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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硝烟的——红卫兵(锦州文革回忆录,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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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抚今忆昔,四十年之前的那场政治大动乱(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十分深重的巨大灾难。手机站m.yiduku.com可在某些人的刻意掩饰之下,那场历史性的灾难正在从人们的记忆里淡忘。

    既使现在一些小说、戏剧、电视剧和电影等文艺作品里,偶尔出现了文化大革命的情景和场面。也都是一些知识分子或老干部被批斗、进牛棚等,基本上都是千篇一律的雷同情节。于是现在的许多年轻人就都会认为:哇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原来就是这个模样,不就是一群身穿绿军装带着红卫兵袖标,拿着大皮带到处胡乱打人的青年暴徒吗。

    甚至,有些年轻人在到处寻找那些所谓的“牛棚”,其实在当年是没有那种牛棚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呢?就是因为在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上出现了种种误导。其实,当年那场所谓的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十分错纵而复杂的大问题,由于它牵扯着许多敏感的人和敏感的事,就是现在也很少有人愿意谈论和探讨这个问题的。

    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和揭露其真相,在目前言论自由的新时代(比过去那是好多了),是应该正确和理性的探讨这个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大问题了。否则那段悲惨历史就会难免的重演,中国人民还会遭受到巨大的伤害和水深火热的煎熬啊。是中国人善于淡忘历史的灾难吗?不是的。日本军国主义在南京制造的三十万人大屠杀,事隔六十多年人们不是还在牢记吗!那为什么仅仅才过去四十年的文革人们就要忘记啊,在那场史无前例的中国人内部的大屠杀,何止是多少个三十万人,在没有战争和政权稳定的和平年代,这是正常的吗?

    在这里不是想要这个历史伤口再流血,而是要正视事实把那段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在文革中打过人和犯有各种错误和罪行的人,只要他们认识和改正错误那是可以原谅的,因为那是个人鬼颠倒的疯狂年代。但是有些犯有各种错误和罪行的人,现今拿着丰厚的退休工资安度着晚年,可至今不肯承认当年的错误和罪行,这还有一点中国人的良心吗?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啊。想当年,在**和党中央的发动和领导下,数以千万的热血青年(当年的中学生和大学生),积极投身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他们不畏强暴英勇战斗流血牺牲,虽然在当时是被人利用和欺骗的,但其爱国的精神还是可歌可泣的啊。

    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总共只有几个月的时间(用皮带打人和毁坏文物通常是指那个时期),那只不过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一个序幕。而实际上文化大革命的重头戏是:167年1月开始的夺权----168年10月的青年学生(红卫兵)下乡,以至于后来的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全国的学生和工人(包括其它方面的人),从棍棒、大刀和长矛进而发展到步机枪、手榴弹和大炮,进行互相残杀和全面的内战,造成巨大的伤亡和财产损失。在这段历史之中才是最残酷和最激烈的,也正是某些人所最忌讳和极力要回避的。

    君不见,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所上演的电影“枫”,为啥遭到了封杀?不正是因为在电影里真实地描写了武斗之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场面,而触及了某一些人的痛处吗!

    文化大革命带给人们的记忆是不堪回首的,但现在有必要对其进行反思和有一个客观的评价。以安慰那些在文革中被杀(被迫自杀)和武斗中死去的冤魂们,愿这些仍在黄泉之下进行痛苦挣扎的冤魂们,你们安息吧!中国人民会牢记这段历史血的教训。

    作为一个从始至终全程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人,也是一名多次亲身参加过武斗并流过血的红卫兵(当年的中学生),笔者认为有责任把自己的亲身经历如实地写出来,以留给世人和后代作为研究文化大革命那段历史的参考资料,否则事实真相将永远的被掩埋及遗忘。

    位于辽宁省西部的锦州虽然是一座小城市,但也不能幸免地历经了那场文化大革命的腥风与血雨。笔者就是当年锦州的一名中学红卫兵,也是那段血腥历史的见证人。透过锦州看全国,相信读者们会见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真实缩影。

    ------编者(文青)

    穷人150

    (一) 恰同学少年

    164年6月,此文笔者文青以优异的学习成绩考入了锦州市第十二中学。

    文青原先是在锦州市北街第五小学读书,就是个品学兼优的三好学生。他1米70的中等身材(有些瘦弱),性格有些内向和腼腆(像个女孩儿),但也有其正直和刚强的另一面。在小学二年级就曾在学校联欢会上表演过相声,因说到半道忘了台词但由于临时胡编了两句得以蒙混过去,而赢得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赏。其实他在因忘了词而在胡编的时候,当时同学和老师们(包括校长)并没有听出来是在临场发挥。而是被那个做搭档的同学“揭露”出来之后,当老师查阅了相声的底稿方得到了证实,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夸他是急中生智啊。

    文青在刚入小学时,正赶上一五八年的大跃进和大炼钢铁,在小小的校园里也耸立着一座炼铁炉。那些小学生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不但得从自己的家里拿来各种废旧钢铁,而且还得用小手去吃力的打砸着坚硬的铁矿石。最后那场全国大炼钢铁荒唐而劳民伤财的狂热无疾而终,只是在校园里留下了几处成堆的废铁渣(连一点真正的钢铁也没有炼出来)。

    而在一六零至一六三年的困难时期,由于缺少果腹的粮食和没有蔬菜、肉类等副食品,年少的文青和其他的同学们都是在饿着肚子上学。在空闲的时间里,他们这些穷孩子们还得到城外的荒郊及野地,去挖一些各种野菜好回家煮熟了充饥。由于有的野菜是有毒的(不好分辩啊),所以有时吃了之后是上吐下泻的,而且在身上也是经常的有浮肿啊。

    文青的父亲每月从厂子里领来些所谓的“淀粉”,其实就是把玉米棒子上的芯磨碎,再用火碱加工过之后方能食用的一种东西。这种所谓的“淀粉”吃了之后,在进行排泻时是十分的困难啊,经常是被憋得脸红而脖子粗。其实这种东西哪里来的营养呀,只不过是在骗自已的肚子而已啊。当时全中国的人民都在挨饿啊,全国各地都已经饿死了很多的人。文青的亲姑母也在困难时期被饿死,这场天灾**的巨大灾难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由于文青从小就爱好画画和美术,于是就在自己书本上的空白处见缝插针的乱画(因当时家里贫穷买不起图画本),因此没少受到家长和老师的批评和指责。但其班主任老师还是很喜欢他的,于是把他推荐到学校的墙报委员会。那个墙报委员会由大队(少先队)辅导委员直接领导,其成员大都是大队长和大队委员(只有一个是中队长),而他不过是个小队长(属于破格提拔)。文青没有辜负老师和同学们的期望,在学校墙报委员会里积极肯干表现突出,在绘画方面发挥了自己的特长,把墙报办得有声有色很吸引人(包括老师们)。

    文青在学习方面始终是名列前茅,他虚心好学、聪明达智、举一反三。但由于平日里有些不爱说话,又为人十分老实和厚道,因此经常受到一些男同学的欺负和取笑,甚至有的女同学也来欺负他(用书桌前后夹他,使他无法入座)。而文青只是大度的一笑置之,并不与他(她)们斤斤计较和争执。在平时学习上文青的学习水平大都是中、上水平,并不显露其智慧的锋芒,但一到考试都是前三名以内。他在体育方面也是表现比较突出的,尤其在一百米短跑比赛之中经常是获得冠军,在四百米接力赛之中也有着出色的表现。

    文青的同班共有五十六名男女学生,在小学毕业考试升中学时他以高分考上中学,全班仅有七名同学考上中学(当时考中学和现在考大学的难度有些相似)。而与文青一同考上锦州市十二中的,还有一名班里的女同学(朱红),但现在属于是同年级而不是在同一个班。

    有的同学费尽牛二虎之力考上了中学,但是到了中学就跟不上趟了感到学习很是吃力。而文青在读中学时还是感到自己是游刃有余,他的学习成绩在年级仍然是名列前茅。数学和语文那是文青的强项,他的数学答题经常被老师用来给同学们作示范,而语文老师更是很欣赏他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的水平。但俄语老师对他却是很恼火啊(说他对外语不重视),他的俄语水平真是烂得很(仅能是刚刚及格而已)。如果不是后来发生了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很有可能就是一名才华出众的大学生了(真是被命运所耽误了)。

    在上中学期间虽然还是学习很好,但文青仍然是一名老实厚道的学生,不免还是要受到一些同学的冷言冷语和欺负。文青只是埋头认真学习,保持一副与世无争的心态。这种情况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因他在学校组建了第一个红卫兵战斗队而才有所改变。在以后文化大革命的所谓“大风大浪”里,文青由于经风雨见世面变得逐渐的成长起来了。

    165年11月10日,在**的亲切关怀和**的直接指导下,大文痞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在上海《文汇日报》上发表了。这场由**和**等人共同策划下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上海这个东方的大都市就此徐徐地揭开了序幕。

    在11月11----2日期间,北京市长彭真(政治局委员)和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下令北京的所有报纸拒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公然对抗这场突如其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11月2日,在中央军委(以**为首)的指示下,《解放军报》起来进行响应,不但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并发表了编者按,一针见血地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12月21日,**在杭州和陈伯达等人的谈话中,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五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清宫秘史》,有人说是爱国主义的,我看是卖国主义的,彻底的卖国主义”。

    12月22日,**同康生进行了谈话。**再次指出吴晗(北京副市长)的《海瑞罢官》的要害就是罢官,彭真是公然狗胆包天地为吴晗进行辩护和包庇。

    在《人民日报》等首都大报纸都开始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以后,就开始在国内的学术界和学校里引起了一阵又一阵强烈的反应。全国的大、中院校也随之变得不平静起来了,一些年青的老师们首先开始骚动起来,开始写文章和大字报来进行评论和批判。

    12月下旬,邓拓(北京市委副书记)对彭真汇报说:“吴晗现在很紧张,他知道这次批判是有来头的”。彭真愤愤不平地说道:“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管你是什么人,是党中央的主席也好”。他认为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应该是一场学术上的讨论。

