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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人  军宣队与山西省歌舞剧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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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2009年12月31日第40期

军宣队与山西省歌舞剧院
愚  人
    
一、支左众生相
我也曾是军人。1947年我13岁的时候,就以杂技演员的身份入伍。最初是在冀中军区“火线剧社”,剧社的社长就是写《冲破黎明前的黑暗 》的傅铎。不久,我转到华北军区(司令聂荣臻,政委薄一波)卫生部(部长钱正英)宣传队,做小提琴演奏员。1950年卫生部宣传队解散,我被分到了绥远军区的36军文工团,还是拉小提琴。1951年去朝鲜演出。1952年回国。36军文工团撤销后,我到了后来改为建筑工程部队的106师。1955年,我们文工团集体转业到山西大同。山西省为了留住我们,特意成立了山西省歌舞二团。因为一个省养两个歌舞团不合适,1956年省里把二团与一团合并成了山西省歌舞剧院。
歌舞剧院位于太原市并州路,全院最多编制时是170多人,分舞蹈队、歌剧队、管弦乐队、舞台美术队和团部直属的艺术室(作曲家,剧作家,乐队指挥,艺术指导)。我国著名的歌唱家阎维文,舞蹈编导张继刚,民歌手刘改鱼等都曾在这里学习和工作过。
我到剧院时刚刚21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剧院领导对我挺重视,除了让我干老本行,当小提琴演奏员之外,还委任我当乐队副队长。
那时,歌舞剧院的支部书记是杨路,院长是张建。剧院很多人都对张建有看法,认为他拉帮结派,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一个最明显的例子,1962年调工资,张建对一些老同志说:我们受党多年教育,有相当的觉悟了,在荣誉与金钱面前,当然我们选择党性。就我们的级别、工资而论,比年轻同志高了许多,他们只有40多块钱,如果我们一个老同志不提这一级,就能给三个年轻同志提级,我们单位提级的百分比就会大大地突破,而工资额不长。经他这么一说,许多老同志放弃了提级,让给了年轻人。这样一来,年轻人被他拉了过去,而张建和他一伙的几个高级别者却都提了工资,一跃成了厅局级干部。许多老同志给他提意见,他就打击报复,企图把一些老同打成“反党集团”(这些老同志绝大多数是党员)。只是因为文化厅的干预,张建没能得逞。
文革发动时,张建带着歌剧队在晋南搞四清,杨路领导运动。因为上述原因,张建成了众矢之的。给他贴的大字报像狂风暴雨,呼啸而来。杨路一来为形势所迫,二来遵循“放手发动群众”的上级指示。在文化厅的领导下,成立了临时领导小组,那年我31岁,一个心眼要揪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于是被选进了领导班子。而就在这时,另一种观点的暗流已经在剧院涌动。此后成立的造反派组织“东方红”的基本观点就是保张建,另一派“11.28”则以保杨路为职志。尽管两派对此都不承认,但其根本分歧端在乎此。
作为领导班子中的一员,我自然被划归杨路一派。而几个月后,毛泽东说,前一段运动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于是人们就起来造反,因为我和杨路一起执行了“资反路线”,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东方红”的打击对象。以侯桂林、张占明为首的“11.28”,成员年纪较大,党员的人数也多,对我执行的“资反路线”,给予了理解和原谅。当时我如果反戈一击,批判杨路,那么“东方红”就会放我一马。可是我死不认错,在“东方红”眼里,我就成了死保杨路的顽固分子,成了必须打倒的人物。
在两派极为对立之时,“东方红”和“11.28” 各自和社会的一派串连起来。“11.28”靠向了以杨承孝为头头的“山西省工人造反决死纵队”(后来杨承孝被枪毙),“东方红”靠向以郝廷云为头头的“山西省红色造反联络总站”(后来郝廷云被判无期徒刑)。这两派工人组织,对待旧省委的态度是一致的,都参加了1967年1月的夺权。他们对山西文艺界的问题根本不了解,在观点上又有很大分歧,但是对文艺界都采取实用主义态度,不约而同地跑到文艺界拉帮结派,以便扩大势力,使之帐下有一个演出团体,为其派性服务。而“11.28”和“东方红”恰恰也正需要一个工人组织做后盾,于是,二者一拍即合。
