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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华  王效禹晚年在青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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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效禹晚年在青州

作者:王秀华

王效禹这个名字,人们似乎并不陌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他在山东大地上几乎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关于他在那个年代里的事情,历史已经做出了结论,似乎没有在这里追忆的必要了。从1985年9月25日到1995年逝世,王效禹在他的故乡山东省青州市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10年。在这期间,笔者曾经与他有过数次接触,得以了解他晚年在青州的一些情况。

王效禹印象

第一次见王效禹,是1994年夏天的一个傍晚。笔者同现在的山东省总工会所属的《职工天地》副总编辛学福先生在六十年代益都县(现已改名为青州市)公安局长张文训伯伯的引导下,来到了王效禹的家。院子大约有二十个平方米,居室是三间座北朝南的平房,每间约十多个平方米。房子的结构和普通民房一样,中间的一间通往院子,东边的一间是王效禹的书房兼会客室,西边的一间是他和老伴刘崇玉的卧室。见我们如约而来,王效禹显得很高兴。他伸出双手和我们握手,他的手很丰厚,并没有干枯的感觉。与我们握手时他很用力,并使劲摇了摇。迈进房间,首先映入眼睛的,是墙上那张毛主席接见他和杨得志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毛 主 席的后面,是面带微笑、高举着小红书的林彪。

已是八十多岁的王效禹,看上去样子比实际年龄似乎要小一些。灰白的头发,清瘦的面庞,戴一副眼镜,走起路来挺有节奏,一派知识分子的气质和风度。使我们颇感意外的是,他的精神状态极佳,说起话来很随和、自由、轻松。在我们的眼里,他已经变成一位慈祥、和蔼的老者,一个地地道道的公民,跟左邻右舍的普通老百姓一样。

刚落座,王效禹的老伴就在隔壁喊了起来,声音很急。同去的小陈急忙跑过去询问,回来时手里抱上了一个大西瓜:“看,老太太非让我们吃西瓜不可!”“她对每一个来作客的都是这样,”王效禹微微笑着说,对老伴的行为显得很是满意和赞赏。

温馨的家庭氛围

我们很自然地聊起他晚年的家庭和生活情况。王效禹很满足:“挺好的,我现在过得挺好,每天都很充实。”这时,老伴又在隔壁喊人过去拿银瓜。银瓜是青州特产,她没忘了要客人尝尝。王效禹又说:“你看她,躺在床上起不来,就急成这样,来客人总是招这呼那的。”

话题扯到王效禹的老伴身上。原来她在1987年1月19日患了半身不遂,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几年前,老伴发病住院,孩子都不在身边,王效禹便中止了自己的一切活动,跑前跑后地进行照料。好在医院离居住的地方只有二里多路,一日三餐,王效禹就靠步行来回为老伴送饭。老伴怕他累出病来,就劝他到街上买点,他笑着说:“街上的饭不卫生,我回家做饭,既实惠,吃着又放心,还锻炼了身体,一举三得,何乐而不为呢!”一席话,把本来心情很不好的老伴给说笑了。临床的病友也羡慕地对他老伴说:“你真是有福气,摊上了这么一个知冷知热的老头子。”

王效禹本来身体就不太好,他患慢性支气管炎30多年,曾经多次住院治疗。这次为了照顾住院的老伴,他又打乱了自己的生活规律,加上操心、劳累,患了脑血拴,病倒了。在益都中心医院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两个月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而老伴却只能躺在床上了。

走进他们的卧室,只见一个靠墙的三抽桌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药瓶子,有的上面除了原有的标签外,还有王效禹自己贴上去的使用补充说明,上面的字是王效禹用钢笔写的,一笔一划极认真、工整。老伴说,我白天靠保姆照应,晚上,老王就成了我的护士。

王效禹有烟酒嗜好,但是量不大。自从1990年患脑血拴后用得就更少了。谈起控制吸烟的体会,他说:“当拿起烟来想抽的时候,想到床上还有一个病人,就放下了。”这话被他老伴听到后,马上就顶了回来:“甭说光为我,就是为了你那气管炎,也应当少抽。”王效禹轻轻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

