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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乃强  父亲董渭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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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董乃强

我的父亲董准,字渭川,是近现代著名教育家,2007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董渭川教育文存》是该社“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文库”中的一本。

1951 年2月,父亲应孙瑜、赵丹之邀,观看了他们创作的影片《武训传》,并应约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影评,肯定了武训行乞办学的义举。该片剧本经中宣部审查通过,摄制款由国家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拨付。公映后,从中共高层朱德、周恩来到一般观众,好评如潮,然而却引起毛泽东极大不满。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毛两次修改定稿的社论,点名批判了肯定《武训传》的10篇文章。父亲的那篇影评排在第11位,因版面所限,没有被点名见报。这篇社论立时在全国煽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电影《武训传》批判运动,周恩来被迫作了检讨。父亲除在北师大和九三学社接受大大小小批判并多次违心检讨外,还根据校党委的指令,将这些检讨整理成文,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1951年底掀起“三反五反”运动,父亲再次挨整,排在北师大被“洗澡”教师行列的头一名。与此同时,我四姨夫家里也上演了挖地寻金的闹剧。四姨夫当时是北京市邮政局的一个小头头,他的正读中学的女儿,听了学校“五反”斗争动员报告,便跑到市邮政局 “五反”领导小组,告发她爸爸贪污,她的根据是她爸爸长得胖,外号“胖子”,肯定是常用贪污来的钱背着家人大吃大喝的结果。她爸爸一到节假日就到单位日夜值班,她由此推断,准是乘单位无人,盗窃公家财物。市邮政局的人在她的带领下,回家翻箱倒柜,搜寻她爸爸从单位偷来的金条,屋里院内刨土挖地,找藏匿的金条。

有亲生女儿揭发,我四姨夫马上被单位关押,日夜轮番审讯,我四姨也被市邮政局多次传唤询问。他们的女儿则因政治斗争积极,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立刻被批准为青年团员。

北京市邮政局对这起案件的调查结论是:我四姨夫经手账目清楚,并无贪污盗窃行为,“家里藏有从单位偷的金条”的事根本不存在;我四姨夫领导的小单位里年轻人较多,有的趁节假日公休时间补习文化,有的利用节假日谈恋爱解决婚姻大事,他为了照顾年轻同事,就主动在节假日到单位代为值班。这个调查结论虽然使我四姨夫的冤案得雪,但他精神和皮肉之苦都已受尽,从一个胖子变成了一个瘦子。
1957年共产党反右整风时,父亲的态度是消极的。直到5月13日,时为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北京市人民代表和北师大副教务长的父亲,才在教育系教师整风小组会上作了他在共产党整风中的第一次发言。6月8日,“反右斗争”正式开始,校党委按照早已拟定的计划,在全校组织“左派”,对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待定右派”进行揭发批判。一时间,大字报、批判会铺天盖地而来。父亲对共产党由党内整风突然转为整党外人士的作法感到困惑和难以理解,就跑去找国务院参事卢郁文问询。他与卢早年私交颇好,既为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同学,后又同到北伐军“铁军”张发奎部政治部工作,父亲任东海中学校长时还聘卢为教务主任。中共建政之初,卢当上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秘书长。

父亲此去找他,只是想和他谈谈心,问问共产党态度的变化到底是怎么回事。不料卢郁文只冷冷地讲了几句空话,就打发我父亲离开他家。后来得知,卢早在1957年5月中旬,就在国务院参事室鸣放会上反驳过对中共党内弊病的指摘,此时他已将我父亲视为敌人。

父亲又去找时任国务院二办(文教办)主任的林枫。林原名郑伯乔,东北人,1926年我父亲在南开中学任教时他正在南开中学读书。在南开中学的一次学潮中,林被校方开除,我父亲见他无处可去,便把他带在身边,并供给衣食。1927年暑假,我父母带他到了武汉。1928年父亲任东海中学校长,也安排他在东海中学当事务员。后来他专职革命,改名林枫,中共建政后一直是党政高干。父亲找他也只是想和他谈心解惑,可林枫竟闭门不见。这时,我父亲才亲身体会到,共产党真的是“铁面无私”。

