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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效禹的检查(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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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别: 管理员

转自 齐晋华的博客
http://dswc20611731.blog.163.com/blog/#m=0

 地点:济南南郊宾馆五楼
  时间:一九六八年六月一日

  我完全同意杨司令员讲话,同意军区党委的检查,刚才杨司令员讲,错误由他负主要责任。徐州问题是我处理的,有些问题,杨司令员是不了解的,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未写发言稿,有了稿限制我发言,今天主要摆摆思想错在哪里,几个问题讲一讲,这样该检查的检查,另一方面有些事实,也想讲一讲,大家知道一下免得发生问题,错了在我身上接受教训,其他同志也接受教训。讲三个问题。
  第一,关于徐州问题的检查,怎么偏不下去的过程和看法;第二,连云港为什么肯定两派是革命群众组织,后来又批准了“七条”,为什么发觉错误又不主张公开检查,错在哪里?第三,由于思想偏了,有些论点、口号是错误的,为什么没有及时纠正?纠正的不快?第四、错误的性质、影响和根源。这是我个人的发言:
  第一,徐州问题,我想分三大段,从七月初中央叫我处理徐州问题到八月底为一段;“八·三一”到“二·六”命令以前是一段;从执行“二·六”命令到现在是第三段。
  第一段:对徐州问题处理意见,方向是对的,工作上有缺点;第二段“八·三一”后是错了一步,这是错误的开始,第三段“二·六”命令偏到一处了。
  第一段基本上是对的,我到徐州是七月上旬,“五·三一”以后正是踢派受压,压的比较厉害。重点虽中央没有明确交待,我向春桥同志讲了,总的是抓一抓部队,二十多天的时间搞支踢派大联合,抓部队工作。第一步抓部队工作是有成效的;第二步抓踢派,经做工作,把踢派接回来,踢派还不错,但有极“左”的情绪。支派的工作也要作,我是比较难做的。经过一段时间也作进去了,二十多天的工作是有成效的,“三·一八”棒子团取消了,武斗减少了,踢派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五·三一”事件放弃了反革命事件的要求,支派也接受了一些意见,愿意搞大联合。后来又把他们叫到济南,部队工作有很大的成效,我临走时向李政委、张军长作了交待,向中央、济南、南京发个电报,这个电报未给六十八军看,但精神是讲了的,这是第一段。(读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三日给中央、济南、南京的电报)这个申报之所以不告诉六十八军,是因为六十八军转的慢。我走时对李政委、张军长讲了,踢派是不错的,防止向极“左”转,多做工作,劝说支派与红农会、红卫兵师划清界线,帮助他,支派我指了几个组织是好的,如淮大“八·三一”“八一”电业局、“六·二四”,在二十九师交待多做踢派工作,因为他们在踢派中有发言权,六十八军多做支派工作,支派六十八军有发言权,这个电报没有讲,后来我在大会上把精神讲了一下。公开讲了三条路子,这三条路子是与杜平同志通电话的,要本着这方面去做工作,虽然不大顺利。我们走时互相骂阵的局面少了,武斗比过去减少了。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文革,有电报打给中央关锋,关锋同意自己的意见所讲的,我和支派说了以后,后来我又对郭子谭讲,徐州你们防止南北朝,如何防止,没有提出办法,这样情况出现对徐州是很不利的,这是第一段处理。开头基本上是正确的,对部队的看法,对群众组织的看法,可能有缺点错误,那时没有展开讨论。
  第二段,“八·三一”偏了一步,这一步错了,当时情况不很清楚,连续两三天是我微候的,当时指导思想是徐州会有反复,“八·三一”有个想法,反复考虑想一切办法不要把踢派打出去,再打出去我们都联上了,就会错上加错。为什么走反复?当时农民进城停下来了,“三·一八”棒子团取消了,农民进城围攻踢派,“三、一八”棒子团恢复了,所以认为是反复,那时临沂、枣庄的反复刚压下去,所以决心想一切办法,不把踢派打跑,八月三十一日、九月一日,同意徐州要求,我批准发了枪。并发电报给了中央,这样“八·三一”事件后,就基本上偏在踢派一边,把支派看成是继续犯错误的组织,说叫他们回来作争取团结工作。最后作了些,但是思想上则是以踢派为主的,“八·三一”事件以后我就不大清楚了。为什么这样,自己指导思想同情踢派,刚扶起来要坚决站在他一边,一犯错误犯不了大的,支持革命派嘛!