有了社会上的两大派做靠山,“东方红”和“11.28”成了山西文艺界最著名的两派,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一心想把对方吃掉。“回原单位闹革命”,“抓革命促生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等等指示、命令、要求,对山西歌舞剧院根本不起作用。在这样的形势下,山西省革委会决定向歌舞剧院派驻军宣队。
歌舞剧院共进驻过三批军宣队。第一批在1969年夏末进驻,共三个人,一名指导员带着两名战士。他们的任务是促成两派头头坐到一起,实现大联合。这三名军代表,虽然职务不高,但人家是“毛主席,林副主席”派来的,是在高呼“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形势下进驻剧院的。所以两派都不敢慢待,都使出全身解数,争取军宣队的支持。怎么才能获得人家的支持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千方百计地给他们灌输自己一派的观点。无非是自己这一派如何受到打击,如何造反等等。两名战士则深入两派群众中了解情况。三位军代表成了全团最忙碌的人,有时吃饭也是边听边吃。
两派的群众和头头清楚,哪一派得到军宣队的支持,就会被列入左派的行列,在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时,就能把自己所保护的干部结合到新的领导班子里。可是,军代表在两派中间不偏不倚,于是引起“东方红”的不满,说军宣队“支左”态度不明朗,对立情绪再次出现,革命的大联合泡了汤。
1969年搞“备战”,全院一起拉练到了山西省汾阳县杏花村。在那里搞阶级教育。过了几个月,第一批军宣队撤了,听说是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
1970年5月左右,第二批军宣队进驻歌舞剧院,同时和军宣来的还有工宣队,他们的任务仍然是促进大联合,清理阶级队伍,成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
这批军宣队来自北京军区政治部和69军,其中还有战友文工团我认识的人,可在那个时候,认识也装作不认识,他不敢和我说话,我也不能和他接触。
这批军代表,职务都比较高,最低也是营级干部。可能是接受了第一批军宣队教训的缘故,从进歌舞剧院的那天起,对谁都是横眉冷对,在他们眼里,“洪洞县没好人”,好像到处是阶级敌人。表面看,他们似乎是一碗水端平,对两派的态度都一样,实际上是戴着框框来的。
这批军宣队进驻以后,“11.28”头头们多次找军代表谈剧院情况,可每次都遭到拒绝。而军代表对“东方红”的头头们却有说有笑。有时军代表在会上讲话,也能听出他们对老党员,老同志们的反感,几乎和张建的论调如出一辙。这也难怪,“11.28”的支持者们,老同志居多,而在老同志中,“历史有问题”的人也比较多。清理阶级队伍一来,这些同志就成了牺牲品。歌舞剧院揪出来的所谓的阶级敌人,支持“11.28”观点的居多。这对于“11.28”来说是不小的压力。
在这批军宣队的治理下,歌舞剧院几乎成了监狱,“11.28”一派的个个成了囚犯,只能老老实实,不能乱说乱动。业务不让搞,客人不让见,美其名曰防止串联。整天就是开会,不是批斗会,就是消除派性会,揭发检举会,促进大联合三结合的会,小会大会,没完没了。每次通知开大会,我的心里总是发颤,惟恐在哪个会上把我揪出来。
自批判“资反路线”以后,,我一直在外逃亡。当时“11.28”一派同情我,但不敢要我,也不敢为我辩护。“东方红”一派随时要抓我,正在我孤独无援之际,我的一位“右派”朋友张步法,帮我逃到了太原市供电局变电所。这里是“非本所人员不得入内”、更不能冲击的单位。我在这里躲避了几个月。
由于军宣队进驻,形势逼人,我不能不回,也不敢不回。回来之后,每天都是战战兢兢过日子,看到新的“阶级敌人”被揪出来,揪头发,扭胳膊,弯腰低头,我就感到一阵紧张。
这天又开批斗会,每人一个小马扎,按班组的位置,整齐排队进入排练室,坐到应坐的地方,空气像凝固了似的鸦雀无声,就连咳嗽声都会把人吓一跳。墙壁上贴着各样标语:“某某不投降就让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群众专政就是好”,“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等等。工宣队和军宣队,分站在标语的下方,盯着头也不敢抬的我们,好像随时都可能发现敌情似的。
军代表一宣布开会,群众专政的头头就大喝一声:“把右派分子张步法押上来!”我心一颤。张步法跟我私交甚笃。1957年他被划为“右派”,文革开始,他表现得很积极,有人说他跳得高,企图不良,想利用文化大革命搞翻案,就这样把他揪出来了。正想着,只见几个人,按脑袋、扭胳膊,连推带搡地把张步法弄到大家面前,低头弯腰。我一看,张步法把头发剃得溜光,专政人员没法揪他的头发,只好抓着他的衣领。后来他对我说:“每次批斗,老子的头发都让他们揪掉好多,军宣队一来,我就把头发剃光,叫你们龟孙子还揪!”
