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应用 会员列表 统计排行 搜索

  • 1354阅读
  • 1回复

多维专稿:武汉“文革”两派负责人解冤仇

楼层直达
级别: 管理员
— 本帖被 tuffy05 从 文革回忆 移动到本区(2010-01-01) —

发布: 2008-10-06


“文革”中因观点对立、结下冤仇的武汉“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负责人,40年后走到了一起,畅叙历史恩怨,共话人间沧桑,共同总结教训

--------------------------------
  “文革”中武汉“七二○”事件中不共戴天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群众组织负责人,40年后走到了一起。2007年7月6日和29日,当年的保守派“百万雄师”、“武汉公检法”的几位代表人物,与“三钢”“三新”等造反派组织几位幸存的领袖,两度聚会恳谈,畅叙历史恩怨,共话人间沧桑,共同总结教训。据悉,这是“文革”40年来,中国唯一见到的“文革”两大派头头的亲密接触。

       经历过“文革”的人,多还记得1967年武汉“七二○”事件后的一段“最高指示”,毛泽东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益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

  尽管“文革”中的群众组织都声称“无限信仰”、“坚决服从”“伟大领袖毛主席”,但是毛泽东这一指示并没有得到贯彻,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党内的资产阶级”。不仅在“七二○”事件前,双方兵戎相见,死伤惨重。“七二○”事件后,“百万雄师”和“武汉公检法”的“一小撮坏头头”被逮捕入狱,并被造反派押到各处轮番批斗。有的还遭到毒打。1969年开始的清查“五一六”、“北、决、扬”运动,特别是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所有造反派头头无一不遭到长时间的关押、审查、批斗,而这些专案审查人员基本上是前“百万雄师”的骨干分子。真可谓“你方唱罢我登场”。被审查者许多人被判刑。一直到十年“文革”结束,武汉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一直斗得你死我活。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造反派与保守派两大派别头头之间,更是存在极深的芥蒂。

  两派头头在“文革”中都风光一时,又都挨过整,坐过共产党的监狱。所不同的是,双方挨整的时间有先后,性质、程度也不一样。随着“文革”受冲击的当权派逐渐官复原职,保守派头头在“文革”的所有错误被得到赦免,“文革”后一部分人得到重用;而造反派头头在“文革”中走红不久就屡遭打击,“文革”后更是遭到万劫不复的命运。

        “文革”40年后,保守派和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幸存者都已年满花甲甚至年过古稀,首次直接接触,双方回顾往昔,不胜感慨,感悟到要放下历史包袱,并表达了进一步沟通的愿望。

  两大派领袖的会见,由当年“百万雄师”一号头头俞文斌率先提议,当年两大派组织幸存的负责人得知后,纷纷欣然表示同意。

  双方第一次见面,于7月6日中午在汉口亢龙太子酒店举行。“百万雄师”一方参加者共四人:

  俞文斌,现年74岁,“文革”前为武汉市机械局武装部副部长,“七二○”事件后被关押囚禁4年零8个月,1978年“七二○”事件平反后,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经委副主任、武汉市驻香港办事处主任;

  章迪杰,现年71岁,“文革”前为武汉市硚口区房产公司第五房管所工会主席,“文革”中为“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常委蒹联络部长,“七二○”事件后被关押囚禁4年零8个月,平反后任硚口建筑集团公司三产办主任;

        汪士奇,现年71岁,“文革”前为武汉市公安局干部,“文革”中为“武汉公检法”一号头头,“七二○”事件后被关押囚禁4年零8个月,平反后任武汉市公安局正科级干部;

  刘天喜,现年67岁,“文革”前为武汉市电车公司工人,“文革”中为“百万雄师”作战部行动组副组长,“文革”后为市交通局干部。

  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和代表共八人:

  谢望春,女,现年77岁,“文革”前为武汉国棉三厂工人、劳动模范、中共党员,“文革”中为工造总司成员,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候补委员、湖北省妇联副主任、武汉纺织工业局党委副书记,“文革”后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开除党籍,撤销党内外职务;

  杨道远,现年66岁,“文革”前为武汉测绘学院学生、中共党员,“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12年,出狱后不久又被以“贪污”罪判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吴焱金,现年63岁,“文革”前为武汉市无线电元件厂工人,“文革”中为工造总司一号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副主任、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77年6月在市革委会办学习班隔离审查时跳楼致残,1983年被判刑8年,妻子离婚后自杀;

  顾建棠,现年74岁,“文革”前为中共党员,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团委副书记,“文革”中为长办联司一号勤务员、长办革委会副主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1983年被判刑7年;

  彭勋,现年73岁,“文革”前为中共党员,湖北大学教师,“文革”中为湖北大学革委会宣传部长,“文革”后被开除党籍;

