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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册子《以卫恒为首的山西黑省委是如何镇压山大文化大革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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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卫恒为首的山西黑省委是如何镇压山大文化大革命的






最高指示

  搞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定律。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

以卫恒为首的山西黑省委是如何镇压山大文化大革命的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wengewang.org)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毛主席亲自决定发表北京大学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点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熊熊烈火。一个以打击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重点的群众运动从此在全国各地掀起来了。山西大学革命师生热烈响应毛主席的号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很快贴出了揭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中青及有关省委问题的大字报,这就吓坏了以卫恒为首的黑省委。他们把群众运动视为猛兽,把山大视为“火山”,为了保存实力,扑灭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于是策划于密室,煽动于基层,指使其孝子贤孙固守反动阵地。并使出阴一套,阳一套的种种手法,暗中操纵一些受他们蒙蔽的群众和群众组织,围剿革命派,对抗以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自去年六月初至年底,山西文化革命之所以搞得如此冷冷清清,原因就在这里。以卫恒为首的山西黑省委究竟是如何镇压山西大学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呢?请让下列事实做历史的见证吧!

一、黑省委忠实贯彻彭真的黑纲领,大搞“学术批判”,企图把文化大革命引向邪路

  一九六五年十月,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开了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社论,革命的熊熊烈火在全国燃烧起来了,一场尖锐复杂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在全国展开了。可是在这一段时间里,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恒为首的山西黑省委却一直别有用心地反对毛泽东思想,与《解放军报》唱对台戏,大搞“学术批判”,向各单位发出了一个《关于参加学术批判运动的通知》。这个通知引用了反革命黑帮彭真的大段黑话,公然对抗中央精神,肆意抹煞、掩盖阶级斗争,把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说成是一般的学术之争。而在中央发通知批判了彭真的黑通知之后,山西黑省委却借口什么“怕引起混乱”不采取措施肃清黑通知的流毒,任其流毒自由泛滥,这就充分暴露了山西黑省委的恶毒用心及其与彭真的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黑省委的直接指使下,四月廿五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山西大学校党委常委、秘书长宋华青作了“学术批判动员报告”,五月九日,党委宣传部付部长陈枫在全校党员会议上作了各系结合专业,结合学术批判的具体安排,把中文、历史两系的部分师生抽调到文联、出版社搞“学术批判”,把大批师生送到乡下,阻止外语系和理科同学停课闹革命的要求,竭力把运动引向“学术批判”的邪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山大党委付书记、付校长刘梅亲自到X班蹲点,大搞“学术批判”,竭力把自己打扮成“革命左派”,与宋华青大演黑帮斗黑帮的丑剧。这一系列的反革命措施的目的,就是要把山大的文化革命局限在“纯学术”的圈子里,扭转斗争的大方向,抗拒革命群众把矛头对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其流毒和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二、黑省委怂恿刘梅、宋华青、李子康赤膊上阵,疯狂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

  去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大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广大革命师生群情激昂,纷纷写大字报揭露省委宣传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中青、山西日报社、山大校党委、校团委、校刊的问题。矛头直指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下可吓破了以卫恒为首的山西黑省委和以刘梅为首的黑校党委的胆,在黑省委的指使下刘梅、宋华青、李子康(原山大党委常委、付校长)赤膊上阵跳出来,企图扑灭刚刚燃起来的革命烈火。他们大肆宣扬“山大不是北大”,“不能用北大的框框来套山大”等等。陈枫也叫嚷,“主攻目标是牛鬼蛇神”,企图再次扭转斗争的大方向,使这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逃之夭夭。他们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包天赤膊上阵呢?主要是由于黑省委给他们撑腰,直接怂恿他们的缘故。

  早在文化革命初期(五月份),卫恒就把刘梅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推上省文革七人领导小组的宝座,把刘置于“红色保险箱”中,暗告人们:刘梅是革命派,斗不得!以此掩人耳目。以便使刘梅使劲地挥舞指挥捧,纵火烧人,把文化革命引向邪路。