谈起家庭生活,王效禹说:“老两口也为点鸡毛蒜皮的事吵几句嘴,但很快就过去了。”老伴长年卧床,心情忧郁,脾气躁,偶然发点脾气,这时,王效禹总是笑得多,他理解一个病人的心情。

不论到哪里 能打拳就行

说起王效禹一日三餐后干什么,很有意思,他倒是个兴趣十分广泛的人。他说,在工作岗位上时,我最大的业余爱好就是打太极拳,赋闲之后,就不算是业余爱好了。
他爱上打太极拳,是从1956年开始的。几十年来,不论春夏秋冬,严寒酷署,除去老伴住院那段时间之外,一直坚持了30多年。拳越打瘾越大,不论到哪里,他总是说:“只要能打拳,我就心满意足了。”

到青州后,已经是八十多岁高龄的王效禹更是坚持打拳不掇。夏日的早晨,才四点多钟,他就起了床。为了不惊醒梦中的妻子,他总是悄悄地下地,轻轻地开门,在自家的小天井里深吸几口新鲜空气,舒展舒展筋骨。当听到街上有行人动静的时候,就打开大门,步行三里多路,到范公亭公园去打太极拳。后来,他感到范公亭公园的空气太潮湿,对自己患过关节炎的双腿不利,就改到博物馆门前。那边是音乐中翩翩起舞的跳舞者,这边他舒展手脚,全神贯注,很快就沉浸到一种意境之中。刚去打拳时,有许多人好奇地围在旁边看,有的一边看还一边指指划划,唧唧喳喳,后来渐渐的就没有人再围观了。打完拳,他就到小吃店里买上半斤油条,顺手带回去,作为他和妻子的早饭。

谈起打拳,王效禹还谈了一件事。原来每当阴天下雨,不能到范公亭和博物馆去,就到住处斜对面的店铺前打拳,后来见店门上挂起了芬兰浴的牌子,他觉得那招牌花哨得实在不成样子,一气之下就不再去了,说是怕玷污了他的鞋。

从前,他打的是108式太极拳,上了年纪后,就多打24式了。他说:“我身体还算不错,大约与打太极拳有关吧!

他曾经不愿回老家来

1985年9月25日,王效禹回到了自己阔别多年的老家卧牛城青州市。他说,当时自己不太情愿回去。为什么呢?他又说,从1938年他带兵参加抗战,当时跟他一道出去当兵的人大多数都牺牲了,自己不忍心看到那些烈士的家属,他觉得自己对不起人家。“为什么我没有死,偏偏人家死了呢?”他说。

到青州后,他又请求组织上让他进烈士陵园工作,好照顾和陪伴那些烈士。当然,他的这个要求也没有能够得到同意。

青州的一些老熟人听说王效禹要回来却是很高兴。当又听说他不愿意回来时就急了。老战友张紫岭一气跑到沾化,非把他拖回来不可。当时,正赶上去探望王效禹的刘春圃病倒了。王效禹就提了两个回青州的条件:一是带上这位病人;二是马上过冬了,希望给床被子。就这样,他回到了老家。

这次是公开的。过去,他无论到哪儿都是秘密的,连自己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有时还得改姓,有时姓张,有时姓李,有时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叫什么了。

在青州这座小城里,人们很快接受了他,认可了他。中青年人中,一些了解过去那段历史的,心目中曾经有一个王效禹的影子。现在,当这位老人悠闲地走在街上,经过他们面前的时候,许多人脑海里不由得闪出一丝儿困惑:“他,就是当年的那个王效禹么?”