父亲在共产党整风中的发言,大都是对别人已揭露的事实发表感想或重复别人的意见,都是他个人的感受,并非与某几个人串联后商定。单凭这些,远远达不到共产党所拟定的右派标准线。30多年后,一位年长的知情者私下告诉我,我父亲被划为右派,全在于我四姨家表姐的揭发,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位“五反”时大义灭亲、诬告自己父亲的表姐。此时她正在北师大历史系读四年级,面临毕业分配和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件大事。她体察到校党委的意图后,写了一张大字报,捏造我父亲的反党言论,并说这些恶毒言论是她在我家坐在父亲书房里的沙发上听我父亲亲口说的,除她之外,谁也不知道。校党委得到外甥女揭发姨夫的罪证,如获至宝,立即将这件过硬材料抛了出来。

父亲在会上听到我表姐的揭发材料,恼怒至极但无从辩解,会后就气呼呼地回到家中,一进门怒冲冲把身上的钱、物、证件全掏出来放在书桌上,而后就向屋外冲去。当时我正在家里复习功课备考高中,看到父亲举动异常,便连忙跟了出去。他走得飞快,无论我问他什么话,他都不搭理,我只好小跑着跟他走出校门,又跟他上了331路公共汽车。我掏钱买票,跟他来到颐和园东门口的汽车总站。他下了车,直奔颐和园,当时已经闭园,父亲谎称他是园内教工疗养院的休养人员,混进园门。他一进园就朝昆明湖疾走,我突然意识到,父亲这是要投湖自尽,以表明自己从未对我表姐说过那些反党言论。此刻我特别想找人把父亲拦住,但四周并无一人,我只得紧紧地跟在父亲身旁。来到昆明湖左岸,我就紧护在父亲右侧,尽量把他推离湖边。

这时刚巧有一群收工的园林工人经过,我连忙停脚恳求他们把我父亲拦出园外,但他们个个毫无表情地盯着我,仿佛在看一个怪物。眼看父亲独自走远,我顾不得和工人们再说下去,拔脚去追父亲。那天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十七孔桥头铜牛脚下,满湖平静的水面唯独在这里翻滚激荡,发出阵阵轰鸣并形成一个深深的漏斗漩涡。父亲冲过去就要向下跳,我抱住父亲,用脚使劲抵住护岸石块的棱角,死命地把他推离湖边。我们僵持了一会儿,近60 岁的父亲毕竟没有我的劲头大,只好长叹一声随我出了颐和园。但他说什么也不回北师大宿舍,而是执意要去我四姨家。我怕父亲乘公共汽车时再出意外,便叫了两辆三轮车直奔我四姨家。在那里,父亲当着我四姨的面,要用沾上水的手去触摸电门,以抗议外甥女的诬陷,但被我四姨制止了。

在我即将升入大学三年级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得知当初诬告自己的父亲和姨夫、时为师大附中党支部书记的的表姐李毅,被革命小将揪斗,剃了阴阳头,我生怕家里又要遭劫,马上给父母写了一封信,“勒令”他们辞去照顾父亲的保姆(父亲1962年小中风,1965年再次中风,卧床不起),暗示他们准备自保。我父亲终于还是成了众矢之的,学生们喊出了官方没有明说的“摘帽右派还是右派”的口号,大字报、批斗会接踵而至,连父亲在校医院看病的收据上都注明“右派”二字。

父亲被“摘帽”后,主要从事教育史方面的资料工作,同时给教育史专业的研究生开讲古代教育典籍课。革命小将抓住他是教授,并在讲课中讲“士为知已者死”,上纲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狂吠‘士为知已者死’”,大加声讨,并冲来抄家,以获取罪证。

不但是父母的住房,就连我单独居住的小屋里的书柜、抽屉甚至床下,都被翻动很多遍,家中一批珍贵古籍、明代的几块古墨、一批私人照片(主要是父亲年青时在北伐军“铁军”张发奎部任职的照片)和集邮册中的清末大龙邮票等等,都被当做四旧罪证抄走。不久,造反派以“右派和反动权威根本没有资格住这么好的房子,只配住猪圈”为由,强迫我父母搬出小红楼宿舍,迁到一处不足10平方米的阴冷朝北的小屋,二人只一张单人床、一张小桌、一把椅子和一只做饭用的火炉。

