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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辉: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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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

王辉

  突如其来的绝密会议
  
  1968年2月21日,我上班不久,就听到一个绝密的消息,那就是市革命委员会一大批人,昨天神不知鬼不觉地都去北京参加什么会议了。我那时任天津市革委会办事组秘书组组长,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许多群众代表都去北京开会,我为什么一无所知呢?当时秘书组有两位军队干部,他们也不知道情况。当时市革委会副主任江枫的杨秘书也来秘书组打听此事,秘书组同样告诉他不知道。他发牢骚说,哪有这样的事情呀,通知领导人去开会而不告诉秘书!江枫原来是公安局长,是“革命干部”参加领导班子的代表。这才时过两个多月,人们和杨秘书做梦也不会想到江枫要出事了!
  后来得知,这次去北京开会是由支左联络站组织人分头通知的。市革委秘书组管会务的王水田直接到市革委委员家挨户通知,只通知本人21日上午9时到干部俱乐部开会,也不说什么内容,只告知多带点衣服。(王本人也一无所知)听说他们到了俱乐部静静等候,快吃午饭时给每人发一袋面包充饥,下午统一乘解放军的大篷车进京,先去第二炮兵司令部那里住下,晚上去京西宾馆开会。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革命群众代表以及驻津部队、文艺系统代表约千余人。
  人们在“文革”中扮演的角色是复杂的。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群众代表在前一段闹革命时一度成了“主人”,而参加这次活动直到开会前居然一无所知,又成了只会喊口号的工具。
  其实,不仅是一般群众代表,就是时任中共天津市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天津市革命委员会主任的解学恭对此会事先也是一无所知。据跟随解学恭的秘书回忆,他随同解赴京开会时,因为当时他的家在北京,想给家里打个电话,可是京西宾馆各个房间的电话一律卡断,服务台的电话又不准使用。解学恭等人先到的京西宾馆,可是人家不让进,还要在外面等候,估计就是还没有来得及处理好电话问题。
  这件事为什么搞得如此神神秘秘?原来是后来担任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的王曼恬,给江青写了一封告密信,说天津市出现了“黑会”和“黑戏”。她所说的“黑会”是指1967年全国造反高潮中,各地一些文艺界的造反派联合在天津召开的“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座谈会”。王曼恬说这个会议是阴谋夺文艺界的权,后面有黑手,就是天津的方纪和孙振。她所说的“黑戏”是指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排演的《新时代的“狂人”》。这个戏是以当时闻名全国的“陈里宁事件”编排的。陈里宁原是湖南省湘潭县委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从六十年代初期起,他就给中央写信、撰写文章批判刘少奇,后来被公安部作为反革命要案审查,再后来被关进北京秦城监狱。大约在1965年,公安部认为陈里宁有精神病,遂把他从监狱转到精神病医院治疗。文化大革命开始,一些高等学校的红卫兵了解到苏联克格勃对待政治犯的一种重要手段就是把人关在精神病院加以迫害。受到这个启发,这群红卫兵就到精神病院查找这类病历,很快发现了陈里宁,向中央文革小组反映。戚本禹赞扬说:这个人很了不起,那么早就看出刘少奇是“修正主义者”,我自愧不如。1967年初“陈里宁事件”被披露后,全国各地的群众普遍地将“陈里宁事件”诉诸舞台,形成了“文革”中的一次重大的群众性自发文艺运动。其中最为轰动、影响最大的是天津人民话剧院“11·3”革命造反队排演的六场话剧《新时代的“狂人”》。该版本在六十几天内共演出了47场(包括在北京12场),观众达五万余人。不料,陈里宁又被发现还有攻击毛泽东的言行,很快打成了反革命。
  王曼恬是毛泽东表兄王星臣的女儿。她的信触动了江青敏感的神经。“文革”中江青是“文化革命的旗手”,她岂能容忍别人染指文艺界,而且还敢妄称夺权。陈伯达出狱后曾在回忆录中写到:“在天津刚有些秩序时,江青听了她在天津的一个耳目的话,就夜间叫几十辆大卡车,把天津那时所有活动分子都弄到北京来,我阻止此事已来不及,还被迫去参加。此会一结束,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自杀,天津市公安局长江枫被禁闭。”
  