    166年1月,彭真和陆定一(中央宣传部长),召集了文教、报刊、北京市和部队的有关负责人,提出了在这场运动之中先要搞纯学术的争论。在这次会议上,康生同彭真和陆定一等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传达了**的声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为了领导这次文化领域的革命运动,党中央成立了“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要的成员有康生、许立群等人。因这个“五人小组”被**所控制,后由“中央文革小组”所替代。

    2月2----20日,**受**副主席的委托,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写出了《纪要》。在《纪要》中尖锐地指出:“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文艺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是关系到我国革命前途的大事,也是关系到世界革命前途的大事”。林副主席在给中央军委的信中指出:“这个纪要,经过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们反复研究,又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用**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时期文化革命的许多重大问题,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月4日,在国家主席**的支持下,彭真指使许立群等人背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康生,炮制出了一个《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即后来人们所说的“二月提纲”。

    2月8日,彭真等人去武汉向**汇报“二月提纲”时,**曾两次质问彭真:“吴晗算不算反党反社会主义?”。在此强大的压力下,彭真仍不肯进行正面的回答。

    2月12日,在中南海的**家里,在**的支持下,彭真等人讨论和通过了《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并以党中央的名义,下发到各地和各部门向全党进行了传达。

    3月28日,**指出所谓的《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混淆了阶级界线,是错误的,严厉地批判了这个资产阶级复辟的纲领。康生和陈伯达站在**的立场上,对“二月提纲”进行了彻底的揭发和斗争,坚决地粉碎了彭真等人的这个资本主义复辟纲领。

    3月末,**在一次谈话中指出:旧中宣部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进入166年的三月,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气味越来越浓。位于辽宁省西部的这座锦州小城,当然也不能是置身于世外桃源的。锦州十二中再也不是一块读书学习的静土了,在校园的大楼里已经出现了十几张大字报,引起了教师及同学们的关注和观看。

    虽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初步开始,但当时的学校还是在正常的上课。在课间的休息时间里,文青等一些热血青年们,三、五成群地跑到走廊里的大字报前,只是感到很新奇地去看其中的内容。这些同学们回到教室里经常的在一起进行议论和探讨,但当时大多数的同学并不对此感兴趣,文青他们的议论时常被走进教室上课的老师所打断啊。

    4月16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的常委会议,讨论和批判了彭真的问题。彭真见风头不对,就下令《北京日报》抛出《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材料和《前线》杂志、《北京日报》的按语。党中央和**识破了这个“舍车马、保将帅”、“假批判、真包庇”的大阴谋,因此下通知给北京的各大报社不予以转载。

    5月7日,**给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写了一封信,这就是那个当时赫赫有名的“五.七”指示。**在信中说:“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5月8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红旗》杂志,开始连续发表署名的文章,吹响了彻底埋葬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进军号角。

    5月10日,上海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对“三家村”和他们的后台彭真展开了全面的批判。并且公开点名批判了“三家村”的邓拓(北京市委副书记)、吴晗(北京副市长)和廖沫沙(北京市委统战部的部长)。

    在**等人的授意之下,“评三家村”和“评燕山夜话”等一系列文章,都由大文痞姚文元纷纷炮制出来进行发表。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许多敏感的人已经预感到一场政治大风暴,就要在中国这片饱受磨难的大地上猛烈地刮起来了。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场空前未有的政治大风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那么大的灾难和浩劫啊。

    当时,学校里的大字报其主要内容,都是批判“海瑞罢官”和“三家村”等,一般都是由年轻的老师们所书写的。其实,学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刚开始时,主要是一些年青的老师来发动并积极参与的。而那些年龄较大的老师们,由于一五七年“反右派”运动的余悸,他们只是在不无担心地观望而已。但是,哪个年代都是有爱国的热血青年们,这些年青的老师们,满怀着对党中央和**的热爱,以笔做刀枪地对“三家村”进行着口铢笔伐啊。

    后来有的青年老师也开始动员学生们来写,于是一些思想比较进步的学生也参加进来,但大多数的学生仍然还是在看热闹。由于文青的文笔较好而又思想进步,所以班主任和同学们都推荐他来执笔。由于有了学生们自己所写的大字报,吸引了广大同学们的注意和效仿,校园里的大字报越来越多了,这时学校里已经进入了文化大革命的初期状态。

    166年5月16日,以**为首的党中央发表了“五.一六”通知,公开号召全国的革命师生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全中国掀起了“革命造反”的红色巨大风暴。

    在**亲自主持和制定的“五.一六”通知中,明确地指出:“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注意这一点”。

    **在“五.一六”通知中还指出:“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在“五.一六”通知中发出了号召:“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内、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尤其不能信用这些人去做领导文化革命的工作,而过去和现在确有很多人是在做这种工作,这是异常危险的”。这个文件提出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吹响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军的号角。

    **对**等人的“二月提纲”进行了批判,认为刘是在招降纳叛,结党营私,拼凑起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自上而下地制定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是中国的赫鲁晓夫式人物,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五.一六”通知宣布撤销由彭真反党集团把持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在六十年代初退居二线以后,由国家主席**主持中国的政务工作,毛仍然是党的主席。但不甘寂默的老毛感到大权旁落,而**的威信在党内越来越高与日俱增,毛开始感到有些不安了。而且,**执行的路线也与老毛颇有不同,这不是在搞资本主义吗?

    但此时,党和国家的许多部门已经都掌握在**及追随者的手里,如果想用正常的手段来搬倒**那谈何容易啊?中央和地方到处都有刘的代理人和追随者。只有发动群众起来进行斗争,方能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这可能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衷。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就是八、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谁人可做起来造反的先锋?**当然首先想到的是青年学生。青年人思想单纯而且狂热,是最容易被人利用的。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于是当**发出了进行“革命造反”的号召之后,马上就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学生们起来进行响应。

    在党中央的“五.一六”通知发表以后,锦州十二中广大师生立即响应党的号召,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革命**。文青所在的班级率先成立了第一个战斗队“革命造反战士”,当时大约有三十多个男、女同学参加了这个革命造反组织(全班有五十八人)。

    文青的班主任(姓辛),是个政治思想比较进步的青年教师。在他的积极鼓动和指导之下,本班级的“红五类”们才敢于成立了前所未有的造反组织。所谓的“红五类”是指当时的家庭出生,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工人、贫下中农组成,是**的基本群众。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那种十分严酷的政治年代,谁如果要成立什么组织或者战斗队,那是要冒着很大的政治风险。因此文青曾经问过辛老师:“我们自己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如果学校领导出面反对怎么办?”。辛老师心有成竹地说:“这是**的号召,不会有事的”。

    由于当年文青他们这些满腔热血的小青年们,满怀着对**和党中央的无限忠诚和热爱,抱着“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革命精神,所以毅然地成立了进行革命造反的战斗队。因为**和党中央现在号召学生们起来进行革命造反,所以文青他们把这个战斗队命名为“革命造反战士”。以此来表示他们是保卫**的革命战士,是追随他老人家起来进行革命造反的,以此来用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无产阶级的江山永不变色。

    因为在那时锦州市还没有什么类似的学生造反组织成立,所以十二中学校的领导和党委并不赞成和支持这个造反组织。教导处荆主任(是个很严厉的老头)来到了“革命造反战士”战斗队,他代表校党委和校长对文青他们进行训话:“谁批准你们成立这个造反组织了?你们要立刻解散私自成立的造反组织,要在学校党委的统一领导之下闹革命”。

    由于当时的革命师生们是“奉旨”造反,所以文青等学生们不服的和教导处荆主任辩论起来:“**和党中央号召我们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们成立这个造反组织就是为了能够更好的参加文化大革命”,“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你们如果不听从劝阻,将要承担其一切严重的后果”,那个荆主任悻悻而去。因他平日里好得罪人,以后遭到师生们的批斗而靠边站。而在背后指使他的校党委女书记(姓李),后来也被文青他们揪了出来和进行了批斗。

    文青他们第二天以“革命造反战士”的名义,在校园里贴出了炮轰校党委的第一张大字报,立刻在锦州十二中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校党委在惊慌失措之下放出了风:反对校党委就是反革命,要秋后算账云云。而董校长等一些人却不以为然,让学校总务处继续提供纸张和笔墨等用品,在暗中表示同情和支持“革命造反战士”的师生们。

    在革命暴风骤雨的大潮流之下,许多的革命师生也站了出来贴大字报和大标语,坚决支持文青他们炮轰校党委的革命行动 。当然也有一些少数的师生站在校党委的立场上,贴出了大字报进行反击。观点对立的双方师生们用大字报,在学校里展开激烈的大辩论。

    当时在全国还没有红卫兵这个名称和组织,在锦州市其他的大、中院校也是刚刚进行文化大革命的造反活动,尚未成立什么造反派组织或战斗队。锦州十二中的“革命造反战士”学生造反组织,可以说是锦州市大、中院校学生(红卫兵)运动的先躯和开拓者。

    5月25日,以聂元梓为首的北京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在校园里贴出了炮打学校党委的大字报,也就是人们当时所说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引起了**的重视。

    5月28日,林副主席在党中央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极为重要的讲话。林副主席根据**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根据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严重事实,根据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特别是苏联的赫鲁晓夫集团篡党、篡政和篡军的教训,对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反革命颠覆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精辟的阐述。林副主席还在会议上,彻底地揭露和批判了彭、罗、陆、杨集团的反党罪行。

    林副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愤慨的说:“北京市委水都泼不进去,针也插不进去,党外搞党,党内搞派,**、周总理和其他同志都有感觉,我也有感觉”。

    6月1日,**决定在中央广播电台和各大报纸上,公开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这是一个出乎人意料之外的战略举动,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撼。

    这是个伟大的战略措施,是向全党和全国人民直接发出的战斗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革命群众,自下而上地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揭露和斗争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粉碎资本主义复辟阴谋,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这个伟大的战略措施,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从此,一场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这个伟大的战略措施,向全国人民指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今后被继续革命的主要对象、以及人民群众所要走的革命的道路和斗争的方法。

    166年六月初,北京的一些学校革命造反师生成立了“红卫兵”这个组织,紧随之首都各大、中院校的学生们也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北京的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地展开了,在全国各地引起了极为强烈的反响,于是一些外地的革命师生纷纷来到北京学习和取经。

