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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曙明(一听):文革杂记(2)舆论阵地争夺战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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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杂记(2)舆论阵地争夺战
作者:一听  发表日期:2002-5-26 15:04:00


  文革初期,广州本地的报纸,主要有中南局主办的《羊城晚报》、广东省委主办的《南方日报》和广州市委主办的《广州日报》三家。
  《羊城晚报》是广州三家报纸中,受冲击最大的一家。广州的文革是从批秦牧开始的,而秦牧曾经担任《羊城晚报》的副总编;中南局最早挨斗的负责人是王匡,而他作为中南局的宣传部长,一直是分管《羊城晚报》的。更重要一点,陶铸在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期间,对《羊城晚报》,一向格外垂意,呵护备至。因此,当造反派的重炮口开始对准陶铸时,《羊城晚报》便不可避免地,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
  《广州日报》原来是从《羊城晚报》分出去的,为了保住《羊城晚报》,陶铸在8月曾建议把两报重新合并,改名为《广州晚报》。但事实上,要合也不易。从7月开始,羊城晚报社内部,已经一片混乱。在贴出的1335张大字报中,六成以上是群众之间互相攻讦,43%的报社职工被贴了大字报。当时,报社的“老晚报”(指1964年7月以前在羊城晚报社工作的)一般编辑、记者有37名,其中33名上了大字报。人们哄传报社里“有一个二十多人的反革命集团”,以致人人自危。
  8月底,广州日报社的部分群众,贴出了炮打萧洪达(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丁希凌(中南局宣传部秘书长、羊城晚报社党委第一书记、社长)的大字报,导致两社的干部群众严重分裂,双方分庭对垒,激烈辩论,甚至爆发冲突,矛盾十分尖锐。
  矛盾的焦点之一,在所谓的“黄伟经事件”上。这也是后来红卫兵封闭《红卫报》的主要理由之一。支持封报的“封报派”和反对封报的“反封派”,对这一事件,各执一词。
  “封报派”称:“黄伟经(出身贫农、党员)在运动的第二阶段首先贴了工作队和党委当权派萧洪达、丁希凌的大字报,并串连几个革命同志写信给中南局和毛主席,就因为这样,黄伟经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
  “反封派”则称:“1、黄伟经何许人也?他是《红卫报》经济部副主任(中层骨干),中共正式党员。在运动中,群众揭发他的大字报多达167张。据调查他是王匡、杨奇(羊城晚报总编辑——引者注)、秦牧、何军等人的忠实走卒,被列为《红卫报》的八大尖子之一。像这样的人算不算革命群众或一般的干部?……黄出国访问归来后,给香港《大公报》、《文汇报》二联驻穗办事处的人作报告,还在前《羊城晚报》发表两篇文章,严重地泄露了国家机密,××领导机关曾就此案作了追查。”
  中南局和报社党委都认为黄伟经有严重问题,最初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中南局一位宣传部副部长甚至不容置疑地说:“如果黄伟经不是反革命,我就是反革命。”吴芝圃11月在对工作组的一次指示中,明确地说:“黄是政治扒手。”在11月1日的报社党委会上,也有人提出:“黄的问题没有(搞)错,但根据三条定‘现行反革命’不对,摘这个帽子,从(重)新带(戴)修正主义分子帽子。”
  然而,仅仅因为内部对处理一个干部有分歧,还不足以构成封报的主要理由。红卫兵对《红卫报》的一项重要指控是:该报在1966年1月和4月两次刊登同一篇文章《韶山的节日》,作者周立波,即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的作者。这篇文章记述了毛泽东回故乡韶山的情景,被红卫兵认定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问题严重了。
  文章是如何“丑化”毛泽东的呢?
  据杨奇回忆,文章在记述毛泽东回乡扫墓时是这么写的:毛泽东用一截松枝插在父母坟前说:不管三七二十一,鞠个躬吧。这“不管三七二十一”可以有多种解释,引起了社会的一些批评,湖南韶山“毛泽东旧居陈列馆”的工作人员写信给湖南省委,指文章“许多细节不确”,“根本就不应该在报上公开发表”。张春桥在看到文章后,立即打电话给中宣部,认为该文“是歪曲毛主席形象,攻击毛主席”的大毒草,“因为这是一篇不能或不便批评的文章,全国一登就麻烦了”,他要求全国报刊不得转载。2月2日,中宣部通知全国报刊不能转载《韶山的节日》。
  陶铸决定派萧殷核实情况,随后以报社名义写信给湖南省委宣传部,要求修改后重新刊登。周立波也通过湖南省委寄来了修改稿和更正启事。杨奇说他自己对此文“慎之又慎”,事先请示了中央,得到“可以由你们自己处理”的答复后,为了避免误解,还把原文中“不管三七二十一”那句删掉了,才在4月23日第二次发表。
  然而,张春桥死揪住这篇文章不放,他给康生写信提问:“为什么要重新发表,重新肯定,而且打着‘多方核对’的招牌攻击毛主席?……我的政治经验不够,对中南的情况也不了解,请你考虑怎么办?” 康生办公室派了两名《解放军报》记者到广州,专门调查此事。据说,这两人“想挑起事端”。“这成了后来《羊城晚报》被封停的导火索之一。”事隔35年之后,《羊城晚报》在一篇重提往事的文章中写道:

  张春桥写信给中南局说:《韶山的节日》是“丑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毒草”,曾经通知全国各报刊不许转载,不知为什么广东又重登一次?至5月份,在当时的羊城晚报社党委向中南局提交关于《韶山的节日》检查报告的当天,中南局通知羊城晚报社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文革”就此早早降临《羊城晚报》。

  在此之前,红卫兵已经封了《解放日报》和《湖北日报》,现在轮到《红卫报》了。
  12月13日,由“武汉大专院校毛泽东思想红卫兵驻穗联络站”领衔,24个广东和外地的群众组织,包括“中山大学八.三一红卫兵”、“中山大学一一. 七战斗队”、“华南工学院毛泽东思想红旗红卫兵总部”、“革命造反第四野战军广州地区联合造反兵团”、“珠影东方红公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红色造反团驻穗联络站”、“北京航空学院红旗战斗队驻穗联络站”、“驻《红卫报》南下革命造反团”等,联合发出封闭和接管《红卫报》的通令。

