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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大陆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武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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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红卫兵南下

1966 年9 月11 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人员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风风光光地进入位于市中心,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安营扎寨(今上海大剧院的位置)。当天,南下兵团即以“全体战士”的名义在上海散发《宣言》,一方面声称这次是“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战斗友谊”而来的;一方面表态:第一,我们是战斗队,是旧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反。第二,我们是学习队,要向上海的工农兵、红卫兵,向赴沪的其他红卫兵学习,永远做群众最恭谨的小学生。第三,我们是宣传队,要让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①。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9 月13 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分别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40 多名劳模座谈;在市学联,与上海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提出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家物资如何处理?),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依据统一的口径)一一作了介绍。最后,北京红卫兵对打人作了解释,强调北京的“阶级报复”很厉害,确实打死过一些“坏人”等。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开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运动。

应该承认,首都红卫兵因受“派遣”而具有政治的优势;因人员众多,队伍整齐而具有组织的优势(其下属十六个纵队,分散在杨浦、虹口、静安、卢湾、黄浦、徐汇、长宁等区域);因初来乍到就领受上海有关方面的关照而具有行动的优势。

二、现场之一:面上的行动

9 月13 日,就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与上海劳模、学联代表举行座谈会,声称“是来上海学习的”时候,北京语言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奔走呼号,在上海的大街上散发铅印版传单《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指出“现在,上海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即一些“黑帮分子”仍然“养尊处优,逍遥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体红卫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高级公寓、别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代;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②。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各路纵队主动与各区联系,广泛查摸“敌情”,反复询问有关人员“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档案和大字报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单等。当晚,南下兵团即以徐汇区为重点,分别在卢湾、虹口、静安、黄浦、闸北等区实施抄家,约查抄五十多户。起初,北京红卫兵还“注意调查研究,组织得比较严密”,如徐汇区的行动组成了“训话组(对家属)、“讯问组”(对本人)、搜查组、记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当发现原单位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便一边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一边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克制只保持了一天。第二天(14 日晚),在卢湾区,130 多名南下红卫兵分头搜查了三户。其中资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妇被剪了头发。当时,红卫兵问其女儿,你站稳立场吗?答:站稳的。红卫兵就叫她用皮带抽打其父亲,她不肯,也被剃了发。一户被称为“洋奴”的是个八十多岁的瘫痪老头,北京红卫兵将其儿子、媳妇、女儿绑在浴室里,儿子被鞭打、搜查以后,将东西装了三卡车运到体育宫。在徐汇区,30 多个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在永福路某号陈某家搜查(原三青团分队长),将搜查对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头,并用皮带、长柄伞、火钳、拐杖等打抽。陈某说:“十六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说“没有打死就是文斗”,把陈打得头部、胸部、背部皮肉裂开,处于昏迷状态。当时,红卫兵在门口把守着,街道干部和群众都不准入内,邻居则在屋外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据统计,至9 月15 日以前,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十个区共搜查了九十户左右,其中徐汇区搜查了五十八户,并在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其间共发生武斗48 起,98 个对象中82 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的。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广泛介绍北京对黑六类的武斗,认为上海太强调文斗。例如第十纵队在黄浦区的各个活动点上制造舆论,大肆宣扬“文斗是没斗”、“敌我矛盾就是用武斗”、“打死人没关系,花八元钱”(指火葬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第七纵队在静安区活动时也宣传,北京已杀许多人,“就是要红色恐怖!”,“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具有这般强烈的意识,这般强烈的情绪,据9月15 日至17 日的三天统计,北京红卫兵打人30 起,被打达百人以上。武斗往往利用晚上关门殴打,打后不准被打对象去医院,被打人有血迹的衣服要洗过,而且被打人天天换房间。由此可见,仅仅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已经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武斗方式已经从抄家现场的殴打,演变成私设刑室的摧残。这种归趋的必然性决定了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在上海制造骚动和事端。

下面请看来自“面”上的数例行动报告:
9 月15 日,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进入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某家搜查,中医学院“文革”组织闻讯赶到,说明陈家已抄过五六次,为此双方发生争执。17 日,北京红卫兵破门搜查,第二天又借陕西路小学开斗争会,将陈的老婆、子女、孙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罚站、抄身、鞭打,还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陈多次被缚住手脚,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带、棍子抽打。经医检,陈腰以下及臀部皮肤呈青紫色,有肿痛,肩部、两肋、脸部、颈部也有伤痕。