批斗大会结束,无论老弱病残,所有挨批的,都得跪在毛主席像前,向他老人家长跪请罪。直到广大群众退场后,吃完中午饭,他们才能起来。这时候,有的人已经直不起腰了。
搞这些变相体罚,肉体和精神折磨,表面看是工宣队的人在干,可实际上,军宣队是在幕后摇羽毛扇者。他们整天在喊要文斗不要武斗,这种批斗场合,他们看见装没看见,这可能也是“阶级本能”吧。
有一天午饭后,大家刚要休息,一阵尖锐的哨声,把人们惊起。大伙赶紧到排练室紧急集合。一名军代表声色俱厉地宣布:“阶级敌人就是要破坏解放军支左!”人群里马上响起了口号声:“谁反对解放军就打倒谁!”军代表继续说,“我在吃饭前把暖瓶提进茶炉房,灌满水,等吃完饭提暖瓶时,瓶盖却滚在地上了,沾上许多灰渣。这不是阶级敌人破坏是什么?这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大家要提高警惕,把这个阶级敌人揪出来!”
我听了暗笑:瓶盖被开水蒸汽冲掉是常事,连这么点常识也没有!
这件事在军工宣队内部可能引起分歧,以后再没提了。而这第二批军宣队不久也就离开了。    
1971年春,第三批军宣队进驻歌舞剧院。这批军宣队只有两个人,一名姓何,是个副团级干部;一名姓吴,是个营级干部。这时我们剧院两派,在上一届军宣队的强制下,已初步联合,成立了新的领导机构。但两派对革命领导干部的看法仍有分歧,于是军代表就替代了革命领导干部,被结合成了第一把手。其他领导成员是两派选出来的头头。表面看,他们可以坐到一起开会,研究问题,骨子里派性仍很严重。军宣队认为:由于派性的保护,真正的坏头头还没有抓出来,如果我和侯桂林(党员)这样的坏头头得不到应有的制裁,他们支左的目的就没能达到。几个月后,在山西省文化系统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上(习惯上称“太谷学习班”),我和侯桂林先后被揪了出来,这是后话。
第三批军宣队的两名军代表在对待剧院的策略、方法上大不相同,何代表对两派群众搞怀柔战术,最大限度地孤立所谓的坏头头,时不时地在群众面前宣称把一碗水端平,给人留下和蔼可亲的印象。他的小九九是,以后脱军装留在本院。吴代表则态度强硬,对谁都是一副冷面孔。对他来说,到这儿支左只是当一回过客,脱了军装就回家。
值得一说的是,何代表对美女们更加亲近,经常在女士(特别是美女)面前有说有笑,目光四射,似乎有普遍培育,重点开花的意思。我们知道他已有妻室,就故意问他:“何化同志,怎么不把老婆接来住住?”一听这话,他就支支吾吾,搪塞过去。
某天晚上10点多,邻屋的小郭夫妻把我叫到他们屋,对我悄悄说,你听听何代表和某某女在干什么。这房间下面就是何代表的房间,白天如果敞开窗户,说话声音大些就能听到。小郭指指床,要我贴近床腿、通过床腿的传导,听下面的声音。我照办了,果然听到了非常清晰的男女对话:  
女:别大声说话,外面人能听见。
男:不怕。大家都睡觉了。这是牛肉。吃吧。
女:你再喝点酒。
然后是一阵笑声……
我不再听了。说实在话,我对男女的苟且不感兴趣。可是在那个年代,津津乐道的是用男女关系把人搞臭。当下是一位支左的军人,他有三点红,是代表毛主席和林副主席,这样的行为不就是亵渎了二位领袖吗?
林彪事件发生以后,两派的群众对文革的一切,似有了点上当受骗的意识,不愿意不明不白地去被人利用,对军宣队态度,也由热情转变为冷淡。何、吴二人也留不住了,他们要撤,有人提议要搞欢送会,有人反对,最后决定和军代表合影留念。当通知到我时,我冷冷地说,谁想和他们照就去照,我不去——跟他们合影是我的耻辱,我不想留这种纪念!