  《羊城晚报》被封后,剩下两家。但群众组织要求把这两家报纸也封掉的呼声,仍然时起时伏,从未间断。2月15日,广州日报社发行科声言,只要省革联仍然接管《广州日报》,他们将拒绝为报纸办理发行和广告业务。当天,省革联调集了上千人到报社,“保卫《广州日报》”。
  在大串连时期,学生们到北方取文革之经,其中一条,就是群众自己办报。早在8月31日,即《羊城晚报》改名为《红卫报》的前一天,已经有一批学生向广东省委接待组提出,立即停办《羊城晚报》、《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中的一两家,由红卫兵创办《珠江评论》,使之成为广州市文化革命运动的指导性刊物。
  这是最早见诸文字记录的群众办报诉求。
  当时,《珠江评论》只是一份油印出版物,已经编印了几期。主办者以华工学生为主,还有华师附中、广雅中学、职工业余学校等校的部分学生。
  省革联垮台前后,要求封闭《广州日报》的呼声,突然高涨起来。2月25日晚上,省革联几名负责人驱车到广州军区司令部接待站,声言要向军区首长检讨。军区负责接访的干部答复,你们如果真心诚意检讨,可以通过《广州日报》向全市人民作检讨,向革命造反派检讨,无须向军区作检讨。实际上是拒绝了他们。
  当晚,省革联驻《广州日报》监督小组突然宣布,他们的接管“不符合中央指示精神”,决定撤出广州日报社,并以大字报形式声称:“根据中共中央精神,广东省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驻《广州日报》小组,于1967年2月25日20时起,正式宣告撤销。” 2月28日,两个接管《广州日报》的群众组织,也仓促宣布,从3月1日起,《广州日报》停刊。而在同一天,即2月28日下午1时,警司宣布对《广州日报》实行军管。
  《广州日报》将维持正常出版、发行。消息传开,地总、红旗工人等几百个群众组织,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到广州日报社祝贺。“最最坚决支持对广州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向解放军学习!向解放军致敬!”“打倒省革联,彻底闹革命!”“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三日耳聋。
  然而,这时各群众组织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作为中共党的机关报,不可能完全由他们掌握,所谓群众组织接管报社,到最后都难逃流产的命运。党报对刊登群众组织的文章,有很强的选择性,稍一不慎,便会引起轩然大波(如省革联接管《广州日报》后,使报纸几乎成为他们一家的代言人)。因此,在一月风暴前后,出于对大造舆论声势有迫切的实际需求,许多群众组织已经开始自办报纸了。
  早期的报纸大部分是学生或机关干部编印的,由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誓死保卫毛主席总司令部(三司)主办的《广州红卫兵报》,在广州“一.二二夺权”前已经出版。紧接着,2月1日由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小兵公社创办的《小兵》报面世。2月9日,由新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驻广州联络站主编的《新北大》(广州版)也创刊了。这是一份由北方学生编辑出版的报纸,创刊号的头版头条,一句非常震撼人心的口号,扑面而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进行巴黎公社式大夺权》。不久之后,该报因为刊登了一篇《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的文章,激变成广州文革史上的重大事件,其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将在下一章详述。
  而几乎同时,由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一司)主编的《广州红卫兵》也创刊了,名字与三司的《广州红卫兵报》,只是一字之差,甚至连字体也是完全一样的,都是裁自毛泽东的题词手迹。另外,由中南局直属机关革命造反联络总部编的《战报》、由广州日报社群众组织主编的《广州战报》、由市公安局一.二五革命造反联合总部编的《一.二五战报》也相继问世。直到3月底至4月以后,才开始出现由工人组织主编的报纸。
  这些报纸的内容,基本上以批判刘少奇、陶铸、广东省委,以及攻击省革联,为“一.二五市公安局反夺权”平反为主。舆论是一边倒的,支持省革联的“大报”《广州日报》,正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小报”围攻。
  后来陆续创办的学生报纸还包括:中大革命造反委员会主办的《中大战报》;广州红色造反司令部主办的《指点江山》(从第二期起改名为《广州红司》);广州大中院校红卫兵新一司主办的《新一司》;广州外语学院东方红总部主办的《东方红》;广州红司中大“八.三一”主办的《8.31》;广州三司华农野战纵队主办的《粤海战报》;广州三司主办的《三司战报》;广州红司中大红旗公社主办的《中大红旗》;华南农学院东方红公社主办的《东方红战报》;华南工学院“8.18”主办的《8.18战报》,广州美术学院誓死保卫毛主席红卫兵主办的《红画兵》;广州红司、广州美术学院延安公社、八.三一红卫兵总部主办的《延安火炬》;广州中南林学院红色造反者主办的《红色暴动》;广州红司广州医学院红旗大队主办的《广医红旗》。林林总总,不一而足。
  由文化界出版的报纸包括:广东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合并《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工作委员会主办的《新南方》;广州革命造反派批判反动影片委员会主办的《电影战报》;广州日报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主办的《新闻战士》;广东专揪文艺黑线站、广州日报红旗合办的《广东文艺战报》;广州日报红旗主办的《广州日报红旗》;批判文艺黑线联络站主办的《新珠影》;珠江电影制片厂珠影东方红主办的《珠影东方红》等等。
  早期虽然没有工人组织自办的报纸,但这些学生报纸在用纸、印刷,甚至在编辑等方面,显然得到工人组织的支持。从《广州红司》上刊登的一则启示,亦可以证明:“本报原定4月30日出版,但谭震林们害怕广大革命群众听到革命造反派的声音,对我们出报百般刁难和阻挠。在广州日报革命造反派工人的大力支持下,经过五昼夜艰苦斗争,今天终于出版了。” 这些报纸虽然大部分是不定期出版,但并不像传单那样免费散发,而是在市面上出售的,通常是四开四版,零售价为两分钱。
  创刊较早的工人报纸是由广州地区革命工人大联合筹备委员会主办的《工人战报》(大联筹散伙以后,改由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广州地区总部、毛泽东思想广州红色工人总部和毛泽东思想红卫队广州革命工人联合总部主办);广州红旗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主办的《红旗工人》;广州工联主办的《工联》等等。
  到了7、8月以后,有更多的群众自办小报出现,加上外地的一些小报,也纷纷进入广州,可以用“铺天盖地”来形容。
  从表面上看,这是中国报业最繁荣的时期。报禁的钢铁壁垒似乎已经冲破,群众掌握了自己的舆论工具,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然而,这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从这些报纸的内容不难看出,它们的性质,与政治传单相差无几,与“自由”的概念,则毫无共同之处。它们只为同观点的组织摇旗呐喊,对不同观点是绝对排斥的,不惜以造谣、谩骂、丑化等语言暴力,对其他不同观点的组织与个人施以攻击。以下一段文字是摘自1967年2月10日出版的《广州红卫兵》,可以充分领略被后人称作典型的“文革语言”的特色:

