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霞飞: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划“一月革命”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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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划所谓“一月革命”始末

霞飞


  发生在1967年1月的所谓上海“一月革命”,曾被“四人帮”标榜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立下的一个“大功”。在“四人帮”得势时,他们在上海还专门搞过“一月革命”展览,颇有让“一月革命”流芳百世之意。而实际上,所谓的“一月革命”并非“四人帮”所说的“革命的里程碑”,而是“四人帮”制造动乱的一座“耻辱碑”。
  
  毛泽东在1966年底对搞文化大革命有了两个新的想法。他的这两个新的想法通过1967年元旦社论反映了出来
  
  1966年8月,文化大革命经过全面发动后,全国立即陷入一片混乱状态。毛泽东原来预想的搞文化大革命的依靠力量———由青年学生组成的红卫兵组织制造了数不清的“越轨”事件。毛泽东开始对红卫兵组织失望了,由此,他对搞文化大革命产生了两个新想法。
  第一个想法,是依靠工人阶级造反、夺权。毛泽东设想,在“文革”的下一阶段,工人阶级应该成为主力军。为此,他支持了王洪文一手制造的“安亭事件”。他还多次指示中央其他领导人要支持工人参加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还强调,工人应该把搞好生产和参加文化大革命二者统一起来,既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又必须坚持8小时工作制,遵守劳动纪律,完成生产任务。
  毛泽东的另一个想法,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那一部分权力夺回来。1966年12月21日,他在接见波兰共产党临时中央的杨力时说:一大群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的人,已经变成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12月26日,从不为自己做寿的毛泽东破例为自己的生日举行家宴,参加者有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文革”人物。宴会开始,当参加者举杯高呼“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时,毛泽东发出了惊人之语:“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其实,说话一贯幽默的毛泽东表达的是这样一个想法:无产阶级一定要把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那部分权力夺回来;只要把被修正主义分子篡夺的权力夺回来,即使乱一点也不要紧,可以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文革”人物们却立即抓住这句话,借题发挥,要大干一场,趁乱篡夺更多的权力。他们回去后商议,准备把毛泽东这句话拿来作为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的标题。长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深谙毛泽东工作作风的陈伯达深思了一会儿说:毛主席虽然说了这句话,但是如果直接把这句话用作元旦社论的题目,太直白了些,毛主席内心也不见得满意。于是,他们放弃了这一打算,另外拟定元旦社论题目。
  毛泽东这两个新想法,在1967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的元旦社论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篇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是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社论中提出: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展开总攻击的一年。在1967年,工厂、农村要“抓革命、促生产”,大搞文化大革命。在这里,毛泽东把无产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放在了搞文化大革命的主力军的地位,而把青年学生等归入了“其他革命群众”之列。毛泽东所说的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起“总攻击”,就是要从他们手中全面夺权。
  1967年,就是在毛泽东上述心态下开年的。
  