    6月3日,**中央决定改组旧北京市委,成立了以李雪峰为首的新北京市委。**还在同日制定了“中央八条”,规定“内外有别”、“大字报不要上街”、“开会在校园内开不在街上开”和“不要上街游行”等等。对已经兴起的北京学生运动进行种种的限制。

    6月4日,刘、邓把他们的所谓“亲信”陶铸(中南局第一书记),从中南局调来北京任中央书记处的常务书记兼中宣部部长,并替代了原中央宣传部的部长陆定一。

    6月日,**在杭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示说:不要急于派工作组。还说道:可以不派嘛,乱就乱他一阵。但此时,**已经下指示派出了大量的工作组。一个国家主席和一个党中央主席,就这样顶起了牛,此时**已是进退两难和“骑虎难下”了。

    6月中旬,锦州十二中也派来了工作组,还成立了以李书记为首的校文革领导小组。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校文革小组网罗了一部分师生,对“革命造反战士”们进行围攻。

    6月28日,**亲自批发了中南局“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和意见的报告”。并且指示说:“在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攻击我们的时候,不要急于反击,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等到牛鬼蛇神大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反击”。

    根据**“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党”的指示,各学校的工作组进行反击了!清华大学的蒯大富被斗争,甚至在校内关押起来,还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

    **指示说:“要把蒯大富当活靶子打,批倒了他们才能巩固工作组的地位。资产阶级不给我们民主,我们也不给他们民主”。在仅将近一个月的短短时间里,北京就有近万名学生被打成“右派”、“假左派,真右派”和“反革命”,其中有的学生被迫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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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1-03-03

(二)朝圣北京大学

    7月初,**又下达了批示:“中学文化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审查教师队伍”。**还指示说:“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他把斗争的锋芒,又指向了中学校里的老师们。

    7月中旬,在工作组的支持之下,校文革领导小组以“暗中组织和操纵成立战斗队,反对校党委”的罪名,把辛老师打成了“政治扒手”并予以停职检查。还整理了“革命造反战士”们的黑材料,准备以后对这些学生们进行“秋后算账”。许多站在工作队和文革领导小组立场上的师生们,也用大字报对辛老师和“革命造反战士”们进行了大围剿啊。

    “黑云压城城欲坠”啊,锦州十二中的学生运动跌入了低谷。文青他们心情沉重地哼唱着:“抬头远望北斗星,心中想念**”,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战斗,不断地用大字报和大辩论来进行反击,一些革命的师生也用大字报对他们“革命造反战士”进行声援。

    7月18日,**在武汉畅游了长江之后回到了北京。第二天,**就尖锐地指出,在文革中派工作组是错误的。还定性地说,派工作组是犯了方向性和路线性的错误。

    7月20日,**刚刚回到了北京,就立即听取了革命群众的呼声,对**派工作组很是不满。她尖锐地指出:“派工作组这个形式是错误的,他们的工作内容尤其是错误的”。

    从7月22日起,**和周总理、陈伯达、康生等同志,带着**的委托到各高校深入群众,一边搞调查研究,一边传达**的声音,最有力地支持了师生们的革命行动。

    处在逆境中苦战的十二中“革命造反战士”们,闻知北京大学的师生们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并在斗争中取得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为了取得北京红卫兵的斗争经验,经过大家的商议决定到首都北京(北京大学)去学习和取经,以便回来更好地进行本校的文化大革命。

    三十多个男、女“革命造反战士”,不顾学校文革小组及工作组的阻挠。他们共同(自费)到车站购买了到北京的火车票,满怀着革命的激情从锦州出发到北京去取经啊。

    锦州十二中“革命造反战士”的这些学生们,乘坐的是从北而来路经锦州的长途火车,(通化到北京)在锦州的开车时间是下午六点多,得经过将近一宿的时间才能到达北京。

    文青他们这些十六、七岁的学生们从来也没有出过这么远的门,更别说是去过北京了(人们心中的革命圣地),大家都十分感到心情激动和兴奋。一路之上,文青和同学们谁也没有睡意,都在叽叽喳喳的在说笑着。虽然是夜行车看不到车外的风光和美景,但丝毫也不影响同学们的兴致。轰隆隆的火车急速行驶在京沈铁路线上,一个又一个闪着万家灯火的大、小城市从车窗外徐徐而过。文青他们这些进京朝圣的学生,恨不得立刻就到达北京啊。

    经过将近一夜的长途行驶,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声响,火车喘着粗气缓缓地停在了北京新站(西站)。火车窗外的天色已经是麻麻亮了,锦州十二中的学生们互相打着招呼走下了火车。这些学生在站台上清点了一下人数,然后排着队走出了北京火车站。由于他(她)们左胸上戴着“革命造反战士”的红标志(类似当时人民代表的标志),所以人们还真弄不明白文青他们这些人是啥身份,许多人纷纷向他(她)们投射过来好奇的眼光。

    在北京火车站外面的大街上,他(她)们看到了这样的一幕:几十名中学生模样的人(戴着北京红卫兵的袖标),正在弯着腰在大马路上用石灰水刷写大标语 “外地的师生们,滚出北京去!”。“还以为是欢迎咱们呢”,“这不是排外吗?有什么了不起的”,文青他们这些人站在马路边小声的嘀咕着。从锦州千里迢迢而来的十二中革命学生们,本来是满怀着十分高兴的心情来到了首都北京,现在都感到有些不解和困惑。从这件小事中就可以看出,当时北京的一些红卫兵是多么的极左和排外(给外地来京的革命师生留下了很坏的印象)。

    当时,北京“西城区纠察队”等极左的红卫兵组织,喊出了:“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进行了一些挑动群众斗群众的活动。对这种危害极大的反动血统论,党中央和中央文革小组进行了坚决的打击。**对此进行了批判,她说:“阶级路线是党的生命,同志们应该关心、重视”。一再强调红卫兵要坚决依靠群众,团结大多数的人。

    锦州十二中的“革命造反战士”学生们感到腹中已饥饿,就来到了路边的一个小胡同里小饭馆,买了一些油条和豆腐脑狼吞虎咽的吃了起来。吃完饭大家又休息了一会儿,然后决定立刻出发去北京大学红卫兵的发源地朝圣。他(她)们乘坐大公共汽车在西直门又倒了一次车,然后就乘车直奔城郊处的北京大学而去(感觉是到北京大学的路途是很远的)。

    在**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以后,作为红卫兵发源地的北京大学,其文化大革命运动热火朝天的展开了。鉴于**所进行的历次运动之中的经验,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国家主席),下达指示向各院校派遣了工作组(以指导文化大革命的进行)。

    北京市委派出了以邓拓(市委副书记)为首的工作组进驻了北京大学,配合北京大学的党委统一领导本校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市委工作组以及学校党委参与和介入了运动,就与进行革命造反的大多数师生们产生了矛盾。北京大学的革命师生们指责市工作组和学校领导,压制和破坏本校文化大革命的进行。为了调查和解决北京大学的一些现有矛盾,康生派出了以曹轼欧(康的夫人)为首的中央调查小组,于5月中旬至下旬也进驻到了北京大学。

    166年5月25日,以聂元梓(北大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支部书记)为首的七名教职员工,在北大校园里贴出了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

    这张所谓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引起了巨大的轰动,随后就有一千多张大字报贴了出来表示支持。本来就已经不平静的北京大学校园,立刻变成了大字报的汪洋大海。从此以后,北京大学就已经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圣地。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全国各地革命师生,来到北京大学看大字报和抄写大字报,进行革命的学习以及取得斗争经验。

    5月31日,陈伯达接管了《人民日报》。并于6月2日,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了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在全国范围内造成了很大的政治影响。

    在5月底和6月初,北京清华附中、地质附中、石油附中、北大附中、二十中等学生,他们自发地成立了名叫“红卫兵”的造反组织,意思是**和党中央的红色卫兵。这些中学生大多数是**,他们成立组织是一种革命的狂热和政治上优越感的表现。

    6月2日,北京大学进行革命造反的学生们,成立了第一个大学“红卫兵”组织。

    清华附中的由**所组成的“血统论”红卫兵,他们于6月20日、7月4日和7月27日,分别贴出了“一论”、“再论”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随之他们遭到了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的压制,并强令他们解散私自成立的红卫兵组织。

    7月2日,北京新市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首都大专院校和中等学校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周总理在大会上传达了,**提出的文化大革命的三大任务:一斗、二批、三改。并且正式宣布撤销所有的工作组,而赢得全场的长时间而热烈的鼓掌声。

    而**也在这次大会上做了检讨,他说:“怎么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太知道-----我也不晓得。我想党中央其他许多同志,工作组成员也不晓得----有时没犯错误,人家说你错了,是不是?那时自己也莫名其妙”。干练的老刘此时也是晕菜了。

    166年七月末,北京市委被迫撤消了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组,而北大的党委以及校领导等人立刻陷入了灭顶之灾。成千上万的大字报像炮弹似地砸了过来,以陆平和彭佩云为首的北京大学党委已经靠边站了,并且还面临着被革命师生们批判和斗争的命运。

    7月某日,也就是陆平和彭佩云等人,在北大遭到批斗的前一天,文青等人来到了北京大学。到达北京大学时已是上午点来钟,锦州十二中“革命造反战士”的学生们,就像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样,东看看西瞧瞧连眼睛都感到有些不够用了。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到处都是大字报棚(用芦席搭的),简直就是大字报的海洋啊,有很多很多的各地革命师生正在观看和抄写。于是文青这些锦州来的十二中学生们,他(她)们挤在人群里看了一会儿之后,也赶忙掏出早就准备好的钢笔和本,拣自己认为重要或有价值的大字报抄写起来。

    到了中午时分,锦州十二中的这些学生们又聚集了在一起。他(她)们吃了一些从家里带来的面包又喝了些水,然后就互相交流起各自的心得和抄来的大字报。稍做休息之后,大家又分头去看大字报和抄写大字报去了。到了下午四点来钟,大家都拖着十分疲劳的身体回来了,这一天同学们的收获都是不小啊,大家带来的黄挎包里都几乎装满了抄来的各种材料。这些男、女同学们都累得坐在校园内的草地上,谁也不愿意再站起身来进行活动了。