  中央首长接见
  
  1968年2月21日晚9时半至11时半,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谢富治、吴法宪、汪东兴、叶群等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部队负责人接见了天津赴京的代表。周总理、陈伯达、康生、江青、姚文元在会上讲话。
  这次会见异乎寻常地由江青主持。江青开门见山地提出所谓“二黑”问题。江青一出场就说:“同志们好,向同志们致敬!向同志们问好!”会上热烈鼓掌,向江青同志致敬、向江青同志学习的口号不绝于耳。江青首先问大家:“在你们天津,去年‘全国工农兵文艺战士代表座谈会’,有这么一个黑会,知道吗?(众答:知道。)黑的!还有一个黑的戏,叫做什么《新时代的‘狂人’》,有没有?(众答:有。)黑的!今天就想和同志们谈一谈。这是个什么原因,讲讲道理。”其实,在场的有多少人知道这所谓“二黑”?可是群起响应。群众不仅是会喊口号的工具,而且是盲从的、一呼百诺的、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的工具。
  陈伯达接着讲话,他浓重的福建口音很难懂,由叶群做翻译。陈伯达首先迎合江青讲了所谓“黑会”、“黑戏”问题。他特别点了一些人的名。他说:“在我们国家内,有周扬为代表的一条文艺黑线,它在全国有相当的一个黑网。比如在天津,他就有一伙,像方纪、孙振、白桦、李超、董杨等等。”陈伯达所说的白桦、李超并不是文艺界的人士。白桦是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革”开始就受到揭发批判。李超原为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处长,后任市委政法部副部长,他与文艺界并没有关系。陈伯达在1964年来天津专程去小站地区的西右营看周扬,之后又抓了“小站‘四清”’的典型,与王亢之、方纪、江枫本来都熟识,而且也是了解的。但如今江青抓这些人的问题,陈伯达见风使舵,极力开脱自己。他说:“我在天津做了一些事情,一些‘四清’问题的工作,当然在这里就接触到一些人……像方纪之流他们去年不知是什么道理,到北京来,因为过去在‘四清’工作中碰见过他们,认识了他们,因此我也跟他们谈了话,我那时跟他们说过三条,要他们不要登台呀,不要伸手呀,不要上当呀,你们这些小报里都反映了……但是方纪他们还是要表演呐,还是要登台呀,我跟他们说是一回事,他们反其道而行之又是一回事……”陈伯达进而又说“我最近和一些同志谈过、说过,天津虽然建立了革命委员会,但是个别的也不能排除有反复的可能,也有一些变色龙,变颜色,有些小的爬虫,为了适应它的需要,时而变这样的颜色,时而变那样的颜色。我想,我们大家要提高警惕,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光焰无际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我们充满信心,我们是能够战胜一切的。”
  姚文元接着讲话,重点批判了方纪及其作品《来访者》和孙振及其小说《战斗的青春》,并且批判了王昌定《创造需要才能》的文章。
  江青接着讲话,点了天津文艺界许多人的名字,其中有孙振、杨润身、王昌定、袁静、董阳、邵文宝、张贺明、滑富强、王静、李启厚、尹淑坤等。她还点了河北省献县、深泽县有大叛徒集团,这里又牵连一大批人。因为深泽县、献县都是冀中老根据地,在这里参加革命的老干部很多,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亢之、宋景毅都是深泽县的。江青的讲话,实际上诬陷王亢之等人是叛徒。她还说:“由于方纪他们到北京来坐的汽车就是公安局的,我有确凿的证据,因此建议,上次我和总理就点过你们天津文化界、公检法,现在我着重地建议,公检法的问题,应该彻底揭开。”在谈到公检法时,江青还说什么“过去还有一个什么许建国”。许建国是解放天津进城后的第一任公安局长,后任副市长,再后调上海市任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后来转入外交部出国任驻外大使。江青接着又颠倒黑白地说:“这个公检法如果不把盖子揭开,害苦了人了,他们不是专了资产阶级政,他是专了我们的政。主席、林副主席、我走到哪儿,他们都盯梢,他们都装窃听器。这允许吗?(众答:不允许。呼口号)要不要打倒他们?(众答:要。呼口号)”据我所知,中央领导人来津都是公安局局长亲自出来负责保卫工作,怎么又成了“盯梢”呢?再有,何时何地何人装过什么窃听器呢?江青还说:“你们那里有这么一个组织,整总理的黑材料,整康老的黑材料,整伯达同志的黑材料,整我的黑材料,请整!”这更是信口雌黄,天津哪里有人整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呢?江青像个疯狂的人,而群众也跟着疯狂地喊口号。
  康生接着讲话。他在批判“黑会”“黑戏”中又点了尹淑坤、李启厚的名字,说:“这个剧本的编剧者叫尹淑坤的,有没有在座?(众答:已揪出)(江青:好!)(呼口号)还有一个演出负责人叫李启厚,在不在呀?(众答:没有)也揭出来没有?(众答:没有。有人说:回去就揪。有人说:揪他有阻力。江青插话:不怕阻力!不怕!)……”