刘梅秉承其黑主子的旨意,运动刚刚开始,就露骨地跳出来镇压革命的群众运动,把革命群众打成“反革命”、“假左派”、“真右派”、“伸手派”,“野心家”,指使一小撮保皇派和受蒙蔽的群众围攻革命大字报,围攻革命师生,大搞分类排队,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但是这一切反革命手段并没有吓倒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闯将,早在六月中旬,外语系革命学生就写信向中央、华北局反映山大党委压制民主的罪恶事实,但是卫恒知道此事后却置若网闻,对刘、宋、李不加处置。同时,不少革命师生也跑到省委反映情况,他们却以什么“注意政治方向”和“组织纪律”来压制群众的革命热情致使他们逍遥法外更加猖狂,使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一次一次地受到打击压制。当刘、宋、李被革命师生揪出来后,黑省委仍然千方百计地保驾他们。七月中旬,在我校群众没有充分发动起来,并且有相当一部分群众受蒙蔽的情况下,卫恒多次督促刘梅赶快成立校文革委员会,抓住校文革大权,再行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文化大革命。刘梅在其黑主子授意下,亲自出马一手策划全校革命师生员工代表大会,并通过其亲信活动,把一批保皇干将拉入文革委员会,组成了保皇的校文革委员会,刘当上了主任委员。刘掌了文化革命的领导大权后又继续进行破坏文化大革命的罪恶活动。但美梦不长,不久这个保皇机构就被广大革命师生踢开了,卫恒的阴谋又破产了。

三、黑省委对刘梅、宋华青所玩弄的假点名,真包庇的反动伎俩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梅、宋华青、李子康在运动初期,秉承以卫恒为首的黑省委的旨意,在学校制造白色恐怖,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成百名的革命师生打成“伸手派”、“野心家”、“假左派”、“真右派”、“反革命”、“反党小集团”等等,大长资产阶级的志气,大灭无产阶级的威风。他们自以为得计。但是,那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那里的压迫最厉害,那里的反抗也最强。山西大学的革命造反派冲破重重反革命围剿,强烈要求罢刘、宋的官。在这种情况下,阴险、狡猾的卫恒,感到常此下去,形势对他不利,为了包庇刘、宋过关,卫恒在去年七月十六日的报告中,就提出“只要前段运动中犯了压制民主错误的领导干部进行检讨,就可以不以压制民主论。”并多次打电话,敦促刘梅检查。在八月三日,省直廿一个落后单位领导干部会议上,又一次给刘梅以表态机会,但是刘梅不识主子好意,竟没有表态,去年八月一日,卫恒为了再次帮助刘梅过关,从北京特意打电话给王谦:“山大的情况老是这样不好,是不是在《山西日报》上点一下刘梅、宋华青的名,刘梅这个人有个人主义。社论题目叫个《这是为什么?》这样促他一下”。王谦、王大任虽然也很狡猾,但是毕竟稍逊于老大卫恒,他们连点名这一点也不太乐意接受,王谦强调“要落实事实”,王大任认为“刘梅过去工作不错。”在八月四日晚八肘,王谦、王大任等在省委开了一次黑会,共同商讨点山大刘、宋的名的问题。王大任在这次会议上两次发言,很能说明他们此时此地对刘梅的心情。他说: “刘梅这几年做了不少工作,去北京前(华北局会议前)组织临时班,还指定他和李蔚(现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负责。到北京后卢梦同志还打电话给他,叫他好好检查,他没有,卫恒同志报告以后,他还不买账。廿一个单位开会,代表会开了以后,昨天开了会,刘梅也不表态。”他又说:“我们也考虑少垮一些。这一点名,恐怕要大乱一下,一些人要受挫折。特别要抓十六日(七月十六日)以后,不要叫别人看到我们十六日以前乱得不够。”黑省委对待刘梅真是爱莫能舍,不点名了不得,点了名舍不得。最后,他们由于形势所迫,感到“不点他的名,省委就要犯错误,为了缓和广大革命师生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为了欺骗党中央和毛主席,不得不于八月五日在《山西日报》上点了刘、宋的名,这篇社论的题目就是经过卫恒精心雕琢过的(这是为什么?)。这是一篇假点名,真包庇的杰作,是一篇集两面三刀之大成的代表作,它给刘、宋问题定下了框框,实质上是对刘、宋进行了小骂大帮忙。但是尽管如此,王谦、王大任还是不免有些心疼,所以在九月初,王谦、王大任宣讲十六条时还给刘梅评功摆好,胡说什么“刘梅这几年工作还不错,没有大的问题。”而卫恒也于去年八月廿日左右,特意派他的秘书李玉明亲自去调查八月五日《山西日报》发表的一封读者来信和Xxx等同志大字报的事实。临走前卫恒对李玉明说:“你去调查一下,看看究竟事实怎么样?有什么事实站不住脚。”事实上,省委对山西大学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是十分了解的。除那里派有省委联络组外,XXX、省文革办公室主任卜虹云和省委大学组付组长葛寅生等也经常出入于山大。并经常与卫恒一起研究,根本用不着再去调查。卫恒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想乘部分人替刘梅喊冤的机会,为刘梅开脱罪责,更重要的是以调查为名,行刺探情报之实,以便采取新的对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由此不难看出,卫恒、王谦、王大任和刘梅原是一丘之貉。黑省委点刘梅之名是恨铁不成钢,是假点名,真包庇的反革命伎俩。