住院和病逝

1995年1月16日上午10时,王效禹住进了潍坊市益都中心医院老年病科。

20天前,王效禹感到左侧心前区不适,呈阵发性,每次持续约3分钟左右。后来不适感越来越明显,并伴有心悸、心慌等症状。到医院做心电图后,被诊断为“冠心病、不稳定性心绞疼”,收入医院老年病科治疗。

王效禹是第二次到这个科住院了。

第一次是在1990年春天。那时的王效禹穿一件半新的中山装,说话很随和,很配合医务人员的治疗。在医务人员闲暇时,他还主动与医务人员聊天,聊到高兴时就放声大笑起来,那爽朗的笑声极富感染力。那时的老年病科主任姚兰英是山东医科大学65届毕业生,在校读书时正是王效禹担任山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的时候。当年她曾多次听过王效禹在大会上做报告。有了这段经历,她在与他聊天时便不免谈起那个年代。每到这时,王效禹总是不动声色地把话题扯开,不愿意多说什么。倒是对当时山医学生中几个比较活跃的人,王效禹不但仍旧能叫得出他们的名字,而且还能了解他们近几年的行踪,使人不能不佩服他的记忆力和信息之灵通。

第二次住院后,王效禹就象换了一个人一样,情绪显得很烦躁,无论是检查或者是治疗,他都极不愿配合。因他身体极其虚弱,医生要给他开点营养药,被他断然拒绝。或许意识到自己大限将临,来日无多吧?在病情加重的那几天里,他干脆就拒绝服药和打针。医务人员和亲人们反复劝他,他说来说去总是那几句话:“反正已经这么大年纪了,没必要再浪费国家的钱财了。”有一天晚上,为了让他打上针,医生们不得不用车从几里之外把他的妹妹找来劝解,折腾了半夜,仍然未能把针打上。

为了挽救王效禹的生命,院方对他实行了特别护理。多次召开由医院心内科、消化呼吸内科等专家参加的危重病例讨论。因为王效禹其时患有心脏、呼吸、泌尿系统等多种老年性疾病,身体已经极度衰弱,再加上本人不配合,在治疗上存在很多困难。为此,专家们在把他的病情如实告诉其亲属的同时,进一步修定了治疗方案,决心尽一切努力来挽救王效禹的生命。

王效禹虽然在治疗上不配合,但在其它方面倒是很自觉。他平时睡惯了硬板床,不习惯医院的钢丝床。医生知道后找来了一张木板,给他铺时,他却又犯上了那股倔劲,坚持先交上钱。医生不收,他就发脾气,躺在床上使劲摇着手,要人们把床板抬走。人们拗不过他,只好收下了20元钱。

住院一个月后的一天,王效禹精神突然出奇地好。他让陪床的小女儿把家里他最喜爱的那盆三色杜鹃花搬来,又把负责他床位的医生谷万军找来,一字一顿地说:“你和其他大夫们为我操心受累,我很感动,本来是想写几副字给你们做个留念的,看来一时没有这个精力了,就把这盆花送给你们吧!”一方是执意要送,一方是既不好意思收又不好意思拒绝,那盆花便一直在医生办公室放了好多天。

1995年3月2日,王效禹的病情进一步恶化。3月3日2时40分左右,他突然神志不清,呼吸表浅,心率减慢。接着出现呼吸、心跳停止,瞳孔散大。医护人员紧急进行药物抢救、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但均没有奏效。此时是凌晨2时45分。

三天后,王效禹的遗体在青州市殡仪馆火化。向遗体告别的有王效禹的亲人、亲属、战友、生前友好及当地政府部门有关领导共300余人。随着那一缕轻烟在天空中缓缓飘散,王效禹走完了他八十四年的人生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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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1-01-12
王效禹的发家和倒台

王效禹的发家和倒台

山东上了点岁数,有些文化的人,基本都知道王效禹。很多人还知道他是因为文革初期的“青岛825事件”而一夜成名,在政治上突然发家,红极一时,以至有了“山东小太阳”之别名。但1969年“九大”当选为中央委员后,用形容词来说是“第二天”,却轰然倒台,成为文革中第一个下台的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王效禹,山东青州人,1938年入党。1942年曾任山东军区下属的清河军区第三军分区的团政委,第三军分区也称清中军分区。解放战争时,康生在山东工作,王效禹任清河地委书记兼清河军分区政委,同康生也就熟悉了。1954年任山东检察院副检察长,反右时,王的手下有几人被打成右派,王因为不同意而受牵连,成为右倾,降职到德州国棉一厂任副厂长,1965年任青岛市的挂名副市长。