  2月17日,“省革联”的喉舌广州日报抛出了一篇社论“黑云压城城不摧”。这是一株大毒草,是阶级敌人发动猖狂的进攻、妄图进行反革命复辟的宣言书。是“省革联”一小撮头目反革命真面目的大暴露。“社论”公然叫嚣:“无产阶级的大权,我们不夺,谁夺?”真他妈的狂妄之极!反动之极!
  无产阶级的大权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经过千辛万苦的斗争,是革命先辈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谁敢从无产阶级的手里夺权,我们就砸烂他的狗头,专他的政!

  自由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当你作为一个自由选择者的时候,维护他人的自由选择权利,就是你的责任之一,是你义不容辞的道德承担。然而,这些群众组织起来造反,第一次拥有自己的舆论工具时,却恰恰表现出强烈的反自由倾向。对领袖的盲目崇拜,思想独尊,唯我独左,唯我独革,与我观点相同的,就“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观点不同的,便“万炮齐轰,刺刀见红”,“把它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叫它永世不得翻身”。
  造反派运用舆论工具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思想、信仰、言论、公平、公正等自由权利,而是以大民主的名义,以群众的名义,用暴力强行支配别人,对个人自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剥夺和肆意摧残。事实证明,当民主站到了自由的对立面时,其可怕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一个中世纪的暴君。

  3月12日,《南方日报》转载了《新北大》(广州版)的一篇文章:《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两天以后,《广州日报》也加以转载,并加了按语,号召大家讨论。文章回顾了广州地区的文革,从“北京来信”, 到封《红卫报》;从“一.二二夺权”,到“一.二五公安局反夺权”,逐一评说。“我们感谢有些人提醒我们重翻历史。”文章大声疾呼,“现在大翻案的日子到了,历史要恢复自己的本来面貌。”
  文章一经刊出,立即掀起滔天巨浪,各造反派组织都卷入了争论的漩涡,甚至引起剧烈的分化。
  4月10日晚上8时左右,华工红旗、华农东方红、华师东方红的群众一百多人,涌到《广州日报》的门口,以向解放军学习,要与解放军座谈为名,派了四十多人与军代表见面。当里面正在开会时,外面的气氛渐渐升温了,时闻“揪出广州谭震林”的口号声。群众提出四个问题,要军代表回答:一、为什么《广州日报》要刊登《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文?二、为什么开始要讨论这篇文章,以后又不讨论了?三、军管后对《广州日报》怎样评价?办得好不好?群众批评该报,你们看法怎样?站在哪一边?四、《广州日报》是不是资产阶级的喉舌?要求马上答复。
  军管代表以现在时间已晚为托词,请他们回去休息,以后由军管会派人到学校去解答。但学生们坚决不答应。这时,外面的群众愈聚愈多,正门聚集了一千多人,嚣喧如沸;后门也有一百多人,在那里静坐示威。广东华侨中学一一五师、北航红旗等二十多个单位,也驰赴声援。他们的宣传车一直在大街上来往驱驰,呼吁群众到报社,一起造《广州日报》的反。
  4月11日晚上23时,中央文革就《广州日报》问题,发来了四点指示:

  一、《广州日报》必须继续定期出版,否则对当前批判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不利。
  二、要维护报纸军管,革命造反派要支持解放军对报纸的军管工作,报纸军管小组成员可以作必要的调整,组织版面小组,吸收革命组织代表参加,协助军管小组搞好报纸。
  三、有意见可向军管会提出商量解决,不用要报社军管小组请罪的方法。
  四、《把颠倒了的历史再颠倒过来》一文是错误的,应当容许在报纸上继续进行讨论批判。

  4月14日,周恩来到广州,他曾经提议,把《南方日报》和《广州日报》合并为一份报纸。
  5月15日,华南农学院野战兵团强行封闭了《广州日报》,5月16日晚上10时,以“‘五.一五’革命行动临时指挥部”名义,发表《严正声明》:“《广州日报》长期来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量放毒,充当了资本主义反革命复辟的喉舌,我们为了坚决执行中央文革与周总理关于《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合并的指示,《广州日报》必须立即停刊。”同时提出三点声明:“一、强烈要求广东省军管会责成有关部门从5月17日起给《广州日报》原订户发放《南方日报》。否则,由此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由有关当局负完全责任;二、除此以外,在《南方日报》、《广州日报》合并问题尚未得到彻底解决之前,凡有重要新闻应由《南方日报》社扩大发行量加以解决;三、呼吁一切革命同志们,提高革命警惕性,随时揭露和粉碎有人利用《广州日报》停刊问题挑动群众斗群众的阴谋。”
  5月17日凌晨,省军管会宣传组对封闭《广州日报》,作出三点回答:“一、《广州日报》是军管报纸,任何群众组织都要维护,有意见可提出协商解决,不能强行封闭,或勒令停刊。二、在两报合并筹备过程中《广州日报》继续出版新华社电讯稿,有利于及时传达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三、对目前《广州日报》订户不能继续看到报纸的问题,将来我们要说明事实真相。”
  8月25日,红旗派的广州批陶联委和工人纠察队总司令部宣布,从这天的下午1时起,他们将进驻已经实行军管的南方日报社,接管有48万份印数的《南方日报》。他们将“担负起捍卫无产阶级专政,保卫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阵地,确保报社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与安全”的责任。接管后的《南方日报》以“红”字号出版。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5-26 15:41:18
  刚才在故乡网站看到一则通告:

  时近某个特定日子,又加上十六大在即.
  论坛压力陡大,故乡有请大家配合,言论上多多克制,多多包涵,谢谢大家.
  下面几个论题的贴子请大家不要再提:
  一、文革。
  二、国家领导人,无论是否在世。
  三、言论自由(我们还能在论坛上发帖子,已经算是投奔自由了,感谢党。很多论坛开始帖子审核制度,必须审过才能发出去)
  四、政治体制、合法性。

  大家还是多放松些吧。:-)
  故乡谢谢大家的爱护了。
  另外,为保证安全,通过检查,有些以前贴子可能会被删除。请大家原谅。

  不知是不是所有论坛都有这个问题?如果是,恐怕我等必须禁声了。这个贴子也得删了。呵呵,为了维护安定团结,删就删吧。

作者:野蜂狂舞 回复日期:2002-5-26 17:00:22
  谢谢好资料,藏。

作者:东方眼 回复日期:2002-5-26 20:23:24
  风紧,扯乎

作者:陈永苗 回复日期:2002-5-27 23:20:45
  fan
从大地涌出 [url=><font color=]
作者:大叛奇刘少徒[/url] 回复日期:2002-5-27 23:42:35  多大的官才算国家领导人?
[size=-1]
作者:多元 回复日期:2002-5-27 23:58:24
  国家领导人:

  中共政治局常委以上,国务院副总理以上,人大副委员长以上,政协
  副主席以上。
[size=-1]
作者:多元 回复日期:2002-5-28 3:34:15
  一听兄:

  广州文革我了解很少,仅读过刘国凯的书《不能抹杀的历史》,其中对广州文革两派斗争(不是文革初期保皇派红卫兵和造反派的斗争)着墨甚多。而从你的记述,我看不出两派斗争的线索。

  刘国凯似乎认为,广州的保守派一直没有垮。这与四川等地情况不同。四川在一月风暴夺权后,保守派组织几乎全部被造反派打垮。
  后来造反派内部分裂。李宪源等人认为,其中一派是新出现的保守
  派,对立面才是真正的造反派。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5-28 8:45:07
  多元兄:我这里写的还主要是文革初期的情况,广州两大派最初是由封闭羊城晚报开始的,所谓保守派是反封派,造反派则支持封报.

  接着,一月夺权是分成两派的第二个关键因素.保守派基本没参与一月夺权,但又指造反派的夺权是假夺权.

  广州的情况是,一月夺权并未对保守派造反破坏,真正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是军管以后,军队镇压了造反派.取缔了不少组织,逮捕了不少人.
  但周恩来4月到广州以后,他公开支持了被军区镇压的造反派,提出了另一派"偏于保",广州立即分化成两大阵营.被取缔的那些组织不停地掀起平反风,这也是8月炮轰军区的导火索.周恩来"功不可没".:)

  其实这些都是我的一部书稿的内容,为了节省篇幅,压了不少.所以有许多事情没能交代清楚.这部书稿据一位省出版局领导说:10年内都很难出版.呵呵.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5-28 8:57:23
  一月夺权并未对保守派造反破坏,
  应为:未能保守派造成破坏,

  为了节省篇幅,压了不少
  是指写成贴子时压了不少.

  我不赞成用保守派和造反派来定义两派.不过这里姑妄用之.
  广州的造反派(省革联)曾经出现过一次大的分裂,即3月军管以后,把一部分造反派判为反动组织,省革联便解体了.但后来省革联的大部分核心组织,都成了旗派组织.并未出现过大的分裂(当然,一些个别组织退出是有的).所谓的保守派,即东风派,主要是运动初期的高干子弟红卫兵和工人.


作者:晓刚 回复日期:2002-5-30 22:05:07
  “省革联就是好,气死大老保!”
  “省革联就是坏,气死保皇派!”

  不知一听兄是何方神圣,搅起我儿时的记忆。不过,可能所引资料的缘故,一听兄有些细节似不准确。如
    “地总、红旗工人等几百个群众组织,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到广州日报社祝贺”
  似不可能。地总是东风派,红旗工人是旗派,当是“红总”(红色工人总部)之误。

  “东风派”之称来自对三月军管的评价。认为是“三月东风”的派别,将自己称为“东风派”,将认为是“三月黑风”的旗派称为“黑风派”。大概各地都有类似的情况,好象四川还是什么地方,就为了“好得很”还是“好个屁”分为“好派”、“屁派”。

  周将地总称为“偏保”,好象是很早的事了,没准儿是军管以前?记得街上有人喊“偏保,偏保,就是大老保”的。

  在澳洲认识一位朋友,当年是中学旗派中的一支,自称曾在周的授意下(通过周的侄子和秘书),冲入军区去抢被黄永胜关押的两名军区干部(只抢走一名)。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5-30 22:54:41
  晓刚兄:我提到红旗工人和地总一起游行的事,应无搞错。查1967年3月1日出版的《广州战报》(由《广州日报》内部的造反派主办的)第一版有一条报道:“最最坚决支持对《广州日报》社实行军事管制”。文中写道:“来祝贺的队伍的毛泽东思想工人赤卫队总部、红旗工人赤卫队总部等数百个单位。直到截稿时还有祝贺队伍来。”当时东风、红旗两派还没有分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而且红旗工人很奇怪,在后来的运动中,它时而与红旗派组成某些联络机构,时而又与东风派组成某些联络机构。红旗派中的铁杆工人组织是工联。
  周恩来说东风派“偏于保”是4月到广州时的讲话。他时而替红旗派说话,时而替东风派说话,闹得两派就像坐在翘翘板上抽风似的。

  东风派的名字来自军管的三月东风浩荡。
  旗派的名字主要来自所谓的三面红旗:中大红旗、广医红旗和华工红旗。


作者:晓刚 回复日期:2002-5-30 23:12:05
  也可能。那时毕竟太小,“组织上的事情”搞不太清楚。不过还是怀疑这“红旗工人赤卫队总部”是不是跟“红总”有什么干系?

