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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洪涛:省“下放”干部在文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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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洪涛  省“下放”干部在文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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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2月,临湘县革委会通知文桥公社,省“公检法”有一批干部下放文桥向贫下中农学习,要求安置在柴方水便的地方。

    我当时任文桥公社革委会主任、党委书记,将这批干部安置到什么地方比较好呢?经过大队与大队之间反复比较,最后认为东风、黄皋大队较好。这两个大队共同特点是:党支部力量比较强,群众基础比较好,有柴烧,有井水喝,有公路,有电灯照明,虽然生产力水平低,但生产潜力大,公社正集中全社劳动力为黄皋、东风修白果机埠,今后可以利用下放干部的优势帮助改善生产条件,促进经济发展。同时,东风大队是公社革委会的“点”,将下放干部安置在这两个大队,他们有什么困难和问题,能及时帮助解决。

    这年春天春耕大忙之前,省里下放干部由吴菊聪同志带队,19名同志全部到了文桥。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其中处、厅级干部5人,有夫妻对,也有半边户,省公安厅厅长高文礼的夫人董桂云、副厅长齐振瑛的夫人韩凤鹭带着孩子们也在其中,下放干部加上子女共20余人。经过商量并征得他们同意后,分别安置在这两个大队的9个生产队,住在最可靠的贫下中农或基层骨干家里。

    下放干部到1971年止,先后分别离开文桥(个别同志留下)回到省城,在文桥历时三年。三年中,他们向贫下中农学习,同劳动,同工作,同商量,同艰共苦,同文桥公社的干部群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有许多动人的事例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里。

    段炳瑛是解放湖南时南下的老同志,下放前是省公安厅政治部主任,年纪50多岁,戴一副老花眼镜,住在东风大队戈湾生产队的复员军人(志愿军)龚海清家。他同夫人龙玉兰(省妇联副主任)一起,白天同群众一起参加劳动,晚上在生产队学习室内同社员学习。有时我劝他,年纪大了,眼睛又不好,住宿的地方离学习室远,一条山路高低不平不好走,夜晚就不要外出开会学习了。他说:“我们下放就是为了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白天不同群众劳动,晚上不同社员开会学习,如何接受教育呢?”龙玉兰同志更是这样,除了劳动、学习、开会外,还要负担家务,洗衣煮饭打扫卫生都要自己动手。她母亲一人在长沙,女儿在武汉读书,她毅然不顾,一心一意在生产队当“社员”。公社工作多,有时忙不过来,想利用她的威望和经验,组织宣传队请她当队长去一个单位帮助工作,她欣然应允。1970年秋天,县里划片训练农村基层干部,文桥分在陆城片,她同生产队干部一起走路来到陆城,住在大队部。当时天热,晚上蚊子咬,又没有蚊帐,她同大家同艰共苦。在县里参加“批陈整风”学习班,吃住都在县武装部,她同所有参加学习的人一样,一个规格。平时,她谦虚谨慎,和气待人,从不特殊,从不摆架子。后来她调回省里任省乡镇企业局副局长后仍十分关心文桥,文桥的干部只要有事找她,她都热情接待,尽力帮忙。东风大队支部书记谢模华患重病去省医院治病,她帮忙找技术最好的医师看病;副支部书记陈慎云造新房缺钢材,她批给2吨平价钢材;住户龚海清同她们一家更是常来常往像走亲戚一样,龚海清被帮助解决了许多困难。建北区时没有交通工具,又没有控购指标,她亲自带我到省控购办,找到控购办主任,解决了两台小车。九十年代来到云溪,要我陪她到文桥看看,她看到文桥的新变化,新面貌,十分高兴。

    董桂云下放在东风大队大冲生产队,住在土改根子、老贫农、军属王桂生家。她带着女儿高玉香在生产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忍受着丈夫高文礼打倒审查、身陷囹圄的痛苦,但她从不悲观失望。女儿除参加集体劳动外还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在县参加文艺演出时,不慎将父亲同毛主席在一起时照的相片遗失,在寻找时,人们才知道她是厅长的女儿。高文礼同志“解放”安排工作后也来到了大冲队,我当时在这个队办点,他向我详细了解农村情况,我向他汇报后,请他为白果机埠解决铝线。他回省城同有关部门商量如数解决了当时紧缺的铝线,并免费从冷水滩发电厂用汽车送到白果机埠工地。

    韩凤鹭下放在黄皋大队中心生产队,她带着孩子,忍受着全家离别之苦,凭着坚定的意志,积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克服劳动、生活中的困难。后来她返省城工作,有一年,我儿子患小儿麻痹症,想去省城治疗,她主动要我们食宿在她家里。尤其令人感动的是乘火车回来的时间是晚上,上车的地点是长沙新火车站,从八一路她家宿舍到新火车站我们不识路,又是夜深人静,没有公共汽车可乘,真是着难。齐振瑛同志用单车推着我儿子在前面引路,一直把我们送到车站,待我们乘上火车后才离开。“文化大革命”前,齐是公安厅副厅长,此时在省人保组工作,他要台小车送我们是完全可以的,可是他不辞辛苦自己用单车送我们,使我认识到用单车比用小车更有意义,在她(他)身上充分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6年,我出席湖南省农业学大寨会议,他亲自用小车接我到他家里。后来他任长沙市市长、省人民桥检察院检察长,我因公到长沙或出席省政协会议时抽空去看他,每次都是热情接待,问这问那,问公问私,无比亲切。有一次我在长沙办完事后顺便去检察院看他,办公室同志告诉我,他正在开一个重要会议,我便离开了。当我和司机快出检察院大门口时,工作人员赶来了,告知齐检察长要见我。我言明只是想看他,没有任何事,不便打扰。工作人员执意要我同他一起上了楼,推门一看,他已坐在办公室等我了。他这种平易近人,体贴下级的作风,使我感动不已。有一次他到北区检察院检查工作,打电话要我去,当着区检察长姜桂初说:“你曾经是他的臣民,他是你的恩人”(姜脱产前是生产队会计,民办老师)。

    下放干部中还有梁经亿、陈国斌等处级以上领导同志,他们都同齐振瑛同志一样,处处都体现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1975年,我在长沙开会,住在第五招待所。陈国斌同志闻讯后邀集下放文桥回城的许多同志看我。我们相互之间,谈笑风生,离别之情,溢于言表。

颜笃光同志一家四口来到文桥,先安置在黄皋,后落户在华兴上屋队,一住几年。他同群众打成一片,是下放干部、是党员、是社员、又是工作队员,同人民群众心连心。省里几次要他回省城,他坚决要在农村干一辈子。当全部下放干部回城只剩他一个人时,他仍坚持不回长沙。上级党组织在他再三要求下安排在文桥公社担任党委委员,妻子安排在公社供销社当职工,儿女在文桥就读,都考取了大学,事业有成。他本人在文桥是十几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直干到退休,1982年获省劳动模范,年满八十岁高龄时,仍坚持不请客、不受礼、不祝寿,高风亮节。现在同儿孙们一起住在云溪。



(作者系岳阳市云溪区政协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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