王出名主要是在文革时期。文革动乱后,青岛在1966年8月25日发生“825”事件,职工和红卫兵出现冲突,职工保青岛市委,红卫兵反青岛市委。在青岛的市级领导中,只有王效禹一人公开支持红卫兵,这是王接受了反右时的教训,变成左派人物。王在表态支持红卫兵后,经谭启龙同意,青岛市委对他采取了一些措施,王对谭记恨在心。9月7日毛泽东就“青岛825事件”发出指示,支持青岛红卫兵。毛泽东在指示中直接点明:那位副市长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位副市长就是王效禹。从此王成为“革命干部”,也成为造反派。10月9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后,破例通知王参加。应当是在此时,他初步联系上了中央文革小组。

当时康生的儿子张子石是青岛市教育局局长,王效禹造反时紧紧抓住张子石,同康生建立了直接关系。再加上王效禹以前就认识康,有了依靠,王在山东成为响当当的革命造反干部。1967年1月19日,康生.王力通过张子石向王效禹打招呼,让王在青岛市夺权,王于1月22日夺权后,得到中央承认。1月30日《人民日报》就青岛夺权发表社论《关键在于大联合》,这是全国第三个得到中央承认的夺权,也是全国唯一得到中央承认的市级夺权。康等人又授意王效禹到济南夺山东省的权,王带领青岛的一些造反派到济南后,受到省城一些造反派的抵制,省城的造反派认为:青岛的人有什么理由到省城来领导夺权。但有中央的支持,王还带着康生的儿子张子石,2月3日在山东夺权成功。

文革初期青岛有两大驻军,北海舰队和67军,北海舰队是正兵团,比67军级别高。当时舰队的领导比较谨慎,第二政委从1952年起就任青岛市委常委,同地方负责人关系很好,市领导被造反派批斗时,海军想方设法保护过被斗的地方干部。王效禹夺权,海军不了解情况,没有马上给予支持。可67军在1月23日接到中央要支持左派的指示后,立即组织部队,武装上街游行,支持夺权。王向中央文革作了汇报,67军成为全国支左的模范标兵。王在青岛支持陆军,反对海军。支左标兵军沾沾自喜,有些飘飘然,北海舰队级别高还不服67军,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两军有了矛盾。后来北海舰队换了领导,仍旧受王的压制,可新任舰队领导是李作鹏线上的人,得罪了舰队新领导也就得罪了李作鹏。以后连带着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叶群,包括林彪,都对王没了好印象,这些人那时在军内和政界是位高权重。王效禹和他的继任者,青岛的一把手杨保华,自认为有中央文革作后台就可以胡作非为,没理海军这个茬,就此王埋下了倒台的第一步。

全国第一批夺权的省市共五个,夺权后上海市的一把手张春桥原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山西的刘格平在党内是个老资格,曾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和宁夏政府主席,夺权前是山西副省长;黑龙江的潘复生曾任河南省委和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的李再含是贵州省军区副政委;只有山东的王是个副市级。以后建立的省级革委会配备的一把手,都是原来的省军级以上的领导。那个年代,反右派还是正确的,王不仅原来职务最低,还曾经是个右倾人物,这又是他的劣势。

1967年5月,上述五人在大军区都有了职务。张是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王是济南军区第一政委;刘和潘分别是北京军区和沈阳军区政委;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这五人中有四人在任职的大军区中发挥不出大作用。南京军区许世友是太上皇,张想管事可没人理他。刘、潘、李不是军区的军政一把手,说了不算。军区所属的野战军对这些人的话基本不听。就是王所在的济南军区,杨得志算个老实人,在政治上没有太多的心计,又没有许司令那样的霸气,王是第一政委,还是山东省的一把手,他起的作用可就大了。