  “三月东风浩荡”之后,有个笑话,说有工人去医院看病,医生问他,“你是红肿还是鼻肿”。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5-31 8:17:01
  这也是文革语言之一,那时最流行就是用谐音丑化对手,东风派把省革联叫做"散夹乱",旗派把东风派叫做"地主狡匪",即地总、主义兵、郊贫联。
  这种遗风到现在好象还大有市场啊。
[size=-1]
作者:李宪源 回复日期:2002-5-31 8:52:13
  能否从两派不同的政治起始根源和利益对立角度,探讨一下当时如果他们不争那个“舆论阵地”,各自会是什么后果?

  比如说在“二月逆流”时期,如果造反派听任“军内走资派”把其头头都逮进监狱去并大造“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的舆论,伏伏贴贴地不发表任何“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社会舆论,对他们所代表的那部分社会群体利益(包括他们的老婆、孩子和其他家人的政治经济利益乃至在单位里或地区上的个人处境和保险箱内的“档案记载”)、对该地区乃至全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格局、以及对而后该地区乃至全中国的社会发展走向,意味着什么?

  按一听目前的写法,实在看不出当局会有任何需要担忧的地方。也辨不准这是在写纪实性的报告文学还是在写文革题材的学术论文。

  希望能突破“伤痕文学”的变相表现方式(即从微观性地专门描写个人的“大痛苦”,转为宏观性地展示社会性群体性的“大疯狂”)和局限,揭示现象堆砌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主干及其深刻涵义。

  

作者:晓刚 回复日期:2002-5-31 9:34:26
  多元兄:“刘国凯似乎认为,广州的保守派一直没有垮。”

  刘国凯的说法是对的。在广州,曾“垮”过的是“造反派”,而且“垮”过不止一次。“三月军管”是一次,68年夏(?)是另一次。后来李一哲大字报时的诉求之一,就是为后一次“垮”时被镇压的人平反。

  广州军区──“广州的谭震林”(黄永胜)是支持“保守派”反对“造反派”的。黄永胜不久就升任总参谋长,成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反“广谭”反不下去了,“造反派”自然就只有倒霉的份了。九一三之后,广东省在传达中共中央文件时,还特地挟带了一句私货:黄永胜现在的错误并不说明广东省从前的做法不正确,“造反派”不得借机翻案,云云。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林彪集团”与文革派(“四人帮”,或五、六、七、八人帮),根本从一开始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扯到一块实在是“乔太守乱点鸳鸯谱”。

作者:如虹 回复日期:2002-5-31 10:10:41
  文革期间,各地情况大同小异,但都不外乎三个派别:造反派、保皇派、逍遥派。在江浙沪一带,造反派称为“踢派”;保皇派称为“支派”;逍遥派称为“墙头派”。在一个大城区范围,多以区域、行业领域形成和划分派别,就象当年的旧上海,也讲“地盘”。
  在一些新闻单位,状况更为复杂。
  我对广州地区的情况不是很了解,在此就没有发言权了。

作者:晓刚 回复日期:2002-5-31 10:15:06
  一听兄:“造反派运用舆论工具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思想、信仰、言论、公平、公正等自由权利,而是以大民主的名义,以群众的名义,用暴力强行支配别人,对个人自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剥夺和肆意摧残。事实证明,当民主站到了自由的对立面时,其可怕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一个中世纪的暴君。”

  这里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站到了自由的对立面”的问题。民主是要求票选政府的。那个所谓“大民主”,既无民主也没自由,有的只是“奉旨造反”而已。“造反”和“民主”如何能划等号?


作者:如虹 回复日期:2002-5-31 10:23:28
  呵呵~~开始跑题了。快收住缰绳!不然......。

作者:未有乡富翁 回复日期:2002-5-31 10:39:16
  就是啊,为什么明智如一听者也总要将“文革”与“民主”挂构以便让人感觉“民主”可怕呢?
  另附一段文字:
  真问题显然在我看来不在于“民主——极端民主——损害少数人的自由——损害所有人的自由——独裁专制——。。。。”之“悖论”,因为什么叫“极端民主”?而如果就现在常有人以“文革=大民主”这样一种语式来指认这样一个悖论,那在我看来纯属一种理论的一手捏造——因为,“文革”事实上有多少符合我们今天可能认识到的“民主精神”以及这一精神所对应的在这个人类星球上的那些成功经验所表达的要义?民主当然也有失误之时,无论历史还是现实实践之中,(因此有了那么一句:“民主是有许多不尽人意处,但,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看到比民主制度更好的”——多么实在的语言!)但,我们是否因此非要从关于民主的非十全十美的甚至是复杂原因下失败片断的历史境遇中来度量民主的悖论才有意义么?

作者:晓刚 回复日期:2002-5-31 10:45:10
  李宪源:“希望能突破“伤痕文学”的变相表现方式(即从微观性地专门描写个人的“大痛苦”,转为宏观性地展示社会性群体性的“大疯狂”)和局限,揭示现象堆砌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主干及其深刻涵义。”

  一听:“刚才在故乡网站看到一则通告:……下面几个论题的贴子请大家不要再提”

  理清历史的事实,是“揭示现象堆砌背后所隐藏的历史主干及其深刻涵义”的先决条件。抛开历史事实,“天马行空”地妄谈什么“深刻涵义”,只能遗缪而已。

  对有关历史事实人为的隐瞒、销毁,“克制”与“审核”,令相关的书稿“10年内都很难出版”,正是对“揭示……历史主干及其深刻涵义”的最大障碍,也是使国民(及“国家领导人”)智力不启、“素质不高”的重要原因,令国家有随时“重蹈覆辙”的危险。

作者:未有乡富翁 回复日期:2002-5-31 10:55:08
  赞同楼上的。

  我对一听的那么一点微词显然不等于不敬佩一听所做的,一听一定要听清楚哦!

