投降”。后进行游斗,有的在游斗中被打伤。卢光寿被定“抗粮抗税”罪而判刑9年(已彻底平反)。
    1968年9月上旬,县革委常委研究决定批斗莫楚翘(县委副书记)、王范滋(副县长)、阎秀清(副县长)大会;成立了批斗莫、王、阎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9人组成:组长邵铁男,副组长张林生,成员:莫孝良、谢志辉、黎桂荣、吕明忠、蒋彬、牟科永、赵祖章。几天后,在县人民礼堂召开县直机关干部、职工约1200人大会。批斗大会由县革委常委张林生主持,县革委常委远景宇、张洪新、邱行举作了批斗发言。会上还拿老干部陈照、李绍新、陆绍益为陪斗对象也进行了批斗。自治区革委巡回批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五位领导人押到我县“亮相”时,我县也把被“打倒”的一些县领导莫楚翘、王范滋、阎秀清进行挂牌“亮相”。在县手工业联社、土产公司、交通局等几个地方靠近街的凉台上搞街头示众,即“活人展览”。随后,在荔浦县召开的南四县(荔浦、平乐、恭城、阳朔)、几万人大会批判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时,我县又把莫楚翘、王范滋押去荔浦陪斗。9月28日至10月3日,县革委召开的首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会第一天,由武装民兵押着莫楚翘、王范滋、阎秀清、陈照、李天顺、李绍新、陆绍益等十余人上台“请罪”,并对莫楚翘、王范滋、阎秀清进行了批斗,致使他们身心受到了严重的摧残。
    1968年9月15日,县革委派出以邮电局干部陈家晃、人武部干部赵德兴为首的工农兵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阳朔中学,领导学校的斗、批、改运动。宣传队进驻学校以后,继续以派划线,批斗了一大批不同观点的学生和教师。9月24日驻校宣传队和校革委、教育局共同研究,报请县革委批准,处理了一批学生和教师:被开除学籍的学生有赖和兴、谢正发、黄为灵、何祥生、李梦荣、罗晓明、陶德树、袁明、唐良辉、张继连、刘义光、诸葛水生、陆日学、赵家仁共十四人,勒令退学的学生有周光达、莫现英、费连有、诸葛玉珍、李小云、苏越、唐少云、朱名喜、苏桥兴、刘启发、张普发共十一人,受到严重警告和警告处分的学生有莫永昌、黎振全、苏进宏、汪守亮、郑有权、阎柏荣、伍凤桥、胡波萍、刘水凤、蒋业民、徐朋光、曾凡荣、贲龙桥、诸志群、容作景共十五人;还审查处理了韦崇斌等11名教师。这宗错案,直至1984年6月30日,处遗”时,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其政治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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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1-06-13

韦国清广西文革罪行录(4)

  “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事件
(玉林专区文革参考资料)

     玉林专区革命委员会于1968年3月28日成立后,玉林军分区玉林专区革委会、玉林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在极“左"思潮和派性思想的指导下,先后召开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和玉林专区革委会首次政治工作会议,错误地提出和部署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动地、猛烈地、全面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实行群众专政,  “刮十二级台风",为建立革命、生产新秩序、保卫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做出成绩。会后,在这个错误思想指导下,县、公社、大队层层贯彻落实,把刮十二级台风逐步具体化,刮什么对象,甚至刮那个人都作了研究。造成了
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的乱抓、乱杀人的严重事件,在贯彻“7·3"布告后,继续“刮十二级台风”,死人事件在继续发生。从1968年4月底开始到同年10月底止,全专区连续刮了三次“十二级台风"  (第一次是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后,第二次是专区政工会议后,第三次是贯彻“7·3”布告后)。在“刮十二级台风中,全专区被打死、杀死、迫害致死的有7354人,占全专区在“文革"中被打死、杀死、迫害致死的10156人的72.41%,恶果极为严重,给玉林专区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灾难和极大损失。  
    玉林专区围绕着支持韦国清(区党委第一书记)打倒伍晋南(区党委书记)和支持伍晋南打倒韦国清的争论,逐渐形成“联指"和“4.22"两大派群众组织。两派为了各自的利益,双方都建立了武斗据点,构筑工事,自制和抢夺武器弹药,组织武装力量,准备武斗。
    因“联指”支持韦国清与地方部队的观点一致,1967年6月,玉林军分区和容县武装部的支左负责人公开表态支持“联指",视“联指"为朋友,反对“4.22”,视“4.22”为敌人。从此,  “联指”组织不断扩大,到1968午4月,全专区“联指"观点的人数占持派性观点人数的70%,形成地方部队支一派压一派、大派压小派的局面。
    1967年6月至9月,玉林专区“联指"曾先后9次向“4.22”总指挥部发出大联合的倡议书,要求大联合共同斗争“走资派”,因各地两派武斗不断升,级,对立情绪加剧,  “4·22"总指挥部未予答复,“联指"认为联合搞不成,立心消灭“4·22",于是在专区各地先后发生了从1967年6月24日至1968年4月13日止共10个月的“联指”攻打、摧毁“4·22”
据点抓俘、审俘、杀俘。镇压“4·22"的严重武斗事件。在专区、各县县城以及公社一级较大的武斗基本结束后,于1968年3月21日至同年4月13日,先后成立了玉林、容县、北流、平南、桂平、陆川、专区、博白、贵县革命委员会,一些思想极“左”,派性严重的地方部队支左领导人、地方领导干部,和在武斗中镇压少数派的所谓有功人员,杀人主谋、凶手,进入了各级革命委员会。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处理,而且还委任予革委要职。少数派虽安排一些代表为革委委员,但无讲话权利。各级革委会实际成了支韦打伍一派观点的人掌权的组织。这样的人进入各级革委会,掌握各级革委会大权,为了保权,立心彻底搞垮“4.22",一场人为地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的“刮十二级台风",乱抓、乱杀人的事件开始发生。
    玉林专区革委会成立前,玉林军分区党委中一些负责支“左”的领导同志存在着严重的极“左”思想和派性。并以此指导工作。主张群众专政,支持“联指"杀人,这是“刮十二级台风”的前奏。
    据“文革"中容县十里公社公安员、革委会委员、现县供销社干部梁德念保留的笔记本记载:1967年11月18日下午,玉林军分区副司令员、专区革委成立后任革委会生产指挥副主任的周德银在讲话中说:“关于专政问题,由于对政策、方针贯彻领会不够,产生了一些问题(打死人太多了,杨梅提出超石寨是不对的),但是不能给群众泼冷水,只要我们掌握政策就成了。专政由群众专政,处理由群众处理,但处理不等于处决。应斗就斗,应游斗就游斗,应管制就管制,由群众打死就打死(少数),但不能过多,要掌握好政策。
    玉林军分区司令员、专区革委成立后任第一副主任的曹德潜,1968年1月8日在玉林专区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解答学员对他报告提出的各种问题时说:  “我们从来都是支持‘联指’的,以前是开了
党委会讨论决定的,  ‘联指’贫下中农、工人多"。他还说:  “小动作打死一两个人间题还不大,不能打死太多,死多了就不好处理了。”
    1968年3月28日玉林专区革委会成立后,玉林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玉林专区革委会以建立革命新秩序,保卫红色政权——革委会,保卫抓革命、促生产为由,先后召开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和专区革委会首次政治工作会议。两次会议都是动员和布置“刮十二级台风"(即杀人)的会议。
    1968年4月18——20日召开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各县(镇)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和地方公检法领导干部。会上专区革委会保卫部主任、军分区参谋长、专区公检法军管会主任达志作报告。根据北流县革委常委会记录本记载:达志参谋长在报告中说:  “形势越来越好,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要加强敌情观念,坚决打击阶级敌人,要清理外来人员,建立革命新秩序,收缴枪支弹药,对敌人要采取
进攻性手段去搞,采取坚决措施,掌握一些机动部队,组织工农纠察队。这个组织是打击阶级敌人的。"玉林军分区政委、玉林专区革委会主任甘照寰到会指示说:  “公检法机关要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要保卫抓革命、促生产。目前要抓什么?  (1)社会上有很多流散枪支,要收缴。  (2)要清理外来人员、走资派、当权派要回来。  (3)广州“刮了一场十二级台风”,很好,对坏人要打击、要准、稳、狠,稳是打击为首分子,当前主要是右倾翻案。要搞好这项工作,要求红五月到来前搞出成绩来。据“文革"中陆川县革委会主任、现广西日报社社长杨志庆的笔记本记载了方希俭传达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的内容,其中有达志的讲话。讲到“五一”节就要到来了,要建立一个新秩序,要打击阶级敌人,一些逆流也阻挡不了革命的洪流,陆川、贵县的干劲大,要象广州市一样,刮十二级台风,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要不停顿地向阶级敌人进攻,要有最大的决心。也有甘照寰的讲话。讲到刮十二级台风,这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打击和抵制,争取在“五一"前搞好。公安六条整顿的人,要加以打击,阶级敌人要坚决打击,打一批、压一批,不要心慈手软,要主动进攻,要不停顿地进攻,要不断进攻,不要等待,无所作为的人是让敌人来破坏我们,这是右倾,这是立场问题。桂平、博白两县参加会议的同志回去向县革委汇报时也有类似的内容。这次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主要内容是收缴社会上的枪支弹药,清理外来人员,成立工农纠察队,但甘照寰、达志在会上讲话中提出学习广州“刮十二级台风”,他们俩人尤其是甘照寰在这次紧急会议中,实际是“刮十二级台风”的动员者。这次紧急会议实际是“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的动员会议。