小红楼宿舍我家门上,交叉贴了两张封条。我平时住校,一天回家,看到封条,吓了一跳,赶快向造反派打听,才找到父母的栖身之处。年近七旬,且已卧床多年的父亲,经此变故,身心又一次受到沉重打击,话音变得模糊不清,但脑子还很清醒。我每次回家,他总是很认真地阅读我带回去的各种小报材料。一次,他用手指点着林彪的照片,费了很大劲说:“奸……奸相。”吓得我赶紧捂上他的嘴,生怕被负责监视我家的造反派看见听到。

文革期间“外调”活动极多,目的大多是为整倒对立派的某个人。有的外调人员,为获得对本派有利的材料,不惜对被调查者使尽威逼利诱手段。我父亲因结识人较多,向他了解情况的外调者也就很多。他们拿着学校造反派开具的“董渭川务必老实交代清楚”的条子,频繁来到父亲病榻前。对所有外调人员的提问,父亲都坚持如实回答,从不任意乱说。

一次,中共中央党校两个外调人员,专程来查证时任党校校长的林枫的历史,多方引诱我父亲说林枫是叛徒,并许诺,只要写了林枫是叛徒的材料,就此即可在政治上彻底翻身。我父亲绝不跟风,也不记恨林枫曾在自己找他时他闭门不见,坚持实话实说。两个外调人员见我父亲这么“顽固”,恼羞成怒,为泄愤,乘我母亲不备,顺手偷走了桌上父亲的一块欧米茄手表。母亲当即跑去将此事报告给学校造反派,却受到“你这是诬蔑革命造反派”的一顿训斥。几个月后,师大革委会突然把我母亲叫去,发还了这块手表。原来中共中央党校造反派组织分裂,来我家外调的两人已分属两派,在两派的互相攻击中揭出了此事,便把偷去的父亲手表退了回来。

为让久躺的父亲能起来坐坐,稍稍活动,母亲和我请求造反派批准我们从查封的家中搬回沙发等几件家具。父亲看到沙发,挣扎着下床,到沙发上坐了一小会儿,这给母亲和我一个极大的安慰。哪知此后不久“反击二月逆流”,父亲竟被诬为“借搬家具大搞翻案的急先锋”,居所再次被抄,从家中搬来的沙发和我新购的必需家具物品又被掠一空,居所里外还贴满了大字报。

1968年9月15日,我回家告诉父母我的毕业分配方案。母亲和我给父亲擦了一个澡,我俯身抱起父亲,脸对脸地扶着他,父亲睁大双眼紧紧注视着我,好像要说什么,可是已经虚弱得发不出声了。就在我凝望父亲的一瞬间,我对父亲“沦为右派”后给我身心造成严重创伤的怨恨顿时化为乌有,想到的是他既遭国民党通缉又被共产党诬陷、坎坷而又光明磊落的一生。给父亲擦完澡,母亲和我给他更换了衣服和床单,安排他舒舒服服躺好后,我们才开始吃午饭。寂静中忽然听到父亲发出轻微的“咯”的一声,我赶紧起身去看,父亲已经永远睡去了。我马上到校医院,请医生到家里验看并开死亡证明,内科主任赵大夫拒绝到“摘帽右派”家出诊。我陪笑脸,说好话,央求另一位大夫到我家来,之后又赶紧到驻校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报告。宣传队员们正在办公室午睡,几个年青队员刚听我说了一句,就从床上蹦起来,兴奋地大叫:“死了一个人!死了一个人!!”边穿上衣边要到我家来看。当看了校医院开具的自然死亡证明后,他们都泄了气,冷冷地开了个介绍信扔给我。我拿着介绍信,到设在西单的火化厂办事处,办理火化和购骨灰盒手续。办手续的人,用手点着介绍信上注明的“摘帽右派”字样,同样冷冷地说:“这样的人骨灰一律不留。”

当初我是被北师大附小保送上的初中,因而还想继续在北师大附中读高中。父亲被划为极右后,我突然感到自卑,觉得能有个学上就谢天谢地了,因此被口碑不佳的北京七中录取时,我甚至暗自感到庆幸。该校地处城乡结合部,社会环境和学生成分复杂。