作者:青近军 回复日期:2002-5-31 12:30:16
  关于文革,我始终认为目前还不能做什么中肯的评价,因为对那段历史,在现在的“历史”文本与学术资料中还缺乏真正完整的东西。

  如果对文革史有兴趣,恐怕现在首先要做的事只是弄清当年历史的主要面貌,让人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而不仅仅是现在已被贴了各种罪名或标莶的那些事。

  一听兄的辛勤劳动,就是做他力所能及的这方面的事。值得钦佩!
  如果有很多人都默默来做这件事,那么将来总结文革历史的教训就会中肯有益得多。

  文革中的派别,确很复杂,不是凭组织名称就可以区分的,需要细心研究。

  例如,中共党史上的陈独秀派共产国际派王明派一二四方面军中央红军各地红军等等情况,若不细心研究读者便会常常搞混的,出现张冠李戴的事。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5-31 12:36:23
  晓刚兄所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民主站到了自由的对立面”的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不过,不可否认文革那几年确实比17年民主。至少有一部分群众是希望朝民主方向前进的,比方说干部“站出来亮相”时,就必须通过群众鉴定,这里已经有一点票选的影子了,另外,组织内部的选举,也是比较民主的。不少组织的头头基本上是选出来的,如果“犯了错误”也可以罢免,如果他不想干了,也可以退出另拉山头。这里已经有那么一点点民主的开端了。当然还仅仅是一个影子,离真正的民主的还差很远。
  而且,当然也不是全部造反派都是“奉旨造反”的,也有是因为17年受压,现在则“趁机造反”的。

  未有乡富翁兄:其实我并不觉得民主可怕,没有民主才可怕。但我觉得民主与自由就像两条腿,缺一不可。而没有自由的民主就变得比较可怕了。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5-31 12:40:19
  青近军兄:我一直想问你一个问题。当年你是湖南青近军的吗?青近军好象是省无联的一个组织吧?

  李宪源先生:我这并不是论文,我也没有写论文的能耐,只能做些搜集资料的工作。让别人去做研究。

作者:未有乡富翁 回复日期:2002-5-31 13:22:08
  民主在吾国实在有个好好学习的过程啊!任何“一下了有”的“民主”都可能是值得怀疑的——这我想就是今日里我们希望的民主与文革被恩准的“民上有主”而来的大鸣大放之完全不同处,一听兄许我如此理解否?

作者:青近军 回复日期:2002-5-31 13:46:30
  文革中湖南的造反组织“青年近卫军”——

  全称为:“誓死保卫毛主席青年近卫军”。
  于1966年11月24日成立,其负责人为谭海清(人称海司令)、易国其、熊玉林、王赐璋、王文辉、罗春辉、朱国良等青年工人。

  其成员全部为青工和青年学生。在“全面内战”的文攻武卫中,该组织以勇猛、善战著称,它的死伤率均高于其他群众组织,其下属“闪电兵团”、“申自来纵队”、“红色尖刀排”、“飞虎连”、“决死纵队”均为专业武装团体。有着较强的战斗力。

  谭海清(海司令)是一个建筑工人,时年24岁,为人豪爽。
  1967年9月初某日,奉周恩来总理电令赴武汉参加一次湖南造反派负责人与省军区负责人的和好会议,会中,周总理曾对谭开玩笑说:“海司令,如果让你去担任湖南省军区司令,你这个‘司令’能不能胜任?”会前喝了不少的酒谭海清竟胸脯一拍:“没有问题!”周总理对谭的回答先是一愣,后又大笑,并指着谭说:“照你现在这模样,当军区司令,你三天就会倒台。”

  “海司令”在改革开放后下海开了一个小酒楼,没做几年亏损不小,原因是来吃“赊帐”的朋友弟兄太多,他又讲面子不肯主动向人讨帐,故只有停业了事,幸亏其夫人能干赚了点钱,故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但他却于1997年病逝,时年53岁。


作者:青近军 回复日期:2002-5-31 14:33:16
  文革中湖南几个红卫兵名人的故事


  (一)李X

  李X 是湖南文革初最大的保守派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一号头头,时年不到20岁,是长沙市五中的高三学生。虽然,当时他不过是一个中学生,但由于其父为省军区一位副司令员,加上他有一定组织能力,因而,在“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成立后,便被推举为“司令”。

  由于李X 生长在军区大院,对军队中的机构设置与礼节制度比较熟悉,因而他在统领“红色政权保卫军”后,便立即仿效军队建制,在“红色政权保卫军”这一组织内设立了诸如司令部、政治部、组织部、保卫部、宣传部等机构。而且还将原省政协委员们驱走,占椐了省政协大院作其总部,总部大院配置了身着军装的值岗卫兵(当然也是红卫兵),并向可以进出总部的人敬军礼。整个儿就俨然是一个军区司令部,能让所有到这儿来的人都生出惊异与敬畏。

  总部之下,便是各学校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分部。
  李X 给各学校一级“红色政权保卫军”组织定的名称也体现了军队味,他让各学校的组织叫“军分部”,不能称某某学校“红色政权保卫军”,而要称“红色政权保卫军”某某学校军分部。

  李X 还正儿八经地举行过一次“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的阅兵式,在市五中的大操场上,他让各学校“军分部”分别列队于操场,他则身着绿呢将军服并着白手套,站立于一辆无边斗三轮摩托上,由人驾驶缓缓在队列前行进,并互演军队中“同志们辛苦了!”与“为人民报务!”那套口号定式。