当时大军区的划分,在那个动乱年代暴露出一些问题。江苏的徐州.连云港一线行政上属江苏省,成立革委会应该江苏批准。军事上却是济南军区的防区,支左部队由济南军区的68军负责,连云港还有个独立守备19师,成立革委会,也需要由济南军区管辖的支左部队同意和具体组织实施。所以徐州.连云港等地市组建革委会,不仅报到了江苏省负责人许世友的案头,在当地支左的济南军区的部队,按管辖程序逐级上报到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也就是山东省负责人王效禹那里。再说铁路,当时徐州铁路分局属济南铁路局领导,干部都是由济南铁路局任命的。文革前铁路是半军事化的单位,铁道部直接领导管理,各地诸侯不能乱插手。但文革中打乱了这一切,各个铁路局都受到当地的干涉,安徽蚌埠的造反派就曾自行编组了一列特快列车,强行从蚌埠开往北京。特快驶出安徽,其他省市的铁路毫不知情,这时的铁路运输秩序已经乱了套,又突然冒出这一列客车,把津浦线搅的更加混乱。王效禹自从掌了大权,对上他把济南铁路局暗地里划为山东省的下属单位,对下又认为徐州铁路分局既然是济南铁路局的下属,也就当然成为山东省的下属。所以不知天高地厚的王效禹,初期通过济南军区驻江苏的部队和济南铁路局两条线,直接左右徐州等地的文革形势。因为王反复无常,搞的68军无所适从,干部战士很有意见,产生很大的抵触情绪。后期他干脆数次调动上万山东枣庄.临沂等地造反组织的武装人员,直接到江苏徐州去武斗,在徐州就出现了一些支持山东王效禹的武斗组织。这些组织在山东武装人员的支持下,曾一度打跑了支持许世友批准的革委会的组织,占领了徐州,徐海地区社会秩序极为混乱,把个许司令鼻子都气歪了。同毛泽东的红人许司令结了怨,王效禹还缺德不占理,能有好结果吗?这是他倒台的两条主要原因之一。

1967年1月中旬后,全国各地的造反组织,争先恐后进入了乱中夺权的时期。由于权利分配不公,既得利益不均,私心杂念太多,加上观点不同,各地在夺权中就产生了两派或多派对立的组织。先是辩论,进而相互攻击,再发展成打架,跟着是有组织的武斗。全国省级以下各级党委政府已经基本垮台,公安法院瘫痪,军队不能大胆的进行干预和管理,各地的行政治安权利成为真空状态。那些各行其事的造反组织除了毛泽东,谁也不服气。没了法律,没了秩序,没了制约,造反派禁不住权利的诱惑,都想掌权,那就开打吧。开始用的是冷兵器,因为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学说,进一步用上了抢来的步枪手榴弹,最后是大规模的武斗。有些地区从兵工厂开出了坦克,拖来了大炮,将运货船只改装成“军舰”,抢了多个武器仓库,劫了向越南运送枪支弹药的专列。四川.广西.浙江.陕西.山西.贵州.云南等地更是打的血肉横飞,一塌糊涂。山西的一派武斗造反组织竟然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的武斗战略方针。当时全国无数的造反组织基本是自行成立的,独立行事,占山为王,都说听毛泽东。党中央的指挥,实际上谁也管不了。

面对全国乱轰轰的局面,毛泽东已经察觉。这时在全国唯一有组织,还能有效指挥的只剩军队了,只有依靠军队才能收拾如此局面。毛泽东当年就是组建了一支人民军队,利用军队来宣传和模范执行他的方针政策,得到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拥护和支持,打下了天下。现在如果军队再垮了后果不堪设想。因此当1967年“武汉720事件”后,陈伯达.江青等人把矛头对准了军队,批准新华社于7月30日,播发了准备于8月1日出版的第12期《红旗》杂志社论,要“揪军内一小撮”时,加上8月22日“火烧英国代办处”等事件,有了可以抓住的把柄,经周恩来的提醒,为了保住军队,毛泽东采取断然措施,对第12期《红旗》杂志等文章作出批示,拿下了王关戚,杀鸡给猴看,警告了“大三”们。