有关解放军支左时的丑闻很多,太原大众机械厂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他们厂就发生了这样的丑事:解放军进厂时,每人一个背包,一个语录牌,一本《毛主席语录》。等他们出厂时却是用大卡车往外拉东西。大衣柜,小衣柜,写字台、木材等等。不料出厂门时,被门卫老工人拦住,要他们出示物资出厂手续,这时的军宣队领导非常尴尬,既拿不出物资出厂单,又讲不出道理,由于这样纠缠,厂门口围观的人越聚越多,纷纷议论,支持老工人的做法。这位老工人对军宣队说,规章制度是你们定的,我现在就是按你们要求办。有围观者说,解放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可好,整车的往外拉东西!这时工厂保卫干部来解围,折衷地对老工人说,你又不是不认识他们,先让他们走。老工人说,我认条不认人,这是他们教育我的。这时围观的人群中,有起哄的,有说怪话的,你一言我一语,弄得军代表们的脸红一阵白一阵。后来只有革委会主任出面说,东西先留下,解放军先撤。此时围观的人才一轰而散。
由于解放军的“支左”。他们的高大形象已荡然无存。我的一位朋友对我说,军队这么拉一派打一派,政策水平这么低,作风这么不正,打起仗来,我反正不会去抢救伤员。

二、太谷学习班
军宣队从1969年派驻山西省文艺界,到了1970年秋,一年多了,还是没能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的目标。两派之间貌合神离,所谓的革命领导干部没有进入领导班子,与社会组织没有彻底脱离联系。军宣队认为,所有这些都是因为坏头头没有抓出来造成的。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更严厉的措施:把文艺界的几个演出团体,调出太原市,实行封闭式的清查。这就是以后我们惯称的“太谷学习班”。    
1970年秋,山西省文化局所属的歌舞剧院两派,山西省京剧院两派,山西省晋剧院两派,在几天之内离开了太原市,到了太谷县的省农学院(今山西农业大学)集中办学习班。这个学院距离太原市大约60公里,是国内著名的农业专业院校之一。我们到来时,这里的教职员工、学生都不知去向,留下来的只有几个看守人员。教室、实验室都上了锁,满院荒芜,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校园。
我们三个演出单位,在文化局军宣队的统一领导下,在各单位军代表的带领下,住进了这座空荡荡的大院,占用了整整一座三层的学生宿舍。军宣队对我们实行军事化管理,早出操,晚点名。并且定下了“七不准”:一、不准出大门,二、不经批准不得打电话,三、不准会客,四、不准串连,五、不准三人同行,六、不准通信,七、不准请假、探亲。每天的行动范围就是宿舍、操场、食堂、会场这四个地方。就连食堂也严格地划分区域,各单位不能混坐,以防互相交谈。我们从此与外界隔绝,成了变相囚犯,而这所学院则成了一座大监狱。
歌舞剧院和京剧院同住在一层楼,为了防止串连,在中间区域设置了可靠人值班,不让越界,双方人员,在楼道里见了面,只能点点头,连问安问好也不允许。
每间宿舍住六个人,两派各三人,分睡上下铺,以达到互相监督,互相举报的目的。我的上铺是“东方红”的张耀中,按说我和他有着不同观点,而且从文革初期就出现了严重对立,三、四年来,就没说过话,可是在这种环境下,对几年的运动,似乎都有了心照不宣的逆反心理,对没完没了的内斗有了厌烦情绪。
他有一台全院惟一的半导体收音机,每天晚上熄灯后,他就把收音机拧开,听广播,当然我们也跟着沾光。但不知何故,有一天早晨出操回来,军代表突然找我谈话,让我揭发张耀中偷听敌台的事。我知道,这可不是小事,是现行反革命的严重问题,如真的查有此事,起码要判几年徒刑。我俩是两派,军代表为什么找我揭发他的问题?是利用派性矛盾,把问题揭出来?还是想陷我于诬陷罪?我想了想对军代表说,我们住同一个房间,没发现他偷听敌台(那时的半导体收音机没有耳机设置),如果他听敌台,我们都会听到,你们最好再问问别人。
此事以后再没有纠缠。
“11.28|”的一名主要领导人侯桂林被隔离审查,这对我来说是个警告,因为运动初期我俩就鳔在一起和前院长干。再往前推,1963年张建就想把我和侯桂林等四人打成反党小集团,由于文化局的干预,张建才没得逞。现在侯桂林被揪出来,我预感到灾难离我也不远了。