    玉林专区革委会首次政治工作会议,是在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4月23日召开的,会议29日结束)。出席和领导这次会议的是甘照寰、孙景芳(玉林专区革委副主任、玉林军分区副政委),蒋昌永(玉林专区革委副主任)等人。参加会议的有专区直属机关、厂场、学校的革委会主任,各县革委会主任、副主任和革委政治部主任及各组长等共1 0 9人。甘照寰在会上讲了形势和革委会成立后的任务是搞大批判,搞斗批改,反击“二月逆流”。孙景芳也讲了话,提出狠抓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主动地、连续地、狠狠地向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坚决打退“右倾翻案风”。4月27日,蒋昌永在会上做了目前农村形势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十分明确地号召要“刮十二级台风”,并提出了具体路线、方法,说:目前农村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要大抓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城镇到农村都要搞。“刮十二级台风”,大刀阔斧干,路线是依靠贫下中农,发挥群众专政的力量。保卫部门要紧密配合,坚决支持贫下中农的革命行动,大发动、大批判、大斗争,集训四类分子。孙景芳在总结报告中讲到当时形势时说:全国各地出现了一股右倾翻案风的反革命逆流,在玉林地区有十种表现:一是为被打倒的“走资派”翻案;二是说玉林地区阶级斗争盖子还没有揭开,还要大乱;三是打着“维护”三个“照办”的旗号,肆意残踏、破坏三个“照办”;四是把矛头指向解放军;五是大肆攻击和破坏“三代会”;六是为王、关、戚形“左”实“右”的极“左"思潮翻案;七是为大毒草今日的“哥达纲领”和《邕江风雷:三·二九声明》翻案;八是疯狂攻击新生的红色政权——革委会;九是翻四清伟大成果案;十是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资本家、国民党员、伪军官公开跳出来翻案。所以要狠抓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坚决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彻底粉碎右倾翻案妖风,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从甘照寰、孙景芳、蒋昌永三人的讲话可以看到,这次会议的中心内容是号召反击“右倾翻案风”,击退“二月逆流”,要刮“十二级台风"。所以这次首次政工会议,是一次全面组织、发动和落实措施的大“刮十二级台风”的会议。这次会议是继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之后又一次对玉林专区“刮十二级台风”  (即乱抓乱杀人)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造成一场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的乱抓、乱杀人的严重事件,后果极为严重。  
    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和专区革委会首次政工会议后,各县(镇)迅速把会议精神传达贯彻,由上到下层层部署落实。在县、公社、大队分别成立各种专门机构,成立各级工农纠察队和民兵组织。在这个基础上,开始大抓阶级斗争,大造“群众专政”、“刮十二级台风”的舆论。全专区各地相继出现乱抓人、乱杀人的严重事件,大批无辜干部、群众死于
这次灾难之中。这些无辜的死者,大多数是参加“4.22"少数派组织和支持“4·22”观点的干部、群众。也有所谓历史问题或出身剥削家庭的人、四类分子。地下党员、游击队员和领导干部变惨遭杀害。陆川、贵县、桂平等县,在贯彻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和专区革委首次政工会议精神“刮十二级台风"最快、最猛,死人最多的重灾县。
     参加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的陆川县公检法军管会主任、县革委保卫组副组长、县人武部科长方希俭和县革委常委、保卫组副组长陈伟全,向县革委会主任杨志庆和人武部副部长周国会、李光仁和县革委副主任陈健等人汇报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精神后决定:  l、定于、4月23日至24日,召开县公检法军管会会议,各区革委会领导、武装部部长、公安员各来一人参加。出席县革委扩大会议的国家干部也参加听传达报告;2、建立革命新秩序领导小组并定出了参加领导小组人员名单;3、成立工农纠察队,县机关1 2 O人,农村60人。机动民兵连两个,机关100一l50人,区30人,脱产的10一15人,公社武装民兵班16人,集中公社住宿,听候公社使唤。
    1968年4月23日开会,在会上方希俭传达专区公捡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精神时说:“这次会议是抓阶级斗争,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阶级敌人主动进攻,坚决打击,  “刮十二级台风"的会议。方在传达中又作了发挥,刮什么对象都讲了,他举例说:玉林南江有个小偷,被群众杀掉了。这就是群众专政,群众专政好得很。我们也要发动群众,采取群众专政的办法,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  “刮十二级台风"。要求到会人员回去后立即传达贯彻到公社(大队),在“五一"节前做出成绩来。县武装部副部长周国会在会上讲话布置:1、各区、公社要建立革命新秩序领导小
组机构。区5—7人,公社(大队)3—5人,各区成立工农纠察队20—30人,其任务是:清理外来人员,对坏人专政,建立革命新秩序的。对搞武装行动的阶级敌人要彻底干净消灭;2、是关于清理外来人员问题,主要是“文革”以来出走的坏人,一定要清理好;3、是一次缴武器的问题,现在做好准备,到时就收。在总结会上又说:  “文化大革命中,敌人已暴露得很清楚了,我们要反对右倾保守思想,主动展开进攻,坚决打击敌人。敌人要搞破坏,我们就要搞反破坏,敌人搞武装进攻,我们就要武装进攻敌人,但不能搞派性。清理外来人员,坏人要抓,外来人员要
赶,坏人窝藏坏人,连窝藏人一起处理,交给群众专政”。这次会议,实际是陆川县军管会传达贯彻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落实具体措施,实行“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的动员会议。
    会议结束后,各区即召开公社(大队)支书或大队革命领导小组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及区直机关革命领导小组负责人会议,传达贯彻县公检法军管会会议精神,建立革命新秩序领导小组和工农纠察队动员和布置“刮十二级台风”杀人行动。从1988年4月26日开始,全县城乡就发生了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的乱杀人事件。温泉公社召开大队革命领导小组长、民兵营长、治保主任、下乡的公社干部会议,部署杀人。会议由武装部长詹树良主持,革委副主任谢炳新传达。参加会议的公社领导有革委会主任宁俊品、宣传委员冯立权、组织委员李佩膺、武装干事罗立信。会议不仅布置“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而且公社还派出纠察队协助大队杀人。会后,吕谓光(大队支书)与纠察队员吕官仁、林正辉押解吕纪和、吕镜才到温汤桥头枪杀。梁柏成(大队长)和
纠察队杨诗海、吕育新、吕桂青押解李猛、黎焕南、孔祥其、陈进坤等4人到党校门口枪杀。全社队队行动,共杀了86人。
马坡公社贯彻县刮台风会议,是由革委主任丘懋球主持,公安员陈一春传达,武装部长陈昆荣补充说:“现在向阶级敌人主动进攻,是上级的命令,不能违背命令,谁不执行谁负责,追究谁等等。会后,队队杀人,全社共杀人71人。
平乐公社平乐大队,在大队干部研究提出专政对象名单后,贫下中农代表讨论通过,然后敲锣打鼓押解要杀的人去杀掉,结果全社杀了61人。
    沙坡公社4月28日召开革委常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宁春光、甘琼瑶、宋茂权、卢世玉、吕铨、卢秀南、林考成、罗德南、陈瑞华、陈祖燊。会上公社武装部长宁春光传达方希俭的讲话。经过讨论研究,确定了专政对象名单并决定于4月29日晚为杀人的统一时间后,29日公社召开大队干部和机关头头会议。宁春光在总结时说:  “时间要快,任务要在今晚12时前枪杀完成"。各大队领了专政对象名单回去,当晚队队杀人,全社一晚之间就枪杀了103人。  
    县城在军管会主任方希俭、副主任陈超富部署下,于4月29日下午由纠察队直属班长吕志在县档案馆召开重点单位的头头杀人行动会议。吕说:“召集你们来开会,是军管会部署的。各公社刮台风,前几天已经布置好了。县城今晚也要“刮十二级台风",这是保卫红色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你们单位有哪些家伙,今晚要专政的,把名单报上来,交军管会审查”。散会后,吕志把各单位报来的专政对象名单(居民的专政对象名单是由军管会陆城派出所李汉升开列上报的)交军管会副主任陈超富审批。于当晚,全城划分万丈、北街、南街三个片,由吕志、
吕德儒、谭均康等三人各带领纠察队,把专政对象分别押解到万丈黄泥城脚、长河龙塘铺岗坑和欧阳山勒死、刺刀刺死。三处地方共杀16人。
    陆川中学教师陈作才,在4月29日上午被塘候大队民兵用枪杀死在学校门口球场后,下午,吴仁煜、吴兆广、陈树明、谭俊才、谢敏贤、谢庆南、江善玉、林汉元、万家福、罗福祥、李继芳等人,在香花
木根开会研究如何处理尸体问题、会上吴兆广提出由揪出靠边站的老师吕浪、吕泉、吕玉毙、周耀磊四人抬去埋,同时把这四人一起干掉,一起埋葬的意见。主持会议的吴仁煜表示同意。决定由江善玉、林汉元具
体负责处理。结果四位老师在民兵押送下抬着陈作才尸体去埋葬,待挖好坑后,持枪的民兵把四位老师杀死,同埋一坑。非常残忍。在这次“刮十二级台风”中,全县城被杀害的有50人。
    米场公社回去开会贯彻,革委主任梁家祺传达后,在4月29日集中专政对象到米场街游斗,先来先斗,后来后斗。游斗后在街边枪杀16人。旺荐大队在4月28和29日两天,枪杀了14人。,其中林承业、林承
聪一家被杀5人。只因两个小孩逃脱,才幸免一死。陆川县各公社在贯彻军管会紧急会议后,“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事件到处发生,全县11个区(镇),155个公社(大队),除一个公社(大队)没有杀人外(以后也杀人),其余154个公社(大队)都进行了杀人。4月23日县军管会会议结束后,26日便开始杀人,4月29日达到杀人高峰。短短的几天,全县被杀的干部群众达814人。从县北到县南的公路两旁到处是被害者的尸体,真有陈尸百里之势。4月30日,专区公捡法军管会副主任邓身桐等。4人到陆川县制止乱杀人,5月1日向专区革委会和军分区领导作了汇报。5月2日专区革委会召开各县电话会议,甘照寰讲了话,他一方面说不要象陆川县那样乱捕人、乱杀人,另一方面又说,在政治上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猛烈开展革命大批判,要发动和依靠群众专政,加强对五类分子的监督改造,没有制止乱杀人的措施,全专区乱杀人的事件并未制止住。邓身桐于4月8日到陆川制止杀人起至5月5日止,六天时间内,陆川又杀了
112人。在贯彻专区军管会紧急会议后,陆川县在4月26日杀人开始到,5月19日止,全县“刮十二级台风”共杀死了1229人。这个事件,陆川称为“4·29"。事件。
   陆川县革委会于5月5日至10日召开县革委政工会议,贯彻玉林专区革委首次政工会议精神,部署开展一批(右倾翻案、右倾分裂、右倾保守)三查(黑线、黑手、黑后台),大批判运动,这次会议实际是继公检法军管会会议的又一次“刮十二级台风”屠杀干部、群众的会议。县革委政工会议后,县革委机关在5月19日贯彻县革委政工会议精神,举办第一期学习班,在学习班中,把参加“4·22”组织的或支持“4.22"观点的领导干部、职工,  “文革”中被罢了官的领导,  “红联”斗、批、改办公室认为属于叛徒、特务、历史反革命的人列为批查对象。经学习班的李俞才、吕学荣、罗德培等人,提出在陆川街日把批查的对象放出街游斗的意见,县人委机关斗、批、改领导小组长李里明请示负责学习班的县革委副主任刘汉华同意,县人委斗、批、改办公室李里明、罗国南、李俞才、李茂英、朱和基、林恺琪等人开会确定,在陆川街日把莫永祺(县财贸政治部副主任)、何为礼(县农业办公室副主任)、陈炽光(县农业局副局长)、吕梁(县农办室秘书)、何星光、罗康民等6人,于5月20日下午4时,推出陆川街游斗,接受所谓批判,其他单位也把批查对象推出街游斗。实际上是放出街给坏人杀掉。在游斗中,莫永棋在游斗到检察院门前就被周广胜(原南下转业干部,曾任区长,因乱搞男女关系被开除干籍作工人安排)等人打死,陈炽光在游斗到十字街时,被县畜牧站干部吕志明等人打死;何为礼在游斗中,头部被打伤流血走回县革委会见到县革委会副主任刘汉华,军管会副主任陈超富,何向他们跪下要求救命,刘、陈不理睬。何又向造反派头头李里明求救,李不但不理睬,反而和李俞才等人把何为礼推出大门外,被追到县革委门口的人毒打。何被迫跳下革委门前的三教塘躲避,但竟被追打的人用砖头把何打死于塘中。烟糖公司干部宁金声、新华书店的丘承执也在街上游斗被打死,仅5月19日和20日两天把批查对象推出街游斗被打死的就有6人。原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李明加,在县文艺队周华仁的勒令下,戴高帽、挑蹈具游街时,被陆中某学生打致重伤,李拼命逃脱而免于致死。吕梁在游斗时亦被打伤。由于县革委举办学习班,把批查对象推到街日游斗被群众打死,为基层树立了杀人榜样,致使贯彻政工会议,开展一批、三查大批判以来,又发生了“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的“5·20"事件。全县被杀死,被害致死达400多人,又一次带来严重恶果。贵县“4·13"事件发生后,  “联指"民兵进城围攻,炸毁“4·22"据点。捕捉和关押数百名“4·22”群众。正在进行审讯,公开杀害一些所谓危险分子的时候,即1968年4月21日至23日贵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会议,传达贯彻玉林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精神,部署收缴枪支弹药,成立工人纠察队,清理外来人员,对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杀人),使贵县“4·13”事件杀人有了借口,事态不断扩大。不少的干部、群众死在这个灾难之中。