    由于天色已经将晚了,文青和两名同学(其中有一个是女学生)就站起身来,去找北京大学的“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好安排这三十多名男、女同学们的住宿问题。

    喝!北京大学的“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里,现在已经是人满为患了大家嘻嘻嚷嚷的一片杂乱。一个接待站的红卫兵对文青等人说道:“现在只有搭在操场上的大席棚还可以给你们挤出一个地方,不知你们能否将就一下”,文青等人连忙答应和称谢。那个红卫兵有些歉意的说道:“真是不好意思啊,来的人真是太多了,我们都忙得不可开交了”。

    那个红卫兵又向他们透露一个消息:“明天,召开批斗陆平和彭佩云的大会,欢迎你们来参加啊”。“陆平和彭佩云都是些什么人啊?”,一个女同学问道。“一个是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另一个是校党委的副书记,他(她)们在工作组的支持之下,压制和打击我校的广大革命师生,顽固地推行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北京大学的那个红卫兵回答说。

    北京大学“外地革命师生接待站”的红卫兵,领着文青等人来到操场上的大席棚区,找到了管理大席棚的他们本校同学说明了情况。那个北大同学在一个大席棚里指点了一下位置说:“这个地方就是你们的了,你们的晚饭我们现在还没有能力来供应,你们自己请便,但开水还是能满足供应的。”。“谢谢啦”,文青等人向管理大席棚的那个红卫兵连声称谢,一切安排妥当之后,那个带着文青等人来看住宿处的接待站红卫兵告辞而去。

    留下两个同学在那里看守地方,文青转身去通知那些“革命造反战士”的同学们。“咋你一个人回来了”,“找着晚上住的地方了吗?”,坐在草地上休息的同学们七嘴八舌的问道。“已经找好住的地方了,他们两个人在那里看守地方呢,大家都起来,到那里去看看吧”,文青说道。十二中的同学们纷纷站起身来收拾好行装,跟在文青的后面向大席棚的方向走去。

    大家跟着文青来到了校园里的大席棚住宿处,这个大席棚真是不小啊,足能住下一百多号人,地面上是一个挨着一个的草垫子。这种大席棚在操场上到处都是,一座挨着一座简直是数不清,每个席棚上都编有号码(否则外出回来还真找不着自己的住处)。住的条件虽然是简陋点但大家也就只好将就了,二十多个男学生住在靠门口处,而十多个女学生就住在里头。安排好住处以后,大家开始自由活动。有的是三、五成群去吃饭,也有的到学校外面去闲逛,还有的躺在草垫子上休息。入夜以后,由于同学们都很劳累就相继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同学们连脸都没有洗就上校外的小饭馆吃饭去了(北京的小饭馆可真多啊)。早上约八点多钟,北京大学的批斗大会现场就已经集聚了数万人,其中也有很多的人都是外地来串连的革命师生(主要是看热闹和学习)。文青和他的同学们都也跑去看热闹,由于他们去得晚了所以只能站在人群的后面观看,整个宽大会场挤满了黑压压的人。

    此时批斗大会的会场上,是红旗招展口号声震天动地啊。北京大学的党委书记陆平和党委副书记彭佩云,低着头被本校的红卫兵们押解着,走上了批斗台。“打倒陆平,打倒彭佩云!”,这时有人在台上高呼起了口号。“北大党委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在台下也有人在高声地进行呼应。台上和台下的口号声真是时起时伏啊,不时地还有人站出来发言进行大批判。面对这种数万人的大会,文青等锦州小城的学生们,上哪里见过这种热闹的场面?他(她)们这回算是开了眼界,同时也从这里初次学到了开批斗大会的经验。

    8月1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开幕了,这次会议是在**主持下进行的。

    8月1日,**写信给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信中说: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还指出:“马克思说,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无产阶级自己就不能最后地得到解放。这个道理,也请同志们予以注意”。

    **热烈地支持了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蓬勃地开展起来,广大的红卫兵小将们,敢打敢冲,英勇地捍卫了**的革命路线,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是红卫兵的最高红司令,红卫兵小将永远忠于**。

    锦州十二中的“革命造反战士”们,在北京大学通过阅览和抄写大字报,取得了许多的革命经验啊,也都亲身经历了数万人批斗大会的火热场面。他(她)们不愿再从北京大学逗留了,急于回锦州去成立红卫兵组织,以便更好的在本地开展文化大革命。

    锦州的这些学生们在中午时分乘坐汽车,从城郊的北京大学返回了城里。为了瞻仰心中的革命圣地北京**,他们特意的从**广场下了公交汽车。他(她)们在**(含广场)和大前门等地点游览了半日,然后就乘当天夜晚的火车返回了锦州。

    北上出关的火车,载着归心似箭的锦州十二中赴京取经的学生们,在夜色之中轰隆隆地奔驰在京沈铁路线上,这些同学们通过此行仿佛都变得一下子成熟起来了。

    位于辽宁省西部地区的锦州市,是一座仅有四十八万人口的小城。由于扼守在辽西走廊这条连结关内外的咽喉要道之上,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是个举足轻重的战略要地。因此有一个军(陆军第四十军)的兵力在这里驻防,另外还有陆军学校(沈字四一三步校)、海军学校(海字四三七通信学校)和空军航校(空字第三航空学校)等部队。

    锦州还是一座新兴的工业城市,在这里汇聚着各种高、精、尖的企业和科学技术,在当时是国务院树立的一面红旗(类似于现在的深圳特区)。当年在全国的宣传口号就是:“工业学大庆,新兴工业学锦州”,**和党中央都给予过十分高度的重视和评价。

    杜良:出生于120年,河北荣成人。他13年参加革命,156年当选为锦州市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工业。他较早地意识到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因此积极地发展锦州的地方工业。他不辞辛苦,不畏风险,深入实际及深入群众,为推动高新技术产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165年,在国务院召开的杭州“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锦州被命名为“大庆式新兴工业地区”。杜良代表锦州市出席了这次会议,并介绍了所取得的成功经验,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充分肯定。会后,立即在全国工业战线掀起了向锦州学习的热潮。

    从五十年未至六十年代中期,锦州人白手起家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建立起一系列的新兴工业。主要有辽宁晶体管厂、锦州石英玻璃厂、华光电子管厂、锦州光学仪器厂、锦州航海仪器厂、锦州电炉电机厂、锦州合成纤维厂、锦州无线电六厂、锦州半导体元件厂等高新企业,为中国的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尖端产品,提供了必不可少的零配件。

    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经过广大干部和群众的苦干实干加巧干,锦州的新兴工业共生产和试制了213种新产品。生产出了国内的第一支晶体管、第一根石英玻璃管、第一台真空感应电炉、第一台便携式半导体收音机、第一根锦纶丝、第一束人造塑料花、第一台比较显微镜、第一台真空镀膜机、第一台电子轰击炉等,成为全国工业战线上的一面令人注目的红旗。锦州新兴工业当时所生产的东西,不但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就是在国外也是处于高尖的领域。这些高新产品不但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加强了国防的实力。

    锦州的新兴工业对全国人民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全国各地前来锦州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就连南来北往的旅客列车在经过锦州之时,车上的女播音员都会用十分自豪的口气来进行介绍:“本次列车的前方就是锦州站,锦州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英雄城市,也是一座全国闻名的新兴工业城”。女播音员还提醒大家:“前来参观和学习的旅客们,请在锦州车站下车”。并且在各节列车厢的广播喇叭里,也播放起了斗志激昂的“锦州人之歌”:

    延安的精神,大庆的路。

    锦州人艰苦奋斗干革命,革穷的命,穷革命,锦州人创造出一个新兴工业城。

    走我们自己的道路,攀世界科学的高峰。

    锦州人白手起家闹革命,锦州人一穷二白自力更生!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1-03-03

令人感叹的是,这么一首当年脍炙人口的“锦州人之歌”,已经被人们无情地淡忘了。在锦州现在的八十多万市民里,已经没有几个人还知道曾经有过这首歌,更不用说有人会把她完整的唱出来。人们正在可怕的沉沦下去啊,曾记否?我们锦州也曾经举世辉煌过啊!

    暂且把话题拉回到现今,许多的锦州人在咒骂着工厂的纷纷倒闭和破产,其生活处于贫困的境地。但你们可曾知道,不就是你们或你们的父辈把大好的锦州新兴工业摧残了吗?你们现在丢的只是个饭碗,可是当年保卫新兴工业的人,不但丢了饭碗而且连生命也丢了。

    如果锦州新兴工业发展到现在,很有可能不亚于目前的广东的深圳啊。要知道既使在如今的改革开放年代,锦州的那些高、新、尖产业也会占有一席之地的。可是在现时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的啊,壮哉、悲哉而哀哉的锦州新兴工业,当年的疯狂是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就是这样一面得到中央的肯定和支持,而且全国人民都在认真学习的红旗。在后来爆发的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里,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其操纵的群众组织,诬蔑为“黑旗”并进行了打倒和摧残。不但是对锦州人民,也是对全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在那场残酷的文化大革命期间,当时任主管工业的锦州市委副书记杜良,遭到了残酷的迫害和蒙受了不白之冤。但他一直坚持同极左路线进行斗争,为捍卫锦州新兴工业舍生忘死,表现了一个**员刚正坚韧的风骨。而所谓杜良的“十大弟子”,锦州新兴工业的各单位领军人物,如马占一、张学明、张绍先、万福林等厂长们,也都被全部被批判和打倒。

    锦州的十几万英雄儿女,为保卫锦州新兴工业这面社会主义红旗,奋起与极左势力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血战。虽然在后期遭到了“四人帮”爪牙们的残酷镇压,但是虽败亦荣啊。

    可是直到现在,有人能说得清当年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什么要打倒新兴工业吗?为什么两派的群众要互相残杀而命丧黄泉吗?恐怕没有人能够说得明白,也没有人肯愿意说得明白和承担其责任的。在锦州决不是一个小数目的人,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文革的牺牲品。没有人会为他们这些死难的冤魂进行哀悼和缅怀,有的只能是亲人们痛苦而酸楚的眼泪。

    唐山大地震是大自然带给我们的灾难,我们的民族默默而坚强的承受了,我们尚且要悼念那些可怜的死难同胞们,而且还为他们树立了抗震的纪念碑。可是有很多的人对人类自己制造的动乱和灾难,却显得十分的麻木和无奈,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和心安理得的,不需要任何人来承担其责任的。悲乎,哀乎,谁会为在文革中死难的同胞们树立起一座碑文啊?