黑省委对刘、宋假点名的时候,特别关心学校的保皇派。王谦在八月四日研究点名的黑会上说:“我们要向同学们(按:指保卫校党委,不同意点刘梅名的保皇分子)讲清楚,我们并不否认校党委以前的工作,是说刘梅在对待文化革命的一些活动,尽量减少那些同学的压力。”王谦怕保皇派“受到压力”,这就更能明显地看出他们对刘、宋点名批评是假,保护是真。

四,黑省委是“八.一四”的后台

(一)一场告状与反告状的斗争。全校革命师生揭出了刘梅等人大量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强烈要求罢刘梅等人的官。但八月廿五日Ⅱ到,来山西大学做了一个黑报告,其主要内容:①胡说山大运动的阻力就存在“两个司令部”,(一个是刘梅,宋华青,一个是李子康)是宗派斗争,把同学都打成是他们搞宗派活动的工具,抹煞两条路线的斗争,抹煞“保”与“革”的界线;②胡说山大100%的同学都是革命的,要全体同学都“团结”起来;③胡说“坚决不同意罢刘梅等人的官”。听了这些混蛋话,“八•一四”中的一伙人拍手叫好,大喊“卫书记”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表示“一千个拥护”,“一万个支持”,并连夜去省委报喜。“八•八”等革命群众听了后则非常气愤,当晚把卫恒,揪到山大剧院进行了说理斗争。“八•一四”中的一小撮人则大鸣不平,说对他们的“卫书记”进行了“变相声讨”。“八.八”革命群众要卫恒三天之内来山大作检查,卫恒不接受群众的要求。在此情况下,“八•八”同学逐渐看透了省委的本质,置卫恒等所谓“山西的问题在山西内部解决”的谬论于不顾,于九月一日毅然决然地冲破省委设下的重重罗网,到北京去告以卫恒为首的山西黑省委的状。临走前大量印发了“造山西省委的反”的传单。这可吓破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恒、王谦、王大任的胆,山大“八•一四”中的一小撮人为了讨得其主子卫恒的欢心,也去北京大演所谓的告状丑剧,在走之前,“八.一四”头目苏强去省委打招呼说:“我们是向省委招呼一下,不是背着省委去的,因为我们准备反映一些对省委的意见。”并对卫恒的特务头子卜虹云开诚布公地说明了他们赴京的目的:“八.八”到北京告状去了,我们也要去说说山大的情况和山西省委的问题。不然我们的观点反映不上去!”以征求省委的意见,省委欣然同意,决定让他们去。走前由卫恒批准,在省人委印刷厂印了两种所谓的“告状”传单。