  张春桥暗示王洪文,不能让走资派干了,要从他们手中夺权,于是有了王洪文大闹东湖会议的一幕
  
  在文化大革命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体会到,毛泽东虽然主张通过群众斗争这种“乱”的方式夺“走资派”的权,但他的内心并不想出现全面动乱局面。周恩来设想可以由各地党委的领导干部牵头,说服、组织各地普遍出现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一起维护社会稳定,把生产搞上去。上海是工人集中的地方,他想在上海试验他的这一构想。于是,1967年元旦过后不久,周恩来就打电话给正离职休养的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让他带病出来工作,把上海较大的工人造反派头头找到一起,贯彻“抓革命、促生产”的精神。陈丕显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后,于1月初抱病出山,在上海东湖路上海市委招待所(陈丕显出来工作后的临时办公地点)召集各路造反工人头目开会。当时上海工人造反组织有70多个,较大的组织有十几个,陈丕显要秘书打电话逐个联系那些较大的工人造反组织的头头。这些造反组织的头头听说是周总理指示召开的会议,就都来参加了,连赫赫有名的王洪文也来了。
  王洪文来参加东湖会议另有目的。1月1日,他接到张春桥从北京打来的电话。张春桥告诉他,周恩来要陈丕显出来工作,但陈丕显也是走资派,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夺走资派的权,我们不能再让走资派干了,要夺他们的权,今后的上海,不是陈丕显的,而是上海工人的。张春桥的这些话,对早有“当大官”野心的王洪文有很大刺激作用。第二天,他接到去东湖招待所参加会议的电话通知,心里就琢磨着怎样“轰”陈丕显一“炮”,让他威风扫地,干不下去。
  1月2日下午,东湖会议开始前,王洪文大大咧咧地走进了会场。他把军大衣一脱,在会场的前排坐下,眼睛凶狠地盯着陈丕显。陈丕显早就知道这个会不好开。于是,他便先传达周恩来的电话指示。以周恩来在人民中的威信及当时的地位,造反派的头头也说不出什么话来。陈丕显传达完周恩来的指示后,只说了一个意见:按照周总理指示,搞一个“告全市人民书”。与会人员知道这是周总理的意见,纷纷发言,提出了不少关于稳定社会,“抓革命、促生产”的意见。陈丕显表态说,可以把这些意见整理成一个“告全市人民书”。陈丕显的话音刚落,王洪文立即站起来,指着陈丕显的鼻子斥责道:你陈丕显算什么东西,要造反派听你的?你有你的问题,我们造反派还没有跟你算账呢!上海的工作问题,要由我们造反派来解决,不能由你们走资派来解决,你是上海市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曹荻秋的代表。王洪文这一闹,原市委干部徐景贤也在一边帮腔。二人一唱一和,把整个会议给搅了。
  东湖会议被搅,标志着中共上海市委领导人在造反派的冲击下,已经无法正常开展工作,造反派们要来“领导”上海市的工作了。
  
  从夺“两报”大权到“训令”市委,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造反派实际上已经取代上海市委执政
  
