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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文《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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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

丁凯文


  邱会作将军去世9年后,他的回忆录终于在今年1月底在香港问世。这部书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发行,全书上下册,共998页,约80万字,包含前言、正文、照片、附录、生平简历等(下文引用时仅注释页码)。这是自2006年《吴法宪回忆录》出版之后,被毛泽东与中共打倒的所谓“林彪集团”中又一位重量级人物发表的回忆录,有重要的代表性,更具史料之价值。它的出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读该书,感慨良多,现将读后之感想随笔如下。

  一、史料珍贵

  《邱会作回忆录》之史料珍贵表现在很多地方。举例来说,该书上册的第十五章,题目为“林彪对我军建设的贡献”。以往官方出版的书籍或文章,在谈及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林彪在中共政坛上的作用时,都简单地将林彪提倡的“四个第一”、“突出政治”作为一个重点,意在说明林彪投毛泽东之所好,将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极左的思想灌输进军队的政治工作当中,对中国军队的建设起了负面的作用。读了邱会作的回忆,我们知悉,林彪提出的“突出政治”只是其建军思想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林彪真正下功夫花心思在中国军队与国防建设上面。

  1960年1、2月间,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林彪代表军委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针对中国国防的现实状况,林彪提出了“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即“北边以长江为界,对从鸭绿江到象山湾沿海一线的来犯之敌要顶住,要死守,寸土不让。对南方来犯之敌,可以考虑放进来打,因为南方来犯之敌是从海上来,敌人没有后方,放进来切断退路,围而歼之。”关于部队的建设,林彪提出“作战方针是部队建设的总纲,全面提高部队战斗是部队建设的中心。政治觉悟、军事技术、指挥灵敏、保障能力是部队战斗力的四大要素。我们还必须建设能干的统帅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都是战略指挥部,管战略是重要任务。”针对国防工程,林彪提出“要立即着手搞国防工程,部队自己要担负起这项繁重的任务。要在全国实行坑道化、要塞化、地下化。”与此同时,“要根据作战计划在全国建立战略、战役供应基地,后勤保障实行基地化,像‘开旅馆’一样建立基地。基地工程要上山、靠山、分散,多打洞子,能够经得起敌人空袭。”关于边防的问题,林彪提出了三条原则:一是不逞英雄,二是不打第一枪,三是建立边防“真空”。(页251-253)林彪在讲话中明确了中国国防战略的方针和基本政策,解决了中国军队建设的主要问题,形成了日后中国国防战略的整体思维和体系,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

  针对中国军队的编制,林彪深入部队基层,从42军调来一个整编连队,作为研究军队编制的对象,邱会作回忆说:“现场会议在广州军区的广场举行,林总、罗瑞卿和参加会议的全体人员都同连队指战员一起,席地而坐,展开了细致认真的研究。”“经反复座谈,在最后一次座谈会上对连队的编制就定下来了。连队新的编制是:恢复以连为单位组织伙食的传统,按每十二个人编一个炊事员,除司务长、上士外,每个连队编一个理发员、一个司号员。对连队的编制花了上下午各三小时,最后定下来了,大家对这个新编制十分满意,在元帅们离场的时候,响起了经久不息的鼓掌声。林总这么鞠躬尽瘁,令大家十分感动,散会的时候,罗总长亲自去扶他起来。据我所知,元帅们和各级干部、战士一起讨论、决定编制问题,在我军的历史上是没有的。”(页262)连队编制问题解决后,又开始研究军、师、团三级的编制。林彪决定,军长、师长、团长、政委和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后勤部长等都参加会议。林彪特别指出“师是重点,军和团的机关都要力求精干,师则要充实一点”(页263)正式因为才用了上下结合的工作方式,军委拟定的编制草案页较为符合实际,野战部队三级机关的编制方案很快就确定下来。不仅如此,林彪也十分重视军队的后勤装备。在编制装备会议期间解放军后勤学院专门办了一个后勤装备展览,林彪亲赴展览,就后勤装备拍板定案,如战士用品,包括日用品和衣服、鞋袜、被子等;炊事用品,如行军锅、水桶、大小菜盆子等;连队公用品,如马灯、手电筒、担架、理发用具等,还有后勤装备工程车等。林彪事无巨细,事必躬亲。邱会作说:“林总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是经常下部队的,而且常常下到最基层,调查研究,组织连长、指导员开座谈会,取得第一手的材料,指导全军工作。现在不少部队的老同志都公认,从林总一九五九年上台领导军委日常工作,到一九六六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是我军的鼎盛时期。只要我们看一看林总的工作作风,他呕心沥血地扑在部队的工作上,就很容易找到答案。”(页266-267)

  林彪在大讲“突出政治”的同时更强调军事工作,特别是军事训练,在林彪眼里,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并不对立。邱会作深有体会地说:“林总历来是重视部队的军事训练的,林总多次讲过(大意):我强调政治挂帅,这是不能动摇的,但是,不要以为讲政治挂帅就不要军事,那也是不对的。部队建设要全面考虑,缺了一样就不行的。现在我们应该这样想,军事和政治比较哪个重要?没有话说,政治第一。可是讲时间安排,那个应该多占一点,那个应该少占一点?政治应该少占一点,学文化也应少占一点,军事应该占多些。我看时间比例,军事应该占60%、70%以至80%。但政治还是主要的,这是我们的基础,什么工作都要政治挂帅。”(页271)

  林彪如此关注军队的工作,且亲力亲为地参与、指导,这在官史的记载中是看不到的。官史的记载只能得出一个林彪只搞了“个人崇拜”一件事,对军队事业的发展起了障碍作用。读了邱会作回忆这段珍贵的史料,我们对林彪或许会有新的认识。

  二、揭示罗瑞卿、“杨余傅”事件的真相

  读《邱会作回忆录》最大的感受就是,该回忆秉笔直书,揭示了许多仍被当今大陆官方掩盖了的事实真相。军队涉及文革运动的几件大事,一个是文革初起时的罗瑞卿事件,一个是文革当中的“杨余傅事件”。邱会作回忆对此都作了较为具体而详实的揭示。读来令人感慨。

  1、罗瑞卿事件
  以往的官史和许多文革史的著述,都将罗瑞卿归结于林彪对罗瑞卿的不满和迫害,毛泽东当年主导的批判罗瑞卿也是受到林彪影响,偏听偏信,错整了罗瑞卿。这众口一词的说法却掩盖了一个重要史实,即倒罗事件本身就是军队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而这场斗争恰恰被毛泽东所利用,成为文革运动中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前哨战,而真正发挥倒罗作用的人恰恰是那些身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

  自1959年林彪接替彭德怀主管军队工作后,林彪推荐已经远离军队工作的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代表林彪主持军队日常工作。林彪在1963年因为身体原因不得不脱离工作,休养为主,毛泽东遂指定贺龙主持军委工作。这以后,罗瑞卿对林彪的态度逐渐开始有了变化,军委内部两个阵营逐渐形成。这里贺龙、罗瑞卿为一派,背后有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中央领导人的支持,另一派则是林彪、叶剑英、杨成武等人,军委内部的刘伯承、陈毅、罗荣桓、聂荣臻是支持林彪的。贺龙成为军委内部的孤家寡人。(页370)

  由于罗瑞卿与其他元帅之间的紧张关系,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成为倒罗的核心人物。据邱会作回忆:“一九六五年,大约是五、六月间,军委常委会在京西宾馆举行。会前,叶、聂两帅在休息室谈罗的问题。我进去了时他们还在谈。我欲退出,他们却招手让我坐下,我听到叶帅说:‘他真是利令智昏了,人长、脚长、手也长!’聂帅说:‘坏就坏在手长上!’虽然他们说的那些话未指出人来,我的脑子一转,也就知道是指谁了。叶帅还对我说:‘我们谈的问题,你是懂得的,将来你会知道更多的问题,估计你已经知道我们是说谁了。我们还要给一些同志打招呼。’关于罗瑞卿的问题,叶、聂不仅仅是打招呼的问题,而是教导我们要与罗的错误作斗争。”1965年6月叶剑英还专门把邱会作找去家中谈话说:“对长子的问题,我告诉林总,已按照主席的意图同聂帅、刘帅、陈老总、杨成武都谈过,还要很快同有关同志打招呼,以免他们陷进去,有的会越陷越深。我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打招呼的名单。第一步有你一个,然后视情况的变化,打招呼的人还要扩大。要尽量多争取一些人,不要陷到长子和他同盟的圈子里去。不过胡子(贺龙)的问题不要对外人提起。”(页377-379)显而易见,叶剑英才是倒罗事件中最积极的人物之一。

  邱会作说:1965年12月召开的上海会议前,“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到杭州,向毛主席系统汇报了罗瑞卿的问题。毛主席听了汇报之后说:“霸道,我是可以想得到的,并同林彪同志说过,这个人浑身是刺;但有野心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注意身体,‘长子’的问题由中央来解决。”邱还说,上海会议期间“叶帅当着我们这些去看他的干部大声说:‘搬掉凶神,解放元帅!’他说;‘你们受压当然不好受,但你们到底还有工作,他对你们还是要客气一点的,否则对工作不利。对我他就不客气了。他根本不把我这样的人放在眼里的!’”(页393-395)1966年3月军委在北京继续开会,会议由叶剑英主持,“会议上冲锋陷阵的还是去杭州给主席汇报的叶剑英、谢富治、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以及总政的一帮人,如李曼村、唐平铸等人。”会议结束时,叶剑英代表军委作了长篇发言痛批罗瑞卿。罗跳楼自杀未遂,叶剑英在总结中说:“‘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这是我套用稼轩词句,把‘百战’二字改为‘一跳’,为罗瑞卿跳楼所哼的悼语。我认为他的政治生命已经死亡了。如果要重新作人,必须真正地在政治上脱胎换骨。”(页409-410)

  林彪对倒罗时什么态度呢?邱会作说:“毛对罗究竟是什么打算,当时林并不知底。林只知道罗给他丢了人,他提名的总长有那么多人不感冒,因此,林也有尴尬之处。上海会议,林彪没出面,回到北京开会,林既无参加,也无指示,更无主持会议,整个会议没有听到林的任何指示,林连面都没有露。这和开彭德怀的会完全是两个样子。”(页399)

  罗瑞卿事件的实质何在?邱会作一针见血地指出:“主席六二年开始就想扳倒刘少奇,并在准备条件,等待时机到六五年时,毛倒刘的打算已基本成熟。倒刘要依靠军队,但军队在贺、罗手上,你罗瑞卿把军队搞成这个局面,能依靠得上吗?!再说,老帅的“状”都告到主席那去了,毛主席再重用罗等于他自己也支持纵容了罗,这样会得罪一大批老资格,毛主席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就是拿掉罗,这是主席的决定,这是主席端掉刘、邓司令部的重要战略部署。要端掉刘、邓司令部,首先要把中央书记处中的干将拿掉,拿住军权又是首当其冲的,因而,罗瑞卿的倒台也是首当其冲的,这就是毛主席的底牌。”(页380)

  以上这些真实而具体的内容,我们从官史中是看不到的,因而罗瑞卿事件也就成为官方的一家之言,那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辉形象也就这样被掩盖起来,一切罪责都归结到林彪一个人身上。

  2、“杨余傅事件”  
  “杨余傅事件”是文革中期军队发生的又一起重大事件,身为解放军代总参谋长的杨成武突然下台,出乎所有人们的意料之外。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将杨成武倒台归结到林彪身上,声称毛本人偏听误信了林彪的馋言云云。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中也将她的倒台归于林彪的迫害。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邱会作的回忆让我们再一次看清了个中之原委。其大致过程如下(页549-566):
  (1)杨成武自做主张,提出由吴法宪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协助杨主持军委工作,而吴的空军司令一职由空军政委余立金接任。
 (2)杨成武的主张并未事先征得军委副主席林彪的同意,而杨却一意孤行。
 (3)杨成武、吴法宪就杨的女儿婚姻问题产生了矛盾。
 (4)林彪为了息事宁人,要求军委办事组的其他同仁看望病中的杨成武,并设法做好思想工作。但杨成武却不领情,甚至要求将他的主张交由中央碰头会和中央文革小组去讨论,以此作为要挟。
 (5)杨成武此时与江青关系甚为密切,杨成武提出将空军的问题交由中央碰头会讨论,实际上就是要把军队的事务交予江青干预。林彪对此很反感也十分警惕。
 (6)杨成武是军队中仅次于林彪的重量级人物,杨当时不仅曾是毛泽东身边的红人,也一直是林彪锐意提拔重用之人。然而,林彪与杨成武之间产生了某种隔阂,林彪却说服不了杨成武,林只好亲自向毛泽东报告。
 (7)毛曾就杨成武“大树特树”一文表示了不满,尤其不满杨喜好突出其个人,但碍于林彪对杨的宠爱而未有所表示。此时毛适时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与会的人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等人。他们决定:对杨成武的问题,事情要说清楚,结论不要做,暂时停止工作。
 (8)余立金的所谓”叛徒“问题是南京军区从国民党旧档案之中找出来的,由司令员许世友派人送到北京。毛泽东亲自批准对余立金实行逮捕。
 (9)傅崇碧因所谓“冲击钓鱼台”事件得罪了江青,江青坚决要求就此机会打倒傅崇碧。傅崇碧由此无辜受到牵连。
 (10)杨成武临行前林彪特意见了杨,林对杨说:“你现在到外地去住一个时期,对自己的错误,要认真反省;还保留你副总参谋长的职务;你现在就走,可以带家属孩子一起走,同你住在一起。”林彪还送杨到门口,与杨握手道别。杨被安置在洛阳附近原蒋介石的一处行宫隐居。杨以后的生活安排均由邱会作负责从优安排。
 (11)杨成武虽然下台了,但林彪也不是如中央文革碰头会和中央专案组那样把杨成武往死里整,而是让杨在外地闲居,坚持给杨副总参谋长的待遇,并不许专案组搞杨的专案,江青三番五次提出要整杨均被林彪拒绝。所以,杨成武可以安居洛阳,这在那个特定的年代是极为少有的特例。

  杨成武自己说:“整个关押期间,始终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没有核查过一次问题……”(《杨成武将军自述》 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年版 页349)。杨成武自己的回忆与邱回忆相吻合。

  事实上,林彪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将杨保护起来,不被江青等人抓去手中。杨成武实际上是因祸得福,否则“913事件”后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

  那么林彪为何会“弃杨留吴”呢?邱会作以自己亲身的观察认为,是“杨成武自己把自己搬倒了”。此说何解?

 (1)杨成武在文革初期跟随毛泽东巡视南方各省,耳闻目睹毛对江青的信任和纵容,看出毛在政治上刻意扶植江青,杨对江青的态度有了重大变化,杨江关系甚为密切,江青的很多事,尤其是私事或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交代杨成武去办。

 (2)杨在历史上和现实中都与林彪关系极为密切,杨认为林彪绝不会改变对杨的信任态度。但是杨出于多种考虑又与江青过从甚密,杨以为可以用江青来影响林彪对军队重大的事务的决策,犯了林的大忌。林彪坚决不许军队有江青的代言人,所以只好忍痛让杨靠边站了。

 (3)杨成武与吴法宪在林彪与江青的关系当中都扮演了“政治红娘”的角色,但是吴法宪是不折不扣地按照林彪的授意与江青打交道,而杨成武则想自做主张,两边牵线。杨明知林彪厌恶江青,却想借用江青来影响林彪,脚踩两只船。这样一来,杨就无法继续成为林彪的副手了。邱说:“林总对杨成武的处理,完全是无奈的。‘弃杨留吴’也不是简单不要杨的问题,而是杨不能再留了,这是不准江青插手军队完全必要的作法。”(页565)

  邱会作最后说:“可是‘九一三’之后,毛主席说‘杨余傅’搞错了,是林彪搞的。实事求是地说,‘杨余傅’是毛主席和江青搞的,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高级干部,是文革中毛主席和江青联手搞陶铸后又一次联手搞掉自己阵营的重要高级干部。”(页565-566)

  邱会作的回忆是迄今为止笔者所看到的对“杨余傅事件”最详尽、具体的描述和分析,非亲身经历者是写不出来的。它回答了为什么杨成武这位曾经是毛泽东、林彪身边的红人倒台的前因后果。绝非是杨成武自己所言是林彪拉他上船他拒绝才导致这一事件的发生,更非目前国内党史教材所言林彪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野心而恶意陷害、打倒杨成武。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这一事件应有较为明确、清晰的了解。

  三、还原林彪文革中的真实面目

  邱会作回忆重点谈论了军队与文革,这就无法绕开林彪。邱会作以其亲身的经历,为世人还原了文革中一个更加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林彪。

  (1)林彪对于军队的文革运动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
  邱会作回忆说:“六六年五月间,叶剑英元帅在中央军委常委扩大会议上,传达了林总提出的军队文化革命总方针是:军队不搞“四大”,进行正面教育,既要搞好革命,又要保持战斗力,加强战备。这是完全正确的方针。从元帅到军委常委及参加会议的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各院校负责人,都完全拥护这条方针。”(页451)叶剑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就传达了林彪的指示“(一)毛主席说,军队的文化革命由军队自行决定,不照地方的办法。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搞‘四大’(会场上热烈鼓掌)。(二)军队高级干部,不要怕别人革自己的命,就怕自己不革命。(三)军队要特别警惕企图搞乱军队的人。对这种人,不论来自何方都必须严肃对待。上面三点就是军队文化革命的方针,我们要坚决贯彻执行。”(页452-453)当时军队中的高级干部心里也很紧张,担心受到冲击。但是林彪一句话点明了关键之处:“不介入就不紧张”,可见林彪如何对待突然而至的运动的高明之处。邱会作说:“六六年六月以前,机关的文化革命主要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七月到十月开始,在内部出大字报和小字报,机关的业务工作照常进行。”(页454)这说明林彪针对文革运动的对策是有效的、成功的。

  (2)从“不介入”到“军委八条命令”
  林彪的“不介入”方针在1966年10月初被打破。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在天安门城楼向毛泽东告御状,声称他们的革命行动受到军委总后领导人的打压。林彪在毛泽东的压力下,于10月5日发布了“军委紧急指示”,开放了军队的“四大”。由此军队院校的造反势力蓬勃发展,一发不可收拾。邱说:“这道命令改变了中央军委关于军队文化革命的总方针,允许院校搞“四大”,成了军队大乱的突破口。这样一来,原来按中央军委的方针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各总部、各军兵种的党委领导,一下子成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军队领导干部被揪斗得很厉害,军队的工作全面陷入被动,大家怨声载道。叶帅、聂帅、林总很生气又很无奈。”(页455)面对混乱的局面,林彪于1967年1月28日亲自起草了《军委八条命令》,而《军委八条命令》的核心思想就是保持军队的稳定,不许随意冲击、武斗军队干部,军队实行正面教育,而非造反夺权。3月份又召开全军高干会议。这对军队的稳定起了决定性作用。邱说:“虽然《军委八条命令》是毛主席同意签发的,但《军委八条命令》执行后,中央文革又是不满的,生怕压住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毛主席也说过说:仗着八条,抓人太多。叶帅听到后气得不能自己。听叶群说,有一次在毛家湾,叶帅坐在会客室不说话也不走,林总一直陪叶帅坐着,谁也不说话。《军委八条命令》出台以后,军队各级党委、各级领导的确当成了法宝,打击了‘造反派’,有的甚至开了枪,如赵永夫。因为元帅们有气,《军委八条命令》的颁布又使他们发火有了本钱,这样‘二月逆流’的发生势在必然,《军委八条命令》本身对毛主席的路线就是最大的‘逆流’。”(页456)

  (3)林彪对军队干部的保护
  为了保护军队的干部不受冲击,林彪发明了“躲反”。邱回忆说:“在动乱中,林总、叶帅对军队干部是爱护的。军委通知各大军区的主要领导,都到北京京西宾馆来‘躲反’、‘避难’,宣布京西宾馆不许冲击,并由卫戍区严加把守,在形势稳定下来才陆续回去。这和地方干部相比是天壤之别了。”(页459)经林彪、叶剑英批准到军委西山“躲反”的就有赵尔陆、李天焕、王秉璋、杜义德、邱会作等人。但是其中也有一些人经不住压力回到原单位“经受群众运动的洗礼”,结果丧命,如赵尔陆。邱回忆说:叶群曾对邱说“很多事我都不敢给首长讲,一讲他就发火。前几年,首长知道赵尔陆死了,气得他不吃饭,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一边走一边骂。叫我把郭子瑞(赵尔陆的夫人)接来好几次。他知道王秉璋经常遭武斗,他骂造反派是法西斯,他非要见王秉璋。我说王秉璋在七机部,是国务院管,你见他不好,他说为什么见不好?你懂个屁,我们是战友,是战友!我负伤从马上掉下来,是他和苏静把我搞回去的。”(页593)邱会作的遭遇也颇有典型性,邱当时奉林彪、叶剑英命令住在西山,实是“躲反”,但是却被时任军委副主席、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直接下令回总后参加群众运动(实则接受群众批判、批斗),惨遭造反派武斗毒打,几乎死在武斗场上。林彪知道此事后大为震怒,甚至提出要立即出面救回邱会作,后在叶剑英、叶群的劝阻下,找来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林彪对陈伯达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后来叶群持林彪、陈伯达手令救出邱会作。(页508-509)

  (4)搞垮军内造反派的“五一三事件”
  空政文工团的刘素媛为了庆祝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二十五周年,想联合在京各部队文工团联合演出。此事得到毛的首肯,并嘱咐刘素媛找叶群谈谈。此时的林彪抓住了这一机会,通过支持军队中的“革命派”(保皇派)演出,打压了军队中的造反派。(此事吴法宪回忆录也有较为详尽的描述)。通过“五一三事件”,军内造反派从此一蹶不振,军内的造反势力被清除出军队和北京,从此军队进入较为稳定的时期。邱说:“林总和军委不是通过发指示的方式,而是通过支持谁搞文艺演出的方式表明林总和军委的态度,支持革命派,打击造反派,使北京的各领率机关迅速稳定下来,从而使各大军区及全军部队迅速稳定下来。这是林总的高棋,也是险棋,因为在文革中直接打击造反派还是第一次。事后,叶群跟我们说过:‘林总反复掂量,主席要军队还是要造反派?林总最后说:‘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林总抓住了这个机会,彻底扭转了军队的局势,为党、国家、军队立了大功。这也是‘五一三’能够取胜的主客观条件。”(页527)

  (5)林彪领导下的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抵制
  邱说:“在林总的支持下,军委办事组的黄、吴、李、邱是坚决反对江青的,也就是反对中央文革的,这是保卫人民解放军决定性的斗争,在文革中保卫解放军不被江青插手就是保卫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林彪在1968年3月25日与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谈话时明确表态说:“去年,全军文革垮了,江青几次提议要恢复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的文化革命,并在军队内部找他们的代理人。中央军委常委的工作一时也难以恢复起来,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谁来管事。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指中央文革)不喜欢;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用办事组来管大事,这是最靠得住的办法。”(页577)军委办事组在林彪的领导下,实则起到了文革初期叶剑英、聂荣臻所起的作用,延续了林彪和老帅们稳定军队的方针和政策,功不可没。邱回忆说:“林彪对江青一伙的基本态度之一,就是不许他们插手军队。林彪说:‘如果他们在军队有市场,是亡党亡国的开始。’九大之后,防止上海帮插手军队真如同防止盗贼一样的严格。军队向中央的请示报告,也同总理商量好了,凡是重要的事都先送周总理,由他转送主席之后,再在政治局传阅。看起来这是小事情,其实是大事,这样可以减少江青一伙的干扰。”(页610)中共九大之后,军委办事组的主要成员们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更成为军队抵制江青等文革极左派的坚实力量。事实上,江青等希望渗透进军队并掌握军权一直不甚成功,这与林彪在一开始就予以防范和抵制由直接的关系,军队更成为日后粉碎“四人帮”的重要力量。

  (6)林彪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
  一件小事反映出林彪对文革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邱会作长子邱路光与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的女儿是大学同学,也是一对恋人。但是由于张霖之是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干部,并死于造反派的毒刑拷打之下,两个人的恋情此时也遇到险阻。邱会作请自己的夫人胡敏出面找周恩来求情,周恩来说:“你去找叶群,叶群同意了,我就批准他们结婚。这是好事情。”(页593)周恩来明说叶群同意即可,实是暗喻叶群背后的林彪。在叶群的支持下,周恩来在国务院给张霖之作了内部结论,并批准了两个人的婚姻。林彪还在家里接待张霖之的夫人李蕴华,说“张霖之是好同志,他为什么被打死了?他被打死都不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林彪向在场的军委办事组黄永胜等人说“军队的干部能解放的尽快解放,能解脱的尽快解脱。”当时已经解放的和解脱的干部有张震、王必成、林维先、谢胜坤、江文、张宗逊……已经安排走上日程的有杨勇、梁必业、吴克华、张贤约、李雪三等人。更令人叫绝的是,林彪与李蕴华合影时,坚持请李坐在中间,林彪和黄永胜坐在两边。(页594-596)林彪这个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接班人竟然与被毛泽东、江青点名打倒的走资派张霖之的夫人合影,并称张霖之为“好同志”,林彪以自己的行为表示出对造反派的厌恶和痛恨,和对张霖之一家的关怀和支持。

  四、披露文革中老干部医疗待遇问题的真相

  文革期间,一批老干部受到冲击和迫害,医疗待遇问题上也受道不同程度的限制,引发了众怒。文革之后官方将这些责任统统归结到林彪和江青的头上。那么事实到底如何?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事实的真相。

  关于老帅们的医疗问题,邱说:“老帅的治病问题,都是由总理专管,我没管,我也没资格、没权力管。在贺龙、罗瑞卿等人治病的问题上都是中央专案组报总理直接管,总后是不能管的,甚至是不能打听的。三○一的领导也不向我汇报,这是党的工作纪律。”(页877)1967年5月,周恩来召集邱会作、汪东兴、吴阶平等人开会,规定了几条。其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对中央原政治局委员,书记记处书记、副总理以上的领导干部,正在受审查的人员,涉外事项的医疗保健工作,一律归周总理批准,由三○一总医院,北京医院、首都医院、公安医院,按照总理批示执行任务。对上述人员的医疗保健.没有总理的批示各医院不得自行办理。”(页878)三O一医院上至院领导,下至普通工作人员都严格按照周恩来的指示行事,对送进医院的病人全心全意地予以治疗。邱会作说:“贺老总的治病问题,及罗瑞卿,陈老总,陶铸的治病问题,三○一医院都尽了全力,他们的不幸是文化大革命的复杂政治情况造成的,不是三○一的医疗造成的。”(页879)

  关于罗瑞卿的腿伤问题,邱说:“罗瑞卿自己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做截肢手术。同时三○一医院非常负责地组织专家会诊后,给中央写了报告,周总理看了三○一医院的报告,看了X光片和特别画的手术示意图,周总理批准了这个手术报告。六九年初,给罗瑞卿做了手术,手术前三○一医院又给周总理打了报告,总理批示要保证治疗的效果和安全。主管医疗保健的曹根慧副院长主持手术,由骨科副主任党广博和主治医生王一德主刀,主治医生宋运琴负责麻醉,著名专家外科主任陆惟善在手术室指导,虽然罗瑞卿患有心脏病,由于组织周密,认真负责,手术很成功。若干年后他到世界上最先进的西德去做手术,却死在那里。”(页880-881)

  关于贺龙的抢救问题,邱回忆说:“贺老总的专案问题我是一点不知道的,中央专案组是极其严格和保密的。在杨成武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只听到杨成武说过一句话,‘总理叫把胡子放到象鼻子沟去了’。象鼻子沟和西山是一个山坡之隔,是国务院系统的战时指挥部所在地。在黄永胜的军委办事组时期,我也只听到黄永胜说过一句‘彭德怀和贺龙的案子杨成武的时候就基本定下来了’。六九年六月九日凌晨,三○一医院副院长曹根慧接到中央二办打来的电话说:‘贺龙得了重病,以前他看病都在卫戍区的医院,这次黄总长因你们条件好,技术力量强,指示你们立即派医生出诊治疗’。曹副院长立即进行了安排,他找到了曾给贺老总看过病的主治医生黄秀琴和南楼(高干病房)护士姜辉永带着抢救器械和药品赶到了贺龙的住处。黄秀琴诊病时,薛明和专案人员都在场。黄医生经过诊断立即向曹副院长汇报,因为曹副院长根本不知道贺老总的住处,他说:‘如路途近,道路平坦就速回医院抢救;如路途远,道路颠簸就增派医护人员去现场抢救。’黄医生认为贺老总的住处不具备抢救条件,这里去三○一的路途不远路况又好,请示送三○一抢救,曹副院长立即决定‘把病人接回来,路上不间断地抢救治疗,注意安全,防止意外。’曹副院长又立即向靳来川院长汇报,靳说:‘关键是确诊,然后进行抢救!’贺老总到三○一时,楼里楼外已经是戒备森严,显然是中央布置的。南楼(高干病房)主任李晋率医生进行抢救,确诊贺老总是糖尿病酸中毒。曹副院长立即组织专家会诊,大内科曾诚富主任,放射科高育璈主任,心肾科黄大显主任等赶到病房,当时比较先进的移动式光机也由肖志达医生推来给贺老总拍片,发现贺老总肺部感染。再经过验血后,决定输液。输液的药剂是5%的葡萄糖和胰岛素,胰岛素适用糖尿病酸中毒和伴有并发症的病人;对昏迷的糖尿病患者要打一定剂量葡萄糖,直到醒过来为止。这个用药方案是可以经得起检验的。三○一从领导到医护人员尽了最大的努力,但贺老总没有抢救过来,于六月九日下午三点去世。”(页885-886)

  关于傅连暲问题,邱回忆说:“一次,总理、杨成武、吴法宪和我在场,江青对叶群说:‘傅连暲在五十年代初,不是害过林副主席吗?现在,为什么不报仇!’叶群笑了笑回答说:‘傅连暲还好,就是教林副主席养身之道,现在他(林)自己都会查药典了。’江青认为叶群不识抬举,立即说:‘把傅连暲抓起来,待后再处理。’大家都不吭声,江青就火了,这时总理说这件事我来办。也就过了一天卫戍区来了几个人,给我看了总理的条子:“把傅连暲交给来人,周恩来。”我看了条子之后知道总理并不是指名叫我办的,我就给总后副参谋长陈庞打了电话,陈庞带着他们到了香山傅的住处,翻墙进去把傅连暲带走了,并关进了秦城。”(页580)“过了几天(那时我不在碰头会,不是天天见总理)我见到总理,问为什么抓傅连璋?总理只说了一句话:‘和你们没关系。’不久傅连暲就死在秦城。”日后的中纪委审查小组对邱说:傅连暲之死与你无关,你对傅连璋在文革中说过的一些批评的话,不能和专案混为一谈。(页888-889)

  从以上几件事情来看,中央专案直接掌握在周恩来的手上,具体的医疗事务也都由周恩来负责,别人不得插手。可以说,解放军三○一医院对于罗瑞卿、贺龙的治疗是认真负责的,不存在人为的故意疏忽和官方所称的“医疗上限制、拖延和反治疗”这个问题,当时的三○一医院从上至下都尽到了医务工作者的职责。至于傅连暲惨死于秦城监狱也与林彪没有直接的关系。

  五、深刻反思“九一三事件”
  
  林彪事件迄今为止仍被官方定位于“篡党夺权、阴谋政变”,但是官方却列不出林彪“阴谋政变”的证据。邱会作直接了当地写出了自己的看法:

  “林彪真正搞武装政变谋害毛主席?我认为是毫无根据的。

  第一,武装政变是特殊战斗,古今中外都一样,这种战斗来不得半点差错。我们所看到林彪搞武装政变的“证据”,就是什么‘五七一工程纪要’,‘小舰队’,这根本不能说明林彪有什么问题,这些材料不仅不能说明问题,更不能证明任何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林彪是大军事家,也是最有实战经验的,林彪要真的搞了什么武装政变,就没有不成功的。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七一年九月十二日的情况。当时,毛主席还在返京路上,林彪在北戴河,北京只有周恩来。在这种情况下,林彪要搞武装政变,还不是可以随心所欲,水到渠成吗?因此,假的东西要说成真的不可能的。  
  
  第二,武装政变要有最有力的指挥。林彪搞武装政变怎么好象是小孩做游戏一样的?

  林彪要搞武装政变,他没有动用统帅部的任何指挥机构,没有动用各军种各大军区,也没有动用任何作战部队。这样象搞武装政变吗?林彪搞政变都不依靠我们,“林彪死党”的帽子白给我们戴上了!同样不要忘记,当时林彪不仅可以通过指挥系统指挥全军部队,而且也可以指挥任何作战部队。林彪没有动用任何部队,这也是搞武装政变吗?

  第三,全国平静。事实证明,‘九一三’之后,党内、军内秩序良好,社会平静稳定。没有发现一个排、连、营、团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更不要说一个师、一个军了;同样没有发现一辆坦克、一架战斗机、轰炸机接到过林彪或黄吴李邱紧急战备或紧急待命的指令。林彪,黄吴李邱是军人,他们政变不利用军队,不利用枪炮,不利用飞机、坦克,这算搞什么名堂!?难道林彪只和自己的儿子及几个空军的小干部搞政变吗?!这根本不是林彪。政变是为了活,而不是为了死,可是按照官方的说法,好像林彪政变就是自己在搞一场为了死的儿戏。那么,为什么都说林彪是搞武装政变失败而外逃的?这是借用‘九一三’事件来处理‘林彪问题’ 的手段,只有把林彪先定为反革命集团搞政变的头目,才有处理的根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六日晚八时,当确悉林彪出走的飞机在外蒙温都尔汗机场机毁人亡,机上九人全部丧生。接着,汪东兴自己回中南海,同毛主席和工作人员举行了庆祝会,毛主席的心情很好,并要汪东兴向政治局传达一句话:‘林彪帮了我一个大忙。’这句话的意思很清楚,林彪成了死反革命,对‘林彪问题’可以随心所欲放手处理了。说‘九一三’是林彪搞政变,对毛主席是饮鸩止渴,并为邓小平否定毛主席准备了炮弹。”(页787-788)

  作为一个身经百战的军人,邱会作以自己独到的视角审视这个所谓的“林彪政变”事宜,邱的见解可谓真知灼见。事实证明,官方版本的“林彪阴谋政变”一说不过就是一个天方夜潭、欲加之罪而已。

  六、披露“两案审判”的内幕

  1980年的“两案审判”长期以来一直是官方津津乐道的内容,声称这是中国走向法制的开始,身为两案审理指导委员会主任的彭真甚至说,要把两案办成铁案,传到子孙后代也推翻不了。一些御用文人们也不遗余力地为这场审判涂脂抹粉,如图们、肖思科的《特别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受审实录》、王文正、沈国凡《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等。那么事实真相如何?邱会作回忆为人们重新认识这场审判提供了新的视角。

  1、官方利用当年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
  1980年9月官方成立了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在秦城监狱开始对两案相关人员进行了连续十多天的预审。负责邱会作的预审组组长竟然是原来总后的造反派王瀑声。邱会作回忆说:“预审组由三个组员、一个记录,共四个人组成。我一见到组长王瀑声,即大吃一惊。王瀑声原是后勤学院政治部主任。王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一个几易其主的人,文革开始的时候曾经多次表示: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远学林副主席,近学邱部长,坚决跟着邱部长一起闹革命。但后勤学院造反派“星火燎原”成立之后,他又投降了造反派,当毛主席、林总、周总理派叶群把我从武斗场上抢救出去之后,王瀑声又痛哭流涕地要求回到革命派中来。‘九一三’之后,王瀑声又转回造反派一边去了,这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预审组组长王瀑声的本来面目。”(页901)总后当年的造反派在江青的支持下一度非常得势,把总后搅得天下大乱,他们在总后机关大抓“保皇派”,一共抓了四百多人,将总后的办公楼变成了临时监狱。(页492)后来又对邱会作实行惨无人道的武斗,几乎置邱于死地。邱会作在林彪、周恩来的支持下重回总后工作后,曾经处理过一批这样的造反派。现在官方为了搞好审理工作,竟然起用这些当年被打压下去的造反派充当审案者,如此审理毫无公正、客观可可言。

  2、背离历史事实,强加罪名
  两案预审小组先定罪名,然后再寻找证据。在预审之时,先将邱会作划入林彪反革命集团。将邱定位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其理由是“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这还有什么疑问吗?”“亲信就是结帮、重用、安插位置。林彪不正是这样对你的吗!”“你是政治局委员就决定了你的问题的性质!这点你总不能否定吧!”(页902)预审组对此却提不出任何像样的“证据”,他们罗织出来的罪行主要又三条:一是指责黄吴李邱等人与林彪搞了政变,二是在党的会议上攻击了老帅,主要是指邱会作对徐向前的批评,还有用医疗手段整老帅的问题,三是邱在台上时总后迫害了一些干部群众,乃至一些人不幸死亡。第一个问题,不仅黄吴李邱没有涉入所谓的“政变”事宜,连林彪本人的涉入的证据都没有,唯一的一个叶群、吴法宪、邱会作于1971年8月8日在毛家湾策划过政变的证据也被当事人吴法宪所否认。第二个问题则是邱等人在党委会上传达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讲话精神,按照中央的部署批评一些老帅,如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批判徐向前。如果这可以当成罪行的话,那么首先要追究毛泽东的责任。至于涉及老帅们的医疗治病问题,都是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央专案组一手操办,根本不经过总后,与邱本人无关。第三个问题较为复杂,文革运动在毛泽东的号召下自上而下,全国人民都被卷入,无数的人受到迫害,而作为发动运动的首要人物的毛泽东却不在两案审查小组的追究之列,而将罪责推给几个被打倒的人身上,毫无公正可言。邱会作说:“毛主席发动和领导的文化革命,一直是在左的思想下进行的。全党、全国都乱了,幸亏军队相对保持了稳定,为了部队的稳定,必须清理整治反对党委,搞造反夺权,搞打砸抢的造反派,和后来清理三种人是一样的。当然,在这么一场史无前例的运动中,整过的、整错的肯定会有的,如果我们仍在工作,我们也会在运动后期进行甄别。在这里我也坦率地说,我是部长、党委第一书记,这个帐记在我头上,我承担责任,我向整错的人道歉。”(页908)

  3、邱会作的自我辩护和对“两案”审判的认识
  关于林彪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认为根本不存在一个“林彪反党集团”。邱说:“根据历史事实,林彪、江青的关系,在文化大革命中,为了维护毛主席,有过工作的关系,但主要是斗争。这里,我不讲林彪同江青斗争的全部问题,只简要说四点。

  “第一点,不准造反派夺权。林彪对六七年一月上海‘一月革命’是没有表过态的。正是因为如此,在所谓的‘二月逆流’中,还有人指责林彪是后台,这点你们可能不清楚。

  “第二点,不准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林彪防止中央文革插手军队是像防贼一样的。不准他们进来;也不准军队有中央文革的代理人。李德生当总政治部主任,就是为了挡住中央文革的张春桥进军队的。

  “第三点,不准军队搞四大。六六年五月间,中央发表‘五一六通知’之后,中央军委立即决定,军队不搞‘四大’,只搞正面教育。一九六七年一月底,中央军委发布了八条命令,三月间,中央军委又召开了全军军级干部以上的高级干部会议,对稳定军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四点,不准江青一伙横行。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没有夺去军队更多的权力和军队没有乱,林彪是有功的,军委办事组是起了重要作用的。‘九一三’之后,江青一伙大发横财的主要‘资本’就是他们抓住了‘林彪反党集团’反江青一伙的事实。”(页902)

  邱会作总结说:“在将近十年时间里,我经过了江青一伙在位时的中央专案组的审查,中纪委审查小组的审查,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查。这三种审查,出现了两种鲜明的对照。中纪委审查小组(包括侦察预审)的审查基本上是执行党的政策的,真正把我的问题搞清楚了。江青一伙在位时期的中央专案组和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是一样的,其目的都是要把我审成反革命。高检预审组的审查手段,搞的是讹诈,并且是挂着中央牌子和穿着法律外衣的讹诈。”“对邓小平来说,反对他们的人是‘三种人’,的确也是‘三种人’。可邓小平却借着公审的牌子,利用反对我们的‘三种人’为自己服务。他们为了打击我们,说我们跟着林彪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他们为了打击毛主席,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又说我们跟着毛主席干文化大革命。”(页908-909)邱会作的见解可谓一针见血,将“两案”审判的实质一语道破。

  六、回忆录存在的部分瑕疵

  书中说:“陈伯达到毛家湾后,林对陈说:‘你是文革组长,对群众有说服力。你立即通知造反派放出邱会作!’陈可能是第一次见到林彪下命令的样子,有些紧张,马上用红蓝铅笔在一张纸上写下:‘立即放出邱会作,陈伯达。’叶群拿着陈伯达的手令,火速赶往总后大院的武斗现场。”(页509)下命令救邱会作的是林彪还是陈伯达?根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晚上九点前后,叶群来到秘书办公室,一进门就拿出一张白纸条放在办公桌子上。‘首长决心要保邱会作。’叶群情绪激昂地说。她指了指那张纸条:”这是首长和老夫子亲笔写的。老夫子今晚来见首长,我把他也抓住了。你们都来看看。几个秘书都上前看那张纸条,只见上面写着几个鸡蛋般大的草体字:‘立即放出邱会作 林彪 陈伯达’。前面几个字都是林彪的字体,在林彪签字后面,是陈伯达的亲笔签名。”(张云生《毛家湾纪实》 北京春秋出版社1988年版 页69)笔者认为,陈伯达本人并非强势之人,以其性格恐怕不会写如此直接了当的“命令”,林彪对军队的干部尤其是自己的老部下极有感情,为邱的遭难而愤怒,由此而写下这样一道命令,事实上也只有林彪有此魄力敢下这个命令。