  “八•一四”赴京后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归纳起来有五点:

  一曰:通过省委与卫恒的黑上司陶鲁笳拉关系。与陶鲁笳进行了二次密谈。陶还在接见前和卫恒通了电话,双方交换了意见。

  二曰:继续整理材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材料,名目“李大纲为什么会青云直上?”(按:李大纲同学是“八•八”的负责人之一)并在北京大量散发。其矛头指向谁?目的何在,是十分明显的。

  三曰:密切注视“八。八”的行动,派人打入“八•八”内部刺探情报,极力牵制和破坏革命造反派造黑省委反的革命行动。

  四曰:向华北局汇报。去年九月中旬,“八•一四”头目苏强在华北局会议室主持了一次会议,他代表七个系三十五个同学向华北局书记处书记苏谦益汇报了四个问题:①“对目前运动的十点看法”;②山西省委是如何对待这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⑧山西大学文化大革命是如何开展的;④要求(因多见于传单)历时四个多小时。

  五曰:要求中央文革接见

“八•八”赴京告省委的状,这对卫恒、王谦、王大任来说,实在是件心腹大患,非得密切注视不可。为此,卫恒于去年九月七日特派心腹特务卜虹云急急忙忙坐飞机去北京。当时卫恒,、王谦、王大任交给他的任务是:

一、去看同学们的食宿安排,如有问题,可找华北局去商量解决一下(按:此条是为了装璜门面,其实省委早派教育厅付厅长侯俊岩去北京解决了);

二、看北京学校有什么经验;

三、了解学生的动态全国的消息(实际是刺探情报)

  说穿了,卜虹云此次北京之行只有两大任务:其一是给“八.一四”当政治参谋,抵消“八.八”告状的影响,并通过“八•一四”了解“八•八”告状的详细情况。如卜虹云通过苏强了解到:“八•八”红旗战斗队到华北局一次,苏谦益接见他们没有得到什么结果啦,八.八联合了六、七个学校在中苏友谊馆开过一次大会,结果也没有联合起来啦,李大纲还在华北局因吃饭问题与炊事员吵了一架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其二、是向黑司命陶鲁笳了解全国情况,并乞取黑指示。陶鲁笳通过卜虹云给山西省委作了以下几点指示:①山西没乱,以后还要乱,应有思想准备②介绍了用搞阶级调和和组成合二而一的筹委会的手段,来巩固自己反动统治的经验。陶鲁笳说:“北京市搞了一些文化大革命的学校,普遍有两派:一派人较少,受到校党委的压制,革命性强;一派人较多,党团员多,保皇,有不少干部子女,调子低。这两派要想团结起来,要双方做工作,但主要是多数派的工作,能使他们作些自我批评,调子就高了。双方才有可能接近起来,搞筹委会领导斗批改。但要他们做点自我批评是很困难的。合作的形式可以一对一,双方出相等的人数组成主席团,或双方轮流主持会议,轮流发言。”黑司令这一反动的黑货,后来由卫恒和李希曾在山大作了推销,让其保皇势力把“八•八”等革命,造反派拖在学校。在较长的时间内陷入两派无休止的论战中,不能及时把全部队伍拉出来搞省委的问题,其用心何其毒也!