  最后是周恩来讲话。他首先说:“让我首先代表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最亲密的战友林副主席,问你们好!(长时间热烈鼓掌,高呼口号)祝同志们好!(热烈鼓掌,呼口号)”他在讲话中除表示完全同意以上讲话批判“黑会”“黑戏”外,还特别表示重视江青的讲话。他说:“去年9月5日江青同志刚讲了三条:我们拥护支持加强巩固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帅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加强和巩固我们伟大的人民解放军;加强和巩固我们新生的力量革命委员会。讲话之后,就在同一时期,天津有一小撮刘邓陶的死党和陆定一、周扬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就要挣扎……尤其是江青同志在11月9日和12日讲了文艺界要清理队伍,要阵线分明,要阶级斗争阵线分明,树立队伍,抓坏人,这样的一个指示以后,天津文艺界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要搞他的黑会,这不清清楚楚是垂死挣扎吗?”他还说:“刚才江青同志说得很好,就是要改造公检法……”正是在这次会后,天津立即开展了批判“二黑”(黑会、黑戏)及“一砸”(砸烂公检法)运动。“揪出变色龙、小爬虫”的标语遍布大街小巷。市革命委员会的改组
  这次“二二一”接见之后,新成立的革命委员会随即进行了一次改组。当时,在天津市革命委员会常委组成人员中,被结合进来的原天津市的地方领导干部只有江枫、王亢之、范永中、王占瀛等人。江枫、王亢之、范永中都是在小站地区参加过“四清”的,因为陈伯达当年“红”了,当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他们参加小站“四清”也成了“光荣经历”,被早早结合进市革命委员会。陈伯达对江枫、王亢之、方纪等人本来是支持的,但是江青态度一变,陈随即迎合,这几个人便成为牺牲品。江枫在散会后立即被隔离审查。王亢之在从北京返回的当天住在招待所中,服安眠药自杀。范永中是原市外贸局局长,革委会成立时担任办事组组长,不久就因所谓政治历史问题被隔离审查。
  当时原天津地方干部参加领导核心的就是江枫。江枫是193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长期从事公安工作,从1960年开始任市公安局局长。天津解放时,江枫属于来自于晋察冀社会部和冀中公安局的那一部分人,他们主要负责政治保卫工作;市委书记万晓塘带着来自于冀鲁豫公安局的一些人,主要负责经济保卫工作。据说两批来自于不同山头的人马,过去就有矛盾,可是人们都得按组织原则行事,相安无事。“文革”开始后,鼓动人们造反,故矛盾激化了。支持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公安局“造反总部”,反对江枫的一些人成立了“政法公社”。前者反市委,后者保市委。万晓塘心脏病猝死后,江枫最早提出怀疑是自杀的。1967年2月14日,奉国务院、中央军委命令,天津警备区接管天津市公安局,成立天津市公安局军事管制委员会。市公安局军管会成立后,即宣布公安局的“天津政法公社”为反动组织,勒令解散。之后成立“干代会”时,公安“造反总部”又成了“干代会”的主要成员,成为江枫进入市革委领导的重要支持力量。当时江枫参加了市革筹小组。在中共中央、中央文革1967年一次接见天津市代表时,周总理曾给江枫写过纸条,要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并在会上表扬过江枫。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在京召见过江枫,动员他揭发万张集团的问题。从江枫在“文革”中的命运就不难看出,当年他是靠中央、中央文革支持起家的,而后又被江青打倒的。江枫是老公安局局长,精通业务,但个性强,对以万晓塘为首的市委有不满情绪,在一定气候下起来造反。记得在“四清”时,赵武成认为公安局右倾,找江枫谈话进行批评,江枫在市委大厅碰见我时,皱着眉头说不理解到底是怎么回事。他在革筹小组又因为个性太强,与驻军负责人发生过顶撞,把他拿下来,正符合驻军的意愿。把他清除掉之后,除了上边还有个解学恭以外,天津市实际上是军人一统天下了。江枫从这次会后一直被“监护”审查,直到1971年12月,因心脏病突发逝世。1978年1月,中共天津市委对江枫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江青、陈伯达的迫害予以平反。
  当时天津市极少数起来参加造反的领导干部,其后几乎都没有逃脱被打倒的命运。人们都知道是王曼恬向江青写密信引发了“二二一”事件,但是光凭王曼恬一个人恐怕也起不了这么大的作用。
  近年来在关于“文革”的研究中,有人说在“文革”中有两股势力,或者说是两个集团,一个是江青、张春桥、康生、陈伯达等人,其中江、张和王洪文、姚文元关系最密切,后来他们被称为“四人帮”;一个是以林彪为首的少数军队高层。后者与“四人帮”的矛盾不断激化,毛泽东采取措施,林彪出逃丧生,这股力量被粉碎。陈伯达由于向林彪势力靠拢,首先被打倒,“文革”的进程似乎证明了这一点。
  