    1968年4月13日,贵县举行庆祝革委会成立大会,由于县人武部,驻军支左办公室有意把“联指"头头林如健作为“4·22"代表安排,占了“4·
22"在革委会委员的席位,引起了“4·22”不满。说革委会是武装部包办代替的“派委会"、“假委会",并冲击庆祝大会,“联指"开枪打死小孩刘小
园,  “4·22"抬尸冲击大会主席台,在混乱中将贵县革委会牌子砸烂,撕毁大会横额标语,抢去大会喇叭等,致使大会中途而止。这是贵县“4·13”事件。“4·13”事件发生后,  “联指"头头林如健、谭发祥等人认为“4·13"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并以此为借口,于4月13日晚划策,14日成立以“联指"头头林如健、谭发祥领导下的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简称保红部),  “保红部"由黄子旺任总指挥,谭发祥、刘细忠、陆秀邦、黄耀忠任副总指挥。“保红部”下设作战部(指挥部或办公室)、宣传部、后勤部、审讯组。作战部是直接指挥杀人,批准杀人的机构。是由“保红部"的核心人物组成的。他们是林如健、谭发祥、黄子旺、刘细忠、陆秀邦、谭达钦、振礼、谭发联、叶于强、丘子山、韦玉星、甘细金等人。县革委常委韦守杰和陈炳然也参与“保红部”的活动。  “保红部"成立后,以保卫红色政权——革委会为名,一方面策划调动除木格外的各区武装民兵1000多人进城,另一方面,运用“联指"小报和在革委会多次会议上大造舆论,硬把“4·13"事件说成为反革命事件。在这同时,  “保红部"的核心人物频繁开会研究策划镇压“4·22”方案。在实施方案中,贵县“保红部"指挥覃塘、龙山两区民兵于4月15日至18日先后攻下和炸毁朝阳饭店、粤东会馆、县
医药大楼、东风街和邮电大楼、贵县高中等“4·22"据点。攻下“4·22"据点后”,  “保红部”决定于4月19日,全城戒严,清理街道,抓人杀人。各
区民兵按街道地段和清理任务,分片包干,昼夜清理搜捕“4·22”群众,在10天时间内共捕捉了数百名“4·22"群众,除一些被当场打死外,其余分别关押在县革委大院、附城粮所、贵城派出所、农械厂“保红部"私设的监牢里。  “保红部"的核心人物林如健、谭发祥等人借口为了稳定局势,避免反复,决定杀掉一些所谓危险分子。于是开展审讯定性工
作。在4月17日晚在棉新街开枪杀死林师兴、黄文骏2人,18日又在街头枪杀了易杰生、罗章炎等5人,19日在小铁路边又枪杀了磷肥厂韦善松,20日把物资局干部韦可仁拉去垫黄练进城搜捕江南电影院时
被炸死的民兵黄世甜的尸底。21日在小铁路边又集体枪杀了磷肥厂陈石考、姜志伟、姜维新、姜瑞和等4人。就在贵县“4·13”事件发生后,“联指"“保红部"策划围攻开始屠杀“4·22"派群众的时候,即1968年4月21至22日,贵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会议贯彻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精神,部署收缴枪支弹药,成立工农纠察队,清理外来人员,对阶级敌人
“刮十二级台风”  (即杀人),使贵县“刮十二级台风”,大批屠杀“4·22”群众有了借口,事态不断扩大。4月下句,贵县“保红部"在县城各街道召开
群众大会,到处公开杀人。在棉新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陈湛棠、梁鉴2人;在工农兵十字街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谭裕昌,活活打死林德义和高耀光,在西五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梁玉群、李文澄2人;在
永明街菜市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黄立权、谢祖泽2人;在兴隆街群众大会上公开枪杀了卢伟滔、陆夏伟2人,在人民电影院群众大会上枪杀了倪国英。当公开杀人被军管会制止后,他们改换了杀人手法,在
半夜成批拉到郊区或江边杀害。4月21日半夜,  “保红部"用汽车往附城粮所监仓拉10人到糖厂独山集体枪杀;4月24日第二次半夜用汽车拉9人到石牛水库用刺刀刺死;4月26日第三次半夜用汽车拉7人到石
牛水库附近杀害,4月27日第四次半夜用汽车拉8人到蓝田大队石灰窑附近杀害;4月28日第五次半夜用汽车拉8人到附城龙山路口蓝田瓦窑附近杀害。仅上述五次深夜被秘密集体杀害的就有44名干部职工,后来有一次半夜用汽车拉谢振清(原农机三厂支书)等人到大圩路口准备杀害,被军管会发现,及时开车赶到,才制止了这次屠杀事件。当时贵县城区成批杀人成风。从“4·13”事件发生后,特别是从贯彻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后,到5月中旬的一个月里,城区被杀害的干部、群众共11批,76人。加上在县革委大院杀的,在江边杀害和被迫致死的共230多人。在县“保红部”血染贵城的影响下,各区、社也仿照县城的做法;纷纷成立“保卫红色政权指挥部”、  “贫下中农联合指挥部"、“镇压反革命指挥部"、“贫下中农法庭”等所谓杀人专政机构,使这股杀人风在全县范围内迅速蔓延,席卷全县。4月17日大岭区“农联”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枪杀李以义、宋世环等5人,4月23日东津区公安员李乃寿在区西楼召集区“农联”负责人李寿能、李雄延、洪承隆、甘荣光、李秀延、谭健兴、莫信良等人会议,说:  “现在我区形势很不妙,声势不大,跟不上形势,据了解一些地方大杀特杀了”。会议确定当天在东津街由区“农联"召开群众大会,搞示范杀人。第一批公开杀了余树荣、维新乡的吕德辉、雷宁乡的莫旺昌等8人。1968年4月27日东津区召开革委政工会议,李乃寿在
会上说,凡有现行破坏和不服从管制的四类分子,每个乡报来2—3名。当晚召开“农联"紧急会议,部署于4月28日搞第二批杀人。分别由李寿能、谭健兴、洪承隆、甘荣光、陈奎先等5人和由李雄延、梁桂祥、李秀延等3人负责,在中和圩点枪杀了甘乃余、甘乃塘、黄锡英、吕文有、罗桂祥等5人,和在武乐点枪杀陶业、李瑞金、谭耀西等3人,共杀了8人。4月29日,李乃寿在第二批杀人后,又召集谭健兴、李寿能、甘荣光、洪承隆、梁学强、梁佳盛、梁桂祥等人开会,总结杀人经验,决定在4月29日在东津圩由民兵李静乾、甘开凤、梁彩夏、覃木生、梁武清执行,第三批枪杀李兆汉、甘沛池、陈文乾、陆春荣、梁炳滕等5人。该区由于搞示范杀人,在4月底全区出现杀人高潮,全区公开杀害了群众38人,加上批斗致死的共130多人。
    4月23日,新塘区原副区长谭烈高带领工作组到该区的新江、香江两个乡组织指挥杀人。由“贫下中农指挥部"成员及民兵在新江非法抓了13人关押在大队(乡)楼上,香江抓了3人。并召开杀人预备会,指定每个大队定一个为枪杀对象,第二天即召开群众大会枪杀甘熙文、甘德益两人。谭烈高组织指挥示范杀人后,新塘区“贫下中农指挥部”在区礼堂又召开支书、乡长、治保主任、贫指主任、区干部会议,研究各片杀人名单。新塘区革委主任谭秉礼说:  “瓦塘淡炳忠历次是运动员,留他做什么?最后,  “贫下中农指挥部”在礼堂审核枪杀名单,决定杀15人。其中
瓦塘片4人,新塘片11人。瓦塘片在4月27日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淡炳忠、黎炯章、邓启芳、陆观和、姜汉才、邓亚苟等6人。新塘片在4月29日召开群众大会,枪杀了岭蒙的伍贵威、岭表的梁栋、郑耀珍,永和的谭帝保、谭琼梅,永新的谭汉光、谭星龙,边岸的梁寿山、梁国保、梁水橼;瓦塘的邹水源等12人。两片杀人数字都比原定杀害人数增加。在杀人中,新塘区原副区长谭烈高,参加新塘片的杀人大会,并亲自打死了谭帝保。
    其他区、社在此期间,  “刮十二级台风”乱杀人的情况也是相当严重的。  
    1968年5月2日,贵县革委会分别召开县革委政工会议和革委扩大会议,层层传达贯彻玉林专区革委会首次政工会议精神,到5月17日贯彻落实到生产队。由于县革委领导人多次在各种会议上反复强调要反“三右"  (右倾翻案、右倾保守、右倾分裂),“刮十二级台风”,主动向阶、级敌人进攻。致使“4·13”事件后,发生乱抓人、乱杀人事件,不但没有收敛,而且给乱抓人、乱杀人推到新高潮。县革委政工会议决定:一、确定清理阶级敌人的范围。除继续清理“4·13"期间的黑手、黑头头、外来政治犯、战场上敌对分子和违犯戒严令,家中藏有武器或收藏坏人者之外,会议还决定增加清理“走资派"特务、叛徒以及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扩大了清理阶级敌人的范围。二、5月12日县革委成立了工农纠察队180人。其中民兵100人,工人40人,干部40人,工农纠察队逐渐取代“保红部"。县革委机关和各区都成立专案组负责本单位专案工作。三、在县革委政工会议期间,县革委会主任、武装部长张金会批准执行第二次全城戒严,清理并拘留了79人。四、  “保红部”在工农纠察队成立的当天,由“保红部"的核心人物林如健主持再次开会研究杀人问题。会上报杀12人,实杀13人。由木梓民兵执行。五、杀人问题蔓延到农村。
    5月初木梓区武装部副部长胡建桂在区前楼会议室主持召开区直单位、各大队支书或民兵指挥部负责人会议,胡在会上说:  “各大队要找出一些典型来,象公社一样,过段时间就不得杀人了,文件快要下来了,不杀就要刹车了”。在胡的鼓动下,会议结束后,龙塘大队民兵指挥长梁家清,于5月4日派民兵把李卓昌、谭伟文、黄占元三人拉去枪杀。5月5日又拉陈慰慈、梁杰南、苏翰南等3人去枪杀。大兴大队支书梁子能开会回去后,于5月4日上午8时把邓海光、李振光、李锦兆、李以新、梁观益等5人拉去枪杀。5月6日木梓区武装部副部长胡建桂亲自找官联大队民兵营长苏世敬责备该大队迟迟不成立民兵指挥部和行动杀人,并令苏世敬带5个民兵立即返大队执行杀人任务。结果,大队成立了民兵指挥部,并按照胡建桂的指示把要杀的对象找到大队审问,经大队和民兵指挥部决定,把黄育光等12人分5批拉到官联大队生鸡桥头、尖咀田、牛棉坡、岭咀、武思江边进行枪杀。
   5月7日,贵县高中蒙庆山获悉三里民兵抓获了16名贵高“4·22"派学生,于是带领覃福承,黄振(学生)、秦云等人各带手榴弹、大刀和步枪前往三里。当晚11时许,蒙庆山等4人跟随黄彩彬及武装民兵数十人前往龙田大队,把李志平、宋旗凯、沈志高、刘子嘉、刘丹明、沈大川等6人,押到荣田村瓦窑水沟处由黄振、秦云用大刀把李志平等6人活活砍
死。
    5月7日,木格三安大队由于没有打死人,受到公社书记、革委主任谢信炎的点名批评。谢说:“三安右倾,李茂(支书)你们回去要‘刮十二级台风’!"结果,三安、早礼、木格、云垌等大队便迅速行动杀人。这个公社三、四月份只死7个人,五、六月份贯彻专区革委会政工会议,“刮十二级台风",便杀死186人。
    覃塘区的丘朝基参加县革委扩大会议回来后,召开大队支书、治保主任、贫协主席会议,传达县革委扩大会议精神,布置抓阶级斗争,“刮十二级台风”杀人。丘在会上说:计划打死的就挂牌,不打死的就不挂牌。还叫各片自行安排游斗的次序。表扬覃塘、谷罗等大队抓阶级斗争得力,批评六务大队和根竹没有杀人,会后,丘朝基亲自布置根竹片(即江口、新民、民权、根竹四个大队),以片召开批斗会,派贫下中农指挥部成员韦敬保、辛玉林、李金全等四人去主持,致使当天就斗、打死李东贵、吴汉高、庞振福、董长城、朱传、朱厚政、李雷强等7人。丘朝基批评六务大队后,派陈延明主持批斗会,结果六务大队一天就斗死李天开等6人。周村大队枪杀了叶亚添等4人。覃塘大队一天就斗死卢志斌等4人,由于丘朝基直接指挥、鼓动授意,致使这个区在三、四月份就死34人
的基础上,五、六月份又有70名所谓阶级敌人被打死。    
   6月17日,贵县木格区为了贯彻专区和县公检法军管会会议和政工会议;收缴散发在社会上的枪枝弹药的指示。区革委副主任人武部长李振轩召集在家革委常委会议,研究收缴黑枪黑弹的突破点问题,会议认为早礼杨屋山“4·22”派人少,又有武器,而且周围都是“联指"群众,容易突破,决定作为收缴黑枪黑弹的重点。如不交枪,就强行收缴。并且决定由区革委副主任陆千荣和区武装干事李翠奇带宣传队先出发,民兵跟后作后盾(这些宣传队和民兵都是“联指"观点的)。结果导至“6·17"事件的发生,“联指”民兵围攻,进驻搜捕屠杀“4·22"群众的严重流血事件。6月17日早上,陆千荣、李翠奇按计划带领宣传队骑自行车前往早礼,十点钟左右,早礼“4·22”梁永汉、梁炳绍在平悦路小买铺正和当地“联指"民兵发生争论,发现宣传队,自知人少争不过对方,便边争边走,民兵边争边追,追至马安塘时,另一“联指”群众高延义见状助威,并用铁叉标中,梁永汉的后腰,倒在地上。民兵追上把他推下石灰池整死,梁炳绍立即回家向梁永仁(死者哥哥)报告永汉被打死的消息。梁永仁听后带上几个人到公社(大队)大喊大嚷要找梁永汉。这时宣传队正在开会,李翠奇、梁耀琼闻声出来制止,梁永仁便质问李翠奇,  “梁永汉那里去了"?l李不回答。梁永仁便火冒三丈,把带在身上的一枚手榴弹从窗口丢入屋内,因手榴弹落在床上有棉被阻挡,没有伤到人。李翠奇指着梁永仁说:
“你为什么丢手榴弹?"即被梁永仁的随同抓住了手,紧接着梁永仁用土制短粉枪对准李的头部开枪,把李打死,然后又追打梁耀琼。
    打死李翠奇十分钟左右,区里配合宣传队的武装民兵赶到,当即包围杨屋山,派民兵追捕凶手,乘机搜捕“坏人",当晚就炸毁了群众房屋13间,大队长陆有权(“4·22")当场被炸死。一夜之间就捕杀了“4.22"观点的干部、群众16人。民兵把梁永保、梁永助、梁宁裕3人绑在榄子木根进行枪杀时,被教师陈杰玲看见,民兵怕陈报讯,便又将陈杀掉。手段极为残忍。这就是贵县木格“6·17"事件。
    “6·17"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原湛江区公安员莫汝平、武装干事梁翠宁、农代会主任阎朝贵等8入,带着手枪,骑自行车到木格了解李翠奇被打死的情况,回路时,被木格岭塘大队守路的“4·22"群众检查,扣留在塘护小学,经请示县公检法军管会后,于次日才放回湛江。由于6月17日和18日连续发生两件事,陆千荣于6月18日向县革委办公室报告了李翠奇被打死的情况后,湛江、木格又分别向县“保红部”和正在县里参加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会的区革委会主任汇报。木格革委主任谢信炎即向县革委会主任张金会汇报,要求派民兵去支援,张金会不同意,要谢安心参加会议,相信在家的同志会处理。谢信炎由于派性作怪,串通县“保红部"的黄子旺、林如健、谭发祥等人,先后在贵县饭店四楼和桥圩秘密开会策划,决定调动各区民兵围攻木格新联,岭塘两
个大队。木格区革委主任谢信炎任总指挥,湛江革委主任、县“保红部"负责人黄子旺任副总指挥(后黄实际任总指挥,谢任副总指挥)。6月20日,由木格区李振轩(革委副主任、人武部长),干部李天保、张金保、木梓区谭秉汉(革委主任)、干部苏国贵、新塘区刘锡棋(革委副主任、武装部长)、崔锦舜(革委常委)、谭烈高(区干部),桥圩区罗裕忠(革委主任),八塘区苏汉英(革委主任),湛江区黄子旺(革委主任)、熊义富(革委副主任),东津区李硕成(革委副主任)、李乃寿(公安员),庆丰区黄必善(革委副主任),大岭区甘旺衡(革委副主任),石卡区李益慧(革委常委),大圩区梁雁春(武装部长)和玉林山心区等12个区的革委主任或副主任或武装部长或常委率领武装民兵共计1000多人,对木格区的新联、岭塘两个大队的谭冯、腰岭、社塘、岭护、行塘等5个村庄实行包围。对“4·22"观点的干部、群众乱抓乱杀。武装民兵进村后,召开群众大会,当众宣布这次进村是收缴黑武器、清理外来人员和抓“4·22"坏头头。接着便按照谢信炎等人提供的所谓“坏头头"的名单,责令大队干部找出来,进行逼供信,到处搜查,抓人,打人杀人。李振轩、朱远球率领民兵进入行塘村后,责令原社长郑绍武逐个找出“坏头头"当即抓了区干部谢树照(回在家),小学教师郑仕全、信用社会计谢经寿、团支书谢经贤、县土产仓干部郑社全(回在家)等5人,送区里审查关押。除释放2人外,其余谢树照、郑仕全、谢经贤等3人,责令大队写条子领回去斗打死去。桥圩区民兵在
  进入社塘村章面岭时,谭达纪(15岁)、谭达宁(16岁)、谭达德(17岁)、谭利水(15岁)、谭金生(17岁)五个青少年学生因与民兵辩论,即被罗裕忠 (桥圩区革委主任)下令民兵抓起来,押到和平大队,除谭金生1人放回家外,其余4人均被杀害。20日下午谢信炎和黄子旺、谭烈高、谭秉汉等人汇合谭冯村后,在该村五中队禾堂开群众大会,谢说:我是代表区革委和民兵一起来收缴黑武器、清理外来人员,抓坏人的……,你们的村庄过去是革命村庄,现在变成反革命村庄,幸好你们不开枪,如果你们开一枪,我们民兵就打你千枪万枪,你杀我一个英雄民兵,我就杀你千个万个……。会后,诱捕了谭东,当晚夜深用县“保红部"派去的汽车运送到分水坳盘岭水库杀害。在武装民兵进村的三天时间内,新联大队的所谓“4·22“坏头头被抓去后杀害的有谭东、谭东蓝、谭达记,梁子立、谭献章等14人(其中外来人员3人),被炸伤、打伤的有谭连助、谭福盛等4人,岭塘大队被抓去杀害的有党耀林、李丕进等2人。两个大队被抓56人,其中被杀害的16人。
6月23日,各区民兵撤离新联、岭塘两大队,谢信炎又以搞清理和巩固工作为由,留下木梓、新塘、石卡、大岭四个区的部份民兵作后盾,分别由苏国贵、谭烈高、李益慧、甘旺衡等人带领,和朱远球带领的
木榕区民兵,继续在新联大队,协助木格搞清理和巩固工作,结果继续大批地杀人,后果严重。
    6月23日,谢信炎召开区革委常委和区干部会议,决定抽调区直单位和部份大队干部、学校领导,组成所谓宣传队。由谢信炎、陆千荣、郭士莲(常委、妇女主任)、雷毓云带领,先后进驻新联岭塘大队搞所谓清理和巩固工作。在宣传队进驻新联大队和进驻民兵汇合后,布置每个生产队挑选两名民兵建立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民兵组织,强调要继续清理收缴黑武器,发动群众“反戈一击”,抓“4·22"“坏头头”,对所谓阶级敌人实行专政。由于在谢信炎的派性观点指导下,宣传队在新联大队先后召开了三次批斗大会,进行大规模杀人。每次批斗大会宣传队都事先把木棍拿到会场,强迫成批打死人。手段极其残忍。第一批在谭冯学校开批斗会,要原大队支书谭积业主持会场,宣传队李益慧(石卡区革委常委)在会上讲话后,开始批斗。当场打死了邓开礼、邓月波(父子俩)、谭初基、谭自华、谭育德、谭乃才、谭章等7人。第二批在社塘三队禾堂,混岭、社塘两个片合并开批斗会,谭积业主持会场,宣传队陆千荣(木格区革委副主任)讲话,批斗会上打死了吴炳煜、吴高安、吴炳助、谭秀英、吴金华,吴其安、黄崇珍、谭科贤、谭科泽、谭良柱、吴进刚等11人。第三批在社塘村三队禾堂,召开全大队批斗会,朱远球(木格区干部)主持讲话,原计划打死谭章全(团支书)、吴匡民、谭洁珍等3人。谭职槐、谭职卫、谭科志、谭步志、谭连权。谭连可等6人作为陪斗。结果连陪斗在内共打死了9人。谢信炎、陆千荣、朱远球等人还强令地、富分子逐个拉去成堆掩埋,不准受害者家属收尸。
    7月中句,陆千荣、郭士莲,朱远球带领宣传队和本区武装民兵转移到岭塘大队搞清理和巩固工作。先开生产队干部会议,建立所谓保卫红色政权民兵组织,推选李炳贵(复退军人,后任大队党支书,现为贵钢工人)为队长,郑家富(复退军人,留党察看一年)为副队长。首先组织批斗原大队党支书谭德秋、社长郑绍武,后分片召开批斗会。第一批岭护片在岭护小学开批斗会,由李炳贵主持讲话,当场打死党文照、周丽娟、梁彩、李贵、李育林、党柱南、杨月英、谭木祥、梁桂芳、谭观龙、谭桂光(烈属)等11人。行塘片在行塘小学开批斗会,郑家富主持会场,会上打死李响芳、谭木英2人。第二批在岭护学校开全大队批斗会,郑家富主持会场,李炳贵讲话并宣布被斗人的“罪状”,陆千荣、郭士莲、朱远球等人参加了大会。会上打死谢经贤、郑仕全、谭德铨3人。宣传队进驻新联、岭塘两个大队后,组织批斗共打死47人。其中新联大队被打死30人,岭塘大队被打死17入。从“6·17"事件的发生到12个区的武装民兵围攻进驻新联、岭塘两个大队屠杀“4·22"观点的干部、群众的影响下,全木格区被打死、杀死和逼害致死的干部、群众、学生达4 9 O人之多,极为悲惨。
    据统计,贵县革委政工会议后,各地继续向所谓阶级敌人猛烈进攻,  “刮十二级台风"乱抓一乱杀人,至使一大批人遭难。全县五、六月份就有2129人被斗、打、杀死。
    1968年4月22日,桂平县革委召开革委常委会议,由县公检法军管会负责人费志功传达专区公检法军营会紧急会议精神,强调要狠抓阶级斗争,清理外来人员,收缴黑枪黑弹,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
“刮十二级台风”,为了做好这项工作,县革委决定,4月23日召开县城各单位领导班子会议,24日召开机关干部、职工大会,贯彻、宣传大造“刮十二级台风”声势。组织1 5 O人的工农纠察队,队长:徐文中,指导员王日章。纠察队全部武装起来。接着在公社革委一级进行传达,4月30日,石咀公社革委会成立了30一40名的工农纠察队。召开机关干部、居民大会动员,布置各大队进行大游斗,5月6日南木公社狠抓阶级斗争,“刮十二级台风”全面动员,每个大队有7—8人专门研究“刮十二级台风”  (杀人),发生乱杀人的事件。  
    1968年4月30日,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专区革委会首次政工会议精神,研究如何狠抓阶级斗争,“刮十二级台风"的问题。主持人冯祖茂,常委冯祖茂、李合盛、倪松波、陈家文、罗杰伟、梁一俊出席会议。杨立江、戴文高、闭炎秋列席会议。经研究决定,以到沙坡公社办学习班的方法进行全面贯彻,由冯祖茂带工作组深入沙坡公社做准备工作。  
    5月2日,沙坡会议前,桂平县革委会先在县城召开革委会副主任会议,由冯祖茂传达专区政工会议精神,并作了会议总结报告,强调进一步克服右倾思想;把抓阶级斗争,“十二级台风”刮起来刮到底,布置作好参加沙坡会议的准备工作,要求留家的副主任要边贯彻边行动,配合沙坡会议,做到会内会外热。5月8日至16日县革委会在沙坡举办桂平县第三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会议,由冯祖茂主持办班。传达贯彻专区革委会政工会议精神,研究如何狠抓阶级斗争,“刮十二级台风”的问题。参加会议有县革委的全体成员,各公社革委会的领导、大队主要干部、县直和社直单位的领导成员1479人。会议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为指导思想,选择了二十三条有关阶级斗争语录和《文汇报》社论《再刮它一场十二级台风》等四篇文章印发。县革委副主任冯祖茂在学习班上作报告。他在报告中列举“阶级敌人”破坏的“十种表现"后,又批判了七种右倾思想。接着又提出了开展“三查"  (查阶级斗争观念、查敌情、查斗志),要主动地、猛烈地、连续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并举起右手振臂高呼:“冲呀!冲呀!冲呀!”,发起要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的冲锋号,明确布置“凡是群众要求斗争的人,都不要保",.“不要给群众泼冷水”。原县委副书记张朝光、副县长谢兆平被拉到会上;交给参加学习班的干部、群众对他们进行残酷斗争。结果张朝光被打致重伤。沙坡食品站有个刚从学校分配来的女青年朱卫东,她原属“4·22"观点,由于说了一些坚持派性的话,会议即把她列为“公开反对共产党的现行反革
命分子",对她进行斗打致伤,并被剪去头发。
    沙坡会议期间,首先在沙坡公社“刮起十二级台风”,村村垌垌摆战场,参加批斗会的有15000多人,对在机关、学校中出身不好的,历史上有过失的、四清中被批斗过的、参加过“4·22”或者有“4·22"观点的、以及农村中的四类分子或有偷、奸行为者共有150人,被列为阶级敌人,对他们进行狠批猛斗;有个“4·22”头头的父亲蒙运海跑上山躲避,参加
沙坡会议的代表,民兵百余人实施围山捕捉。并采取放火烧山逼迫就擒的办法,当发现蒙运海时,带队人陈琼叙便立即开枪(未击中),接着被另一民兵开枪击中受重伤,后叫四类分子抬回沙坡,因不进行救
治,而子当晚死亡。
    沙坡会议结束时,冯祖茂在会上作总结报告。冯说:  “这次会议是样板",号召向沙坡学习,大打人民战争,再次强调要向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  。会后,在全县范围内贯彻,从城镇到农村掀起乱斗、乱打、乱杀人的。“对敌”斗争新高潮。全县有19个公社(镇)召开了万人的所谓对敌斗争群众大会,参加斗争的有278500人,被斗争的有2000多人。1968年五、六两个月,全县被斗、打逼害致死的共有417人。其中当场打死的有261人,斗打后死亡的有47人,被追自杀的103人,失踪的6人。
    7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针对广西问题,发布了“7·3”布告。内容是: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运输;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人员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又发布了“7·24"布告,主要内容是针对陕西问题,重申了“7·3"布告精神,要求任何群众组织、团体、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不得违抗。这两个布告发布后,专区和各县(镇)分别发出贯彻“7·3"和“7·24"布告的通知,号召以“7·3"布告为强大的政治威力,深入开展革命大批判,做好“三查一清"活动,清理阶级队伍,再次掀起“刮十二级台风”杀害干部、群众的事件继续发生。这些受迫害的干部、群众多是参加“4·22"群众组织和“4·22"观点的干部、群众。各地成立革委会时,代表“4·22"少数派或持“4·22”观点参加革委成员的同志,在这次所谓深挖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运动中,亦受到审查批斗和迫害。