  搅了东湖会议之后,王洪文开始实施夺权计划。先从哪里下手呢?他想到了毛泽东的话:凡是革命,必先造成舆论。如果夺了舆论大权,就可以进一步掌握全上海了。于是,他把目光瞄准了上海的两大报纸———《文汇报》、《解放日报》。两家报纸不仅在上海影响极大,在全国也有很大影响。王洪文要夺“两报”的大权,可谓眼光独具。显然,王洪文并非一个饭桶。但是,干这么大的事,他心里没底,他必须找到中央的“后台”。于是,1月3日,王洪文专程跑到北京,找张春桥、姚文元请示“机宜”。当天,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北京平安里3号解放军报社的二楼密谋。之后,张春桥让王洪文尽快回上海,组织夺取“两报”大权。
  1967年1月4日凌晨,王洪文手下的小兄弟和《文汇报》社的造反派汇合,夺了《文汇报》的权。当天印出的《文汇报》报头换成了仿宋体,并刊登了毛泽东于1957年撰写的文章:《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刊登此文的意思无非是告诉大家,毛主席早就说《文汇报》一直坚持资产阶级方向。当天的《文汇报》还刊登了《文汇报社“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告读者书》,公开表明:“星火燎原”革命造反司令部接管了《文汇报》。1月5日,王洪文的小兄弟汇合《解放日报》的造反派,又夺了《解放日报》的权。这样,上海“两报”大权先后落入了王洪文的手中。“两报”的报道风格也为之一变,攻击上海市委的“火药式”文章充斥版面。
  张春桥、姚文元于1月4日从北京飞抵上海,亲自坐阵督促夺权行动。张春桥提出:夺了“两报”的权力后,要刊登一篇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文章。不是开了一个东湖会议吗?东湖会议的成果走资派不能用,我们可以用。可以借东湖会议上各造反组织的名义,搞这篇文章,题目就叫:《抓革命、促生产,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急告全市人民书》。这篇文章由十几家造反派组织签名,主题是批判走资派以抓生产为名,压制革命、反对革命。张春桥手下的亲信立即动笔,很快就把这篇文章整理出来,在1月5日的《文汇报》上发表。文章见报后,张春桥、姚文元急送中央转毛泽东。送出文章后,他们立即会见各路“造反英雄”,鼓励他们造反,同时要他们团结在“中央文革”周围,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这实际上是暗示各路“造反英雄”必须以张春桥、姚文元为核心,团结在他们周围,进一步去夺“走资派”手中的权力。
  张春桥、姚文元还有更深的打算。他们早已把自己定位在“中央首长”的位置上。区区一个小上海,哪里能够容纳得下他们?但是,上海的权力,也不能丢,必须找一个能够在上海替他们掌权的人。这个人,他们选定了王洪文。因此,此次张、姚回上海,张、姚、王三人已经不分家了,经常在一起图谋上海的大事情了。
  王洪文似乎也感到自己已经成为上海的领导人物了。因为此时的上海市委已经运转不灵了,一切由造反派说了算。但是,造反派也需要有“中央文革”的支持才能真正掌权。现在,张春桥、姚文元支持的是自己,自己在“中央文革”那里有了“根子”,就一定能够成为上海的领导人物。再说张、姚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北京方面的,自己才是上海真正的“一把手”。因此,他也摆起大领导的派头来了,外出乘坐的是当时上海最好的小轿车,后边跟着两辆吉普车,上面坐着由他的小兄弟组成的“卫队”,开会讲话时也开始拿腔使调了,甚至开始对上海市委实施“训令”了。
  1967年1月6日,王洪文等造反派头目在上海市中心的人民广场发起召开万人大会,批斗陈丕显和曹荻秋。王洪文知道,曹荻秋已经是“死老虎”,拉来批斗,不过是为了显示一下自己的威风和“功绩”。陈丕显毕竟还有上海市委领导人的名份,必须把他搞倒搞臭,自己才能在下一步做到“名正言顺”,既掌握上海的实权,又有上海市最高领导人的名份。基于这一考虑,王洪文在批斗会上打了头一“炮”。他的批判发言十分特殊,并没有多少“揭露”陈丕显“罪行”的内容,而是充满了对以他为首的“工总司”(即“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颂词。他反复强调:“工总司”是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而陈丕显、曹荻秋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似乎在全上海,只有“工总司”才是最坚决地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组织,是工人阶级最革命的组织。
  批斗会上,按照王洪文的安排,宣读了“三个通令”,其核心内容是:上海革命造反派不再承认曹荻秋是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市长;陈丕显也必须听从工人革命造反派的指挥;要打倒上海市委,请求中央对中共上海市委进行“彻底改组”;市委成员必须向工人造反派交待自己所犯的“罪行”,“随叫随到”。“三个通令”的发布,意味着上海的实际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了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的手中。
  值得指出的是,这次批斗大会是张春桥、姚文元一手策划安排的。早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就写好了《上海工作简报》,简报中把尚未召开的大会议程都写得明明白白,并断言:这次大会以后“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
  上海工人造反派夺取两报大权的消息,很快传到了毛泽东的耳朵里。1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从上海转来的《文汇报》上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原题目如前述,后来《人民日报》转载时改为此题目,笔者注),他也认真地看了。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夺“两报”权的事,他是持支持态度的。1月8日,毛泽东对此发表谈话说:“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大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之后,毛泽东对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其他成员发出指示:“请你们在二三日内,替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起草一个致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指出他们的方针、行动是正确的,号召全国党、政、军、民学习上海的经验,一致行动起来。”陈伯达等人立即行动,当天就拿出了《给上海市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11日,毛泽东看了这个贺电后批道:“很好。”当天,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这个贺电,并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发出。
  这份贺电最引人注目的是这样几句话:“你们根据毛主席提出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制定了正确的政策。”“你们实行了无产阶级革命派组织的大联合,成为团结一切革命力量的核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命运,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命运,紧紧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你们为全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话正好反映了毛泽东当时的思路:支持工人造反派夺权,然后以工人造反派为核心,掌握地方领导权,同时“抓革命、促生产”。
  
  张春桥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击败竞争“对手”
  