  书中说:“一九六八年十月,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决定召开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在文化革命的大风浪之后召开的,江青、康生把持的中央文革想要独霸对大会的领导。为此以林彪、周恩来为首,以军委办事组为骨干,以及当时在前台工作的同志们和江青、康生、张春桥一伙斗争的中心问题,就转为在九大为保卫党的领导权和江青一伙夺取党的领导权的斗争了。”(页613)此一说法似有不确。笔者认为,中共九大的召开,实为毛泽东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集团后,要在理论上予以论证并在组织上予以完成必要的手续,也就是要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合理化、理论化。那个时候军队与文人两派都在毛泽东的大旗下行动,都要听从毛泽东的指示,双方还谈不上“保卫”或“夺取”党的领导权的问题,双方的权力都来自毛泽东。可以说林彪等军队领导人对江青极左派有抵制,如“二月逆流”,但在毛的强势压力下一触即溃,江青势力如日中天。但是九大前,毛泽东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刘少奇已被打倒,毛泽东另有考虑如何将剩余的老干部势力与造反派势力结合起来,即将九大开成“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所以,无论是林彪还是江青都在毛的旨意下活动,党的领导权就在毛泽东的手中,毛想让谁上台谁就上台,毛想让谁下台谁就下台,林、江都处于从属地位,说林彪保卫了党的领导权实在拔高了林的作用,林最多也就是保存了军队干部的实力,在党内有一席之地,是制约江青的一只力量。

  书中说:“在九大,林总同江青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林总胜利了,江青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页658)笔者认为这一说法似乎并不成立。这一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是,理论上,江青、张春桥为代表的毛泽东极左路线占了上风,九大通过他们起草的政治报告,通篇论述的都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极左理论,强调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而林彪支持的陈伯达撰写的稿子《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被毛泽东所否定,因为陈伯达要讲的是发展生产力,搞好生产等,不符毛泽东的口味。毛对陈伯达起草报告的否定说明林彪主张的政治路线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肯定,林彪居于下风。然而在组织上,江青等人并未得到实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虽然进入了政治局,但是中央文革却寿终正寝,对于江青来说这不啻是一个重大损失。但是不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还是出自毛泽东的政治盘算,难以说明就是林彪抵制的结果。毛泽东如果让中央文革继续存在,无论是林彪还是周恩来都只有恭敬从命,不敢稍有违逆。毛泽东是要在新的历史时期让江青等人发挥新的作用,它并不代表毛打算改弦更张。所以不宜说林彪在九大上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只能说林彪为首的老干部在政治局内保存了相当的实力,是当初军队代表叶剑英、陈毅、刘伯承、徐向前等人离开政治舞台后的继续。

  笔者还认为《回忆录》的第三篇的题目似有不妥,该题目是“人民军队忠于党”。笔者认为这个题目的含义应该是说解放军的一切行动都必须听从党中央的命令,换句话说也就是说听毛泽东的命令。可是,这一篇的主要内容都是林彪、叶剑英、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造反派,遏制军内造反派的行为,而这恰恰是毛泽东所不喜的。毛泽东要求军队支左,支持造反派夺权,军队内部虽然也有一些极左分子积极响应,但是后来都被林彪打压了下去,特别是军委八条命令之后,各地军人镇压造反派,如“青海二二三事件”等,大开杀戒。林彪还利用“五一三事件”打垮了军内的造反势力。武汉发生的“720事件”也是军人起来反毛的倒行逆施,等等。这显然不能说军队完完全全听了毛泽东的。换句话说,解放军的行为在文革之中并非“忠于党、忠于毛”,而是根据各地的情况而有所不同,有些干脆就是抵制造反派,乃至毛一度认为军队75%不支持造反派,毛甚至提出要武装左派,发枪给他们等等。连林彪本人都厌恶江青、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在庐山上出手打击张春桥,最后林彪还以出走的方式与毛泽东和平分手。这怎么都不能说“人民军队忠于党”。事实上,正是军队的主导力量在毛泽东死后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充分证明军队并非忠于毛泽东,而是与毛泽东分道扬镳,最终唾弃了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笔者相信如果林彪学会邓小平那般隐忍,也许就不会发生“九一三事件”,那么在毛泽东死后也一定能够采取措施搞掉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从而改弦更张,至少不会再走毛泽东的文革老路。

  总而言之,《邱会作回忆录》的出版是当前中共党史研究、军史研究和文革史研究的一件大事,为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这段历史,特别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等重要的历史人物以及重新认识文革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全书内容丰富,观点鲜明,对于许多问题的看法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些问题的看法现在看来虽然未必正确,但是仍能启迪人们的思考。笔者认为,邱会作回忆录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示了官方掩盖了历史,秉笔直书,还原了那段峥嵘岁月的本来面目。在此,笔者愿向邱会作将军表达由衷的敬意,愿邱将军英灵永生。 


华夏文摘 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七八九期 
二○一一年二月二十一日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1-03-03

《邱会作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史一平

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会作将军是名人。他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的部长达十二年(1959-1971)。毛泽东的共产主义蓝图(“五七指示”)就是对他的报告的批语。文革期间,他进入政治局和“军委办事组”(这是由周恩来而不是林彪直接领导的“军机处”),后被邓小平“依法”判定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经过“公审”,按照邓小平的设计,使“黄吴李邱”和“王张江姚”一起,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至于毛自己,则按照邓小平的同一设计,年复一年,高卧在纪念堂里,作为绵延共产党神圣统治的图腾,尊享一代又一代党国精英奉献的香火。

邱会作是江西一少年,十五嵗参加“红军”造反。显然得益于好学深思,仅以文字水平而论,也决非李鹏所能企及。邱留下的回忆录,七十六万字,除了小部分讲自己的战绩以外,以主要篇幅记录了他在文革中的亲历。作为“毛主席的红小鬼”,他理所当然接受了共产党的历史观,但是,连他也终于认清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真面目。他细心而且详细地记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和所做,替后人提供了破译神秘的文革的一把钥匙。

邱用了“林是被毛拖进文革”(P686)几个字,概括了林彪在文革期间自始至终的地位。连毛泽东要搞掉刘少奇,也是通过周恩来向林摊牌的。

和局外人不同,邱把文革中的“军内”和“军外”加以区别。在敍述林彪在全国范围内追随毛泽东支持造反派的同时,一一记下了林不能容忍中央文革通过军内造反派插手军队的事件。他记下了林彪和徐向前两个元帅之间围绕着“怕乱”和“不怕乱”的分歧而展开的斗争。按照广泛流传的信息,是叶剑英对江青拍桌子;邱会作指出,这不是事实,事实是叶剑英对徐向前拍桌子。他还记下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本来是林的爱将)转向江青以后,林、江矛盾的发展。在对杨的处理上,毛连续开了四次会表示对林的支持,善於翻云覆雨的江青则迅速倒戈,抛弃了杨。

个人恩怨是中南海内鬬的核心

领导层的个人恩怨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内鬬的核心。邱披露了周恩来告诫军委办事组的名言:“什么是‘中央政治’,‘中央政治’就是处理好主席、林副主席、江青的关系。”在林、江矛盾发展的过程中,不谋而合,林也在掂量同样的问题:“主席是要军队(林彪),还是要造反派(江青)?”林的判断是“主席要军队,但对打击造反派也不会太高兴。”但是,最后证明,林彪的估计并不准确。在打倒了刘少奇之后,毛的首选,已经不再是军队了。

准备“九大”时,林彪支持陈伯达起草以“发展生产力”为主题的报告,被毛否定。毛要张春桥以“继续革命”为中心。这是毛、林分手的起点。虽然林彪被党章冠冕堂皇定为接班人,但是,无论毛泽东,还是林彪,彼此都十分清楚,林的健康状况,根本无法“接班”。

九届二中全会是党内外、海内外无法理解的谜。设不设国家主席,称不称天才,怎么成了你死我活的两条路线斗争?周恩来、康生和林彪、陈伯达一样,都在发言中主张设国家主席,汪东兴的调子比“黄吴叶李邱”高得多,但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什么周、康、汪荣任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捍卫者,林陈黄吴叶李邱却成了反革命?事情的起因是什么?发展过程又是如何?是什么触动了毛泽东对自己生死存亡的恐惧,使他最后下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决心?在邱的回忆录里都提供了启发性的记载。

对盛传中的所谓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武装政变”,由於原告提出的除了空话还是空话,在这种情况下,使读者有根据认为,被告对此嗤之以鼻是更有说服力的。

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

邱通过回忆录再现了一个“革命”的拜占庭。读者和研究者们如果把中共最新“审定”的、乾巴巴的、避实就虚、但具有最高权威的党史教科书,和邱将军有血有肉的回忆录加以对照,无疑会得到考据和鉴别的乐趣,并且提高透视历史和透视中共的教益。

这是邱氏的独家记录,不可能不受到视野和视角的局限。但是我愿意向读者推荐两篇话。一篇是刘少奇在唇亡齿寒时对战友彭罗陆杨的批判(P.434-438),另一篇是林彪在类似处境下批判同盟者陈伯达的话:“人不像人,鬼不像鬼。”(P. 721)。往日的战友,一旦被毛抛弃,刘、林二人就无例外地以大公无私的姿态,施以无情的鞭挞。这种党内斗争,出於革命的本能,出於向最高统治者效忠的本能,更出於自我保护的本能。邱在书中秉笔直书,没有为尊者讳,相当难能可贵。顺便提一下,作者在表达对林总的信仰和感情的同时,没有忘记客观地记下了刘少奇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泰然自若”的神态和“胸怀宽广”的气度,尽管刘已经受到了来自毛泽东的致命的打击。

作者的回忆录没有终止於文革,他还沉痛地延伸到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的“公审”闹剧,立此存照:“公审是一个‘政治垃圾堆。”(P938)他指出:《起诉书》人为地把老干部分成“黑榜”、“红榜”,“凡当局需要的人,……一律放在红榜之内,一律是文化大革命的受害者,这样就把……同盟建立起来了。”至於“黑榜”名单,也就是所谓的敌我矛盾,“是由当权者圈定的”(P933)。根据当权者的利益和需要,人为地区别“敌我”,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就是邓小平导演的“以法治国”的真谛。

(注:《邱会作回忆录》2011年1月28日已由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田园书屋经销。)

(《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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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1-05-06
丁凯文  不容青史尽成灰--读程光 《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

  继今年1月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邱会作回忆录》之后,今年2月北星出版社出版了程光先生的《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以下简称《对话》,所有引文仅注页码),这部书稿笔者五年前就已读过,现今才得以正式出版。可喜可贺!尽管已读过多遍,但是每读一次都有不同的感受,令人感叹、激愤,常常心潮起伏,不能自己。文革时期,邱会作是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成员,文革期间列席了中央文革碰头会,并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直接参与了中央最高层的政治活动。然而,因1971年9月的“林彪事件”受牵连下台遭到迫害。这部《对话》最有价值又最为吸引人的地方是,邱会作作为军队高层领导人亲身经历了文革这段疾风暴雨的峥嵘岁月,特别是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人有着极为密切的近身交往和观察,给我们留下了极为珍贵的历史资料,为人们重新认识、研究文革史提供了的无可替代的第一手最佳史料。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邱会作在谈话中不虚饰造作,不回避敏感事件,不为尊者讳,坦言直白,对这段历史有着深遽的洞察和精辟的见解。这部《对话》是对文革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口述回忆,也是人们深入研究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无比珍贵的历史史料,其重要性、独特性是迄今为止国内所有老干部官式回忆所无可比拟的,其价值将随着研究者的不断深入而日益彰显,时间会证明邱会作的口述回忆是一部不朽的传世巨著!笔者不才,愿将自己的读书心得和感受写出来与大家分享。笔者的讨论从文革初期开始,直到“九一三事件”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两案”审判。

  一、打倒罗瑞卿问题

  罗瑞卿事件是文革开始时的一项重大事件,也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之前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长期以来,国内党史教材众口一词,认为罗瑞卿的倒台是林彪的诬陷,而毛泽东为了换取林彪对文革的支持而打倒了罗瑞卿。由官方认可的席宣、金春明的《“文化大革命”简史》就持这一观点。(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1月版第75-76页)这一观点已成为国内研究者的定论,海外一些人受官方影响也持此一观点。

  邱会作的回忆首先对解放军中长期存在的宗派主义渊源作了详细的厘清,特别指出中共建国之后军内两大最主要的“山头”: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内部出现的矛盾,林彪为代表的红一方面军和贺龙为代表的红二方面军是军中两大派系,1959年彭德怀下台后,毛泽东任命林彪与贺龙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实行军队内部两大“山头”主政。由于林彪身体不好,1962年秋开始贺龙负责中央军委的日常工作,由此军内形成了两个派别:一方是贺龙、罗瑞卿等人,另一方则是林彪、叶剑英、聂荣臻、杨成武等人,双方的矛盾、也逐渐从含蓄到激化,从隐秘到半公开。

  值得人们特别注意的是,在搬开罗瑞卿之前,军中高层实际上已经酝酿了很长一段时间。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军委常委会议期间就听到叶剑英、聂荣臻谈话中批罗是“利令智昏”,“手伸得长”,8月间叶剑英更是将邱叫到家里打招呼,毫不隐晦地批判罗瑞卿,并直言这是毛泽东交代的,被打招呼的人包括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陈锡联、杨得志、许世友、黄永胜、韩先楚等军队高层干部,叶剑英交代说打招呼的范围还要进一步扩大,让大家不要陷入贺龙、罗瑞卿的圈子里去。(页9-10)邱会作的这段回忆揭穿了官方所谓的所有参与上海会议的人员均不知道会议之内容的谎言。此外,官方还刻意突出12月初叶群向毛泽东告罗状,而隐瞒了当时还有萧华、杨成武、刘志坚等人集中向毛泽东作了好几个小时的汇报,告罗瑞卿的状,毛泽东听完汇报后表态说:“对罗的霸道,我想得出来,并对林彪同志讲过几次。他搞阴谋,就是新问题了。你们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安心养病,罗瑞卿的问题由中央来处理”(页11)

  根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12月的上海会议,所有被告知参加会议的人除了贺龙一人不知会议内容以外,其他与会人士都心知肚明。上海会议采取“三无”主义:无文件、无记录、无简报,并对罗采取“背对背”批评方式,其中叶剑英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邱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的激昂慷慨呀。”(页13)上海会议撤销了罗的军内职务,叶剑英日后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1966年3月份在北京继续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批罗,由叶剑英主持会议,但是由于林彪定下了“死规矩”,批罗不许涉及贺龙,叶剑英说服与会者执行了林彪的意见。由于叶剑英将罗的亲信揭发材料让罗看过,罗因此想不开而跳楼。叶随后吟诗一首:“将军一跳身名裂”。(页15-16)随后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向中央揭发罗的“罪行”,向中央提交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中央则在5月份下发了这一报告。

  从邱会作的回忆来看,毛泽东倒罗并非如现今的党史教材所言,是毛泽东在1965年12月初误信了叶群的告状之后才下决心倒罗。打倒罗瑞卿一事在军内事实上已经酝酿了很长时间,其中军内的几位老帅起了关键的作用。毛泽东在军内采取的几项重要部署即可看出端倪:1965年6月7日,中央确定杨成武由副总长提升为第一副总长,该任命由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公布。一周之后的6月14日,毛泽东又再批准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1965年11月15日,军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肖向荣被停职审查,由军委副秘书长、第一副总参谋长杨成武兼军委办公厅代主任,调国防科委副主任路扬为办公厅第一副主任。杨成武地位的上升意味着毛泽东对罗瑞卿信任度的降低,也形成对罗瑞卿的权力的限制和防范。(余汝信《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原载电子杂志《枫华园》第436期2004年2月6日)1965年12月初毛泽东倒罗在即,但还要得到林彪的明确表态,由此才有了叶群匆匆忙忙拼凑了几条罗瑞卿的“罪状”赶赴上海对毛作汇报。

  关于罗瑞卿倒台的问题,还有几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1)林彪对倒罗是什么态度?以笔者的分析,林彪对于军中的动态知之甚清,对于罗瑞卿架空自己而倒向贺龙有所不满,林彪还曾特别提醒罗要注意两点,一是政治与军事的关系,二是要多团结一些人。毛泽东通过叶剑英等人向下打招呼准备解决罗的问题时,并未见到林彪有所行动,林也从未召集下属打过招呼,亦不曾见到林彪对倒罗公开发表过什么谈话或指示批判罗瑞卿。林彪内心未必赞同毛泽东对罗采取的严厉的组织措施。上海会议实际上由毛自己幕后主持,实际出面组织会议的是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林彪并未在会议上露面。但是林彪对会议的过程应该是了解的,否则在上海会议结束罗下台成定局时就不会有林彪向毛建议叶剑英出任军委秘书长,杨成武出任代总参谋长一事。对于3月份的北京会议,批罗虽是大方向,但林彪却要求批罗不许涉及贺龙(页15),实际上是保护了贺龙,避免军内斗争扩大化。

  (2)在倒罗问题上,到底是毛主动还是林主动?以笔者的分析,军队是毛泽东的禁脔,也是毛泽东解决党内斗争的最终手段,所以毛泽东对军队必须有绝对的掌控,而对军队的指挥具体的体现就应该是毛泽东-〉林彪-〉罗瑞卿。但是由于罗瑞卿与贺龙结为一体,而贺龙又与刘少奇、邓小平关系甚笃,军内无形当中形成刘邓-〉贺龙-〉罗瑞卿,这种格局绝非毛泽东所乐见的。再加上刘少奇曾经公开说过罗瑞卿是国防部长的接班人,触及了毛泽东的禁脔,尤其是毛泽东正着手准备发动一场针对刘邓中央的大举措之前,绝对有必要对军队领导层动一次大手术,将军队的指挥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手中。邱会作指出“起初毛主席对威胁他权力的防范还是泛指的,1962年七千人大会前后,按毛主席自己后来说的,对刘少奇警惕了。在这种背景下,贺龙与刘少奇、邓小平的历史和现实关系就成了一个无形的纽带,把罗瑞卿联系起来了。原来‘毛泽东—林彪—罗瑞卿’统帅人民解放军的概念模糊了,‘刘邓—贺龙—罗瑞卿’的模式为一些高级干部所习惯,这是毛主席没有料到和最不愿意看到的。我认为这在客观上导致了罗瑞卿下台,并为贺老总日后遭难埋下了祸根。”(页7)此时军内两派的矛盾以及林罗之间的矛盾正好被毛所利用。林彪虽然在倒罗一事上要负一定的责任,但是主要的责任还在毛泽东。

  (3)军内两派矛盾形成的责任何在?目前官方的说法是,罗瑞卿抵制林彪的“顶峰论”和“政治挂帅”,由此引发了林彪的忌恨。这种说法显然过于简单化和肤浅,掩盖了实质问题。军内“山头”的形成有其历史上的因素,毛泽东也是善于搞平衡术的老手,军委副主席就分别由一方面军的林彪与二方面军的贺龙出任。平心而论,罗瑞卿是军内的实干家,有魄力、有能力,但缺点也很明显,就是以往整人太狠,表现在党内斗争中的1953年的“高饶事件”和1959年的“彭黄张周事件”等,另外,罗瑞卿以军中第二位实力人物自居,其他老帅们往往不放在眼里,对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工作更是支持不够,甚至将叶剑英发现的军内“郭兴福教学法”的功劳据为己有,引起叶剑英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罗还形成自己的一个小圈子,由此得罪了军内一批人,尤其是军队的老帅们,这些人恰恰就是日后倒罗的骨干,而这一点正是官史所刻意隐讳不提的。军内两大派系的矛盾、林罗之间的矛盾以及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终于引发了文革爆发前夕军内的一次大动荡,也对日后中国政治形势的走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严慰冰的匿名信和陆定一的倒台

  官方的党史教材通常将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给林彪一家写匿名信说成是“出于一种义愤而进行的揭露和谴责”(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78页),惟这类党史教材却刻意回避了这些匿名信的真实内容,也从不敢说明这些匿名信到底揭露了什么谴责了什么?据现在人们所知的内容,严慰冰给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写了数十封污辱人格的匿名信,挑拨林彪的家庭关系,对林彪一家人进行人身攻击。从信的内容来看,严慰冰心态龌龊肮脏,手段低级下流。历史早已证明,手段的卑鄙证明了目标的卑鄙,而卑鄙的手段也绝达不到高尚的目的。现在的官史教材无论以什么方式为严慰冰作辩解都是苍白无力的,亦无法掩盖严慰冰的犯罪事实。严慰冰的可耻行径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引起众怒。邱回忆说“在周恩来主持的会上,公安部长谢富治汇报该案侦破情况后,周厉声问陆定一知道否,并大声喝斥:‘就是在国民党里也不许用这样下流的手段!’说着说着,抓起面前的茶杯向陆定一砸去。这是我唯一的一次知道周恩来大发脾气、当众失态。”(页19)此外,坊间还长期流传了1966年春叶群与严慰冰在北京王府井某商场狭路相逢而林彪因此自己破了“匿名信”一案的说法,这种市井传闻现已被广泛传播,以讹传讹。而实际情况却是,严慰冰的匿名信事件由公安部组织破获的,与林彪毫无关系,这一历史功劳还是应该记在周恩来、谢富治等人的头上为好。(有关严慰冰匿名信案问题,可参见余汝信《从王光美谈严慰冰案说起》,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500期 2006年5月15日)

  邱会作认为“陆定一严慰冰是夫妻,但他们并非同案,即便陆定一有责任,也是党内问题,把陆定一逮捕关进秦城监狱是错误的,至少是感情代替了政策。凡是用感情代替政策的时候,也就没有政策了。”(页19)

  笔者认为,邱会作的这一看法是准确的。严慰冰案属于以造谣诬蔑为手段破坏他人家庭幸福,是恶意人身攻击和诽谤,属于刑事犯罪,并非政治犯。陆定一的倒台则是毛泽东为了打倒刘少奇所必须采取的政治措施,拿掉彭真、陆定一和杨尚昆,扫清刘少奇的外围,这是毛泽东打倒刘少奇战役中的前哨战,陆定一的倒台是毛泽东倒刘的必然结果。

  三、搞政变者防政变

  当毛泽东处心积虑要整倒刘少奇时,毛首先想到的就是借重军队的力量,而这支力量只能为己所用,不能为刘邓司令部所用。在发动文革运动之前,毛泽东除了及时拿下罗瑞卿,将军队主要领导人换上自己最信得过的人之外,还要重新部署北京地区的军事力量。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周恩来、林彪的领导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小组。以当时的政治形势来看,军队的实权掌握在毛泽东的手上,中国并无发生军事政变的任何可能性,亦不存在刘邓等人借用外国力量搞政变的可能性。为何毛泽东还要通过林彪的嘴大肆强调“防政变”的急迫性和必要性呢?

  1966年的5月18日,林彪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大讲了一通“防政变”讲话。林彪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

  根据邱会作的回忆:首都工作小组由周恩来负责,叶剑英为工作组长,组员有杨成武等人。这个小组就北京的安全作了以下工作:“1、对政变时易受攻击的中央广播电台、电视台、国家通讯枢纽等地勘察,制定防范措施。对城郊的机场、水库、发电厂、监狱等重要设施,对建设中的地下铁路、城市地下污水通道(可能进人的)等要害处实地勘测,对玉泉山毛主席战时指挥所,由汪东兴陪着我们看了个详细。2、改组北京卫戍区。北京军事力量原来有军队一个师、公安军一个总队(相当于师)、中央警卫团(行政级别为军,兵力为一个小师),指挥权分别属于军队、公安部、中央办公厅三家。一旦有情况,政出多门,可能谁也指挥不动。这次军队那个师和公安总队扩编为警一师、二师,另调北京军区两个师为警三师、四师,连同中央警卫团,统一由北京卫戍区领导(警卫团受双重领导),归军委和北京军区指挥,实际上是杨成武指挥。”林彪特别嘱咐杨成武一定要调自己的亲信部队,指挥起来得心应手。这个“工作小组”的存在颇为神秘。邱回忆说:首都工作小组“既没有正式文件,也没有定时定点的办公。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首都工作小组的工作和一些工程要用钱,周恩来总理特地向我交待:‘这事不能转手办,你自己亲自管着,用多少,直接向我(周)打交道,不要惊动别人。’”(页24-25)周恩来这里所指的“别人”应属刘少奇、的“党中央”无疑。

  笔者认为,毛泽东这番调动军队,名义上是防止外来发动的政变,实际上是为自己搞一场特殊的“政变”作好万全的准备。此时的毛泽东心里很清楚,通过正常的手段不容易实现自己的目标,毛对此并无百分之百的把握。所以,在非常的时期就要使用非常的手段。毛泽东以军队作为自己的后盾,以非正常的手段先从外围攻起,再一步步逼刘就范。文革初期的这番调兵遣将实乃毛泽东发动倒刘政变战役的前奏曲。事实证明,刘邓的党中央既无搞政变的心理,也无搞政变的实力和资源,军队、公安、情报等系统都已牢牢地掌握在毛泽东的手里,此时的毛想拿下谁或打倒谁都是轻而易举的。古今中外的历史都已证明,只有那些处心积虑想搞政变的人才特别担心别人对他们搞政变。有意思的是,历史竟然重演,1971年夏季的毛泽东重演了1966年春天的戏码,而这次却是指责自己的接班人林彪图谋不轨,篡党夺权,毛也同样是南巡各地煽风点火,调兵遣将,积极部署一场歼林战役,其手段与1966年春如出一辙。可笑的是,如今国内的党史教材竟然无视基本的历史事实,依然指责林彪图谋政变,却有意放过真正搞了特殊政变的毛泽东。

  四、林彪是怎样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的?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改选了中央领导人,林彪成为唯一的党中央副主席,名副其实地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官史对林彪是怎样成为接班人的往往语焉不详。而邱会作的回忆弥补了这一缺憾。

  邱会作的信息来自于陶铸。陶铸在会后成为全党的第四号人物,邱等人前去祝贺,陶铸向他们讲述了这段秘辛。邱回忆说:“那是中央全会中期以后的一天,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陶铸去毛主席家谈工作,毛主席正要吃饭,便戏谑地说,你们是来办事的,还是想混一顿饭吃?陶铸说是谈工作、如果有饭也混一顿吃吃,诙谐地消除了拘谨。在谈到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报发表后在全会上激起的义愤,他们几个人说,再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不现实了,要有新的接班人。周恩来一看要谈人事、托故拔脚就朝外走,是毛主席叫人把周追回来的。毛主席一看此状便说,为避顾忌,大家把名字写在手心里‘民意测验’如何?陶铸、康生写的‘周’,毛主席、周恩来、陈伯达写的‘林’,大家伸出手来,毛主席一见,笑了。”(页40)显而易见,中央全会虽然名义上进行了改组选举,事实上在毛泽东处早已“选举”过了,全会的选举不过就是走个过场而已。

  那么林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林彪实际上是诚惶诚恐。在全会的闭幕式上,林彪发表了一番讲话“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顺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全会后,军队的干部们去林彪处看望,实际上是祝贺他成为毛的接班人。邱回忆说:“我们去人大会堂林彪住的那儿,名义是他从北戴河回来后我们礼节式的看望,实际上这是对他的祝贺。这应当是很高兴的事,但林彪没有一点的喜气,反而沉闷地对我们说:我是不想干的。既然全党委托,主席又一定让我来,硬是推,不会有好的效果。实在没有办法,只好试试了。林彪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事情到了他不说不成的时候他才会说。我们和林彪交往了多年了,他说的是真心话。”(页41-42)由此可见,林彪当初也是勉为其难地被毛泽东硬拉上了文革的战车,由此欲罢不能、愈陷愈深。

  五、军队卷入文革斗争和林彪的对策

  八届十一中全会开毕,中央正式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由此吹响了文革的号角。那么军队高层与林彪对此是什么态度呢?目前大陆的党史教材异口同声“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则是唯恐天下不乱。他们利用了毛泽东的错误判断和主张,蓄意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推向极端”。(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97页)长期以来,国内出版的党史教材大都将林彪定性为文革中搞乱军队的罪魁祸首,前引席宣、金春明书即是典型一例。那么林彪在文革初期到底是有意搞乱军队,从而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野心,还是处心积虑稳定军队,并成为稳定军队的核心?这是我们应该认真予以探讨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军委随即举行了常委扩大会,由叶剑英传达了会议的精神。会议期间肖华、刘志坚以全军文革的名义请中央文革的康生、江青、张春桥到会讲话。军队高层干部们对如何开展文革运动忧心忡忡,忐忑不安,生怕军队也如地方一样大乱特乱,也搞全面夺权运动。邱会作回忆说,“与周恩来相反,林彪政治上顾忌小多了。他坚决不许军队院校搞什么‘大串连’,不同意军队开展‘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军委多次以命令的方式传达到全军各单位。”(页47)细查那时中央军委下发的文件就有:一、1966年5月25日,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关于执行中央“5月16日通知”的通知》,明确指出军队的运动要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进行。二、6月14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部队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几项措施的请示报告》,规定师以下战斗部队中着重进行正面教育,军队一律不准上街游行,一般不参加地方的批判大会,把军内的文化大革命限制在宣传、文化等部门。三、6月21日,中央军委下发《六条指示》,要求对军队院校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并决定“整风彻底”的院校不开展“四大”。四、8月中下旬,军委常委会继续强调军队与地方不同,军队文化大革命运动一定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进行,不能随便揪斗干部,处分干部。五、9月3日,中央军委以总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不准军队院校师生来京串连的三条指示”,即军队不准组织红卫兵,不准地方到军队串连,不准军队到地方串连。

  邱会作说:“直到1966年的9月下旬,林彪还是坚持以上意见。他不遗余力地设法稳定军队,使其不受社会上的影响,把军队的运动严格地限制在中央军委领导、管理的范围之内,部队要作好战备工作。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林彪就提出这样的方针,算是有识之士了。有了林彪的支持,我们在一线的军队领导干部的态度很硬,当时有些军事院校的学生违反规定到了北京,军委各大机关都是派人劝回去。总后所属院校的来京学生,好言相劝不肯回去的,我就下令‘各学校来人把自己的学生带回去’。”(页48)

  事实上,文革初期,全军文革小组积极紧跟中央文革小组,而全军文革小组的头面人物又是总政的副主任刘志坚,其他人还有参与起草《部队文艺坐谈会记要》的谢镗忠等人。他们很早就参与了江青、张春桥搞文革的准备工作,这些人思想很左,认为军队内部也受到“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影响,军队的各级领导也是接受教育或被批判的对象。所以,军队在文革开始时就已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到底是紧跟中央文革小组,依靠军队院校师生搞“四大”和军内夺权,还是坚持正面教育,军队不搞造反。林彪显然是持后一种态度。在林彪的主持下,军委常委扩大会决定,继续执行五月中央军委决定的精神,全军要在党委领导下进行文革,不搞“四大”。

  然而,毛泽东在1967年1月严厉地否定了林彪、叶剑英所制定的军队不介入地方的政策。为了应对突如其来的全国全面夺权斗争,1967年2月中央军委召开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林彪亲自主持了会议。而会议最重要的宗旨就是“巩固部队”,部队只搞正面教育,同时要加强管理,严格纪律,加强战备,准备打仗。这一政策得到全军领导干部的热烈拥护和支持。林彪在讲话中讲了很多战备的内容,用邱会作的话来说“当时只有用战备为名来压造反派捣乱。”军队中的老帅也都到会,分别讲话。林彪还特别交代,对于毛在2月份严厉批判老帅们的讲话(即所谓“二月逆流”中毛的谈话)严守机密,不许外泄,特别注意对他们的保护。(页118)

  事实证明,从文革开始到“913事件”,林彪对保持军队的稳定的想法贯彻始终,中间虽然有所反复,但是军队一直处于稳定的状态。即使地方的夺权活动搞得热火朝天,有些军队院校造反派到军委总部和各军区搞“四大”,揪斗军队高干,但是军队内部并未发生自下而上的夺权事件,日后由于军队参与“三支两军”活动,军队势力进入地方政权,对稳定局势产生了正面和积极的作用。

  六、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表现

  以往的官史教材对徐向前在文革当中的所作所为语焉不详,除了提及徐向前曾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外,大都浓墨重彩地描述徐向前在”二月逆流“里的表现,更有人说林彪“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那么徐向前这位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在文革中到底干了些什么?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探讨。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随着军队院校造反派的兴起,军委各大机关普遍受到冲击,军委总部的李天佑、吴法宪、李天焕、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都受到批判。明着无法与造反派抗衡,林彪、叶剑英就命令这些人躲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避难。叶剑英先后安排了赵尔陆、王秉璋、杜义德、吴法宪、邱会作等人躲进西山,暂避造反派的锋芒。(页66)全军文革小组的刘志坚等人虽然有中央文革撑腰,但是对林彪、叶剑英这些元帅的指示却不能不有所顾忌。江青这时想起了徐向前。徐向前虽然也贵为元帅,但是由于历史上的原因,徐在军内长期以来并无实权,只是负责民兵工作。江青在1966年12月三次去林彪处,要求让徐向前出任总政主任兼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并打出毛泽东的旗号。林彪与叶剑英、聂荣臻商议后,采取给徐“虚位”而非“实权”的办法,决定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总政主任一职仍由萧华担任。那么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后又是怎么表现的呢?

  徐向前新官上任三把火,首先宣布由江青出任全军文革顾问,排名在总政主任萧华、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这样江青在军中发号施令就有了名义。邱回忆说:在全军文革小组第一次会上就宣布三条方针:“一是不要怕乱,放手发动群众;二是要彻底批判刘、邓,消除他们的反动路线在我军的影响;三是老干部不要怕群众,要自觉革命。徐向前说:当前高级干部害怕群众的‘恐惧症’是主要的,此病不除搞不好文化大革命。”(页84)这三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组一直以来试图打破军队铁板一块的砖头,徐向前的走马上任为此铺平了道路。

  1967年1月19日下午,徐向前亲自打电话到军委西山指挥所,对邱会作下令说:“现在总后机关的造反派对你意见很大,你不要在西山呆下去了,立即回去参加文化革命。你的问题,江青同志和我共同研究过不止一次,都认为不简单,不能很快地解决。我现在不是以全军文革组长的身份给你打电话,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向你下命令。你马上回总后去!”邱会作等人住在西山军委指挥所是得到林彪、叶剑英的批准的,也是对他们的特殊保护。而此时的徐向前却与江青同流合污将邱会作送进造反派的虎口。叶剑英得知后马上向林彪报告,叶随后向邱会作转述了林彪的话说“林总说了,既然人家已经下了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你那里和我(林)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会作回去以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严重情况,当采取紧急措施。”(页87)邱会作一回到总后机关就被造反派残酷武斗、毒打,几乎丧命,如果不是林彪直接下令、叶群持林彪、陈伯达手令以及叶剑英等人采取断然措施,派军队将邱从造反派的手里救出,邱很可能就如国务院煤炭部部长张霖之一般惨死在造反派的手里。事实上赵尔陆将军就是在全军文革小组的压力下,从西山回到国防工办接受造反派的批斗,最后惨死在自己的办公室内。

  对于徐向前文革初期的表现,周恩来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有一个讲话,专门提到此事。周恩来说:“对邱会作同志,邱会作同志被斗了几个月。(邱会作同志就是去年林副主席‘八•九’讲话说的坏人斗好人,好人挨了整。)邱会作同志被整后,当权派中一小撮坏人搞了一个多月,几乎被整死。林副主席要他到香山找个地方休息,徐向前下令让他回去主持工作。徐向前说:‘我现在给你打电话,不是以军委文革名义,而是以军委副主席的身份命令你回去主持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邱会作同志只好服从。六点钟接到电话,八点钟就回去了。第二天一早,就被捉去了,被打个半死,打得骨折了。后来,林副主席知道了,亲自去把邱会作同志接回来,他们保护什么老干部?他们保护的是刘邓司令部!”(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 2006年版)

  自从徐向前出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顾问后,叶剑英军委秘书长的职权有被架空的感觉。1月26日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举行常委扩大会,叶剑英与徐向前为了造反派揪斗萧华一事而对拍桌子,叶剑英因为愤怒,乃至拍桌时用力过猛导致一小指骨折。由此可见,徐、叶二帅就军队内部如何对待文革造反
问题相互不满而引发对抗。现在有据可查的林彪对徐向前的批评是,王力等人向林彪汇报“二月逆流”时,林彪针对徐向前说了一句话“他不能代表解放军”。(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 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页982)

  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确想紧跟毛泽东的文革路线,行动上积极配合中央文革,并与江青密切合作,以军委副主席的身分下令给军内高层干部,将他们送到造反派手中予以批斗,以此讨得江青等人的欢心。但是徐没有料到军内的反弹同样强烈,林彪竟然直接下手令从造反派手中强行救走邱会作,实际上就是对徐向前的一次坚决反击。徐向前此后再也无法给其他军中高干下如此之命令了。事实上,林彪出面保护的不仅仅是邱会作一个人,而是代表了林彪要保护军队老干部的整体态度。如果林彪此举构成“特别是对徐向前有严重打击”的话,那么这个“打击”并无过错,反而应该得到人们的称道和赞赏。由于林彪的态度,徐向前不得不转变立场,1967年2月1日徐向前与总后勤部系统革命造反派组织代表谈话时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今天我还是这样看,尽管他有错误、缺点,作了些错事,说了错话,但不是反革命,这我们军委都了解他,要看他的历史,他是拥护毛主席、拥护林副主席的,是属于好人的,你们要认清什么是敌人,这两条路线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就是指向牛鬼蛇神和他们搞政变集团的那伙人。我们军队过去以彭德怀为首搞阴谋,以及罗瑞卿、廖汉生、梁必业等,这一类人都不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刘少奇、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讲话搞了许多坏东西,刘志坚也对中央封锁消息,不请示汇报,搞了许多私货,他搞独立王国,这样就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了。……我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里的人,就是说拥护毛主席,拥护林总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都是很正确的,并不是说邱没有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邱会作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可能厉害点,对二医大红纵搞了许多小动作,我就不同意,邱会作说话有点不老实,喜欢搞点两面手法。这些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我们都是为革命,要坚决站在毛主席这一边,搞刘邓司令部的人,按两个阵营来说,邱会作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这个意见我是同意的,毫不含糊的。”(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年版)

  七、军内造反派的溃败与萧华的倒台

  长期以来,林彪一直被官方和国内党史学界指责军内造反的根源和后台,前引席宣、金春明书即说全国“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打击迫害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冲击党政军领导机关的浪潮……这是林彪、江青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将毛泽东的错误推向极端的一个实例。”(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43页)林彪也被指责为蓄意打倒萧华等军内高级干部的罪魁。然而事实是这样吗?