  王曼恬也没有好结局
  
  王曼恬当时凭借她的特殊关系,向江青写密信告发天津的“二黑”问题,成了“有功之臣”。按照江青的旨意,王曼恬从此上台,担任中共天津市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成员、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成立市委后又担任市委书记。
  她在上世纪70年代初期又调国务院文化组任副组长,来往于津京两地工作。她为什么到中央文化组任职呢?据吴德回忆,当年吴德兼任国务院文化组组长,由于把持文化组的于会泳等人都是江青的亲信,吴德工作起来很困难。当时万里给吴德出主意,可以把王曼恬调到文化组来。万里说王曼恬是王海容的姑姑,和毛主席是亲戚,能和毛主席见得上面、说得上话。有一次王曼恬到北京,吴德找她谈了这个问题,提出文化组要请她兼职,她在天津的工作可以不动,每星期来一两次参加文化组的工作则可。她说她本人同意,但要请示毛主席。吴德说那是不是就由你给毛主席写一封信,看一看毛主席有什么意见。后来,王曼恬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把在文化组兼职的事情报告了,毛主席同意。这样,王曼恬在京兼职,工作于京津两地。据吴德回忆,王曼恬在文化组表现还是比较好的,向毛主席反映了一些情况,帮助解决了文化组的一些问题。有几次于会泳、刘庆棠、浩亮等在文化组整人,王曼恬一说话,他们就缩回去了。
  粉碎“四人帮”以后,于会泳等人接受审查,王曼恬不再赴京工作。在清查工作中,王曼恬的问题成为重点。从1976年12月开始,市委常委开会清理自身的问题,每次都是解学恭先讲,然后王曼恬讲。市委先后召开过六次常委会、常委扩大会议和一次全委扩大会议,让王曼恬讲清问题,她讲来讲去,一些问题始终也说不清楚。王曼恬对于清查她的问题思想抵触很大。1977年1月4日下午,她在办公室服安眠药自杀。当年市委书记都在市委大楼小院内办公,每人一间小办公室,一张单人床,中午在办公室休息。那天下午上班多时,警卫人员才发现王的办公室紧闭未开,打开门后发现她昏倒在床上,立即送医院抢救,才没有死成。
  为了防止王曼恬再次自杀,市委将王曼恬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她的态度向华国锋、党中央作了报告,并提出对王曼恬实行隔离审查。报告发出后,市委随即指定由市直机关党委和市委警卫处负责人共同组成了20多人的看护小组,对王曼恬采取保护性措施。解学恭对看护小组提出三条具体意见:一是防止自杀,确保万无一失;二是政治上要划清界限;三是生活上要给予适当照顾。
  1月10日市委正式成立王曼恬问题调查小组,由我主持的清查办公室负责。1月18日至26日,经市委批准,文化局、市直机关、文教系统、天大、南大等五个单位开大会对王曼恬进行面对面揭发批判。王曼恬于1月22日给解学恭写信,说批判和报纸文章的调子越来越高,再加上对她实行看护,她感到“精神上受不了”。1月27日晚,王曼恬以和值班人员谈家常、讲故事的办法,麻痹了值班人员。20时她向值班人员要了两片安宁片、一片安眠酮服下,20时15分王熄灯并将门用方凳顶上。值班人员为防止意外,又将凳子搬开,将门半启。20时15分王睡觉不打呼噜引起值班人员怀疑,推门进屋见王没有动静,21时10分又拉亮电灯,见王用被子蒙着头仍无动静。21时40分,值班人员揭开被子见王脸色不好,怀疑其心脏病发作,找来医生检查发现瞳孔放大,呼吸脉搏已经停止,随即采取药物和人工抢救措施,但为时已晚。经医生、法医、现场检验人员确证,王曼恬死亡,是用一条毛巾和床单边缘布条勒在脖子上自缢身死的。
  王曼恬自杀的当晚,市委书记王一、赵武成和我都分别赶到现场。王一当晚在家里已经服了安眠药,我们一起听值班人员汇报时,他情不自禁地摆着头。我是第一次看到自缢的,听说“吊死鬼”都吐出舌头,其状甚惨。可王曼恬只是脸色有些青紫,舌尖微向外吐,像因病而死的人一样安详。原来她将毛巾、布条的一头拴在床头栏杆上,一头往脖子上一勒,身子往下一滑就断气了。听说女一中以前有一位女校长,被审查时就是在床上用这种方法自缢的。王曼恬当时曾在该校担任教务主任,看来她是了解这种自杀方法的。无独有偶,时隔14年,1991年5月14日,在北京保外就医的江青也是用同样的方法自杀身亡。江青用几个手帕结成一个绳套,套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而后用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
  王曼恬自杀身亡后,我和市委清查办公室的人员一起到她家清理她的信件等各种资料。令我深有感触的是,我虽然身为办公厅主任,在她生前却从未登过她的家门。她虽然主管文教工作,但是工作上我同她联系也不少,因为她这个人有时管得很宽,什么事情都喜欢过问。例如1975年秋一个周日的早晨,我正在家中休息,突然接到王曼恬的电话,说引河桥附近一家工厂的工业污水排入农田,要我马上去解决一下。我立即找市建委管治理环境污染的人,一起去现场察看解决。那时觉得王曼恬虽然水平不高,但在工作上是敬业的,而且敢说话、敢负责。1973年国务院决定将河北省所辖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划归天津市,这对于天津往后的发展非常有利。但在国务院尚未决定之前,这又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情。王曼恬受解学恭的委托,跑到国务院直接找李先念副总理,再三陈述理由,终于办成了这件事。“文革”初期军队干部一统天下,各级领导核心主要控制在军队干部手中。因为王曼恬有特殊的政治背景,军队干部对她另眼相看,遇事也要让她三分。
  当年我们查出,王曼恬自1968年3月到1976年10月给江青等人的信件33封、电话记录23份。她的主要问题,就是上述向江青写密信制造了所谓1968年“二二一”事件,后果严重。其次是由于她在中央文化组兼职,经常给天津传些上边的小道消息,特别是1976年她积极鼓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再次就是她对江青以及中央文革的一切指示积极紧跟。当时市委把王曼恬定为“四人帮”死党,并把王作山、张继尧、陈相文列为王曼恬的资产阶级帮派体系,现在看来根据都是不足的。我们评价一个人,不能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当年几亿人都对毛泽东狂热地崇拜,王曼恬肯定要比别人更多几分愚忠。毛泽东逝世时,我见到她比任何人都要悲痛。说她跟着江青积极参与“评法批儒”,反对周恩来,其实在周逝世的时候,我见到王曼恬也是伤心流泪的。可是在清查中说王曼恬“疯狂地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显然是“欲加之罪”了。