  “一月”夺权之后,上海实际上出现了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三巨头”共同掌握领导权的局面,这自然使其他造反派头目们“眼热”。因此,上海成了权力竞争者的“角斗场”。
  先向张、姚、王发起挑战的是“工总司”下属的“二兵团”司令耿金章。耿金章根红苗正,有组织能力,对王洪文颇不服气。1月15日凌晨,耿金章联络“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等几个造反组织,选拔出数百名善打能冲的骨干,突然冲进上海市委机关大楼,夺下了上海市委的大印。与民国时期搞复辟的张勋思路相同,耿金章以为只要控制了上海市委的大印,就算是掌握了上海市委的领导权。耿金章夺了上海市委大印后,立即发出三条通令:第一条,宣布接管上海市委、市政府;第二条,任命张春桥为上海市委书记兼市长,姚文元为市委第二书记兼副市长;第三条,原上海市委、市政府干部回单位办公。
  听到耿金章夺印的消息,王洪文的脸都急白了。他赶紧给张春桥打电话,请示怎么办。电话那头的张春桥却慢条斯理地说:不要急嘛,我自有办法。张春桥的办法,就是约耿金章“谈谈”。耿金章接到张春桥的电话邀请后,不知底细,带上几十个“护卫”,直奔张宅。张春桥见耿金章带这么多人来“护驾”,心中老大不高兴,但脸上却笑容可掬。他说:莫不是耿司令以为我这里不安全?一句话说得耿金章面红耳赤,忙使个眼色,让“护卫”们散到大街上去。耿金章与张春桥进了张宅内室。张春桥一开口就说:我有三条意见:1、你是共产党员,要听“中央文革”的(张春桥的言外之意是要耿金章听他的指挥);2、你要做团结的模范,你要是搞分裂,上海的工人造反组织就会分裂,你就是罪魁祸首;3、你不能单方面夺权,上海工人应该联合起来夺权。你如果单方面夺权,就会造成大分裂。如果你能做到这些,今后上海市成立革命新政权时,你可以作为新干部的代表人物。张春桥的话里有硬有软,一下子就把耿金章这个大老粗说服了。耿金章表示:退出这次夺权,支持王洪文的工作。张、姚、王三人过了一道难关。
  谁知,按下葫芦浮起瓢。1月22日,“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造反派占领了上海市委机关,宣布夺取上海市委的一切权力。“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中有不少文化人,可不像耿金章那么好骗。张春桥几次派人去做“说客”,都被顶了回来。张春桥见软的不行,就来硬的。他吩咐王洪文带上一千多名身强力壮的小兄弟把“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人团团包围在上海市委机关大楼里,然后由几十个人强行突破障碍,冲进楼里,见到“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人就打,前后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把“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人打跑了,头头也被关了起来,他们掌握上海市大权的梦碎了。
  “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惨败,使一些有夺权野心的人聪明起来。他们认识到,只靠红卫兵的招牌来夺权已经不灵了,必须有更过硬的招牌。不久,这些人聚到了一起,形成了有二千多人的组织。他们打出了“上海市工人造反总司令部、上海市农民造反总司令部筹委会、红卫兵上海市革命造反组织”的旗号,于24日深夜趁王洪文的小兄弟疏忽大意之机,混进上海市委,巧妙地夺了上海市委的大印。而且,他们这次夺印与耿金章不同,耿金章只夺了市委一颗大印,而这伙人却把上海市委实权部门的大印统统夺了去,共计23颗。他们觉得,这下可以把全上海控制住了。在夺权的第二天,即25日,他们向全市发表了《特大号外》,宣布由他们掌握上海全市的大权。但是,他们毕竟力量弱小,心里发虚,在《特大号外》中写了这样一句:“待全市工农商学兵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联合组织机构成立后,即行移交,共同掌权。”张春桥从这句话中看透了这伙人的心虚,于是派徐景贤进入市委大楼向夺权者发出威胁说:你们夺权经过“中央文革”同意了吗?你们未经“中央文革”同意就来夺权,就是政治扒手,就是野心家,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徐景贤这几句话,把这伙夺权的人“镇”住了。他们赶紧承认错误,还当着徐景贤的面交出了23颗大印,撕毁了他们起草的夺权文件,灰溜溜地退出了市委大楼。
  这样,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徐景贤联手,逐个击败了夺权的“对手”,上海的大权已是非张、姚、王莫属了。
  
  从“三十八家联络总站”到“上海人民公社”,《红旗》杂志社论把这个过程概括为“一月革命”
  