9 月17 日下午4 时,红卫兵南下兵团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场台上揪斗了厂领导丁一,陪斗的有谢晋、徐昌霖、汤晓丹、顾而已、黄宗英、蒋天流等13 人。北京红卫兵给丁一挂上“黑帮大红伞”的牌子,责令陪斗者“一个个交代罪行”。

9 月21 日上午8 时至夜11 时多,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见隔壁中苏友谊馆传来叫喊救命的声音。从楼上窗口望去,看见被打的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当晚,上图工作人员邀请中苏友谊馆、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属南下兵团十六纵队。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态度不好者”、“流氓阿飞”、“无执照小商贩”、“说北京红卫兵坏话”等。这批北京红卫兵从17 日开始,打的人已有十四、五个。23 日晚上,十六纵队红卫兵拉上窗帘(从缝隙中看到一白衬衫者跪在地上),继续在陈设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间里审讯打人,他们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带抽打。当晚12 时,上图群众请来师大七、八十个红卫兵,不仅派出代表与南下兵团指挥部交涉,还强行察看了十六纵队的打人场所,看到在押的6 人已被打得躺在地下。

9 月25 日晚八时,北京红卫兵查抄徐汇区永福路某号肖某家(肖某72 岁,曾任国民党驻法使馆参赞、外交部秘书。时任市人委参事),责令交出手枪(因其儿子单位抄家时抄出子弹),肖交代“手枪留在法国”。北京红卫兵将他脱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用皮带抽打得很厉害。凌晨三时,肖死亡。

应该承认,恰如北京红卫兵所宣称的:“在上海必须造成一个短期的红色恐怖现象”,③那就是通过“革命”(武斗),清晰阶级阵线,教训阶级敌人。其实,这些“恐怖现象”在一些重点单位的发生,则更加惊心动魄。

三、现场之二:点上的行动

下面请看来自“点”上的行动报告。

上音(附中)事件:
9 月13 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12 名红卫兵(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学生),乘三轮卡、摩托车,带着电影摄影机来到上海音乐学院附中。他们在车上高唱“鬼见愁”歌,在大门口、各大楼和行道上写下“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接着,他们与校内的红卫兵造反派串联,来到接待组,责问该院红五类子弟所占比例?教师队伍家庭出身情况如何?这批北京红卫兵还斗了贺绿汀,往贺脸上吐沬,并叫贺下跪,脱鞋脱衣。晚上,这批北京红卫兵提出住在上音(市接待站已安排在化工学院),表示“住定了,不走了”。

16 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七纵队120 人强行住进上音南楼(男二楼、女四楼。主要为北京工学院和北京四中、七中、九中的学生)。他们宣称“上音红五类子弟只占30%,是黑帮统治”。第二天晚8 时,第七纵队红卫兵用拖车把贺绿汀夫妇从家中拖至附中,到达时,贺的头被巨布缠绕起来,贺妻姜瑞芝已被打得披头散发,斗争中,贺夫妇被剪了头发,并在脸上涂了墨汁,还被打耳光、下跪……

19 日晚7 时,上音附中红卫兵造反派伙同第七纵队红卫兵一起对贺夫妇拳打脚踢,用皮带抽打,贺被打倒在地上翻滚。他们还叫姜瑞芝跪在地上,在姜的背上放一把椅子,然后就轮流坐上椅子用皮带抽打。当时,姜的哭声惊动了附近的居民,多次打电话给音乐学院,上音师生再三要求他们停手,他们置之不理,反而越打越凶,贺夫妇一直被打到十一点。

上外附中事件:
9 月15 日下午1 时,属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的北京外语学校学生11 人,带着照相机和手提扩音器来到上外附中,宣称“北京运动轰轰烈烈,资产阶级狗崽子已威风扫地”,与该校红卫兵一起高呼“红色恐怖万岁”等口号(该校参与行动的多为高干、革干子弟,动武者约五十人左右)。4时左右,这批红卫兵砸碎窗子,破门进入校长室,用旋凿撬开抽屉,拿走了公章,拆走了电话。接着,这批红卫兵又勒令总务主任交出钥匙,打开保险箱,拿走了支票本(后经劝说还回),但公章拒不交还,还说:“这是夺权。”在整个事件过程中,教师中的红卫兵不敢出来讲话,支书吓得躲在办公室的橱子后面。当晚,该校红卫兵便分头外出抄家。与此同时,这批制造事端的北京红卫兵和该校红卫兵骨干召开会议,策划第二天“如何使资产阶级威风扫地”的行动计划,直至深夜。