  “红色政权保卫军”只存在了五个月,1967年初便被造反派打垮,周恩来总理在1967年的一次讲话中,指责了“红色政权保卫军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反动组织”,因而,它便顷刻瓦解,烟消云散。

  李X 当然心理是不服气的,可他老子是省军区副司令,知道被中央点了名这一事的性质严重,因此,李X 就从此退出了湖南文革的舞台。虽然“红色政权保卫军”不少铁杆分子以后总想让“李司令”再登山重起,但终究没有成功。李X 被老子送进了真正的军队,从一名战士做起,直至在1979年2月,以一个团职指挥员的身份参加对越反击战并荣立战功。

  (二)詹XX

  詹XX 虽然作为湖南高校造反派红卫兵组织的头头在湖南文革史上是一位名人,但他本人的故事却并不很多。他原是中南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特冶系金属物理专业661班学生,做学生时就已是中共党员了。作为保守的红卫兵组织“红色政权保卫军”的强大对立面,詹XX 则担任了属造反派阵营的“长沙市 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长高司)的第一号头头。

  詹XX 能被推举到由两万多能说会道的大学生造反派红卫兵集聚的组织中担任一号指挥员,除了他的组织才能与当时颇为激进的造反观点之外,他所具有的中共党员身份,无疑也起了重要作用。当时,造反派们虽然要造党委的反,但偏偏他们又很希望自已的组织领导人没有“政治问题”,尤希望是中共党员为妥,以免被对方保守派抓“辨子”。

  在与工人造反派组织一道摧垮“红色政权保卫军”等保守组织后,詹XX 与其“长沙市 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长高司)与工人造反派组织的头头发生了严重政见分歧,结果在经过几个月复杂曲折的较量后,也步“红色政权保卫军”李X 的后尘,被 工人造反派组织打垮而基本退出湖南文革舞台。

  是不是学生就具定只能象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只能起“先锋”与“桥梁”作用,而不能长期担当政治领导人呢?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几大领袖如蒯大富、王大宾、韩爱晶、谭厚兰等,毛泽东曾想培养他们做国家级的接班人,可是,观察了几个月后,毛泽东对他们失望 了,得出的结论就是:“虽然你们今天能打倒别人上台,但,明天你们又会很快被别人打倒。”最后,弄得毛泽东只好派出军队去接管被蒯大富们一时掌管的学校。

  学生或及纯粹的知识分子确有一个通病,就是行事总想索取“最好的”结果,而不是追求“最可能的”局面,缺乏对“度”的准确把握能力。文革中如此,1989年学潮中也是如此。学潮发展到五月十二日时,学生运动的作为虽已很激进,所创民主氛围也很大了,但尚能为各方接受, 可惜,“高自联”的头头们没能把握好分寸,一味仍只进不停。最后,事情由极端走向了反面,导至了悲剧的发生,已创民主的丢失。

  詹XX 在文革后进入了工厂,并一步步做到了湖南的一家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党委书记、总经理、董事长,至今。四人帮垮台后,很多人都以为詹XX 会当上湖南省级的领导人,因为,文革中期,他作为造反派的对立面组织的一号头头,与其所支持的省委某些书记的关系不错, 造反派垮 台了,他应能出头了。他所在的那一派中有个盟友组织的头头刘某,在四人帮垮台时,确曾得意洋洋地宣称过:“现在该轮到高司的詹XX 当中央委员、省革委副主任,而我也弄个省委常委当当的时侯了!”
  然而,这一切都 没有发生。

  大概,詹XX 虽说在文革中期保过一些省委领导,但他们的“保”与“红色政权保卫军”的“保”还是有区别的。“红色政权保卫军”要保的是整个党委及其领导,而詹XX 与“长高司”所保的却只是那些支持自已组织的党委领导,若不支持自已组织,詹XX 与“长高司”却是不会保的,相反还要打倒。例如,对当时支持工人造 反派的章伯森(省委侯补书记)、华国锋(时为省委书记)等,詹XX 与“长高司”则是定为要打倒的对象。毕竟,詹XX 与“长高司”在文革初期是湖南造反派红卫兵的旗帜。

  邓小平在文革后提拔做党和国家领导接班人的文革时大学生,如王兆国、胡锦涛等,都是文革中的所谓逍遥派,即基本没参加文革哪 一派的人。这项国策正确与否,其实是大可研究的。一个没有经历曲折复杂政治活动洗礼的人,能否当好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其问号无疑是不小的。

  但詹XX 能做到大型国有钢铁企业的老总一级,则相当原因是他的才能所致,因他大学所学的专业就是冶金。

  (三)谢XX (女)

  时年仅十九岁的谢XX 在文革初期的长沙,是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一则,她是湖南省唯一于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受到毛泽东接见、并在谢的笔记本上莶上“毛泽东”题名的红卫兵;二则,她创立了敢闯敢造 反的以中学生为主的“井岗山红卫兵司令部”,在文革中,二次领头封闭了省委机关报《湖南日报》社,从而二次掀开了湖南造反运动的高潮序幕。

  谢XX 出身于一个高干家庭,其父母都是湖南省厅级干部。照理,她本应是属于参加保守派红卫兵的对象。然而,文革初期,作为长沙市一中高中学生、并已是中共党员的谢XX ,却被驻学校的文革工作组打成了准“反革命”,被列入了工作组的黑名单。不知是谢XX 的直言性格得罪了工作组?还是因谢的父亲由于属湖南省原中共地下党系统的干部遭“南下”干部为主的省委的排挤间接所致?反正,1966年的8月,谢XX 是被文革工作组整得只能跑到北京去告状了。

  而,这一状不仅告灵了,伟大领袖都接见了她,并且,让谢XX 更是开了眼界,接受了红卫兵“对反动派造反有理”的观念薰淘。所以,她一从北京回长沙,就不仅不与保守的“红色政权保卫军”红卫兵为伍,反而组建了一个专造省委市委反的中学生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司令部”。