  林彪非常反感全军文革小组和军内造反派,林主要采取了以下的应对措施:

  (1)对全军文革小组实行釜底抽薪。林彪直截了当地对邱会作等人说“他们(全军文革)叫你们去开会说事,你们别理睬,想办法推掉。”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宁可军队处于‘无政府’状态,也不让江青把手伸到军队里来。”5月8日,萧华在京西宾馆召开全军文革的会,接见各单位造反派,研究机关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前一天萧华的秘书来请邱会作,邱说早在武斗场上就认识造反派了,不想再见他们。那天开会,老帅中只有聂荣臻去了,他感到“味道不对”,赶紧走了。叶剑英事先听了叶群的电话,去都不去。会上造反派反映他们在各单位受压的情况,而海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冲进去,双方大辩论,一度很混乱。萧华只好草草收场。以致全军文革日后再也无法组织开会研究军内文革事宜。(页133-134)

  (2)明确支持军内造反派的对立面。在军内“513事件”中,林彪公开支持“三军革命派”,慰问被造反派打伤的人员,报刊连续报道军队领导对伤员的慰问等。林彪这么作,中央文革江青等人也不得不表态支持。此后,“三军革命派”又举行盛大演出,林彪、周恩来等率中央碰头会成员和在京党政军领导出席观看,并与演员合影,各大报纸、电台都予以突出报道。这次明显的政治性演出标示了全军文革的落寞和垮台。

  关于林彪对于全军文革小组的态度,邱会作回忆说:“全军文革有没有是小事,但有了江青在它背后就是大事了。江青是全军文革的顾问,有全军文革,她在军队里就有职务,没全军文革,她就没职位。林彪不让江青插手军队,不能明着说,就只好不要全军文革,不给江青可乘之机,哪怕是牺牲军队里什么人,也在所不惜。”(页136)

  据邱会作回忆,萧华倒台有两个关键因素:

  (1)1967年8月中央文革碰头会开会,由周恩来主持,会上讨论了萧华的问题。主要有三个方面:1、文化大革命前整了一批高级干部,总部军兵种各军区都有,他们整到哪里,那的领导班子就不团结。2、文化大革命中整人,大家列举了许多实例,残酷武斗邱会作时全军文革有人竟在现场观看,激起会上不少人的气愤。3、军队并不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但全军文革仿效地方打倒刘少奇的方法,搞神秘化活动,扶植一派人揪人武斗,军队领导干部个个感到恐惧。这样的总政已脱离了全军,脱离了高级干部。(页138-139)

  (2)所谓萧华“变节”的问题。江青从红卫兵手中掌握了萧华当年在山东任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时曾经被伪军俘虏后又获救的所谓“变节”材料,江青一方面说要保萧华,同时又将萧华的“变节”材料捅到社会上,对萧华又打又拉。林彪为了保萧华特地去见了毛泽东,提出维持原山东分局的结论不变,并找萧华谈话。萧华则透露江青要肖参加中央碰头会及恢复全军文革事宜,引起林彪的警惕。当林彪得知江青的动态后决定先让萧华“靠边站”,躲过风头再说,这是对萧华实行的特殊保护,并与叶剑英、聂荣臻打了招呼。但江青却将萧华的材料转入她和康生控制的专案组,将萧华列为专案审查的对象,萧华由此而倒台。林彪对萧华能做的就是将肖放在卫戍区,不许中央专案组将他关进秦城监狱。(页139-140)

  总的说来,林彪与萧华的关系一直不错,萧华也是林长期提携的军内高干,罗瑞卿倒台后,萧华出任军委第一副秘书长,文革开始后萧华也未受到冲击。恰恰由于江青插手军队事务,特别是对萧华的又打又拉使得问题复杂化,林彪为了不让江青插手军队得逞,不得已才同意萧华下台。

  笔者认为,萧华在文革初期过分积极参与全军文革小组的活动,紧跟江青的中央文革小组,大整了很多军中高级将领,引起众怒。另外萧华没有认清林彪与江青实质上的关系,以为跟着江青走就万无一失,这与后来杨成武的倒台颇有几分相似之处。再加上萧华风派作风十足,个人生活上不够检点,被人抓到把柄,最终导致了萧华的倒台。

  八、“七二O事件”几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于“七二O事件”,国内已有的党史教材大都指责林彪、江青蓄意挑起武斗事端。前揭席宣、金春明书即说“早在1967年春所谓‘反击全国自上而下的复辟逆流’中,林彪、江青一伙就把武汉军区作为打击重点之一。”但是现已有不少文章对此事件予以较为客观、详实的研究和分析。值得关注的就有徐海亮先生编著的《东湖风云录》和《武汉“7•20事件”--至今争论不休的史实和观点》(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下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版第542-573页),还有一些参与事件的当事人也发表一些回忆和文章等,如《王力反思录》。但当时北京中央高层对突发的武汉事件是如何处理的披露不多,而邱会作回忆为我们弥补了这一空白。

  林彪的态度。林彪对突发的武汉事件非常冷静,指示邱会作立即带一只精干的小队伍飞赴武汉。林彪指示说:1、向毛主席报告全国形势。全国有的地方闹事,但不能改变文化大革命的大局;2、请毛主席立即转移离开武汉,到哪由他自己选择,以便为他作好安排;3、武汉若是乱得很厉害,而陈再道又不听指挥的话,你在武汉保卫毛主席,固守待援。武汉附近的陆军第二十九师和空降兵第十五军已进入临战状态。你到武汉后就在王家墩机场建立指挥所,指挥调动救援部队行动。邱会作回忆说:“林彪相当冷静,认为问题的关键是没有把两大派群众组织的关系处理好,没有把武汉军区,特别是陈再道的思想作通,使矛盾激化了。只要处理得当,矛盾会很快缓和、化解。为了防止万一,必须作应有的防备。林彪还交代我带一个内、外科水平都比较高的小型医疗队去,以备急用。”(页147)

  江青的态度。江青已从其他途径得到武汉方面的最新消息,开始时较为紧张,声称武汉发生“兵变”,毛被“劫持”了,要求林一定保证毛的安全。随后让邱会作带信给毛,要邱说服毛立即离开武汉。(页147)

  毛泽东的态度。毛临飞上海之前召邱会作谈了几句话,毛说:“我太疲劳了,没有写信。你回去向林彪同志说,我完全同意他对形势的看法。但有一点林彪同志没有提到,那就是对造反派也要加以分析,不是一切都是好的。我先到上海去,这的事留给总理处理。你早些回去吧,把情况向林彪同志说说。”邱说:“这是我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从毛主席口中听他说造反派不好的话。”当林听到邱的汇报提及毛这句话时,林彪高兴得点头称是。(页149-150)

  中央碰头会对武汉事件的处理。中央碰头会决定以中央名义发表《告武汉人民书》,要求全国都要大张旗鼓地支持武汉造反派,并将武汉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但后来由于毛泽东不同意,才未最后决定。7月23日中央文革在北京西郊机场搞了盛大的欢迎王力、谢富治的仪式。7月25日北京市革委会在天安门召开群众大会,欢迎王力、谢富治凯旋。此外,中央碰头会还要求北京各界派代表团去武汉声援慰问造反派,同时还要求武汉造反派派代表团来京做报告,宣讲他们的事迹。7月26日由周恩来主持在京西宾馆召开了扩大的中央碰头会批判陈再道、钟汉华等人,中央文革还顺便邀请了不少造反派的代表与会,以壮声色。8月1日的《红旗》杂志发表了《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揭露出来”。显然,中央文革利用武汉事件大作文章,希冀再次拉抬造反派的声势。

  邱会作认为,武汉“七二O事件”的直接作用就是毛就文革中的政策作了相应的调整。邱说:“‘七二O事件’后,毛主席修正了文化大革命的政策,从完全信任支持造反派,改为节制他们,加大了使用军队干预运动的力度。对老干部,从一味‘炮轰’‘火烧’,施加压力促使他们和刘少奇决裂,改为思想教育,引导干部‘自觉革命’,站在他的‘革命路线’上来。这样,毛主席对‘王关戚’自然要考虑重新定位了。”(页156)日后陈再道、许世友等军队干部被接到北京参加学习班,免遭了造反派的武斗和冲击。这不能不说是“七二O事件”之后的一个重要结果。由于中央文革要对武汉军区独立师支持了造反派的对立面大搞兴师问罪,对中央军委形成很大的压力,林彪为了不使中央文革借机插手军队事宜,干脆提议撤销该部队,并得到毛的批准。这在解放军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事实上,武汉“七二O”事件的爆发纯粹是毛泽东的极左政策的结果,毛泽东去武汉之前就已认定陈再道压制造反派,中央碰头会已决定要扶持一下造反派,然后再搞所谓的“大联合”。但是局势的发展出乎了毛泽东的预料,毛的极左政策引起武汉地区军队的强烈反弹,引发了一场意外的风波。这场风波的发生与林彪没有什么必然的关联,林彪不过是在事件发生后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应急措施。那种声称“林彪顺风扯帆,跳到前台,‘兴奋异常’”(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借机滋事的说法显然于史无据。

  九、林彪的思想问题与军委办事组的成立

  解放军高层在“二月逆流”后处于“无政府”状态:叶剑英、聂荣臻、萧华靠边站了,徐向前后来也不管事了,杨成武常常跟随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邱会作则是躲避造反派藏在西山或京西宾馆办公。军队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状况?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林彪的思想问题。

  邱会作认为:林彪“思想问题”的根源来自毛主席给江青的一封信。毛主席和江青虽然是夫妻,但他们以前没有特殊的政治关系,1964年以后连一起生活也没有了。1966年7月,正在文化大革命发动的紧张的时刻,身在外地的毛泽东突然给江青写了一封信,就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方向、目标、策略等问题作了甚为详细的论述。当时毛主席只给周恩来看了信,其他人如杨成武、王任重因陪同毛也知道了信的内容。由此,毛的这封信就有着非常神秘的色彩。

  邱会作认为,“林彪知道了信的内容,思想有了疙瘩,他发现毛主席在重大问题上言行不一。毛主席一方面默许甚至让别人宣扬自己,许多人作了,林彪是很起劲的一个,但在给江青的信中说这不是他的本意;毛主席一方面说要团结广大高级干部,但在信中却表现了对江青等少数人的依托和信任,而对广大干部却认为是盘根错节的旧势力,会一朝覆亡;毛主席一方面提倡党的领导,在信中则要把一些部门打得粉碎,顷刻瓦解。特别是毛主席交待林彪在1966年5月政治局会议前后在军事上做了部署,还要林在会上公开讲‘防政变’,给江青的信中却说是他违心地同意的,是有人借助钟馗打鬼。在发起文化革命的关键时刻,毛主席突然同江青这个‘家属’谈起党和国家的大事来了,林彪没有想通。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主席确定为他的接班人,好像对他非常信任了。但是到了1967年1月,他没有和林彪透气就突然发动了‘一月风暴’,接着又否定了林彪坚持的‘部队不介入地方文化革命’政策。毛主席支持中央文革在反击‘二月逆流’中批判叶剑英、聂荣臻,搬开了林彪主持军队工作的两个最信任的帮手,又影射到了林彪本人。正因为如此,林彪不仅对文化革命的问题不敢多说,即使对他负责的军队事务也不愿多管,特别是对一些敏感问题更是这样。凡是毛主席没有表态的事他不吭气,毛主席有批示的文件,他就写上‘坚决照办’、‘完全同意主席的批示’。林彪处处表白与毛主席完全一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不敢轻易表态,包括军队向中央文革、向江青的某些迁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源于此信。”(页166)

  然而,军队事务没人管也不行,江青就在中央碰头会上提出成立一个办事机构。林彪原本就想这样做,此时则顺水推舟提出成立一个小组,落实中央碰头会下达的任务和管理驻京机关与部队的文革事宜,由此军委“四人小组”或曰“军委看守小组”诞生了。军委看守小组日后又过渡到军委办事组。

  为什么林彪要用一个“办事组”统率军队呢?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邱会作回忆说:“1968年3月25日,林彪找接替杨成武担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谈话,吴法宪和我作陪。林彪说:‘去年(1967年)3月间,全军文革快垮了,江青几次提出要健全全军文革,我都没有表态。要是恢复全军文革,就会有人插手军队,找他们的代理人,军委常委的工作也难于恢复,这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请谁管事的问题。叶帅管事,军队喜欢,他们(中央文革)反对;徐帅管事,他们喜欢,军队不喜欢,只好临时先用个小组管大事,这个方法靠得住。’”(页141)不能不说,这是林彪避免江青插手军队的高明的一招。

 十、林彪与江青的斗争


  以往官方的史书众口一词,将林彪与江青的关系说成是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目的是为了篡党夺权。吴法宪的回忆录在这方面已作了很好批驳,而邱会作的回忆给了我们更详实的史实和更完整的内容。


  据邱会作的亲身观察,林彪对江青的斗争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就开始了,主要体现在一些重要的事件上:


  (1)分化中央文革小组。这主要是把陈伯达这个文革小组组长争取过来。邱会作回忆说:“林彪很快发现了,江青一伙反对军队的事,陈伯达开始不积极,后来不参加,再以后就通消息了。1967年初林彪搞《军委八条命令》,正是造反势力最猖獗的时刻,陈伯达顶住江青的阻挠,把它促成了,取得了林彪的信任。陈伯达深知中央文革的一段事在历史上不好交待,要辞职。林彪不同意,说:你不占住这个位置,她(江青)就会上去,祸害人会更多。有了陈伯达,中央文革里的事林彪清楚,江青的行为受到一定的制约。”(《心灵的对话》上册,香港北星出版社,2011年版,页163,以下仅注页码)陈伯达虽然不是文革小组中起决定作用的人,一切都要听从的江青的发号施令。但是陈伯达依然具有文革小组组长的名分,对造反派们还是有相当的制约作用。


  (2)林彪限制军队内部的人与江青和中央文革打交道,避免江青插手军队事务。邱会作说:“林彪不愿直接和江青来往,若是江青有事找军队,便叫杨成武、吴法宪去打交道。”林彪对康生则不假辞色。邱回忆说:“康生几次向林彪示好都遭到婉拒。好像在1968年初夏的时候,《参考消息》原文转载外电一则,称林彪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康生向林彪写了个条子,大意是:我主管中联部,这个差错我应当负领导责任,林总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副统帅,决不是总书记可以比的。今后请林总多批评,也可随时当面赐教。林彪思考良久,叫秘书打电话告诉康生三个字'已收到',就算完事,把他拒之门外。”(页164-165)林彪压制上海帮,几次训斥上门来访的江青。邱回忆说:“江青想取悦于林彪,染指军队,常往林彪家跑,但是林彪不欢迎她。1966年10月军委紧急指示以后,林彪厌恶江青,关系很不好了,1967年'一月风暴'后更是差到了极点,有几次江青向林彪提出政治要求得不到满足,赖着不走,林彪当面'训斥'叶群,命令'把客人给送走'。有两次林彪被江青纠缠得发火了,指着她的鼻子骂。除了毛主席,只有林彪敢那样对待江青。”(页164)


  (3)林彪明确指示军委办事组要像“防贼”一样防备江青向军队插手。邱回忆说:“军委办事组改组不久,林彪对我们说:要防止某些人向军队插手,要像'防贼'一样。只要文革小组那些人管了军队里的事,就是亡党亡国的开始。”林彪还说“对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文化大革命,主席搞什么就让他搞吧。但军队不能乱,军队稳定了,地方乱一点,天塌不下来。军队乱了就不得了了,军队绝对不能让他们(江青)进来搞乱。”(页183)由此可见,林彪对江青等人的认识一直是很清醒的,对江青的抵制也是极为明确的。


  (4)林彪对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江青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前曾向周恩来发难,在一次讨论刘少奇的案子时,江青声称“白区损失百分之百的祸首揪出来了,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的罪魁也不能放过。”周恩来对此十分紧张,担心江青的意思来自毛泽东。当邱会作向林彪汇报后,林彪说:“第一、总理是主席信任的人,江青在说疯话。第二、王明路线'七大'已有定论,没有主席的许可,谁也不许翻老账,我会向主席去谈。第三、你们要全力支持总理工作,要防止发生第二次'陶铸事件'。”(页186)有了林彪的支持,周恩来对付江青更有信心。


  对于这一时期林彪与江青的关系。邱会作总结说:“十二中全会前林彪和江青的关系一度紧张。江青曾提出要补选中央委员,或是以什么名义让她正式上台,但是林彪反对。……八届十二中全会以前,林彪与江青之间的矛盾知道的人很少,仅是碰头会上的几个人。杨成武、吴法宪对我以隐瞒为主,但我能判断得出来,否则我就没法配合他们工作了。黄永胜主事后,就向我和李作鹏公开了。……文化大革命开始,毛主席给江青以显赫的地位。林彪迷惑不解,他在揣摩的同时以支持为主,捧过江青的场。1966年10月,江青挑动军内机关院校造反'四大',林彪就讨厌她了,由汪东兴帮助,林彪摸了些'底'。毛主席对江青'论公'有利用,但并无长远培养的打算,'论私'更没有什么了,甚至有'包袱感'。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林彪是提防江青,全会后,就抵制她了。”(页200)


  林彪对江青的抵制是一贯的。林彪对江青采取“三不准”办法:不准文革极左派的人钻进军队,不准军队里有江青的代理人,不准江青插手军队的工作。虽然这“三不准”未有形成文字,但是在军委领导核心工作的人对此都心知肚明。江青曾提议文革小组的关锋出任总政副主任,一度命令都写好了,但林彪最终还是拖了下去,直至作废。(页402)萧华、杨成武都曾是林彪的嫡系爱将,由于萧、杨与江青过度的密切关系,林彪也不得不忍痛割爱。徐向前地位虽高,但林彪就是不恢复全军文革小组,不许徐在其中再起作用。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一度与江青打的火热,江青为了挖林彪墙角,刻意拉拢温玉成,不仅让温参与中央碰头会,温玉成还想通过江青进入政治局,更上一层楼。然而这样一来,温在军委办事组内也难于生存了。林彪不仅不同意温在九大上进政治局,甚至后来干脆将他放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


  十一、中共“九大”的几个问题


  中共“九大”是文革中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邱会作的回忆有几点值得关注:


  (1)林彪何以成为党章上的接班人?新的党章草案由康生、张春桥负责,增加了“接班人”这一新条文。但是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之前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正式提出删除新党章中的“接班人”字句,但江青和张春桥却发言竭力为此辩护,得到与会人士的拥护和支持。林后来再次表示不同意,但毛泽东出面表态说:“一个人过分谦虚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比如说,大家要选我当主席,我硬是不干,就不能说服人了。”毛泽东表态如斯,林彪也就不好再开口反对了。然而,上海帮为何要如此“抬高”自己的政治对手林彪呢?据周恩来事后对邱会作所言,原来张春桥等人想在新党章中将林彪列为“接班人”的同时,也借机把江青列为“文化革命的旗手”,但是此举受到康生的反对,康生认为如果不谨慎,已经得到的东西也会丢失,不仅军队方面反对,连毛泽东那一关也通不过,毛泽东怎么会同意把江青写进党章。但是由于党章初稿已写上林彪是接班人,如果拿下来又会成为新的政治问题,故只好保留,由毛泽东裁决。结果是中央文革弄巧成拙,白白送给自己的对手一顶桂冠。由于康生与周恩来的特殊关系,说服江青尚需周的配合,故周恩来也洞悉了其中之内情。(页212-214)官方对此的说法是:这是林彪、江青相互勾结的结果。但历史恰恰相反,是林彪与江青斗争的结果。江青等人原打算“欲要取之,必先予之”,希望林彪能够对此投桃报李,支持江青出任政治局常委。未料林彪对江青厌恶至深,怎么可能让江青等人的计谋得逞。


  (2)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毛泽东在1969年春节后吩咐陈伯达准备九大的政治报告,并请陈与林彪商量。陈有意撇开张春桥等人,与林谈妥后定下大意和纲要。林彪和陈伯达虽然没有把“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把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话挑明,但意思都说了。他们特别为政治报告起了个题目:《为把我国建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陈的草稿遭到江青等人的激烈反对,江青甚至指着陈的鼻子大骂,声称陈伯达报告稿上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搞经济建设是公开把赫鲁晓夫的观点写进我们的报告里来了。与此同时,张春桥等人也起草自己的政治报告,并请毛泽东及时修改。陈伯达就此曾在军委办事组发牢骚,邱会作回忆说:“陈伯达说张春桥、姚文元写的政治报告只提文化革命运动,不提党和国家的经济建设和正常工作,是和修正主义鼻祖伯恩斯坦、考茨基的'运动就是一切'如出一辙的修正主义东西。”林彪得知陈起草的报告被否定后,对此就不理不问了,甚至连看都不看。(页206-210)笔者认为,这正是林陈与毛泽东政治思想分歧的开始。林彪和陈伯达希望将中共的理论基调拉重新回到中共八大确立的政治路线上来,即发展生产,搞经济建设,而江青、张春桥等人却真正继承了毛泽东的政治衣钵,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和以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作为中共的核心任务。在在显示了林陈与毛江的根本分歧。


  (3)毛泽东在九大上带头捧林彪。在九大的开幕式上,毛泽东说“我提议,林彪同志为大会主席团主席,好不好?”林彪马上反对说“不好不好,大会主席团主席要毛主席当,赞成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的请举手!”全体代表一致举手通过。邱会作指出“毛主席的一言一行都有'文章'。他这样作和他的开场白,是为大会定调子。”(页222)此后,周恩来在九大的发言中,长篇颂扬林彪。周恩来说“林彪同志成为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早在四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林彪同志是南昌起义失败后率领一部分起义部队走井冈山接受毛主席领导的一位光荣代表。从此林彪同志一直紧跟毛主席,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为中国人民革命战斗和革命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反对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中,在全国解放后,反对彭德怀、高岗、饶漱石的反党联盟的斗争中,林彪同志都是在毛主席的直接领导下,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这次在新的党章中明确写上:'林彪同志一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最忠诚,最坚定地执行和捍卫了毛泽东同志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这是林彪同志四十多年的革命奋斗中自然引伸出来的最正确的结论,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他得到全党、全军、全国各族革命人民的热烈拥护,也得到全世界广大革命人民的支持,我们不仅为着我们伟大领袖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主席而感到无限幸福,我们还为有了众所公认的毛主席的接班人林副主席而感到很大幸福。”为何周恩来对林彪作如此颂扬?邱会作说“周恩来没有自己的目的,他是跟随毛主席呀。毛主席在开幕式上说要让林彪当主席团主席,那么捧林彪,这就要大家也要有个态度了。你可以看各代表团里的发言嘛,捧林彪比周恩来过分的人多了,老同志捧,新人也捧,革命派捧,造反派也捧,是一股风嘛!这个风,是毛泽东自己掀起来的!”(页231-232)林彪在九大上被树为党章上的接班人也是由此而来。


  (4)“中央文革”的命运。中共九大后“中央文革”是否还应继续存在成为中央高层的一个角力。江青等人极力主张维持这一机构,但党内老干部们却一致反对,原因就在于“中央文革”集党内整人之大成,整人太多、太狠、太残忍。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对此意见是一致的,即九大后“中央文革”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毛泽东对“中央文革”颇有自知之明,毛对周恩来说 “'九大'后不能再以中央文革碰头会的名义处理中央的工作了,中央文革这个名字在一些领导干部中太臭!不能再用了!今后怎么办,今后再说。”周则向林彪和陈伯达通了气,唯独江青不明底细,几次上门找林彪,提出“文化革命正在紧张进行,什么时候结束还遥遥无期,中央文革还要继续存在。”林彪总是不表态,或予以敷衍。(页219)中共九大并未对“中央文革”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内行使的职权予以追认。九大后新的政治局开始工作,“中央文革”最后竟然无疾而终。


  毛泽东为何同意取消“中央文革”?笔者认为,毛泽东在文革初期要利用“中央文革”打倒刘少奇等一批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刘少奇倒台后,经过“三支两军”和各地区“大联合”、“三结合”成立了革委会,全国局势走向平稳。故此,“中央文革”的阶段性使命已然完成,再加上“中央文革”在党内不得人心,毛泽东也不得不考虑让“中央文革”走进历史。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打算停止文革运动从此放弃江青,或让江青等人“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而是毛要他们在新的政治环境中换上另一个面孔发挥新的作用。


  另有一个插曲是九大主席台座位的排列,毛居中,左边是林、再加上康、江等中央文革成员,右边是周为首的“旧政府”成员。现代党史教材大都认为如此排列“对照鲜明,意味深长”(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189页)。不少海外文人也对此津津乐道,自以为真的“发现了新大陆”,得出中共高层政治确实“左右分明”的结论。但据邱会作的回忆,这实在是出自周恩来的精心安排,是为了应付江青的结果。如果按以往的政治地位或职务高低来安排主席台上的位置,江青必然会被排到边上去,那样一来江青就会大吵大闹,因为江青已然是中央文革的“霸王”,绝不会坐到边上去。于是周恩来动了脑子,尽可能让江青坐在靠中间一些。这么安排实在是周恩来被逼出来的。(页224)如今的党史教材以所谓中央排座位以期“左右”共治,实乃望“人”生意,胡想臆测而已。


  (5)江青在九大上的表演。(A)中央文革转发上海地区的“劝进书”,要求江青当政治局常委,甚至提出江青当国家主席。毛泽东发了脾气,大会及时收回这些劝进书。(B)江青在分组会上肆意攻击陈伯达,吹嘘自己的文革功劳。(C)上海帮摧残陈毅,在华东组王洪文等人以学习为名对陈毅搞通宵达旦的批斗,最后邱会作通知周恩来解救了陈毅。(D)江青亲自上阵打击“小人物”陈代富。陈代富是中印自卫反击战的英雄,因为揭发四川造反派头头张西挺历史问题,江青亲自到西南组训斥陈代富。没想到陈代富敢于坚持己见,毫不畏惧江青等人的权势。由于毛泽东发了话和军委办事组的保护,陈代富不仅没有受到处分,后来还被提升为团级干部。(E)江青曾主动召开一次军队代表会议,江在会上诋毁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声称毛的接班人绝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批人。姚文元也不失时机地吹捧江青是文革旗手,当然是毛的接班人。邱会作特别吩咐军委机要员将江青谈话记录稿送中央常委传阅,并故意先送康生过目。康生看过后大急,马上扣下记录稿不许再传阅,并要求军委办事组收回其他可能的外流。(F)九大上选举中央委员时,由于军委办事组几人做了手脚,让江青等人的选票少了一些,引起江青的不满。张春桥气势汹汹地要求查票,还声称这是“见不得人的政治斗争”。由于康生不同意,毛泽东也表态反对,查票一事不了了之。但周恩来事后提醒邱会作,除了原则问题,小的问题不要搞小动作。周还特别告诉邱,军队也不是铁板一块,就选票一事也有人打小报告给周,周则息事宁人压了下来。(页245-252)


  笔者读罢邱会作的回忆,深有感慨。首先,江青在中央里的的仗势欺人、霸道、无耻跃然纸上,让世人知悉文革极左派们是如何不择手段达到其目的的。其次,当时在中央里只有军委办事组诸人是制衡江青的唯一力量,连周恩来亦不敢对江青不敬。再次,毛泽东在中央文革和军委办事组之间搞平衡,在一些无关宏旨的问题上否定了江青等人的无理取闹。


  十二、九届一中全会选举揭秘


  没有邱会作的这份回忆,也许世人永远无法知悉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的内情了。邱会作的回忆是根据他日后与黄永胜的交谈,另外还有来自周恩来、汪东兴、叶群等人的信息汇集而成。所以,以下这些回忆极具历史价值。(页252-271)


  (1)酝酿政治局人选的“三人小组”--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在“九大”会后决定成立一个“三人小组”酝酿政治局候选名单。“三人小组”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组成。按照常理,政治局候选人名单的拟定应是毛、林、周三人决定,而此次变成周、康和党内资历不深的黄永胜。毛泽东指定周、康、黄负责提名人选,毛林则退居幕后。“三人小组”由周恩来总负责,康生显然代表了“中央文革”,而黄永胜则是军委办事组的代表。“三人小组”在中南海办公,严格保密,不与外界联系,除毛林电话外,其他电话不得接到 “三人小组”。

(2)第一个人选名单依据的是,八届政治局委员未倒台者、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和中央各大部门、军区的人选。计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朱德、董必武、刘伯承、叶剑英、谢富冶、李先念、李雪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许世友、陈锡联、汪东兴、王效禹共24人。毛看到名单基本满意,但划掉了江青,而林彪则划掉了叶群。“三人小组”再次开会时,周、康窥测毛的心意依旧将江青列入候选人名单。毛泽东在第二次开会时依旧划掉江青的名字,而林彪也划掉叶群的名字。毛还提出可增加纪登奎和李德生二人。“三人小组”再次开会时实际上只剩下江青和叶群的问题了。康生坚持江青进入政治局,而黄永胜则转达林彪的意见:坚决反对叶群进入政治局。而周恩来则说“从当前的实际政治情况出发,江青和叶群一定要进入中央政治局。我们要从政治上向毛主席,林副主席表示我们诚恳的态度。”周康黄三人到毛处再次提出江青进政治局,毛最后说“从现实情况出发,你们的道理是对的。这个问题(江青列入候选人名单)不管怎么说,责任在我毛泽东身上,我应当完全负责。从今以后,永远不要江青和我一起工作了!她从思想上来说不是一个纯洁的党员,另一方面,她也不是一个女人。”显然毛最终点头同意了这个名单。这样,周康黄再到林家说服林彪,此刻事实已成为如果叶群不进政治局,江青也进不了,反而是林彪给毛泽东难堪了。林彪不得不同意这一安排。叶群实际上是作为江青的政治陪衬而进入政治局。


  (3)“三人小组”里只有黄未进政治局常委,令人蹊跷。据黄永胜对邱言,毛泽东曾设想将常委增加到七人,即毛、林、周、陈、康、黄永胜、张春桥。但毛考虑张春桥进常委带来的问题较多,林彪也不喜张,毛心中犹豫。后来还是林揣摸出毛的心思,提出黄、张均不进常委,遂摆平此事。


  (4)中央军委机构和名单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一致通过,这与以往的惯例有所不同。这时林彪与军委办事组商议的结果。目的是表示军委办事组乃中央全会正式任命通过的,而“中央文革小组”却没有这个殊荣,也就是说军队要完全摆脱与“中央文革”的关系。军队的老帅们虽然没有进政治局,但依然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军内排名还在军委办事组几位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前面。


  (5)江青的不满和闹事。江青闹事的原因:选举中少了一些选票、没有被中央“委托”组阁、未当上政治局常委、全会没有明确“中央文革”继续存在。邱会作回忆说:九届一中全会闭幕当晚,江青最后一次召集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对周恩来发难。江青一到就坐在周恩来经常坐的主持人席上,把周挤到一边主持了会议,江青说:“今天的会是我召开的,我宣布一个重要问题,现在有人搞阴谋,一切事情不告诉我,电话也不打一个。你们别以为当了什么委员就保险了,你们的历史旧账还锁在我的保险柜里,只要交给革命群众就够你们受的,我们来继续较量吧!”而此时,林彪、周恩来、陈伯达、黄永胜均认为应该取消中央碰头会,改变中央工作方式。


  (6)中央碰头会被取消。1969年5月4日在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传达毛指示“中央今后的工作班子由政治局集体领导、并由中央常委主持工作,中央不再设书记处等其他机构。”中央的工作成为在京政治局委员工作会议。这实际是终止了江青称王称霸的“衙门”。江青想再次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已经没人参加了。


  笔者认为,中共“九大”和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显示了中国的政局从文革初期的混乱走向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毛泽东出于对全局的考量终止了中央文革的活动,而林彪、周恩来等人更不希望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中央文革成为中央的常设机构。作为文革的“有功之臣”,江青当然要进入中央政治局,毛泽东也必须提拔江青这个自己唯一真正信任的“学生加战友”。事实上,自“九大”以后中央政治局内部形成“军、文”两派,一派是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后来还有纪登奎这些文革新贵,另一派则是军委办事组,加上陈伯达、汪东兴。周恩来表面上不偏不倚,但实际行动上还是与军队一方站在一起。这种政治形势一直延续到“九一三事件”。


  十三、军委办事组在“九大”后的主要工作


  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在“九大”后的工作常常不太为人所知,一来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披露较少,二来官方的宣传中也尽量予以忽略或贬低,以致有人干脆声称“林彪本来对1969年中苏冲突毫不关心”云云(高华《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2006年10月号)。这一方面,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清晰的面貌。(见《心灵的对话》上册第五章“中央工作”)


  (1)毛泽东做好准备打仗的战略部署。“九大”会议期间毛泽东就对中苏冲突问题作了明确的阐述,毛泽东对具体的战略部署也有自己的通盘考虑。


  (2)军委办事组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对战备工作作了十分具体的安排:第一,确定战役的方向,即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西北地区,也就是将原先的东南地区针对美台的作战方向转移到北部针对苏联;第二,加强各种战略物资的准备,达到“三百万军队打一年”的要求;第三,抓紧军事工程,防止、阻滞苏军机械化不对的闪电攻击;第四,加强北京的防御,确保中央的安全;第五,成立军委战略预备部队,在太行山两侧、京广铁路北段和陇海铁路一线集中了解放军作战部队的三分之一的力量,既实行边境防御,也采取诱敌深入方针;第六,全军都成立了“防突办公室”,日夜监视苏方的行动。整个军事战略计划的部署和实施,林彪作为军委副主席不仅自己亲自抓,还经常对军委办事组督促和检查,并乘飞机对张北地区的进行低空勘察,看望驻守在张家口的陆军与空军部队。


  (3)“战备一号令”问题。1969年8月底,中国军方情报机关得到情报,苏联有可能对中国实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目标是北京,重点则是导弹基地和主要工业城市。毛林对此十分重视,政治局专门开会讨论认为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同时决定,毛林疏散到外地,在京的老干部们也由周恩来通知疏散到全国各地。10月16日毛去武汉,17日林去苏州,并在18日晚8时左右向军委办事组传达了一份指示,随后在当晚该指示被副总参谋长阎仲川冠以“林副主席第一号号令”传达到各军兵种。“一号令”在苏联代表团到访北京后不久即解除,但被疏散到外地的老同志却并未及时回京,这主要是周恩来严格执行毛泽东的指示,个别有因病回京检查者也要周亲自批准,且事后还要回到原疏散地休息。


  (4)恢复解放军的总政治部。1970年春,江青向林彪提出让张春桥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并在政治局会上正式提出,吴法宪马上电话报告林彪,林为阻止张出任总政主任,立即到毛处提名李德生出任总政主任。毛在九大期间曾经不经意提及此事,这次林彪没有时间再多加考虑,惟如此方能避免江青等人染指军队的工作。李德生的任命被毛迅速批准。关于李德生与文革的关系,本文后面再予以评论。


  (5)军委机关精简整编。军委机关的精简主要是因为因应战备需要,机关工作人员精简了百分之三十以上,有的人去了“五七干校”待分配,有的人去了国防工业部门或“三支两军”,还有的就复员转业。周恩来对此予以大力支持。这样一来缩减了庞大的军委机关,提高了工作效率,适应了战备之需要。


  (6)组建基建工程兵。这是将原来的国家基本建设队伍军队化,既可提高功效,也可调动自如,便于实施国家的大型工程项目。其实,此事在文革前就已着手进行,到了“九大”后军委与国务院组成了“基建工程兵组织规划领导小组”。此后,虽然因“九一三事件”有所停顿,但最终还是成为解放军的一个新兵种,正式列入军队的建制序列。


  (7)加强国防工业。1968年下半年周恩来制定了新的国防工业领导方针,把原属国务院国防工办的国防工业交与军队管理,这么作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减少江青等人对国务院工作过多的干预。主要工作有:恢复军工生产;建立了健全的各级国防工业领导机构;制定国防工业发展规划;整顿和调整国防工业的科研机构;提出了加强国防工业企业管理的思想和组织建设方针。


  总的说来,在这一时期里军委办事组在毛林周的指导下作了大量的工作。军委办事组的这段历史过去常常被人们所忽略或遗忘,甚至被歪曲成配合林彪大搞篡党夺权阴谋颠覆无产阶级政权,而邱会作的回忆无疑为世人开辟了一扇窗口,让人们重新认识军委办事组在文革中所起的真实作用。


  十四、山雨欲来风满楼--军委办事组与文革极左派矛盾的激化


  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程光先生《1970年庐山会议背景的研究》(见《百年林彪》2007年明镜出版社出版)曾予以充分的论述。邱会作的回忆则更加详实、完整地描述了军委办事组是如何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斗争的情况。(见上册第五章《中央工作》一章中“矛盾激化”一节,页394-433)具体如下:


  (1)“李必达事件”。李必达是黄永胜的机要秘书,李本人则是温玉成推荐给黄永胜的。李必达工于心计,将军委办事组诸人内部如何抵制江青的活动偷偷地记录下来。由于工作上的关系,李在九届一中全会前发现中央碰头会参与人除了温玉成外都将进入政治局,李于是将此事透露给温,并将军委办事组诸人“反江青”的言论写成揭发材料,经过温玉成的帮助交到江青手中,江青则送交毛泽东。但毛对此并未多加理睬。李必达想通过告密方式卖身投靠江青,但却没有得逞。


  (2)江青在“九大”后成了“政治闲人”,于是多次找毛林周伸手要官,但总得不到结果,因此常常发无名火。此时的毛泽东早已断绝了与江青的夫妻生活,也不许江青住在中南海。这些具体而详细的情况都是毛泽东身边的汪东兴通报给军委办事组诸人的。军委办事组才知道毛为了整垮刘邓,利用了江青冲锋陷阵,但事后并无政治上的特殊使用,反而还对江有累赘和讨厌的情绪,感觉是个包袱。由于有了汪东兴交代的毛江关系之“底”,为军委办事组后来打击文革极左派的张春桥树立了信心。


  (3)“九大”后,江青几次攻击陈伯达和周恩来。江青对陈伯达的辱骂攻击几乎是不分时间、场合,想怎么骂就怎么骂,如此这般不可胜数。而陈伯达大都避而远之。江青得寸进尺,甚至攻击陈伯达历史上不干净,并指责陈伯达负责的专案敷衍了事等等。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更是从历史到现实,无所不用其极。1970年5月17日江青自己召集的政治局委员会上,江把周说成是“思想上消极、保守”,“阶级立场和观念有问题”,且“见风使舵,立场不稳,工作上犹豫不决、缺乏魄力,抓不住大事,整日为小事忙个不停,受了毛主席的批评。”对于江青攻击周恩来,林彪立即要黄永胜和吴法宪向毛泽东汇报,邱会作向周恩来通报。周事后激动地拉着邱的手说“老同志就是老同志呀,老同志好哇!”而毛对此事的态度只是对江青稍加批评,并叮嘱黄吴不要对外讲,否则江青知道后。黄吴等人今后的日子就不好混了。


  (4)温玉成立场的转变。1968年初,温玉成从广州军区副司令调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余傅事件后”任北京卫戍区司令。温玉成有如此快的“进步”得益于黄永胜的推荐。然而,此时的江青也刻意拉拢温玉成,提出温玉成参加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工作,温玉成开始逐渐向江青一边倾斜。李必达写告密信,温玉成竟然没有制止,且提供了帮助。然而,李必达的卖主求荣没有成功,温玉成也卷入这场是非之中。连毛泽东都说温玉成是“靠打小报告起家的”。邱会作说:“温玉成后悔呀!他被江青耍弄了,很痛苦呀。他倒过来揭发了江青胡作非为、反解放军的行径。为慎重起见,对温的揭发录了音,还有文字材料。我听过录音也看过材料,温玉成说了这样的话,'江青那儿就是个是非窝','中央要是没有江青就太平无事了,有一个江青就鸡犬不宁!'……林彪给温玉成出路,也怕有人对他下毒手,把他保护在外地,防止江青像以前对杨成武那样把人整垮,关起来。林彪留下温玉成当一个'活证据',控制在自己手里。”由此可见,温玉成两头不讨好。事实证明,脚踏两条船的人很难在中央高层生存,对于江青极左派,或者与之对抗,或者同流合污。


  (5)林彪对江青的态度。邱会作说“林彪反对江青的态度是一贯的,'九大'后他曾向我们交待,大概意思是三条:1、在政治局里工作,对总理要全力支持,要把他当成军队自己的领导一样,不能给总理出难题,以免别人钻空子;2、对陈伯达应当保护,不要让别人搞掉了他;3、对那些从阴暗角落里爬出来的人(张春桥等),在适当的时候,要用光线'照射'一下。这样就能团结大多数人在一起工作。正是有了林彪的交待,我们才敢于大胆地抵制江青呀!”针对江青的活动,林彪曾对军委办事组诸人说:“他们对谁出气不是实质问题,主要是有人没当上中央常委,没有创造出骑在别人头上的条件,在发泄不满。对她这个特殊问题,我们要多用脑子,想复杂一点不够,还要想到两点、三点……”邱会作还问林彪一句“林总,日后真要是主席百年了,你怎么摆弄那个三点水(江青)。”林彪不假思索地说:“就让她当个'宋庆龄'!冷一点还是热一点,看她的表现。”由此可见,林彪如果上台,一定会把江青为代表的势力清除出去,不许他们再兴风作浪。


  (6)宪法修改草案的斗争。汪东兴传达毛泽东的意见,毛的意见是不设国家主席,如果大家认为要设的话,只有林彪来当了。这是毛第一次对设国家主席一事的表态,也是毛首次提到如果设国家主席,只有林彪可以当。(这与毛后来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大相迳庭)陈伯达坚拒担任宪法修改草案的负责人,最后起草修改宪法的权力落到康生和张春桥手中。争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宪法上是否写上“毛泽东思想是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吴法宪与张春桥就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康生让步,将此条写进宪法修改草案。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设不设国家主席。林彪表态支持设国家主席,政治局讨论也同意设国家主席。当时讨论这一议题时没有太多争议,主要还是看毛泽东的态度。最后康生提出,有关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写好备用,如果“上头”说不要,就不往宪法上面写,如果说要,即可加上,这样比较主动。康生在庐山会议前期都一直持有这个态度。关于张春桥对此问题的实际态度,邱会作说“张春桥并不是像后来人们所说的那样'坚决反对设国家主席',而是抱着'上面定,他来办'的态度。记得有一次政治局讨论宪法稿时,张春桥说,'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大家并没有原则的分歧。主席只是不愿意和外国人多打交道,提出了自己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我建议,这个问题还是由主席自己去决定吧。政治局不要多提意见,以免干扰主席。'政治局绝大多数同志提议设立国家主席时,张春桥的一点'不同意见',不过如此而已。”


  为何后来毛泽东将设国家主席上纲上线为两个司令部的斗争?邱会作认为:“林彪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唯一的副主席,是党章和即将通过的宪法中法定的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接班人,这比国家主席地位高多了。况且林彪历来重实际、轻虚名,他对国家主席是看得很轻的。林彪在这件事上的考虑,我判断是借着宪法修改中”设国家主席“的讨论,作为话柄打击上海帮张春桥。毛主席同样也对国家主席看得很轻。后来庐山上发生”倒张“,文化大革命的红人变成了过街老鼠,毛主席才把它当成是路线斗争。毛主席在庐山上对许世友说:“国家主席有什么了不起的,谁都可以当,让一个老头和一个年轻人当都可以,你许世友来当国家主席也是可以的嘛!”后来毛主席一改初衷,把“设国家主席”问题提得这么重,是什么反动的“政治纲领”,他是借此作为话柄打击林彪。“邱会作这一看法一语道出了这一问题的实质所在。


  十五、庐山会议上的几个问题


  1970年8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即庐山会议,是文革当中一次具有历史转折性的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和以后的结果深深地影响了中共文革的进程,对中共政治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官方史书认为林彪集团妄想夺取最高权力,与江青集团产生了尖锐的矛盾。“在九届二中全会前夕,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迅速激化,酝酿着一场大的较量。”(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 页208-209)然而,事实并非如官方所宣传的那样,以下几点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1)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向毛泽东请示过,并得到毛的同意。林彪在九届二中全会开会前由叶群陪同见了毛,提出讲话内容为关于宪法问题,讲一下对待毛泽东思想一些不正确的态度,没有成文的稿子,只是口头上向毛请示。毛一听林讲的事情就明白了,并让叶群守在门口,主要是防止江青突然闯进来。林要求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得到了毛的同意。邱会作说:“以我所知,林彪的讲话是毛主席要他讲的,至少是通过了毛主席同意。林彪是8月20日上山的,当天就去看了毛主席。第二天(21日)我们刚上山,叶群就对我们讲了他们看毛主席的情况,大概是这样,林彪说:全会请主席讲话,要是主席这几天休息的好,就多讲上一点。毛主席回答说:我(毛)不讲,你讲。那时林彪不会先于毛主席表态,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他恪守的一个'线'。没有毛主席那样说,林彪会去讲那个话?所谓'林彪突然袭击抢着发言'一说,既不符合林彪内向沉稳的性格,也不符合林彪一贯遵守的准则。”(页436)这与陈伯达、吴法宪的回忆相一致。


  (2)林彪的讲话对张春桥的打击。因为姓氏笔划相同,张春桥与邱会作坐在一起。邱注意到,林彪讲话谈及要警惕有人对待毛泽东思想不正确的态度时,张立刻紧张起来,脸色难看了,拿笔拼命记录,最后头上还冒出了不少汗。林讲完后,张拿出香烟,竟然点了三四次才点燃,显示出张春桥的失态,可见林彪讲话对张的打击之沉重。林彪并未点名,但张心里清楚,林彪讲话是在说他。事后叶群向邱透露说,“林总讲话里指的是陆定一式的人物,是不点名的点名。”(页439)


  (3)林彪讲话后的反响。反响之一是,上海帮灰头土脸。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要求重放林彪讲话录音。得到毛的同意。而上海帮一伙人开始惶惶不安。开幕式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开扩大会,气氛与往常大不一样,张春桥、姚文元坐在了后面,江青吊着阴沉的长脸生气,康生撅着小胡子一直不停地抽烟,张春桥低着头不敢看大家。一副灰溜溜的样子。(页441)康生在政治局会上甚至还批评张春桥说:“上海同军队的关系不好!”张春桥说:“这方面我们负主要责任,我准备作检讨。”(页449)反响之二是,多数中央委员,特别是军队的干部们心情舒畅,许世友、杨得志甚至说“林总讲得太好了!这几年许多压在心里想说又不敢说的话,林总替我们说出来了,痛快!”“他们(上海帮)过去尾巴翘到天上了,现在也轮到他们要倒霉了。”(页449)反响之三是,各组讨论时热烈拥护林彪的讲话,不仅军队干部纷纷表态支持林彪的讲话,不少党内元老如董必武、邓颖超等人也表态支持。陈毅说:“谁反对毛主席我就同他们斗争,不论他们在什么地方,哪怕他们藏在犄角旮旯里,我陈毅也要把他们揪出来!过去几年里,我是被他们打得躲在阴沟里不敢出来。现在我要跟着林副主席一起战斗!”(页453)反响之四是,全会气氛开始升温,声讨上海帮。会议讨论林彪讲话时,中央委员们已经清楚林彪讲话中批评的“坏人”就是张春桥,华北组里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更激发了人们的共鸣,党内元老们如陈云、陈毅、聂荣臻、李先念等人都表态支持。党的元老虽然是以“普通”中央委员的身份分参加讨论,但所起的作用非常大。聂荣臻、李先念发言比较激烈,就是一向政治上非常稳重的陈云也说,林副主席号召我们起来战斗,这种战斗一定要参加。他身体不好,不能上前线,在后方做点服务工作是可以的,也是应该做的。(页452)官史说陈伯达等人“一时蒙蔽了参加会议的大多数成员”云云(见席宣、金春明书,第211页),似乎“大多数中央委员们”都是些不谙时事的小孩子,一下子就会被个别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和蒙骗”。这种说法不过就是配合了毛泽东后来发表的“我的一点意见”的说辞而已,将大多数中央委员痛恨文革极左派在会上表露出的情绪和言行歪曲成“不明真相”从而“上当受骗”。这也未免太低估了这些经过党内斗争大风大浪锻炼的人吧。

  为什么林彪的讲话激起了广大中央委员们的同仇敌忾,愤怒声讨张春桥这伙文革极左派?邱会作说得好:“这个热闹的后面是什么?就是对中央文革那帮子人的不满。庐山的狂热是对文化大革命有怨气嘛。对文化大革命那时还不敢说三道四,但对中央文革的某些人,某些事可以说说嘛,是不得人心呀!毛主席英明伟大,我们拥护,但你用的那几个人搞的那些事不行,违反了你的历来很多好的政策。所以林彪说有人反对毛主席,这一句话就说明问题了嘛!热闹的真实意义就在这!不然它热闹干什么?!”(页454)


  (4)军委办事组诸人事先并不知道林彪讲话打击张春桥。现今的党史教材都将军委办事组在庐山会议上打击张春桥一事,说成是事先组织好的阴谋活动。但邱会作和李作鹏事先却完全不知道林彪要在此次会议上批评上海帮张春桥。李邱二人事后再三询问吴法宪,吴说“我事先不知道林总会在全会上批评他们。如果知道,以前不告诉你们,情有可原。事情到了这一步,我再不说,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页462)庐山会议开会时,身为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远在北京值班,也根本没有参与此事。所以,官史说林彪事先就曾秘密串联军委办事组诸位大将并有“约定”云云,乃子虚乌有。


  (5)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角色。汪东兴在庐山上的表现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绝非是他自己在那本《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回忆里所说的那样。汪东兴的角色有几点非常重要。


  第一,汪东兴在上庐山伊始就交代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关于设国家主席,还是要提。”程世清转告吴法宪,吴再转告邱会作。邱认为这是汪再次向他们交了毛泽东的“底”;


  第二,汪东兴在8月22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动“补充”毛在当天下午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谈话,汪说:“主席说'九大'后有人有一些活动,有的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应当讲一下,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其实,这也是林彪在庐山会议开幕式上发言的由来)汪的“补充”引起康生的不满。(页434)康生、陈伯达这些政治局常委尚未发言传达,而汪东兴这个列席会议的记录者却越俎代庖,不仅逾越了他本人的身份,更有有意引导会议方向之虞。


  第三,8月23日晚的政治局会议上,吴法宪提出各组应该讨论林的讲话,而汪东兴则提出重新播放林讲话的录音,理由是各组反映没有听清林的讲话(以往各党史教材均将此事安放在吴的头上)。


  第四,汪东兴在24日迅速打印出陈伯达前一天晚上请人临时拼凑的马恩论天才的语录,并及时发给军委办事组诸人。汪还得意地说“要不然我这里怎么叫'中共中央办公厅'呢?!”