    贵县革委把“7·3”布告当作是对阶级敌人发起新的猛烈进攻的进军号。7月8日上午县革委召开各区电话会议,传达“7·3”布告,9至11日,县革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学习“布告"精神,研究贯彻执行措施,印发“7·3"布告,组织宣传队下乡,把贯彻执行“7·3"布告作为七、八月份中心
任务来抓。21日上午,县城召开宣传贯彻“7·3”布告的誓师大会,22日,张金会参加军区扩大会议回来后,召开县直单位革委主任、工代会组长会议,介绍南宁贯彻执行“7·、3”布告的情况。22日晚,张金会签发了县革委保卫部的紧急戒严令,于是县城从23日上午4时到24日晚全城实行戒严。这次戒严清理出外来人员229人,其中南宁来的54人,柳州来的69人,桂林来的10人,本县各地流入的32人,其他县来的64人。对清理出的外来人员,采取三个办法处理;1、未发现有违法行为的限令回原单位;2、有一般违法行为的,武装部押送回原单位;3、本县流入的五类分子、坏头头,由公社民兵领回批斗处理(这批人后来在押回单位时大部分被杀害)。7月17日至23日,县“保红部"派张子健、叶其伟等人到南宁查捕“4·13”事件后逃往南宁的少数派5人,并分两批在南宁郊区全部枪杀了。7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发布“7·24”布告后,1968年8月15日晚上,贵县革委常委开会,由革委会副主任
郭殿臣传达自治区会议精神。他传达了广西军区焦红光副司令员的总结讲话,其中有:我们要广泛宣传“7·3"、“7·24"布告,进一步开展革命大批判,清理阶级队伍,声势要大,发动群众起来揪坏人,收缴武器,再“刮它十二级台风",把一切阶级敌人搞出来。传达后,全县进一步掀起了大批大斗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叛徒”、“特务"的高潮。由大队民兵或群众对上述人员实行“专政”,据统计,七、八、九月全县又有850多人被打死、杀死、迫害致死。
    1968年7月7日凌晨2时许,桂平县革委会接到中央1968年7月3日发布的解决广西问题的布告(简称“7·3”布告)。7月14日,县革委常委开会,
成立贯彻《7·8布告》领导小组,潘炎华任组长:李合盛任副组长。潘炎华在会上提出:  “当前总的指导思想,是以布告为动力,进一步开展‘三查’(查走资派的幕后活动、查叛徒、特务,查地、富、反、坏、右的破坏活动),清理阶级队伍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稳、准、狠打击阶级敌人”。县革委会还连续发出(68)37、38、45号文件,强调要深挖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7月21日,县革委会在县城召开有8000人参加的贯彻《7·3布告》誓师大会,会后举行示威游行。7月22日晚上,潘炎华主持召开公社革委领导电话会议,革委会主任潘获枫讲话,要求各公社再开万人“对敌"斗争大会,提出“斗则进、不斗则退,的动员令,布置各公社认真贯彻《7·3,布告》,并规定各公社都要召开万人大会,发动群众,
把“十二级台风”刮得更猛。这次电话会议后,各公社立即筹备再次召开万人大会。大多数公社、大队又出现乱斗、乱打死人的事件。7月23日这天,全县各公社、镇参加万人大会的总人数达37万余人。7月25日至28日,县革委会在蒙圩公社又召开各公社革委主任和县直单位负责人碰头会,总结前段贯彻《7·3布告》经验,部署下一步做法。强调把贯彻《7·3布告》作为头等政治任务来抓。会上还批斗了公安局长、革委成员、革委保卫组长彭勖君(曾参加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副局长梁光河、副检察长黎文志、公安干部吴伟忠等4人。蒙圩会议后,全县再次“刮十二级台风”揪斗各级革委会成员(“4·22"派成员,或“4·22"观点的成员)的所谓深挖隐藏很深的阶级敌人为主要特征。8月18日,县革委会在县人民礼堂召开各公社、镇正、副主任、县直单位负责人会议,潘炎华在会上提出:  “要进一步贯彻执行《7·3布告》,迎接自治区革委会光荣诞生,我们要大战八、九月,把一切阶级敌人挖出来,清算他们的罪行。我们不趁《7·8布告》东风,大批敌人残渣余孽,我们就失去战机。各公社、大队和县直单位贯彻这次会议,继续“刮十二级台风”。县“三代会”  (工代会、农代会、红代会)密切配合,以“三代会"名义发出一、二号通告,声明要“追穷寇"。把“阶级敌人"打得落花流水。县城的纠察队和公社的“农联”,趁机乱斗乱罚没收乱抄家,迫死人命不断发生。自贯彻《7·3布告》以来到九月底止,全县被斗打、迫害致死的达255人。其中当场斗死打死155人,斗打后死亡的35人,自杀的60人,失踪3
人。
    陆川在贯彻“7·3”布告后,陆川“红联”组织对南宁围攻“4·22"据点表示支持。并派人到南宁领出陆川“4·22"被俘人员,进行审讯、搞活人展览和杀害,使被俘人员备受侮辱。
    1968年7月11日,陆川县“红联"派谭镜勖、陈树明两人带领各公社“红联”代表(每公社1人)到南宁,送给南宁“联指”手榴弹两箱(县“红联”自
制的),以支持南宁“联指”攻打“4·22"据点。这些代表在南宁期间,先后两次从南宁“联指”领出陆川跑到南宁据点的“4·22”群众共12人。第二次
领出6人,押到邕江边杀死后,把尸体推下邕江。第二次领出6人,在朝阳旅社交给南宁“联指"学生红卫兵看守,以后下落不明。
    7月下旬,陆川“红联”组织有吕志、吴绍盈参加的30多人的慰问团,带着各机关、大队、生产队捐赠的物资,计有猪、鸡、鸭、粮食、蔬菜、水果等六个汽车送到南宁,慰问参加围攻“4·22”的解放军和“联指"人员。
    8月下旬,县武装部和公检法军管会派武装部科长庞宗贤,带领军管会和县“红联"指挥部的丘俊明、罗建光、陶忠卫、占友文、张寿勋、吕学荣等人到南宁领回在南宁抓获的陆川造反大军人员86人。解回玉林,关押在专区幼儿园审讯。在审讯时,县军管会又增派王才元、覃继华、陈伟到去审讯。在押解途中,平乐公社一位妇女,因在裤头收藏5元钱不交,被丘俊明、张寿勋、吕学荣拳打脚踢致重伤,在专区幼儿园死亡。在玉林专区审讯20多天后,剩下85人解押回陆川县收容所关押,继续审讯。9月,经县武装部领导批准,由县公检法搞所谓活人展览。在展览
中,女的剃成阴阳头、男的挂牌,加以各种丑化,公开宣传。在县收容所关押期间,陈庆元、罗培盛等人被吕志领出杀害。罗宗芳被刘炳光等人领出杀害,有的被折磨死于狱中,有的后来释放。
    以上是陆川、贵县、桂平等三个县在贯彻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紧急会议后专区革委首次政工会议和中央“7·3”布告,连续三次“刮十二级台风”,乱抓、乱杀人事件的写照。其他北流、博白、容县等各县在贯彻上述会议和“7·3”布告,  “刮十二级台风”,是与陆川、贵县、桂平三个县同时贯彻进行的,乱抓、乱杀人也是严重的,因事件的发生起因、经过相
同,各县大事记、大事件有记载,这里就不记载了。
    玉林专区在专区革委会成立后,  “刮十二级台风”乱抓、乱杀人,是有组织、有领导、有计划、有部署、由上到一下层层布置进行的。玉林军分区、玉林专区革委会、玉林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提出反击“右倾翻案风”、主动地、连续地、猛烈地、全面地向阶级敌人进攻,实行群众专政,“刮十二级台风”,县、公社、大队则把“刮十二级台风”逐步其体化,出现乱杀人的情况后,玉林军分区、玉林专区革委会、玉林专区公检法军管会的主要负责人也制止过,但是很不得力,只不过是扬汤止沸,所以是制而不止,越演越烈。给全区人民群众带来严重灾
难和极大损失。
    在“处遗”工作中,根据党纪国法,对杀人主谋、杀人凶手逮捕法办,给予应得的惩罚。对犯有严重错误的人,也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对受害者进行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对受害者遗属发给丧葬费,抚恤费和抚养费。安置了死者遗属工作,为消除裂痕,增强团结,做了大量工作。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1-06-14

韦国清广西文革罪行录(5)

宾阳县的惨案
(广西文革参考资料)

    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宾阳县在贯彻中央“七·三"布告的十多天内发生了乱打死三千六百八十一人的严重事件。杀人数量之多,手段之残忍,骇人听闻,在宾阳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演出这场大批乱打死人的历史悲剧,是当时县主要领导王建勋、王贵增等组织策划进行的。
(一)
    一九六八年七月,中央为了解决广西“文革"中出现的打、砸、抢、抄等严重问题,发下了“七·三”布告。  《布告》声称:  “最近两个月来,在广西柳州、桂林、南宁地区,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及其在广西的代理人、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蒙蔽和欺骗一部分群众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事件"。强调:  “要牢牢地掌握革命斗争大方向,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进攻。”
    七月二十日中午,县革委副主任、县人武部政委王贵增在县革委召开区、镇干部和下乡宣传队的电话会议上讲话强调:  “把阶级敌人揭出来,广大群众公认为坏人的,要坚决打击,坚决处理。有些事情你们可请示,有些有把握的不请示。”又说:  “三个镇(芦墟、新宾、黎塘)坏人不少",“我们是否有心慈手软?应干就干,怕什么?”根据电话会议精神全县一百七十三个公社(后改为大从)普遍召开会议贯彻,并同时以社为单位举办贯彻落实“七·三”布告骨干学习班进行所谓“武装思想”。
    七月廿四日,宾阳县革委成立,由王建勋(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县革委主任)、王贵增(县武装部政委、县革委副主任)、凌文华(六九四九部队独立营副政委)、黄智源(六九四九部队教导员、县革委常委、支左办公室副主任)等四人组成的贯彻落实“七·三"布告领导小组。领导小组成立后,即指示县公、检、法军管会及时了解和掌握“敌情”。宾阳县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蒙伍存(人武部军事科副科长)以军管会的名义用电话通知基层公安员搜集“敌情”,又给基层派出所、法庭发出宾军管办字(68)第5号《关于掌握情况的通知》,要求在七月二十日前将“敌情”汇报到县。
    七月二十五日下午二时,王建勋叫新宾镇革委副主任兼武装部长李发新通知该镇革委主任何其清到新宾区谈话,新宾区革委会主任何作人也在座。在谈话中王建勋对两何批评说:  “你们新宾地区贯彻‘七·三’布告很不够,行动不力,阶级敌人还很嚣张,如东风街的反革命分子伪军少校黄德三,还穿着伪军服到部队门前示威,乌龙四(罗桂昌)这家伙还跳得很高,你们要很好发动群众批斗他们。专政是“群众的专政”,在批斗中,即使群众有些过激的语言或行动,我们也不要出面指责、制止或泼冷水。但有一条,不准动用武器。回去后找各单位头头来开个会,贯彻下去。”
    七月二十六日,县革委在新宾派出所召开三区(芦墟区、新宾区、邹墟区)、两镇(芦墟镇、新宾镇)公安员、派出所长会议,王建勋在会上说:“对坏人处理,杀个把不要紧。杀人犯的要干掉,民愤大的可以干掉。‘七·三’布告是什么时候了?坏人可以专政。”还说:“掌握斗争的深度广度,轻的交给群众搞,要相信群众,真正死就死吧!我们对他们不能讲理,两个阶级,不是我们消灭他,就是他消灭我们,和平共处是不行的。"王建勋在讲话时还点名:“对罗桂昌(劳释犯绰号乌龙四)要专他的政,但革委会不要开这个口。”
    “三区二镇"会议一结束,各区镇都赶回去召开区革委领导和各公社领导会议,传达王建勋的讲话,大造杀人舆论。七月二十六日新宾镇在派出所楼上召开镇直属机关、派出所、各街道、农业大队负责人会议。何其清在会上传达王建勋在新宾区的指示精神后,派出所所长黄兆仁即将四类分子名单和他们的表现逐个向与会人员介绍,接着各个街道、单位作补充尊东风街主任谢绍忠说:  “东风街黄德三、罗桂昌跳得很凶,也很嚣张,黄德三还穿着伪军少校服装去部队门前示威,应该批”。参加会议的其他人,在会上也提出了要批斗的一些名单。何其清、李发新、黎业洪(镇革委常委)、黄兆仁都一一将这些名单记录了下来。会议最后决定先由东风街组织批斗黄德三、罗桂昌。当晚,东风街革委组织群众在南桥头召开批斗黄、罗大会,还拉陆沛周(新宾镇联中老师,“四·二二”派)去陪斗。斗争大会开到十点多钟,黄、罗就被群众用石头、木棍当场打死。拉去陪斗的陆沛周被押回镇审讯,逼他交代自己是“反共救国团”成员问题。陆沛周不承认,何其清认为陆不老实交代,便说“做去!做去!  (打死去)”。谢绍忠便叫赖德亮说:“阿亮,将陆沛周押到指南针处”。赖德亮将陆沛周押到指定的地点,叫陆沛周跪下,谢绍忠当即开枪打死陆。