16 日清晨,该校红卫兵营在校园里贴出“实行红色恐怖”的勒令布告。6 时左右,教师们陆继到校,即被红卫兵拦住,逼令填写成份。随后,红卫兵营广播教师集中,按成份列队,强迫所有成份不好者剪发,“当即有五名女教师剪成“阴阳头”和“花头”,男教师都剃成光头。接着再揪至校门口罚跪、脸上涂墨,衣服上画上乌龟,写上“混蛋”、“王八蛋”、“狗崽子”、“资产阶级分子”、“大右派”等字样,胸前挂‘牛鬼蛇神’牌子,并强令他们相互骂打,谁不打不骂或打轻了,就用脚踢,用木棍、铁的大钳戳、推。当时有拉拖车的工人路过该校门口,停车劝告被赶走,还被指认“他们这些工人一定不是好人。”

9 时许,又一批约20 多人的北京红卫兵增援到校。一女教师(因转移黄金到校被红卫兵搜出)趴在长凳子底下,两手举起,这时一学生(一北京女红卫兵)在她背上踩了一脚,头碰在水泥地上,随即地上出现一摊鲜血,几个红卫兵还逼着她把地上的血吃掉。中午11 时左右,红卫兵强迫所有的人(被批斗者)赤脚,有的还被迫嘴里衔着一只鞋子、一只祙子进行劳动,有的将鞋子挂在脖子上(笔者按:此处应指“生活作风”、“男女问题”者),个别还挂着大砖块。当时,教职员工大多表示不满,却都很怕,有的躲在教室里,有的躲在家里。同学们也多不敢声张,非红五类子弟说:“我们讲了话,也要被剃头的。”有同学几次找支部出来讲话,但没有一个敢出来,全体党员也是如此。

下午3 时半,红卫兵集中对被批斗者训话,读毛主席语录,然后为被批斗者拍照,有集体照、个别照,也有将问题严重的一男二女合起来拍。最后,又逼迫所有被批斗者在楼梯上跑上跑下。

晚6 时,被批斗者中有9 人押送派出所,其余自己回家。过往的工人见一些教师赤着脚走在马路上,一致认为“这样做是违背党的政策的”,而这批首都南下兵团的红卫兵们则兴致勃勃,认为“上海比北京搞得痛快,越搞越有劲了”。据统计,上外附中的这次行动共斗争了31 人(占该校教职工的20%)。家庭出身情况为:地主3人、资产阶级5 人、小业主1 人,职员2 人。政治情况为:中共党员3 人,共青团员7 人。有关材料认为“仅4 人问题较严重”。31 人中,有怀孕者、哺乳者、高血压症患者各1 人,还有一人准备当天结婚,因参加运动而来校。

四、辨析与思考

围绕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在上海的活动,应有一系列的追问和探究,其中既有事实的辨析,更有问题的思考。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行动,引出文革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命题:为什么“文革”运动初期会发生以“暴力”对待“非暴力”为特征的武斗?且以北京红卫兵为典型?关于“武斗源”:中国“文革”运动初期的“武斗源”在北京。1966 年6 月18 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即发生游斗、殴打六十多名教员和干部的武斗事件,北大工作组曾出面制止。7 月25 日、26 日和8 月4 日,中央文革小组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便三次在北大召开全校万人大会,宣布“6.18 事件”是“革命事件”。结果,当着江青等人及上万北大师生的面,北大红卫兵将斗争对象揪上台,演示了挂黑牌、戴高帽、拳打脚踢、用铜头皮带抽打等。就此,武斗不但合法化了,而且迅速地向北京和全国普及④。