入学不久,七中的校行政和共青团委就把我叫去谈话(我一上初中就以少先队中队长的身份加入了共青团),要我认清形势,与父亲和七中的右派教师划清界线,至少每两个星期交一份思想汇报。当时北师大已经停止了父亲的一切教务教学工作,改为打扫卫生和抄写资料。因曾经自杀,而自杀是“自绝于人民”,于1958年2 月又被补划为“极右派份子”,按五类处理,即送京郊农村监督劳动。当时对右派份子有六种处理方式,即免予行政处分、降职降级、撤职、留用查看、监督劳动和劳动教养。母亲原在全国妇联办公厅任处级科长,本拟1958年底提升副厅长,父亲成了“极右”,母亲也被迫办了退休手续。我表姐李毅则因在这场反右斗争中大义灭亲,被批准入党,留校当上北师大历史系的助教,大半年后被派到师大附中历史组当组长,后来升任师大附中党支部书记。

我的一位小学女同学,父亲被划“右派”后,母亲立刻划清界限,与其父离了婚,并把她留给父亲抚养。高考前,她父亲因正接受批判,为让她能有个安静环境好好复习,便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寄宿。谁知父亲的这位朋友居然强奸了她,奸后还得意地说:“你去告吧,没人会相信一个右派崽子的话。”这遭遇强烈地刺激了她的神经,后来她考上农业大学,常于晚间突然闯入男生宿舍赖着不走,或睡到半夜爬起来,脱光衣服到水稻田中间站着让蚊虫叮咬,诸如此类,令人匪夷所思。大学毕业后,她被分到专业根本不对口的蓄电池厂,厂里专门安排她做别人不做的危险工作,结果中了很严重的铅毒。

我的三年高中几乎没上过什么文化课,大部份时间是上街叫卖报纸,除四害打麻雀,在铁道边挑砖抬煤,为修人民大会堂到前门拆除旧房,到香山植树造林,修建十三陵水库,在七中铸造车间每周翻砂浇铸四天,等等。香山种树,我曾背扛着32棵松苗从山脚无路处爬上山腰,一天往返4趟。修建十三陵水库,因土篮装得过满过重,我曾挑断3根扁担。在七中铸造车间,上午蹲在地上做砂型,下午端火、倒火(浇铸)。一次与同学合抬满满一大包铁水(端火),重达四五十公斤,前边的同学手一颤,铁水从包内飞溅出来,热铁水一落到湿地上,就“扑”地一声迸射出无数火花,把在后首抬承重手把的我的手腕烫出一串燎泡。我虽疼痛难忍,又不敢撒手,怕一撒手铁水包落地爆炸,将我们两个抬包人都烫成重伤。还有一次,端小包倒火时,因铁水烫穿包体急淌直下,一片铁火顿时流到我脚下,烧毁了我的鞋和裤。修十三陵水库,规定年满18岁才能去,我当时刚满17岁。我之所以这样透支体力地劳动,既是在诚心诚意为父亲赎罪,也是自己与父亲“反动思想”划清界线,可似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注意,得到的只是周围轻蔑不屑的目光和频繁整团(整顿共青团内错误思想)中大家的“批评帮助”。从此我开始学着隐忍,对任何事都保持沉默。

我小学时就展露出表演天赋,初中时是校话剧团导演组成员,到了七中又和一些同学创建了校话剧团,因而高中毕业时,我信心满满,准备报考戏剧学院和电影学院。我把这些年我改编的话剧剧本,写的导演阐述和舞台设计,平日写的文学习作,等等,厚厚一摞,都作为报考材料,交到电影学院考点。在艺术初试时,我觉得特别幸运,因为所考内容都比较简单,特别是在我认为最难的图画分析考试中,我抽到的那一幅画,居然是我前一天请七中美术老师帮我分析过的。

初试榜上,我列名第一。进了复试考场,主考焦老师拿着我的报名表问:“你父亲是谁?”我如实回答后,焦老师提高了声音又问:“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那个吗?”我回说是。他点点头,环视着周围说:“好了。叫下一个。”在考官和考生众目睽睽之下,我突感五雷轰顶、无地自容,赶快低头退出考场。以后的文化课考试,我虽然参加了,但面对试卷,我的思想总是集中不起来,脑海里反覆出现复试考场上的情景。