  彭祖龙,现年70岁,“文革”前为武汉橡胶厂技术干部,“文革”中为工造总司勤务员、湖北省革委会委员、武汉市总工会副主任,1983年被判刑6年,后成为企业家。

  还有“文革”中武汉地区最大的造反派组织“钢工总”一号勤务员朱鸿霞的妻子朱爱华和二号勤务员胡厚民的姐姐胡秀娟。朱鸿霞“文革”前为武汉重型机床厂工人,“文革”中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副主任,1982年7月判刑15年,1994年去世;胡厚民“文革”前为武汉铸钢厂工人,中共党员,“文革”中担任湖北省革委会常委、湖北省总工会常务副主任,1982年判刑20年,1990年去世。

“两派见面这件事能载入史册”

  40年前,这些群众组织的负责人都正当风华正茂的青春壮年,率领各自数万、数十万人的组织为“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而与对方斗得不亦乐乎。此时,都已白发苍苍,甚至垂垂老矣,相见握手,自报姓名,都不胜唏嘘。

    俞文斌说:“‘文革’过去40年了,我们能坐到一起来是件大好事,我也多年想和大家见面。谢望春同志,我知道你的名字,今天第一次见面很高兴,过去的恩恩怨怨,现在应该化解了,如果我们这一代不能化解,留到下一代去,我们就又犯错误了。我们两派过去斗来斗去都吃了苦,挨了整,是上了当的。希望彭教授(彭勋)牵头,把那段历史写出来。这个历史应该是只讲事实,不带观点,不带派性。”

  彭勋说:“我们能够见面是件好事,相信这件事能载入史册。过去两大派的恩恩怨怨,有打斗、甚至有流血,事件发生在我们身上,但根子应从外部去找。”俞文斌说:“根子是林彪。”彭勋接着说:“‘七二○’事件后,我在京参加了中央首长与武汉造反派头头座谈的“八·八”会议纪要的整理工作。我们国家的开国元勋(指周总理)讲,武汉造反派困难时在一起,胜利了莫分开。‘百万雄师’人还在,心不死。会议纪要中提到‘七二○’事件是党内、军内、公检法内、‘百万雄师’四个‘一小撮’挑起的。成立省、市革委会时。支持‘百万雄师’的干部参加了‘三结合’(“文革”时成立的临时权力机构,由军队干部、地方干部、革命群众组织代表组成,称为“三结合”——荣根按),‘百万雄师’没有参加‘三结合’。”俞文斌马上接着说:“这个人就是毛泽东!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害了我们。他们搞权力斗争,我们坐了4年零8个月的牢。”章迪杰则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是反修防修,你看现在是什么社会?现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

写文革史一定要讲出真实情况

  两派组织负责人交流了各自数十年来的遭遇。彭勋说:“‘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八年在受压。比如杨道远,先后为‘文革’ 坐牢27年。吴焱金受审查时跳楼自杀成了残疾,还坐了八年牢。你们(保守派)坐牢没有判刑,后来全部平了反。我们(造反派)这些人都判了刑,几十年没有一 分钱收入。”俞文斌插话;“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彭勋说:“靠老婆孩子养活。最近才拿到一点生活费,有的人还没有拿到。”章迪杰问:“你们是什么罪名?” 顾建棠说:“我们是‘林彪、四人帮的黑干将’、‘反革命’。”章迪杰问:“现在给你们发生活费是什么名义?”顾建棠回答:“是‘文革’‘两案’(指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刑满释放人员的生活费。”章迪杰连声说:“这太不象话,太不象话!”

  彭勋说:“第一,‘文革’两大派斗争实际上是走资派挑拨的;第二,我们这一代人要主动消除历史上的恩恩怨怨;第三,我们要构建和谐社会,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共同把写‘文革’这件事完成好。”俞文斌说:“章迪杰是我们中最能写的,但还是不行,你们造反派能写。”

  聚会中也重温了当年的许多争执。俞文斌请杨道远讲话,杨道远说:“你们‘百万雄师’不管文的、武的,矛头都是对准造反派的。而我们每次发表声明,矛头都是对准‘陈大麻子’(指“文革” 期间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的,我们从来没有把‘百万雄师’当作敌人。我们认为你们是受害者,是受他们(指当权派)操纵的。”俞文斌猜测说:“你是华工 的郭保安?我们到新华工去,你们把我们抓起来,交给了公安联司。”杨道远说:“我是武汉测绘学院的,我叫杨道远,你记错人了。”

   吴焱金也说:“你们‘百万雄师’是傀儡。”汪士奇说:“我们是‘皮影戏’(意思是被别人操纵),用完了就算了。”