  第五,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调门”最高,其作用比陈伯达还大,因此与会者都认为汪带来了毛的声音。


  第六,汪东兴鼓动大家及时发言表态。汪甚至说“要抓紧时机,可以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失去就是千古遗憾了”、“这不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而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页456)


  第七,中央办公厅迅速地发出了《华北组简报》,直指“大家听了陈伯达同志、汪东兴同志在小组会上的发言,感到对林副主席讲话的理解大大加深了。特别是知道了在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定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大家)表示了最大,最强烈的愤慨,认为在经过了四年文化大革命的今天,党内还有这种反动思想的人,这种情况是很严重的。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当揪出来示众,应当开除党籍、应当批倒批臭。应当千刀万剐,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


  第八,汪东兴可及时将毛泽东处的信息传达给军委办事组,江青带着张春桥、姚文元到毛住处“闯宫”,就是汪及时通知军委办事组的。当庐山上的形势发生变化,林彪去毛处开常委会时,叶群还飞车追林,特别叮嘱林彪“如果出现了什么麻烦,要保护汪东兴。”(页458)由此可见,汪东兴在林彪阵营中的重要地位。


  (6)江青向毛“告御状”引发毛采用极端的手段处理中央内部的矛盾。邱会作的回忆对这个问题有非常深刻的认识,邱会作认为,“林彪要讲的内容,毛主席事先知道。但他把上海帮的问题说到一定的程度,影射他们'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听者产生那么强烈的共鸣,毛主席可能没有料到。我以为,退一步讲,即使林彪把过头话说出去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后来事态发展到上中央委员群情激起要揪张春桥,触及到搞文化大革命的'红人'的政治命运,毛主席就另当别论了。”(页436)事实上,毛泽东对江青等人与军队之间的矛盾是了解的,对江青等人搞陈伯达、周恩来和林彪的“小动作”也曾有过批评,且允许林彪在中央全会上不点名地说一说。后来全会重听林讲话以及讨论林的讲话,毛都是同意的。但是会议激烈的程度超出了毛泽东允许的范围,毛泽东忽然发现上海帮在党内那么不得人心,且这股不满上海帮的高干背后还有林彪,这使得毛断然采取了激烈的手段压下这股风(笔者按,这就如同对待“二月逆流”老帅们如出一辙)。由此,毛开始在“设国家主席”问题上做文章,表示了激烈的反对态度。


  十六、毛泽东处理庐山会议斗争的几个问题


  九届二中全会上发生的激烈的党内斗争,是文革开始以来党内的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毛泽东如何处理这一事件显示了毛泽东晚年对文革的病态式的坚持,充分认识这一点对人们深入研究林彪事件以及文革日后的发展变化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国内的党史教材对这一问题大都采取轻描淡写的手法,以毛泽东的是非为是非,缺乏像样的研究。这是十分令人遗憾的。


  (1)毛泽东严辞批判陈伯达,指责陈伯达参加了“军事俱乐部”。毛将陈伯达找去谈话,严厉批陈,指责陈陷入了“军事俱乐部”。陈后来又去见了康生,康生则指责陈伯达“绑上了林副主席战车,我(康生)准备让你陈伯达杀我的头。”(页463)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就把彭德怀等人打成“反党集团”,也是用了“军事俱乐部”这一专有名词。如此,军委办事组前途堪虞。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里放过在庐山上发起批张的林彪,而将斗争矛头指向陈伯达。


  (2)毛泽东拒绝吴法宪面谈的请求。军委办事组诸人认为吴法宪应该争取主动,主动求见毛“请罪”。但是毛却予以拒绝,回话说“1、思想上不要太紧张;2、要犯得起错误;3、我们都照'孔夫子打牌'(和为贵)的方法办事。吴李邱三人研究后虽然觉得紧张空气有所减轻,但毛拒绝见吴仍非好兆。(页464)


  (3)毛泽东一手掌握了全会的进程,将林彪与陈伯达排除在外。周恩来、康生则每天去毛处开会。毛仅仅让林彪找军队中的政治局委员开会,而此时的汪东兴已经与军委办事组主任”划清界限“,不仅不再来往,向毛汇报林彪主持的这几次会议情况也颇多歪曲。毛对林彪更加不满。


  (4)毛泽东的又一张”大字报“--《我的一点意见》出台。毛泽东经过几天的思考,发出了声讨陈伯达的战斗令。首先,毛翻脸不认人,将陈伯达一棍子打死,毛用了极为刻薄的字眼,完全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陈伯达;其次,毛将林彪与陈伯达区隔开来,声称”我与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俩一致认为……“云云;再次,毛将打击上海帮的人定性为”受骗上当“,对军委办事组提出了”警告“。


  (5)毛泽东要求黄永胜”反戈一击“。毛将在京的黄永胜召上山谈话,批黄说”对人家搞突然袭击,张春桥手无寸铁的搞他干什么,还那样厉害!“毛还说,”你们一方面军的干部骄傲自大,没有四方面军的干部谨慎。“(页477)毛泽东此时的真意是要黄”揭盖子“,揭发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反江青、张春桥的内情。但是黄永胜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上的黄克诚,没有听从毛的暗示,只是表态说对张春桥等人有意见。


  林彪对毛泽东处理庐山会议斗争的态度:


  (1)林彪出面保护吴法宪。有人在会上揭发吴法宪说假话,攻击诬陷张春桥。这里不仅牵涉到政治局里的一些要人,更牵涉到主持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林彪此时出面保吴。林说:“吴法宪跟了我几十年,我没有听他说假话,也没有听过别人说吴法宪是一个说假话的人。在宪法小组里,大家运用毛泽东思想修改编写宪法,有过争论,这是很正常的事情。我们绝不能说,谁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就是说假话。那样就是以势压人,而不是以理服人了。”


  (2)林彪对毛处理庐山会议斗争采取“三不主义”:不改变自己的观点、不做什么解释、不干扰毛对问题的处理。在这一期间,林彪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不找人谈话。庐山会议期间林彪没有任何单独活动。林彪后来向军委办事组解释说“一个人捣鬼还是没有捣鬼,自己说了不能算数,要别人说了才能算数。我不出门、不说话、不找人谈话。不是有什么顾虑,而是少让别人制造紧张空气和给人以把柄。”(页461)


  周恩来在庐山会议上的态度:


  (1)周恩来在政治问题上十分谨慎,不轻易表态。当会议升温批张春桥时,周恩来却叮嘱邱会作说:“不要心血来潮就不顾后果,要考虑成熟,看一看时机再说。”周还说:“现在事情刚刚开始,要注意保持联系。”(页449)毛泽东没有发话批判张春桥时,周恩来绝对不会主动上阵批张。


  (2)当毛泽东责令停止会议讨论林彪讲话,情势发声变化时,周及时叮嘱军委办事组,将邱会作找去说:“会议出现了复杂的情况。主席对解决上海的问题(他未用'帮'字,是习惯)还考虑不成熟,可能会暂时放一个时候,待大家脑子比较清醒的时候再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对你们不利,但不会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主席、林副主席之间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陈伯达问题可能会突出出来。对你来说,不管事情如何复杂,都不会有大的问题。可是吴法宪现在成了局中人,他脑子现在比较乱,要想的事也多,你和李作鹏要很好地帮助他。除此之外,你要把你们的情况及时告诉我,以便我有所帮助。”(页464)


  (3)周恩来努力设法平息风波。据邱会作的回忆,当时周恩来处理庐山会议事务贯彻了三条宗旨:1、完整地传达毛的指示;2、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3、对各方面反映上来的意见,谨慎小心有选择地上报给毛泽东。从而做到息事宁人,使会议能继续进行,完成预定的任务,不再发生其他意外。(页466)几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例一,吴李邱三人因心情郁闷出门观赏庐山风景,路过陈伯达门口,被中央警卫团汇报到周处,指责他们暗中串联。周恩来详细询问了情况后批评中央警卫团汇报不实。例二,周恩来帮助吴法宪过关,配合林彪平息了所谓的“吴法宪假话风波”。例三,几个大军区司令许世友、杨得志、韩先楚写信给毛林,批判张春桥,措词严厉,许世友甚至提出应该把“犯错误的人下放农村改造”云云。周恩来鉴于庐山形势已发生变化,遂将信压了下来,转给了林彪。并留条说“请林副主席阅,并存叶群处”。一来可以减少对毛的干扰,二来防止被康生、江青等人利用生事,三来也保护了军队的将领。此外,周还保护陈毅,不同意康生批陈毅的看法。周还帮助吴法宪写检查,并在毛写《我的一点意见》时为吴法宪解脱。毛则删去了《我的一点意见》中涉及吴法宪的字眼。周恩来还要求李邱二人帮助吴法宪过关,以求避免因为吴倒台而牵扯到林彪的情事发生。(页468--472、页479)


  (4)周向邱等人透露毛泽东处理庐山会议问题的想法。周私下向邱会作转达了毛的一些说法,周恩来说,“主席提到,庐山上发生的问题本来是一般的思想认识问题,但发生在不同人的身上就有一定的严重性。这就是说,在林副主席和陈伯达身上发生一般的问题,也必须严肃对待。”周恩来又讲,“主席说他们(上海帮)并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可说的,但是对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不许可,此例如果成立,今后就会接二连三地发展下去。”(页483-484)但是毛泽东也许忘记了江青当年就是采取同样的方式一举打倒了陶铸,并得到毛事后的默许。


  为何毛泽东此时采取了保张、倒陈、饶吴、拉林的方式暂时结束庐山上的斗争?邱会作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在没有经过毛主席点头的情况下,中央里就发生了打倒一个政治局委员的事,那今后他的绝对权威就会荡然无存。毛主席对于向他权威挑战的人,无论是有意或是无意,他都迎头痛击,绝不手软。当然,毛主席对'林彪问题'还有更深的考虑。毛主席把林彪立为自己的接班人,主要是为了他身后,让文化大革命受到维护。然而,从'九大'政治报告起草中,毛主席看出了林彪不是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而是上海帮。到了庐山会议,毛主席发现林彪不但不是他的思想继承者,也难说是组织上的继承者,而且对他文化大革命思想的继承者上海帮都不能容了。现在他还活着,林彪就对上海帮这样,今后林彪接班了,那些人肯定没有好结果,那么文化大革命也得被否了,或是名存实亡了。那样一来,毛主席立林彪为接班人的初衷就落空了。毛主席抓住陈伯达的小辫子一棍子打死,外人很难理解。其实,他这是在警示林彪。”(页486)这的确是真知灼见。


  十七、林彪为何在庐山会议上出手打击“上海帮”?


  这个问题以往很少被人论述到。林彪以往在政治上还是极为沉稳的,轻易不会出面表态。从文革过往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林彪是采取“主席画圈我画圈”的态度,一切都要等毛泽东表态后再表示拥护,以免日后被人抓把柄。但是这次为何林彪带头上阵批评张春桥这位毛泽东的文革“红人”?这实在有违林彪一贯秉持的处事原则。笔者曾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兼谈所谓“林彪集团”》一文中对此略作分析:从现有的资料来分析,林彪这一举动并未在事前与周恩来或军委办事组成员们作过商讨,很可能仅仅与陈伯达等极个别人交换过意见。陈伯达在林彪刚上庐山伊始就拜访了林,长谈一个多小时,商讨了如何批评张春桥。(叶永烈《陈伯达传》,人民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第679页)作为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很可能对林起了相当大的影响。此外,林彪此举在很大程度上也受到叶群的影响。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在庐山开会讲不讲那番话,他(指林彪)曾表现出犹豫不定的样子。上车前,我在旁边,曾听林彪问叶群:'这话今天讲还是不讲。'叶群鼓动说'要讲。'”(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2期)读罢邱会作的回忆,笔者终于对这一问题有了清晰的了解。


  邱会作回忆说:“陈伯达为林彪打上海帮,提了三个方案:“出题目”、“指出来”、“敲边鼓”。“出题目”是把上海帮的问题正式提到毛主席那里去,看毛主席怎么办。“指出来”是在一定场合向大家指出上海帮的问题,“敲边鼓”是旁敲侧击他们,给以警示!林彪想选择“出题目”,想对毛主席说,或写信给毛主席。在林彪犹豫之际,陈伯达提出最好是“指出来”。起初,林彪对批张还有犹豫,陈伯达还为林彪作了分析:“其一、毛主席和林彪是亲密战友,历来互相支持,毛主席要打倒的人,林彪支持。林彪讨厌的人,毛主席就搬开。其二、毛主席知道上海帮的宗派活动和反林彪、周恩来的事,批评了上海帮,表示以后要拆散他们。其三、高级干部绝大多数人讨厌上海帮,受过他们的伤害,只要林彪'点'一下,就会受到广泛的拥护。”(页440)


  正是由于陈伯达的鼓动,林彪终于站上了批张第一线。


  再下一个问题是,为何林彪选择张春桥作为批评的对象?


  邱会作认为:“上海帮在中央里有四个人,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康生资格很老,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深受毛主席信任,又与周恩来的关系不一般,不能去打;江青是毛主席的老婆,不便去打;姚文元是书呆子,不值得去打。而张春桥是上海帮主要做工作的人,也是康、江、张、姚之间以及各路造反派头面人物互相联系的关键一环。打垮了张春桥,就等于打散了上海帮。”(页442)


  林彪能够听进陈伯达的意见,笔者认为至少有以下三点:1、陈伯达作为笔杆子长期跟随毛泽东,是中共最主要的理论权威之一。林彪的部下都是军人出身,缺少思想理论工作的人才。陈伯达在林彪阵营中能够发挥其理论家的作用。2、文化大革命中,陈伯达虽然贵为文革小组组长,但是并无实权,长期被江青等人欺压,而陈伯达却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如《军委八项命令》一定程度上遏止造反派,以及“九大”后停止中央文革的活动等,都与林彪相配合。陈伯达由此得到林彪的信任。3、陈伯达与林彪在政治理念上相近,如中共九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林陈就主张要发展生产,而不是没完没了地搞运动。也就是说,林彪和陈伯达都认为要适当地给文革运动降温,使国家回复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林彪的失误何在?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发起对张春桥的批评,得到了众多中央委员们的支持,林彪几近成功。但是由于毛泽东的激烈态度,庐山会议倒张一役功亏一篑,这也成为林彪日后倒台的根本原因。那么林彪在庐山上有何失误呢?邱会作认为“我们对上海帮的力量,特别是对江青的作用估计不足。只看到毛主席厌烦江青、政治上批评她、感情生活上冷淡她的一面,没有看到毛主席还要利用她,要对她负责任的一面。'九大'以后,江青攻击周恩来,被抓住了辫子,毛主席批评了她几句,我们利令智昏,以为毛主席在生活上甩开江青以后,进而在政治上也要抛开她了。我们没有看到毛主席是把江青他们当成文化大革命的象征看待的。文化大革命在毛主席心目中的份量太重了,远比我们想象的要重得多。我们去打上海帮,触及了文化大革命,触怒了毛主席,惹了大祸。在以后的岁月里,1972年邓小平复出了,我看他对江青他们,也犯有和我们类似的错误,对那伙人的力量估计不足。邓小平以为毛主席让他主持中央工作了,把江青他们说成是'四人帮'批评了。邓小平以为自己可以放手大干,尽可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工作抓起来。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导致了邓小平的第三次下台。”邱会作进一步指出:“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将来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无论是谁,只要他是负责任的政治家,迟早都要搞掉上海帮。六年之后华国锋、叶剑英不是那样做了。林彪只是选择的时机不对。”“如果说林彪有误判的话,不是他对整一下张春桥的决心下错了,他的误判在于不知道中央委员会里有那么多的人厌恶上海帮,由此把解决张春桥一个人的问题演化成了对待文化大革命中兴起的'文革派'的问题,进而变成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了,从而引发了毛主席的过激反应,这和当初”二月逆流“引发毛主席震怒类似。”(页490-491)这一看法确是真知灼见。


  十八、如何看待陈伯达的倒台?


  陈伯达是庐山会议上第一个蒙难者,也是毛泽东继文革开始以来打倒刘邓陶之后亲自出手打倒的又一个政治局常委。如今国内的党史教材完全回避了毛泽东打倒陈伯达的性质,似乎陈伯达的被打倒是毛泽东解决“林彪反党集团”的前奏曲,是一个英明、正确的决定,从根本上歪曲了这一斗争的实质,掩盖了毛泽东大搞政治迫害、制造冤案的本来面目。邱会作的回忆在这方面作了极为精辟的分析。


  邱会作认为:“九届二中全会上,五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两名,二十几名政治局委员中十几名上阵打张春桥,那么多党的元老表示了鲜明态度。毛主席对此不能不了了之。毛主席不能让张春桥被打倒。张春桥、姚文元等人是文化革命中涌现的代表,否定了他们,就可能否定文化大革命。毛主席不是把张春桥当作一个人的问题来考虑,而是当作文化大革命的象征看待。毛主席知道他在群众中不得人心,在老干部中更是名声臭。如果毛主席稍微松口,张春桥就垮台了,继而来之的'批张'势必引起对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议论,引发出更多的复杂问题而难于控制,毛主席决不会那么做。毛主席对林彪也不能马上整,甚至公开批评也不便。林彪在历史上有重大功绩,是有'山头'的人,人民解放军的主要部分的精锐,是以林彪的红一军团和红一方面军为基础的。批判林彪,会涉及一大批人,使军队思想混乱,再搞文化大革命就会有困难。近年来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成了接班人,突然把他打倒,不要说是普通群众,就是高级干部也想不通。说到底,毛主席不是念林彪的赫赫战功,不是念他们多年合作的情感,也不是怜悯这个军事天才免遭凄凉下场才不去打倒,毛主席完全是在考虑自己的文化大革命事业,才下了暂不动林彪的决心。毛主席不能同意打倒张春桥,也不能直接批评林彪,牺牲陈伯达便成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就好像《三国演义》里曹操在官渡之战那样,借了粮秣官的人头以服部众。”(页484)

  邱会作的这段分析道出了毛泽东打倒陈伯达的本意和真实目的。毛泽东知道,林彪和陈伯达没有历史上的渊源,军委办事组与陈伯达关系密切皆源于与中央文革小组几个人的关系。毛把陈伯达打倒了,暂时对林彪和军委办事组不会产生立即的影响,且陈伯达乃一文人而已,并无深厚的组织基础。打倒了陈伯达,对林彪是个警告,毛泽东再找他人作笔杆子也并非难事。所以牺牲陈伯达是毛泽东的最佳选择。陈伯达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党内会议上发表一些看法完全符合共产党自己的章程,其激烈的程度远远低于汪东兴的发言。退一万步说,即使陈的发言有某些不当之处,也属于正常。毛泽东不是常常说“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吗?毛还说过,要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为何陈伯达在会议上发表一些言论就因言治罪?难道陈伯达同意“设国家主席”和支持了“天才论”就应该被彻底打倒吗?为何毛泽东不经过任何正常的程序和手续,不经中央委员会讨论,以明定陈伯达之罪呢?为何仅仅凭着毛泽东一句话就将陈伯达置于死地?事实清楚地表明,毛泽东打倒陈伯达乃是出于其政治目的。换句话说,陈伯达的倒台实乃毛泽东亲手制造的又一起冤案!


  十九、庐山会议后毛泽东、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几个问题


  (1)毛泽东在庐山上和庐山下态度不一,出尔反尔。庐山会议结束后,周恩来在下山前传达了毛的指示“事情到此为止,只在山上,不许带到山下。回去以后,政治局开一个民主生活会,作些自我批评,抓好团结。”“这次比上次庐山会议(1959年批判彭德怀的八届八中全会)处理得好,应当让犯错误的人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全党要搞好读书学习,首先政治局要好好读书学习,开好民主生活会。政治局要领导好全党的批修整风,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当前最主要的。”毛还否定了康生提出的“要把问题落实到'人头'上,不搞个水落石出,就不下山”的建议。(页489)似乎毛已经将军委办事组与陈伯达区隔开来。但是下山后,毛依然抓住吴法宪、叶群的检讨不放,并进一步将黄永胜、李作鹏和邱会作牵连进去。这意味着毛推翻了他在庐山上讲的“事情在山上解决了,不带下山”的说辞。黄李邱等人也不得不写深刻检讨,以求过关。对于毛泽东的出尔反尔,邱会作说“毛主席曾说'问题不带下山',不久又把老账翻出来;有时公开说庐山问题解决了,但实际上又揪住我们不放;有时好言安抚我们,可转眼间又严加指责;他一会这样,马上又那样……搞得我们摸不着头脑,懵头转向。多少年来,我没见过毛主席这样出尔反尔地处理重大问题。在华北会议上,无辜的李雪峰、郑维山垮了台,黄永胜又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些使我的心情非常压抑,思想包袱更加沉重了。”(页510)


  (2)军委办事组试图争取政治上的主动。由于“上海帮”有意抵制政治局生活会,使庐山上产生的矛盾无法弥合。军委办事组认识到不能指望政治局召开生活会以解决争端和矛盾,必须争取主动,批判陈伯达,批判“天才论”。军委办事组于是在全军开展批判“天才论”的学习运动,造了不少声势。这也是军委办事组试图划清与陈伯达的关系的重要措施。外人对此搞不懂,以为军队“不务正业”,但军委办事组心里清楚,这是必须搞的,是作给毛泽东看的。(页494、501)


  (3)军委办事组也影响林彪采取主动。军委办事组向叶群建议,加强与毛沟通,林应主动向毛作个自我批评,以迎合一下毛。1970年9月28日林从北戴河返京去见毛,主动“认错”说:“我还没有回家就先来看主席。庐山会议过了快一个月了,当时我缺乏应有的谨慎,讲了些欠妥的话,结果在房间里划了根火柴,差点把房子烧了。主席很关心,把问题处理得很好!”毛说:“擦根火柴是烧不着房子的,因为目的不在于烧房子。我每个月都要擦几盒火柴,除了抽烟,什么也没烧过。对问题反复思考是对的,但也不要搞得不敢说话了。在教条主义统治的时候,多数人是不敢说话的,这些年好些了,我们要注意发扬敢说话的好作风。”毛对林彪的“认错”是高兴的。此外,林彪注意多向毛送部队和战备方面的有关资料。毛还找叶群谈话,大意是:最近林彪同志想的问题很多,送来的材料都看过了。关于战备方面的问题,林彪同志想得很好,其中有的问题见解是独到的。告诉林彪同志,思想集中才能把问题考虑得更透彻。陈伯达的问题(从此不说是庐山问题)还没有处理完,也不难处理,这件事情由我来办。林彪同志不必多分心,要用更多的时间去考虑战备。(页502-503)


  (4)毛泽东利用38军揭发陈伯达的资料作为“石头”打击军委办事组。表面上,该揭发材料是针对陈伯达的,但是却成了毛泽东改组北京军区,撤换李雪峰、郑维山的有力工具。38军在文革初期支持河北省的造反派,与河北省委和军委办事组搞对立,但却得到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中央军委一直对38军有所批评,而这次38军揭发陈伯达实际上是向军委办事组报了一箭之仇。毛要求召开“华北会议”,并让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会,参加批判,对北京军区党委作了许多无端的指责、揭发和批判。而毛则顺势拿下李雪峰和郑维山,由李德生、谢富治、纪登奎取而代之。


  (5)1971年春节后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诸人的谈话。第一,对张春桥的问题,没有毛事先的同意,无论如何不可去做。第二,江青的问题特殊,必须忍耐,除此之外,别无他法。第三,要与陈伯达划清界限,要写出有份量的检讨。周甚至将自己延安整风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要彻底讲清自己的错误和问题。黄永胜代表军委办事组表示,大家心里有怨气,那几个人太霸道,很难共事,另外,担心毛对军委办事组的信任。周当场表示,不存在信任问题,否则毛早就采取断然措施了。周最后说“我和办事组的同志们是心心相印的。你们的事情我会尽力办好。我感激诸位多年来对我的信任和支持。”(页519-520)换句话说,军委办事组乃至林彪都必须放下自尊,自毁认错,彻底屈从于毛泽东,才有可能得到毛泽东的宽大处理,周恩来自己就是明显一例。


  (6)毛泽东在军委座谈会前后的出尔反尔。军委办事组内部在是否应该在会上作检讨有过不同意见。黄永胜通过汪东兴请示了毛,毛表态“在这样的会议上,不要作检讨了。”毛在会议期间还说“军委的会,整风还可以,但批陈不够。”军委办事组于是加强对陈伯达的批判。然而,毛的一个批示重重地打了军委办事组一闷棍:“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如李(雪峰)郑(维山)主持时期那样。”江青、张春桥趁机狠批军委办事组,连江青的“文艺战士”于会泳、刘庆棠、钱浩亮也竟然列席会议并发言,毛远新更是言词激烈,恶狠狠地说“军队几个人为什么不批判陈伯达?对陈伯达仅仅批判还不够,还必须进行审讯!和陈伯达一起发难的人,现在一不揭发他,二不批判他,是愚蠢的。毛主席对庐山上犯错误的人不断批评教育,并且很宽大,但要是超过了限度,全党不会答应!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已经把刘邓反动司令部摧毁了。如果有人反对文化大革命,就像对待刘邓司令部一样,坚决地摧毁。”(页524)人们一直以为毛远新在1975年批邓事件上起了重要作用,殊不知早在1971年初打击军委办事组问题上,毛远新就崭露头角,一鸣惊人。军委办事组不得不做深刻检讨。黄永胜带头做检讨,军委办事组内部也作了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毛在检讨报告上批示曰“很好,有了主动,力求贯彻。”


  (7)毛泽东对林彪的“妥协”。毛在召开“批陈整风汇报会”前召集军委办事组谈话,并提议周恩来带队去北戴河向林彪作汇报,主要向林介绍中央出现的问题、陈伯达审查情况和国际形势即外交工作等。毛的这个态度值得人们深思。邱会作认为:“庐山会议后,毛主席用了很多手段调整中央里两派的力量,支持原中央文革那一方,对我们施行高压政策。可林彪就是不吭气,任听毛主席摆布。到了此时,毛主席再压也不会有什么效果了,于是采取了某种意义上的'让步',想结束庐山问题,至少先挂起来,这才让我们到北戴河去。毛主席的这个举止,我看可以表示两层意思。一是他和林彪在如何对待上海帮而产生了隔阂,他想修复,促进全党的团结;二是他表示了对林彪一定的尊重,不会把林彪晾在一边。”(页541)


  (8)毛泽东第二次与军委办事组谈话,表示处理完了庐山会议上发生的问题。如今的文革史当中流传着李德生的一个回忆,说毛泽东对刚从北戴河林彪处返京的黄永胜等人大为不满。李德生回忆说“毛主席听了汇报后,当面指着黄、吴、李、邱十分严厉地批评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缘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对林彪的态度,毛主席满脸不高兴,但当时有黄、吴、李、邱在场,他没说什么。”(李德生《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6月版 第5页)


  然而邱会作的回忆却印证了一个与李德生回忆截然相反的事实。当毛泽东听周恩来介绍军委办事组在北戴河受到林彪“批评”时,高兴地说“不要怕批评,你们心里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毛还说:“批评也是武器,同枪炮是一样的。枪炮可以打敌人,也可以打伤自己的人,所以有个正确使用的问题。”周恩来此时插话说,“王明路线打着批评的旗号,伤害了很多的好同志。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也是受害者。”(页542)随后毛兴致勃勃地大谈了一番党内路线斗争问题(笔者认为,毛后来的南巡讲话也是这套思维方式的延续和发展),批陈整风和陈伯达的问题。毛向黄永胜表示“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没有了,都处理完了。”然后又向周恩来说:“他们几个的事,在我这里没有了,都处理完了。”毛还对周恩来说,“他们几个的事,在我这里就全部处理完了。剩下开会的具体问题,请总理去办。”最后,毛又对黄吴李邱几人重复地说了一遍:“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里都处理完了。”关于批陈整风汇报会的规模,周恩来提议到会者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中央党政军机关中的部分中央委员,包括元帅、大将和一些老同志。人数不超过一百人。毛对此也点头同意。(页543-544)


  吴法宪的回忆对此也有相应的描述:“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到北戴河去向林彪汇报的情况。毛泽东说:'这下好了,你们去准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事情,等吴法宪、叶群的检讨送来后一起引发会议。'接着他又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你们几个不要紧张。你们要有个底,我是保你们的。'”(《岁月艰难--吴法宪回忆录》下卷 香港北星出版社2006年9月版 第839页)从邱会作和吴法宪回忆来看,虽然在回忆毛泽东谈话方面有些出入,但总的意思不错,也就是说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汇报时并未说过那番语气激烈的话。如果确有李德生回忆中毛的那番话语,邱会作和吴法宪都不会忘得干干净净,更何况这是关系到他们自身的政治生命和安危,毛泽东就此问题的的处理态度也是日后中央政治工作走向的基本依据。由此可见,李德生的所谓回忆并不可靠。


  (9)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斗争。周恩来与军委办事组要把这个会开成“过关会”,因此利用毛的谈话指示精神为“挡箭牌”。而上海帮则希望将会议开成批斗会,逼军委办事组作检讨,并声称“要抓路线斗争的新方向”。在西南组开会时,徐景贤、毛远新等人就集中围攻吴法宪,导致吴心脏病发。(页546、552)周恩来随后到西南组坐镇,制止对吴法宪的继续揪斗。林彪得知消息后当天即从北戴河返京,叶群从机场直接到会场,声明是毛让林回京加强对会议的领导云云,压制了上海帮揪人斗人的企图。但是在会议结束时仍然按毛的旨意给军委办事组作了“组织结论”--“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对于是否向下传达会议精神,政治局根据毛的指示决定只限于传达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常委,军委各总部、各大军区、军种党委常委,各兵种指传达到司令、政委。


  在文革当中与江青等极左派的斗争,惟有军委办事组是被中共中央认定犯了“路线错误和宗派错误”。其实这就是军委办事组抵制江青的明证。邱会作说:“中央给我们几个人作了书面组织结论,是对我们的沉重政治打击,是上海帮的很大胜利。但是,它又为我们反对'四人帮'留下了铁证,是我们的光荣!其实那时我心中就没有'不光彩'的感觉。我们反对康生、江青一伙的斗争是正确的。在文化大革命当中,如果不反对他们,就没有人民解放军的稳定,也就没有国家的稳定。解放军不介入文化大革命、不进入各级领导机构,他们就会夺取更大的权力。并不是我们个人有多么高明,去反对他们那伙人,当时任何一个处在军队领导岗位上有良知的人都会那么做,有着历史的必然性。”(页557)


  (10)林彪在这一时期的态度。自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直希望林彪公开出来认个错,或批评军委办事组,可是林彪就是不愿开这个口。一次叶群在与黄吴李邱等人议论时,将林的想法说了出来。叶群说:“林总对你们有什么问题心里清楚,不就是反了一下上海帮吗?如果林总给了你们批评,就是给了别人子弹,会用它来打你们。”(页573)以笔者之见,叶群这番话其实也完全适用于林彪自身,如果林彪出面作了“自我批评”,实际上也是给毛泽东和江青等人提供了子弹,反过来用来打击林彪,就如同彭德怀在庐山上写给毛的信一般,被毛冠上“彭德怀的意见书”,成为打倒彭的一个武器。


  (11)毛泽东找叶群谈话,释出对林彪的善意。1971年“五一”天安门观礼后,毛在天安门城楼上的休息室内很亲热地与叶群作了长谈。叶群事后回忆,毛谈话的几个主要问题:一是犯错误的两重性,不管大错小错,改了就好;二是注意学习党内斗争的历史,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三是不要忘乎所以和盲目性,要学会冷静思考问题。整体来说,毛对叶群是安抚的,所以,叶群那天非常高兴,并随后转告军委办事组其他人。(页565)这一情节也可通过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予以印证,张云生回忆说:“国庆节后那几天,叶群的情绪尤其'高涨',原因是在参加国庆大典时,她在天安门城楼上见到了毛主席。她回到毛家湾后得意地说:'主席对我很关心,还鼓励我多看点马列,多……'”(张云生《“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香港中华儿女出版社 2003年7月版 第622页)毛泽东对叶群释出某种善意,也可以说是对林彪释出的某种善意。


  笔者认为,从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到1971年4月底的批陈整风汇报会整整8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的态度是采取了出尔反尔、又打又拉的手段,一方面在庐山上表示,庐山上犯错误的人是属受骗上当,问题在山上解决,不带下山,而另一方面却在下山后抓住军委办事组的检讨不放,给予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一方面表示军委办事组不必在会议上作检讨了,而另一方面却指责军委办事组不批陈,压迫几位大将们作检查。一方面在接见军委办事组之时表示,问题已经解决了,另一方面却纵容江青等人在会议上继续围攻批判军委办事组诸人,并给几位大将们作政治结论。毛泽东的这些手段交替使用,的确将军委办事组搞得七上八下,不知所措。但是毛泽东背后的最终目的还是针对林彪的。庐山会议上的斗争起因于林彪的讲话批评了张春桥,从而引发了大多数中央委员们的共鸣,毛泽东以牺牲陈伯达而保护了张春桥,再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林彪低头。但是林彪却软硬不吃,毛泽东犹如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最后不得不自下台阶,以给军委办事组做所谓政治结论为结果,暂时将这场“斗争”划上了句号。


  二十、1971年一个相安无事的夏天


  文革史与林彪事件的确是当今人们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吸引了不少人投身其中,津津乐道,且乐此不疲。笔者注意到一些写科幻小说的人,甚至搞经济学研究的人,也写了大部头的文革史“著作”(如柯云路《极端十年,文化大革命全过程分析》明镜出版社2007年3月版、胡鞍钢《毛泽东与文革》香港大风出版社2008年11月版)。然翻看之余未免觉得遗憾。这些人太热衷于表面的现象和道听途说,没有下真实的功夫,大多人云亦云。以“913事件”为例,他们的题目常常耸人听闻:“毛泽东与林彪殊死斗争”,“毛林摊牌恶斗”、“林彪军事官僚集团的覆灭”等等,一派“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你来我往的热闹景象,似乎毛林双方此时此刻都已剑拔弩张,要打个你死我活。不知他们根据什么得出这么耸人听闻的结论。那简直犹如京夫子、师东兵、辛子陵的演义小说再版。每当笔者看到如此之内容,总是不免哑然失笑。这些人实在夸大了这场斗争的规模,似乎非如此不能体现毛林双方斗争的激烈性、残酷性。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邱会作的回忆给我们揭示了这段真实的历史。


  (1)为了平息中央内部产生的争端,毛泽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自批陈整风汇报会之后,上海帮里的张春桥回上海主持工作,有事才来北京。而江青也很少参加政治局会议,借口养病,到海南岛、青岛等处游山玩水。周恩来特别交代军委办事组负责安排好江青在外地的活动。中央内部两个经常生事的主角不在了,再加上康生称病不出门,中央内部自然也就安静下来。军委办事组诸人在前一段时期被毛泽东整怕了,更不愿多生是非,于是中央上层出现了少见的一片“和谐”气象。(页563)


  (2)中央政治局从较多地谈论政治转到研究业务工作,落实九届二中全会通过的国民经济发展第四个五年计划和战备工作。军委办事组与江青等人见面也客客气气,双方都不愿打破这种政治平衡。而周恩来也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汇报。毛对此也是比较满意的,8月中旬以前毛没有发过什么重要指示。(页562-563、567)


  (3)毛泽东的主要精力放在国际事务上,专心思考“美国问题”,研究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并开展了“联美制苏”的工作。取得了较大的成效。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7月初秘密来华访问。美中双方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在适当时机访华。毛此时心情较好,重读了《红楼梦》,周恩来还在政治局会议上介绍了毛对“红学”的研究。(页562-563)


  (4)毛对军委办事组的战备工作并未放松,7月底还找过黄永胜去毛处汇报战备工作。(页569)


  (5)林彪在这段时间更加沉默,对他主管的军队工作没有发表过任何指示。6月份即在北戴河休息,除了例行的文件传递外,林彪与北京没有什么主动联系。军委办事组诸人也从未听过林彪说过一句对毛不恭的话。(页563、566)


  (6)叶群回京治病。7月下旬叶群发现乳房长了异物,在医生的建议下于8月3日从北戴河回北京进一步检查。经解放军总医院检查后排除了癌症的可能,周恩来特别对吴法宪交代让叶群在京好好休息,不必参加政治局会议。叶群检查之后给毛泽东的秘书打了电话,想去见见毛,但等了两天,毛处毫无动静。显然,毛回拒了叶群的请求。(页582-583)


  (7)叶群开始为自己的子女解决婚姻大事。毛泽东曾经关心过此事,发话说“豆豆和老虎都不小了,应当解决婚事。”毛还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家,外面的老百姓接触不到,要托人帮帮忙,找一找,办一下才行,否则就把孩子耽误了。”有了毛的话,叶群开始到处张罗,几位军队领导的夫人们也都出来帮忙。(页567)


  从邱会作的这段回忆来看,上海帮与军委办事组都非常谨慎小心,双方亦很克制,不愿惹出新的麻烦,中央的工作也从政治问题转到业务问题上来。这个相安无事的夏天是毛泽东压制军委办事组,扶植上海帮的必然结果。然而,矛盾斗争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并不等于说矛盾消失了。其中的“暗礁”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毛泽东对林彪并不满意,毕竟林彪没有象毛所希望的那样出面做自我批评。毛在与周恩来、叶剑英谈话时曾说起“自己做了事,采取'闭口道士'的办法是不行的。自己不讲别人还是会讲的。”叶剑英认为这是针对林彪的,并将毛的话转给了叶群和黄永胜。这虽然引起叶群的注意,但后来也就没有下文了。(页573)总的说来,1971年的夏天中央相当平静,毛泽东住在北京,而林彪则住在北戴河,大家相安无事,丝毫没有剑拔弩张的气氛,更没有出现任何激烈的斗争。然而,庐山会议问题虽然看似解决了,但毛可以随时拿起来变成一根打人的棍子。这个时期的林彪完全处于被动的地位,彻底沉默,而毛泽东方面则保持冷静,但主动权在握。这实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期。

二十一、林彪在“五一”天安门城楼上对毛不辞而别吗?