针对社会上越演越烈的武斗情况,8 月21 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说:“提倡文斗,不要武斗,这是今天要谈的第一个问题。”谁知在听取了各方的汇报发言后,毛在插话中又说:“北京就成了流氓世界了?不可能嘛!好人总是多数,坏人总是少数”,“总之,我们不干涉,乱它几个月”⑤。《毛泽东传1949-1976》的作者逄先知、金冲及评论说: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⑥。此后,北京的暴力进一步升级。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北京红卫兵从对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如火如荼的现场,来到上海相对冷清、和缓和克制的现场,必定要移植北京的武斗来打开局面,来显扬和证实一切。

如果说对“武斗源”的确认属事实性的判断,即它在事由的层面上解说了发生的来路,那么值得追问的是:北京红卫兵面对“非暴力”的徒手的对象,其崇尚暴力、施展暴力的思想理路是什么呢?内心冲动是什么呢? 人性承担在哪里呢?这里仅谈两点原因。首先,是“教育缺失”。诚然,十七年在数理教育方面确有成效,但在政治教育方面,它既没有弘扬中国传统文化的仁义、良知、慈爱、宽厚、温良、中庸、和谐等义理,给青少年以道德的熏陶;又没有宣扬西方文明的自由、民主、平等、正义、博爱、人权、慈善等精神,给青少年以文化的启蒙。尤其临近文化大革命的那几年,整个教育的主题不是“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诉苦把冤伸”的阶级教育;就是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斗争哲学。结果,青少年们的思想、情感被一种仇恨的意绪所浸沉;意志、欲念被一种战斗的渴望所振刷,以至当“文革”爆发的时候,这种意识形态的塑造自然衍变成武斗的行动了。

其次,是“非常时代”与“精神世界”。“文革”标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大民主,实际上是破除法律、道德、纪律和规则的正常管束,放纵了批判和斗争的自由。然而,当这种批判和斗争披挂着革命的旗幡,成为阶级斗争的展开时,实际上也就放纵了暴力。由此,“文革”在精神上和行动上构造了一个“非常时代”。作为这个“非常时代”的前驱者,红卫兵不仅满怀着战斗的冲动,更在“精神世界”里搭建了攀援理想之国的梯架。这个理想之国就是“彻底铲除帝修反”,“创立一个毛泽东主义光辉灿烂的红色新世界”,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充斥着为理想所蛊惑的激情。然而,这种理想是要通过革命造反来达到的,是要通过武斗来表现的,这便是一条充满刺激和疯狂的理想之路,以至这种理想并不旷远,而很狭窄;并不宽厚,而很尖利;并不和谐,而很激荡。正是这种虚幻的情怀和僭妄的情绪的混合,红卫兵的群体人格在“非常时代”中背离了求学期的生态(学生身份),完成了向战士身份的突变。应该承认,1966 年时的红卫兵武斗是少有功利的(1967 以后的两派武斗则与权利和利益相关联),如果说仅此一点在红卫兵的“精神世界”里还沾染了理想的色彩,那么它的主义之上的执迷,它的现场之中的暴戾,它的天理之下的忤逆,恰恰是正常人格发生解体的确证。因之,红卫兵在“非常时代”崇尚武斗就不是偶然了。

作者附记:本文引用了一部分“文革”中的简报,文中不一一注明出处。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殷之俊

注释:
①传单原件《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宣言》,1966 年9 月11 日。
②传单原件《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1966 年9 月13日。
③上海“文革”史料整理编纂小组,《上海“文化大革命”史话》定稿送审本,页81;79。
④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2006 年2月号,页49。
⑤⑥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年,页1438;1437。


·相关链接·

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的当天,毛泽东写了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一封信,表示对他们的造反精神的热烈支持,这使红卫兵运动在全国迅猛地兴起。从8 月18 日到11月26 日,毛泽东在北京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组织大中学校学生或学生代表、教职工代表免费来北京,参观“文化大革命”,使红卫兵和学校师生的大串连走向高潮。这是造成社会大动乱的一个严重步骤。在中央文革小组煽起的所谓捍卫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的狂热下,各地大批红卫兵冲向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冲向社会,对他们认定的所谓“封、资、修”的事物进行大破坏。文化教育界、党政机关的许多人,被当作“黑帮分子”、“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受到批斗、抄家,受到侮辱、殴打和迫害。许多长期同党合作共事的爱国民主人士、原工商业者和归国侨胞也受到种种冲击和迫害。这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践踏民主和法制的行为,引起人民的普遍不满。

———摘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年8 月北京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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