  在文革造反初期,工人出来造反还是不敢的,就算被单位领导打成了“反革命”、或“右派分子”,也只能心里不服而已。所以,当时的大学生红卫兵造反派“长高司”与中学生红卫兵“井岗山红卫兵司令部”这两个组织在湖南省是有着很大的影响的。作为一个女学生红卫兵司令,敢作敢为且飒爽英姿的谢XX ,更给人一种魅力。

  1967年8月湖南武斗高潮之际,周恩来总理点名命令让进入湖南支左的47军军部派人护送时年仅20岁的谢XX 上京,参加向中央汇报湖南文革情况的代表团。之后,谢XX 成为了中央任命的、包括华国锋与解放军47军军长黎原在内只有十几个人组成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

  1968年省革委会正式成立后,谢XX 却只做了一名省革委委员,而很多人都以为她至少应当省革委的常委,甚至当副主任也有资格。之所以如此,一则是工人造反派代表已成了当时的左右时局的力量,作为中学生的谢XX ,其份量已不太为主湘的47军军部重视;二则,是由于谢与当时受整的极左派红卫兵头头们(均为大、中学生)有一些私人友谊性往来,受到了牵连。

  1970年,谢XX 在受到一连串的审查后,她进了工厂,当了一名工人。
  1974年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与1976年的批邓反右运动中,很多造反派工人都希望尚只二十多岁的谢XX 重出江湖,但她终于忍住了,安心当她的工人,并读书求学。

  因而,由此她得以在四人帮垮台后,没有陷入其他那些当年的造反战友们所受的挨整境地,相反利用恢复高考的机会,接受了高等专业教育,从而具备了一名电脑工程师的资格。

  现在,谢XX 是一家大型电脑软件公司的老总,虽然,此时她在IT业的名声远不如她当年做红卫兵司令时响亮,但她却绝对是活得很有质量,且有滋有味。


作者:李宪源 回复日期:2002-5-31 21:35:34
  一听言:“......造反派运用舆论工具的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思想、信仰、言论、公平、公正等自由权利,而是以大民主的名义,以群众的名义,用暴力强行支配别人,对个人自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打压、剥夺和肆意摧残。事实证明,当民主站到了自由的对立面时,其可怕程度,丝毫也不亚于一个中世纪的暴君。”

  一听作这样一种严词判决,只是做"搜集资料的工作。让别人去做研究"?

  如此"理清历史的事实", 能如青近军所希望的"让人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事,而不仅仅是现在已被贴了各种罪名或标莶的那些事"?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5-31 21:43:47
  李先生:那麻烦你给我下个定论吧,我这到底是论文还是纪实文学?
  如果纪实文学不能有观点,那它就是论文;如果有观点就叫论文,那它就是论文。其实都无所谓,只要把我把知道的事情说出来就行了。

作者:李宪源 回复日期:2002-5-31 22:08:34
  只是想知道,一听先生到底是在做判决,还是如你所说"只能做些搜集资料的工作让别人去做研究"?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5-31 22:31:29
  以我目前所掌握的资料量,我决不敢随便下笔写什么论文。我不喜欢某些人先有了结论,再找资料去证明自己的结论的做法,甚至在不能证明时,也硬要把这些资料作歪曲的解释。
  目前我是在搜集资料,希望对别人的研究有帮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不能有自己的看法。如果李先生认为我要么只能做一部资料储存机,要么就是在作判决,那我也无话可说,随便你吧,我觉得这种话题实在闷人,不想再讨论了,好吗?
[size=-1]
作者:多元 回复日期:2002-6-1 15:20:55
  晓刚兄:
  感觉上,刘国凯的书基本上是从旗派的立场来描述广东文革的。
  李宪源也差不多,是从最“左”的造反派来“研究”文革的。
  一听兄不从“两个阶级、两条路线”观点看历史,而是根据大量的第一
  手资料,钩勒广东的文革的发展脉络,很有意义。例如,从各派批斗当
  权派的积极性,可知所谓“保守派”至少不是一直保当权派。

  相比之下,刘、李的分析,只是自己经历的感性认识,缺乏确凿的事实
  依据。一听兄不愿陷入“派别分析”,恐怕他也感觉到没有掌握多少数
  字依据(例如,各派组织中,党团员、“红人”、老工人所占的比例)。

作者:晓刚 回复日期:2002-6-1 21:06:47
  以文革中的混乱,当时这些数据恐怕就不易掌握、统计,过后又有不断的销毁、隐藏、
  封锁、流失,是否还有掌握这些数据的可能?我觉得很难。

作者:一听 回复日期:2002-6-1 21:24:16
  真的很希望全国每个城市(至少每个省会城市)都有那么几个人,能沉下心来,认认真真、一点一滴地从事文革的资料搜集工作,人们都以为文革资料很难找,其实并不尽然。一来很多当事人还在,多多少少都保存着一些资料,以及回忆;其次,档案馆里也还是有资料的,只要不怕麻烦枯燥,总能找到一些东西,我在广东省档案馆查阅省军管会资料,可以看出从来没人翻过,盖满灰尘,光是军管会的值班日记,摞起来就差不多有一米高,我足足看了两个月,可以说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了解当时广州市面发生的情况。这种枯燥的工作真的很需要有人去做,不要忙于写论文,忙于下结论,忙于“上升到理论高度”,很多基础的工作其实仍然远远没有做足,现在如果就轻率地下结论,真的是会令人脸红的。

作者:kz 回复日期:2002-6-1 21:52:36
  如果将文革“上升到自由对立面的高度”时,尽管很多基础的工作远远没有做足,我看现在忙于下结论就一点不轻率,也不会令人脸红的。


[size=-1]
作者:李宪源 回复日期:2002-6-2 9:45:28
  没谁认为一听先生只能做一部资料储存机;事实上,是你自己面对我上面有关期待,却以“只是在搜集资料,希望对别人的研究有帮助”作理由拒谈“自己的看法”。

  换个轻松话题怎么样,请介绍一下广州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红一司)的来龙去脉好吗?
转录自 天涯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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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0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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