这个问题本来不值得专门列一个小问题加以论述,但是笔者却发现这是一个被无数人反复引用、论述、解析的一个关键问题,的确值得我们详加讨论。所谓“林彪在‘五一’天安门城楼上对毛不辞而别”的说法出自于一个天安门城楼上的一个摄影记者--杜修贤。杜修贤当时是中央专职的摄影记者,这一说法就是出自杜某之口。由杜修贤口述,顾保孜整理的《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发表在《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一书中,该书1995年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自此,所谓的林彪在天安门上对毛泽东不辞而别的说法广为流传。

我们再来仔细阅读一下杜某的回忆:“毛泽东坐在中间圆桌的东首,紧挨着的是西哈努克亲王,董必武坐在西哈努克右侧……最西侧的位子怎么空着?哎,这不是林彪的位子吗?这是我才发现林彪还没来。”“终于,林彪慢条斯理地走进大家焦急万分的视线里。……他冷僻地落坐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渡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杜修贤《林彪对毛泽东的“不辞而别”》,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出版社,第63-64页)

笔者长期以来就对这位摄影记者的说法深表疑问,这主要是(1)记者的活动的范围向来就在外围,不可能贴身靠近毛林倾听到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交谈。(2)中共的纪律极为严格,“不该听的不听,不该看的不看,不该说的不说”,摄影记者的职责就是摄影,杜某人绝无可能主动凑近毛泽东与林彪去听他们说些什么。(3)“五一”的天安门广场华灯彩照、人声鼎沸,城楼上亦是人语嘈杂,难道这位摄影记者能在这么喧闹之处可以听到国家领导人交谈些什么,然后就能确认林彪对毛泽东没有说过一句话?其实,杜某人不过就是在外围遛哒,寻机拍个照片而已。(4)我们再来细读一下杜某人的回忆:“再看看,人物表情特别是林彪的表情没有进入我们所需要的欢乐情绪,只好放下相机,慢慢地渡到旁边。再回首……啊!我僵住了,浑身的血一下子沉到脚后跟--林彪不在了!”杜某人当时并未看到林彪是何时离开天安门城楼的,也没有看到林彪离开时是否向毛打了招呼。那么这位摄影记者怎么就能这么肯定地确认林彪对毛“不辞而别”呢?(5)林彪对毛泽东历来毕恭毕敬,公开场合更是如此。即使毛泽东在前一阶段费尽心机整军委办事组,林彪也从未对军委办事组说过一句对毛不满的话。林彪怎么可能在“五一”之时公然对毛不敬,惹火烧身?这完全不符林彪本人的性格。(6)如果林彪公然对毛不敬,毛岂是易与之辈,岂肯善罢干休。可事实却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的休息室里拉着叶群的手亲热地长谈了一个多小时,使得叶群铭感五内,事后还不忘向军委办事组和林办的秘书们炫耀。所以笔者一直认为,杜某人的说法大可存疑。邱会作的回忆为我们揭示了当时的真实情景。

邱会作回忆说:“1971年“五一节”晚上在天安门城楼,毛主席、林彪没有什么冲突。相反,毛主席找叶群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长谈,很好地安慰了叶群。我上天安门城楼不久,看见毛主席、林彪前后相差不久到了。虽然早已入春,林彪如天冷时节一样穿着冬衣,外面还加了大衣,格外醒目。叶群说,林彪这两天身体生病很不舒服,要请病假,无奈这样的场合一定要出席,才勉强来了,可能要提前一些回去。毛主席和林彪一起会见了中外宾客,然后在主宾席就座。焰火晚会开始了一会儿,林彪向毛主席请假,想先走一步。毛主席同意了,他们哪有什么冲突?何况这块区域别人接近不了,中央警卫团的人严格控制着,外人不可能长久地贴近毛主席的身边听他们说话。那个所谓的看到听到毛主席和林彪当面发生冲突,林彪“拂袖而去”的故事是杜撰的。”(页564)

首先,1971年的“五一节”当晚,毛泽东与林彪同时登上天安门城楼,并与城楼上的外宾握手,随即就座。由当年的纪录片为证,该纪录片由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与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记录了1970年“五一”节当晚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行人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的全过程。纪录片片长26分26秒,该片的片头是“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杜修贤、顾保孜说林彪晚于毛泽东登上天安门纯属编造。

其次,毛泽东率先走上天安门城楼,林彪则紧随毛泽东身后,身穿军大衣,手摇一本《毛主席语录》,登上天安门时还与天安门城楼上的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等外宾握手,并与毛泽东一起入座。林彪的表情也并非如杜修贤所言的“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影片显示林彪入座后与身边的人寒暄并露出微笑的面容。天安门城楼的这段影片中至少有三处林彪的镜头,林彪的表情看上去是愉快的。杜修贤编造说“他(指林彪)冷僻地落坐后,一句话没说。和近在咫尺的毛泽东没有握手,没有说话,甚至没有看一眼,只是一味地耷拉着焦黄的脸”云云,对照纪录片,杜修贤、顾保孜的谎言不攻自破。

再次,根据邱会作的回忆,林彪向毛泽东请假后提前离开天安门城楼回家,绝非对毛“不辞而别”。杜修贤为了作实自己的谎言,编造出了大量周恩来与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的对话,似乎周恩来批评他们为何没有拍摄毛林一起的欢庆“五一”的镜头。如果当时负责摄影的电影制片厂工作人员没有拍摄下那段纪录片,日后的“欢庆‘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录片又是从何而来呢?其实杜修贤前面编造了第一个谎言--林彪迟上天安门,目的就是为了后面指证林彪对毛泽东“不辞而别”。事实上,杜修贤、顾保孜该文通篇都是谎言,比如杜修贤说林彪是因为没有过足大烟瘾而迟上天安门,杜某人竟然还可以闻到林彪身上有大烟味道等等。杜修贤、顾保孜真不愧是我党培养出来的“优秀文字工作者”。

显而易见,这位摄影记者杜修贤在天安门城楼上只是看到了部分事实,即林彪提前回家了。但是他却在事后夸大、歪曲了他所知道的情况,无中生有地向世人宣称“林彪对毛‘不辞而别’”,以至于后人不厌其烦地引用这段并不可靠的资料,误导视听。显然,错误的资料自然无法得出站得住脚的结论。有鉴于此,我们就不能不对这一问题予以辨析、澄清。感谢电脑、互联网这些现代高科技,没有这些高科技产品,我们依然会被杜修贤、顾保孜的谎言所蒙骗。这段视频可见以下网页:

http://v.ku6.com/show/9WGHibnw_tc5C7e_.html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f7lB0RLCQmc/ www.


二十二、毛泽东南巡的几个问题

(1)毛泽东为什么要南巡?

这个问题以前较少有人予以论述。中共审核出版的《毛泽东传》这样说“经过一年来开展的批陈整风运动,他(指毛泽东)从大量的揭发事实以及种种迹象中,对庐山会议那场风波背后的真相看得越来越清楚了。他决定去南方一些地区边调查、边‘吹风’,把话说得比过去更明白,来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毛泽东传》下卷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12月版 页1593)中央党校的于南则说“随着批林整风(原文如此,应为批陈整风--笔者注)运动的进展,毛泽东看到一些人的检查交代和揭发材料,觉察到林彪一伙的‘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他还担心这些掌握军权的人会搞些什么不测事件,觉得必须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于南《关于林彪事件若干历史问题的考察》,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中央文献研究室1995年6月版 页175)这些说法都过于笼统,且似是而非。原本在批陈整风会上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明确表态“你们几个的问题,在我这没有了,都处理完了。”会上还作了组织结论,毛泽东为何在4个月后又旧话重提出尔反尔呢?

邱会作回忆说:“1971年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毛主席那里的医务工作人员(军队卫生系统派去服务的)对我说过,康生、江青、张春桥到主席那里去了,谈了些问题,说了首长(军队几位领导)。医护人员说得很含蓄,但我一听就明白。我没有当回事儿,因为江青他们一贯在背后讲别人坏话,不足为怪。何况毛主席当面向我们说了,庐山问题在他那“都处理完了”。现在想起来,我是误判了。江青他们又在兴风作浪,挑唆毛主席整我们。”(页590-591)显然,1971年这个看似平静的夏天,上海帮们并未真正闲着,他们已然在中央高层得了势,下一步就是怎样扩大战果。中央原本预定在9月份召开九届三中全会和日后四届人大都是重要的会议,康生、江青、张春桥这三个上海帮的重要人物对毛泽东的进言在这个时刻也许就会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还有一个资料值得人们注意。原总参某部副部长熊向辉的孩子熊蕾回忆其父亲时谈及林彪事件。1971年7月9日熊随周恩来到中南海向毛汇报有关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的谈判情况,会见中,毛却先问及总参传达批陈整风会的情况,毛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熊蕾《“九一三”事件前后的毛泽东》,见《林彪反革命集团覆灭纪实》页82)据熊说,毛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军委办事组诸人没有在会上公开作检讨,会后也未下发云云。这则材料被很多研究者所引用。笔者认为有两点应该予以指出:第一,熊蕾并非事件的当事人,他(她)不过是代替其父“回忆”那段历史,其准确性和可靠性大可值得怀疑。该文发表于1996年,而毛泽东接见熊向晖则是发生在1971年夏,时隔25年,熊蕾竟然可以大段大段地完整“回忆”出毛泽东与其父谈话的具体内容,实在匪夷所思,其可信度非常值得怀疑。第二,退一万步说,就算确有毛熊谈话其事,撒谎者显然是毛,而非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等人。同意黄永胜等人检讨过关的是毛,在天安门城楼上安抚叶群的是毛,出席批陈整风汇报会的人数和规模都是周恩来亲自请示毛确定下来的,会后如何向下传达也是根据毛的指示精神作的,完全不存在黄永胜等人背着毛泽东另搞一套。特别是所有这些工作都是在周恩来的直接部署下进行的,周绝无可能对毛隐瞒。如果毛泽东假他人之口认为军委办事组检讨是假的,只能说明毛泽东打算再次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重新挑起庐山会议的话题,开始为打倒林彪作好舆论和组织准备。所以,《毛泽东传》有关这个问题的说法只说对了一半,那就是毛要“统一各地党政军领导干部的思想”,换句话说,就是要将各地党政军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倒林”的基础上来。

(2)毛泽东挑唆刘丰斗林彪

原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在时隔多年后对邱会作讲述了当年毛泽东南巡讲话的一个秘辛。邱会作回忆说:“刘丰看过我,说起了一件往事。1971年毛主席与刘丰等人第二次谈话时,说了一句让人很不理解但又必须表示拥护的话:“庐山问题其实还没有完,我非常不安,连睡觉都睡不着。”听到这个话,刘丰说:“因为庐山问题影响毛主席健康,那我们就要向林副主席提建议了,建议林副主席表一个态。”毛主席表现了异常的兴奋,说:“好!好!你们提!你们提什么意见都可以!你们的意见,我来转发全党。将来在九届三中全会上,就由你刘丰来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邱会作接着说:“我听了刘丰的话,心里发了一下怵。毛主席南巡的目的是重新发起对林彪的整治,在做准备工作、舆论准备、突击队的准备啊!他在庐山会议上制造紧张空气,恐嚇,威吓大家,说有人要“炸平庐山”啦,然后又叫江青一伙到华北会议、全国计划会议上去煽动,说有人预演政变啦。总而言之,毛主席造成紧张甚至是恐慌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一个个都害怕了,任听他“抛石头,挖墙脚,掺砂子”。最后毛主席又南巡了,背后发动中央委员们向林彪直接开火,他好坐收渔利。这是毛主席惯用的手法呀!1966年他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炮打司令部”,造成恐怖气氛,搅得大家不能安宁,他在背后叫一些人和刘少奇、邓小平去斗,他从中观察各方,坐收渔利。毛主席这一次用的还是这个手段。”(页594-595)

邱会作的这段回忆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点出了毛泽东在党内斗争中惯用的肮脏、龌龊的手段,即挑动一批人斗争另一批人,然后从中观察、渔利,如此这般,屡试不爽。中共建国以来的历史,高饶事件、彭黄张周事件,以及文革初期打倒彭罗陆杨和刘邓陶等等,在在证明了这一点。其实我们细审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开始时还较为含蓄,听者不免费尽心机细细琢磨,而后来的谈话则干脆图穷匕现,毫无隐晦地将矛头对准林彪,唯恐手下大员们不能领会其精神实质。毛泽东如此之作为恰恰是搞分裂和阴谋诡计的最佳写照。正如笔者前文所说的,卑鄙的手段只能达到卑鄙的目的。可笑的是,当今国内的御用党史学者们还是只会按照毛泽东的口径来思维和判断是非,毋宁悲乎?

(3)毛泽东南巡谈话在北京的传播

以往的官史众口一词地强调,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如何如何保密,而林彪一伙又是如何迫不及待地多方打探。前揭席宣、金春明书即说“林彪一伙十分焦急地打探毛泽东谈话的内容。9月6日,李作鹏利用陪同外国军事代表团到武汉的机会,从武汉军区政委刘丰处了解到毛泽东在武汉谈话的内容,一回北京就紧急地向黄永胜、叶群作了密报。”(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第219页)这个说法充其量只说对了一部分,而邱会作的回忆给我们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

向军委办事组透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不是别人,正是周恩来!

邱会作回忆说:

“1971年9月初,他接到了华国锋的报告,略为提到了毛主席谈的内容。为此,周恩来和黄永胜谈过一次,情况大概这样:

周恩来说,主席又提出了庐山会议问题,说还没有了结。庐山会议到现在一年多了,有的人总是不讲话是不行的……周恩来又说:林副主席在庐山上如果能对这个问题讲几句,事情在山上就会处理得更好。今年4月“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副主席要是能说几句话,今天主席可能不会再提出这个问题。我过去就想向林副主席提个建议,出于种种原因始终没有开口。你们是否可以向他转达我这个意思。

黄永胜说:我们都说过了,特别是邱会作说得尖锐,他说林总要是不在适当的场合批评我们,或做几句自我批评,就有扼杀我们政治命运的可能!

因为黄永胜和周恩来谈话中涉及到我主张林彪作自我批评一事,他向我透露了他们谈的。我还想,黄永胜向北戴河打电话,也有周恩来交待的一层意思,即做一下林彪、叶群的思想工作,请林彪能在九届三中全会上争取主动。周恩来在促和嘛,黄永胜谈这样的事,当然要说说毛主席那的最近情况了。”(页604-605)

显然,最早向黄永胜转达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人是周恩来,且周恩来希望黄永胜能向林彪作作工作,作一个检讨,然后再向毛进言,以便设法缓和紧张的空气。按后来“两案”审判的标准来衡量,李作鹏向黄永胜汇报了毛的谈话内容,而黄永胜再向林彪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内容,由此黄永胜的行为构成了“反革命阴谋活动”,那么周恩来却是更早些就向黄永胜介绍了毛的南巡谈话,并要求黄向林进言作检讨,周恩来是否也应承担“泄露毛泽东南巡谈话”的罪责?也属“反革命阴谋活动”?

(4)毛泽东为何不依不饶逼林彪作检讨?

毛泽东的手下几乎人人都作过这样或那样的检讨,唯独林彪是个例外。作检讨最多最深刻的恐怕就属周恩来了。单少杰先生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故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程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单少杰《毛泽东:整人与怕史——毛泽东逝世三十周年祭》,载华夏文摘增刊第560期,2007年3月6日)

如今国内出版的党史教材大都指责林彪自始至终都拒不检讨,似乎拒不检讨也是林彪的一项滔天大罪。《毛泽东传》如是说:“在北戴河的两天里,周恩来等连续同林彪谈话。……但是,他(指林彪)对自己的问题始终避而不谈,毫无认错悔改之意,也没有表示他将出席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毛泽东传》下卷 第1590页)笔者反复思量,林彪到底犯了什么错误非要向毛泽东作检讨?要“表示悔改”呢?林彪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事先报告了毛,得到毛的许可,讲话中虽然批评了张春桥,但按照毛的要求没有点张春桥的名。林彪作为党的副主席在党内会议上发言,符合共产党自己的章程,何错之有?难道林彪要自打嘴巴承认当初在庐山上批评张春桥批错了?要与文革极左派们共弃前嫌,向张春桥低头服输、痛改前非?退一万步说,就算林彪的讲话有不妥之处,党内也应允许就这个问题交由全党讨论,达成共识,岂能因为个别人的发言不合毛泽东之意就将其人打成反党反革命呢?毛泽东以权势压人,制造了大量的政治迫害,以席宣、金春明为代表的国内党史工作者们对此可有一丝一毫的质疑?林彪不是周恩来,林彪不会如周恩来般照单全收毛泽东对自己的指责,再上纲上线地自羞自辱。

林彪为什么不愿作检讨?因为,第一,林彪不认为自己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有何错误,没有错误为何要作检讨?第二,林彪认为一旦自己检讨或批评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就是向江青、张春桥们低头,这也是林彪坚决不会做的。第三,一旦林彪作了自我作践式的检讨,毛泽东一定会批发全党,就如同文革初期毛泽东批转刘少奇、邓小平的检讨一样,然后再一步步将刘少奇置之死地。殷鉴不远,林彪当然不愿如此步刘邓之后尘。邱会作对此有精辟的论述。邱说:“但我认毛主席对林彪的处理,不是林彪检讨不检讨的事,而是毛主席个人的思想意识问题,他对别人要怎么整就怎么整,他对刘少奇这样,对林彪是这样,后来对邓小平也还是这样嘛!所以,即使林彪检讨了,也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批陈整风”会议前,毛主席不只一次说了庐山问题在他那都处理完了,还不到四个月就反悔了,要重新追究!这就是毛泽东啊!我把解决庐山问题的实质归纳成为毛泽东的思想意识问题,简单来说,就是‘毛泽东要不要林彪’的问题。他要林彪,是一种处理办法,他不要林彪了,是另外一种处理办法了。如果站在林彪立场上会怎么想?毛泽东如果要我林彪,那我什么问题也没有。你要是不要我了,我的问题大得很呀,就连喝口水都可以噎死人!”(页602)

毛泽东之所以不依不饶地要林彪作检讨,就是要抓住林彪的“把柄”,成为一个随时可以打人的棍子,成为林彪犯错必须下台的根据。单少杰先生说“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显然,林彪拒绝作检讨,拒绝向毛泽东、江青低头,不甘于作毛江的工具,突显了林彪个性的刚强,也更显得难能可贵!

二十三、惊心动魄的“九一三事件”

(这部分内容见页611-622)

(1)最原始的“九一三事件”版本

9月13日晨,周恩来向中央政治局报告凌晨发生的突然事件。周恩来介绍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叶群在12日晚11点钟多主动打电话给周,报告说林彪要动身,周恩来说为了林的安全不能乘飞机,如果一定要走,只能乘火车。第二,大约在10时多一点,北戴河的中央警卫团报告说,林豆豆说有人想让林彪走,她说林彪不能走。第三,晚上11点半左右,中央警卫团报告说,林彪、叶群已坐汽车走了,但是周还是命令警卫部队把他们追回来,并让李作鹏通知山海关机场不准对飞机放行。第四,林彪座机强行起飞。飞机先是朝北京方向飞,但在承德上空向北飞出国境。第五,中央警卫团还报告说,林彪的老警卫李文普被打伤。另据林豆豆报告,12日晚林彪服了两次安眠药睡下,林是在床上叫起来的,上汽车也是别人架上去的。(页611-613)

周恩来的介绍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邱会作证实,是叶群主动给周恩来打电话(吴法宪的回忆也证实了此点),而非汪东兴回忆里所说是周恩来主动给叶群打电话。为何叶群要给周恩来打电话?如果按官方所言,林彪、叶群要搞武装政变,要叛国投敌,那么他们最应做的事就是保密,争取时间、争取主动,怎么可能“政变阴谋暴露”后在临动身出逃之前主动向周恩来作汇报,这不是有意暴露自己的行踪吗?但是如果按照常理来推测,其实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结果。按照中央的规定,政治局委员以上者在出行前必须事先向周恩来报告,得到批准后方可出行。如果没有周恩来的批准,中央警卫团无法实施保护措施、机场和飞行员也无法配合,如此一来林彪是很难走得成的。

第二,周恩来的整篇介绍里面并未涉及到林彪动身要去哪里,似乎周恩来本人也不甚清楚。周只是说,林彪坐飞机走了,根本没说林彪是“逃跑”,更不用提“叛逃”二字了。

第三,李作鹏的确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给机场下了不许放飞的命令,李认为机场一定会执行命令,因此事后就休息了。并不存在所谓的李作鹏故意放跑林彪的座机一事。

第四,林彪飞机的航线一开始是飞向北京的,但到承德上空时,飞机却向北飞去。到底飞机上发生了什么事,无人知晓。因此也就无法作出合理、准确的判断。

第五,林豆豆报告林彪在12日晚已服了两次安眠药睡下了,林是在昏睡时被别人叫起架上了汽车。林彪如此状况是像要搞政变吗?笔者的朋友梁遇春先生对此有一段很精彩的论述,兹录于此:“首先从他(指林彪)的精神状态来看,就不象。搞政变可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事情,是要奋力一搏的,进行政变,当然是很活跃,要精神亢奋,要上串下连,到处招兵买马、谈话动员的,比如象老毛南下那样。可实际上,林总在北戴河的情绪非常差,还说什么反正也活不了几天、一是坐牢二是从容就义之类的话,一点也没有当年率兵打仗的劲头,这哪有一点象是在搞政变的样子?谁搞政变是这个样子?你到澳门赌场看看,哪个赌徒不是精神抖擞,在那奋力搏杀,有哪个赌徒会没精打彩、嘴里念叨着:反正也是输,输光算了的?而且林总在北戴河,比以往更沉默了,什么事也不理,一副坐以待毙的样子,更没有找人谈话动员什么的,这又是在搞什么政变?”(见梁遇春《我看913事件》,见“林彪、军队、文革”网站之“林彪事件专栏”)

(2)中央政治局处理“九一三事件”的应急措施

第一,毛泽东否定了叶剑英、周恩来起草的“声明稿”。叶剑英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对外发一个声明“林彪私自到苏联去了,这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我们对国内外的任何阴谋都是有准备的。”云云。但这个声明很快就被毛泽东所否定。毛说,要看看情况再说。

第二,由总参谋长黄永胜作军事上的部署。主要是防止苏联可能对中国发动的突然袭击,三北地区的部队、军委总预备队等进入战备状态。北京还部署防空战备。政治局委员们分别入住人民大会堂、京西宾馆等地。周把有军队指挥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控制在自己的身边。

第三,政治局还研究了有关人员的审查事宜。

第四,取消了九届三中全会的工作班子,打开京西宾馆通向空军司令部的防空通道,并由铁道兵在空军司令部通往地铁出口处准备一部地铁列车备用。

第五,周恩来主动向“上海帮”江青等人示好。一是安排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住在人民大会堂(事实上并无这种必要),二是,周主持13日政治局会议时,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江青:“今天凌晨发生的事,你不会感到突然吧?”。周这是恢复了早几年中央碰头会上的老习惯,也是向江青示好的。显而易见,林彪的政治力量突然从中国政坛上消失了,中央内部失去了原有的平衡,江青、张春桥这些文革极左派们即将成中央政权的主要力量,占据支配地位。文革运动再次推向一个新的高潮:批林批孔批周公等等,中国再次陷入无休止的政治斗争之中。 www.6park.com

“913事件”刚刚发生之时,毛泽东还是较为冷静的,并未急于给林彪的出走下政治结论,而是等等看,搞清楚到底林彪飞去何处,后续还会有哪些动作等。而中国自己则要做好战备准备,以防万一。军委办事组还要继续工作,执行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各项指示,在没有清晰、明确的消息前,毛还不会立即对军委办事组采取组织手段,但是周恩来早已对毛的意图心领神会,从容部署,且开始向江青等人示好。周不愧是党内斗争的高手。 www.6park.com

(3)毛泽东决心让林彪为其背黑锅 www.6park.com

9月15日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宣布,林彪乘坐的三叉戟飞机在外蒙机毁人亡。张春桥兴奋地自买茅台酒请客以示祝贺。汪东兴随即向毛报告,毛泽东也搞了庆祝仪式并喝了酒。此时的汪东兴带来了毛的最新指示,汪东兴说:“主席说了,要感谢林彪,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这件事情的开始和结束,都由他自己解决了,把问题全部处理好了。为林彪的死干杯!”邱会作认为“‘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汪东兴没有感觉到它的分量,政治局的人也不一定都感觉到了,但是我感觉到这句话的分量特别重。发生‘九一三’,让我很震惊,但毛主席的话让我感到更震惊。这是毛主席的话呀,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但不能这么说呀。我的理解是:毛主席对‘九一三’处理的想法变了,原来他想在事情的判定和处理上等等再看,要把事件查清楚了再说。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主意,他想要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了。”“文化大革命以来我们国家混乱,干部群众被整了一大片,经济上蒙受了重大损失,这个历史责任太大了,谁也背不起呀!正好林彪死了,都推到他头上去了。以后事情的演变果然就是这样!什么‘二月逆流’呀、什么‘杨、余、傅事件’呀……毛主席都不承认了,都推到林彪的头上去了。因为林彪人都死了,不会说话了嘛!”(页628) www.6park.com

邱会作的这个回忆至关重要,它清楚地表明在整个事件尚未完全搞清楚之前,毛泽东已经决心彻底打倒林彪,让死去的林彪为其“帮忙”,替毛背上文革祸害的黑锅。事情后续的发展的确就是如此,毛泽东此时已经不在意林彪的座机是如何坠毁的,飞机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飞机的黑匣子和罹难人员遗体也一并放弃不理,只要一切服从毛泽东自己的大局即可,将文革中一切罪孽都放到林彪一人身上,再把自己打扮成一副受了蒙蔽的样子(毛在陈毅追悼会上的表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事实上,1980年的“两案”审判,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的衣钵,不仅让林彪继续为毛“帮忙”,还要林彪为他自己“帮忙”,将林彪、军委办事组与林彪痛恨的江青等人绑在一起审判,从而洗刷、掩盖了毛泽东的文革罪责。人们不得不感叹,历史真的会不断地重演! www.6park.com

(4)一份最原始的审问笔录--林立果到底想干掉谁? www.6park.com

9月13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还决定由李作鹏负责山海关机场与北戴河未走人员的审理事宜。9月14日晚上,邱会作与李作鹏在京西宾馆闲谈。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将北戴河未走人员的审问记录送来,于是李作鹏抓紧时间浏览,邱会作也顺便一起浏览。邱会作回忆说:“记录稿字写得很潦草,读起来很吃力。但是两点内容引起了我的注意:一是被审问的人交待:他们听说林立果几个人在北京西郊的空军学院开过一次会,要搞掉原来中央文革的那几个人,说是交给李作鹏,邱会作办。要抓住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才算完成任务。二是被审查的人要求不能把他们交回给空军,怕被‘灭口’。”(页625) www.6park.com

这份原始审问记录很重要,因为它是第一次透露了林立果及其周围那几个人的重要活动。也就是说,林立果最想“干掉”的是原中央文革那几个人: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这里丝毫没有涉及到“谋杀毛泽东”这个官方日后翻来复去的说辞。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林立果“杀毛”一事是后来被官方硬栽的赃,将林立果私下策划的干掉原中央文革诸人的事情歪曲、夸大为“杀毛”,成为日后林彪要搞“政变”的“证据”。令人觉得滑稽的是,林立果当年想干掉张姚等人未能付诸实施,惟时隔仅仅五年后,林立果的大胆设想竟然被华国锋、叶剑英所实现,华叶二人完成了林立果的未竟之业。现在国内官方大力肯定、称赞华国锋等人抓捕“四人帮”的历史功绩,是否也应还给林立果一个公道? www.6park.com

(5)“上海帮”在中央重新占据优势 www.6park.com

“九一三事件”前,政治局之内的“军”、“文”两派虽时有斗争,但“军”方一直占有优势,一来“军”方有林彪的支持,另外,周恩来、陈伯达事实上也是站在林彪一边。这样政治局内部原中央文革一伙人总是感到受到压制,不能为所欲为,他们提出的一些议题不仅得不到追捧,甚至根本无法通过。也难怪江青等人心里有气,经常找周恩来、军委办事组诸人的麻烦,可他们却没有什么有效手段扭转这一局面。“九一三事件”的发生成为一个转折点。 www.6park.com

9月18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提出要扩大中央有关“九一三事件”通知的范围,叶剑英表示反对。但是姚文元立即反击说:“林彪人都死了,还保什么密!党中央的副主席跑了,为什么不向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传达?我作为一个政治局委员、中央通知的起草者,有责任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你们不同意的话,我就直接向主席报告我的意见。”这时,江青、张春桥、纪登奎、李德生、汪东兴等人都笑嘻嘻地一致同意姚文元的意见,叶剑英则气得一句话都说不出,而军委办事组更是什么话也不敢说。周恩来只好同意张姚的意见。(页637)由此而观之,上海帮在政治局里已然占据了主导地位,很大程度上可以左右中央里政治形势。

事实确实如此,政治局内部“军”派随着林彪事件而垮台,“四人帮”成为日后中国中央政治里最炙手可热的势力,在毛泽东的大力扶植下“打遍天下无敌手”,以后又大整了周恩来和邓小平,为所欲为地将文革运动持续地搞下去,直到毛泽东撒手人寰。

二十四、军委办事组的垮台 www.6park.com

林彪事件发生后,军委办事组的垮台其实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事情尚不十分明朗时,毛泽东、周恩来还需利用军委办事组抓好战备以及其他相关工作。一旦局面稳定下来,毛泽东一定会采取必要手段解决军委办事组这些被认为是林彪系统的军内将领。以往中共党内的政治斗争也无不证实了此点。笔者在《庐山会议的斗争与毛泽东处理林案之我见》(见《记忆》第11期,2009年1月11日)一文中,对此问题曾有过论述。再读邱会作的回忆,更加深了笔者的认识。 www.6park.com

9月24日上午周恩来代表中央与黄吴李邱四人谈话,宣布毛泽东对他们的决定。邱会作描述了当时的尴尬情形:“大约上午9时,周恩来来了。跟随着他来的有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张才千、刘贤权等人。这次不像往常那样,一般是开会前几分钟大家陆续到齐的,他们似乎在别处集合齐了再一起进入会场的。周恩来看起来心情沉重,很疲劳。他和叶剑英、李德生、纪登奎等人在我们对面的第一排沙发上坐了下来。除了身患重病的谢富治以外,军委办事组成员到齐了。这么看来,毛泽东是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对我们‘军法从事’了。”(页650) www.6park.com

周恩来在谈话中对黄吴李邱四人作了批评,诸如不该反对江青等。有关如何处理军委办事组四人的问题,周恩来强调说:“主席多次指示说,出事之前什么都听不到,现在的情报像雪片一样飞来了。有的‘雪片’可以打死人。对那些问题完全不信吧?他们为什么会说得出来。完全听吧?又实在不可信。对重要问题,应该认真,冷静分析,对这些问题,是来不得半点假的。”周恩来还说“国庆节快到了,这个事(‘九一三’)对内怎么办都好说,对外就不要出‘洋相’了。卫戍区给你们找了几个地方,你们暂时离开工作,到那去好好想一想自己的问题,写写材料。你们离开工作的时间很短,只有几天。”周恩来最后说“对你们的家属子女要爱护,决不歧视!我代表中央说了这个话,对子女不应当搞牵连!叶帅的女儿关了好几年了,因为政治局内部有不同意见,现在还没有放。另外,以前对杨成武搞了抄家,也是不好的。你们的家属子女要是遭到了什么歧视的话,就拿我是问。今后你们就找我姓周的算账!”(页652-656)谈话完毕后,黄吴李邱分别被关押到北京卫戍区某部。 www.6park.com

笔者认为,周恩来的谈话主要透露出两点意思,一是对黄吴李邱四人的处理是毛泽东的指示,还是要按照党的政策办事,不搞逼供信,也不会搞株连;二是黄吴李邱只是暂时离开工作岗位,性质上并不是“敌我矛盾”,更没有后来越搞越邪乎的参与所谓林彪“政变”问题。文革期间成立的中央专案组均由周恩来总负责,什么样的人关押在什么地方、受到何种对待都是大有讲究的。有的人被关进秦城监狱,有的人被关在北京卫戍区,还有的人被送到外地或干脆软禁在家等等,这些都是毛泽东决策后,周恩来负责执行。让黄吴李邱离开军队岗位放在北京卫戍区看管起来,“养”在那里,“挂”在那里,这尚不是最坏的结果。用邱会作自己的话说,就是“毛泽东是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对我们‘军法从事’了。”当然,周恩来信誓旦旦说的“只有几天”是断断不可能的,少则几年,多则十几年都有可能,端视中国政局的发展而变化,说不定日后毛泽东仍有起用这些人的可能,就如同林彪事件后,毛泽东重新起用文革初被打倒的邓小平那样。

二十五、中央专案组是如何搞专案的? www.6park.com

中央专案组是如何搞“林彪事件”专案的,我们以往虽然略知一二,但知道的并不完整详细。吴法宪回忆录出版后我们就大致知悉中央专案是怎么搞的,而冤案又是怎么制造出来的。邱会作的回忆更使我们得窥全豹,真正了解了这一制度的肮脏与黑暗。 www.6park.com

(1)“八八事件”大搞逼供信。 www.6park.com

8月8日晚邱会作去毛家湾叶群家纯属偶然。叶群那几天从北戴河回京作身体检查,尚未回北戴河。而8月8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张春桥等人提及康生的患病。为了鼓励康生,周恩来命吴法宪当晚去叶群处取来毛泽东当年赠林彪的曹操《龟虽寿》手书,也许康生看过后对其病有所助益。邱会作是在政治局会议后被吴法宪硬拉去的。当时他们几人只是聊天拉拉家常而已。吴邱二人去叶群家一事周恩来知道的很清楚。但是为了坐实林彪、叶群早就密谋政变,中央专案组对邱会作大搞逼供信,强迫邱会作承认当时叶吴邱三人策划搞政变,中央专案组四次主要的审问都围绕这个关键问题来进行,甚至残酷迫害邱会作的家人和子女来要挟。 www.6park.com

请看专案组是怎样对邱会作搞逼供信的。负责专案的公安部部长李震说:“1971年8月8日那天晚上,你和吴法宪一起到叶群家里,谈的是一个重大问题。你只要把这个‘事件’说清楚,对你来讲就没有什么大问题了。你们和叶群商议的是重大问题,我们要向中央作专门报告。那天你在场参加了活动,要有你的交待。”北京卫戍区司令吴忠则说:“去年8月8日,你们在叶群那里密谋,周围的工作人员为数不少。你们谈了什么,中央已经知道了。现在,与其说是你向我们说清楚问题,还不如说是为了你自己和你全家把问题说清楚!你说得越清楚,对你个人越是有利,对你全家也越有利。我们说的“全家”的意思是什么,你一个大明白人,应当懂得!”邱会作对此一脸茫然,全然不知这些人口中所说的“密谋”何指。最后专案人员说“吴法宪直截了当地交待,8月8日在叶群家里策划的是阴谋政变。”(页675-679) www.6park.com

邱会作对此坚决否认,邱会作说:“你们要我交代什么,我已经明白了,就是要我承认那天我们在搞反革命政变的谋划。我现在提出三种方法由你们来决定:一是你们写,我签字,但要注明是强迫我签字的;二是我照你们的要求写,但要注明是那样写的;三是我自己写,只能说自己知道的事。”专案组怕邱会作写的内容不符他们的要求,干脆指点邱说:“这个问题不难写,有三点就可以了。第一,叶群策划你们准备到广州去另立中央;第二,她动员你们在九届三中全会上继续反党、反对中央其他一些领导同志;第三,你对吴法宪交代的事,表示同意。你这样写了,我们比较好处理,也有利于中央对你很好地宽大和安排。”(页679)但是无论专案组使用什么手段,邱会作都坚决否认搞了“预备政变”之事。邱会作事后感慨地说:“专案人员开始审问我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很有信心,后来非常失望。他们在后期所做的,与其说是搞清事实真相,还不如说是为已经向世人宣布的‘反革命政变’找依据,在取不到预想的收获时,就急于求成搞‘逼、供’了。”(页683)而这恰恰就是中央专案组办案的一大特色:先有罪名,再以逼供信为手段罗织罪证。 www.6park.com

(2)其他方面的审查 www.6park.com

中央专案的审查还集中以下几个方面: www.6park.com

1、反对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进行宗派活动;
2、庐山会议上反党,下山后在九江机场和林彪反党结盟;
3、1971年9月6日李作鹏告诉我毛主席南巡谈话的内容后进行了阴谋策划;
4、9月12日的活动以及与外界的联系,特别是和广州军区有过联系;
5、在我主持的一些工作中为政变做准备,如借组建基建工程兵纠集政变军事力量,抓国防工业是为了政变准备武器等等。 www.6park.com

通过几次审查,邱会作发现中央专案组审查的“核心问题”是要找出“武装政变”的证据,甚至连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具体工作也要往“政变”上面联系。比如:中央组建的基建工程兵也被说成是林彪从战略上搞阴谋,为将来的军事政变做准备;还有,专案组认为军委办事组将林彪嫡系四十七军调往陕西,把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换成皮定均也是为了准备“政变”。实情则是,该军虽曾隶属四野,但却是原贺龙红二方面军的老部队,抗战时的八路军三五九旅,王震长期是该部队领导。难不成林彪要依靠王震搞政变?皮定均也不是林彪部下,但林从皮个人能力考虑,认为皮定均有大战经验,故调皮定均为兰州军区司令。张达志转任炮兵司令亦无不妥,更何况那时在边远的西北和西藏艰苦地区工作的领导干部,中央军委原则上都定期要轮换到内地好的地区或北京工作。此外,中央专案组还追查国防工业从国务院划归中央军委,是为了搞政变提供武器方便,就更属荒唐可笑了。文革中国家机构体制改革精简是中央统一部署,1968年周恩来主动提出国防工业交中央军委来管,得到毛林批准,周恩来更亲自提名邱会作为“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周恩来直接领导邱会作,重大决策都是周恩来提出,邱会作负责执行,何来“为搞政变做准备”一说?邱会作说:“他们在审我,我也在‘审’他们呀!通过对我的问话来分析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总是想把真相说清楚,他们对此不感兴趣。他们只要证明林彪是‘政变’,自绝于人民就行了,对事情的真实性、合理性不太管,只要搞出来就行。再有,他们对我的审问是诱导性的,朝他们猜想的方向去引,对我说的可以搞清事实真相的细节,根本不注意,特别是我说的那些和他们脑子里固有概念不一致而又有分量的事,他们听了很紧张,不是打断我的话,就是装作听不见,有意回避或立即引到其他话题上去。”(页684) www.6park.com

总的说来,中央搞的专案秉持一切从政治出发,为政治服务。罪名是“上面”已经定下来的,是无可改变的,下面的专案组只是负责将这些罪名细致化、具体化。在达不到目的时,就采取逼供信的手段,甚至残酷迫害受审者的家人,如此种种还谈什么公正、客观和实事求是。从邱会作的亲身经历,不难看出当年的专案组是如何搞专案的,他们是如何不择手段入人以罪的,从而亦可看出林彪一案是如何成为冤案的。

二十六、在北京卫戍区的反思和生活 www.6park.com

(1)林彪有可能搞政变吗? www.6park.com

邱会作自1971年9月24日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起就失去了人身自由,也开始对以往的工作、经历的加以回顾和思考,尤其针对林彪是否搞了所谓的政变。邱会作当时就想了八个不可能的理由: www.6park.com

第一,林彪没有政变夺权的理由。1958年林彪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地位排在总书记邓小平前,是最年轻的领袖、毛主席的接班人之一,1966年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成了唯一的接班人,被写进了党章。合法、程序化地继承政权是林彪最期盼、最有利的。 www.6park.com