    文革结束后,杜良被平反昭雪并调到抚顺任副市长等职。10年,杜良因病去世。党中央及省、市领导都感到很痛心,沉重地悼念我党失去了一位好党员、好干部。

    锦州新兴工业与杜良的名字紧紧相连,锦州人民将诚挚地感念他创办新兴工业的历史功绩。而那些极力摧残锦州新兴工业的人,也必将永远地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穷人150

    (三)我们是**的红卫兵

    锦州十二中的学生们斗志昂扬地从北京回到锦州以后,文青等人立刻就把“革命造反战士”改成了“**思想红卫兵”,成为锦州十二中的第一个红卫兵组织。

    “革命造反战士”过去仅是从一个班级里所成立的革命造反组织,而“**思想红卫兵”这回则是面向全校的革命师生。虽然是在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队伍,但要想加入这个红卫兵组织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参加的学生们都必须是“红五类”出身,否则你就只有在一边羡慕的份了。文青在小学时的那个女同学朱红,也带着十几名学生前来参加。

    “我们是**的红卫兵,大风浪里炼红心。**思想来武装,横扫一切害人虫。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文青他们高举着印有“**思想红卫兵”的大旗,左臂戴着红卫兵袖标,高唱着“红卫兵战歌”,大张旗鼓的在十二中校园里进行革命造反活动。

    自从“**思想红卫兵”成立以后,在十二中的校园里引起了强烈的连锁反应,又先后有一些红卫兵组织相继成立,但要数文青所在的红卫兵组织人数最多,在学校里的影响力也是最大。现在进入革命**的锦州十二中,也像是全国其他的学校一样,已经不能安放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前段时间派来的上级工作组,不知在啥时已经悄悄地溜走了。

    以李党委书记为首的校文革领导小组,现在已经没有人买他们的帐了,都一下子变成了红卫兵们的斗争对象啦。就是连那些原来站在工作组和文革领导小组一边的师生们,现在也都是纷纷地进行“反戈一击”了。这些起来进行革命造反的红卫兵和学生们,为了显示他们的革命性和斗争性,开始进行批斗学校的领导党委书记、校长和教导处主任等人。

    那些家庭出身不好的老师们,以及历史上犯有各种错误的老师们,现在都已经是在劫难逃啊,什么“黑五类”啊、什么“反动的学术权威”啊、什么“里通外国”啊、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其罪名那简直就是随手可得的,有的老师也确实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大部分的老师都是家庭出身不好(尤其年纪较大的老师),而出身好的青年老师并不多。

    当时所谓的“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

    有一些平常人际关系不怎么好、对学生态度野蛮粗暴的老师,也受到了一些同学们的冲击和批判。最先被红卫兵们揪出来的老师就是荆老头,因为他是学校的教导处主任对人很严厉,平日里就得罪了许多的学生(尤其是劣等生们),现在学生们起来造反了他是首当其冲。

    还有什么“白萝卜、红萝卜、青萝卜和糠萝卜”,其实就是在拿老师们的名字来取乐,这已经失去了革命斗争的严肃性。如白萝卜,叫白某某;红萝卜叫刘某某是个女老师,因同学们说她是假积极才给起了这个外号;青萝卜叫高树青是个数学老师,同学们说他是“反动的学术权威”;而糠萝卜叫康某某是个青年老师,因生活作风不好也被列入了“四大萝卜”。

    那些在运动刚开始时贴大字报的年青老师们,有的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如辛老师、王老师、刘老师等人),有的靠边站当起了逍遥派,也有的遭到了同学们无情的批判。

    在运动初期被打成“政治扒手”的辛老师,被平反以后也参加了文青的红卫兵组织。在“革命造反战士”遭工作组和学校党委打压时,大多数的同学其实都已停止了活动,只有文青等七、八个同学在坚持斗争,真所谓是大浪淘沙。在革命造反的斗争中,由于文青立场坚定而且是有勇又有谋,因此在成立“**思想红卫兵”时,大家一致推举他为红卫兵司令。

    7月2日,“血统论”的红卫兵在北航附中,贴出了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些以**为主的“红五类”红卫兵,在北京很是骄横无理的,他们瞧不起普通老百姓出身的红卫兵,摆出了一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模样。

    在这场汹涌澎湃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之中,所有形形色色的人都要跳出来表演一番的。锦州十二中的学校领导层原来也是存在着一些矛盾的,所以这次在文化大革命之中免不了要公开化的,以校党委李书记为首和以董校长为首的人分为了两派。

    学校党委李书记(是个女的)在运动初期,曾组织过学校文革领导小组压制革命的师生。这次随着学校工作组的撤消和溜走,女党委书记和教导处主任等人就不可避免的遭到了冲击,文青他们的“**思想红卫兵”,把他(她)们揪出来进行了批斗。而学校的董校长虽然也是工作组的副组长,但由于性格比较温和平日里也不难为造反的学生,所以红卫兵们也是对他比较客气没有揪出来进行批斗。因此遭到批斗的女党委书记等人,就把怒气和怨气转移到董校长等人的头上,明和暗不合的学校领导层之间的矛盾也是越来越激化。

    由于文青等人的“**思想红卫兵”对董校长没有恶感,虽然也给他贴了一些大字报(都是些鸡毛小事),但是没有召开过学校大会对他进行批斗,其实是在明批暗保啊。而对那个女党委书记,虽没有多大的恶感但也决没有好感,为了表示支持董校长就几次批斗了那个女人。那个女党委书记也学了乖啊,暗地里拉拢一些较小的红卫兵组织去揪斗董校长,但由于有文青这个大红卫兵组织在抵制,所以董校长始终也没有被人在大会上批斗过。

    166年8月5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把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矛头公开地指向了国家主席**等人。

    因为**在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初期下令派遣了工作组,压制了北京各大、中院校起来进行造反的革命师生们,这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广大革命师生们的强烈不满。现在**发表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这无疑给已经燃烧起来的群众怒火,又加上了一桶汽油。

    “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的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六二年的右倾和一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的这张震撼全国的大字报,对**和北京市委派工作组表示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

    **这张大字报,炮打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揭开了党内长期存在的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阶级斗争盖子,从而使全党和全国人民进一步明确了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对象和主要任务。这张大字报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指导思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总方针。这张大字报吹响了,彻底摧毁刘、邓资产阶级黑司令部的进军号。

    **此时公然地站在了**的对立面,使**的处境现在是十分的尴尬和被动。而且**还要炮打司令部(当然不会是他自己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在党内竟然还有另外的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在当时无疑是把问题已经抬高到一个吓人的高度啊。

    在**派出工作组到北京各学校指导文化大革命时,**当时据说在江南的杭州而没有呆在北京。**是根据在“四清”等运动之中派工作组的经验,因此在开展文化大革命时也习惯性的派出了工作组,可是没有想到这次竟然是犯了这么大的错误。

    166年8月8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集体通过了,《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人们所说的“十六条”。在**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十六条”,是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十六条”的基本精神就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以**为首的党中央公布了“十六条 ”,不但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指引了斗争的方向,也放手发动了广大的群众来积极参加这场运动。

    **在8月10日,会见了首都北京的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又向全国的红卫兵们发出号召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刘、邓等人已经被定为党内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而北京市委又是彭真所把持的“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独立王国”,这些事件在当时听起来都感到很是骇人听闻的。现在党中央里已经出现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中国面临着“和平演变”的巨大危险。我们是**的红卫兵,而**是我们的红司令,**挥手我前进。“打倒**!打倒邓小平!打倒彭、罗、陆、杨!”,“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全国各地成千上万的红卫兵们高呼着口号,满怀着革命的激情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之中。

    8月12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闭幕,通过了《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这次会议,进一步确定了**思想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确立了林副主席为全党的副统帅,进一步巩固了以**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击败了以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关系到国际**运动的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在这次全会上,**亲自主持制定了《中国**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发表了《中国**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的这两个重要历史文献,进一步阐明了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进行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指出了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由社会主义过渡到**的光辉道路。

    为了指导全国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五月十六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设立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由康生任顾问,陈伯达任组长,**任第一副组长,张春桥任副组长,组员还有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这个中央文革小组手中的权力是大得很啊,其地位是仅次于**的政治局常委(中国最高的党、政、军权力核心)。

    当时人们所知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谢富治、姚文元、关锋、王力、戚本禹等人。而资产阶级司令部是:**、邓小平、陶铸、彭真、罗端卿、陆定一、杨尚昆等人。到后来,被打倒的贺龙、李井泉、宋任穷、彭德怀、安子文、薄一波、刘澜涛等人,可能也被列入了资产阶级的司令部。至于朱德、陈毅、叶剑英、**等一些国家元老们,虽然没有被打倒但也都是统统地靠边站了。

    **为了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更大的革命风暴,也为了给起来进行革命造反的红卫兵们撑腰和打气,决定在北京**广场检阅和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广大红卫兵。

    当文青得知**即将检阅和接见红卫兵的消息,简直是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了(在当时能看到**,那可是极为荣幸的事。),他恨不得能长上一双翅膀立刻飞到北京。在那当时,文青他们这些红卫兵们在学校里也是正忙得不亦乐乎的,正在进行“四大”活动。

    所谓的“四大”,就是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当时那可是难得的民主自由啊。但是“四大”自由也是有限制的,是不能反社会主义、反党和反对**的。否则你就是右派就是反革命或是坏分子,这些大帽子就会随时扣在你的头上。到那时你可是生不如死的,不用**来收拾你,就是那些革命群众便会把你打翻在地,然后再踏上一只脚的啊。

