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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习广  王洪文与上海“六"二九”武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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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习广

     这是1967年6月29日,由上海“联司”派与“工总司”派在上海柴油机厂和市青年宫进行武斗发生的流血事件。

     1967年2月5日,张春桥、姚文元策划的“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并于2月24日更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张春桥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主任”,姚文元为“第一副主任”。以王洪文为司令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在上海工人中势力最大,也因最先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实力最大,王洪文也因此与徐景贤同为“副主任”。

     但因对一派把握大权和权力分配不均的不满,上海的造反组织分裂为两大派。在“夺权”的过程中,先有“赤卫队”与“工总司”抗争,接着又有“二兵团”扯起反叛的旗帜。终于形成“红革会”和“二兵团”联合起来,结成同盟,多次发动起炮打张春桥,抗衡“工总司”的斗争。上柴机厂的“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简称“联司”),逐渐成为该派的工人主力军。

     上海柴油机厂是一个具有几十年历史的全国一流的现代化大工厂,厂内分成“东方红”(“工总司上柴东方红
总部”)和“联司”两大派。

     1966年9月15日,以侯彩琴、尹长根、王家成、刑子华等为首,宣告成立“红色革命指挥部”。不久,该“指挥部”改名为“东方红革命造反总部”,简称“东方红”。

     1966年11月22日,“东方红”加入了“工总司”,成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柴东方红总部”。在“一月夺权风暴”中紧跟“王司令”,成为王洪文器重的的一支劲旅。

    1966年9月22日,以杨仲池为首,宣告成立“串连站”。 1967年初,“串连站”和厂里另外两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简称“联司”。此后,“联司”也加入了“工总司”杨浦区联络站。

     虽说“东方红”和“联司”同属“工总司”,但因争夺对该厂的领导权,而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东方红”紧跟王洪文,“联司”便渐渐与“红革会”、“二兵团”接近,渐渐转变为“工总司”的对立面,成为“红革会”的支持者。

     1967年2月,反张、姚和“工总司”的主要造反组织“红革会”、“二兵团”、“一兵团”、“三兵团”、“工三司”、“炮司”等先后被上海市革委打压而告分崩离析。而“联司”却“坚持斗争”,与上海交通大学“全向东”联合,成为挑战张、姚和“工总司”的主要力量。

     “全向东”把全市支持“联司”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个“支联站”(即“支”持“联”司站)。这些“支联站”又形成了统一的指挥部“支联总站”,其头头以“全向东”之名,实为交大一四0教研室的助教汤福坤,又名汤东生。

    “支联总站”变成了新冒出来的全市性的组织,与“工总司”唱起了对台戏。“全向东”猛烈地抨击王洪文,称“工总司”为“王家铺子”,是“群雄突起、山头繁多、新式的行会”,成为“新型的‘工作组’和新型的反动路线的执行者”;并向张、姚及其把持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领导成员,发起了长期而尖锐的理论攻击,和不惜“文攻武卫”的派性斗争。

     1967年3月23日,经张、姚策划,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派出“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沪三军支左办公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上柴机厂。

     4月24日,军宣队发表“公告”,宣布“工总司上柴东方红总部是坚定的革命左派组织,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要坚决站在‘东方红’一边,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联司’的大方向是错误的。我们希望‘联司’广大革命群众尽快站到毛主席革命路线上来。”

     由此,“联司”一面冲击军宣队“支左办公室”,并迅即组成“赴京控告团”,于4月24日赴北京告状。随即,军宣队逮捕了“联司”中冲砸“支左办公室”的柏某和卢某,关押于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

     5月20日,“联司”组织了二十多辆大卡车,满载上柴厂的“联司”人员,驶向地处福州路的上海市公安局大楼,举行静坐示威,强烈要求释放柏某和卢某。

      静坐示威者高呼“‘联司’必胜!‘东方红’必败”的口号,静坐持续了一天又一天,“联司”派天天在人民广场等地连续举行“誓师大会”、“支联大会”、“声援大会”,广场上演讲、聚会、呼口号,福州路和人民广场,夜夜有成千上万的围观者。

     “全向东”天天活跃在福州路和人民广场。他用富有煽动性的语言,向王洪文进攻:“上柴‘联司’在福州路上的示威是革命行动,是向血腥的白色恐怖开火!”“上海的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