第二,林彪想控制局势不必政变。1971年8月中旬毛主席南巡了,北京是“真空”。林彪想干什么,没必要武装政变,堂堂正正地指挥就是了。 www.6park.com

第三,林彪没有非分之举。林彪在军队威信很高,抽象地说,毛主席威信更高,但林彪毕竟和军队近得多,不是说“解放军是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吗?他真要搞军事政变,为什么不“直接指挥”?为什么不动用军委办事组,不动用军区司令员呢?至少也要动用一个军长或师长吧!可是都没有啊!林彪信任军委办事组,为什么在自己生死存亡之际又不动用? www.6park.com

第四,林彪是沉稳、从不轻举妄动的人。林彪一生带兵,深知军事手段的厉害。政变是特殊的军事战斗,这个厉害关系,他能不知道?武装政变要有计划、部署、部队、指挥官。这些都没有,怎么政变?
第五,没有任何政变的迹象。9月12日是“政变”关键的日子吧!那是个星期天,黄、吴、李和我被说成政变的关键人物,都在家中休息,像是要政变的样子吗?我知道林彪从北戴河走了,是13日早上听周恩来在政治局会议上说的。除了北戴河林彪那儿发生的事,全国都很平静,没有响过枪,没有部队动,哪里像是发生过了武装政变啊?! www.6park.com

第六,事后也没有政变流产的骚动。9月13日后十天里,各地的军情公文是呈军委办事组报中央的,我们没有接到任何部队相关的报告,就像没那回事儿一样。 www.6park.com

第七、林彪真要“外逃”,应该早于毛主席回到北京之前,那才合乎逻辑,但相反,他“外逃”恰恰晚于毛主席回到北京十几个钟头。 www.6park.com

第八,也是很重要的理由,至今我没有看到公布任何真凭实据的武装政变证据。(页705-707) www.6park.com

既然,并不存在林彪阴谋政变的事实,为何毛泽东还要将林彪和军委办事组定性为“两谋”呢?邱会作分析得好:“毛主席为我们定这个‘罪’,是为了能随心所欲地处理林彪问题。把我们关起来,不是依法处理,而是要用‘活人’的口供证实林彪‘弥天的罪’的存在,毛主席就好名正言顺地处理林彪事件了。如果我们几个都承认自己是反革命了,那林彪不就罪该万死了!毛主席听到林彪的死讯后不是说‘感谢林彪为我帮了一个大忙’吗?他心里完全明白呀!不为林彪定这个罪,毛主席就没办法推卸自己好多事了,对人民和历史就不好交待了嘛!”“到了这一步,对‘九一三’已经不是要搞清事件本身的真相了,而是各派政治人物都在利用这个‘政治素材’做文章。毛主席用它来做‘林彪帮一个大忙’的文章,周恩来用它来做‘划清界限’的文章,上海帮用它来做‘争取成为接班人’的文章,汪东兴他们用它来做‘掩饰自己’的文章,还有一些人用它来做‘东山再起’的文章……对‘九一三’的审理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审查,而是根据政治需要来办的事了,必需有一个‘反革命政变’,才能让各方的不同政治需要能够实现。”(页709-710)邱会作一语道清了林案的实质。 www.6park.com

(2)从关押生活的改善看中央对黄吴李邱的政策 www.6park.com

黄吴李邱虽然离开了工作岗位,被关押起来了,但他们的日常生活也处处透露出政治上的“玄机”。周恩来对看管工作的指示:第一,保证安全;第二,保证身体;第三,保证生活。也就是“看住、看好、管好”。周恩来甚至说:“毛主席对他们的问题清楚,不是反革命,是路线问题。对他们的处理,是惩戒性的。”几位参加周恩来召集的看管会议基层干部都分别向邱会作转述了这个内容。(页668-669)由此可见,当时的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问题还是清醒的,认为他们几人还属“路线问题”,而非“反革命问题”,看管起来也属惩戒性质。关押伊始,邱会作的伙食甚差,两个月体重就掉了三十多斤。周派人秘密查看邱的状况,该人向周作了汇报。而此时李作鹏也向毛写信要求改善伙食,毛为此还作了批示:“他们几个人应当吃好,也有资格吃好,我们也应当给他们吃好。”从此邱会作的伙食有了很大的改善。冬天寒冷,卫戍区特别为房子做了火墙,派专车去山西省阳泉煤矿买来优质煤供邱取暖。医疗保健方面也特别照顾,不仅用药方便,有了病北京医院的医生很快就来诊治。此外,为了方便邱平时散步,不惜将警卫师托儿所搬走,将该小院腾出来,以后就可在小院内散步,而无须因为邱一人散步要搞附近街道戒严了。可以说,北京卫戍区非常尽职地做好了一切工作。(页725-727)邱会作感慨地说:“毛主席是大明白人,知道‘九一三’是什么。他让林彪‘帮了一个大忙’,达到了目的之后,也不想过于冤枉我们,就把我们‘挂’在那儿,待事情平息了点以后,给我们一个好一点的安置。如果不是这样,谁敢对我们好呀?!”(页729)笔者认为,从这一点来看,黄吴李邱几人除了政治上没有了自由,但生活上还是受到比较好的照顾,这不能不说是周恩来执行了毛泽东定下的政策,即把黄吴李邱四人“养”起来,“挂”起来,没有遭受“武斗”、“批斗”,没有关进政治犯监狱--秦城监狱,这与文革初期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区别。毛泽东还曾打算将黄吴李邱几人放到外地,每月发200元人民币“养起来”,但由于“上海帮”和汪东兴从中作梗,又加上后来的“批林批孔”运动,周恩来自顾不暇,毛泽东的这一想法并未予以落实。显然,如果黄吴李邱真是林彪的“死党”,参与密谋政变“杀毛”或“另立中央”等阴谋活动,毛泽东对他们四人无论如何不会采取这种优待政策,一定要关进“秦城监狱”整死为止。 www.6park.com

(3)人间自有真情在 www.6park.com

通过专案组的审查和平日的接触,卫戍区负责看管邱会作的看守组成员了解了许多真相,不仅没有把邱会作当成“敌人”对待,反而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仅生活上照顾妥贴,政治上也不避讳,将自己听到看到的情况及时通告邱会作。一来这些看管人员接受上级指示,要尽心尽责完成周恩来交代下来的任务,二来通过实际接触,他们并不认为邱是什么“反革命分子”或“阶级敌人”,而是把邱当作“特殊首长”来对待。上面有何风吹草动都会尽快告知邱。比如1973年中央曾经有过一个安置方案,将黄吴李邱等几人送到外地某中等城市安置起来,但多种原因未能成行。粉碎“四人帮”后又有人提出黄吴李邱是反对“四人帮”的,是受“四人帮”迫害的,应予解放或安置。但又由于军队内部有人反对,又拖了下来。这些内部情况邱会作都能知悉。显然卫戍区的看管人员仅仅是把看守工作当作一项“政治任务”,他们内心是有自己的是非判断的。实际上“四人帮”一被粉碎,他们都认为邱会作会很快得到解放。然而上层政治的黑暗却非这些下层军人们所能了解的。邱会作等人的劫难依然未到尽头。 www.6park.com

(4)黄吴李邱的问题属于什么性质? www.6park.com

中共的政治历来就是以所谓阶级划线,也就是将矛盾人为地分成“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两种。一旦将人划入“人民内部矛盾”,犯了再大的错误或罪行,都属于认识上的问题,而不会被打倒。但是如果一旦被划入“敌我矛盾”,哪怕再轻微的错误也会导致灭顶之灾。而何者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何者又属于“敌我矛盾”往往只是上级领导人的一句话而已。以黄吴李邱四人为例,不管外面怎么“深揭狠批”林彪反党集团的罪行,而内部却按照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对他们四人妥善照顾好。在毛泽东眼里,林彪“叛逃”,大逆不道,实属“敌我矛盾”,要批倒批臭,但是毛的真意却是林彪帮了毛一个大忙,毛可以任意将文革中的坏事栽到林彪头上,为自己作开脱。而黄吴李邱这四位林系大将则属于“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成了林彪倒台的“牺牲品”,他们到底有没有罪,属于什么性质的问题,笔者相信毛泽东、周恩来心里都很清楚。也就是周恩来所说的“毛主席对他们的问题清楚,不是反革命,是路线问题。对他们的处理,是惩戒性的。”所谓林彪搞了“反革命政变”,那不过就是不得不编造的一个谎言,对外唬唬不明真相的老百姓而已,否则何以解释毛泽东亲手树立的接班人会“叛逃”呢?既然如此,毛泽东就没有必要非要与黄吴李邱过不去,更何况这些人早年都是毛泽东的嫡系手下,打过仗,立过功,他们无非就是站在林彪一边反对了江青“上海帮”等人,林彪一死,将他们四人从关键的工作岗位上拿下,换上自己信得过的其他亲信即可。这也是毛泽东为何对黄吴李邱四人采取如此政策之初衷。

二十七、中纪委重新审查的几个问题 www.6park.com

1979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以往多年积压的案子进行甄别审查,自然也包括因“九一三事件”倒台的军委办事组黄吴李邱等人。显然,这是自毛泽东死后,中共中央试图以新的眼光、角度重新审理过去发生的各种各样的冤假错案,为平反、昭雪或妥善处理这些案件做好组织准备。对当年遭受迫害和冤屈的人来说,这当然是件好事。邱会作的回忆里涉及到中纪委是如何进行审查的。其中,中纪委既有较为求实的一面,也颇有一些难言之苦衷,有以下几点尤其值得我们注意和认真思考。 www.6park.com

(1)谁都可以揭发,但是不许碰周恩来 www.6park.com

中纪委的审查小组要求邱会作揭发那些被打倒的人,包括林彪、叶群、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等人,同时也要揭发“四人帮”,另外,还要交代自己的问题。然而,中央里只有一个人是不许碰的,那就是周恩来!邱会作说:“对于周恩来,定下调子是‘好人违心地’做事,原则上不许提及。我和周恩来关系亲密,他交我办的事实在太多了。我在回答讯问时,只要一提到周恩来,办案人总是显得很紧张,有很多事不敢记录。而对于林彪、陈伯达、黄永胜等人,他们则认为是‘坏人干坏事’,揭发要多多益善,错了不要紧,还表扬你态度好呢!”“我在写材料的时候,对其中涉及周恩来的一些事进行了‘善意’的保留。我想,当时的证人证据那么多,现在党中央里知道周恩来在文化革命中真实地位和作用的大有人在,我只不过不想让有些事从我嘴巴里说出来罢了。”(页772) www.6park.com

笔者认为,从中纪委的态度来看,他们虽然开始时也许确实抱有良好的愿望,希望将问题搞清楚,但是他们却“先天不足”,在审查刚刚起步时就自我设限,这样也就不能指望他们在很多关键问题上能有什么真正的突破。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因素:首先这个限制来自中央最高层,并非这些基层工作人员所能掌握,周恩来文革当中实在有太多的“可议之处”,如果细细翻老底,周恩来的陋行岂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邓小平、彭真等人要全力维护周恩来的“圣人”形象,自然不喜欢人们揭发周恩来的黑暗面;其次,文革中被打倒之人多被认为犯了滔天大罪,是戴罪之人。以林彪事件而论,林彪与军委办事组诸人早被彻底污名化,尤其是那些“阴谋政变”、“另立中央”、“篡党夺权”等罪名已被广大民众耳熟能详。以中央的观点而论,这些人只能老老实实接受中央的审查,岂能另搞一套,以周恩来为挡箭牌为自己作辩护?所以,当邱会作叙述军委办事组是如何抵制江青对周恩来的攻击时,中纪委高官竟然不想听,甚至深感不耐地说:“你们有这种觉悟吗?”如此这般搞审查,其结果也就不难想像了。 www.6park.com

(2)关于医疗整人的问题 www.6park.com

文革中不少军队高层人物受到残酷迫害,由于医疗为政治服务,不少人未能得到及时的治疗,或身残或病故,其中几个重要人物就包括:罗瑞卿、贺龙、陈毅等。以往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党史教材和一些稗官野史都异口同声说,那是林彪和“四人帮”的迫害。因此这也是中纪委审查的一个重点。邱会作的回忆对这些问题的澄清至关重要。 www.6park.com

邱会作回忆说:“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夺权后,全国进一步混乱,北京医院、协和医院近乎瘫痪,周恩来不得不对中央的医疗做新的布置。1967年5月间,周恩来召集一些人开会讨论医疗保健工作,决定了几条,主要是:1、成立中央医疗小组。成员有周恩来、我、汪东兴和医疗专家吴皆平等人,周总负责,领导中央保健工作。2、高级干部的医疗保健改为以解放军总医院为主、北京医院、协和医院共同承担。3、对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受审查的人的医疗,周恩来亲自管理。”(页796)有关罗瑞卿和贺龙的问题,笔者在另一篇《邱会作回忆录》述评一文中作了论述,此处不赘。下面专门谈一下陈毅的医疗问题: www.6park.com

陈毅问题。邱会作回忆说“接到陈毅要回来检查的要求后,即按规定向周恩来报告了,履行手续要个过程,但还是较快获得批准。陈毅手术时,总医院很重视,院领导守候在手术室外。手术中切除盲肠时,意外发现有癌变,医院很急,立刻从手术室打电话到人大会堂请示周恩来,周恩来命我从那即刻赶赴现场。我还在路上,医院已经拿出了‘切除一段肠子,今后保守治疗’的方案,并用电话请示周总理得到批准。我到时,手术已经继续进行了,我陪着陈毅夫人等候到手术顺利完成才离去。”“陈毅手术以后,叶群那有问候,周恩来处处关心,我又亲自去慰问,总医院敢对他不好吗?陈毅住在高干病区里最好最大的一种病房。……陈毅手术后不注意‘忌口’,引起伤口感染,又进行了修补手术。为此周恩来爱惜地说他‘贪吃的毛病不改’。陈毅手术后,我特别交待医院要精心护理。陈毅感慨地对我说:‘总医院对我是照顾到家了,吃得比我家中还好!’陈毅病情稳定后到北戴河疗养,只有林彪、陈毅、聂荣臻三个元帅在那里休息,总医院有专门医疗人员为他们服务,怎么能说照顾不周呢?”“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总医院里对任何人想搞‘医疗整人’都不可能。因为:1、总医院医疗制度很严格,文化革命中也没有乱,高干病房里每个手术、用药处方都要多人讨论并由主管医生签字。若有新医疗方案,要报上级审批。2、有优秀健全的医护队伍。只有上下几代无‘敌属’关系、技术精湛、品德好的医生才能入选高干病房。陈毅的医疗除常规手续外,还要经他从北京医院带来的‘自家医生’认可,绝无疏忽的可能。3、陈毅治病,始终由周恩来直接过问,医疗方案须经他亲自批示同意,方可施行。周恩来还多次询问过医生治疗情况,他对陈毅感情很深,非常爱护。”(页798-800) www.6park.com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人的医疗问题,如徐海东、傅连璋等人。中纪委审查组最后对邱会作说:“徐海东医疗的事不再问你了,另外,傅连璋的死与你也无关,撤案!”(页801) www.6park.com

可以说,从医院、护士这一方面来说,绝对不存在“医疗整人”的问题。罗瑞卿、贺龙、陈毅等人的治疗都是在周恩来一手掌控之下。如果说他们这几个人的治疗有了问题,也只能归结到周恩来身上。与医院的医护人员无关。 www.6park.com

从邱会作的回忆当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重要的中央专案都是掌握在周恩来一个人手上,其他人回忆,如吴法宪、王力等,也都证实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文革中很多老干部惨遭迫害,周恩来作为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说决策人是毛泽东的话,那么周恩来就是最主要的执行者。如果说,毛泽东对此要负最主要的领导责任的话,那么周恩来就要负最主要的执行责任。邱会作说:“如果军队抓人,只能关进北京卫戍区。能够把人关进秦城监狱里的只有周恩来、谢富治、汪东兴,一定要有他们的批示才行。”(页801)不少老干部文革后都曾回忆起周恩来对他们是如何关照的,似乎在他们落难时,周恩来都曾伸过援手,但恰恰也是周恩来这位中央文革碰头会的负责人将他们送进大狱、或卫戍区。或许周恩来曾在事前或事后对这些老干部表示过某种程度的关心,但是依然不能解脱周恩来本人应负的责任!即使国内党史学界那些大力为周恩来辩护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确做了许多“违心的事”,说了许多“违心的话”。那么人们是否可以用“违心”这两个字来掩盖、抹煞了周恩来所起的真实作用吗?难道可以将这些罪责转嫁到他人身上吗?此外,医疗为政治服务原本就是中共的政策,中共高层概莫能外,周恩来后来被诊断罹癌,毛泽东不也是大搞“医疗为政治服务”,阻挠周恩来的及时治疗吗?因此,中共体制决定了政治永远是第一位的,其他都要让位,医疗也不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那些被打倒被专政的人有病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只能被迫等死,刘少奇、贺龙就是两个最明显的例子。 www.6park.com

至于罗瑞卿、贺龙等人的专案以及关押期间的审讯、医疗更与林彪无关,如今的那些党史教材和官方出版的人物传记将专案、医疗等迫害人一事简单地归结到林彪和“四人帮”,实乃有意放过真正的责任人,歪曲历史,掩盖真相而已。 www.6park.com

(3)中纪委的审查为何最后不算数? www.6park.com

应该说,中纪委的审查在开始时还是较为客观的和讲究实事求是的。邱会作回忆说:“他们一改1971年中央专案组的方法,不是把“九一三”硬裁到我的头上,当作审查的起点和要害,而是从一些重大政治问题开始的。他们把要审查的内容分成了三个大单元:文化大革命问题;庐山会议问题;“同案人”之间的问题。审查方法是:他们先提出问题;我写交待材料;核实审定材料。如果双方有不同意见,可以讨论、补充和修改,谈过的东西可以回过头来再谈,写过的材料可以反复修改。他们不强迫我作“完全彻底”交待,只要基本事实搞清楚就可以。我可以提出人证、证物、旁证,他们有时也给我看原始件。双方同意的就定下来,有争议的就暂时在一边放放。”审查组甚至表示:“从材料上来看,你很早就与‘四人帮’斗,特别是和江青斗,为此你受到过打击。现在不同了,你不要怕当反‘四人帮’的英雄哟!”“中央对你抱有希望,审查不是为了打倒你,而是争取你。中央对你没有预定框框。你是最有条件从宽处理的人,党不会轻易抛弃任何一个可以挽救的干部。”等等。(页768、772)1980年4月中纪委常委万毅专程到秦城监狱与邱会作谈话,表示说:“你被关押的那天说过“三个相信”,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也相信你自己。你今天还应该坚持这个信心。你被关了十年了,现在是关键时刻。我们的工作,与其说是对你的审查,还不如说是对你的挽救,你的问题会很快得到处理。我看了有关你的大量材料,相当多的事情你已经说清楚了,现在有人看重的是总后死人了。从领导责任上来说,总后系统死的人可以追到你的头上。可是从法律上来说,推给你不合适,也不符合事实,中央决定对此不追究刑事责任。林彪主管军队十几年,你参与军委工作,不能说没有干一点坏事。但是把林彪案全部摊开之后,你的事不仅少,和别人比较起来,有着很大的差别,甚至有本质的差别。”万毅还说:“请你相信,中央对你的问题一定会处理得很好的。中央对你的宽大,对你今后安排之好,可能连你自己都不会想得到。我们要通过对你的问题的处理,让大家看到,实事求是是现在党中央决策的基本方针。我们希望你对自己的前途不要失掉信心。情况会好起来的,以后我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页774-775) www.6park.com

但是1980年6月后,中纪委的态度完全变了样。中纪委正式向邱会作宣布“你从一个穷苦农民出身的士兵锻炼成高级领导干部,难能可贵。但很可惜,不能为党工作了。过去我们说过,能够为你争取到宽大处理,会感到高兴,对党也是个贡献。这话绝不是什么手段,而是按照事实和党的政策,说了带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话,但是现在无能为力了。一个干部可以有自己的思想,但要服从组织,遵守纪律。”“中央对你的政策都向你说了,许多话可不是我们这些人能够说的,只是向你传递。万毅同志代表中央和你谈过话,相信你心中有数。但事情是变化的,与其有一手准备,不如做两手准备。是否公开采用刑事审判或其他方式,希望你作好思想准备。无论今后发生了什么事,都不要往绝路上想,要有信心活下去。”正如邱会作所言“因为它已经不是单纯的案子,而是变成了一个政治上要用的工具了。”(页777-778) www.6park.com

显然,中纪委的审查的过程和结果前后矛盾,开始时表示要实事求是,把历史的问题搞清楚,要宽大处理,甚至还明确表示“中央决定对此不追究刑事责任”等。但是后来却完全变了调,强调“要作好两手准备”,也就是不排除“刑事审判或其他方式”云云。为何会出现前后反差如此强烈的结果?据邱会作事后了解,中共中央恢复中纪委时,是黄克诚出任中纪委常务书记,而黄克诚是一个实事求是、敢于坚持自己主见、敢于说真话的人。但是遗憾的是,他的主张因为种种原因并没有为党中央所采纳。他刚直不阿的性格曾招来毛主席的忌恨,这次也招来某些“大人物”的不快,让这位党内少有的头脑冷静、思想深遂、经验丰富、胸怀开阔的人很快就离开了中央领导工作岗位,在党的改革开放事业中最需要他这样的人的时候,让他退回家里过早地“休息”了。另据笔者所知,黄克诚曾在中纪委审查后曾提出,黄吴李邱四人应该免予起诉,无罪释放。但是黄克诚的设想立即被邓小平所否决,邓让彭真出任“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王鹤寿任中央审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领导小组副组长,实际上架空了黄克诚。邓小平就是要将党内矛盾和路线问题变成刑事犯罪问题,以法律手段解决解决党内争端。所以,即使中纪委的审查工作将整体事件调查得较为清楚了,但是在政治决定一切的前提下,他们依然还要不顾基本事实硬往刑事犯罪上面套。这也是为什么有了“两案”的审判和判刑。
二十八、“两案”审判的几个问题 www.6park.com

(1)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www.6park.com

在文革当中,黄吴李邱几人之所以被打倒,最严重的罪名是“反对文化大革命”、“攻击中央文革”、“打击迫害江青同志”。1970年的“批陈整风汇报会”的组织结论就是“政治上犯了路线错误,组织上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所谓“路线错误”就是反对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违反了中共“九大”路线。而所谓的“宗派主义错误”就是参与林彪打击的文革极左派张春桥等人。中共“十大”前批准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干脆说:“林彪反党集团是国内地、富、反、坏、右和国际帝、修、反的代理人。它的骨干分子,是一小撮混进党内的叛徒、特务、托派分子,阶级异己分子,蜕化变质分子,死不改悔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新的反革命分子和右派分子。”如此之罪名滑天下之大稽。到了“两案”审理前,“两案”的预审小组却是“认定”邱会作等人是中央文革的同伙,是与江青等人合伙从事反革命活动,且千方百计地罗织出新的罪名。邱会作原本是文革当中最早受到迫害的人,也是军队系统中反对江青、张春桥极左派的主要人物。“两案”审理小组竟然不顾最起码的史实,硬要将邱会作打成江青的同伙,是蓄意发动和大搞文化大革命的人。这岂不是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www.6park.com

(2)断章取义、编造笔录 www.6park.com

为了拿到上峰需要的材料,参与预审的人员常常自我编好笔录,再搞成一问一答的方式,最后逼迫当事人签字。邱会作说:“过去是我写‘文章’,签上名字。现在是他们作‘文章’,写在专用的笔录纸上,是一问一答的格式,即他们‘问’,我‘答’。写完以后叫我签字画押按手印。其实这‘一问一答’形式的审问很多时候并不存在,‘笔录’往往事先做好了,我们没谈几句,他们就拿出早就写好的一大叠笔录叫我签字。”“凡遇到我不愿意签字时,他们就搂窜一番、磨蹭逼迫,连蒙带唬,搞得我精疲力竭,我耐不住他们的纠缠,一赌气有的也就签了。还有的是他们东拼西凑、断章取义写成的,与我原来的意思根本不符。每当我提出异议,他们就把十年关押中我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不同问题写的材料搬出来,说这一句是你曾在这里写的,那一句是曾在那一处承认的,这里摘出一段,那里加上一句,东拼西凑,合在一起成为笔录,往往和原意相差很大。若是你不签字,他们马上变脸,逼供整人的那一套就来了,精神上折磨你,让你就范。若是遇到我硬是不签字,他们就威胁说:‘你不签字我们也不怕,凡是以前你说过的,我们写成了笔录,就有法律效力。’ ”(页780) www.6park.com

(3)重搞“逼供信” www.6park.com

“八八事件”是一个老问题了,中纪委审查时“八八事件”已经基本澄清了。而预审小组却再次拿来重新作文章,意图就是要证明黄吴李邱等人都参与了“阴谋政变”和“谋杀毛泽东”的活动。邱会作对他们的解释,这些人根本就不听,威胁诱供说:“你为什么和我们闹对立呢?搞清楚问题对你大有好处。你应当向中央表示个态度!”邱会作说:“我1972年就说清楚了,要有好处,早就该有了!别再瞎折腾让我活受罪了。”审讯者厉声吼道:“吴法宪早就把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了,说叶群从北戴河回来就是部署反革命阴谋。现在人证口供都在!”(页782-783)但是交手下来,预审小组的“逼供信”全然没有起到任何效果,最后终于不了了之。 www.6park.com

(4)践踏司法 www.6park.com

司法审判原本应该由国家的司法部门,即检察院和法院进行司法的起诉、审理。但是“两案”的审判凡涉及到军队事宜,却让当年的总后造反派出身的王瀑声临时充当检察官。王瀑声其人当年就是江青大力支持过的军内造反派。王某人原是后勤学院的干部,受到院长戴金川的器重并由戴举荐,1965年被提升为学院政治部主任。1967年“一月风暴”总后大乱,王瀑声投向造反派。“九一三事件”后,王瀑声及时地对他的老领导戴金川揭发批判,戴被打成了“反革命”。这一次,王瀑声竟然摇身一变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官、预审组组长。(页787-788)邱会作说:“担任公诉的检察官王瀑声和主审我的法官许宗琪是总后造反派,现在坐在审判台上了。在预审中,王瀑声说,徐向前的军衔比我高,我批判反对了他即是犯罪。按这个道理,我军衔比王瀑声高得多,又是他的顶头上司,王瀑声文化大革命中造我的反,早犯了他说的那个‘罪’了。”“我真不明白,为何在上海追随江青造反的张春桥、王洪文正在第一审判庭受审,而在总后追随江青造反的人却在第二审判庭成了检察官、法官。我面对着他们,又像回到了当年的造反派的批斗大会武斗场上……”(页820)显然,邓小平、彭真等人启用这些当年的造反派充当国家检察机关检察官,无非就是看中这批人因为文革初期秉承江青旨意造反而在军内受到压制,现在他们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公报私仇,正好可以充当邓小平、彭真的打手。 www.6park.com

(5)歪曲历史,强造罪名 www.6park.com

王瀑声等人秉承邓小平、彭真的旨意,先将“反革命集团主犯”的大帽子扣在邱会作等人的头上,以所谓邱与林彪关系“密切”就属于“林彪反革命集团主要成员”,甚至大言不惭地说:“你是林彪的亲信,当然就是反革命集团的成员。你当总后勤部长、军委办事组成员、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中央政治局委员,都是林彪安排的,这就是证据!”邱会作说:“我参与中央军委日常领导工作是从1959年出任总后勤部长开始的,是由周恩来、林彪提名、毛主席同意、国家主席刘少奇任命的。我进入中央领导层是1969年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是无记名投票民主选举的。……我刚介绍到这里,检察官粗暴地打断我说:‘你进了中央政治局,就决定了你问题的性质,以此定你为反革命集团成员,也是历史的必然。’”“我举了大量我们对江青抵制和斗争的事情,都是对搞清事实真相是有利的。按照法律,要记录在案。可是他们听到了以后显得紧张,不但不记录,而且不时地打断我,连基本的法律职责都不敢履行了。”(页788-789) www.6park.com

邱会作感慨地说:“那时预审,对付我一个人的一线人员就有十几个,二线三线肯定还有不少人。他们控制了材料、文件、证人,他们有录音机、窃听器、监视仪,还有二十四小时监视着我的看守向他们汇报。而我是孤身一人,写交代时给一枝笔几张纸,事后立刻收掉,我真是赤手空拳呀。别说是不能看报纸、听广播,就是外面的一词一字、一声一语的信息也得不到,我纯粹是一个被人捏在手心中的‘玩物’!如此一来,问题的实质不是你是否有错或有罪,而是上面事先把没把你划进那个‘集团’里去。只要把你划进去了,面对着这些职业的专政工具你就已经完蛋了。”(页793-794) www.6park.com

古今中外的历史早已证明,冤案可以制造于一时,却无法得逞于永久。假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人们所揭露。“两案”审理时,彭真曾经大言不惭地说:“两案”要办成铁案,永远翻不了身。可是,才区区二十多年,“两案”审理就已经显露出千疮百孔,无数事实被披露出来,谎言也被一一揭穿。历史已经无情地显示,“两案”的审理不过就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制造新的冤案,它不仅不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反而是“以假证、伪证为根据”,法律不过就是当权者手中的调色板,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改变颜色。那不是法制的胜利,恰恰是对法制的践踏。当年邓小平中央制造的所有冤案迟早都会被推翻,而“两案”的宣判也必将被历史所唾弃!

二十九、“两案”审判的“花絮” www.6park.com

有关“两案”审理方面的文章、书籍出版了不少,诸如图门、肖思科为代表的宣扬伪历史的书籍大行其道,但这些书籍都是秉承官方的旨意,重复官方原有的结论,多少披露出来的一些史料也不过就是为那些结论作注脚,鲜有像样的反思,更不用说探寻历史的真实。邱会作作为“两案”审理的当事人,对这一过程有切身的经历,一些事情虽小,但却可以见微知著、一叶知秋。笔者随手挑出几处,读者看后自有公评。 www.6park.com

(1)为了审理时“好看”,被迫换新衣。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五年,狱方从不发给新衣,邱会作身上的一套衣服已经破得衣不遮体。但是为了出现在特别法庭上,狱方强迫邱会作换上一件新衣,并威胁邱说:“如果你自己不打扮,我们就‘硬’来了!”邱说:“我在秦城监狱已经住了快五年了,过着衣不遮体的日子。我多么想穿新衣服呀,可是就是不给我穿。现在,他们反而强迫我穿新衣服。我不想当他们的玩物,但又拒绝不了。”(页807)中共政治犯监狱的本来面目暴露无遗。 www.6park.com

(2)江腾蛟升格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这个江腾蛟仅仅是林立果的心腹人士,与军委办事组和中央工作毫无关系,地位相距太远,可是却莫名其妙地“混进”“林彪集团”,还成为了“主犯之一”,令人匪夷所思。邱会作醒悟道:“要抓我们中央军委几个人武装政变的‘八八事件’撤销了,这个‘缺口’用什么来补?我一直心存疑问。现在我明白了,用人来‘补’!把这个和林立果私交过密的江腾蛟塞进我们中间‘一锅煮’,再用‘集团犯罪’的思维方式去引导人们相信:从中央军委办事组开始,到下面的一伙人是一个大的‘反革命集团’,从而造成共同犯罪的‘效果’。”(页808-809)据图门、肖思科的《特别审判》一书,官方原本打算将空军副参谋长王飞放进“林彪集团”一起审理,但是王飞忽然被发现出现了精神问题,只好临时把江腾蛟当了替补,升格成了“主犯”。 www.6park.com

(3)拒绝邱会作为李作鹏作证。李作鹏曾提出要邱会作为他作证,证明李作鹏向邱会作透露毛泽东南巡讲话并非是搞什么“反革命政变”。法院却千方百计要邱会作作不利于李作鹏的证明,以便指控“林彪集团”阴谋政变。这样做的目的就是将有利于李作鹏的事实隐瞒起来,配合法庭的指控,以争取所谓的“宽大处理”。但邱会作只回答说:“我同意出庭作证,只要我知道的,都会如实说出来。”(页810)显然,这并不符合法庭的需要,他们要的是邱会作全面配合法庭说假话、作伪证。当邱会作实际上拒绝后,他们就不让邱为李作鹏作证。 www.6park.com

(4)江青的大实话。1980年11月20日特别法庭终于全体亮相,“公开审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全体被告。当江青最后一个入场坐到受审席上时,一眼看到身边的黄永胜,江青极为不满地说了句大实话:“黄永胜是整我的,为什么把我们说成是一起的……”。(页813)的确,江青没有说错,林彪与军委办事组确实是反对江青及其同伙的,江青一语道出了军委办事组的功劳。邱会作说:“在毛主席身后把‘四人帮’抓起来,是有良知的政治家的义举,如果我们还在台上,也会那么干。但是,在毛主席生前和身后反‘四人帮’有区别,身前反更难嘛,更要有策略。可他们说,林彪反‘四人帮’是坏人与坏人在钩心斗角,而他们反‘四人帮’就是好人同坏人斗争。这种说法与历史不符,也与情理不合。否定前人的斗争,只说自己的功劳,对于必须心胸开阔的政治家来说,更不应当。‘四人帮’是什么人呀?我早就断定他们是毛泽东的殉葬品。我们这些人,同我们一起革命奋斗过来的人,有谁买过‘四人帮’的帐啊!有谁死心塌地地的为他们卖命?很难找到那样的老红军老干部嘛。我们对江青那伙人打击,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要整垮他们,是功劳。奇怪的是,对我们反‘四人帮’的历史事实不仅不予承认,反而要和‘四人帮’捆在一起批判,真是冤枉!(页766)事实证明,邓小平把林彪和江青绑在一起以同一个罪名加以公审本身就极为荒谬,由此亦可看出“两案”审判不过就是一场闹剧而已。 www.6park.com

(5)法院公然当庭禁止邱会作阐述自己的观点。在第二次庭审时,法庭装模作样地调查所谓总后“整徐向前黑材料”,在最后问及邱会作还有何话要说时,邱会作大声地说:“有!我还要说,徐向前全军文革怎样同江青搞乱总后的……”邱的话还未讲完时,法官气急败坏地大喊:“你不许讲话!你不许讲话!”法警也急忙动手把邱强行向外面推。(页819)法庭虚弱的“封嘴”本质由此也就暴露无遗了。

三十、邱会作对“两案”审判的反思 www.6park.com

邱会作自己对“两案”审判的反思,写得很好,值得后世人们进一步思考、研究。兹录于此: www.6park.com

“为什么把毛主席当初定下的把我们几个‘养起来’的政策改变,搞公审了。为什么采用这么极端手段?还有更高明的整人手法嘛!把事作得这么‘绝’,我都有些为他们想不通。但是执意要这么干,毕竟有他们的理由。我想来想去,理由很多,至少有这么几条难于说出口来。 www.6park.com

其一,在党的‘阶级斗争为纲’理论指引下,中国社会矛盾和党内斗争越来越激化。通过起诉书,把高级干部划分‘红榜’与‘黑榜’,把过去几十年的恩恩怨怨,避开了毛主席的责任,由别人来承担。这样‘快刀斩乱麻’,把过去的怨恨和纠缠作个了结,并为一些整人的人开脱了责任。 www.6park.com

其次,毛主席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取得预想的那么大的成绩,反而有许多挫折,如‘反右’斗争、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文化大革命,给了人民伤害。否定建国以来毛主席领导中国、领导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可以减少人民对党执政失误的怨气和不满。对毛主席不好说出口,就往林彪、江青的头上说,以便有一个让群众宣泄的渠道。 www.6park.com

再者,把刑法引入党内政治生活里来,今后若是谁人有了不同意见,必要时可以打成‘刑事犯罪分子’。在党的政治生活中,对不同政治见地和不同派系的人用刑法去整人,这可比毛主席用文化大革命的办法整人厉害多了!”(页852-853) www.6park.com

对于“公审”的负面影响,邱会作认为: www.6park.com

“一是公审过多地追究了在中央工作的人的个人责任,而没有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制度弊病上总结经验教训。以后中国的改革,经济方面有声有色,政治改革明显滞后,许多政治上消极腐朽的东西又出现了,并在相当程度上蔓延开来,给国家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www.6park.com

二是公审把刚刚恢复的党内民主又削弱了,大权又集中于个人,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又重新抬头,党过多地牵就某些个人的意志和好恶,以致后来发生了几次党的最高职务领导人的突然变动,给我们的国家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www.6park.com

三是公审原想给人民一次对党的失误的宣泄机会,借此提高党的威望,但是做过了头,就适得其反了。”(页853) www.6park.com

三十、黑暗的秦城监狱(原文三十章有重复) www.6park.com

(1)为何在粉碎“四人帮”后还要将黄吴李邱关进秦城监狱? www.6park.com

众所周知,军委办事组诸人因为追随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打击了文革极左派张春桥,为毛泽东所不容,因而借着“九一三事件”将黄吴李邱从军队重要岗位上拿下,关到北京市卫戍区看管起来。毛死江囚后作为当年反对江青、张春桥的军队将领们理所当然应该得到公正的处理。可为何反而将他们关进监狱,变成了“敌我矛盾”的性质呢? www.6park.com

邱会作当时对此百思不得其解。邱会作在狱中反复思量“我的案子,中央查来查去,结论也下过几次了,我们是因为反对江青一伙才开始挨整的,但是在打倒‘四人帮’三个月之后,还要把我关进监狱,毫无道理。为什么对我干出这种‘四人帮’想干而没有干成的事?我想来想去,华国锋哪是什么‘英明领袖’?他突然间得到了最高权力,担心守不住到手的江山,怕“放虎归山”才对我们这些曾掌握过军队的人倍加防范。我判断,华国锋不仅对我们如此,对所有可能威胁到他权力的人都防范,对刘少奇的人要防范,对邓小平的人要防范,对“四人帮”的人也要防范,到头来,他会把人都得罪光。”(页747-748) www.6park.com

笔者以为,邱会作当年的这番想法不可谓不错,但是时隔多年后,我们还应对当时的整体政治环境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www.6park.com

第一,华国锋之所以在当年被毛泽东所看中,也是因为华国锋属于文革一左派,是毛泽东大搞文革运动时所看中和信任的人,其实这如同毛泽东重用王洪文、纪登奎、李德生等人是一个道理。如果华国锋不是这样人,毛泽东也绝无可能起用华国锋让其担当大任。然而,华国锋在中央的根基甚浅,本身又没有特别的本事,毛泽东一死,华国锋背后的靠山也就不复存在了,华国锋马上就面临了来自江青等人的直接挑战。华国锋本人尚不属文革极左派,在中央内部没有自己的人马,江青等人更不把华国锋放在眼里,但是硬说江青等人马上就要夺华国锋的权“搞政变”并无实际根据。此时的华国锋空有名分却没有掌握真正的实权,不得不依靠党内元老集团,以宫廷政变的方式粉碎“四人帮”。毛泽东死后不到一个月就抓了毛泽东的夫人和亲信,华国锋如何对外加以解释呢?华国锋必须对外宣示自己才是毛泽东的正统嫡系传人,因此他们还是要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坚持毛泽东原有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也就是华国锋当年标榜的“抓纲治国”。抓什么纲?当然是抓“阶级斗争为纲”。毛泽东当年打倒的人,包括刘少奇、邓小平在内,华国锋自然无意予以平反、解放,更遑论黄吴李邱等人了。 www.6park.com

第二,我们还尤需注意另外一个人--汪东兴。汪东兴当初也是林彪阵营里的坚定份子,是打击张春桥的急先锋,在庐山会议上跳得比谁都高,起的作用比谁都大,但是毛泽东却鬼使神差地竟然放了汪一马,汪东兴成功地从林彪阵营脱逃而出。别人也许不太清楚此事,但军委办事组诸人对此却是心知肚明。“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对黄吴李邱落井下石,积极向毛泽东、周恩来进言抓捕黄吴李邱,也是为了洗刷自己与林彪等人的干系。1976年10月“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是汪东兴原本就是搞冤案和政治迫害的积极参与者,如果解放了黄吴李邱这些原军队高层将领,难免他们这批人不会班师回朝重新掌权,如此一来,汪东兴就可能面临一个极为尴尬的境地,对汪东兴的地位就会造成威胁。汪东兴此时一定要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继续打压、迫害黄吴李邱等人,让他们永无翻身之日。事实上,正是汪东兴在那拨乱反正的年代里极力阻挠冤假错案的平反,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众多中央大员们的批判,最后不得不黯然下台。笔者认为,正是由于华国锋的局限性和汪东兴的私心作祟,黄吴李邱四人终于在劫难逃,又一次遭到新一轮的更残酷的政治迫害。 www.6park.com

(2)令人发指的黑牢生活 www.6park.com

秦城监狱之黑暗,已有很多监狱过来人曾经予以描述,包括王光美、王力、吴法宪等。但是读罢邱会作的回忆,让我们对这一反人类的法西斯监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以往我们曾经读过共产党的革命先烈们是如何在国民党的监狱--白宫馆、渣滓洞作斗争的,但是国民党的监狱比起秦城监狱根本就是小巫见大巫。笔者在此简单地将邱会作的回忆复述一下: www.6park.com

首先,秦城监狱的监管永远都是单独监管,牢房只有几平米大小,见不到其他囚徒。一个月之间放风次数很少,时间也很短,放风的“院子”只有十平方米不到,周围是四五米高的围墙,上面则是铁丝网。如此之“院子”被称为“风圈”。如果被监管人不慎得罪了监管人员,连续几周都得不到放风。此外,还要经常搬家,从一处牢房搬到另一处牢房,目的是让囚徒们永远搞不清监狱的路径,也防止监管人员与囚徒建立良好的关系。(页749) www.6park.com

第二,囚徒的生活永远处于饥寒交迫的状况。监狱冬天异常寒冷,却不给囚徒牢房供暖,还谎称暖气系统被造反派搞坏了。吃的东西就更差了,大都是粗面馒头、玉米面窝头、掺了砂子的糙米饭,清水煮白菜、土豆汤等,且让人吃不饱。更为侮辱人的是,送牢饭时不打开牢门,而是从门下开一个二十公分大小的洞,囚徒取饭时要像狗一样趴在地上才能把手伸出去拿饭。邱会作几次绝食抗议,看守们才不得不收敛放弃。(页751) www.6park.com

第三,灭绝人性的摧残折磨。秦城监狱从不给囚徒发衣服,更不用提日常必备的内裤、背心、袜子等。邱会作在秦城被关押三年,简直到了衣不蔽体的程度。邱会作刚被关进秦城时,卫戍区带去多套换洗衣服、鞋袜等物,但是狱方就是不给。当邱质问他们时,得到的答复竟然是“你自己的?你还有什么东西是自己的?你是装糊涂还是假天真?你的物品连你家里的一切都收缴了。我们没有接到上级指示要发给你衣服以前,就是不给!”1978年的冬天邱会作只有光着身子穿上棉衣棉裤度日,而棉衣和棉裤已有两年没有洗过,汗渍和油污早使它变得光溜溜、冰冷冷的一片硬板。这样的衣服穿在身上可想而知是什么滋味。鞋子和袜子穿烂了,狱方也从不配发,邱会作平时只能光着脚。冬天放风时才给一双旧棉鞋和一双线袜子,且规定不放风时不许穿。冬日里只好用被子包住脚度日。如果囚徒生了病就更为痛苦,因为平日里基本上无医无药。1979年之前狱方对囚犯几乎没有任何治疗。如果不幸生了病要吃药,不但要不到还挨骂,后来即使有了医生,态度也极差。(页752-754) www.6park.com

事实证明,秦城监狱是一个比当初国民党白宫馆、渣滓洞更加黑暗的监牢。共产党自己的先烈们尚可在国民党的监狱中被集体关押,还可传递监狱内外的消息,接受党组织的指示,并设法完成党组织布置的任务,甚至可以秘密向外挖地道,得到狱外党组织的营救等等。但这一切在秦城监狱均无丝毫的可能发生。秦城监狱这一反人类的法西斯监狱到底折磨迫害了多少共产党人自己的仁人志士,又残酷摧残了多少无辜之人,到现在恐怕真的是数也数不清了。但是笔者相信,这座毛泽东与中共的“巴士底狱”迟早会被彻底推翻,他们所犯下的反人类罪也迟早会被彻底清算!