    但是这“四大”,毕竟给学生们带来了一定的民主自由,他们可以借此机会进行革命造反,把那些高高在上的学校领导和老师拉下马来,进行批判和斗争很是快意恩仇的啦。

    锦州十二**有师生两千余人,现在几乎都在参加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啊。学校里的各种红卫兵组织名目繁多难以统计,人数最多的能有几百人,人数最少只有几个人。

    在十二中学校的大楼里到处都是大字报和漫画,由于学校的各级领导和老师们时常被批斗,学校里早已经是停课了。刚开始时,学校的文化大革命的秩序还算是正常,只是在批判学校里的走资派、学术权威和“黑五类”等人。随着文化大革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锦州十二中的校园里就有些是乱了套啊,一些普通的教职员工也有的遭到了批判。

    遭到批判的原因和理由也是五花八门的,有的是因为历史上有各种问题,有的仅仅是和学生们闹过矛盾和意见,也有的根本就是一些学生们在那里瞎胡闹。不但是锦州十二中以及市里的其他学校都是这个样子,在当时恐怕全国的学校都是这个模样吧。

    因为锦州是一座小城市,当年的老红卫兵只不过是些“红五类”,不象北京那样啊没有什么**的。虽然也是斗争性很强的,但还没有像北京红卫兵那样的野蛮和凶残。

    锦州十二中那些所谓的走资派和黑帮们,在没有遭到被批斗的空闲时候,被学校里的一些红卫兵们,划分成了若干个的清洁区去打扫卫生。这些平常养尊处优的学校领导和老师们,这次可是吃了很大的苦头啊,但是他们在打扫卫生时却都仍然是很卖力气的。

    那个女党委书记(姓李)更是惨啊,被人剃成了阴阳头(脑袋上一半有头发而另一半则没有头发),竟然被人分配专门去打扫男、女学生们的厕所,还在她身上挂了几双破鞋。这些行为虽然不是文青他们的红卫兵组织所干的,但他们也是乐于在旁边看热闹的。

    当时在社会上所流行的一些体罚手段,也被一些人学了过来并在校内予以应用。比如在召开批斗大会时,给人戴高帽、胸前挂大牌子和喷气式(弯腰低头两手往后扬)等等。

    在锦州十二中学校的多次批斗大会上,几个较大而正规的红卫兵组织通常是不打人的(在遇到态度顽固者时也有例外)。打人的通常都是一些平时表现不好的劣等生,他们爱好打人完全是在过瘾和取乐。这些好打架学习又不好的劣等生,那些较大的红卫兵组织都不肯要他们,他们只得自己成立一些仅有几个人或十几个人的小红卫兵组织(非红五类)。

    但是这些人以及他们的红卫兵组织,在学校里并没有什么地位和影响,他们也组织不起一场像样的批斗大会,只是在别人开批斗大会时混水摸鱼而已。文青只要发现他们乱打人就会立刻出面制止的,这些人虽然对此很是恼火但就是不敢发作,因为文青不但威信较高而且手下的人也比较多。这些人知道如果发生打架和冲突,那吃亏的一定就是他们自己。所以只要有文青呆在批斗会场,他们这些小红卫兵组织只能是老老实实的不敢捣乱啊。

    锦州十二中那些比较小的红卫兵组织,虽然没有能力去组织大型的批斗会,但还是有机会去发挥他们的淫威的。这些所谓的红卫兵们,把那些走资派和黑帮们召集在了一起,命令他(她)们站成排在校园里顶着烈日,在唱当时所流行的“黑帮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几个所谓的红卫兵拿着皮带笑嘻嘻的站在旁边大树下进行监视,“他妈的,给老子大点声唱!”,他们可以随便的冲入人群挥动皮带去打人。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向前发展,那些较小的红卫兵组织喊出了:“造反不分先后,革命不分早晚”的口号,他们纷纷联合起来成立了几个较大的红卫兵组织。一个名叫“红色造反团”的红卫兵组织,其实力已跟文青他们的“**思想红卫兵”组织不相上下了。

    文青他们这时只能保证自己不在批斗时打人,但是已经无力去阻止其他的红卫兵组织打人。就连董校长这样比较正直的学校领导,此刻也被他们那些人打成了走资派和黑帮。

    那些造反组织的红卫兵们在进行批斗和打人时,通常都要念一段**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地暴烈的革命”。所以那些红卫兵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在开批斗会时打人那就是革命行动,是**他老人家亲自教导的,是不会有错误的。

    由于文青所在的红卫兵组织(**思想红卫兵),既使是组织大型批斗会时也只是让被批斗的人弯着腰站在台上,既不戴高帽子也不挂大牌子,更不可以随便打人的。

    所以,十二中其他的那些红卫兵组织都在背地里,骂文青他们这个红卫兵组织是老保或保皇派。有些人把这些辱骂的话传了过来,文青他们这些老红卫兵只是一笑置之而已。

    因为文青他们认为,我们不但是学校里最早进行革命造反的,而且也是一个成立最早的红卫兵组织,还遭到过工作组和学校党委的打击和迫害,是个真正的革命造反派组织。

    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必须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黑帮们进行革命大批判,我们触及的是他们的灵魂而不是**,这是符合党中央和**的一贯政策的,这没有什么错误,他们乐意说什么就让他们说去吧,文青他们的“**思想红卫兵”不为之所动啊。

    说实在的,那些所谓的走资派虽然时常遭到同学们的批斗,但他们当时仍然在学校里掌握着权力。每当文青所在的红卫兵组织到学校去要活动经费,董校长等那些走资派们都是想法来满足他们的需要,其实在他们的心里还是很感激和理解文青他们的。在当时那种已经是十分狂热的造反形势之下,还能有红卫兵组织在冷静地掌握着政策,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在**和党中央的号召之下,锦州市的文化大革命已经轰轰烈烈地展开了,各所大、中院校里都是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场面,红卫兵们大刀阔斧地登上了历史的政治舞台。

    别看锦州是座不大的城市但却得天独厚,拥有锦州师范学院、锦州医学院和锦州工学院等好几所大学,这是一般别的小城市所不具备的。在辽宁省除了沈阳和大连这两座大城市,锦州是拥有高等院校最多的城市了。锦州另外还拥有锦州一高中、锦州二高中,锦州中学、锦州四中、锦州铁路第一中学(都有高中班),辽宁石油技校、辽宁商业学校、辽宁农业学校、锦铁司机学校、锦铁运输学校、锦州汽车学校等高级中学和中等专业学校。市内的初级中学更是多达十几所,这些学校星罗棋布地分布在锦州城的市区各处。由于拥有这么多的高等院校,可以说,锦州市的文化氛围是比较高的,人们的文化素质也是比较高的。

    锦州还是一座历史文化古城,有着很多的名胜古迹和人文景观。远在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期,在辽西这一地区就是红山文化的活动范围。在锦州城东的水手营遗址,发现了一柄远古部落时期镶着宝石的青铜权杖(代表王权)。在锦州地区还有唐代的点将台和营盘等遗址,以及唐朝的佑国寺等庙宇。义县五代十国时期的万佛堂石窟和石刻,在国内是很有名气的。辽代的古建筑也有不少啊,主要有锦州广济寺古塔、北镇的双塔和义县的大佛寺等。锦州还是明代驻军和清军的主战场,在南郊的松山和杏山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的会战。

    在解放战争期间,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就是在锦州地区展开决战的并取得了胜利。

    148年月12日----11月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所进行的一次巨大战役。这次战役按照**的指示,在林副主席亲自指挥之下,首先出奇不意地解放了锦州,攻克了东北和关内国民党军队联系的咽喉要地,切断了东北境内国民党军在陆上的退路,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经过了塔山阻击战和黑山阻击战,长春的国民党军见大势已去起义和投降了,沈阳的国民党军也放下了武器。东北全境获得了解放,共歼灭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四十七万余人,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辽沈战役”,也是境外人们所说的“辽西会战”。勤劳而勇敢的锦州人民,在“辽沈战役”之中发挥出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锦州不但是人杰地灵物产丰富,而且地理环境也是依山傍海交通十分方便,公路、铁路、港口和机场一应俱全。市区呈长方形,京沈铁路东、西横贯城区(铁道南是主要市区)。

    锦州市共辖四个区,分别是古塔区、凌河区、太和区和南票区,共有人口四十八万余人。古塔区是主要的居民区(包括老城),凌河区是主要的工业区,太和区主要是城郊结合部(包括女儿河工业区),而南票区主要是煤矿生产地区(距离锦州市区约四、五十华里)。

    另外锦州地委(设在市内)还辖有七个县,分别是锦县(现改为凌海市)、义县、黑山县、北镇县、锦西县(现改为葫芦岛市)、兴城县和绥中县,共有人口约三百四十多万人。

    当时锦州的工业是相当的发达,不但有众多高精尖的新兴工业,还有炼油、纺织、造纸、冶金、印染、陶瓷、食品加工等传统工业。另外还有一些区属的街道小工厂和企业。

    所以说锦州不但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城,而且还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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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1-03-03

(四)**是我们的红司令

    在166年8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文化大革命巨大的红色浪潮开始席卷全中国。天涯易读wap.yiduku.com奉老毛的旨意,其侄儿毛远新从空军高射炮某师回到了哈军工,在学院里参加文革运动并率先组织了“红色造反团”。

    这个毛远新可是大有来头啊,因为他是毛泽民(老毛的亲弟弟)的儿子,141年出生于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原迪化)。以毛远新的家庭出身和背景、所谓“又红又专”的政治标准,在160年下半年高中还未毕业的情况下,就被党组织保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这个哈军工是中国尖端军事学科的最高学府,是五十年代初期由苏联老大哥帮助建立的。

    165年12月,在黑龙江巴彦参加了“四清”运动的毛远新,回到了哈军工并且提前毕业。哈军工的领导根据**的意思,将毛远新分配到空军部队。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见**的侄子到空军来,当然是求之不得的,马上就内定毛远新在空军司令部担任参谋。