在这种情况下,各地再继续成立的革委会,毛泽东就不让这些素质不高的造反派当一、二把手了。除了少部分原来地方领导干部外,大部分起用军队的负责人,山东省也是如此。山东各级基层革委会负责人中的原军队和地方领导干部,大多数对造反派没有好感,造反派普遍有受压的感觉。靠造反起家的王效禹对此相当反感,认为对他是一种威胁。1968年他在山东发起“反复旧”运动,鼓动造反派重新夺权,山东重又陷入混乱之中。湖北.陕西.浙江等地的造反派从山东学会了“反复旧”的一套,1969年5月7日,湖北的造反派朱鸿霞.胡厚民等人就是打着“反复旧”的旗号,冲击湖北省革委,要打倒张体学。张战争年代一直在部队,出生入死,是李先念的老部下,周恩来信任的人。在王效禹“反复旧”运动影响下,一些省市社会秩序出现反复,直接影响生产运输。例如国家重点企业山东923油田,受到严重干扰,根本完不成钻井和采油计划,欠产太多。石油是国家的命脉,原油产量大幅度下降,引起国务院的重视。在对待谭启龙的问题上,王拒绝解放谭,长期拖着不办。周恩来,李先念等人对王效禹极度不满。这是王效禹倒台的另一条主要原因。

1967年下半年开始到1968年,军队成为恢复各级领导机构和社会秩序.生产的唯一力量,军队的稳定成为恢复国家稳定的前提。这时候毛泽东明白,只有依靠军队才能制约各个无法无天的造反组织,任何人不能再搅乱军队了。而王效禹却自以为是,根本不听杨得志和袁升平的。支左标兵67军的军长李水清,1968年1月调任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后,察觉了王的问题,67军与王和造反派拉开了距离,王又倒过头来整67军。对有抵触情绪的68军,他发动当地造反组织进行冲击。潍坊.烟台等地支左的26军,被王效禹的“反复旧”搞的疲于应付,军长赵峰很有意见。济南军区绝大部分领导愤愤不平。在青岛,杨保华依仗着王效禹的势力,攻击北海舰队,武装攻打军事院校,殴打海军战士。王和杨等人造反造上了瘾,四处出击,到处树敌,是在自找难看,自掘坟墓。

王效禹倒霉的导火索是在“九大”上,已陷入四面楚歌的王主任没有一点自知之明,这时候还在那里自我感觉良好。在“九大”小组会上,许世友因为徐州问题质问王效禹,不自量力的王麻子不仅不认帐,还当着大家的面顶撞许司令,强词夺理。本来就一肚子气的许大爷立时火冒三丈,当场揪住王的脖领子指鼻子就骂开了,并要揍他,吓的王麻子再也不敢吱声。面对许和王,毛泽东倾向谁那是一清二楚的。对于王效禹,林彪.周恩来都没有好话。原来支持王效禹的王力.关锋等人早已“请假检讨”去了,老奸巨滑的康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煞有介事般的向他当年的老部下开了火。“九大”一结束,济南军区和济南.青岛的27个人没让返回,就地在北京办学习班,毛泽东作出指示,王效禹的政治丧钟敲响了。1969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发[69]26号文件,开始揭发王效禹的问题。王虽然还挂着山东省革委会主任的职务,实际上已经被拿下,靠边站了,杨得志、袁升平主持山东的工作。1969年11月,山东正式公开批判王效禹。1971年3月30日,中央正式批准撤销王效禹的职务。4月14日他被下放到辽宁盘锦农场监督劳动改造,文革后回到山东,1979年2月被开除党籍。1995年3月2日,在青州因病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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