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2503阅读
  • 0回复

青春一去不回往事只能回味

楼层直达
级别: 新手上路
来源:大河网-河南商报






墙上是56岁郑州市民倪小莉创作的油画《记忆 我们在1971》。倪小莉姊妹5人都是知青,分别在1968、1969、1970年下乡插队。油画上是他们1971年时的生活状态,离现在整整40年。

  【编者按】

  在文艺实践中,有这么一个过程耐人寻味:最早的文艺创作讲究神学式的感性,到文艺复兴时期倡导理性,而到了后现代主义感性思潮再次回归。

  河南商报连续推出了五期《郑州知青 激荡四十年》报道后,在社会上引发强烈共鸣。很多知青纷纷致电或通过网络联系河南商报,畅谈他们的知青岁月。

  除了引发知青们的共鸣,河南商报《郑州知青 激荡四十年》系列报道还引起了更广泛的社会反响,包括学界、政界、商界以及众多青年人。

  河南商报记者 杨慧俊 肖风伟/文 杨东华/图

  《郑州知青 激荡四十年》大型系列报道推出后,在郑州引发一波知青热潮。许多知青或打电话,或发电子邮件,向河南商报记者讲述感受,说得最多的是:谢谢商报,看到报道后感到格外亲切。

  作为媒体,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当未来的某一天,往事渐渐尘封,记忆逐渐模糊的时候,郑州知青们的这一次口述历史,或许有助于年青的下一代,更直观地触摸他们不曾经历的磨难。

  本期,我们摘取一些知青看到报道后的讲述,这些故事他们本人说,“一直都秘不示人”。

  【故事篇】

  为表现,半夜悄悄给贫下中农挑水

  看了河南商报的大型报道后,知青李麓桢“忍不住有话要说”。

  “我们是1965年下乡的,当时郑州还没办郊区农场,我是到祭城黄庄大队任庄村插队,当时东大街办事处工作人员许诺,3年后回城安排工作,但事实上直到1972年才回城。”

  让李麓桢印象深刻的,是发生在一位刘姓知青身上的事。当时他们刚插队不久,许多人不会做农活,刘姓知青在锄红薯苗时,把苗一根根很认真地锄掉了。这被一些人当成了“斗争”的靶子,当天晚上开会批斗,几个人带头高喊:“打倒现行反革命刘××!”

  但多数农民毕竟是纯朴的,几乎没人跟着喊。领头者喊着喊着,大家都笑了起来,“城里娃不懂农活,算啥现行反革命。”最终此事不了了之。

  比起1971年下乡的知青,李麓桢的经历颇有几分“悲凉”,因为爷爷曾是国民党淇县副县长,父亲在1961年“拔白旗”运动中(对所谓具有资产阶级学术观点的人作为“资产阶级白旗”加以批判、斗争甚至处分),因为替人说话而被迫下乡。

  背负着沉重的精神枷锁的李麓桢,一到农村便拼命干活,拼命表现,别人干一分,他干三分。有一段时间,他甚至半夜起床,给贫下中农家的水缸挑水,“做好事不留名,然后悄悄地离开。”

  即使这样,李麓桢仍然时常“挨气受”。比如有一次开会时,他们几个知青被安排和“黑五类”分子坐在一起,“我心理非常不平衡,我也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属于可改造子女,竟然还受这样的歧视。”李麓桢回忆,一位女知青回到宿舍后,失声痛哭。

  谈起对知青生活的感受,李麓桢表示,有伤感,有留恋,“我们愿意回忆,因为那是我们的青春。”

  渴望回城,知青私下传唱自创歌曲

  (任进书,当年是郑州市郊区祭城农场第四连下乡六年的知青,郑州市政协文史委组织编写的《知青岁月》一书16名编委成员之一,当看到商报的系列报道后,他讲述了那个时代私下流行的知青歌曲。)

  下乡之事,已过四十年。年近花甲的我,每当夜深人静想失眠的时候,耳边常常回响起当年知青一些忧伤的歌声。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我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啊!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了青春史册,一去不复返!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啊!”

  这是南京知青任毅创作的《南京知青之歌》,1971年“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知青私下里开始传抄、传唱这支歌曲,它委婉地表达了当年知青思念家乡,渴望尽快回城的复杂心情。

  这支歌曲的传入,我记得好像是1972年的元月。当时几个知青围在一起,有人唱起了《南京知青之歌》,当唱到“生活的脚印,深深地印在偏僻的异乡”时,不知是谁一阵抽泣。

  不久,北京知青的歌《从北京到延安》也悄然传入大家的耳中,还有武汉知青的歌:“雄伟的大桥,横跨龟蛇山,我们还要回武汉!武汉,我的家乡,我怀念,接受再教育,最多三年半,我们还要回武汉!”