  告状结束后,“八•一四”的头目苏强一下火车就兴冲冲地到省委去报喜庆功,详细地汇报了“八•八”与“八.一四”告状的情况。

  “八.一四”一小撮人在特务头卜虹云离京前把“李大纲为什么会青云直上”和“山西省委是怎样领导山西大学文化大革命的”两份材料送给卜,要他呈交卫恒审阅。卜回来后,向卫恒、王谦作了口头汇报,在这个汇报的基础上,卫恒定出了对待群众运动的三点措施:其一日:各大专学校在北京设立联络站;其二日:各校成立一对一的筹委会;卫恒提出:“要想办法说服“八•八”和“八•一四”把筹委会成立起来,领导斗批改”。实际上是以筹委会这个合法组织,通过当时“保卫校党委”的多数派来控制造校党委反的少数派。此事曾责成卜虹云组织两个座谈会,他们先和“八•一四”商议好,9月25日又帮助“八•一四”印刷了关于成立“筹委会”的几点建议,然后才同“八•八”说话,但“八•八”同学在座谈会上戳穿了他们的鬼把戏;其三曰:加强大学组工作。

  二、组织保守势力,对抗革命群众山西大学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展开了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一方面要揭校党委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问题,一方面是要保,并且在校党委付书记、省文革领导小组成员之一刘梅等人策划下对革命群众进行了种种打击、压制和迫害。但是革命群众并有没就此屈服,他们自动团结在一起,同卫恒,、刘梅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杀退了刘、邓反动路线的一次又一次的反革命围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八•八”红旗战斗队的骨干力量就是由这部分革命群众组成的。(为了纪念八月八日十六条的公布命名)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恒等人对革命群众怕的要命,“八.二五”辩论会后,卫恒,更是把“八•八”等革命组织视为洪水猛兽,为了牵制住这些革命群众,他们密谋搞另外一个群众组织与“八.八”对抗,企图通过打内战消耗“八•八”的力量,以避免革命群众对省委的冲击。于是,以原来围剿革命群众的一伙干将为主体,蒙蔽了一些刚从四清前线返校不明真象的同学,成立了“八.一四”毛泽东思想先锋大队(以卫恒为首的黑省委给全省各大专院校学生每人“赠送”一套(毛选)的日子命名)。成立前,“八•一四”的头头苏强向卫恒的特务头目之一卜虹云汇报说:“人家(指“八.八”)的组织成立起来了,我们也要成立一个组织。”卜问:“你们谁负责?”苏答:“我是付大队长,指导员是X X X,队长暂缺。”卜表示满意,要他们很快成立起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希曾也曾指示苏强说:“你们要好好写一篇文章,宣传你们的主张,理由要说得充足一点。你们要多作作同学思想发动工作。”苏强还要求李希曾“帮助”他们给同学作工作。

  (三)省委对“八.八”和“八•一四”的态度

  通过要不要罢刘梅等人的官,要不要点刘、宋的名的辩论,黑省委就看中了苏强这一派“保”字号组织,他们对苏封官许愿,卫恒的特务卜虹云就会对苏强说过:“你看周明山多能干,二十多岁就当了县委书记,你们好好干吧,毕业后分配你到晋中搞四清……”苏强等人得到尝说和重用,因此十分卖力。他们认为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必须把黑省委当作靠山,所以,两相情愿,一方经常向主子请示、汇报,刺探情报,效犬马之劳,唯恐不到;一方则封官许愿,暗授意旨,有求必应,给予精神、物质上的支持,只怕不力。主仆同谋,狼狈为奸,打得火热。“八•一四”一小撮人与卜虹云更是亲如一家。例如:“八•一四”在赴京告状之前,苏强曾到黑省委请示,卜虹云说:“可以去,这是你们的事情。”“告状”后,苏强一下火车就奔向省委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接见他们的情况以及“八.八”告省委状的情况。而省委呢?则派一些人通过黑帮陶鲁笳将苏强他们安顿在北京下斜街山西驻京办事处——山西黑省委的特务机关。这是何等“光彩”!回校后,卜虹云又在省人委印刷厂给他们印刷了《对目前运动的十点意见》和《山西省是怎样领导山西大学的文化大革命的》等三个材料。真是关怀备至。