   会见中也澄清了不少历史的误会。杨道远问俞文斌:“你们见过几次陈再道?”俞文斌回答:“我们在‘七二○’前从来没有见过陈再道和钟汉华(武汉军区政 委),他们派叶明副政委直接跟我们联系,‘七二○’事件后,我们去洪山宾馆军区支左指挥部找叶明,请武汉军区帮我们印发一个百万雄师勤务组公告:‘七二 ○’的所有错误行动由我们勤务组成员负责,希望造反派不要报复百万雄师的群众,让他们回去抓革命、促生产。叶明头一天晚上答应了我们,第二天上午就翻脸, 赶我们走,叫我们去找新华工。”

  杨道远说:“老俞说要把武汉‘文革’史写出来,就一定要把真实的情况讲出来,不要怕丑,是谁支持的就说谁支持的。”俞文斌连连点头。

    双方会见气氛很融洽,在场的人不时为对方的讲话鼓掌。

度尽劫波兄弟在

  第一次会见餐叙,是前造反派负责人买的单,7月29日中午,俞文斌等人在汉口三阳路湖锦酒楼回请对方。此次“百万雄师”参加者共五人,除了俞文斌、章迪杰、汪士奇之外,还有:   

        沈邦安,现年69岁,“文革”前为武汉电子仪器厂干部,曾任百万雄师联络部副部长,“文革”后任武汉市二轻工业局副局长;

  叶长鸣,原武汉军区副政委叶明之子,现年63岁,“文革”中为武汉工学院学生、校“文革”主任,“文革”后任驻香港中资某公司党委书记,现居香港。

  造反派负责人参加会见的共九人,除了朱爱华、胡秀娟、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彭勋、彭祖龙之外,还有:

  柳英发,现年60岁,“文革”前为湖北省实验中学学生、“文革”中为武汉钢二司勤务组勤务员、武汉市革委会常委,被定为“犯严重政治错误”,1978年起被关押1年半;

  林子忠,现年66岁,“文革”前为武昌造船厂工人,“文革”中为新武船联司一号勤务员、湖北省革命委员会委员,“文革”后被开除党籍、关押三年后释放。其妻徐筱芳(文革前为武汉医学院学生,文革中为三司革联勤务组成员,中共党员,武汉市革委会委员)1977年在隔离审查时跳楼自杀身亡。

   此次会见中,叶长鸣谈了他对“七二○”事件、对当局处理造反派头头的看法。叶长鸣说:“‘七二○’事件是林彪为了排除异己搞的。当年广州军区是他红一方 面军的人马,北京和广州中间隔着个武汉军区,陈再道、钟汉华都是红四方面军的人,不听他的话,林彪不放心;钟汉华当年在延安负责审干,对叶群在国统区的历 史未作结论,因此林彪不满。”他还介绍,父亲叶明原来不是林彪系统的,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调到东北战场,属四野管辖;叶明在武汉军区‘三支两军’中是主要 负责人之一,“七二○”事件发生前,当时中央已准备调钟汉华政委去中央军委工作。

  他还披露,父亲2002年去世前写了一些回忆录,他正在着手整理这些 文稿。他认为,“文革”结束后对造反派头头判刑处理的决定是正确的,但出狱后不安排工作,不给生活出路是不对的。

     这次会上,双方也澄清了一些史实。例如,俞文斌回忆说:“‘七二○’事件前攻打造反派据点,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勤务组没有开过一次会议研究此事。”

  汪士奇也回忆说:“老俞,‘6.17’(1967年6月17日)以前,你布置我打民众乐园,我说打不得,结果没有打。”

  这次会见,整个过程的气氛友好融洽,双方表示了很大的诚意,并互留了每个人的电话,希望今后能经常互相交流,经常来往。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鲁迅的诗句,为武汉地区前群众组织负责人的交流作了注解。“文革”的岁月,需要各方人士如实回忆;“文革”的创伤,也需要各方人士真诚交流去化解。如果说,40年来的风风雨雨使他们不可逆转地被挤到了社会的边缘,他们却能够在总结个人经历和探求历史真相中,重新找到人生的真谛。

级别: 管理员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0-01-01


图为7月29日聚会上双方祝酒,站立者左起:叶长鸣、吴焱金、俞文斌



武汉地区“文革”中的两大派负责人2007年7月29日聚会合影,前排左起:胡秀娟、汪士奇、朱爱华、章迪杰、柳英发,后排:彭祖龙、沈邦安、彭勋、俞文斌、林子忠、杨道远、吴焱金、顾建棠

快速回复

限100 字节
如果您在写长篇帖子又不马上发表,建议存为草稿
 
上一个 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