  由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至今我清楚地记得从来没有一个知青,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唱过这些歌曲。都是在夜深人静时,两三个知己倾诉时,悄悄哼哼。

  记得当时有一位知青连队负责人,针对这些歌的悄悄流行,曾在一次大会上愤怒地说:“唱出了"帝修反"不敢唱的歌,说出了"帝修反"不敢说的话!”我如今想起这句话,感到人性有时是多么的渺小、卑微和脆弱啊。(注:文中歌词根据任进书记忆所写)

  【实物篇】

  写了七本日记,不敢流露心中压抑

  每天都要吃一顿“忆苦思甜饭”高粱壳、红薯梗、花生皮做的窝窝头,每人一个,贫下中农全程监督吃完。

  陈国平说,这种窝窝头吃下去,大便都成问题。另外两顿饭,也都是高粱面或红薯面窝窝头。

  下乡第四天,陈国平就饿得受不了,从祭城十八连农场跑回了郑州。看见宝贝儿子饿成这样,妈妈含着眼泪,买了一挎包烧饼回来,陈国平一口气吃了3个,将剩下3个偷偷藏进了衣服里。

  进入连队宿舍,几位贫下中农上来就搜身。烧饼被搜了出来,一位贫下中农不愿意:“还将烧饼藏起来呢,摆明不和咱贫下中农交心嘛!”接着,他们商量着要开专场批斗会,陈国平好说歹说,批斗会总算没开,但接下来的两天,在大会上陈国平都被点名批评。

  在上山下乡期间,陈国平写了7本日记,里面全是“战天斗地”的豪言壮语,他说在那个特殊年代,就连日记里的话都言不由衷。

  种地之余,陈国平和同学还肩负起“搞副业”的任务,到火车站搬运铁锭。他们两人负责一辆架子车,将一车铁锭从一个站台拉到另一站台。一天,在搬运铁锭下坡时,一车铁锭扣在了同学身上,当场将人砸死。时隔一年,又有一位女知青在干活时,右手4根手指被落下的机器砸断。

  同学的悲惨经历,让陈国平伤心不已,而每天的种地生活,也让他心中充满郁闷。“那时,我开始反思,是我思想出问题了,还是这个上山下乡有问题。”

  在日记本中,陈国平用诗歌写出了内心的彷徨:“……眼前一片迷迷茫茫,怎能看到郑州的模样,辛酸的眼泪滚滚流淌,我的心像刀割一样。上山下乡四年时光,多少人儿精神失常,年轻人儿像老人一样,满面胡须鬓发苍苍。”

  后来,有知青看到这首诗,提出要给它谱个曲子,这下陈国平紧张了:“当时我马上要当兵走了,万一传开了,兵当不成了,肯定要被打成反革命!”于是,陈国平悄悄将这首诗从日记本中撕了。

  时隔近40年,陈国平又当着河南商报记者的面,将这首诗默写了下来。

  能将生米做成熟饭,农场发了张喜报

  能将生米做成熟饭,还会改进煤灶节省煤,宋一山为此获得了喜报。

  1970年12月,初中毕业后,家住郑州市区的宋一山作为先遣部队,来到侯寨做知青下乡前的准备工作。

  垒厨房、腾房子、运床板、买炊具,在第一批知青下乡前,宋一山就忙乎了一个多月。

  在连队里,不会做饭的宋一山,第一次学着做饭,并且很快当上了炊事班长。

  宋一山最大的优点,是善于根据煤的形状,适时改进煤灶,一天下来,能比别的连队节约几十斤煤块。

  “当时,每人每月生活费不能超过10元。”宋一山说,节约了煤块,意味着大家买米买面的钱增加了,每个月下来,他们都能比别的连队多吃一些粮食。

  宋一山的另一个优点,就是能将生米做成熟饭在当时,很多连队同学都不会做饭,吃的饭都半生不熟。

  “可能是这两方面原因吧,农场给我家发了一份喜报。”宋一山说,喜报直接送到了他家里,将父母高兴坏了。

  时至今日,宋一山还保留着这张喜报,让他遗憾的是:当年获得的一些奖状已找不到了。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如果您提交过一次失败了,可以用”恢复数据”来恢复帖子内容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