  又如,“八•一四”在国庆节后想开正式成立大会,正式选举领导机构,因学校即将组织师生去农村参加秋收,时间上发生矛盾。于是“八.一四”领导人找省委卜虹云商量,要求推迟参加秋收时间,卜告他们说:“此事须经校党委研究。”并给“八.一四”一千余人在人事上作了计划安排。省委对“八•一四”的成立表示支持,派XXX出席大会。“八.一四”为了出报纸,曾去省委三次,在卜虹云的帮助下经过卫恒批准,史纪云打电话,在《山西日报》社印了第一期《先锋报》,以后还给“八•一四”介绍到平遥印刷厂承印他们的队报。

  “八•八”红旗战斗队是坚定的革命派,他们对省委是不抱任何幻想的,在他们身上没有一点奴颜媚骨。当黑省委给“八•一四”印了第一期“先锋报”时,黑省委自觉有点“偏心”,为了表示“公道”,计划给“八•八”也印一期;当时给“八•八”介绍了榆次印刷厂。但“八•八”根本不倾卫恒等人的这个“情”。

  省委为了搞阶级调和,曾有分工,确定由XXX联系“八•八”,由卜虹云联系“八•一四”。但事实上,“八•八”根本不去找XXX,XXX对“八•八”也不感兴趣,而卜虹云则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

  卫恒认为“八•一四”那方面有人材,很能干。卫恒的秘书李XX了解山大情况向卫恒汇报后,卫恒说:“每个人都要登台表现”,“这么大的学生群里(指“八•八”)总会有右派。前期不暴露,后期总会暴露。”又说:“保守的人里面,不少对党有深厚的感情”。他还要教育系的杨XX整理一下造反派里的“落后”群众的材料,要提个单子分析一下。由此不难看出省委对两大组织的态度。

  (四)派遣大小特务,刺探情报迫害革命群众

  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卫恒为首的前山西省委最善于搞特务活动。运动一开始,他们主要是通过各级文革办公室掌握动态。后来革命群众起来造了反,打乱了他们的摊摊。于是又企图派工作组来控制革命群众,联络组是工作级的变种,是卫恒派来的特务组织。联络组为了达到保护山大黑党委和山西黑省委的目的,对革命造反派假支持,真反对,并设法打进外语等系革命群众内部刺探情报,掌握活动情况,及时向黑省委汇报。同时还经常派卜虹云、李玉明等大小特务,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多种情报,以供其主子镇压革命群众,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使用。

  五、揭开省委扶植李希曾的谜底

  (一)卫恒为什么要扶植李希曾

  众怒难犯,看来刘、宋难保,再下来就有炮轰省委的可能,为了继续扶植李希曾在山大的势力,控制山大的局面,扼杀山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所以李希曾被省委扶了上来。李希曾来山大已有六年,这是卫恒派住山大的忠实奴才,但由于他近两年下乡四清,文化革命初期不在学校,加之省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当时还未完全暴露,省委就利用这种假象,当刘、宋在广大革命师生的猛烈冲击下,虽有保皇势力和卫恒等黑主子的竭力保护,但已摇摇欲堕之时,把李希曾调了回来。这对不知底细的人来说,已有几分迷惑性,加之,刘梅、宋华青、李子康被革命群众踢开后,广大革命群众迫切希望有一个“敢”字当头的领导干部挺身而出,来领导我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卫恒扶植李希曾正好迎合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这种心理,卫恒的狡猾,由此可见一斑。

  (二)黑省委是如何扶植李希曾的呢?