缺了复试成绩和文化课成绩,我当然不可能考上艺术院校。半个月后,我又随同学们参加了普通高校的入学考试,听说当年(1960年)高校大规模招生,全北京市高中毕业生都被录取也还招不满。我想只要有个最差的学校上就行。考后等了一个多月,同学们都接到录取通知报到了,我的通知却迟迟没来,我大着胆子去七中打听,七中让我去问市教育局,到了市教育局,他们又让我去问七中。

从市教育局出来时,我无意中听到两个消息:一是北京高校因招不满学生,调进了两万多名外地高中毕业生来京上大学,现在他们就在市教育局办手续;二是市教育局扣着200多名“狗崽子”的考试成绩,既不发给录取通知,又不发给不录取通知。我心灰意冷往家走时,突然想到当时中国儿童艺术剧院正在招生,以前我跟他们联络不断,关系也很好,现在不妨到他们那里试试。

儿艺的师友们熟悉我的情况,没考我,只简单交谈了几句就让我回家等通知。刚离开时我很兴奋,转过几个街角就冷静下来,电影学院复试考场上的情景一再在脑海里出现。儿艺的谈话中没有提到我的父亲是右派,如果被儿艺录取后再查出父亲的右派问题,不仅我会被侮,和我谈话的师友们也都会被责备。想到这里,我马上在路边买了纸笔,向这几位师友写了封致歉信说明情况。当我把这封信扔进路旁邮政信筒时,心里真是五味杂陈,既有对师友们说了实话而释重负的欣然,又有对自己前途未卜的悲怆。

又了几天,到电影学院考点取回我的报考材料时,看到了新疆电影制片厂的招生通知,我马上赶往新疆厂招考点,交上刚取回的全部材料。他们翻了翻材料,当即就给我办了入厂手续。我兴奋已极,这下子总算离开让我永远抬不起头来的家庭了,甚至在和父母话别时,我还用磕磕绊绊的语言批判了一通父亲所说的“党天下”言论。

到了新疆才知道,全国同一个天,而新疆电影制片厂又是收容全国电影界右派份子之地,因此我还得继续背着父亲的“右派”包袱老实改造。冬天夜里,我常被叫起来,砸开厂边河沟的冰层,给厂锅炉房上水,完了回来再接着睡。做了和别人同样的好事,别人可以得到表扬,而我却无人理会。因不满国家困难时期某些党员干部搞特殊化,偶发一句牢骚,立即引起众人的注意和组织的批判。三年后,因贯彻国家“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文化部电影局决定新疆电影制片厂下马,按“哪来哪去”原则遣散全厂人员,于是我又回到北京。

虽然在家吃喝不愁,但我总觉得呆在家里压抑,便跑出去找工作,可到处碰壁,最后找到离家最近的东升人民公社,申请当农民,公社一口回绝:“你什么都不会干,还得我们养你、教你,等教会了你,这政策一变你就会走,这亏本买卖我们不做。”

连农民都当不成,我的前途何在?这时父母让我考大学,我不想考,因为大学绝不会收“右派狗崽子”。父亲说他已经摘帽,和戴着右派帽子不同,再加上这些日子四处求职而不得的经历,我就抱着反正无路可走就考考看的心态,第三次走进高考考场。对这次考试,我丝毫不抱希望,却居然被北京大学录取了。这太出乎意料。事后才知道,中共中央在广州召开了关于文化工作的会议,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外交部长的陈毅,在会上脱帽鞠躬,向知识份子认错赔礼,致使高校录取时放宽了政审标准。

我抱着对陈毅的感激之情,决心在大学开始新的生活。入学报到没几天,班上唯一的中共党员许锡庆,把我叫到他的宿舍。当时屋里还坐着一个人,后来我才知道他叫孙机,是考古专业的“右派学生”(现在是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许用他那结结巴巴说不成句的话把我俩,一个右派,一个右派狗崽子,教训了一个多小时,要我们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定期向他汇报思想。在开学第一堂政治经济学课上,老师讲了斯大林的一个什么理论,我因搞不清楚其中的逻辑关系,就在回宿舍的路上向班主任秦文炯请教,谁知他一张口就斥责我的疑问和唯生产力论者的反动言论差不多,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开学之初的这两记大棒,就此打灭了我开始新生活的梦想和求学热情。独往独来,尽可能地忍辱寡言,做好随时接受批评或批判的准备,就是我自那时起给自己制订的生活方式。