三十一、王洪文遭受的酷刑 www.6park.com

邱会作回忆里最让笔者震惊的不是“九一三事件”或“两案”的公审,因为那些主要的内容已有不少为大众所知悉,使笔者最为震惊的是王洪文在被捕后所遭受的酷刑。毛泽东在世时曾明令禁止对高级干部使用酷刑,即使是被打倒的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刘少奇也只是变相的折磨。然而,华国锋、汪东兴的党中央竟然对王洪文这个曾经的党中央副主席使用酷刑折磨,以得到所谓“四人帮”搞政变的“罪证”,这种法西斯的手段超出了作人的极限。由于本书作者给当权者留点面子,不欲悉数披露,关键之处用方格子代替了。故笔者只能参考《邱会作回忆录》将这段秘辛写出如下。 www.6park.com

“两案”宣判后,秦城监狱允许黄吴李邱与王洪文生活在一起,他们之间相互交流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信息。王洪文就是在秦城监狱中向邱会作透露了他所遭受的酷刑虐待。 www.6park.com

关于王洪文极差的身体状况。邱会作初见王洪文时发现王的身体极差,当邱会作问及原因时,“王洪文说,他被关押第一天起就戴着重刑具,它会自动地紧固,要是挣扎,它就会逐渐加紧,像念紧箍咒一样,如果用劲挣扎就会把人摔倒在地上。他带上刑具后就没有卸过,晚上睡觉也要带着。最早,王洪文被关在人大会堂地下室,那里装了“电响器”,每隔几十分钟就会突然响一次,发出的声音让人感到钻心的难受,对人的神经刺激,让人亢奋,无法抑制。……有一次他喝开水,水还没有进口就睡着了,突然响声震醒了他,开水还是烫的,好像做了个噩梦一样。王洪文说,他每天早晨只有一碗稀饭,中午晚上各给一个小窝头,每天吃不到四两粮食。他饿得全身发软、连头都抬不起来。他身上还有后遗症,有时刚吃完了饭,吃的是什么东西他就想不起来了。到了公审之前,才给他吃得饱一点,但吃得很差,人都浮肿了。”(页865-866):“到了监狱之后,是每两小时‘查房’一次。他们查房每次都要同我说话,即使睡着了也要叫醒,从不例外。”(《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 页931) www.6park.com

关于对王洪文的提审,王洪文说,对他审问时“电响器”暂停一会儿。王洪文说他渴望睡觉,受审时说话说着、说着,就睡着了,或是睏得不会说话了。(页866)专案组到底用了什么手段迫使王洪文“交代”、“承认”自己的罪行呢?王洪文说:“为了要什么材料,对我搞车轮战术是常事。有时说着话就睡了,他们曾经几次给我注射过针药。只要注射了那种药,无论怎么样也睡不着,心里烦躁得特别痛苦。我坚决拒绝打针,他们就强给我注射。后来的交换条件是:只要好好交代就不打针了。”(《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 页931)王洪文说,为了减少痛苦,为了活下去,他是什么都承认,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页866) www.6park.com

邱会作说:“过了三四天,我们坐在院子里“放风”,王洪文最后一个出来,他刚走了没几步,人就像门板一样,直直地摔在地上,口吐白沫子,我们刚要去扶他,监管员立即说:“千万别动,动就很危险,只有让他自己慢慢缓过来才成。”过了两三分钟,王洪文才慢慢侧过身来,鼻子磕出血,半个脸都是灰土。王洪文见我们几个坐在那里,只是一丝苦笑。”(《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 页931) www.6park.com

呜呼!原来“四人帮”要搞“政变”的证据就是这么制造出来的!中国将来一定要出版一本书,书名就是《假供是怎么造出来的?》,当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指责“四人帮”曾经利用手中的权力迫害老干部,为了制造“假证”、“伪证”残酷迫害当事人时,他们自己却从事着更肮脏、更见不得阳光的卑鄙活动。他们对王洪文使用的酷刑远远超出了人类文明的极限。中共用这种法西斯的酷刑手段搞出来的“证据”怎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邓小平、彭真这些人有何面目自诩“实事求是”,又有何资格妄称“两案”审判是“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官方的御用史家们,笔者想问一句,你们秉承上意,扭曲历史,读了邱会作的回忆,你们不觉得惭愧吗?

三十二、王洪文回忆的重要价值何在? www.6park.com

王洪文是林彪倒台后毛泽东选中的另一个接班人,中共“十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作为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参与了那一时期中央所有的主要工作,是那段历史的当事人之一。可惜的是,王洪文在1992年8月罹癌去世,至今也无人知晓王洪文去世前是否留下任何文字回忆。如果没有的话,邱会作在秦城监狱中与王洪文交谈中所了解到的情况无疑具有无比重要的价值,对揭开那段党中央高层内幕有特殊的意义和贡献。 www.6park.com

(1)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王洪文说,毛泽东对黄吴李邱的处理有三点指示:1、不能用处理杨成武的办法对待黄吴李邱;2、对有关的人只能说他们在中央开会;3、时间要短,只能是几天。在此期间,不能惊动他们的家属。毛曾说“林彪问题比党的历史上任何一个大人物的问题影响都大,要是处理得不好,就会倒下一大批高级干部,会伤了党的元气。”且毛对专案组搞来的材料都认为不足采信。毛再三告诫政治局委员们说“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也就是说,毛是将黄吴李邱“挂起来”,不急于作组织处理。但康生、江青、张春桥不同意,李德生和汪东兴更是将黄吴李邱往死里整,目的就是撇清他们与林彪的关系,是想“灭口”。(页717-718) www.6park.com

(2)林彪“死党”名字的由来。王洪文曾听毛泽东说过“按人头办,不要定参加什么‘集团’案。只要那么一定,好多人都会被搞进去,可就不得了了。”后来汪东兴向毛提出,不给林彪的人取个“名字”,叫起来就麻烦了。横竖林彪人早死了,给那些人取个名字比较好。毛主席随口说“可以叫林彪死党”。笔者以为,毛泽东此时还是比较清醒的,知道一提“集团案”就一定搞成扩大化,也妨碍以后毛对黄吴李邱等人日后可能的启用。而后来邓小平竟然将黄吴李邱打成“林彪反革命集团”。仅此而论,邓小平学毛却不像毛,邓的考虑更多的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要林彪、黄吴李邱和“四人帮”一起扛起毛泽东的文革罪责,使他们成为毛泽东的替罪羊。(页717) www.6park.com

(3)“十大”为何开除了黄吴李邱的党籍?王洪文说,他是“十大”筹备委员会主任(周恩来副主任),他按着毛主席的这个意思,在拖。“十大”前,康生等人发动上海等省市提意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李雪峰,并向毛主席写了个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上没什么定论的批示。王洪文说,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在一次中央的会议上议及到这个问题时,毛主席说:“黄、吴、李、邱几个人没做结论,这样安置比较好。”因为没人敢露出真情,会场上的人很紧张,冷场了很久,汪东兴硬着头皮向毛主席说:“对黄、吴、李、邱、李雪峰在‘十大’前已作了结论,开除党籍了……”毛主席听了很惊讶,足有几分钟瞪着眼睛没有说一句话,大家吓得不敢吭气。最后毛主席很生气地说出了一句很重的话:“林彪的雷厉风行容易出乱子、出毛病!官僚主义并不见得都坏,官僚主义有两重性!”(页719-720) www.6park.com

(4)关于涉入林彪案的人区别对待问题。王洪文对邱会作说,在中央内部,毛主席比较冷静,周恩来很谨慎,但是其他人在严惩你们上是一致的。审查1972年夏天之前基本结束,周恩来提过三个方案:1、处理吴法宪一个人;2、处理黄、吴两人,李、邱不作组织处理;3、把四个人继续放一放再说。毛主席倾向于只处理一个人。王洪文说,在关键的时刻周恩来说了话:“黄永胜没有民愤,吴法宪民愤大。”毛主席同意周的意见,想只处理吴法宪一个,风趣地说:“这是个以少换多的办法,很划算!”但是康生、江青他们,以及叶剑英、汪东兴都不同意这么办,事情就拖了下来,维持着把你们关在卫戍区的原状。(页718)这里有趣的是,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竟然与“四人帮”惊人的一致。由此可见,政治斗争到了某种程度是不分你我的,彼此对立的政客们为了某个目的有时也可以沆瀣一气。 www.6park.com

(5)关于垮台的原政治局委员安置问题。王洪文说,对我们的最后处理“决定”,不仅中央全会没有开,毛主席本人也不知道。“十大”以后,毛主席提出了对原来任过政治局委员的,凡没有定下是“反革命”的一律养起来,中央组织部门提出了每月发二百元钱生活费的大概方案。(页720) www.6park.com

从王洪文的回忆来看,所谓林彪要搞“政变”,要“另立中央”云云连毛泽东本人都不相信,所以对黄吴李邱采取了“拖字诀”,不想将他们四人一棍子全打死。但是由于“四人帮”的作用,外加叶剑英、李德生、汪东兴等人落井下石,毛的政策并未得到切实的执行和贯彻,结果一直拖到毛死。而新上台的华国锋、汪东兴就可为所欲为地制造新冤案,到了邓小平时代更是从现实政治出发,让林彪和“四人帮”为毛泽东承担文革罪责,故黄吴李邱只好被迫成为“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成了毛泽东的文革替罪羊。

三十三、林立果到底想干掉谁? www.6park.com

1972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发”〔1972〕4号文件,即《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二)》。该文件第一次指控“林立果、于新野等按照林彪的旨意和在杭州同陈励耘商量的框框,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至二十四日写出了反革命政变纲领。林立果按“武装起义”一词的谐音,将这个反革命政变纲领的代号定名为《“571工程”纪要》。”“林彪一伙丧心病狂地准备使用火焰喷射器、炸药、爆破器材、毒气航弹等,妄图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央负责同志”。而“谋杀毛泽东”这一重大罪名也同样是1980年的“两案”审判中对林彪的重要指控。然而,这一切是真的吗? www.6park.com

江腾蛟是“九一三事件”的重要当事人、证人,是与林立果直接接触、交往的关键知情人,但是江腾蛟在法庭上的“证词”是真实的吗?邱会作在狱中与江腾蛟的接触、交谈后发现事实远非如官方宣传的那样。邱会作回忆说:“江腾蛟说,庐山会议后,林立果对毛主席偏听偏信上海帮,打压军队很不满。但他觉得林立果的牢骚话都是“儿戏”。比如江腾蛟说:“林立果要我搞点器材和钱,你邱部长什么东西没有?为什么不向你去要,是不想让你知道,瞒着你们嘛。没有军委办事组点头,林立果能干什么?”江腾蛟听林立果说,毛泽东听了上海帮的谗言瞎搞文化大革命误党误国的,必要时去钓鱼台把张春桥、姚文元抓起来搞掉,这些事情对吴司令也不能讲。用什么部队呢?叫空军大院的警卫连去,这能搞得过钓鱼台中央警卫团的精锐部队吗?纯属“儿戏”!”江腾蛟还说“从1971年到现在,我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从来没有改过口,但法庭不采用。我只有一处说了瞎话,把林立果想要我搞张春桥、姚文元,被他们逼得说成是要搞毛主席。”(页861) www.6park.com

江腾蛟为何会被迫承认当局的所有指控?江腾蛟说:“搞专案的人说,这样承认下来可以有两方面的解释,也可以解释是对“四人帮”的。即使承认了想对毛主席,也不要怕,专案组有权力为我说清楚问题,这样可以宽大处理我。我被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那样呀。他们好厉害呀……”(页861)(笔者按:江腾蛟如果不是受到了王洪文般的酷刑折磨,也不至于此吧。)到了“两案”审理时,江腾蛟为何没有改正其原有的证词呢?江腾蛟说:我是要把那个“供认”改过来,但现在毫无信心,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办案人搞的。以后我会说出真相,好在我的事情,空军副参谋长王飞和胡萍、林立果的秘书李伟信都是证人。如果上面实事求是,对你们几位就不会公审了。你们和他们说的“两谋”根本没有沾边,我是你们的活证据!王飞、胡萍、李伟信等人也是证人。(页862) www.6park.com

显而易见,林立果当初设想的是搞掉“上海帮”那伙人,并非“杀毛”。从当局公布的《“571工程”纪要》来看,通篇也没有“杀毛”的行动计划,而是说“打着B一52旗号打击B一52力量”(“B-52”指毛泽东)“一定要把张(“张”指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笔者一直对官方的林立果“杀毛”指控持强烈的怀疑态度(林彪就更不可能“杀毛”了),江腾蛟的回忆则完全推翻了这一指控。的确,“九一三事件”不是一个搞得清或搞不清的问题,而是想不想搞清的问题,只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摒弃证据为政治服务,林案何愁不能水落石出呢?!

三十四、军中高层众生相 www.6park.com

军队直接卷入政治斗争是文革的一大特色。而这正是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军中高层人士在文革中或被重用、或被迫靠边站,还有的被打倒,如走马灯般在这个大舞台上扮演着各自的角色,非常值得认真研究。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方面的原因,军中一些高层人士在文革中的活动被大大地打了折扣,正面人物个个都是“高大全”,他们在文革中的错误也被掩盖、淡化,甚至根本就从正史上消失了,似乎他们从来都是文革中正确路线的代表,是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英勇斗争的典范。这显然不是真实的。笔者读罢邱会作的口述回忆,觉得有必要将这些人的文革言行作一番梳理,将那些被官方刻意掩盖的史实展示出来,这对研究那段历史不无助益。 www.6park.com

(一)叶剑英 www.6park.com

叶剑英是文革期间军队里的重要人物,是‘二月逆流“中反对张春桥等文革极左派的先锋,还是粉碎“四人帮”的功臣。因此叶剑英其人成为官方宣传中的正面人物。然而,叶剑英还有其他不为人知的另一方面,从事文革史研究史的海外学者丁抒曾撰有《毛泽东的文革部署与叶剑英的崛起》(载《文化大革命:历史真相和集体记忆》上册,田园书屋2007年3月),对叶剑英文革初期的作用给予分析,值得一读。针对官方所掩盖的叶剑英文革作用,笔者在此作如下一些梳理。 www.6park.com

第一,叶剑英是打倒罗瑞卿的“重量级人物”。 www.6park.com

有关倒罗的准备阶段:据邱会作回忆,1965年6月间,邱会作在京西宾馆正遇叶剑英和聂荣臻谈论罗瑞卿,邱说:“叶帅说:‘那个人(罗瑞卿)身长、脚长、手也长,到处抓权……’聂帅说:‘那个人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他对下面的人,凡不进他小‘圈子’的,马上就给他们穿‘小鞋’……’”(页9)8月间叶剑英把邱会作叫到家里说:“罗瑞卿很会往自己腰包里装东西,我在南京发现和总结了郭兴福的军事训练方法,罗瑞卿并不在意。后来毛主席做了很好的批示,罗就打主意了,还在南京召开全军军长会议,兴师动众地抢功,后来又发展成‘大比武’。” 邱说:“叶帅说那番话很激动,说了不少罗瑞卿的问题,什么罗瑞卿同贺龙搞到一块啦,大比武冲击政治啦,希望林彪身体不好快死了等等。”(页10)1965年秋,叶剑英按照毛的指示开始向下面打招呼。邱回忆说:“主要是叶剑英找些人谈,有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几位元帅和军委办公会成员杨成武、肖华和我。后来又有李天佑、吴法宪、李作鹏、许世友、黄永胜、杨得志、陈锡联、韩先楚等。打招呼是叶剑英进行的,他说罗瑞卿把‘宝’押在林总身体上,想早上台;搞自己的‘圈子’,胡子(贺龙)历来喜欢搞山头,罗就帮助他挖林总的老部下。主席叫林总管军队,林总的身体不好,让他们代管一下,就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叶帅特别强调‘打招呼’是毛主席的意思和交待这么办的。”(页11) www.6park.com

倒罗的实施阶段:叶剑英是12月上海会议批罗的主要人物。邱会作回忆说:“最高兴的是叶剑英,说:‘他(罗)是看不起我这个‘光杆元帅’的(叶没带过部队),你们受他压制,我也难受,毕竟你们还有工作做嘛,他对你们还客气点。可是我呢?打个电话都不方便。现在搬开尊神,解放元帅啦!’叶帅说的激昂慷慨呀。”(页13)1966年3月军委扩大会议上叶剑英是领导小组的总负责,叶有意把会议分成两阶段,前期揭批罗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后期揭发罗的“小圈子”。罗跳楼后,叶兴奋地改明末辛弃疾词“将军一跳身名裂”(关于叶剑英倒罗问题,可参阅余汝信先生《既非愉悦,更无惋惜--叶剑英“将军一跳身名裂”词意辨》 载华夏文摘增刊 第662期 2008年7月23日)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该报告由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共同署名。该报告罗列了罗瑞卿的主要错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该报告向中央建议:会议根据罗瑞卿的错误及其自绝于党的事业,向党中央提出如下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 www.6park.com

罗瑞卿倒台后,贺龙靠边站了,叶剑英取代罗瑞卿出任掌握实权的军委秘书长。这也是叶剑英积极倒罗而得到的一大回报。 www.6park.com

第二,毛泽东文革倒刘部署的积极追随者 www.6park.com

叶剑英配合毛泽东的倒刘部署在军队中打招呼。邱会作回忆说:大约是在1966年初夏,“叶剑英在他家中和我和李天佑、陈锡联三个人闲聊,说毛主席最近讲了古书记载有两头蛇的故事,说有一种蛇有两个头,有的长在一边、有的长在两边。这种蛇一定很苦,两个头长在一边的还好办些,可以协调活动,而长在两边的就无法协调了,一个要往东,一个要往西,总是扯皮。叶剑英讲:‘主席说这种两头蛇总有一天会变成一头蛇的。他这个时候说这个故事,用意很清楚。’我知道这是在影射刘少奇。6月份,中央军委开会学习《五一六通知》,叶剑英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 www.6park.com

“五月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是军队一方的重要代表,在会上叶狠批“彭罗陆杨”,邱会作因军务方面的急事电话找叶都不可得。邱回忆说:“散会时,叶帅知道我在等他,就叫工作人员来通知我跟他一起走,我上了他的车,我的车跟在后面。叶帅在车里还很激动,有些言犹未尽的样子。他对严慰冰写匿名信和陆定一说他不知道严的事特别气愤;对彭真,叶帅是极其鄙视的态度,一路上说个不停。”(《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页439)此外,叶剑英对毛泽东要打倒刘少奇心领神会。叶剑英也参加了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还直接与军委一线工作的干部们谈党内问题,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 www.6park.com

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后,刘少奇下台成了定论,6月份叶剑英向军委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叶说:“毛主席决心发动文化革命是被逼出来的,是一场被动的反击战。苏联变修,因为有赫鲁晓夫,中国也有‘晓夫’,现在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别人磨刀要动手杀人了。”(页26)不仅如此,叶剑英还向军队干部介绍了党内的政治状况。邱会作回忆说:“叶剑英就党内的政治状况介绍了一些情况,说最近有人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人民来信,是中央组织部做实际工作的人写的。信一开头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党是一派还是两派?我们都是‘共产党派’,是一派。但事实上两个主席各管一摊。那封信还用了几个数字和例子来说明,不仅政治路线是,组织路线也是。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军队干部在中央委员会里是少数,而且大部分是候补委员。中央和国务院的部长,很多都是白区党的,有些人自称是‘建国牌’。各省市委第一书记,很大一部分是参加过白区工作的。”(页26)由此可以看出,叶剑英主持的军队系统的传达是有针对性的,是真正能够把握精神实质的。 www.6park.com

与此同时,叶剑英还身体力行地参与毛泽东的针对刘少奇“中央”的战略部署。1966年春在毛泽东的授意下,中央成立了“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由叶剑英为组长,下有杨成武、谢富治、刘志坚、汪东兴等人,邱会作也参与了其中的工作。这个工作组实际上只对毛泽东一个人负责,相关的活动并不向刘少奇的“党中央”汇报。这个工作组一项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调兵遣将。经过调动,北京地区的机动部队多达十万人。邱会作说:“我们多在京西宾馆八楼叶剑英住处旁边的几间房子里办公,由叶剑英或杨成武口头召集我们到一起,商办有关事宜,当场拍板,分头办理。参加者心照不宣、很默契,所办的事情,该让谁知道,不让谁知道,该怎么办,心里都明白。”(页25)显而易见,叶剑英确实是毛泽东发动文革运动时军内的重要力量。 www.6park.com

第三,林彪的大力支持者 www.6park.com

历史上叶剑英和林彪并没有很深的关系。彭德怀主军时期,叶剑英基本在家赋闲。1959年庐山会议,叶剑英也是批判彭德怀的积极分子之一,又是林彪上台的拥护者。林彪上台后注重军队正规化建设,把制定全军新条例的任务给了叶剑英,叶搞出的解放军团级《合成兵战斗条例》,得到林彪的高度赞扬。但是贺龙、罗瑞卿主军时,叶剑英依然受到冷落,叶剑英心存怨愤,因此叶在倒罗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新一任的军委秘书长,更成为林彪的最重要支持者之一。军内传达八届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叶剑英卖力地赞扬林彪。邱会作回忆说:“他从军委常委扩大会学习十一中全会精神时开始,到后来的文化大革命动员,讲了不少赞扬林彪的话,他是从战功、能力、忠诚来说为什么林彪要当接班人的,调子非常高呀!” www.6park.com

叶剑英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是如此。在1966年9月25日接见艺术院校师生时,叶剑英说:“最近时期,我们党内还有一个很值得庆贺的大喜事,就是毛主席选定了他自己的第一个接班人。主席选了几十年了,究竟谁来接班?选来选去,验来验去,经过近四十年革命斗争的考验,证明了林彪同志具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是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还有高度的领导艺术,是毛主席最好的接班人。主席选定林彪同志这样一个最亲密的战友为接班人,肯定地说,不但我们文化革命运动取得彻底胜利,而且对整个中国,整个世界的革命取得胜利也完全是乐观的。林彪同志的身体比我们中的任何人都好。我们确信,林彪同志跟着毛主席领导个二、三十年是毫无问题的。有了主席,有了林彪同志这样英明伟大的领袖,有了他们两个人,刚刚好,马克思、恩格斯也是两个人,毛主席、林彪同志也是两个人,我们的革命就无往而不胜,就可以信心百倍地完成我们伟大的革命事业。”(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www.6park.com

10月5日的全军院校文化大革命动员会上,叶剑英说:“最后决定让林彪同志作为我们的副统帅,这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最可庆幸的大事。还应该指出的是毛主席从一九二八年起经过三十八年的观察,林彪同志从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一九二八年上井冈山,以后一直在毛主席身边,向毛主席学习军事指挥,理论等方面是最好的。在党的领导干部中,特别在军队领导干部中,最全面掌握毛泽东思想,而且年纪最轻,身体也最健康,今年才五十九岁,是领导中最年轻的。而且身体经医生多年检查,从头脑到内脏没有什么毛病。林彪同志只有局部神经受伤,不会影响思考和健康。因此,他是最优秀、最健康、最年轻,是最有能力领导我们的。我们不仅要宣传毛泽东思想,而且要向全国、全世界宣传毛主席和林彪同志的健康,这有极大的政治意义。”(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www.6park.com

叶剑英在同年11月的空军干部会议上进一步发挥说:“拥护伟大的毛主席必须以林副主席为榜样。林副主席是毛主席最好的学生,他对毛泽东思想钻得最深,学得最活,用得最狠,贯彻执行得最好最彻底。他几十年革命的实践就是拥护毛主席的几十年,林付主席用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的理论武装了我军,才能成为世界的榜样。林总提出了那么多的问题仍非常虚心,说自己不行。林副主席就是我们老干部学习的榜样。要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思想,活学活用,突出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提高群众的觉悟,发挥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违背了这一点就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如果讲特殊,就是特殊需要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的接班人就是林彪同志。林副主席对毛主席思想体会最深。”(见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2003年) www.6park.com

事实上,叶剑英是党内高层首先对外界宣称林彪是毛泽东的继承人的,叶剑英的表态远远早于中共“九大”公布的新党章。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叶剑英对林彪的大力支持。 www.6park.com

第四,向中央文革小组作必要的让步。 www.6park.com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开始呼风唤雨,指导全国的文革运动。军队院校的学生们也跃跃欲试,逐渐成为一只造反势力,颇有势不可当之势。邱会作回忆说:“1966年9月底,在军队一线领导的叶剑英觉得支撑不下去了,认为与其‘硬’顶下去,还不如放宽点对军队院校的约束,把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主动权放在自己手中。迫于毛主席的态度和全国的实际情况,林彪点了头。起草关于军队院校可以像地方院校那样开展“四大”的军委《紧急指示》文件时,中央文革通过全军文革提出了军队院校在撤出工作组后,由党委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状态要结束,要像地方一样由真正的左派领导运动。该文件毛主席很满意,一见即批。”(页58)为什么叶剑英开始转向?邱会作认为“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我察觉叶剑英思想有了微妙的变化。他看到中央文革已不是原来的‘咨询’机构了,可以‘通天’了!对刘少奇、邓小平都敢下手整,中央文革已经成了‘老虎衙门’。叶剑英深知党内政治有‘黑暗面’,也很了解毛主席。毛主席要搞的事,谁也挡不住,如果叶剑英和林彪一起抵制,毛主席说不定会牺牲叶而促进林的转变。叶帅呀,他老成嘛,不管他是真心还是谋略,是为了使自己主动。他还为林彪出了些点子,例如,用《紧急指示》的形式批准院校‘四大’,中央军委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军队院校师生,形式上要热热闹闹。虽然这有做给毛主席看的意思,但不许‘四大’这条防线在军委决策层里松动了。“(页59)由此一来,军队院校的造反派有恃无恐,群集北京,将军队各大机关、总部搞得乌烟瘴气,军队干部人人自危,不少人被揪斗、批判。 www.6park.com

第五,协助林彪保护军队的老干部。 www.6park.com

叶剑英在文革中保护了一批老干部,这一点官方并不否认,且作为叶剑英反对江青等人的功绩反复宣扬。但官方却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叶剑英实际上是协助林彪做的这些工作。比如,林彪和叶剑英采取了让军内高干“躲反”(躲避造反派)的方针,将一些军队干部安排住进西山军委战时指挥所,1966年11月17日,邱会作被造反派揪斗后心脏病发作,昏倒在批斗会场上,叶剑英立即通知邱住到西山军委指挥所。邱回忆说:“叶剑英对我说:‘无论造反派怎么揪人,你就是不出去,先好好把身体治疗一下。实在放不下的工作,就在西山办公。没有我的命令,你不许迈出西山大门一步!’他强调,‘这也是林总、总理的意见。他们说,对中央文革揪人又不能公开反对,那咱们就躲吧!’林总、周总理、叶帅想出的这个办法叫‘躲反’。”(页66)当徐向前给邱会作下命令回总后参加运动时,叶剑英及时电告林彪。叶传达林的指示“林总说,人家(除向前)既然已经下了死命令,就要按军规办事了。你那里和我这里都要交代专人,密切注意邱回去后的动态,如果发生什么严重情况,我们当采取紧急措施。”接着叶剑英叫人把邱会作的秘书、警卫员、司机找来做了工作,要大家站稳立场,保护好自己的首长。叶特别向他们交底说:“邱部长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对他是信任的,你们要保护好首长!”当邱会作遭受造反派毒打几乎致死时,林彪及时下达手令救邱,而叶剑英派去暗中保护邱会作的卫戍区战士及时将邱从造反派手中抢回。(页88、99-100)由于叶剑英在文革初期时队军队干部尽量予以保护,赢得了军队干部的尊敬和爱戴,也成为日后叶剑英能够东山再起的组织基础。 www.6park.com

第六,陈伯达的倒台与叶剑英的复出。 www.6park.com

“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在政治上被毛泽东冷遇,被迫长期在家赋闲,军委秘书长一职虽然并未明令撤销,但是却已失去原有的权力。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又被点名批判,九大上仅仅挂了无实际权力的政治局委员虚名。1969年对苏紧急战备时期被疏散到湖南长沙。而1970年8月的庐山会议给了叶剑英复出的机会。庐山会议后期,毛密召叶剑英上山,嘱其主持搞陈伯达专案材料。庐山会议后叶剑英南下福建陈伯达的老家和广东两地,搞来三个材料:陈伯达与他地主家庭的关系;陈伯达早期在旧军阀部队里的情况;1930年陈伯达从莫斯科回国前后和“托派”的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我过去没有参与过中央的专案,不清楚一些“大人物”是如何被定案的。这一次陈伯达专案在政治局讨论,是我唯一涉及的“大案”。我发现,中央专案组的工作是如此轻率,如此不严肃不负责。涉案人的一丁点小事都可以挂到大问题上,定下天大的罪名。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央专案严重“扩大化”,不是某个人的问题,是党的政策问题,是党的陋习。多年来陈伯达都是为毛主席搞些文字上的事、主持办党的刊物,实际工作做得很少。他那个‘天才论’就是批透了,批臭了,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于是就抓他的‘历史问题’。毛主席要牺牲陈伯达以解决庐山问题,提出那个‘怀疑’,政治局就抓紧落实,对陈的结论未经仔细推敲就定了案。对陈伯达的声讨,不是什么实事求是,而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了。凡是毛主席要整某个人,中央里其他人只能附合,否则你就自身难保。”(页570-571)这些材料实际上成为日后毛泽东给陈伯达定性的关键“证据”。从此,叶剑英重回政治局工作。 www.6park.com

第七,“九一三事件”后对黄吴李邱等人落井下石。 www.6park.com

“九一三事件”的前后过程以及对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审查,叶剑英自始至终都是参与者、知情者。黄吴李邱是否涉及“两谋”,叶剑英应该心知肚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亦曾是叶剑英的老部下(都是来自四野的广州军区),文革初期都遭受过造反派的打击,叶剑英也曾对他们加以保护。但是“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叶剑英却积极要求处理黄吴李邱,王洪文作为当事人曾对邱会作说“毛主席对你们几个,总认为缺乏证据。专案组搞上来那么多材料,他都认为不足为据,不能令人信服。他基本上采取‘拖下去’的方针,想拖上一段时间再看看。毛主席告诫政治局的同志,‘要冷静观察,犯点官僚主义有好处。’他的意思是,对你们几个不要急于处理,就在那‘挂着’放一放、冷一冷再说。但是政治局里多数人不愿意毛主席那么作。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页717-718)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本有机会出来为黄吴李邱说几句公道话,可惜的是,叶剑英却没有任何表示,反而代表中共中央首次宣布林彪是个“反革命集团”(原先毛泽东时代只说黄吴李邱是林彪死党,最多也就是“林彪反党集团”),这样一来,黄吴李邱统统被装进这个“反革命集团”,成为毛泽东文革罪孽的替罪羊。 www.6park.com

叶剑英在文革期间还有很多不光彩的事例。举例来说,1973年4月叶剑英配合毛泽东、周恩来、张春桥,硬是把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打上“林彪贼船”,逼迫卜占亚承认参与了林彪南逃广州的阴谋。原湖南省军区政委卜占亚被中央认定上了林彪的“贼船”,与林彪“南逃广州”有牵连。卜占亚在湖南坚决不承认这些无中生有的罪名,最后被押到北京。1973年2月初在周恩来主持的会议上,叶剑英表情严肃地说:“卜占亚同志的问题本来在湖南就可以定案了,不需要到北京来。为什么又来了呢?就是要给卜占亚最后一个机会。毛主席、党中央要树立一个坦白从宽的典型,挽救那些在路线斗争中犯错误的人,对全党进行教育。希望你能彻底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这是决定你政治命运的最后机会。希望你好好考虑,认真对待。”(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 丁凯文主编《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 2007年版 页575)另据知情人透露,叶剑英强命卜占亚作伪证,要求卜占亚承认在1971年9月12日接到林彪来电,准备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卜占亚被逼无奈最后只好一一承认这些“罪行”。“四人帮”被粉碎后,中纪委重查文革期间的大案要案,1982年12月中央书记处终于同意撤销了卜占亚的罪名和原中发(1973)12号文件。虽然卜占亚的罪名被撤销,但是所谓的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名依然存在。不能不说,在这些冤案中,叶剑英也起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此外,粉碎“四人帮”后,叶剑英与华国锋将南京军区司令丁盛打成“四人帮”同伙,丁盛由此受到长期迫害。所有这些事件,都是官方史书竭力回避、掩盖的。(可参见《落难英雄--丁盛将军回忆录》 星克尔出版社 2008年版) www.6park.com

叶剑英在文革当中的活动可圈可点,既有积极紧跟毛泽东搞文革运动的一面,也有保护军队干部,遏制江青文革极左派的一面。现在官史不遗余力地宣传叶剑英光彩的一面,却将那些不甚光彩的一面彻底隐去。笔者认为,叶剑英的确是毛泽东信得过的人,否则文革初起时也不会将军队的大权交到叶的手中,但是毛也十分注意叶剑英的活动,一旦发现叶剑英对文革心存不满,立即让他“靠边站”。但是随着毛泽东对林彪的防范,以及林彪在1971年9月的倒台,毛军中无人,不得不再次起用军中这位自己信得过的人掌控军权。只是在毛临终前却再次命令叶剑英“休息”,夺了叶的军权。好在毛一死,叶剑英得以迅速翻身,一举粉碎“四人帮”。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叶剑英的政治水平是其他军队将帅无可比拟的。叶剑英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是“政治”,而非“军事”,叶剑英一生当中政治手段运用的十分娴熟,大概是仅次于周恩来的人物。与其说叶剑英是军事家,还不如说叶剑英是个政客更加准确。 www.6park.com

(二)徐向前 www.6park.com

徐向前在军队中虽然贵为元帅,但一直不被毛泽东所重用,这主要是受红四方面军张国焘的影响所致。林彪在1959年上台主管军队事宜,徐向前只是分管民兵工作。徐自己也很知趣,时常称病不管事。文革爆发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徐向前成为全军文革小组的组长,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而徐向前在这一短暂时期里的活动,官方传记对此皆语焉不祥,或者根本就不提及。笔者手头一本解放军军科院编写的《徐向前元帅画传》,对此一笔带过,然后就跳到“军委八条命令”和“二月逆流”(江英编著《徐向前元帅画传》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10月版),似乎文革初期徐向前是坚决反对江青的军队领导人。然而,事实显然并非如此简单。 www.6park.com

1966年12月起,江青三次去林彪家,提议徐向前任总政主任兼全军文革组长,并打出毛泽东的旗号。林彪遂同叶剑英、聂荣臻商量,只让徐出任全军文革组长,总政主任仍由萧华当。 www.6park.com

徐向前上任的“三把火”。第一,徐甫上任即宣布江青担任全军文革顾问,排名在总政主任萧华和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之前,成为仅次于徐向前的第二号人物。这也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有了军内高级职称。第二,徐提出“三条方针”:1、军队不要怕乱,要跟上全国的形势;2、要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肃清他们在我军的残余势力;3、老干部不要害怕群众,要自觉革命,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全军文革就这个方针还提出了“狠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垮他们在军内的代理人!”的新口号。1967年1月军委常委会议上,徐说:“说现在军队的高级干部害怕群众的“恐惧病”是主要的,大家应当自觉医治这种病。此病不除就搞不好文化大革命……”但徐的说法受到其他老帅的冷遇,陈毅、聂荣臻、叶剑英都不买账,会议不欢而散。第三,徐向前直接给邱会作下命令,从西山军委指挥所回总后接受造反派的批判,并说,这是与江青多次商量的结果。邱会作一回总后就被造反派打成“军队中的刘邓路线代表”,而被私刑关押、毒打,几乎致死。而全军文革办公室一位秘书向徐汇报此事,徐向前的回答竟然是“我有什么办法呀?”1967年1月中央军委在京西宾馆开会,叶剑英不满徐向前对军队文革的态度,猛拍桌子,导致手指骨骨折。这也是叶剑英针对徐向前最直接的抗议。 www.6park.com

1967年1月徐向前与江青连袂接见南京军队院校进京汇报团,这是徐向前荣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首次对外发表谈话,徐向前说“江青同志刚才讲话是很好的。(众:请首长坐下,请坐下)不要紧,不要紧。希望同志们按她的指示,按她的意见办事。你们为什么造反呢?还有个道理,我们中国的这个反动资产阶级这样的专我们的政,不造行不行?不造,那我们中国就要出修正主义,可是我们中国就不让他出现修正主义,所以毛主席就发动号召,他发动群众,领导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么革命成功依靠什么呢?就是依靠你们的造反精神,你们能不能完成这个任务,就是看你们的造反精神,首先是有没有革命的干劲,要狠,革命要有狠劲!要狠,对付以刘邓为代表的那些支持这个犯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狠,要狠狠地个革他们的命,要革得准,就是目标不要打错了,因为革命过程里边问题是很复杂的。所以自己要有识别能力,哪些是敌人,哪些是我们的朋友;哪些是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果实的,哪些是反对的;哪些是革命的,哪些是复辟的。可是,今天我们说你们是造反派,少数的先锋队,坚持正确方向,善于用策略,团结多数不要把自己孤立起来,先锋队脱离了多数就没有办法了。因为我们是第一次见面,究竟你们怎么样,我不太认识你们,你们也不太认识我,对不对?只要我们是造反的,我们的目标是共同的。”1月17日徐向前又对海军问题发表谈话说:“当前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要继续发动群众,把运动搞深搞透。今天学生要开大会,要打倒苏振华,打倒杜义德。最后讲海军问题。主要讲苏振华的问题。苏振华是坚决贯彻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是邓小平安在海军的钉子,这种人不能保。”(见宋永毅主编《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 2006年) www.6park.com

现在官方版的各位元帅传记,都说“军委八条命令”是徐向前出面找林彪,而后林被迫同意。这显然不是事实。林彪曾下决心发一个命令“军内群众组织解散,军队不许造反”,但被陈伯达劝阻了,陈认为这在毛那里一定通不过。林彪遂口述军委七条命令,后林带着徐向前去见毛,得到毛的批准,并增加一条,成为后来发布的“军委八条命令”。林彪的主导作用显而易见。“二月逆流”后徐向前不再管事,全军文革由萧华接手,后来随着萧华倒台,全军文革也就寿终正寝了。 www.6park.com

从徐向前接手全军文革组长到后来离职不干,时间极为短暂,但是徐在上任伊始确实想配合毛泽东、江青的文革路线,在军内抓一些“带枪的刘邓路线”代表人物,使自己在政坛上也有一个立足之地。然而徐向前刚一有所动作,立即受到林彪和其他老帅们的抵制。徐对此也颇有自知之明,一看形势不对,也就撒手不管,及时脱身。徐向前在文革初期的所作所为不多,但是,徐向前配合江青把军内一些干部送进造反派的虎口,使他们受到非人的摧残和折磨,有些人如赵尔陆甚至被批斗致死,这却是人们不应遗忘的,也不应因为徐向前是正面人物而隐匿、掩盖这段历史事实。 www.6park.com

(三)杨成武 www.6park.com

在文革初期军队内部,杨成武是一个极为关键的人物,其重要性大约仅次于叶剑英。对于文革初期的活动,杨成武在自己的《自述》里竟然付之阕如(《杨成武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1997年8月版)。另一本《百战将星--杨成武》对此也是一笔带过,根本没有任何具体的交代或描述(董保存《百战将星--杨成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5年1月版)。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时期有关杨成武的情况,杨成武本人和其传记作者竟然讳莫如深,不愿涉及?其中的难言之隐可想而知。细读邱会作的回忆,人们应可了解杨成武文革初期的真实面目。 www.6park.com