另一个问题,山东所有组织都是支持踢派的,掌权的都支持踢派,和踢派挂钩的,这对我有影响,另外是听了些消息,认为是反复,武汉事件也是这个时候,枣庄事件徐州支派是参加了的,另一方面提出个问题同志们考虑一下,二十七、二十八号有个电报,打死了三个解放军,以后说是打死了三个踢派,这个电报没有查到,“八·三一”有个电报,我读一下,但绝不是推责任,(读六十八军八月三十一日电报)接到电报后发一部份枪,三千军人制止不了武斗的,支派要调十万农民进城,打死踢派六十人,踢派要求发枪。向总理口头作了报告,下决心无论如何要保护踢派,不能打出来,后来发现把支派打跑了,我们抓的不紧,应迅速教育踢派动员支派回来,打的较多,打了人家道歉嘛!工作未做,但是讲了,思想不明确,性质没问题。九月份在青岛拉出改组革委会,要改组不重新建,而给支派留三分之一的席位,但想办法争取支派回来,没有放弃,思想上是以踢派为主体,认为支派是压下去的,思想上才考虑发枪,既然你可以用棒子、刀子、炸药,我为什么不能发枪武装左派?为了说服踢派解散武斗组织,放弃错误的口号,作了不少工作,要他们公开发个声明,收了不少棍子,我们叫人家解散了武斗组织,收了棒子,再叫人家打跑,见死不救就是陈独秀。没想到别的办法,今天看来了这样做好些。
  为什么同意枣庄去人,而且部队还去了,微山湖我们了解有三百多条枪,还杀了几个人,是枣庄的保守组织,枣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也是他们自己联系的,兖州去了我给他们讲在道上截一下,不让他们去徐州,就完成任务了。现在看来是对群众态度问题了,因为虽然也布置了些工作,还没有完全定下来。
  第三段,“二·六”命令以后放心了,国务院有个命令在我思想上,他们这些人非走错误不行,如何争取没有做工作,“二·六”命令以后中央与六十八军直接发生关系,有些事情只是我们转了一下。后来在研究革委会的时候,对支派,自己认为是走到下面去了,由于踢派坚持了他们的意见,没有吸收他们,工作没做好,没有阶级分析的观点,也不是完全没有。炸桥是头头搞的,在以上情况下,思想上定下来了,徐州以踢派为主没问题了,不管下面反应怎样的,我们没有接受,主席教导调查研究不够,偏到一方面去了,对另一方面的意见听的少了一些,我们是有错误的。
  第二,连云港的过程也讲一下,处理徐州问题两次都是中央给的任务,原来脑子里没有想到徐州地区问题,因为部队是我们的,作为政委不能不管,应有这个考虑。九月份两派非要我和杨司令员接见他们,这是第一次接触连云港的问题。晚上找双方来谈了谈,认为两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小将夺权是对的。作为小将对走资派冲一冲也好吗!思想上是很明确的,从那以后连云港部队也好,群众也好,我是没有接触的。我到北京上飞机之前杨司令员说:“连云港又打起来了。”当时我说看看吧。第二天晚上三点多钟中央文革小组叫我去,由总理拿出三个电报,一条一条地读,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没有发言权。总理说:“为什么没有发言权?”我说没有接触过呀!后来定了三条,我打的电话。吃饭时总理说:“看起来还是划归你们好。”我是不敢表态的,给家里打了电话,家里表态我再表态。
  “七条”我的印象不深,为什么?自己是有派性。所以一是怕部队乱了,不好处理。二是群众加剧了矛盾。我说上边有指示,我们的指示说作废了,但是没有想到部队有的同意,有的不同意。当时认为反到底受压,应该支持反到底,今天看主席讲了,如果讲的以前反到底受压,我们支持一下,还可以,主席已经讲了,而没有接着作,有派性,因此,“七条”起了坏作用,这是当时的思想活动。
  公社为核心我思想就敏感,因此反到底为核心印象不深,对反到底有同情感,我有这种思想。另外,十八师回去后还未给反到底平反。后来在北京看到“七条”有错误,杨司令员要公开讲,我说不能公开讲,杨司令员同意了。忘掉了主席的指示,主席不讲还好,主席已经讲过了,还这样作,就错了。
  怕部队乱是有根据的,在北京中央文革转给我十八、九个电报,都是公社围攻反到底。有人说打了部队两个埋伏。又看中央文件是据悉。中央征求我和杨司令员的意见,我们一字未提,对情况判断是根据电报,这点可以查,那天晚上我一字未提。回来后,只看到巡防区一个电报是反面意见,如再表示意见,要使“反到底”受压,这些电报都是六十八军转的,(读连云港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的电报)对连云港的情况,我是没有汇报过的,杨司令员汇报过没有,我不知道。
  卞参谋长去处理连云港问题,我的意见是走之前向中央请示,按中央指示办,去后不断发电报我们照抄,照转,始终没想到“七条”起这么大作用,认为“七条”不能起那么坏的作用,“七条”挂起来不用行了吗?看来矛盾没有揭开,错了向群众检讨嘛!