  在刘梅面临崩溃前夕,黑司命卫恒,急急忙忙地把李希曾从原平县叫回来,并两次叫卜虹云告诉李希曾,要他挺起腰杆来领导。王谦也说:“大专院校的党委都瘫痪了, 只有山大的李希曾和工学院的王维庄还有希望,要支持他们”。省委常委XX X也为李希曾鼓气:“你要大胆领导,我们支持你。”李希曾究竟有没有问题?不仅有,而且很大。特别是三年调整时期,他忠实地执行了高教部和中宣部的一整套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了保住李希曾,不至于一冲就垮,卫恒就指示他:“好好准备检讨,争取立功”。同时还积极制造舆论,如卫恒曾说李希曾是比较马列主义的。”xxx也说“XXX没有什么问题”。用以迷惑革命造反派。
为了巩固李希曾的地位,卫恒还教给李希曾迷惑群众的手法。八月四日,卫恒用电话指示李希曾说:“不要多讲话,有人提出问题可以考虑,但是要说明你永远站在革命师生一边。”同时卫恒还指示李希曾又说:“你要当山大的党委书记,不要当半个山大的书记。”又说:“八•八”和“八•一四”都是革命组织都要给以支持。”“你要到“八•一四”的群众中去。在印刷交通工具上给他们方便”。言外之意,就是要搞阶级调和,要搞合二而一。另外王谦提出要李希曾组织“新党委”班子,理由是山大党委不起作用了。卜虹云也向他提出建议,要他物色一个领导班子,组织自己的队伍。”
李希曾得到主子赏识后,洋洋自得胡说什么“我校主要是刘、宋问题,搞清了。我要到群众中把问题搞清”。另一方面对中层干部施加压力,让揭刘、宋问题。说什么“你们知道问题不揭是立场问题!”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

(三)李希曾返校后究竟干了些什么?

李希曾返校后究竟干了些什么呢?其一曰:阻止“八•八”同学赴京告状。李希会是个两面三刀的人物,他口头上说要支持“八•八”,但实际上他是害怕“八•八”、反对“八•八”的。八月十六日,外语、教育、历史以及其它各系(“八•八”前身)的革命师生拉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梅、宋华青戴了纸帽子、纸牌子进行了游街和斗争,李希会对此大为不满。肆意把十六条中“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篡改为“坚持文斗,反对武斗”借口对革命师生横加指责,压制革命师生的革命热情,助长了保皇派的威风。当“八•八”同学九月一日要赴京告山西黑省委的状时,李希曾就秉承其黑司令卫恒的旨意,跳出来进行阻拦。生怕“八•八”同学拆了他的后台,结果碰了一鼻子灰。

其二曰:为黑省委搜集情报。卫恒从贾俊那里知道六中有个炮轰省委的司令部。山大“八•八”的有些同学也参加了,负责人是方培泉,听说方培泉是个工程师的儿子,想了解他父亲工作的单位,以便作工作。那个司令部的刘大康,哥哥是刘大寿,在山大学习,要了解他属于那一派?这两件事省委卜虹云告诉了联络组都没了解到,过了一个时期,李希曾却去省委汇报了有关情况,卫恒听了十分高兴。

其三曰:力阻革命师生炮轰省委。去年十月,“八•八”南下革命串连队返校后,积极印发炮轰山西省委的传单,李希曾得知后,让人审阅印发的传单,并发动总支书记作同学的“思想工作”。并亲自去校文革办公室布置,“动员学生不要到省委去搞”。他对“八•八”红旗战斗队队长李大纲说:“你们造省委的反,你们了解的情况还不如我多呢!你能把省委打倒吗?”李大纲同学没理他那一套,他碰了一鼻子灰。他还对别人说:“要揭开省委的问题,只有地委、县委才能揭出来,学生只能放几个空炮”又说:“卫恒、王谦、王大任是黑帮,我不相信。省委没有问题。”当有人给王谦贴大字报时,李说:“省里出了个王中青还不够,你们还要揪王谦,这不是反党吗?”有一次外语系教师XXX问李希曾;“王中青还能孤孤零零,是谁把他提拔上去的,应追追根!”李却回答说:“不能追!要是中央的那些干部(指黑帮)都追起根来,不就追到毛主席身上了吗?”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李希曾就是这样的货色。