    虽然这个毛远新后来根据老毛的意思,到空军所属的一个高射炮部队去当兵。但他决非一个普通的空军战士所能相比的,那时在他的身上就具备着很大的政治能量,他的所言和所行都很是令人刮目相看的。早在毛远新从哈军工上大学时,他就曾是**的代言人。

    在当时的哈军工大学里,有不少的中央领导干部子女都在这里深造,如**的大女儿、叶剑英的儿子叶选宁等人。文化大革命运动爆发以后,毛远新和林总的女儿等人成立了“红色造反团”。由于这个“红色造反团”是个保守组织名声也很臭,林副主席为了避嫌特地发表了一个声明,宣称其大女儿代表不了他(后来把她调到大西北)。而**却在大力挺他的侄儿,使毛远新仍然是具有很大的政治影响。从这个事中就可以看出,**和**有着鲜明的区别和作法。别看**利用中央文革来操纵造反派,替他去打倒刘、邓等党内的对立面,可是他从来也没有真正的信任过造反派。他把造反派视为是异已只不过是一种利用的工具,所以在感到失去了利用价值后便会随手毁掉的,他真正所倚重的是各地的保守派。

    既然**是全国最大的保守派,而中央文革却是各地造反派的后台。所以毛既要利用中央文革为他效力却又要作以种种的限制,这不能不说是文化大革命中一种奇特的现象。

    而各地的造反派揪斗刘、邓及其代理人在为老毛“火中取栗”,却一次又一次的被当地军方所镇压,逐渐地也明白了自己的角色和地位。但在两派敌对的情况之下都已经是“骑虎难下”了,为了自己的生存他们只能是打着毛的旗号,进行着无望的最后挣扎和抗争。

    那个具有特殊身份和背景的毛远新,在陈锡联和李伯秋等人的帮助下,左右着辽宁文化大革命的局势,打压以宋任穷为首的东北局,在捞取丰厚的政治资本以便将来接班。

    166年8月18日,**在**广场第一次检阅和接见百万红卫兵,这个喜讯传到了辽西小城锦州引起巨大的轰动。锦州各大、中院校的红卫兵们奔走相告并热血沸腾,**他老人家戴上了红卫兵的红袖标,我们是**的红卫兵,**是我们的红司令。

    **红光满面地穿着草绿色军装,在**城楼上接见了北大的聂元梓(聂荣臻的女儿)等红卫兵代表。**还高高兴兴的带上了红卫兵袖标,并对宋彬彬(宋任穷的女儿)说:“要武嘛”,宋立刻改名为“宋要武”。当时北京的红卫兵代表有很多人是**。

    **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等中央领导人,检阅了**广场上的上百万文化革命大军。看着**广场上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十分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还指出:红卫兵的革命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支持”。

    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组长陈伯达主持大会,林副主席和周总理都分别讲了话,北京大学的代表聂元梓和北京、哈尔滨、长沙、南京等地的大中学生代表也先后发了言。

    **副主席站在话筒前,戴着一付眼镜(可能是付老花镜)手里拿着发言稿,首先讲道:“同志们,同学们,红卫兵小将们。我代表党中央和**,向你们问候!”。接着他又讲道:“**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运动的伟大创举,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创举!”。然后他继续讲道:“我们有**的英明领导,掌握了**思想这个锐利的武器,就能够所向披靡,攻无不克,取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彻底胜利!”。

    林副主席还发出了号召:“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这是来自党中央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令,于是北京的红卫们立即行动起来了“破旧立新”。

    8月20日以后,首都的红卫兵们纷纷走上街头,横扫“四旧”,大立“四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随着革命大串连的兴起,北京红卫兵的行动被迅速传播到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们不敢怠慢地效仿之,这场巨大的灾难便立刻席卷了全国,进而震撼了整个世界。

    北京的“红五类”红卫兵首先浩浩荡荡地扑向了社会,对社会上的“四旧”和“黑五类”发起了骇人听闻的大扫荡。他们最初的行动是,砸烂所有带着“四旧”气味的路牌和商店的招牌,封闭各民主党派的办公机构,捣毁和破坏各宗教道场和庙宇,打砸和毁坏古建筑以及历史文物。然后是进行抄家的活动,他们冲进资本家、反动文人和“黑五类”的家,翻箱倒柜和挖地三尺,去索金银财宝、古玩字画、古旧书刊等,再把人抓走进行游街示众。

    在这期间,《人民日报》等党的喉舌接连不断地发表文章,为红卫兵的“破旧立新”活动摇旗呐喊和鼓劲加油。诸如“千千万万红卫兵举起了铁扫帚,在短短几天内就把这些代表著剥削阶级思想的许多名称和风俗习惯来了个大扫除”,“这是振奋人心的大事,这是大快人心的大事”,“革命小将红卫兵们,你们做得对,你们做得好”,“一切藏在暗角落里的寄生虫都逃不出红卫兵锐利的眼睛,这些吸血鬼,这些人民的仇敌,正在一个一个地被红卫兵揪出来”。有党中央和**给撑腰,红卫兵们的“破四旧、立四新”的活动更来劲了。

    各级的领导干部们对红卫兵破“四旧”的活动,也都是在抱着纵容和放任的态度。因为这时的斗争锋芒还没有指向他们,所以各级的领导干部们都在幸灾乐祸地看热闹啊。

    月5日,《人民日报》传达了**的最新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月6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总司令部”成立,在当时是全国闻名的红卫兵组织。

    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题为“抓革命,促生产”。

    **看“破旧立新”的活动可以宣告结束了,得把运动的重点转到批资的轨道上来。这才是他老人家所最关心的大问题,也是此次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和重点。

    月24日,《人民日报》传达了**的最新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所要解决的根本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斗争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的葫芦里到底装的是什么药,在当时是无人能知晓的。就是连文青他们这些思想狂热的红卫兵,也是以为这场文化大革命就是批斗文化界的反动思潮,以及是“破旧立新”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当**指出:这场运动的重点,就是整党内的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文青他们这才知道这场运动还远远地不能结束,而且是任重而道远的啊。

    那些党、政的各级领导干部们,这时也是“丈二金刚而摸不着头脑”啊。这场运动的重点就是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谁是走资派?怎样去整,又由谁去领导整啊?

    而那些饱受煎熬的“黑五类”们和其他挨整的人,总算是松了一口气啊,从极度的惊恐之中稍稍沉静下来。可是未来的命运还是难测的啊,哪次运动不是他们倒霉和挨整?

    10月1日,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在进行的**之中,热烈地庆祝了建国十七周年。**检阅了一百五十多万游行大军,林副主席发表了重要的讲话,发出了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伟大号召,吹响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战斗号角。

    **亲手发动起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退了**派工作组压制学生运动的反扑,取得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第一个回合的胜利。为了不让**有喘息的机会,**于是又号召红卫兵们发起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进攻,与**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展开了决战。

    10月6日,首都“红三司”召集了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十万人,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周总理和**等中央领导同志出席了大会,并作了重要的讲话。这个全国性的大会是文化大革命进入批资的主要标志。

    当**已经几次在**广场检阅红卫兵的喜讯,传到了锦州十二中以后,在学校里所有的同学们都感到了欢欣鼓舞。文青早已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刻和同学们在一起进行商议,决定派出代表到北京接受**的检阅和接见。同学们都是争先恐后的想去北京,但由于名额有限只能去三个代表,于是由文青等三名同学代表其“**思想红卫兵”组织去北京。文青等人来到校长办公室去开介绍信,董校长等人立刻照办并对他们表示祝贺。文青他们拿到学校介绍信以后(介绍信在文青的手里),忙着回自己的家去做赴京的准备。

    文青他们乘坐的还是那次夜行车,当火车徐徐停在锦州车站之后,各个车厢门口就马上挤满了人。人们都拼命似的往上拥挤谁也不肯相让,混乱的人群在车门处挤做一团,其结果是谁也上不去火车啊。文青此时不由得心里十分焦急,突然他心里灵机一动,就马上对那两名同学说道:“咱们从他们的身上爬上去”。这时也讲不得客气了,他们立刻采取行动。

    于是他们用力地攀到那些人的身上,从他们的头部和肩背上爬了过去,从下面立刻传来了一片嘈杂的叫骂声。经过了一番玩命似的拥挤和攀登,文青他们终于东倒西歪地挤进了车厢。整个火车厢里到处都是乱哄哄的人,连过道里也都挤满了人,站台上的人还在往车上挤。

    过了一会儿之后,火车拉着汽笛终于缓缓开动了。文青他们挤在过道的人群里都要喘不上气啦,“咱们爬到行李架上去吧”,文青抬头看见行李架上还有些空闲的地方就提议道。“真是个好主意”,那两个同学很是赞成,于是他们就吃力地爬到了车厢内的行李架上。

    虽然这列火车上已经是挤满了人,但是仍然还要在各个大火车站上进行停留。每个火车站都在上演着雷同般的挤车情景,从车门挤不上去有的人就打开车窗往里钻。现在是整个车厢里已经没有任何空闲之处了,就是连车厢的厕所里都挤满了人。您要是内急啊那可就得憋着点,如果憋不住那您就自己方便吧。整个火车厢里的空气十分的混浊,简直令人窒息,汗臭味、口臭味、脚臭味和说不清的各种异味都混杂在空气之中,令人终生难忘啊。

    经过将近一夜的长途奔驰(火车严重误点),不堪重负的列车终于喘着粗气驶进了北京火车站。文青他们随着拥挤的人流走出了火车站,出了车站之后不禁发呆了这不是北京西站啊。文青赶忙拉住一个当地人模样的人讯问,方知道这里是北京南部的永定门火车站。

    在永定门车站的外面聚积着黑压压的人群(都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就听到有人在高声喊道:“红卫兵总接待站设在工人体育场,请大家随我前往”。于是大家就都跟着这几个接站人往前移动起脚步,文青他们也随着这一大股红卫兵人群向前走去。当他们来到体育场一看这里好大啊,嘻嘻嚷嚷的各地红卫兵能有数万人。在主席台的位置摆着很多的桌子,有不少的北京接待人员正在那里忙碌着。文青他们挤到一个桌子跟前进行登记,然后由这里的工作人员集合起相应的人数,再带领他们到指定的各个分站(红卫兵接待站)。