     是为震动全上海的“福州路事件”。

     根据张春桥从北京的来电指示,王洪文着手制订秘密行动计划,以俟时机成熟,对“联司”来个“一锅端”。他还设立了一个秘密据点,专门收集“联司”、“支联总站”的情报,弄清全市各“支联站”的组织情况,拟出黑名单。

     “联司”根据得到的情报,于6月23日,大量印发了题为《警惕!!!一个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阴谋计划!》的传单。

     传单中揭露:“现在还隐藏在专政机构中的一小撮坏人……他们正在酝酿一个更大规模的镇压‘联司’、‘血洗上柴厂’的反革命计划,可能今后半月之内出现血洗上柴。”

    6月26日,“联司”又印发了传单《大规模洗劫上柴厂的计划在行动》和《血洗上柴厂前奏》,更加详细地透露了王洪文的阴谋。传单中具体指出:“市革命委员会政法指挥部在上海青年宫开过秘密会议,决心七月五日以前踏平‘联司’”。

     为此,“联司”决定进行先发制人的反击。6月28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集合部众,杨仲池当众揭露了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大声疾呼:“我们要杀出去,杀向政法指挥部,杀向公安局,杀向社会!”

     6月29日,“联司”在上海柴油机厂和市青年宫,对“工总司”发起进攻。上午10点左右,按预定方案,“支联站”的武斗人员在上柴厂“联司”的接应下,进入该厂。中午12点后,手持武斗工具的“联司”派,对该厂的“工总司”派开始攻击,以清除该厂的“工总司”派。

     据 “工总司”主办的《工人造反报》对“六"二九”事件的描述:“十时左右,‘支联站’的人陆续调入厂里,在‘联司’成员陪同下察看了有关地形;十时半光景,‘联司’成员集结在各分部,有的排成队,在中央大道喊着口令作战前操练;十一时许,在‘联司’头头的指使下,弄了一批杨梅到武装部、武装民兵宿舍楼下叫卖,施展‘调虎离山’计,把一部分武装民兵诱出宿舍。同时,‘联司’成员吴信昌,奉命突然闯入电话总机房,借‘修理’为名,控制了电话总机……中午十二时之后……在一声声刺耳的哨子声中,一批批‘联司’和‘支联站’的成员,在指定的地点集合,穿好厚帆布衣服或棉衣,戴上柳条编制的安全帽,手执铁棍、木棒、弹弓,或者肩扛大铁锤、粗钢钎、水龙带,或者抬着长竹梯,打着红旗反红旗,别有用心地唱着‘下定决心,不怕牺牲’等歌曲,急遽地奔向早就分配好的目标……”

     这场武斗,双方受伤人员达二百多人,伤势较重的有五十多人。上柴厂“工总司”派受到重创。

     当天深夜12时半,“联司”和“支联站”又出动数十辆卡车,满载武斗人员,袭击了位于市中心的青年宫,与占据青年宫的“工总司”发生武斗。他们原想从那里查抄王洪文踏平“联司”的计划,结果查到近百张尚未贴出的攻击“联司”的大字报,便在青年宫门口放火烧毁。青年宫的广播台高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直到清晨五时半,才结束了这桩“青年宫”事件。

     “六"二九”事件为王洪文指挥“工总司”镇压“联司”和“支联站”提供了借口。

        当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发布《通告》,要“制止上柴厂武斗”。次日,《文汇报》、《解放日报》都全文刊登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六"二九通告》。

     继之,“工总司”发表题为《坚决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的文章,称:“我们警告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你们必须悬崖勒马,不要一误再误了,否则是绝路一条。”“本部所属各基层组织,一定要站稳立场,不要偏听偏信,一定要坚决贯彻执行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六"二九’通告……”

     《工人造反报》所发表的社论《谁在为上柴“联司”的行动喝采叫好?》,提出:“上柴‘联司’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的一系列行动,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受到了社会上地富反坏右的支持,更严重的是,他们的行动在国际上受到了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喝采叫好。……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上柴‘联司’的一小撮头头和幕后策划者已经滑到哪里去了。”

     7月1日,王洪文和徐景贤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人民广场举行数十万人的大会,“愤怒声讨‘联司’和‘支联站’”。

     一场针对“联司”和“支联站”的大镇压已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资料来源:上海市“处遗”材料;揭批“四人帮”材料;《血洗“联司”》)

            (余习广)  选自余习广主编:《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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