  其四曰:推销陶鲁笳黑货,企图成立合二而一的筹委会。由于“八•一四”当时处于多数,成立筹委会是“八.一四”求之不得的。他们写了成立筹委会的建议,但由于“八•八”坚决反对,山大的合二而一筹委会老是成立不起来。卫恒根据陶鲁笳的意思,九月下旬,与李希曾和“八•八”组织进行座谈,遭到了“八•八”同学的严正拒绝他们的阴谋终于破产了。

  其五曰:对抗军委指示,拒不平反。

  自从中央批转军委指示以来,“八•八”同学强烈要求校党委给予平反。但是李希曾的屁股不是坐在运动初期受迫害、受打击的和坚决要校党委予以平反的“八•八”红旗战斗队一边,所以平反工作始终没有进行。李希曾对张全民说:“越平反,“八•一四”越垮得快!”

  其六曰;对校党委宣传部长陈枫转移黑材料问题不作处理。去年十一月十六日,李希曾让陈枫、张全民等三人参加了第二招待所研究处理黑材料的会议。会后,陈枫背着党委给肖风舞(原校团委代理书记)张家治(原校文革办公室主任、教务处长)打电话要他们赶快给她整理好“材料”并送到她家(太原驻军某部)。当日在党委宣传部办公室,由张家治、肖风舞整理好的黑材料经人事处李XX(xxx部队家属)拿到陈的家中。

  陈枫转移黑材料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八•八”同学发现此事后,曾追问陈枫,陈也勉强承认“有一些材料拿回家去了。”但李希曾对此事迟迟不作处理,有意包庇。

  其七曰:阻止“八•八”队员批判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杨宇、王恩泷、刘梅的女干将郭学勤。十月廿三日,教育系“八•八”和“延安”队员在教工俱乐部召开大会,勒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刘梅的女干将郭学勤向革命群众检查她所执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当时,教育系的“八.一四”队员不同意。郭去找李希曾,李希曾坚决不让郭检查,并搬来省委要员XXX、卜虹云以镇压同学。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黑省委和李希曾是“八•一四”阻止革命同学的革命行动的后台。

  其八曰:恶毒攻击刘格平、张日清同志。

  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卫恒、王谦、王大任被揪出以后,有人说:“刘格平站出来革命了!”李却说:“我的印象是刘格平犯过错误,有问题,政治上不摸底。”还说:“卫恒、王谦倒了,张日清倒积极起来了。”山西革命造反总指挥部成立后,李又散布流言蜚语说;“什么问题都给卫恒同志戴在头上了”。李又对刘梅说:“刘格平不好,知道不知道?”妄图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大联合,扭转斗争大方向。

  其九曰:诬蔑袁振同志,替黑帮卫恒辩护。

  当一些革命小将提出为袁振翻案,说华北局会议上把袁振同志打成“伸手派”、“野心家”是卫恒的阴谋时,李却说:“他(指袁振同志)要搞卫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又说:“袁振还要翻案,他是七级干部,比卫恒级别还要高呢!”李希曾保卫恒也是为保自己。

山西黑省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罪恶多端。在山西大学大玩其黑司令陶鲁笳传授给他们的“两面手法”,阴一套、阳一套,表面上支持革命造反派,实际上对保皇队伍爱护备至。他们通过各种渠道给保皇队伍打气,提供物质条件,挑动群众斗群众,妄图把革命派的活动牵制在校园内,阻拦革命师生杀出来搞黑省委的问题。他们特派卜虹云这个特务,负责联系“八.一四”中一小撮铁杆保皇分子,给“八•一四”出谋划策,并刺探革命组织“八.八”的情报。他们还通过李希曾这个两面三刀的人物,大造烟幕,蒙蔽群众,玩弄“假团结”,大搞“合二而一”。他们千方百计地巩固李希曾在学校的领导宝座,其目的就是为了使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少垮一些”,以保住黑省委。现在,这帮家伙的丑恶咀脸已经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们决心清算他们的滔天罪行,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山西大学“八•八”红旗战斗队

  一九六七年二月十日

(中国文革研究网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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