    文青他们这些被接待的红卫兵能有好几百人,由一名工作人员带领他们前往指定的地点。这时天还没有亮,虽然马路上是灯火通明,但文青等人还是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文青他们这伙红卫兵跟着那个人东转西拐地走了很长的路,最后在一所学校停住了脚步(可能是宣武区范围内)。这时天色已经放亮,在学校里面有许多的大席棚(住宿处)。这里的红卫兵接待人员热情的接待了他们,发给每人两个面包和一根香肠,凉开水那是管够的喝。文青他们这伙红卫兵由于是又累又困,躺在大席棚里的草垫子上不大一会儿就进入了梦乡。

    等睡到中午的时分,文青他们被人叫醒了:“吃饭了,都起来啊。”。这次是两个馒头和一根香肠,据在这里已经待了好几天的红卫兵讲,这个红卫兵接待站的伙食就是这老三样(面包、馒头和香肠)。说实在的,这就已经很难为北京的这些红卫兵接待站了。您想一想,那时的北京人口才几百万人,一下子涌进来上百万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每个红卫兵都能吃上饭就已经是不错的啦。当时北京的接待能力已经达到了饱和的状态,就连普通的老百姓都被街道办事处的人动员起来,腾出住房来接待这些源源不断的外地红卫兵洪流。

    文青去询问这里的红卫兵接待站人员,我们得在这里等几天才能有被**检阅和接见的机会?红卫兵接待站的人员回答说:“**啥时能接见你们,这个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就在这里耐心的等待通知吧,过一段时间,**他老人家肯定会接见你们的”。

    当天下午时,一个刚认识的外地红卫兵(也是东北的),对文青他们说道:“听说北京的老百姓也开始在接待红卫兵,各种条件都比这里要好些,咱们换一下地方吧,你看咋样?”。文青赶忙说道:“行啊”,“那咱们就开路吧”。于是文青他们三人就和那两个人结伴而行,跑到大街上去瞎转游起来,看见本地模样的人就打听那里有老百姓的红卫兵接待站。

    还真别说,过了一会儿真就让他们这几个人给打听到了,有个人告诉他们说在南面的回民区牛街,有一个街道办的红卫兵接待站。文青等人就马上向牛街的方位寻找而去,经过了几番的打听和找寻,他们终于来到了牛街的红卫兵接待站。这个红卫兵接待站的负责人很是热情,见此时天色将晚,就亲自把他们这五个人送到一个附近的红卫兵住宿处。

    这里是个很普通的大四合院,在里面居住的也都是一些普通的老百姓。为了接待外地而来的这些红卫兵,这些老百姓把自己的空房子腾了出来,还准备了不少的被褥等物品。在这个大院里共住有二十多个红卫兵,有辽宁的、有长春的、有哈尔滨的、有山东的、还有上海的,真可谓是来自五湖四海啊。这里的条件可比那个学校里的接待站好多了,早餐是挂面、(中午一般都是从外面吃)晚餐是大米饭或馒头,都是大院里的老百姓给我们做的。

    在等待**检阅及接见的这一段日子里,文青带领着那两位同学(以前都没有来过北京),首先去看了看**和**广场。然后文青他们又到北京的一些著名大学去看看大字报,忙里偷闲地还到城内的几个公园去游玩了一番,另外也游览了一些具有独特风格的小胡同和典型的北京四合院。由于红卫兵接待站给文青他们发了“全国来京革命师生市内通行汽车票”,所以他们在市内乘坐公交汽车是免费的。虽然北京的公交汽车是很多几乎是一辆接着一辆,但人们拼命挤公交车的情景,还是给文青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月14日下午,牛街红卫兵接待站的负责人来到文青他们的住处,“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伟大领袖**在明天接见你们红卫兵!”他十分兴奋的进行通知。“**万岁!万万岁!”,文青他们这些红卫兵高兴的跳了起来,一个个手舞足蹈的喊起了口号。这个大四合院里的一些老百姓们,闻声也都从房内走了出来替他们高兴,一个老大爷很羡慕的说:“你们这些孩子真是幸运啊,我们在北京居住了几十年,都难得见到**他老人家啊”。

    月15日早晨,住在大院里的大爷和大妈们,给每个红卫兵都端来一大碗红烧牛肉(这里是回民区),文青他们饱餐之后就来到牛街红卫兵接待站去集合。

    到了上午点多钟时,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多万名红卫兵,都已经云集在**广场以及附近的几条大街上,心情激动的等待着**的接见。文青他们所在的这支红卫兵队伍,就跟其他的几支红卫兵队伍都集结在东长安大街的宽阔大道上,真是人声沸腾啊。

    忽然,从东长安大街的马路两旁的广播器材里,传出了“东方红”的雄壮乐曲声,立刻从上百万红卫兵的队伍中响起了一片欢呼声。“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们是**的红卫兵”等革命歌曲,在欢呼跳跃的红卫兵人海里时起时伏激动人心啊。

    **和其他的中央领导人们,在上午十点多钟时,健步地登上了**城楼。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顾问康生主持大会,然后是**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所发表的讲话。

    当上午十点三十分的时候,浩浩荡荡的红卫兵队伍开始向前方涌动了,接受检阅和接见的红卫兵队伍从东向西徒步前进。成千上万的红卫兵小将们,他(她)们胸前佩带着**像章,手里挥动着红宝书(**语录),意气风华斗志昂扬的一路高声歌唱着。文青他们也随着滚滚的红卫兵铁流,排列着不甚整齐的队伍,一边行进着一边高唱着革命歌曲。

    快走到**前时,前面的红卫兵队伍突然有些停顿下来,原来走到**前的红卫兵由于看见了**,就一边高呼**万岁一边放慢了脚步。这时谁就是想不往前走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后面的人群正在往前涌,只能是尽可能的放慢脚步多看**几眼而已。

    此时宽阔的**广场,已经是一片红色的海洋,无数面红旗在迎风飘扬无数个红卫兵在高举着红宝书,**万岁声和革命歌曲声响彻云霄。在**前的长安大街两旁,许许多多的八三四一警卫部队战士组成数道人墙,在庄严的担负维持秩序和保卫的任务。

    文青他们被人群前拥后挤地来到了雄伟的**之前,亲眼看见了身材高大穿着草绿色军装的**,他老人家正在朝面前的红卫兵们亲切招手。“**万岁!**万万岁!”文青和其他的红卫兵们一边跳跃着一边高呼着,许多的红卫兵眼里已经含满了泪水。**看见我了,正在朝我们招手呢,文青在心里暗暗宣誓:一定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卫**、保卫党中央和保卫中央文革小组。在高大雄伟的**城楼上,除了**副主席和**是穿着黄呢子军装,其他的领导人都是穿着草绿色军装(包括国家主席**等人)。

    文青还想再多看**几眼,但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后面的人已经把他拥挤得站不住脚了。文青干脆就把双脚提了起来,被前后左右的人夹着朝前走,就这样脚不落着地的被人家夹着走出了好大的一段路。直到过了**密集的人群这才有所松动,于是文青把脚放了下来。还别说,这样被人群夹着向前走就避免了鞋子被踩掉。在大街两旁到处都是一堆又一堆的鞋,有许多的人(包括一些女学生)鞋子被踩掉啊,有些人就干脆光着脚在大街上走。

    文青的身边只剩下了一个同学(这个同学紧拉着他的衣服),其他的人都已经被人群拥挤散了不知所向。文青只得和那个同学先返回了牛街住地,过了有好大的一会儿,同院住的红卫兵和另一个同学,这才三、五成群七零八落的返了回来。

    其中有几个山东来的红卫兵都在光着脚,文青就又好笑又好气的对他们说:“你们几个人真笨,不会在鞋堆里找双合脚的鞋穿吗?”。那几个小山东懊悔的说道:“咋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啊”,“唉,是笨啊”,“光着脚走这么远的路,真够冤的”。听闻此言,大家都大笑了起来,那几个山东红卫兵也跟着大家在傻笑起来了。

    最后,还是大院里的老百姓在家里找了几双旧鞋,给他们穿上这才算是解决了当务之急啊。是啊,他们能光着脚丫子到商店里去买鞋吗?这不是有伤于我们红卫兵的形象。

    由于受到**的接见和检阅,文青他们这些红卫兵因心情激动,兴奋得一宿也没有睡好觉。于第二天,文青他们与其他的红卫兵们分手告别,各自返回家乡去就地闹革命。

    全国各地数以万计的红卫兵正在继续向北京涌来,为了减轻接待红卫兵的巨大压力,已经被接见过的红卫兵要迅速离开北京,以便给新来的红卫兵们腾出住宿地方。**的红卫兵那时都具有极高的自觉性,他们被**检阅和接见之后就马上启程回去。

    文青他们在北京西站坐上回锦州的火车,在回程的列车里虽然人也是很多秩序也比较乱,但比起前几天来北京时火车上的混乱情况还是要好得多啊。

    10月初,《红旗》杂志发表了第十三期社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进行彻底批判”。在这篇社论中还强调地指出说:“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行文化大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斗、批、改的关键”。

    **于10月日,在北京召开了党中央的工作会议,**副主席和中央文革组长陈伯达进行了发言,指责刘、邓等人“压制群众,反对革命”。和“另搞一个路线,同**的路线相反”。以及“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现在**司令部的日子已经是很不好过的了,他们面临着**司令部和红卫兵们的双重压力。是坐以待毙束手就擒,还是铤而走险而放手一搏,刘的司令部和追随者们面对着重大的选择。在中央各部委和地方上的省、市党委,刘、邓还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又有一些军头们的支持。在当时如果要放手一搏的话,鹿死谁手还真是不好说,就连**和他的追随者们心里也没有底。但不知是出自于什么原因,**等人最终还是选择了束手待毙。

    人们只能这样的认为:那些**的巨头们是在各怀鬼胎,他们既要顺从老毛搞文革的决定,又要在这场运动之中保全自己。由于有这种想法才眼看着同伙们被揪出而坐视不救,所以被分化瓦解和各个击破,一个又一个的被揪出去,最后导致全线的崩溃和一败涂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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