  第三,徐革会,我在大会讲过,想保,但用棍子保非垮不行,还是诚恳写个检讨,向中央发个电报,中央表个态,革委会就保住了,这个工作始终没有作成。以后革委会不能办公了,找我,我说你们组织个领导小组,生活吃饭问题就解决了。可以作为改组革委会的基础。在青岛就清楚了,还是给支派留三分之一的席位,我说在家的常委都不要踢出去,李政委、郭师长作了些工作,“二·六”命令后工作不好作了,就没作。批革委会改组电报时,还是表示给支派留几个席位,思想偏到“二·六”命令上去了。
  有些话不该讲,还是讲一讲吧,由于这些问题,对南京、江苏军区我是有意见的,现在看来是错了,给人家搞的很被动。
  第四,原则性的论点和口号问题.1、以踢派为核心。2、坚决站到踢派一边。3、走徐州道路,走山东道路。这些都是带有原则性的问题。“坚决站在踢派一边”。当时踢派受压,坚决让他们站住脚,否则搞大联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同意支持他们一下,主席指示坚定站在左派一边嘛!“走徐州道路”我的讲话印发了,搞的几个省不安,成了搞徐州独立王国,这些话都是很错误的。还有“以我为核心”。
  以上这些问题,从实际上讲是个路线错误,背离了主席大方向,特别这些口号已成了指导思想是错误的。这是我前前后后处理的一些事情向同志们暴露我所犯的错误。
  第五,为什么?(1)对主席最新指示,没有认真学习、研究。对山东问题,可以提到省革委会讨论,徐州问题,只能在军区讨论,成为我的副业,思想上认为是多管闲事,没有认真地调查研究,从想当然出发,冒冒失失不慎重,没有坐下来研究过:(2)思想上主观偏面,明明是两派,但看不到,应听两派意见,对反面意见听不进去,感情偏了,不是一下子可以觉悟过来的;(3)社会影响关系,山东都是支持踢派的,踢派掌权的;(4)再是思想落后于形势,文化大革命初期,只在杀出来站在造反派一边造反嘛,就行。主席有了最新指示,思想弯子难扭了一些,讲是讲了,一时改不过来,没有按主席指示搞大联合。
  最后意见:支持踢派对不时,是对的。我是这样看,问题是我们支持毛泽东思想少,当组织发展大了,以我为主想压人,没有帮助他,还支持他,纵容他,群众犯了错误,我们有了罪。对部队转得快的同志,是对的。转的过程中,有些过激的行动,走了另一个极端。有人提出意见,形成“矫枉过正”,部队团结、统一受到了影响。转的快的也好,慢的也好,都要一视同仁,但自己思想感情同情转的快的,对他们有些过分,对转的慢的不是一视同仁,责任在我们,头一阶段对李布德,祖岳荣、郭子谭的压力大—些,但也感到他们有意见过分一些,还是应该支持他。使大家不易团结,没估计到形成南北朝,这些问题要对我作批评。在这里解决问题,不要对那个同志,要多作自我批评。
  在几个主要运动中,我思想是偏“左”的,我几次提议要大家监督,防止脑子热的问题,过去土地改革,减租减息就有这种思想,文化大革命两年来,造反也很容易犯错误,偏到一边去了,左派不教育就成了极“左”派。有的是意见,有的讲讲情况,准备写个材料,看来是如何正确对待下面反映情况,听取反面意见,接受教训,同志们也要接受教训。从“八·三一”到现在,六十八军发的电报,在小范围内看,有好处,我在北京看了十九个,为了搞好团结,工作有好处。
  我先提这几个意见,大家再来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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