果然,几天后一个早晨,我出了宿舍,楼道里铺天盖地的大字,都是贴给我的。这些大字报,不是批判我执行资反路线,也不是批我和侯桂林的关系,而是说我“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张光宇的罪行必须清算”,说我“毁我长城罪该万死”,说我“反对林副主席”,并发誓叫我“狗头落地”。当时我就懵了,我没想到,我和张光宇的关系,会被人家上纲上线到这种地步。
张光宇是空军文工团歌剧团的一名主要演员,高高的身材,出身于工人家庭,可以说是苗红根正的好军人。他的妻子谢静珊是我院舞蹈演员,二人青梅竹马,因谢的出身不好离开了空军文工团,可是二人感情在全院也是独一无二。每次张光宇从北京到太原探亲,只要是逢我院演出,张光宇总是和我们一起装台卸台,搬箱倒柜。因我和张光宇都是军人出身,自认识后,我们的关系就很融洽。文革中,张光宇成了空军文工团一派的头头,当时军内两个司令部并不明显,张光宇这一派给吴法宪贴了不少大字报。空军文工团的另一派则是死保吴法宪。不知在军委谁的支持下,把张光宇这一派打成反动组织,于是到处抓张光宇。张光宇无处躲藏,我在北京正好有一处空房,我就把他藏在那里。后来,吴法宪得了势,张光宇就成了军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全军通缉,后来终于从我在北京的家里把他抓走,判了死刑。念其出身好,一贯表现积极,改判无期。不管死刑还是无期,我都是窝藏和包庇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人。张光宇的妻子谢静珊,迫于形势和政治压力,不得不与张光宇离婚。
如果只是泛泛地检举我包庇张光宇,我并不担心。因为事实不是大字报写的那样,我最担心的是和谢静珊的一次谈话,一旦谢静珊把这次谈话举报出来,两个问题并在一起,问题就严重了。
那还是1970年,第二批军宣队进驻不久,听说张光宇抓起来判了徒刑,又听说谢静珊在重重压力下准备和张光宇离婚。一天我约谢静珊见面,时间定在某日的深夜,在二、三楼的楼梯口。她如时到来,在昏暗的灯光下,我悄悄问她,你怎么想和张光宇离婚?她说,我的压力太大了,祖父是国民党右派,父亲是反革命被镇压了,张光宇又成了现行反革命……说着说着,她就抽泣起来:“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你是体会不到的。”我问她:“你想用行动表现争取入党?还是想当官?”。她说,你别拿我开心了,像我这样怎么能入党当官?后来我劝她沉住气,慎重考虑,最好不要离婚,否则张光宇的压力比你更大。
这次极秘密的谈话,只有我俩知道,我当时对她说,今天的事,你知我知。说完就各回宿舍了。
和谢静珊的这次谈话,一旦和窝藏张光宇的问题联系起来,就严重了。因为在当时形势下,包庇反革命,劝阻别人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限,都是反革命罪行。
在这次追查我的问题时,尚没有牵涉到我和谢静珊谈话的内容,虽然这样,我必须要有两手准备,预防谢静珊顶不住压力时揭发我,我只有一口咬死“没有的事”,反正就我和谢俩人,没有别人知道。
追查我的第二个问题是,有人举报我参加了“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反革命组织。其实这是1967年3、4月份的事,当时我在太原供电局躲避批斗,一天,供电局负责我生活的小戴听说五一广场要召开“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联络站”成立大会,问我想不想去听听,并说陪我去。我在这个地方已经憋了一两个月了,想出去转转,这样,两名工人陪着我到了五一广场,在成千上万的人群中转了转,看了看,觉得没意思,就回了供电局,这就演变为我参与了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现在把这些捕风捉影的问题都揭出来,许多不了解真相的人,还真以为我既窝藏反革分子,又参加了揪军内一小撮,那我就真的成了十恶不赦的罪人。有些人虽和我的观点一样,这时也和我疏远起来,见了面连招呼也不敢打一下。想找个人聊聊也遭冷眼,不过比起侯桂林来,我算是好的,起码没有被隔离审查。可我也深深感到,现在的人怎么都没了思想呢?只要领导说什么,大家就一窝蜂地跟上,不管对错,一事当前,先保自己。