文革大串连时期,母亲惦念她的三妹,要我藉此机会去天津看看。我找到三姨,发现他们全家已很“自觉”地挤在一个小套间里。我敲门进屋时,全家人的表情都显紧张。不一会,套间的小门打开,三姨夫和五姨、五姨夫从里边走了出来,我吃了一惊。在我印象中,身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要员、河北省副省长的三姨夫,永远西装笔挺,正气凛然;长期任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的五姨夫,一向和蔼可亲;既是中共河南省委组织部长,又是郑州大学党委书记的五姨,最喜欢逗我玩,可今天他们都特别尴尬。

交谈之中我才知道,时在河南农村当教师的我的小表哥,参加了造反派。他大义灭亲,揭发五姨和五姨夫的滔天罪行。造反派组织一面将我的小表哥突击入党,突击提升为县教育局长(俗称“双突”),一面四处抓捕五姨夫妇批斗。五姨、五姨夫是偷跑出来避祸的。言谈中他们千叮咛万嘱咐,叫我千万不能把他们藏身天津的事说出去。我回京后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母亲,她也只是叹息。

大学毕业那年,送走了辞世的父亲,在那只讲阶级斗争、不讲人性的年代,我只能告别年迈且身边无人照料的母亲,独自来到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当年学校毕业分配的原则就是把我这样的“右派狗崽子”和“问题学生”(我是“反聂元梓派”)发配到长城以北。

在草原上,我从事过多种劳动和工作。我本想一生独身,以免我的子女重蹈我的经历,可是又怕生病得不到医治,或批斗时被打伤无法治疗,就与医院一位不计较家庭出身的护士结了婚。当时看病必须报出家庭出身和本人成份,医院拒绝给“地富反坏右”及与其相关的人看病。因写独幕话剧,我被诬指为刘少奇翻案,遭到批斗。回京探亲时,因卷入悼念周恩来的活动,险些被捕入狱。

在文化大革命进行到第八年的时候,我觉得“革命”之风似有减弱的趋势,就向母亲原工作单位全国妇联提出申请,调我回京照顾老母亲。听说周恩来总理在北京医院病床上批示,将我和妻儿一并调回。年近八旬的母亲,得知这个消息十分兴奋,可是盼了个把月还不见动静。正疑惑时,母亲碰到了朱德的夫人康克清,康悄悄告诉我母亲,说中央文革小组诬蔑周总理是“右倾翻案风党内最大的风源”,而毛泽东没有表态。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科尔沁草原,这下子让我和“右倾翻案风党内最大的风源”连到了一起。那段日子,中共干部又开始用异样的眼神时时监视我。

1976 年10月,毛泽东已死,我所在旗县的中共县委宣传部长,代表中共盟委书记,向我因写剧本被诬为替刘少奇翻案而遭批斗的事道了歉。在全国妇联的帮助下,我和妻子、孩子得以回到北京。为让我更好地承担起供养老母的责任,全国妇联建议北师大安排我们工作。北师大虽然同意接收,但掌权者依然用对付“右派狗崽子”的办法对待我和我妻子。校人事处的林处长,不顾我们老少三代五口人挤住一间十几平方米房屋的现状,要我应允“今后不得提出增加房屋面积”。历史系的好心人实在看不下去,主动调给我们一间面积较大的宿舍。林处长得知后,竟到历史系质问我,为什么又增加了房屋面积。林还不顾我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本科的事实,安排我做历史系资料员,“不能当教师上讲台”。我妻子有在旗县级医院工作20年的从医经验,拖了半年就是不给安排在校医院工作。当时北师大校园里并不是没有空房,历史系也不是不缺教师,校医院更不是不缺大夫。