    七月二十七日早上(即打死黄德三、罗桂昌、陆沛周第二天早上),何其清在镇革委会议室召开有关人员会议,具体布置当天杀人的行动。参加会议的有:何其清、李发新、黎业洪、黄兆仁以及纠察队员曾祥稳(农业大队文书、纠察队副队长)、宋日光(南街主任、纠察队副指导员)、谢绍忠(东风街主任、纠察队队长)、张光礼(市管委负责人、纠察队员)等十多人。何其清首先说:  “今天是新宾墟日,各区有人来参观我们贯彻‘七·三’布告情况,我们要抓一些人来游街,大造落实‘七·三’布告声势”。何讲完话,大家拟出了游街人的名单。李发新吩咐纠察队按照名单去抓人,并把抓来的都挂上牌子游至预定的地点打死。李发新布置:  “分三个地方执行,下是指南针脚下,由宋日光负责带队打死五个人;二是去三中岔路口,由曾祥稳带队负责打死四个人;三是由谢绍忠带队去武陵路口打死三个人”。当天上午何其清还派张光礼、谢绍忠到公安局看守所押罗龙生、湛世君(“四·二二"派宾中学生头头之一,现黎塘水泥厂工人)回新宾镇。去前,何其清交代张、谢两人:  “回到半路将罗龙生当作逃跑处理。”张、谢两人按何的布置,将罗龙生押回到邕柳公路与往南街三岔路口时,开枪打死罗,并将事先写好的所谓“反共救国团骨干——罗龙生”牌子放在死者身上。湛世君幸存被押回新宾镇。
    同一天,李发新还派张光礼、黄振多到古辣公社义陈大队抓回插队青年黄宁基,当晚交给纠察队批斗,没有得到什么结果,黎业洪、张光礼、黄祥基、周作标、宋目光、曾祥稳等人就将黄宁基拉至新宾风景路用绳子勒死。
    七月二十七日晚新宾镇革委还召开了所谓落实“七·三”布告和执行王副师长指示的总结会,李发新在会上把上述杀人事件总结为所谓“行动迅速”,“执行指示坚决”。
    七月二十七日,原新宾区蒋何公社革委主任黄宝荣,在公社干部、民兵骨干会议上传达完王建勋的讲话精神后,组织与会人员研究所谓“专政”名单,布置当晚分片批斗四类分子,并按原定计划于晚上九时把“专政”对象二十七人拉至周背岭(地名)进行集体枪杀。
    七月二十七日,王建勋到新桥区检查,对区革委副主任韦文英说:  “新宾的风吹到你们这里来了吗?”新桥区根据王建勋的授意,于次日在区小食堂召开公社支书、工作队长、区直机关领导紧急会议进行策划并于二十九日召开大会,各社把所谓“专政"重点人和“二十三种人”押来批斗。这天斗争大会共打死八人。  
   七月二十八日,县人民医院“联指”派头头之一卢尚宝,根据“三区两镇”会议精神,将所谓有问题的院长李贵生、副院长兼内科主任邓启俊、外科主任刘大德、妇产科主任刘霄桐、药剂师卢长祥、会计梁志颖、总务杨志共七人,集中挂牌,并派医院职工陈国亮负责将他们列队从新宾至县城芦墟游街示众,当游到芦墟中心十字路口跪下“请罪”时,全部被群众用石头、木棍打死,有的被打得脑浆四溅,惨不忍睹。当驻医院宣传队长李明回县向王建勋汇报这一事件的情况时,王建勋说:“医院一百多人死他十几二十多个算什么?现在刚刚开始!还要回去给他们讲清,要
鼓起劲,挺起腰杆干下去,不要死了几个人就怕了。”李明听了王建勋的话,杀劲也鼓起来了,七月三十日亲自点名派人将骆毅(医院干部)、陈颖佛(医院干部)拉到新宾街给人打死。
(二)
    一九六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为了在全县范围进一步落实“七·三”布告,宾阳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全县各区镇派出所长、公安员和县公检法机关全体干部。二十八日没有开会,到会人员上街观看芦墟街打死人现场,二十九日上午,会议正式召开,会议由县人武部军事科副科长兼公检法军管会副主任蒙伍存主持并讲话,蒙说:  “我们打击的锋芒要对准判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二十三种人’,有破坏活动的也要搞一搞,斗一斗,对投机倒把的也要扫一扫他。”“对四类分子要干掉他四分之一" “我们的同志此次下去,以当观察员的身份出现,主要的任务是观察,当好革委的参谋。”,“要下去点火,现在形势你们都看到了,要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要声势浩大,不能右倾。”,“真正的坏人被群众杀了,也没有什么奇怪,绝对不能去泼冷水。”,“发现有重大线索的阶级敌人,要马上弄清,我们要亲自出马,进行审讯",  “反共救国团广西分团宾阳有,总头子在广州,头头来过我们这里,吴镇裕是骨干。”,“边斗争,边追查罪恶事实线索和根据,这样才能稳、准、狼,不然该死的没死,不该死的早死了。”,“群众已经认为是坏人的,必须先斗争搞臭再‘专政’,最好是发动群众用石头和木棍打死他们,杀坏人不要用枪,不要用子弹,更不能采用成群来用枪杀,这样教育群众不大,要在群众中零敲碎打。”接着,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兼宾阳县革命委员会主任王建勋讲话,他说:“我们打这一仗,时间从七月二十六日至八月十五日为一段落,这段斗争的锋芒主要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次要的是投机倒把分子,赌头、闹分队的为首分子,县的重点在新宾、芦墟,现在新宾已拉开序幕,不要看不惯,气可鼓不可泄,这些人交给群众‘专政’,用不到三天时间就干掉了,又不花一枪一弹,这个任务要执行,但又不能开大会,大张旗鼓去发动,只能个别点火,群众认为是坏人的要‘专政’,你们不能束缚群众手脚,群众起来了不能泼冷水。”“这次行动,时间三天,行动好坏是衡量那个地区领导的觉悟如何了,今天我讲的,只能是在座的知道,回去后不能说是上级布置,就是你们讲我也是不认帐的。”
    王建勋说完后,蒙伍存通知事先安排好的派到各区、镇充当观察员的公安员留下,宣布分工名单,每个区派一至二人,当时被派下去的人员有的不懂工作如何进行,纷纷提出各种问题,蒙伍存一一作了解答。会议就这样结束。
    七月二十九日下午,县革委在大礼堂召开全县各区武装部长和小公社民兵营长紧急会议,会议由宾阳县人武部政委兼宾阳县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贵增主持并讲了话,他说:  “区镇武装部要办民兵营长学习班,学习内容是对“七·三”、“七·二四"布告的理解。”,“以生产队为单位办基干民兵学习班,内容方法与上面同。”“毛主席叫我们向阶级敌人进攻,但要稳、准、狠,把这场对敌斗争的人民战争进行到底,只要是阶级敌人,不管什么观点,都要斗争,要点革命火。是坏人一个也不能放过,是好人一个也不能损害。”。王建勋接着在会上讲话,他说:  “这几天
都动起来了,有的动得有力,有些动不力,有些还在那里拖拖拉拉的不动,各区应分别讨论一下,回去统一行动。两个布告一个批示主要精神就是发动群众,猛烈地、主动地向阶级敌人进攻。主要斗争锋芒是哪
些人?就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这些牛鬼蛇神。在农村在城镇都要对准这一小撮阶级敌人。还有其他事情也要扫一扫,投机倒把首要分子、头子、赌棍、赌头,分队的地方查一查,谁在里头搞破坏活动,叫生产队长交出来。”,“现在先抓外边,后抓内边坏的。……运动开展,民兵营长、公社干部抓几个坏人是可以的。但是发动群众起来,由群众处理,群众整他,不要浪费子弹,由群众斗他、整他、处理他,这样才能发动起来。把罪大恶极的交群众处理。”,“群众起来后,甚至打死些坏人,革委会成员不能泼群众冷水,民兵营长也如此。……”不能讲可以杀人,谁个讲就变为幕后指挥。如果是真正坏人,群众认识,由群众斗,就会报销。”民兵营长紧急会议当天结束。
七月二十九日晚上,县革委会召开了革委工作人员会议,王建勋在会上说:  “对群众的看法,群众未发动起来前,说敌人猖狂,要杀几个,群众起来,又东指责西指责,又认为乱了,你是站在群众面前领导
群众前进呢?还是站在群众后面指手划脚制止群众运动,如果不是领导群众,那就考虑你的立场问题了。”
    县革委召开的上述公检法“军管会”,区武装部长和小公社民兵营长会,县革委工作人员会,是组织、策划、布置杀人的一系列会议。特别在会上对新宾严重杀人事件在会上不但没有受到批评,而是当作
杀人序幕,导致了后来在全县发生了一系列的严重杀人事件。
    ①七月二十九日,大桥区罗江公社民兵营长李庆生,从县民兵营长会议结束回到小公社,当即召集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开会,参加会议的有该社“抓促"领导小组组长李毓军,副组长李帝严,成员李树杰、陈宽文、丁孔德、丁家进、陈利文等八人。李庆生主持会议并传达王建勋等人在民兵营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在会上策划打死吕村的蓝学珍、吴善成。老罗村丁造德。黄岭村陈志道。新罗村的丁祖才。长江村的严付邦、严洗仁等八人。30日晚在公社召开群众大会,由各村民兵连长把要杀的人押到公社批斗。当晚参加会议的群众约有二、三百人,会上李
毓军讲话,号召群众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接着批斗丁造德,然后由李庆生宣布上述八人的罪状。会一结束,即由长江村的民兵骨干,积极分子严一民、严振才,黄岭村的陈利文、陈京虞,老罗村的吕启华等人将这八人拉到老罗村的卯息岭瓦窑地方乱棍打死。
    八月二日下午,该社“抓促”领导小组又召开全体成员会议,参加会议人员:李毓军、李庆生、李帝严、李树杰、陈宽文、丁孔德、丁家进、陈翻文等八人,会议由李庆生主持,由李毓军传达区革委八月一日召开的“进一步贯彻落实‘七·三’布告会议精神"。会议正在开始,原大桥区革委副主任雷福贤、干部李开贤来到罗江公社检查落实“七·三"布告(敌打死人)的情况,雷即找李毓军汇报,并对李说:“你们要吸取第一批的教训,都是打些老太婆,有活动能力的伪军官、伪职员都没有打。"还说“我来不是要生产进度,是来要你们打死人的进度的。”并伸出他两手掌对李说,你们公社起码要搞他一百个(打死)。雷、李走后,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继续开会,大家讨论,仍由各村提出要打死的人名单:吕村的李树辉、吕孔昭,黄岭村的陈简文、陈昭道,新罗村的丁祖琪,长江村严济邦。研究决定后即分头回村通知群众及民兵,下午在公社召开批斗大
会,并叫各村民兵连长下午三时将上述六人带到公社。下午四时左右大会开始,到会群众约三、四百人,李庆生主持会议,李毓军讲话:号召群众继续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以实际行动落实“七·三”布告。后由李庆生宣布六人的罪状和对他们实行“专政",接着参加会议的纠察队、民兵骨干把这六人拉到公社西面的瓦窑边打死。到现场的公社“抓促”领导成员有李庆生、丁家进、陈利文。长江村地主分子严济邦被打死后,在场的陈其家、李树恩(久患哮喘病),听说吃人肝可治哮喘病,想取严的肝吃,但因久病体弱,无法动手,正在旁边的陈经邦(曾做过屠夫)看见后,即手持杀猪刀割开严的腹部,用木棍撬出肝,陈其家用刀割下挂在学校边的桉树枝上,然后和李树恩分别拿回家煮吃。严的肝被割后,肠子外流,遍身血污,其惨景真是目不忍睹。
    ②七月二十九日,甘棠区甘棠公社民兵营长梁汉生参加县的民兵营长紧急会议回去后,召开公社干部及生产队干部会议传达贯彻王建勋的讲话精神,会上布置分片规划“专政"名单,会后打死二十五人。三十日,公社“抓促"领导小组成员姚尚强带领民兵将王宗博拉到遗爱桥头用木棍、石头活活打死。为了防止其弟日后报复,又派人到甘棠中学等候,待其弟王宗升从峦城取鱼苗回来时又将他打死。打死这两兄弟后,又抄家。八月三日晚,姚尚强兽性发作,窜到王宗博家对其妻颜秀清进行威胁并将颜强奸。颜秀清被强奸后,隔两晚,关有志又闯入屋内,企图强奸颜秀清,后因颜哭喊,关强奸未得逞。颜秀清和小婶陆爱玲年轻守寡,感到无法在这里继续生活下去,逼得颜秀清带着小女儿改嫁到邓村大队,小婶陆爱玲也改嫁到那宁大队,房屋被生产队没收作牛栏和仓库,王宗
博的女儿王丽竹跟母改嫁到邓村大队那洞村后,一直受人歧视,讽刺打击,精神上受到极大摧残,致使神经失常。
    七月底,王建勋打电话批评甘棠区革委主任、武装部长李洪旺说:  “你们贯彻‘七·三’布告抓得不力,要依靠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不要束缚群众手脚。”李洪旺受批评后下到高棠公社,当晚就组织群众批斗并打死四人。该区到八月一日,共打死一百六十多人。
    ③七月底,王建勋打电话给思陇区,批评他们:“你们行动太慢。”思陇区受到王建勋的批评后,立即召开区革委常委扩大会,并采取紧急措施,决定将南关、胜龙。平安、黄冠等四个公社和区直机关等单位的所谓“专政”对象共三十七人,统一集中到六进坪(地名)全打死。
    ④七月二十九日,原古辣区义陈公社民兵营长陈汉章参加了县革委会召开的民兵营长会议,会上听取了王建勋关于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讲话后,在会议讨论期间,便规划了本社专政对象名单:韦恒有、韦锦枝、赖焕香、彭树林、陈文中、赖仓玉、李武基等七人,报给区革委副主任黄明安。