我憋得太难受了,一天晚饭后,在回宿舍的路上,我硬着头皮叫住了王宝灿,问他能不能跟我一起走走,他也是硬着头皮答应了。我想跟他谈谈有关张光宇的事,哪知他根本不想听,只说些开导我的话,讲些一般道里。后来我说,他们一定要把我打成反革命,我就豁出去了,党籍、资历全不要了,我就彻底堕落。我说的堕落,就是和他们干到底,听了我说的这些话,他又是一番劝导。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回到宿舍楼一看,一批新的大字报贴满了楼道,大部份是针对我这一小时的活动,有人质问我又在搞什么阴谋诡计,有人写道,想找同情人,是痴心妄想,有人警告我,只有老实交代,否则是死路一条。
这时我才想到,原来一直有人在跟踪我,我的一举一动都有人监视。他们订的约法七章中不准三人同行,现在我们二人走走也成了“搞阴谋诡计”。
对我揭发批判进行到第二阶段,即大小会相结合,个别谈话与群众见面相结合,软硬兼施的阶段。后来我得知,自到太谷学习班后,我一直是军宣队领导者们眼中的重点对象,只是他们一直没有触动我,按他们的计划和步骤,先动谁,再动谁,内查外调怎么进行,现在可能是动我的时候到了,所以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以致跟踪监视也有专人负责。
在和群众见面的会上,没有让我坐“喷气式”,只是安排了不同的人对我检举、揭发、批判,让我交代和张光宇的关系及参加“揪军内一小撮联络站”等问题。我一一作了说明,于是说我态度不好,人格侮辱,破口大骂一齐都来了,弄得我根本没有申辩的机会。会后,军代表找我谈话,很温和地劝导我,会上不好说的可以会下说,只要把问题说明白就行了。我对军代表说,我确实是让张光宇住到我家,他也是在我家被抓走的,可那时我不知道张就是反革命,更不知道吴法宪司令员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我说,我跟本不会参加什么这方面的活动。军代表不相信我说的,让我老实地考虑交代问题,不要和群众对立。
对我的批斗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时候,大约是9月底,突然通知我参加党员大会,听保密报告。礼堂的四周戒备森严,各单位所有的人保干部,都集中在礼堂的入口处,确认是不是自己单位的党员,部分军代表,在礼堂外围巡逻,似乎是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我排在队伍里,顺序进入礼堂就坐,主席台上就坐的全是军代表,看着他们个个一脸的严肃,大家也跟着紧张起来,空气好像凝固了似的。大会宣布开始后,军代表似乎还有点担心,怕走漏了风声,他看了看四周的门窗,觉得万无一失才说话。正式念文件前,他强调说,这是一份党中央的绝密文件,只传达到我们这一级党员同志,大家要严格保密,无论谁泄露出去要受到党纪处分(参加学习班的人都没恢复党籍)。
军代表逐字逐句地宣读中央文件,大概内容是林彪企图抢班夺权,投敌叛国,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把在场的人都弄懵了,个个都屏住呼吸静听文件,惟恐丢掉一个字。我和所有听报告人的心情一样,不同的是,我感到庆幸,庆幸正在整我的反军问题的时候,林彪摔死了。后来我想,我因林彪而挨整,我也因林彪而得福。实际上,我既没反林,也没反军。
大会最后宣布:清理阶级队伍,按原计划进行,不能急刹车,所有场合的标语,挂像一律不动,保持原样。批判会,发言稿一律不改动。
对我的批判会照样进行,批判我的人们仍然是那么激昂愤慨,满怀无产阶级豪情,批判我反对林副统帅的罪行,可我的心里却暗笑:我们都是傻帽。
因为林彪事件的出现,“太谷学习班”也匆匆结束,我的问题也不了了之。一年多了,我妻子音信全无,不久我回北京探亲,妻子对我说,这一年多时间,来过三批外调人员调查我的问题,而且都是山西省公检法的人员。
不久我又见到了张光宇,他告诉我,自军事法院判了无期以后,他就被流放到东北,可喜的是,监管他的连长,曾看过张光宇的戏,认识他,对他有些特殊关照,但他仍觉得前途渺茫,一天他想卧轨自杀,多亏被那位连长及时发现,使他捡回了一条命。他说:“当时我真的死了,咱俩就见不到面了。”这天我俩喝了一瓶二锅头,整整喝了七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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