  上海的大权,已是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的掌中之物了,因此他们并不急于发表“夺权宣言”。按张春桥的意见,旧政权已经死亡,他们要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地把新政权建立起来。
  张春桥决定建立一个“三十八家联络总站”。所谓“三十八家”,就是上海市三十八家具有一定规模的造反派组织;所谓“联络总站”,就是把这三十八家造反派组织联合起来的总机构。各造反派组织都知道这个总机构是新政权的雏形,他们都想在新政权中占一席之地,因此都非常乐意参加“联络总站”。同时,张春桥也派人对这“三十八家”软硬兼施,逐个“做工作”,这样,“三十八家联络总站”很快就建立起来了。“三十八家联络总站”,如同姚文元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中所说的,“目前已实际行使着政权的作用”,所差的,只是一个名称问题了。
  起个什么名字好呢?王洪文说,叫“司令部”好。姚文元说,叫“协会”好。徐景贤说,叫“办事处”好,最后还是张春桥定了音,叫“上海人民公社”。张春桥自有他的道理,他说:1、这个词与巴黎公社是对称的;2、毛主席最欣赏人民公社这个名称;3、毛主席最近发表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把聂元梓贴到北大的大字报称为“北京公社宣言”。如果叫“上海人民公社”,毛主席一定会赞成的。张春桥这样一说,姚文元、王洪文、徐景贤都说好,所谓“新政权”的名字就这样定下来了。25日,他们把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消息上报中央。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知道了。他认为,这个“上海人民公社”,就是他所预想的在打倒“走资派”后由工人造反派掌握地方领导权的典型。因此,他支持建立“上海人民公社”。他批准并亲自审定《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权》的社论,肯定和支持了上海工人造反派夺权,号召全国“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自下而上地夺权”。
  这篇社论的发表,标志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策划的所谓“一月革命”的成功。此后,张春桥成了上海市的核心人物,实际把持上海党政大权近十年,把上海市经营成了“四人帮”的天下。
  随后,张春桥搞了一个关于“上海人民公社”组织机构的材料送给中央转毛泽东收。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材料后,虽然对“上海人民公社”的名称有保留意见,但他认为,既然新政权的实质是由工人夺权后掌权,就应予支持。他指示“中央文革”起草一篇社论,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夺权表示支持。根据毛泽东的意见,1月3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的社论。这篇经过毛泽东亲自审阅、修改的社论,一方面支持并肯定了工人造反派夺权后的新政权“上海人民公社”的建立,但同时提出,在工人造反派夺权后,应该防止另一方面的问题,即产生无政府主义的问题,因此要克服小团体主义和分散主义;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要实行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反对排斥一切,打倒一切;要防止停止生产,中断交通。这表明,毛泽东在支持全局夺权的同时,开始关注另一方面的问题了。
  
  毛泽东多次召见张春桥、姚文元。他尖锐地指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做法是错误的
  
  1967年2月中旬,张春桥、姚文元飞回北京。他们一到北京,就把所谓“一月革命”的材料托中央办公厅转给毛泽东,目的是“报功”。
  2月12日,毛泽东召见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问了一些上海方面的情况后,直截了当地对他们说:叫“上海人民公社”不好,这里面涉及国家体制改变的问题。夺权以后,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原来打算在北京也叫“人民公社”,后来觉得不妥,就没那样办。上海已经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一时改不过来,可以过一段时间再改为革命委员会。接下来的几天里,毛泽东又多次召见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在谈话中除了肯定上海工人造反队伍发展快,上海的工作“总的来说是很好的”之外,着重强调:夺权后,搞大联合,最好是“三结合”。毛泽东当时所说的“三结合”,是指由老干部、工人造反组织头目、青年学生组织———红卫兵的头头共同组成新的政权领导班子。毛泽东要把老干部也“结合”在新政权之内,这出乎张春桥、姚文元的意外。毛泽东还说:青年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做了贡献,但马上让他们接省市委书记的班还不行。毛泽东的这句话,更出乎张春桥、姚文元的意外。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白:以后的“三结合”的新政权班子的“一把手”,还是要由老干部来当。毛泽东在谈话中还针对张春桥、姚文元的思想,指出了两点:一点是,“‘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是反动的,正确的说法是部分地改善无产阶级专政”;另一点是,“‘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思想是反动的”。最后,毛泽东表示:“上海人民公社”要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这说明此时毛泽东对于建立新政权机构的思路有所改变。此时,毛泽东已经考虑要把一些老干部“结合”进新的领导班子里面去了,不再那么完全相信造反工人能够单独组织起一个他理想中的人民政权了。
  毛泽东敲打了张春桥、姚文元。张、姚二人虽然满肚子不高兴,但不得不服从并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姚文元很快就回到上海。23日,“上海人民公社”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任革命委员会主任。至此,所谓的“一月革命”也就暂时告一段落。
  但这并非事件的最终结局。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随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党人顺应民心,进行了拨乱返正,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历史表明,所谓的“一月革命”并非真正的革命,只不过是一场反动闹剧。
  
党史文苑 20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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