炎黄春秋 2011年4期

级别: 新手上路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10-05
杜钧福:为什么是天津
为什么是天津?



发表在《炎黄春秋》2011年第3期上杨继绳的文章《内参引发的军队大搬家》,说的是1972年,该文作者等人写了一份内参,揭露天津驻军大量侵占民房,被中央以文件形式下发,迫使军队退出民房的事件。



当时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名医杨济时重庆道187号一所小楼13间房,被警备区一位副参谋长一家占领,杨济时一家20人被赶到重庆道6号地下室一间房子。睦南道83号是著名肿瘤专家金显宅的私宅,被警备区一位领导人家庭占用。市政协委员李勉之兄弟三人在睦南道94号的三幢小洋楼和整个院子都被军队占用。市政协副主席毕鸣岐在大理道63号的一所私宅被05部队占用。市政协委员、民主建国会负责人乐肇基睦南道56号私宅被一位军官家庭占用。市政协委员、名医施锡恩睦南道89号一所私宅被‘兵要组’占用……”



“大理道义胜里6号是姓郑的私宅,4688部队已位团级干部,还是学毛著积极分子,他先占了楼上一层四间,姓郑的被迫住楼下一间。后来这个团级干部说‘我不跟资本家住一个楼’,就把姓郑的赶走了。”



“……多家医疗单位被占。如有700张病床的第二工人疗养院(柳林)建筑面积两万平方米,被北京军区后勤部八分部占用。有120张病床的第一工人疗养院郑州道分院,被警备区占用。河西区尖山那所两万多平方米的大医院被天津警备区全部占用。当时天津病床紧张,全市有12万结核病人,只有两三百张结核病床,军队占用医院很不得人心。”



天津师范大学,当时叫东风大学,“八里台的整个校园3.626万平方米的建筑都被六十六军军部占用(六十六军占用后又在校园内建了4800平方米房屋和两个地下指挥所)。”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天津,整个北京军区都很严重。但是天津成为典型,已成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为什么是天津?