    县民兵营长会议结束的当天下午,陈汉章回到本公社,向大队支书陈梦清、公社主任李世安汇报会议精神,征得他俩同意,决定开支委会传达县民兵营长会议精神,然后,三人分头通知各片支委。
    七月三十一日,支委会在社办公室中楼召开,陈梦清主持会议,陈汉章传达县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精神,陈汉章把他在县规划的名单讲给支委听,然后组织大家讨论。最后,会议决定召开支部扩大会和群众
誓师大会。
    八月一日,该社在古辣镇宾墟三眼铺召开了支委扩大会,公社定工干部、党员、生产队长、贫协代表、民兵骨干约七十人左右参加了会议,古辣区下乡宣传队蒙泽前、韦世典、吴绍青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由陈梦清主持,陈汉章传达王建勋的讲话精神,要求迅速行动起来向阶级敌人开展猛烈进攻。区干部韦世典代表宣传队在会上讲了话,强调要打主动仗,不要打被动仗。会上,陈梦清还布置要求公社定工干部“原在哪个片就负责那个片的讨论,要联系本社、队实际,把‘专政’对象落实好。”
    当日下午,各片负责人向陈梦清、陈汉章汇报“专政”对象数字,大陈片负责人报“专政”名单七人;义陈片负责人陈庚秀报八人;平南片负责人李世安报四人;黎元片负责人陈梦清报二人;小满片负责人陈汉章报二人;七联、龙泉片报四人,总共二十七人。“专政”名单落实后,陈梦清布置八月二日开群众大会,地点在陈屋家庙,四类分子集中在镇宾墟中间地坪。“专政”时(即用棍打死人时)由各村自己行动,布置完后散会。  
    八月二日,按骨干会议的布置,群众誓师大会在陈屋家庙召开,参加会议的群众有二千人左右。陈梦清主持会议,栋汉章传达县会议精神,会议开了两个钟头后由治保主任胡付香、陈庚秀负责组织批斗“专
政”对象。批斗后即由各片民兵将“专政"对象拉到原公社办公室铁门外捆绑,然后由陈茂秀、陈汉宁、陈庚秀、陈锡英等人集体押到古辣墟北面渡塘岭,由凶手韦统和、韦悦应(已死)、韦精忠、韦子宣、陈济林、陈汉宁、陈锡英、黎宁林、李友邦、陈庆齐、陈圣元(已死)等人用木棍打死,在这一事件中,受害者共有二十四人,全部是群众。
    ⑤七月二十九日,原大桥区丰州公社民兵营长兼“抓促”领导小组副组长黄伟善参加县民兵营长会议,当天下午回去在公社办公室向该社党支部书记黄永宋、主任江超世、文书兼“抓促"领导小组组长江明昌等人汇报,当天决定次日召开生产队干部以上的会议传达民兵营长会议精神。七月三十日,黄伟善传达完六九四九部队副师长王建勋关于贯彻“七·三”
布告的指示,接着经黄永宋同意,领导班子留下研究,决定当晚分片召开批斗会以及交群众斗争处决的名单。黄永宋强调说:  “今晚分片召开批斗大会,各片要注意斗争锋芒,各片负责人一定要把关,有些家属可能出来帮,我们眼珠要动。”因此,当晚各村斗争后,将张维玉、江现豪、恩德华、江国信、江家驹、程烂忠等六人打死。
    七月三十一日,又在公社召开全社党员、干部骨干大会,斗争打死江超信一人,事前经黄永宋参加的领导班子会议研究统一布置,黄永宋还在大会上讲话,指出:“抓生产很重要,但也要抓革命,抓革命才能促生产,做到革命生产两不误。”
    八月一日,大桥区革委召开各公社“抓促"组长、民兵营长会议,布置进一步贯彻落实“七·三”、“七·二四"布告,江明昌、黄伟善参加这一会议回去当天,召开公社干部会传达,到会的有黄永宋、江超世、罗江寿、巫连辉(信用社会计、“联指”派头头)、江超群(治保主任)。巫连辉也在会上汇报区干部黄及应(团委书记、  “联指”政委)对他讲的话:“大桥这边形势发展很快。”“你们要发挥无产阶级专政威力。”与会者认为应该赶上形势,讨论决定:(1)将集中在公社训示的三十几个人全部“专政”(处死)。(2)第二天(8月2日)召开党员干部骨干会传达会议精神后执行。(3)各片负责处决本片的人。最后黄永宋布置说:“各片回去负责通知各
片的人,早点来公社集中。”
    八月二日,全公社骨干一百多人集中在公社旁边的草坪里开大会,由黄永宋主持会议并在会上讲话指出:“对党不满的分子今日一笔勾销。"散会后,分片(组)讨论,题目是集中到公社训示的人该不该杀?各片如何实施?讨论中,黄永宋到各组检查,对下州组的骨干讲:  “你们的人是否到齐,如不齐,要马上派人去叫来”。明新组黄祖奇(队长)向黄永宋提出陈乃成不该杀,经黄永宋同意,同时令其将陈带回家。在讨论到如何实施时,很多人不出声怕下手。为此,江明昌到巫连辉家,想征求黄永宋和巫连辉的意见。在巫家门口碰见巫,江问巫:  “各片不敢动手,怎么办?”巫讲:  “吊你妈,费那么多神气,统统推到煤坑去,既不费力,又不污,干干净净几好,象红桥那样,血和脑浆飞出来到处是污。”当时黄永宋坐在巫连辉床上,江进屋问黄:  “宋哥,你还有什么交代吗?”黄永宋说:  “因我身体不好,我已经交代巫连辉出去了。”江也认为推入煤坑是个好办法.便跟巫到各组讲这一意见,得到大家的一致赞同,由明新片带头执行,用绳子分别一个或两个捆绑串在一起,驱赶到煤坑,拥推和逼跳下水溺死。风山组因迟迟没有行动,黄永宋去指责讲: “你们风山片是怎样搞的?"在场的韦保杰(党员,已死)就对本片的人
讲:  “醒水呀!弟队。”随即将本片的韦继堂等三人赶到煤坑推下去溺死。当日推入煤坑溺死二十九人,其中男的二十二人,女的七人。明新村的谢福英,原是船家女,被推下坑后,游在水上叫喊,新村的民兵陈洛文用矛枪戳了四枪致死。
    八月三日,继续召开党员、骨干大会,斗争张天渊、江国钦,斗争后两人捆在一起推入煤坑,黄日见也被抓来推入煤坑,当天共溺死三人,最后黄永宋作总结讲话说:  “我们有些党员还未醒,张天渊被推入煤坑后还喊反动口号,让这些人活着怎么得了。”
    七月三十一日,原大桥区连朋公社在区革委常委黄及应、李开贤的督促检查下,由治保主任宋凤康主持召开了全社党员、干部和民兵积极分子会议,传达贯彻王建勋七月二十九日在县公检法军管会召开各区(镇)公安员、派出所所长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并研究决定了第二批处决的“阶级敌人”二十五人名单,当天晚上将这些人全部抓到公社关押,第二天(八月一日),天刚蒙蒙亮,治保主任宋凤康亲自率领纠察队先将16人五花大绑押到公路旁,用木棍活活打死,此时,王建勋坐小车经过,还下车观看了现场。中午又将余下的9人绑赴车箭岭打死,打死后,宋凤康还指定专人逐个进行检查,发现宋凤义尚未断气,就用刺刀将其腹部捅开,肠子流到外面,用刺刀割断宋凤伦的喉咙。其中,宋安义一家被打死6人,这家6人被打死后,宋学理的父亲宋安上又被、多次批斗,打断肋骨,被迫自杀。他们的家属也受到株连,生产队评工记分给低等,自留地作物被人毁坏,家禽被人毒死,屋瓦被人用石头打烂,小孩上学被歧视毒打,她们感到在连朋再无立足之地,宋安义、宋安伦、宋其康的妻子被迫拖儿带女改嫁他乡,宋安上的妻子年纪大了无法改嫁,逼着将十六岁的女儿宋凤秀出嫁到陆川县,自己带一个女儿跟去,当宋凤秀回来、迁户口时,治保主任宋凤康还勒索30元钱才给证明,宋其康的妻子韦芬林改嫁时,接亲的人还被捉来灌狗屎。
    ⑥七月三十一日,武陵区新塘公社在办公室召开全社共产党员、生产队干部会议,会议由该社党支部书记黎见宽、民兵营长何仁贤,治保主任霍仁祥分别主持,县公检法军管会派往武陵区的观察员施汝楷在会上宣读“七·三”布告,同时介绍了邻近公社贯彻落实“七·三”布告打死人情况,黎见宽传达武陵区革委会召开的关于贯彻落实“七·三”布告向阶级敌人猛烈进攻的会议精神,民兵营长何仁贤传达县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精神,治保主任霍仁祥也在会上讲了话,然后分片讨论规划打死人名单,新塘片参加会议的人员刘正标、黎见保等人提名说:  “刘日恒放毒到生产队的秧苗田里去,破坏农业生产,刘华恒(刘日恒同胞兄弟)不服从管制,不听从生产队安排工作,黎见盛是恶霸,不服从干部安排,对村上人态度恶劣,打骂了不少人,这三个人应该‘专政’。”因此,当天的大会就决定打死刘日恒、刘华恒、刘清恒、黎见盛、黎见浩等人。并要求全社的四类分子一同押去武陵游墟。  
    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下塘村民兵连长黎见保和该村干部黎见锦等人在下塘村“三支圳”主持召开该村党员、队干会,参加会议的人员还有黎英豪、黎天进、黎天晓、黎天良、黎兴高、黎朗座等十多人,会上黎见保、黎见锦讲了当天他俩到公社开会精神,黎见保说:  “本村的黎见盛、黎见浩两人,公社会上已定为打死对象。"还说:  “我看黎见识、  (黎见盛、黎见浩、黎见识均系三胞兄弟)黎天然(黎见盛的长子当年16岁)也一起送去游墟,不然的话,不打他们的威风,恐怕以后那也会报复,铲草要除根。”到会的人员也同意一起铲除黎见盛家的男人。
    八月一日上午,上刘村三队队长刘正标按照公社干部黎见宽、霍仁祥的指示,安排刘日恒去耙田,上午九时许,公社民兵营长何仁贤带领黎见保(身带尖刀)、磨用羽、黎天晓、黎见华、霍仁祥和黎启余等人到田头捉拿刘日恒刘正标叫刘日恒上田基后,磨用羽即把刘日恒绑住看守,霍仁祥、黎见保等人抄了刘的家,然后将刘日恒、刘华恒、刘清恒押到新塘公社办公室集中。与此同时,党支书黎见宽利诱刘日恒
的长子刘正甫与其父划清界线,刘正甫手拿一条犁柱木,朝刘日恒头部打去,当场死亡。治保主任霍仁祥带队将上吊自尽半死的莫绍明拉到公社办公室集中,然后安排其他四类分子抬去武陵游墟,抬到途中高挂村新坝处,磨用发就命令抬去的人将莫绍明丢下水中,然后逼迫莫绍明之母亲凡注槐等人用脚踩住莫的身躯,压入水里活活淹死。民兵营长何仁贤带领刘正标、谢耀章、何星群等人一起将刘华恒、刘清恒、黎
见浩、黎见识、莫绍杰、莫树祥、黎见伦、何君富、刘正华、黄注臣等十人押到武陵游墟,全部被赶墟的群众打死。
    八月一日,黎见盛见势不好,逃到古辣新胜公社马安村亲戚家躲藏,后被该社党支委陈学胜等人发现,抓后指派民兵送回新塘交给治保主任霍仁祥,霍将黎捆绑在办公室旁边的一棵苦楝树下暴晒太阳,下午一时许,黎叫肚饿口喝,要求给点水喝,而看守民兵却不肯给,黎见盛由于经受不了饥喝和烈日暴晒的折磨,于下午两点钟左右惨死在苦楝树底下。
    八月二日早上,黎天然约黎天送一起扛猪到古辣墟出卖来还信用社贷款。黎见保闻讯后,带领磨用发、黎天进、黎天良、黎英豪、黎兴高、黎天晓等十多人到途中拦截,当黎天然回来到老坝头江桥时,被黎见保等人截住,并被绑住手脚,由黎见保、黎天进、磨用发三人一起将他丢下老坝头江淹死。
    黎见盛和兄弟黎见识、见浩以及儿子黎天然被迫害致死后,留下其母和妻子李子盛及见识妻莫果珍带两个幼女度日,她们处处受歧视,不久莫果珍被迫携带两个女儿改嫁他乡,留下两个老人孤寒度日,黎见盛一家留下的六间房屋也被生产队全部没收为仓库,国家补贴的孤寡老人补贴费,也被生产队截留占用,黎见盛之母因经受不住打击,于七八年病故。弄得黎见盛全家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催人泪下。
    ⑦七月三十一日,原武陵区上施公社老廖村黄树松纠集生产队副队长黄树强、民兵黄炳光等十六人开会,研究如何落实县革委关于贯彻“七·三”布告精神,会上黄树松提出要打死黄干先等四兄弟,理由是干先的父亲生前埋有枪枝弹药在祖坟里不交出来,后到会人员通过。晚上就召开群众大会,批斗黄泽先、黄干先、黄仲先、黄更先四兄弟及侄儿黄炳豪,斗打后黄更先见势不好,趁人不备之机逃跑,其余四人就被用绳索捆绑拉到牛栏岭黄家祖坟处,参加押送的民兵有黄树松、黄秉峰、黄龙先、黄成先、黄官先、黄勤先、黄启先、黄景文、黄景就、黄景兰、黄应先、黄秉光、郑忠、施吉星、施居信等十多人,这时已经是下半夜了,押送的人将坟地挖开后,没有发现什么枪枝子弹,郑忠就问黄泽先:  “你在土改时,喊我不要动干什么?”泽先说:“没有这回事。”话音刚落,郑忠第一棍把黄泽先打倒,紧接着其他人也同时把黄仲先、干先、秉豪陆续打倒。一下就把黄泽先等四人打死了,在场的人均动手打。打死人后,已经是次日凌晨四点多钟了。这帮人回家后接着黄树松又带队抄了黄泽先家,将所抄得的财物搬到本村小学,当晚全部瓜分干净。
    八月一日上午,黄树松约本村的黄应先、景就、秉晖、启先成先、龙先、勤先等人又到县防疫站拉黄泽先之弟黄振先回来准备打死,这些人把黄振先押回到武陵墟时,当时武陵区干部采取措施进行保护,黄振先才免于一死。八月四日,逃跑的黄更先被抓回来,派民兵黄焕先送去公社押回来,走到半路黄焕先便将黄更先打死。
    同一天上午,趁人出工之机,黄树松以找黄振先的妻卢秀丽谈心,了解卢秀丽与黄振先夫妇离婚是否事实,叫卢回家拿离婚证书为借口,要求卢与他搞一次两性关系,并厚颜无耻地摸弄卢的胸部和大腿,进
行人身侮辱,卢当时不同意他奸污,才未得逞。
    黄泽先一家五人被打死后,其母亲施黄氏当时因伤心过度而双眼失明。黄泽先的妻子施桂华带着三男一女被迫嫁到黎塘区吊塘村,后来生产队还将黄泽先家的房子拆掉,造成了家破人亡。
    ⑧七月三十一日,芦墟区人武部部长赖增杰到河田片召开河田、德明、中兴公社和原王明公社的深柳大队的干部会议,会上首先宣读“七·三”布告,尔后大讲:“‘专政是群众专政’要向阶级敌人发动猛烈的进攻,对阶级敌人不能心慈手软,对阶级敌人心慈手软就是对贫下中农的残忍,忠不忠看行动,其他公社已经行动打死人了,我们敢不敢向阶级敌人进攻。”在会上还批评德明、中兴公社行动慢(即未杀人)。并布置以公社为单位讨论回去如何贯彻落实“七·三”布告,强调定好专政对象名单。当时在会上讨论规划名单的有德明、深柳等单位。德明公社将规划二十七