有关杨成武的研究现已有几篇很有分量的文章问世。读者不妨参阅余汝信先生的《试论杨成武与罗瑞卿倒台之关系》(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四七一期 二○○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和《是谁要打倒张爱萍?——〈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试解读》(载华夏文摘增刊 第六七二期 二○○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两文。笔者这里亦梳理一下被官方掩盖了的历史。 www.6park.com

第一,杨成武是打倒罗瑞卿的急先锋。 www.6park.com

邱会作回忆说:“杨成武在全国解放后,基本上就接替了聂荣臻在华北的地位。他不仅成了华北地区的领导人物,也成了全军的实权人物,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杨的地位突然高了起来,他对华北地区的发言权高于聂荣臻,是能够掌握华北局势的人物,他对军队的发言权仅次于林彪。”“杨成武同罗瑞卿的个人关系也是很密切的,但罗始终没有把他拉过去。杨成武不仅在思想上、工作上同林彪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就是在对待贺、罗的拉拢上,同样保持和林彪这个“病号”革命同志的关系。 罗对杨的一举一动,杨都及时向林彪报告。例如,罗瑞卿把杨的爱人从地方上调来做杨的办公室主任,罗指定杨住元帅的房子,罗亲自交代为杨配备专用护士等等,杨都是先得到林彪的同意才办的。凡是与贺、罗阵营有关系的大问题,杨都设法回避。例如,对大比武,杨成武连总参党委会和军委办公会议都借故不参加。”“刘亚楼、杨成武、肖华三人在林彪阵营中,起作用最大的是杨成武,其次是刘亚楼,肖华起的作用很小,在两个阵营的斗争中,如果没有杨成武的积极活动,不仅斗争会发生困难,而且可能发生难于预料的混乱现象。”(《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 页376-377) www.6park.com

事实上,1965年12月向毛泽东告罗瑞卿状的人,不仅有叶群,更有杨成武、萧华、刘志坚等军内重要人物。在倒罗的过程中,杨成武是出了大力的。事后杨成武成为代总参谋长。1966年4月杨成武在中央工作会议的发言中说:“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5月16日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同时附有叶剑英、谢富治、肖华、杨成武的四个主要发言,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同志四月二十四日向主席、中央的报告。由此可见,杨成武在倒罗事件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并不亚于叶剑英。 www.6park.com

第二,杨成武在文革初期参与党内高层的政治斗争,整了一些人,其中不仅有彭罗陆杨,还有军内其他老干部,如贺龙、张爱萍等人。杨成武作为军队代表参与了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杨成武在会上表示强烈的义愤,杨说:“听了严慰冰搞的这些特务活动,真是气人啊!我对陆定一讲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我边讲边站起来走到陆定一跟前,把拳头伸到他眼皮下说:‘这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 页440)杨成武作为代总参谋长积极配合了毛泽东“防政变”的部署,调动两个野战师充实北京卫戍区,实际上也是向毛泽东表了忠心。另外,首都工作工作组则是叶剑英总负责,杨成武作具体工作。后来发生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和贺龙办公室的一些人搞了“炮打杨成武”事件,但由于有林彪和周恩来的大力支持,杨成武的地位不仅未受影响,反而更形稳固。杨成武成为军内仅次于林彪的高级将领。 www.6park.com

第三,杨成武与江青关系甚好。这一点也是官史中所刻意隐匿不提的。吴法宪的回忆对此已有阐述,邱会作的回忆更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邱说:“我觉得有两件事影响了杨成武。一是1966年7月毛主席给江青写过一封长信,原信只有周恩来、王任重等极少数人看过,杨成武也知道内容。二是毛主席1967年夏天到南方巡视由杨成武陪同,他们朝夕相处了两个多月。杨成武从接触中对毛主席和江青的关系有了自己的认识。 ”(页165)“他(杨成武)在军委办事组曾得意地说过:“你们都没有到过江青同志家里吧,江青同志请我到她家里,给我讲她青少年时的苦难,她说是第一次向外人透露。江青同志一边讲一边哭,我一直陪她流泪……”(页168)此外杨成武还替江青作了很多私事,包括到上海抄一些文人的家,把上海一些知道江青底细的江沪浙一带的公安领导人抓到北京等等。(《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 页579-580) www.6park.com

第四,杨成武出面组织的几件事:(1)开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把全军参加“支左”部队团以上干部轮训一遍;(2)领导解放军报的出版工作,杨成武个人署名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重要的政论文章《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批判贺龙、罗瑞卿反革命罪行》,军委办事组召开全军电话会议,要求组织部队及时收听、阅读、收集反映等。然而此文发表后不久就受到毛的批评,(3)组织编写“党史纲要”,杨成武亲自挂帅,通篇只有毛泽东、林彪和江青,此事后来不了了之,(4)在军事博物馆举办“红太阳展览”,更加突出江青个人。该展览请江青审查两次,江青很是满意。由于邱会作对此不仅不感兴趣,甚至还很反感这样突出江青,为此,杨成武还特地与邱会作个别谈过,说“我们将要为中央文革做很多事情。这是为九大做准备的。我们的眼光应放大一些。”(页169-171) www.6park.com

有关杨成武为什么倒台,笔者在另一篇文章《真实而沉重的历史回顾--〈邱会作回忆录〉述评》予以论述,此处不赘。 www.6park.com

综上所述,杨成武原本就是军内一重要将领,罗瑞卿倒台后,杨成武的地位仅次于叶剑英。在文革初起时,杨成武积极配合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在倒罗事件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因而得到毛泽东的重用。叶剑英因为“二月逆流”的问题而靠边站,杨成武遂成为军内第二号实权人物,地位仅次于林彪。可以说,杨成武是林彪最为倚重的干部。但是,杨成武随着地位的提高,与江青的关系走得密切,颇有脚踩两只船的味道,犯了林彪的大忌。林彪坚决不允许江青把手伸进军队,不允许军队内部有江青的代理人,杨成武在这一关键问题上没有把握好,因而铸下了自己下台的命运。然而,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杨成武1968年的倒台使他逃过了1971年“九一三事件”的打击,否则,军委办事组被打倒的就不是“黄吴李邱”,而是“杨吴李邱”了。令人遗憾的是,杨成武晚年的回忆没说几句真话,不仅完全回避了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甚至还推诿泄责,一副自己无辜受害的模样。这就不是简单的是非不明的问题了。通读邱会作的回忆,相信人们对杨成武的文革作为自有公正、客观的评价。 www.6park.com

(四)萧华 www.6park.com

萧华是解放军高级将领中的年青俊彦,亦多才多艺,当年他创作的“长征组歌”就曾风靡全国,也是毛泽东、林彪十分倚重的军内高干。然而,有关萧华的研究不是很多,一来相关的资料较少,二来萧华一直以正面人物出现,以当前国内的政治形势,对萧华的论述大都停留在歌功颂德方面,鲜少触及萧华文革之前以及文革初期的主要活动,更不用说根据这些活动对萧华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了。邱会作的回忆弥补了这方面的不足,使我们可以根据这些重要的回忆资料,解析一下萧华在文革中的表现。 www.6park.com

(1)萧华是倒罗的积极分子之一 www.6park.com

萧华作为总政主任与罗瑞卿的关系身为密切,毛泽东部署倒罗战役之初,萧华亦是军内向毛告罗状的主要人物之一。1965年12月初杨成武、刘志坚、萧华、叶群一起到上海向毛汇报罗瑞卿的问题。上海会议和后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萧华都是非常积极的参与者,事后中央转发的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萧华也是主要作者之一。白纸黑字,见证历历。邱回忆说:“上海会议刚结束,肖华主持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全面部署批判罗瑞卿,调子要比上海会议高得多,要求各大单位不仅要“批罗”,还要揪出和批判“罗瑞卿线上的人”。罗瑞卿问题在军内公开并且升级了。肖华军在军委秘书长的事上不如意,以积极地批罗,和他划清界线。”(页15)在批罗一事上,杨成武、萧华、刘志坚最积极。(页17) www.6park.com

(2)批判他人保护自己 www.6park.com

罗瑞卿是军委秘书长和总参谋长,萧华则是总政主任,双方关系曾十分亲密,这也是尽人皆知的。罗瑞卿的倒台,萧华还是颇有些紧张的。为了表示与罗划清界限,萧华采取的手段不是正面教育,而是希图打击别人以保护自己。总政在部署批罗的同时,还拟定了一个和罗一起批判的名单,其中就有邱会作。萧华把罗瑞卿列为单纯军事观点的人,而邱会作则是单纯专业观点的人。萧华的目的就是通过批判他人“不突出政治”而表示自己的鲜明态度。萧华的做法被林彪和叶剑英及时制止。(《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 2011年版 页397) www.6park.com

(3)文革初期总政是军委文革小组的主要后台之一,整了不少军内高干 www.6park.com

文革运动在全国的兴起,靠的是中央文革小组。而军队内部搞文革就要有相应的机构。那就是军委文革小组。该小组的组长刘志坚还是中央文革的组员。为了配合中央文革,萧华和刘志坚专门请了江青、康生、张春桥给军队作报告,要求军队支持造反派。邱会作回忆说,中央碰头会曾开会讨论萧华问题,不少人提了很尖锐的意见:总政和全军文革领导军内的文化运动,既不依靠各级党委,也不依靠广大革命群众,更不执行政策,只是依靠造反派造反,搞的是“武化”大革命。被造反派斗死的军队高级干部有赵尔陆、杨至诚、文年生等一批人,受到严重摧残的就更多了。尤其严重的是,总政是负责管理干部的,对武斗干部不制止,也没有采取措施保护,更没有营救过任何人。相反,总政主要的部长,如文化部长谢镗忠(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机关组组长)、宣传部长李曼村(军委文革小组副组长兼院校组组长)等人,还同造反派一起策划过对领导干部的武斗,并到现场观看。萧华为首的总政和全军文革文革初期整了一大批军内高干,引起众怒。萧华的倒台很大程度上是江青的因素,另外也有其咎由自取的因素在内。 www.6park.com

萧华的弱点其实是很明显的,即萧华总是表现出极左的面貌。虽然文革就是一场极左的运动,但是每个参与人之间还是颇有不同和区别的。萧华的问题在于,哪边的政治势力大,萧华就会倒向哪边。且萧华乐于“整人”,从1959年整“彭黄张周”,到文革初期整罗瑞卿,再在文革中整其他军中老干部等,萧华给人们的印象一直不佳。文革后萧华被邓小平赶到兰州军区当政委,又在兰州整冼恒汉。洗恒汉在自己的回忆中就说:“众所周知他(指萧华)在罗瑞卿同志问题上的表现,就已经够淋漓尽致了:在罗瑞卿同志落难时,他提供炮弹,落井下石,并主持发动全军揭发批判;在罗瑞卿同志平反逝世后,他又以生前好友的名义写诗悼念,对此很多同志都有看法。政治上投机多了,也就逐渐形成了一个人的‘风派’本质。”(《风雨八十载——冼恒汉自述》载华夏文摘增刊第六二九期 2008年2月18日)这个说法确是一针见血。 www.6park.com

(五)李德生 www.6park.com

李德生在文革当中的窜升实乃一个异数,他从安徽野战军十二军军长升任安徽省军管会主任和省革委会主任,中共“九大”上升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主任,中共“十大”上还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在扑朔迷离的政治环境中,李德生作为军委办事组的成员,不仅避过了“九一三事件”的冲击,而且在日后与“四人帮”的交手中也能全身而退。到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李德生依然有其军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李德生在文革当中的作用的确值得人们细细研究。笔者手头有一本《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乃李的秘书祝庭勋所著(祝庭勋《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1月版)。此书在总体的论述上依然跳不出党文化的藩篱,依旧以《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问题历史决议》为蓝本,主要框架与论述毫无价值,是典型的官史范本。只是其中对李德生文革初期的活动作了一些有价值的描述。对照邱会作的回忆,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李德生的文革经历。 www.6park.com

(1)李德生的崛起和出任总政主任 www.6park.com

以往的解放军总政主任分别是罗荣桓、谭政和萧华,军衔分别是元帅、大将和上将。总政主任主管全军的高级将领的任命、升迁,地位和作用非同小可,非军中有能力者担任不可。然而,李德生在军中的资力甚浅,只是个少将而已,有如此军衔和资力者在总政二级部长和副部长中大有人在,更何况还有军中颇多的其他上将和中将,哪一个拎出来也不见得比李德生差。为何李德生竟有如此之殊荣,个中之缘由又何在呢? www.6park.com

李德生是文革兴起时军队内部支左的“模范人物”,受到毛泽东的欣赏和器重。就如同毛泽东欣赏河南的纪登奎、湖南的华国锋、上海的王洪文一样。这些人都是文革当中涌现出来的“新生力量”。毛泽东以文革划线,凡是支持、拥护、执行毛的文革路线的人都会得到重用,上述诸人就是代表人物,日后都飞黄腾达。然而,这四人当中,却只有李德生一人最后还能稳稳当当地读过余生,得到一个好的名声,实为一个特例。 www.6park.com

李德生在文革初期在安徽执行支左工作,得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赞扬。1967年1月21日南京军区党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是否派部队到合肥支持造反派,毛泽东批示曰“林彪同志:应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请酌处。以后反右真正革命左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当这样做。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已介入了。此事似应重新发出命令,以前命令作废。”(《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年1月版 第197页)这是毛泽东就军队支左首次发出的严厉命令。康生在当年10月22日接见安徽两派代表时特别强调,“毛主席、党中央、中央文革对安徽的文化大革命是极大关怀的……元月二十一日,毛主席亲自批了电报,要支持你们元月二十三号斗争李葆华。正因为这个批语,使全军介入支左的,这是对安徽的头一个批语。”(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年版) www.6park.com

由于毛泽东下令军队支左,原安徽省军区支持的保省委书记李葆华一派迅速垮台。造反的“8•27”等组织在省军区支持下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省委及合肥市委的权,然而他们在夺权后排斥和镇压其它造反派组织。参加夺权的一派说“一.二六夺权好得很”,由此被称为“好派”,未参加夺权的造反派则说夺权“好个屁”,被称为“屁派”。1967年3月27日和4月1日中共中央连续发了两个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成立了军管会,指定列五条关于群众组织的政策性规定。但是安徽局面依然十分严峻,“屁”派与“好”派的武斗不断。在这种情形下,中央决定派李德生率领解放军12军进入安徽支左。1967年9月5日,江青、康生等人接见安徽两派群众组织,康生说:“我们相信十二军军长李德生同志和六四○八部队,现在又有人说,他们支持保守组织,这是错误的,我们认为他们的大方向是对的。”随后,康生指责安徽省军区前期犯了错误。康生说:“一•二六夺权以前,省军区犯了很大错误,压制了军区的造反派,压制了革命群众和干部,压得很厉害,有的还采取了打击”。(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年版)。那么,什么是中央文革口中的安徽文革的大方向?就是支持安徽的造反派,打倒以省委书记李葆华为首的当权派。由于李德生奉命支左,1967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改组安徽省军管会,李德生被任命为省军管会的主要领导人。在1967年11月1日中央领导人第六次接见安徽代表团时,周恩来特别提到“现在已经有了能够正确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解放军十二军在那里,十二军在那里就由十二军统一领导,就不用南京军区再派人去了。我们信任、依靠十二军去领导,信任、依靠李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能够领导。”(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年版)由此可见,安徽省军区在文革初期由于保护了李葆华,压制了安徽地区的造反派,从而引起中央文革的极大不满,康生、江青、周恩来等人在讲话中多次严厉指责省军区司令严光犯了严重错误。而李德生到安徽后则通过军队支左,新成立的省革委会中结合了两名原省级干部担任副主任,一位是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任之,他在曾希圣时代得到重用,李葆华时代也保留了下来。另一位是1957年受曾希圣打击的杨效椿,他在李葆华来皖后被平反,并于文革前夕任安徽省委常委、合肥市委书记。这也勉强算作对各方势力“一碗水端平”。但实际上,两派干部的矛盾并未真正解决,依然延续了很长时期。 www.6park.com

李德生的崛起源于安徽的芜湖事件,芜湖两派斗争激烈,而李德生在安徽大力支持了当地的造反派,把芜湖市委一批干部打成阶级敌人。在1968年7月15日李德生发表的讲话中即可看出端倪。李德生在讲话中把原芜湖市委第一副书记宁之祥、原芜湖物资局党委副书记王文达、原芜湖地委监察组副组长郑佩、原芜湖地委副书记李干、原芜湖地委副书记秦彬等人打为“反革命分子”,诬指这些人是“隐藏得很久的叛徒、坏人、黑手”。李德生进一步发挥说“把这一小撮坏人、黑手、坏头头揪出来,使他们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必将进一步教育群众,推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向前发展。……芜湖肯定还隐藏着一小撮更狡猾更危险埋藏得更深的阶级敌人。他们正在改变策略,继续顽抗,策划新的反扑,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及时揭露阶级敌人的一切新的阴谋诡计,放手发动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穷追猛打,向阶级敌人展开更加猛烈的进攻。我们要主动地积极地去乱敌人,乱得敌人无藏身之地,把一切反革命分子统统都挖出来,使真正的左派力量紧密团结,发展壮大。”(宋永毅《“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 2006年版)由于李德生在安徽的“三支两军”工作,李德生得到中央文革的赞赏,从而换来毛泽东对李德生的青睐。李德生由此被招到中央参加中央工作。可以说,李德生是解放军支左运动中涌现出来的代表人物,由此得到毛泽东的赞赏而高升。 www.6park.com

在中共“九大”结束时毛曾顺口说了一句“李德生可以考虑当总政主任”。九大后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在会上正式提出让张春桥出任总政主任,并想马上办成。这时吴法宪马上离开会场电话向林彪作了报告。林彪没有时间再考虑了,于是立即去见毛,提出让李德生当总政主任,得到毛的批准,在不到几个小时内就办完了手续。可以说,这是林彪为了防范“上海帮”染指军队事务所不得不采取的必要手段,李德生当总政主任总比张春桥要好一些。这就是为什么资力、威望都不高的李德生能顺利成为全军政治工作主管的由来。(页402-403)邱会作说:“李德生率军赴安徽“三支两军”,以“左”的姿态介入文化大革命,得到毛主席赞扬。在中央里工作的军队干部,李德生相比我们几个抵制江青的“死硬分子”来说,能被上海帮接受。李德生虽然没有当过大军区主官,一步跃升到中央军委,但他到北京后比较谨慎,没有和上海帮私下接触,工作尚可,林彪也能接受他。这次江青垂涎总政主任,林彪提议了李德生,遏制上海帮向解放军的渗透。”(页403) www.6park.com

(2)庐山会议后李德生与军委办事组渐行渐远 www.6park.com

庐山会议上林彪出手打击文革极左派张春桥,军委办事组大都卷入这场斗争,但李德生却是一个例外,原因在于李德生两边都不敢得罪。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打倒陈伯达,迫军委办事组检讨,唯独没提李德生,从此李德生与军委办事组其他人渐行渐远。1970年11月召开的华北会议上,李德生积极出手打击李雪峰和郑维山,要求从严处理李、郑二人。在向毛泽东汇报华北会议情况时,李德生更是不顾事实地说“有人说庐山上发生的是未遂政变,是严重问题”。由于李德生积极参与倒李倒郑,会后李德生取代郑维山成为北京军区司令。在随后召开的军委座谈会上,李德生主张要学习三十八军报告,批判“派性”应为重点。也就是说要翻当年北京军区打压造反派的老账。但是李德生的主张遭到军委办事组其他人的反对。此后的军委办事组整风会议上,李德生事先与江青商谈后对黄吴李邱严肃批评,认为黄吴李邱对原中央文革的领导人很不尊重云云,黄吴李邱的检讨刚一写好,李德生就积极向江青作汇报。江青正想插手军委办事组诸人的检讨,于是找到周恩来声称她是受害者,有权过问此事。幸好周恩来及时报给毛,挡住了江青的企图。(页516、526-527)李德生的地位再那个时期日益显得重要起来,只要看看李所兼各职即可明白其中的道理:安徽省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后来为省委第一书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安徽生产兵团司令员、政治委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总政治部主任,然后又加上了北京军区司令员、党委第二书记等等。李德生竟然一身兼有大大小小十几个官职,是中共历史上在同一个时期担任官职数目最多的人。这实际上就是中央里政治局势发生变化的结果,军委办事组不再是铁板一块了,李德生有倒向江青那一边的倾向。笔者认为,从李德生这段时期的表现来看,当李看到毛泽东对军委办事组的不满、批评时,李德生及时地见风使舵,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拉开距离,划清界限,并适时地倒向江青一边,成为江青等人在军委办事组的代言人。有人把李德生写成先知先觉,早就发觉了林彪一伙篡党夺权的野心,并与之作了坚决的斗争云云,实乃虚妄。 www.6park.com

(3)“九一三事件”后李德生对军委办事组落井下石 www.6park.com

“九一三事件”发生时李德生作为毛泽东信得过人参与了处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不仅如此,李德生还参与了审查、处理黄吴李邱等人的专案组,在对黄吴李邱几人搞逼供信、伪证、假证一事上出力良多。李德生对待邱会作尤其恶劣,如:李德生指示总后在邱家搞一个“展览会”,企图抹黑邱会作。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发现实在不妥,发话撤掉该“展览会”。此外,李德生还抓住所谓的“八八事件”和“九一三”前一天的一个电话问题不放,积极配合张春桥和汪东兴继续追查邱会作。据后来王洪文在狱中透露,李德生是当时政治局里最积极要彻底打倒黄吴李邱的人之一(另一个是汪东兴),笔者认为,李德生心里清楚他与林彪和军委办事组的之间的关系,如果不积极表现,搞不好也许会受到牵连。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积极揭发、打击黄吴李邱诸人,向毛泽东、江青等人输诚表忠,以此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坚决与林彪、黄吴李邱等人划清界限,求得自己在中央地位的稳固,说不定还能再上一层楼。果不其然,李德生的表现没有落空,中共“十大”上被毛提名中共中央副主席,个人政治生涯达到了顶峰。 www.6park.com

(4)李德生的背运和“安全着陆” www.6park.com

李德生虽然在中共“十大”上升格为党的副主席,但是依然没有什么实力,这种靠毛泽东一人赏识而升到高位者在文革期间多所见矣。可惜的是好景都不长。原因就是他们的高升不是凭自己的真本事,所以往往升得快,下得也快。李德生在中央最高层如果不彻底投降“四人帮”就很难混下去,即使李德生再怎么卖力打击、迫害黄吴李邱等人都没用。笔者认为,“四人帮”确实大肆攻击过李德生。但是毛泽东才是真正的幕后人。毛泽东搞一个“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其实很重要的目的之一就是将李德生从北京赶走,其他人的调动不过就是陪衬而已。李德生到了沈阳后,毛再委派纪登奎、李先念当面让李德生“辞去党中央副主席”一职。据纪登奎后来的回忆,当时是纪登奎与李先念二人一起找李德生谈话,纪登奎说:“德生同志,你应该明白,你是党中央的副主席,我们两人只是政治局委员,按规矩,我们是没有资格和你谈这个话的。要你辞职,这是毛主席的意见。”(纪坡民《上台下台,任职辞职——听父亲纪登奎谈往事》 载华夏文摘增刊 第347期,2003年7月8日)既然毛泽东发了话,李德生也就不得不“辞职”了。李德生这段与“四人帮”的“过节”日后成为李受“四人帮”迫害的明证。“四人帮”倒台后,李德生虽然也属文革中冒生出来的文革新贵,但是却能全身而退,成为文革新贵中唯一一个最终还能“安全着陆”的中共大员,1990年在国防大学政委一职上风光退休,而其他文革新贵者,如华国锋、纪登奎、汪东兴、陈永贵、吴桂贤等无不黯然下台了事。 www.6park.com

综观李德生文革时期的经历,李德生也是一介凡人。李德生在造反派兴起的文革大潮中,积极配合中央文革支持了安徽地区的造反派,在安徽颇有一些名声,由此被毛泽东“慧眼识才”,提拔倒中央工作。如果李德生不是这么一个文革运动积极参与者,李怎能得到毛泽东的赏识和重用?李德生的聪明就在于在中央两大政治派别中,保持相对的中立,两头都不得罪。但是当政治局面明显改变时,就及时调整立场,并适时反戈一击,牺牲他人,保存自己。这一点李德生对黄吴李邱四人的审查、迫害方面尤为明显。这并不是某些人所吹嘘的什么与“林彪反革命集团”作斗争,恰恰是中国政治中最黑暗最龌龊的举动--落井下石。事实证明,李德生积极参与打击自己以往的同僚并不能保证自己地位的稳固,除非彻底投向“四人帮”,甘心成为他们的鹰犬,否则迟早还会遭到文革极左派的打击。李德生后来的遭遇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所以李德生应该明白,黄吴李邱并不是他的敌人,恰恰是他的“同一个战壕的战友”!他至少应该明白唇亡齿寒这一简单的道理,没有了林彪和黄吴李邱们,李德生还能继续坐稳他的总政主任的位子吗?如果李德生在粉碎“四人帮”后能对过去有所反思,应当知道虽然他们当年在那种体制下参与打击、迫害黄吴李邱等人,也许多少出于无奈,属身在其位不得不为之,但在粉碎“四人帮”后就应除去强加在黄吴李邱等人身上的不实之辞,还黄吴李邱一个公道。可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丝毫未曾看到李德生任何像样的反思,似乎他这个文革中最大的受益人成为受害者,再加上祝庭勋一类人的按照党中央的决议歪曲、篡改历史,美化李德生文革中的行径,致使这段历史被人为地扭曲。因此,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评价李德生文革中的言行和作用。 www.6park.com

(六)汪东兴 www.6park.com

严格说来汪东兴并不属于军中高级将领,汪东兴仅仅是毛泽东的“家臣”而已。但是汪东兴却负责毛泽东的“禁卫军”--8341部队,尽管汪东兴一天仗也没打过,但是1955年军队授衔时汪东兴也搞了一个少将军衔,充其量也就算是半个军人吧。然而,此人之重要性却是谁也不敢忽视的。他是毛泽东身边的“御前行走”、“带刀侍卫”,对毛的一举一动了若指掌,起到上传下达之作用,其“恭体圣意”、颁布“圣旨”须臾无可替代,成为汉末“十常侍”、明末魏忠贤一类的人物。另外,汪东兴通过他的中办系统和警卫系统能够及时了解各方面的政治动态,即可有选择地向毛泽东汇报,起到其他人起不到的作用。了解汪东兴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实在非常重要,特别是揭穿汪东兴《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一书中谎言,还原那段历史真实,更是我们责无旁贷的义务。笔者撰有《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版),对这个问题作了论述。现再根据邱会作的回忆对汪东兴文革作用作一评述。 www.6park.com

(1)汪东兴是文革重要受益者之一 www.6park.com

汪东兴作为毛泽东的“家臣”不属“走资派”,自然不虞有被打倒的可能性,相反,毛泽东很多“体己事”还需汪东兴出面去办。毛泽东的随侍医生李志绥的回忆对此多有描述,此处不赘。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这位“大内总管”--中办主任负责办理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工作。比如,1966年5月份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汪东兴曾打电话给邱会作,汪说:“我们这里有两个人,现在到你们那里去拿严昭的东西(严是陆定一的小姨子、总后副部长韩振纪的老婆)。你先告诉韩,把东西交给来人就行了,不要问任何事情。你自己也不要去打听那些事。现在的事,当你能听到的,不用问也可以听到;要是你听不到的事,问也问不到,不仅如此,还可能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不过我可以告诉你陆定一出奇的坏,严慰冰已经被抓起来了。”(《邱会作回忆录》 新世纪出版社2011年版 页439)邱会作说:“汪东兴的口气很大,我除了听之外,一句话也没说。”汪派人到总后取某件东西事小,但却折射出汪东兴其人在中央高层政治圈子里的地位和作用。汪东兴在中共的“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事实上,汪东兴对此并不满意,汪对毛的医生李志绥说“你不要以为周总理可靠,他这个人是见风倒。周来看过我,说江青、康生不同意我当政治局委员,他们让周总理来说服我。周还真叫我表示态度不当政治局委员。你看他这个人真是见风使舵。”(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0月版 第492页)虽然汪仅仅是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所起的所用却是很多政治局委员难以望其项背的。因此说汪东兴是文革的受益者一点也不夸大。 www.6park.com

(2)汪东兴在庐山会议前倒向军委办事组 www.6park.com

文革前江青曾经整过汪东兴,汪被下放到江西省当了几年的副省长,后才回到北京,接替杨尚昆的中办主任一职,从此汪对江青恨之入骨(见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1994年10月版 第323页)。林彪作为中共“九大”党章规定的接班人,汪东兴自然要与林彪、军委办事组搞好关系。邱会作回忆说:“汪东兴1969年底和毛主席一起在上海,曾受命去东北地区检查战备工作,他来往经过北京,均邀请黄、吴、李和我到他中南海的家中长谈,每次在四、五个小时以上,谈的核心话题是反上海帮。汪东兴向我们交了毛主席的‘底’,主要是:1、毛主席对林彪信任,真心想把交班给他;2、毛主席对张春桥欣赏但不信任。对江青有某些利用,但用完了就完了,没有进一步培养的打算和安排;3、毛主席把江青当成是政治包袱、生活上的累赘,想甩,一时又甩不掉。毛主席对江青是又厌烦又无奈,厌烦得连见她的面都不肯。那天,汪东兴还讲了毛、江的不少个人隐私。”(页428-429)吴法宪的回忆也印证了这一点。换句话说,汪东兴在“军”、“文”两大派系中倒向了林彪一边,不仅及时地向军委办事组通风报信,更成为日后林彪出手打击张春桥的积极响应者、拥护者,人们也就不难理解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的所作所为了。 www.6park.com

(3)庐山会议上汪东兴的作用 www.6park.com

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有以下几点: www.6park.com

第一,在政治局会议上主动传达毛泽东的指示。1970年8月22日晚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介绍会议议程等各项安排后,汪主动作了补充说,“主席说‘九大’后有人有一些活动,有的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应当讲一下,对党的团结是有利的。”康生对此是极为不满的。汪东兴在这里实际上提供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即毛泽东对中央政治局内部的矛盾是相当了解的,也知道张春桥等人的某些“活动”的确“弄到一些中央常委头上了”,因此毛强调应当“讲一下”,以加强党内团结。 www.6park.com

第二,林彪在开幕式上发表讲话后,汪东兴在政治局会议上首先提出重播林彪的讲话录音。原因是很多听者在开始时并未领会林彪讲话的含义,他们并非要听林彪的那些“官话”,而是要听林彪讲话中所批评的“对毛泽东思想不正确态度”的真实含义。 www.6park.com

第三,汪东兴以最快的速度印好陈伯达编写的“马列毛论天才”的材料,并以中央办公厅的急件发出,送交军委办事组诸人。 www.6park.com

第四,汪东兴在华北组的发言异常激烈,矛头对准张春桥。汪东兴的发言起得作用远大于陈伯达,因为与会者咸认为汪东兴带来的毛泽东的“声音”,代表了毛泽东的意图。会议批张一发不可收拾。 www.6park.com

第五,汪东兴积极鼓动各组代表发言表态。汪东兴对一些军队代表甚至说“要抓紧时机,可以说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失去就是千古遗憾了”、“现在表态不表态,是革命和反革命的问题”云云。 www.6park.com

通过汪东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汪绝非是他自己所声称“误信了陈伯达的话”,属“受骗上当”。事实证明,汪东兴是坚决站在林彪一边与张春桥等人作斗争的重要人物,他扮演了任何其他人所无法扮演的角色,起到了任何其他人所无法起到的作用。 www.6park.com

(4)批林整风会逼死王良恩 www.6park.com

庐山会议后汪东兴用两页很不像样的检讨换得毛泽东的“宽大”,成功地从军委办事组“反江青俱乐部”逃逸出去,从此断绝了与军委办事组的联系,直至“九一三事件”的爆发。在后来的批林过程中,汪东兴下毒手逼死原中办副主任王良恩。笔者曾撰有《王良恩是林彪死党吗?》(见《重审林彪罪案》下册,明镜出版社2005年7月版),对此作了叙述,此处不赘。 www.6park.com

(5)“九一三事件”后汪东兴对军委办事组落井下石 www.6park.com

“九一三事件”后为了掩盖与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汪东兴积极主动要求对黄吴李邱采取抓捕行动,必欲置黄吴李邱于死地。吴德回忆说:“9月23日的晚上,周总理通知让我到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厅我记不住了。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出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半个多小时的光景,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 。”(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45页)事后成立的中央专案组由纪登奎、汪东兴负责。这无异于使汪东兴可以随心所欲地销毁不利于他自己的证据,从而掩盖他与林彪及军委办事组的真实关系。据王洪文在秦城监狱对邱会作说,“我们(四人帮)认为你们垮了没用了,积极要处理你们的是叶剑英、汪东兴、李德生。”由此可见,对黄吴李邱处理这么狠,汪东兴负有主要的责任,汪实际上是与江青等人配合,做的是“灭口”的勾当。 www.6park.com

笔者认为,粉碎“四人帮”后,汪东兴不仅继续毛泽东的“抓纲治国”方针,还变本加厉地将黄吴李邱关进秦城监狱。如果说在毛泽东死前,汪东兴为了开脱自己与军委办事组的密切关系,对黄吴李邱下狠手还有一点点不得已的成分。但是毛死江囚后,这层厉害关系已然不存在了,汪东兴已经没有必要再落井下石了。军委办事组诸人与汪东兴曾经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在共同对付江青、张春桥这伙文革极左派持有共同的立场,汪东兴对此心知肚明,可为何汪东兴竟然昧着良心干出如此伤天害理的事情?事实上,粉碎“四人帮”并不是汪东兴真的良心发现救民于水火,而是从自己的政治利益出发,维护自己的权力,同时汪东兴也看出“四人帮”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要有军方的支持,擒拿此四人犹如瓮中捉鳖,不费吹灰之力。那么之后的下一步该如何走呢?对内给“四人帮”戴上“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帽子,对外则宣称华国锋、汪东兴才是毛泽东的嫡系传人,所以还要继承“毛主席遗志”,继续“以阶级斗争为纲”,继续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一切实乃换汤不换药,实行没有“四人帮”的“四人帮”路线,那么把黄吴李邱打成反革命集团更可表明毛泽东当年大搞文革运动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毛泽东与林彪的斗争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然而,汪东兴的这一套很快就吃不开了,毛泽东马上就面临被清算的下场,汪东兴这位毛泽东的“家臣”当年替主子干了无数见不得人的事,当然也要为此复出代价。如果不是邓小平要维护毛泽东这面旗子,要不是汪东兴尚有“粉碎四人帮”的功劳,恐怕汪东兴也早就进了自己人的大牢--秦城监狱。 www.6park.com

针对汪东兴的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书,笔者曾给予如下之评论:综观汪东兴在文革中的活动,汪有幸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时间最长,贯穿了文革的全过程。整个十年动乱,也是汪东兴政治生涯最辉煌的十年,汪从毛泽东的办公厅主任最后成为了党的副主席。毛泽东的每一项战略部署都少不了汪东兴的鞍前马后。可以说,汪东兴始终与毛泽东的重大错误乃至罪行紧密相联。在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年代里,汪东兴本应认真反省自己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反思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思考如何避免类似的悲剧的重演,实事求是地记述这段历史的全过程,从而记取历史的深刻教训,而不是文过饰非,继续制造毛泽东的新神话,歌颂毛泽东的所谓“丰功伟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汪东兴在自己的《毛泽东与林彪反党集团的斗争》一书中不仅没有丝毫像样的反思,反而继续其颠倒黑白的伎俩,通篇假话和谎言,不愧是一本精心剪裁,篡改历史的伪回忆录。通过上文对汪东兴所作所为的揭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汪东兴的真实面目。我们可以说,汪东兴这本书既没有“尊重历史,实事求是”,更谈不上“总结、提高、发展”。汪东兴的所谓回忆录不过就是一部地地道道的充满谎言的书。为了对历史负责,我们有责任澄清汪东兴书中所混淆的历史真相,揭示历史事件发展过程的原委,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总结历史的经验,分清责任,辨明是非。(丁凯文《论汪东兴与林彪事件之关系--评〈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载《百年林彪》明镜出版社,2007年11月)
三十五、《邱会作回忆录》与《心灵的对话》之比较 www.6park.com

今年1月和2月《邱会作回忆录》与《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相继问世。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出版两部邱会作的回忆,十分难能可贵。笔者曾就《邱会作回忆录》作了述评,现在愿就这两部书再作一比较。 www.6park.com

1、《邱会作回忆录》是邱会作整个人生经历的较为完整的一部回忆,它涵盖了邱会作整个不平凡的革命生涯。从早年参加红军到参与第一次国共内战,从参加长征到在延安的工作,从参加东北战场的战争到进军大西南的衡宝战役。邱会作与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一个普通一兵成长为军中骁将,为中共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建国后,邱会作不仅参加了军队的后勤建设、中央军委的工作,还对后勤工作的管理、改进、自救生产渡过灾荒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并得到周恩来的高度评价。《邱会作回忆录》最主要的特点之一就是,全面记述了自1959年起进入中央军委工作的经历,特别是文革时期的历史,为后人留下了非常宝贵的资料。这部回忆录应是邱会作的正版回忆。 www.6park.com

2、《邱会作与儿子谈文化大革命--心灵的对话》是一部口述回忆实录,作者程光通过与父亲邱会作多次谈话的记录,将邱会作就文革时期的那段历史的谈话作了极为详尽、细致的记录,其叙述的重点在于文革部分,内容极为丰富、珍贵,邱会作回顾这段历史的很多思想的精华在此体现出来。《邱会作回忆录》一些内容可能由于篇幅的原因未能全部收录,而《心灵的对话》则有较为具体的阐述,如“二月逆流”、“三支两军”的工作、中共“九大”后的中央工作,包括对外军事援助、国防工业的建设、组建解放军的基建工程兵、战备一号令等。因此,《心灵的对话》应是对《邱会作回忆录》的补充,《邱会作回忆录》中个别不甚准确之处,《心灵的对话》也予以修正。 www.6park.com

3、《邱会作回忆录》作为正版回忆录,值得历史学家和文革史研究者们细细解读。而《心灵的对话》是以父子之间谈话的形式进行,因此语言、风格更为流畅,通俗易懂,很多地方话语不多,但往往一语中的,发人深省,且更适合缺少文革史知识的人们阅读、理解,其涵盖面亦较为广泛。此外,《心灵的对话》在叙事方面更细腻,更准确,更丰富多采。可以说,两部书籍的内容相辅相成,互为补充。有朋友不无幽默地说,《心灵的对话》可以看成为《邱会作回忆录》的“学习辅导材料”,此言不无道理。 www.6park.com

4、《邱会作回忆录》与《心灵的对话》分别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从整体印刷质量上来说,《心灵的对话》似乎更胜一筹,不仅纸张质量较好,装帧精美,错别字亦极少。而《邱会作回忆录》有个别脱页之处,书中个别纸张上还有未印刷上字体的问题,这应是出版社把关不严所造成。好在这些都是些小问题,并不影响全书整体内容,希望再版时能有所改进和提高。

结束语 www.6park.com

邱会作将军在14岁时即投身中国革命的解放事业,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团青年委员、少共区委书记、红军总供给部党支部书记兼统计员、军委军事工业局党总支书记、军委四局三科科长、总供给部粮秣处处长。邱将军还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斗争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后任中央军委供给部部长、豫皖苏财经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组织部长及供给部政委;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政治委员、解放军第四十五军政治委员。他率部队参加了决定中国命运大决战三大战役中的辽沈战役、平津战役,以及衡宝战役等许多重大战役。可以说,邱会作为了共产党建立新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中共建国后,邱将军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1954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副政委兼后勤学院院长。1959年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党委第一书记、军委办公会议成员、国务院国防工办副主任,1968年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中央军委国防工业领导小组组长。1969年中共“九大”上当选为政治局委员。邱会作将军在其任内始终兢兢业业、勤奋工作,对解放军后勤工作的正规化、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并被周恩来誉为“解放军历届后勤部长中最好的一个。” www.6park.com

邱会作将军在其壮年时期卷入毛泽东发动、领导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文革初期,邱会作遭到江青等人指挥的造反派的残酷打击和迫害。在那扑朔迷离、波诡云谲的年代,邱会作虽然不得不支持、拥护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革运动,但是他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与江青等文革极左派作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当林彪在庐山上发起对文革极左派的斗争时,邱会作与军委办事组站在了反击张春桥的最前线,由此受到毛泽东的追究。由于“九一三事件”的爆发,邱会作无辜受到牵连,被毛泽东隔离审查,失去了自由,更在毛泽东死后受到华国锋、汪东兴以及后来邓小平、彭真等人的进一步迫害,不仅被打成莫须有的“林彪反革命集团主犯”,更被判刑16年,成为毛泽东文革运动的替罪羊。笔者相信,历史终将推翻官方强加在邱会作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辞,还邱会作一个清白。 www.6park.com

邱会作将军这部口述回忆是继吴法宪回忆录之后又一部极具价值的回忆中共最高层文革运动的巨著,它的详实、具体、细腻是当今史学界深入文革史研究不可多得的珍贵史料,读罢此书方能真正体会到它的价值。笔者深切地感谢邱会作将军为后世留下了这部口述回忆,它的重要性和意义绝不亚于邱会作几十年投身革命所取得的成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部口述实录将更加彰显其无可替代的价值。笔者在此向邱会作将军致以崇高的敬意! www.6park.com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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