我的看法是,当时天津驻军已掌握了天津市的绝对权力,而按照流行的说法,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腐败。



那么,为什么天津驻军能掌握绝对权力呢?



大家知道,文革中的省市革命委员会是所谓“三结合”的,即由革命干部、军队代表和群众代表组成。所说的群众代表多为当时认为是革命的群众组织的领导人,当然也包括少数劳动模范。



当时参加革命委员会的群众组织多为造反派组织,这样的组织过去和现在都被视为异己势力。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能对其它两种成分形成制衡的力量。也有少数保守派参加革命委员会,但他们事事听从领导的,没有自己的主张,起不了监督作用。劳动模范也一样。如现今参加过建国以来多次人代会的某劳动模范炫耀说,她几十年来从来没投过反对票。



但是天津市的造反派很不成器。这是天津的特殊情况造成的,也许和天津的人文环境有关。



天津原属河北,文革前是河北省会。文革开始时,河北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即被打倒。1966年9月19日,在受到冲击的情况下,天津市委第一书记万晓塘因病去世。9月21日,天津市开五十万人追悼大会,被毛泽东批评为“这实际上是向党示威,这是用死人压活人”。随后,市委书记张淮三也被打倒,后来被宣布为“万张反党集团”。所以,虽然在基层仍存在激烈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斗争,但在市里问题上都以造反派立场出现,早期也未形成全市性的两大派组织。这使得天津市的文革群众运动始终未发展到完备的形态。



1967年初,中央派原华北局书记解学恭到天津。他到天津后,在驻军支持下,扶植保守势力,组建“五代会”,排斥造反派。于是造反派联合成立“天津大联合夺权筹备委员会”(大联筹),与之对抗。



所以,天津的造反派保守派之分歧,是对于新的领导和领导机构,并非文革前的当权派。在1967年2-3月,在天津也发生驻军镇压造反派事件。在这一时期,一些学生造反派南开大学 “卫东”和天津大学“八一三”都站在驻军一方。4月份军委十条公布后,造反派得到翻身。“卫东”站在大联筹方面。而“八一三”则被称为“第三势力”,但未成大的气候。此外,在天津的这两所主要高等学校,造反派和保守派一起都热衷于“抓叛徒”,花很多时间干这件事。在天津,始终未能建立像湖北“三钢”、湖南“湘江风雷”、“工总”、广东旗派、广西“四二二”那样的造反组织,也未能涌现出有威望、也能和中央首长搭得上话的群众领袖。



大联筹是真正的造反派,但成分比较复杂,被抓住的毛病多,1968年二二一讲话后就彻底垮台。所谓二二一讲话是指1968年2月21日,天津市革委会和群众代表被召集到北京,被周恩来、江青、陈伯达等接见,江青讲话中点了一个“黑会”和一个“黑戏”,还点了大批市里领导和名人,将他们打成坏人。一个黑会,是指天津一些作家正在组织的“全国工农文艺战士座谈会”。一个黑戏,是指天津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话剧《新时代的狂人》。

陈伯达则点了天津大联筹的名,说它是反映了“反动的资产阶级的思潮”,形成的组织。



二二一接见和讲话后,大联筹垮台,结合进革委会的主要地方干部也垮了台。因为江青点了个“深泽县叛徒集团”,天津市副市长王亢之回到天津后就自杀身亡。江青还点了天津公检法,使公安局长江枫被隔离检查,后于1971年去世。



江枫“在革筹小组又因为个性太强,与驻军负责人发生过顶撞,把他拿下来,正符合驻军的意愿。把他清除掉以后,除了上边还有个解学恭以外,天津市实际上是军人一统天下了。”(王辉,《天津市文革中的“二二一”事件》,《炎黄春秋》2011年第4期)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大面积驻军侵占民房事件。



不能说,驻军是“坏人”,地方领导干部或造反派是“好人”。改善居住条件也是人之常情。造反派如果能真正当权,也许还坏。王洪文就是个例子。问题是,不能寄希望于领导干部本身的清廉上,而只能给予有限的权力,并存在有效的监督机制。这一点,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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