人的名单交给赖增杰。中兴公社支书李贵德、民兵营长吴日林对赖说回去开会再规划名单。会上还布置各公社回去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四类分子训示会并说他要亲自到各公社检查去督促和参加各种会议。河田会议后,德明、中兴等公社先后召开干部会、群众大会和四类分子训示会。赖增杰亲自到各公社去检查落实情况。这样,在赖增杰的亲自组织、指挥、检查督促下,德明、中兴、深柳二个公社二个大队共被打死五十六人。中兴公社于一九六八年八月一日召开公社干部会议,传达河田会议精神,研究规划“专政”对象名单四人,还决定召开群众大会。次日在中兴公社召开全公社群众大会和四类分子训示会。会前还召集了公社干部会,由吴日林向赖增杰汇报规划对象名单,然后召开群众大会,赖增杰在群众大会上讲了话,讲话完后离开中兴公社。群众大会前,民兵向赖增杰汇报六炭村吴日生(规划对象)关门拿刀在家,拒绝参加斗争大会,赖增杰听到汇报后,便亲自带领民兵赶到吴家,拿着手枪对着吴日生令他放下刀后叫民兵捉其到公社参加斗争大会,在批斗中民兵吴日标用柴刀割去吴日生的右耳,这时吴日生妻子带着三个小孩(大女儿吴来英八岁,背着二弟二岁,拉着大弟六岁。)赶到现场哀求:不要打死吴日生。结果连他们也被民兵用石头猛砸。当场两个男孩被打死,女儿吴来英当时被打重伤昏迷未死,第二天,被人发现后背回,吴日生的爱人韦清才被打死时,身上还怀有七个多月的小孩,这一家的惨案,群众称之为“四户五命六含冤。”
    ⑨八月一日,原武陵区理化公社在公社办公室隔壁的晒场里召开全社群众大会,批斗丘华山等十多人,会后丘华山等七人被凶手打死。丘华山被打死后,其儿子丘启宗、丘启天、丘启元(16岁)三兄弟害怕而逃到六蒙山区,当时被六蒙公社民兵捉住,六蒙民兵营长黄贵荣打电话给理化公社干部,告知了这一情况,并要求派人进山带他们回去。与丘启宗同村的公社干部丘昌辉获悉后,当即写了张证明带回村与该村的公社革委委员丘昌渭商量,决定当晚召开党员、骨干会讨论。当晚,丘昌渭、丘昌辉等人在新安村小学校主持召开全村的共产党员、民兵骨干会议,会上讨论了丘启宗等三兄弟外逃问题,为了灭绝全家男性,会议最后决定派丘昌渭带领丘昌海、丘昌紫、丘昌敬、丘德恩、丘德琼等七人到六蒙老毛村。次日(8月2日)早上,他们与六蒙民兵营长黄贵荣交接人后,便将丘启宗等三兄弟押回来,约莫走过几个山弯,丘昌渭等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将他们按倒在地上,一阵口号声过后,丘启宗、丘启天、丘启元等三兄弟便倒于血泊之中,惨死在丘昌渭等人手里。人死后,这帮凶手从死者身上搜出七元多钱,回到武陵饱食一顿。打死人后的第二天,丘昌渭还带领该村几十名民兵抄了丘启宗的家,将家中的书籍及贵重物品抢劫一空。
    ⑩八月二日,原黎塘区补塘公社在本社办公室召开大队定工干部紧急碰头会议。由民兵营长杨泰琼传达区民兵营长紧急会议精神,会上,杨说:  “贯彻执行‘七·三’布告,对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要学习新宾、学习(黎塘)三和大队的经验,把四类分子统统干掉。”支书侯有诗说:  “根据武装部长韦善强的指示,对四类分子要实行专政,我们大队是否把四类分子统统干掉,大家讨论。”大队革委会主任吕钦声说:  “干脆做(杀)去,这帮人一个也留不得。”会计张洪珍说:  “我们大队有人参加‘反共救国军’被公社点名批评,干脆把他们统统做(杀)去!”民兵副营长张建祥说:“这帮人气焰比较嚣张,干脆把他们做(杀)去。大家发表完意见,就决定由民兵营长杨泰琼、副营长张建祥两人负责指挥,全大队统一行动,把受害者押到北沟旧矿窑打死后投进窑去。根据会议决定当晚即召开全大队民兵排以上干部和纠察队紧急会议,要求分工包干,以村为单位落实“专政”对象,会上杨泰琼亲自点新岭村十三人,并负责组织打死;吕钦声点名新埠村四人,负责组织打死;张建祥负责补基村七人,侯有昌负责三择村十三人,张洪珍点名并负责吊塘村二人。全大队共定出三十九人的名单。最后,由侯有昌宣布会议保密纪律,强调透露消息者后果自负。第二天(八月三日)杨泰琼、张建祥统一指挥民兵纠察队把以上规划的人员押到指定地点。民兵纠察队站在背后二、三米处。杨泰琼打手势,黄怀瑞吹口哨,发出杀人信号,杨世祥就开火,其余纠察队员一拥而上,逼近射击,瞬间就把三十七人全部打倒(这些受害者有的当场毙命,有的处于昏迷状态),杨泰琼、张建祥带头把尸体丢入窑内水中,其他成员也跟着动手,把三十七具尸体全部投入矿窑水中。事毕,杨泰琼、张建祥立即把大队民兵队伍拉到高岭村,又打死杨春高、杨春展二人。这样,当天一受害群众共三十九人。与杀人有关的人员共三十六人,其中国家职工两人(均系打死人后参加工作),社员群众三十四人。
    一九六八年七月初,黎塘区青山公社因病退职在家的原宾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老游击队员黄世济,被捉到黎塘中学关在一间小房子内进行批斗、审讯,被捆绑吊打,罚他跪在尖利的碎瓯碗片上,膝盖骨头都露出来,一连折磨六天,行走不得,危在旦夕,这样才叫家人拉回家治疗,刚能扶床行走。同年八月三日黎塘区武装部长韦善强又指定黎塘中学红卫兵罗文兴等四人带着手枪、刀等凶器去杀害黄世济,当时黄世济病重睡在床上,罗文兴、丁家茂两人从窗口朝他连开数枪,将黄世济打死在床上,这样还不罢休,梁彪又走进柴房去用长茅刀向黄世济的肚子捅了一刀,肠子流出,黄世济从床上被拖丢下来,过了半小时,公社干部又派民兵莫若富、黄金龙等人用木梯将黄世济尸体抬到黎塘线路器材厂公路旁,在尸体上挂上反动救国军师长黄世济的下场的牌子,陈尸示众三天,在批斗黄世济时,罗兴文等人还抄了黄世济的家,抄走
黄金、金戒指、现金、粮票、自行车等财物。
(三)
    八月二日,王建勋又召开了有各区革委会主任和武装部长参加的所谓“刹车”会议,会上王建勋说:“七·三”布告后,广大革命群众主动向阶级敌人实行专政,这个大方向是对的,虽有一些缺点也是对的。对敌人专政就是对广大革命群众保护。……前段要是放手发动群众,现在群众发动起来了,同志们应讲究策略,不要再杀了,杀多了,杀罪大恶极的得了。……对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和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实行专政,矛头主要对准他们。要检查检查,目标对准没有,对于叛徒在过去叛变中有没有血债?有血债是否应杀?交群众讨论,由群众决定专政,但在专政前必须批判斗争,群众弄清  他罪恶再处理。抓住特务不能放,经过斗、批,然后把他事实摆出来,要有证据,这些人群众不专他的政,送到军管会也专他的政。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愿意改正的走资派还是可以不杀,对顽固的也只好处理,未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说明他有现行破坏活动,就要杀他的头,交群众专他的政。……小学教师已关的要送来,最后,要清理阶级队伍,清理后要放到生产队劳动,但不打死,批判斗争可以。公社革委主任和武装部长会议结束后,各区、社回去进行所谓“刹车”,又发生了几起严重杀人事件。
八月二日,王建勋打电话问邹墟区革委会主任韦子林:“你们今天有拉到街上打的吗?”韦说:“有,十几二十个。现在我们正在开会强调,今后不得拉到墟或公路旁来打了,由各村就地处理。"王说:  “对!对!对!就这样办。因为我们这条公路通往柳州,影响不好,又影响卫生”
八月三日,县驻邹墟区同德公社宣传队长覃在英在区听完革委会传达王建勋八月二日所谓“刹车”会议精神后,打电话给公社干部通知原来规划“专政”的十八个对象(即:李官护、李有桐、李有梅、李有道、李锦乾、李庆彪、李生余、覃兰香、覃其德、覃国安覃彩连、覃香松、谢护祥、谢圣贤、黄庆春、谢圣编、李连芳、覃彩云)每人自带一条绳子到公社集中,覃在英散会回来后,当即布置召开骨干会,并在骨干会上明确群众大会由覃春林主持,谢盖贤宣布罪状。骨干会结束,当即召开群众大会,大会按覃在英的布置,覃春林主持,谢盖贤将十八名“专政”对象的所谓“罪状”一一宣布,用带来的绳子将他们绑起来,拉到独石江边,用木棍全部打死后,把尸体丢到江中。其中生产队干部覃彩云,当日还在田里劳动,公社干部通知他立即回公社开会,他急忙转回家中,衣服没换,水没喝一口,拿了语录本和一条绳子赶去,刚进公社大门就宣布他是坏分子,将他捆绑起来,他向公社干部哀求说:  “我没有什么罪,请留我一条命,做工养小孩。”结果还是被打死。这些人全部被打死后,覃在英还布置整理死者“罪状”,用大字报形式公布于各村。  
    八月二日,原新桥中学校医兼校革委会副主任韦志明、赵柏林(该校“红联"组织政委)、黄家成(该校“红联”组织司令员)等人,在新桥中学召集“红联"组织的学生李昭尚、李德发、韦春彰、覃华进、韦群英、谭凤金等十多人到李仕杰房间开会。韦志明在会上讲:“‘七·三’布告下达后社会上对那些牛鬼蛇神已经专政了。我们学校要紧跟形势。陈天杞(校长)、杨受传(教导主任)是大地主,李武俊(总务主任)、黄罗本(教师)也是地主,还留这些牛鬼蛇神做什么?覃冠明(教师)在上思县教学时逼死过一个学生,杨永青(会计)是三青团,帐目又不清,马颜秋、何乃团(均是学生)以前组织一帮人抄过我的家,围攻区公所。赵柏林还被他们打过,你们要把这些人抓回来批斗。"赵柏林接着讲:  “我们要紧跟形势,把这些牛鬼蛇神铲除掉,大家是否同意?”黄家成也在会上说:  “现在社会上都打死四类分子,我们学校那些牛鬼蛇神怎么办?大家看做(打死)否?”与
会者一致同意。散会后,赵柏林、黄家成即派人将陈天杞、杨受传、李武俊、黄罗本四人抓到五十三班教室逐个挂牌子,赵柏林、黄家成带领李昭尚、韦春彰、赵军江、李德发、覃华进、白国华等人把陈天杞、李武俊、杨受传、黄罗本拉去新桥尚武街推到新桥税所后面的江坪处用木棍、石头、铁枝打死。当日,赵柏林还亲手起草了00 1号布告,张贴于新桥街上,公布陈天杞等四人的所谓罪状。同年八月三日,黄家成带领李昭尚、覃华进、韦春彰等人,到新宾公社共和大队,把在家养病黄两人在五十三班教室组织十多名学生对覃冠明进行批斗、殴打,后关在一间空房里,逼覃写交待材料,造成覃冠明于当晚深夜上吊死亡的后果。同年八月四日,黄家成又带领李昭尚、覃华进到高田公社去捉不同观点的马颜秋回校,当晚赵柏林、黄家成在五十三班教室纠集学生斗打马颜秋,第二天,赵、黄两人组织学生将马颜秋拉到学校附近江坪处打死。同年八月六日,赵、黄两人又带领李昭尚、覃华进等七名学生到新桥农中,将该校老师黄时洪捆绑到清平水库鱼塘边江坪处,覃华进即用枪将黄时洪打死。当天黄家成、赵柏林还带领学生到三友大队将何乃团捉回学校,并于当晚把何乃团斗打致重伤后,抬到该校附近江坪处由三友大队民兵开枪打死。同年八月中旬的一天该校总务会计杨永青从乡下回校领工资,赵柏林、黄家成便以帐目不清为由,把杨永青抓到五十三班教室,组织十多名学生对杨永青进行捆绑吊打,杨受不了折磨,跳下鱼塘,黄家成和韦春彰便将杨永青压入水中几次,才拉上来当晚把杨关在一间房里,逼其写交待材料,导致杨永青于深夜上吊死亡。同年八月上句一天,赵、黄两人和李昭尚、赵军江等人到新桥大队和民兵将关押在大队小学的甘宝强、李国祥、杨进族三名群众拉到新桥墟头往芦墟方向的公路边用、木棍、石头打死。此外,韦志明于同年八月中旬的一天还布置赵柏林、黄家成和学生去邹墟公社,将下乡工作的该校老师廖溯贤、蒙文坚抓回批斗时暗示在半路将廖、蒙打死。由于县保卫组派人赶到制止,对廖、蒙进行保护,廖、蒙两老师才免遭打死。同年九月份,廖溯贤回校后,韦志明,赵柏林、黄家成还组织学生对廖溯贤以残忍的手段进行刑讯、逼供,廖溯贤被折磨后卧床三天动弹不得,治疗二十多天才痊愈。  
(四)
    一九六八年七、八月间,宾阳县在王建勋、王贵增、蒙伍存等人的策划、指挥下,致使全县各区(镇)、社普遍出现成批地杀人的严重事件,据统计,一九六八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上旬的十多天时间里,共被打死和被迫害致死的3681人,其中国家干部51人,工人27人,集体职21275人,教师87人,四类分子2036人,群众1405人。全家被杀光的有14户,一家被杀2人以上的有1 9 1户,丈夫被杀致使妻子改嫁的1 7 6人。县城在大杀人高潮的那几天,到处摆着尸体,达到了汽车难以通行的程度,因而出现了有的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有的被铲草除根,全家灭绝;有的被杀人劫财,无家可归;有的人被杀后妻子被强奸和霸占等悲惨情景。
(五)
    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和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1983)55号以及其他有关文件精神,在调查核实事实的基础上,对在打死人案件中有牵连的人员分别进行了处理,案件牵连的人员中已调出宾阳的,也分别寄出证明材料及我县的意见,要求所在单位按政策给予处理。对“文革”期间被无辜打死和迫害致死的人员进行了平反昭雪,对其遗属做了善后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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