1979年3月初,教育系党总支突然给我家送来一份“右派改正审批表”和中共北京市委的批复件,要母亲当即签字认可。这大出乎我的意料。我父亲不是已被“摘帽”了吗?怎么现在又来“改正”?冷静一想,这“戴帽”和“摘帽”还不都是整人的权术吗!我母亲以“右派改正”事过于突然,我们思想上毫无准备为由,对审批表“现在意见”栏中的“经复查董渭川在五七年呜放期间有错误言行”一句话表示反对,认为这是给整人者留下的一个口实。但拖了几日,母亲生怕会影响到我和我妻子在北师大的前程,才在审批表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当时教育系(中共)党总支的人对“董渭川在五七年鸣放期间有错误言行”的诡辩是“谁都有错误言行”。难道有错误言行就必须被扣上政治帽子,并接受长达22年的折磨并株连家属吗?中共又凭什么给党外群众的错误言行定罪呢?更何况我父亲在1957年所说的话,至今都找不出半点有错误的地方!师大校园里长期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解放初期,毛泽东请师大教授吃饭,罗志甫、李长之、董渭川几个人藉故不去,所以1957年就都打成右派。”是不是没去吃毛泽东的饭就打成右派我不敢说,但这几位确实都戴上了“右派”帽子。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陆定一概括说,“我们那么多年的工作,无非是整完一个人再整另一个人!” 反右运动已过去53年,我父亲被“改正”也已31年,人们提出,中共应对在反右运动中受迫害的知识份子正式公开道歉,明确宣布反右运动错误,并予这批知识份子以精神损失和物质损失赔偿,同时开放所有有关反右运动的言论禁区,以提供反思历史的空间。这些正当、合理的要求迄今无法实现,但我深信这句广泛流传且屡试不爽的民谚:“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切都报!”

1979年10月18日,北师大在八宝山公墓为我父亲补开了追悼会,父亲遣像前的骨灰盒里装的是他的眼镜和一方印章。虽然父亲沉冤得雪,但“三反”时帮他“搓澡”者,“反右”时批判他最厉者,“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斗争他最狠者,当时在学校里都还握有大大小小的权力。这些有权者仍然视我父亲为“右派”,视我为“右派狗崽子”,视我妻子为“右派儿媳”,在那些卑视、不屑、甚至恨不得打杀我们的眼光中,我们一家子过得并不轻松。我们在校内的工作极其困难,特别是要办成一件与自己有关的事,例如职称问题,更是难于上青天。我的职称,不但让我从图书资料系列的最低一级起算,还整整被压了6年未得晋升。我妻子的职称,更是因为领导间的互相推诿,不知该进入哪个系列,弄到最后只拿了个行政正科级。

为彻底改变人们心目中我家的“右派”形象,更为让老母和年幼孩子此后不再遭周围人们的白眼和闲话而感自卑,我和妻子咬紧牙、忍着泪超负荷地默默工作。

我在历史系资料室默默而有成绩的工作,为心怀嫉妒的龚系主任所不容,逼我离开历史系到图书馆。虽然同是从事图书资料工作,但还得从最低层工作做起。我妻子在正常上班和回家照看孩子做家务之外,挤时间到北医三院进修运动医学,并参加光明中医大学的函授,连回家做饭手执锅铲时都在背英文和拉丁文单词。多年后,在人们的白眼和闲话中,我们的艰韧努力得到回报。我在北京市取得了图书资料系列的最高职称,并在学校图书馆建立了图书馆学硕士点,发表了百余篇文章,出版了 13种工具书和4本专著,其中有半数获得过各种奖励或再版,成了有权评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国家级专家,还被国外几个学术团体聘为顾问。我妻子不但成了学校体育代表队的随队医,而且能融经络学说与西方体操为一体,创编出独特的经络健身操,成书后一版再版。校园里注视我们的目光从卑视不屑变成了尊重,对我们的背后指点变成了羡慕。我们不仅做到了没让孩子在心灵最脆弱的年纪背上“爷爷是右派”的包袱受到歧视,影响成长,而且出版了历30年搜集整理完成的父亲遗著,向世人展现了董渭川一代教育名家的风彩。(注:不幸的是,类似右派和文革的迫害在今天仍然一再重复着,只是换了不同的打击对像而已)。

――转自《黑五类忆旧第十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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